炫目先賢

第三節

　　放棄科舉創建聚和堂

　　何心隱出生於富貴人家，自幼聰穎好學。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參加郡試，獲第一名，被譽為“天下奇才”。如果要走科舉之路，尋求高官厚祿，對他來說並非難事。但他對奸臣當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政治極為不滿，當他“及聞王心齋先生良知之學，竟芥視子衿，乃慨然曰：‘道在茲矣！’”於是決然放棄科舉，選擇了“以道濟天下”，改革社會，造福黎民的道路。

　　王艮是王陽明的弟子，泰州學派的創始人。泰州學派是王學的幾個學派之一。王艮痛恨社會黑暗，同情百姓疾苦，站在平民的立場提出“聖人以道濟天下”的口號，並以此為己任，終生矢誌不渝。王艮認為：“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為學最難。吾人莫若且做學而後入政”（《王心齋全集》卷二）。王艮“學而後入政”的教育思想，對何心隱影響很大，所以何心隱一直向往要建設一個“老者相與以安，朋友相與以信，少者相與以懷”的人人平等、“相親相愛”的理想社會。他認為，要實現這一目的，一定要從抓教育入手，培養一批學後能入政的人才。根據王艮“即事是學，即事是道”的思想，何心隱認為“聖人以濟天下之道”，關鍵不隻是弘道，而是行道。他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開始回家鄉建聚和堂，進行改革社會實踐活動。他在家鄉宗族間實施其理想教育與自治計劃，創立了一個共同的納稅組織，創辦了一所家族學校，進行培養建設理想社會人才的試驗，持續六年之久，取得了喜人成績。《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說他：“謂《大學》先齊學，乃構萃和堂（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江西《省誌本傳》、永豐《縣誌本傳》均說他“捐千金，創義田，儲公察，以待冠婚喪祭鰥寡孤獨之用”。鄒元標在《梁夫山傳》中更詳細地記載說：“愛諸族眾，捐資千金，建學堂於聚和堂之傍，設率教、率養、輔教、輔養之人，延師禮賢，族之文學以興。計畝收租，會計度友，以輸國賦。凡冠婚喪祭，以適孤獨鰥寡失所者，悉裁之義。”辦學過程中，他不斷總結經驗，寫下了比較集中地反映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辭唐可大饋》、《聚和率教諭族俚語》、《聚和率養諭族俚語》、《聚和老老文》等著作。

　　何心隱在《辭唐可大饋》中，提出了建設“安老懷少”的理想社會構想。他認為，要建設這樣的理想社會，首先必須培養出理想的人物，而理想人物隻有通過學校教育才能造就。但是，當時以“私館”為基本形式的鄉學，根本不能承擔起培養理想人才的任務。為了培養理想社會的建設者，必須創辦一種嶄新的學校。在《聚和率教諭族俚語》中，何心隱指出：“本族鄉學之教，雖世有之，但各聚於私館，棟宇卑隘，五六相聚則寥寥，數十相聚則擾擾，為師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施教，為徒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樂學。故今總聚於祠者，正欲師徒之舒暢也。況聚於上族私館，則子弟唯知有上族之親，聚於中族私館，則子弟唯知有中族之親，聚於下族私館，則子弟唯知有下族之親。私館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總於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他揭示了舊鄉學的兩個基本缺陷：一是聚在私館，房屋狹小，人數少了，使人感到空虛寂寞；人數多了，互相幹擾。這樣的環境，使教師不能精神舒暢地施教，學生不能精神舒暢地從學。這樣，當然不可能培養出理想社會的建設者。二是聚於私館，使學生的眼光局限在房族的狹小範圍內，必然產生種種私心雜念，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建設理想社會的。相反，如果把本族子弟總聚於祠中施教，不僅能克服私館房子狹小帶來的種種弊端，使師生們能以暢舒的心情從事教和學，而且還能使學生在集體生活中，通過父兄的言傳身教，樹立家族集體觀念，養成子弟間相親相愛、禮讓文勖的品德。何心隱又說：總於祠“不惟可以除子弟之私念，凡為父兄者朝夕相顧，子弟亦因以相親相愛。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樂觀子弟禮以相讓，文以相勖，歡如翕如，而相親相愛之念亦皆油然而興矣。故總聚於祠者，又以興長上之親愛也。”他認為：這種教育，既克服了舊鄉學的缺陷，又具有許多舊鄉學所沒有的優點，是培養理想人才所必需的外部條件，也是他倡辦和堅持聚族祠總教的緣由。

　　何心隱在聚和堂管理上，在堂內設率教（校長）一人、率養（總務長）一人、輔教（教員）三人、輔養（總務）三人，下麵又設維教（助教）、維養若幹人，這些人分別掌管行政、教學、生活等問題。

　　何心隱建立了一套嚴格的教學管理製度，由率教、輔教、維教統一貫徹執行。其主要內容：一是建立嚴格的學籍管理製度，規定“或者父母偶感本身失調，審其輕重，處有常條。或者父母逢旬，本身初度，審其誕辰，處有常條。或者叔伯吉凶，外戚慶吊，審其親疏，處有常條。子弟方婚聘者、婚娶者、婚畢者、工商者、僧道者，既聚於祠，不許遭往，審其緩急，處有常條。凡大小筵飲，公私雜會，不許擅赴，審其當否，處有常條”。二是建立嚴格的學業考核製度，規定學生入學“半年之後，試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權宜之處，三年小成，又有通變之處，十年大成，則子弟不論貧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學生入學半年，要小考一次，如成績合格，可以權宜畢業，三年以後，要進行階段性的考試，成績合格者，可予畢業，十年以後，進行一次大考，成績優良者，不管其家境貧富，其冠禮、婚配、衣食等，都由祠內酌情支付。他不僅主張嚴格地考核學生的學業，而且還把學習成績的優劣與物質利益聯係起來，作為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的一種手段。這種做法，不僅在當時是新穎的，現代教育也值得借鑒。三是建立學校與家庭配合的思想教育製度，要求學生家長配合學校教育，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弟，切忌用各種形式幹擾學校的思想教育。何心隱指出：“為父兄者，勿懷淺近之慮，卑小之憂，以誤子弟所學。勿聽無稽之言、無根之謀，以亂師長之教。勿容閑人，私令小者陰報家事雜詞。勿徇婦人，私令婢者潛送果品玩好。勿縱以子弟盛飾，勿快以子弟厚味。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皆欲父兄搏節之。”要求學生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不追求“盛飾”、“厚味”等等。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有家長的密切配合，如不派人送去好吃好玩的物品，不把家事雜詞、無糟之言通報學生等等。家長要在一言一行上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弟，不使放蕩。為了做到這些，家長自己必須有遠大的眼光，不受淺近之慮、卑小之憂的幹擾。何心隱規定的這套嚴格的教學管理製度，對於聚和堂的存在和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套製度至今還有批判繼承的意義。

　　生活管理上，何心隱主張實行“總送饌”、“總宿祠”。他說：“教既總矣，然又各歸各饌，則暑雨初寒，子弟苦於驅馳，父兄心亦不安。故不分遠近貧富，必欲總送饌，所以省驅馳，以安父兄之心也。饌既送矣，然又各歸各宿，則晨出夜入，子弟襲以遊蕩，師長教亦不專，故不分遠近長幼，必欲總宿祠者，所以防遊蕩，以專師長之教也。”在聚族總教後，如果讓學生回到各家各戶去吃飯，學生要東奔西跑很是勞苦，遇到酷暑嚴寒、刮風下雨，更是艱苦，父兄因此亦不能安心。實行總送饌後，如果讓學生分散居住在各家各戶，每天晨出夜歸，學生必然要在途中嬉遊放蕩，教師亦因接觸和了解學生不夠而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因此，不管學生年齡大小、住處遠近，一律總宿於族祠，使他們不能嬉遊放蕩。這樣，家長就安心，教師也能專心地施教。對於貧苦人家，因人單力薄對送饌有困難的，要以孟母寡婦不怕三遷之勞與費，以教育兒子的事例開導他們，讓他們“勿懷淺近之慮，卑小之憂”，把眼光放得遠一些，克服眼前的困難，樂意為孩子送饌。富裕人家溺子弟，舍不得子弟總宿於祠。對此，要以孟母對孤兒孟軻不顧三遷之遠近，隻求兒子能受到良好教育的事例開導他們，使他們打消顧慮，樂意把子弟送到族祠去集體居住。這種“總送饌”、“總宿祠”的生活管理製度，對於保證教學任務的順利完成，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財政來源上，何心隱以“捐資千金”創辦了聚和堂。但要使聚和堂長期存在下去，並求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廣辟財源，解決經費問題。何心隱相信“有人自有財”、“財自得於人之得”，主張通過聚人來聚財。在《辭唐可大饋》中，他指出：“分人以財，不過謂之惠。惟為天下得人，乃可謂之仁。蓋以人則財之本，而有人自有財。得人則財不必分，而財自得於人之得矣。”何心隱自己效法孔子，“以天下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賢為命，而不以田宅為命”（李贄：《何心隱論》）。為了開辦學校培養“群賢”，何心隱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家財，並且要求他的師友也能這樣做。為此，他組織了一種“聚人以聚財”的組織——“會”。當他把朋友、師弟用“會”這種形式組織起來時，就要求入“會”的人向“會”貢獻自己的財物。就這樣，他通過組織“會”而“得人”，又通過“得人”而“聚財”，以此解決聚和堂的經費來源問題。通過“會”聚集的錢財如何處理？何心隱在聚和堂中專設率養負責財務。

　　他在《辭唐可大饋》中說：“將見老者以得人而安，朋友以得人而信，少者以得人而懷，莫非以朋得朋，以友得友為得人。則共乎十數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雖老，而懷少之本自有所由起。以致後乎十數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或少，而安老之本自有所由繼。相繼相起於朋友之得以得人，若可大可得為我朋為我友，共學以安老懷少，則自有祿於學之共，而天下自歸仁，而飽放仁，不必分財以惠人矣。何其仁耶！”可見，通過“會”聚積起來的財物，就用在“安老”、“懷少”、“朋友信”上。所謂“安老”，就是老有所養，所謂“懷少”，就是少有所教，保證年幼一代得到集體的關懷和教育，所謂“朋友信”，就是保證入“會”的人可以從“會”中得到生活上的給養。這裏的“有祿於學之共”，就是使入“會”的老年人、幼年人和中年朋友，都從聚和堂所屬的學堂中得到共同的生活給養。總之，“會”本身的活動經費、“會”眾的生活給養、開辦教育青少年的學校開支、安老懷少的社會福利事業所需要的經費，都從“會”聚積起來的財富中支付。

　　由於有了比較可靠的經濟來源，聚和堂達到了“共學以安老懷少”的目的。還有就是用來交納封建國家的錢糧。何心隱認為“養本於君之所賜”，因為我的田產、我的身軀，都是由於有君統於上才得以相守、相保的。因此，必須“不忘君之所賜”，“常懷報君之心”。報君行動，就是“征糧”。為了收繳一族的錢糧，何心隱在率養下設輔養，輔養下設維養，維養下設每月總管十二人。每人輪管一個月，其下又有二十四個催糧，每人催糧十五天，催糧下又設征糧七十二人，一人值征五天。通過這些人把錢糧收齊後，由率養“呈於官司，俾各由漸而化，同樂於盡分以報君上之賜也”。這樣，由聚和堂代表全族統一向官府交納賦稅，可以節省各家單獨繳納錢糧的雜費與辛勞，這對本族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但由於它堵塞了貪官們借納糧之機進行勒索敲詐的財路，必然得罪於官府及其走卒。

　　入學對象是本縣梁姓大族的成員，但也不絕對地排斥外族子弟。《聚和率教諭族俚語》中指出：“外姓父兄子弟，幸以相禮，本姓決不敢以親疏分厚薄也。”外姓子弟不僅可以入學，而且可與本姓子弟一樣總宿於祠、聚於祠、食於祠，過集體生活，受集體教育，享受平等待遇，過平等生活。

　　由於聚和堂有一套嚴密的組織係統、嚴格的管理製度，加上有比較穩定的經濟來源，所以當時辦得非常出色。江西《省誌本傳》、永豐《縣誌本傳》說聚和堂“數年間，一方幾於三代遺風”。鄒元標在《梁夫山傳》中說聚和堂“彬彬然禮教信義之風，數年之間，幾一方之三代矣”。這些溢美之詞，難免有些誇大，但應肯定：聚和堂的試驗確實是成功的、有意義的。

　　何心隱的聚和堂很像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出現的《烏托邦》、《太陽城》中所描繪的社會藍圖，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構想。列寧說過：“政治上的烏托邦就是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決不能實現的一種願望，是不依靠社會力量，也不依靠階級政治力量的成長和發展的一種願望。”（《列寧全集》第十八卷）

　　以道抗勢忤逆權貴

　　何心隱個性剛直，加之他奉行“良知”、“知行合一”說，不畏權勢，敢於針砭時弊，本縣縣令和朝廷宰相嚴嵩、張居正等都曾對他羅織罪狀，千方百計加害於他，他隻好隱姓埋名，雲遊避難。

　　何心隱的聚和堂一直代表全族統一向官府交納賦稅，這樣既可節省各家單獨交納錢糧的雜費和辛勞，還堵塞了貪官們借征糧之機勒索敲詐百姓的財路，貪官汙吏們對他自然產生切骨之恨。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當聚和堂“行之有成”（《明儒學案》卷三十二）的時候，永豐縣令強迫人民繳納“皇木銀兩”“賦役外之征”，遭到人民的猛烈反抗，役差被殺傷。由於何心隱是民眾中的敢言者，又對縣令“貽書誚之”，縣令把罪名全加在他頭上，以“侵欺皇木銀兩”、“拒捕殺人”的莫須有罪名捕何心隱入獄，判以絞罪。後雖經友人奮力相救而出獄，但六年的實驗教育卻到此結束。嘉靖四十年（1561），“粵寇”（當時對廣東農民起義軍的蔑稱）將抵縣城，縣令及鄉紳商議防守，主張拆毀近城內外民房，唯獨何心隱從民生角度考慮，堅持認為這樣不可，使得縣令非常惱怒。何心隱又上書馮兵備，其中有“未遭賊寇之害，先被禦寇之慘”的話，措辭切直，不怕開罪權勢，終遭削名加罪，甚至要被置於死地。當時憲副馮養白、巡撫何吉陽心知何心隱受到誣陷，於是解除他的重罪，改為充軍貴州。浙江總督胡宗憲深知他有才能，便寫信到黔陽，聘請他參謀軍事，以平息倭患。

　　何心隱十分重視言行一致，認為對一個人不僅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他曾從師於顏山農，後見顏奉行財色，鼓吹財色都是“性”，於是加以阻止，顏不聽，何心隱便和顏山農斷交了。

　　生死度外不忘講學

　　何心隱首交程學顏於南京，後來程遷官至北京，又隨程北往到耿定向家。這時，張居正在國子監任司業，耿與張約他在顯靈宮講學。因何、張二人所講不合，張居正出語侵犯何心隱，說他本是飛鳥，但飛不起。何心隱也反唇相譏，說張在太學，應當懂得太學之道。事後，何心隱對耿定向說：“嚴嵩想滅道學，徐階想興道學，這兩人都不能夠。能夠滅或能夠興的是張居正。這人將來要做宰相，他心狠手毒，定要把我殺死。”耿當即笑著回答：“我看這人腰不健，未必能做到宰相，又怎麽能任意殺人呢？”何心隱隻笑而不答。

　　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宣傳自己的理想，何心隱走遍大半個中國，北京、南京、杭州、重慶、廬山，還有福建的莆田，安徽的寧國、祁門，湖北的孝感、黃安等地都留下了他講學的身影。一般一地講學一年左右，有的地方待的時間長一點，在重慶講學則達三年之久。在講學中，他不僅推崇陽明學說，而且積極主張繼承孔孟之道。為此，他專門在北京建了一個複孔堂，在黃安建了一個求仁會館。

　　為了提高自己的學問，何心隱在國內遍訪賢達，廣交朋友，結識了不少名流學者。孝感程氏兄弟（程學顏，時任太仆寺丞。程學博，時任重慶知府），麻城耿氏兄弟（耿定向，時任禦史、福建巡撫。耿定力，時任兵部侍郎）與何心隱都是生死之交。布政使參政羅汝芳、刑部侍郎錢同文，由於欣賞他的才華，在嚴嵩禍起時都曾設法救助他。還有漳州教授朱惕、梧州僉事夏道南等，都與何心隱相交很深，常共同講學。

　　此後二十年間，何心隱“蹤跡不常，所遊半天下”（《明儒學案》卷三十二），為爭取自由講學而鬥爭。在這個過程中，他根據王陽明隨處講學和王艮“即事是學，即事是道”的思想（《王心齋全集》卷二），隨處隨事講學。這樣，他的教育實踐活動進入了第二階段：由原來在郡邑聚族講學、搞教育改革轉變為在東西南北亡命途中流動講學。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心隱隨程學顏北上進京，先辭穀門會館，後在複孔堂開課講學，“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明儒學案》卷三十二）。後因與蘭道行共謀計除奸相嚴嵩，事泄遭嚴黨仇，遂改名為何心隱，踉蹌南逃。先由弟子錢懷蘇隨從入閩，在興化、莆田“朝夕講所學”，曆時三年，從者甚眾。後又至寧國、南京、孝感等地聚徒講學。繼而又去重慶，“朝文講學三年”。這“五六年間，足跡半天下，皆惟道是謀”。此後，又去福建、杭州、孝感、通州講學，後又到黃安求仁會館講學一年。在這12年中，何心隱漫遊大半個中國：北至北京，南及入閩，東至東海，西至重慶，到處“朝夕講學”、“惟道是謀”，“以朋得朋，以友得友”，鴻合同誌，聚徒講學，企圖“聚英才以育之，將使英才布滿天下，以待上用”，為建設理想社會培養和貯備人才。對此，陳士業在《答張謫宿書》中記載說：何心隱“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駔儈、傭夫廝養以至椎剽掘塚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離開北京後，何心隱先後到福建莆田，安徽寧國、祁門，湖廣孝感、黃安，江西廬山等地會友講學。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原任維揚兵備的程學博遷任重慶知府，請何心隱同往。此時正遇四川白蓮教起義，為鎮壓白蓮教，何心隱助了程學博一臂之力。嗣後，在重慶講學3年。

　　隆慶三年（1569）冬，錢同文去世，何心隱便去吊喪，轉往杭州，與講學舊友夏道南相會。隆慶六年，去道州會周良相。回到孝感之後，又往黃安會耿定向，與之朝夕相處，講學一年。耿定向說：“張居正果然當上宰相了，你早年的話得到應驗，所說狠毒一事，恐怕不會發生吧。”何即回答說：“逐漸才會應驗，逐漸才會發生。”

　　何心隱的各項活動，引起了統治者的極大恐懼。楚撫臣王之垣在《曆仕錄》中說，何心隱“脫逃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以聚徒講學為名，擾害地方，中間不法情罪甚多”。沈德符在《妖人遁逸》中說：“何心隱者，以講學自名，鴻聚徒眾，譏切時政。”王世貞在《嘉隆江湖大俠》中更大叫何心隱等“失誌不逞之徒相與鼓吹羽翼，聚散閃倏，幾令人有黃巾、五鬥之憂”。

　　隆慶六年（1572），穆宗死，神宗朱翊鈞即位，張居正任宰相，深感“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張文忠公全集》書牘九），遂即下令：“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違者“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奏書四），並幾次明令緝拿何心隱。萬曆四年（1576年），何心隱在孝感集友講學。湖廣巡撫王之垣以妖逆罪誣何心隱，大肆緝捕他。何心隱逃到江蘇泰州避難，自忖當時形勢，不如回鄉葬父母，然後拚著性命上朝廷申辯。回家後僅三個月，墓剛剛修好，捕役已緊隨其後，隻得脫身又逃。萬曆六年（1578）二月二十四日，避難到祁門，吊胡時和喪。胡是何的門生，難中隨侍幾千裏，竟先於何死難。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再次詔毀天下書院，明神宗朱翊鈞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下詔：“命毀天下書院，不許聚集遊食，擾害地方”（《明實錄》），終於以暴力手段來嚴禁講學了。對此，何心隱撰寫了戰鬥檄文《原學原講》，針鋒相對地強調：“必學必講”，“必不容不學不講”。何心隱認為孔孟之學隻有通過講學才能流傳，他說：“不有所講，則不有所誨，而不有所傳矣”。由於他針鋒相對地反對宰相和皇帝搗毀書院、禁止講學的暴行，於萬曆七年（1579）三月在祁門以“盜犯”、“逆犯”、“妖犯”、“奸犯”等罪名，在祁門被南安把總朱心學捕獲，解經江西、轉往湖廣。何心隱沿途上書申辯，其中，以《上祁門姚大尹書》及《上江西撫、按院書》尤為痛切。在由祁門至武昌的輾轉解發途中，他以上書形式繼續為爭取講學權利而頑強鬥爭。在上書中，他“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閑日子”（李贄：《與焦漪園太史》，《續焚書》卷一）。在獄中，何心隱繼續為爭取講學權利而進行了寧死不屈的鬥爭，最後被杖殺在獄中，為神聖教育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何心隱死後，“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鹹指其誣，至有噓乎叱吒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裏，其不識公之麵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裏皆然也”（李贄：《何心隱論》）。為什麽三千餘裏，千百萬素不相識的人會對何心隱如此深切同情呢？這是因為何心隱通過長期講學傳道，“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蓋複矣”（同上）。這正是何心隱一生講學傳道的成功之處。

　　何心隱始而捐千金辦學，繼而置身家兒女、世情俗態於度外堅持講學，最後為爭取講學權利而獻身。誠如程學博所言：“梁夫山先生以講學被毒死……先生之死也以講學……平生精力自少壯以及老死，自家居以至四方，無一日不在講學，無一事不在講學，自講學而外，舉凡世之所謂身家兒女、一切世情俗態，曾無纖毫微眇足以罣先生之口而入先生之心。”他把整個身心以至生命獻給了教育事業，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罕見的。

　　政治腐敗，雖有不少好友、官員救助，他自己也上書申辯，但終未逃脫被迫害的厄運，在輾轉避捕的過程中，仍然“無一日不在講學，無一事不在講學”。何心隱於1579年三月在安徽祁門被捕，七月十七日被施杖刑而死，終年63歲。數年之後，友人程學博、耿定向和門人胡時中（時和兄）等收他的骸骨，遵照他的遺願，葬於孝感，與程學顏合墓。

　　何心隱著作頗豐，流傳於世的有《原學原講》《四書究正注釋》《重慶會稿》《聚和堂日新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