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賢

第一節

　　天文學家曾民瞻

　　890多年前一個寒冬的夜晚，一場大雪剛剛停止，天空繁星又在閃爍，江西永豐山村裏有一位少年，正為積雪封堵而無法觀察天象焦急不安。突然間，他搬來一把梯子靠在牆上，然後一步一步爬上梯子，伸手掀開幾塊屋麵瓦片探出頭去觀望天空星星的運行情況，一看就是幾個時辰，凜冽的寒風把他的耳朵都凍麻木了，但他一點感覺都沒有，隻是一心望著天空，兩眼放出喜悅的光芒。這個少年，就是後來成為北宋天文學家的曾民瞻。

　　曾民瞻，字南仲，江西永豐睦陂（今永豐縣坑田鄉）人，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祖父曾朝陽，北宋慶曆二年（1042）進士，叔祖父曾匪，慶曆六年（1046）進士，當時號稱“二曾”。堂兄曾元忠，北宋大觀三年（1109）進士，愛好天文、曆法，撰有《天文圖》《春秋曆法》和《古今年表》等著作。曾民瞻自幼聰明好學，受堂兄的影響，對天文產生濃厚的興趣，閱讀了大量的天文著作，還經常根據史書記載仿製一些天文儀器。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他發現有些天文書中的記載不很正確，計時儀器常常出現誤差，於是他決心加以改進。

　　北宋宣和三年（1121），曾民瞻考中進士，被朝廷任命為南昌縣尉，管理南昌的治安工作。上任不久，他就發現當時南昌府衙裏計時的晷漏不準確，於是主動向上級要求，讓他用自己研究的成果加以改進。在曾民瞻和一些工匠們的共同努力下，終於製成了一個更為精密的計時器——銅漏水壺。據記載，銅漏水壺的構造：先用銅鑄一個銅壺，壺中放一個長方形木牌，叫作“箭”。在箭上刻有子醜寅卯等十二時辰名稱，每一時辰又分成許多“刻”和“點”等計時單位。在箭的兩邊安裝兩個小木偶，左邊的木偶手執木槌負責敲打木板，右邊的木偶手拿木槌負責敲打小銅鍾。在銅壺的後上方依次放置四個銅盆，盆的下部都裝有銅質小龍頭，以供漏水之用。使用時，先在銅盆裏裝滿水，水通過龍嘴慢慢流入銅壺裏，隨著銅壺裏的水位上升，木質的“箭”就漸漸浮上來，根據箭上刻的時辰名稱，當時是某時某刻。每經過一刻時間，左邊的木偶就打一下木板，右邊的木偶就敲一下銅鍾。到了晚上，每經過一點，左邊的木偶又打一下木板，每經過一更，右邊的木偶也敲一下銅鍾，就和現在的時鍾報時一樣，其實它算是現代鍾表的嫡係祖先。

　　後來，曾民瞻又在銅漏壺上增添了兩個附件：一是用木板製成的圓盤，上麵刻有一圈時辰名稱，中心立一小柱，晴天時可以根據太陽影子移動的位置來判斷時間，和銅漏壺互相印證，使之更為準確。另一件是木製的天球，上麵刻滿星象，利用水力的推動帶動齒輪，使天球不停地旋轉，當漏壺上的木箭指到某個時辰，天球上星象行到某一位置，正好和天上行星的實際位置一樣。這件儀器製作精密，運行準確，並很快得到推廣。曾民瞻還將他研究的心得和工匠們的經驗總結起來，寫成《晷漏》一書，印行於世，被譽為“得古人所未至”的科學著作。

　　為了製造新晷漏，曾民瞻根據當地的經緯，觀察天空的星象，測量四季的日影，注意朔望的月形，研究天體變化的規律，精確計算貯水器皿的容積，漏水孔通的大小。在掌握了時空的準確數據後，又用銅、鐵、木材等材料，製成銅壺、銅盆、銅斛、銅虯、銅鉦和木箭、木偶等部件，配上機關，塗上釉彩，組裝成一台新的晷漏。這種晷漏不但計時準確、外形美觀，而且還可視聽信號，應用方便。就當時來說，科技和工藝水平大大超過了前人，達到了領先世界的新高度。

　　晷漏已失傳，但曾民瞻創新的晷漏製造方法，在《南宋書》、《永豐縣誌》和《吉安府誌》中均有記載：“範金為壺，刻木為箭，後置兩盆兩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於注水，則為銅虯張口吐之；箭之高為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晨，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晨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為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晷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象。”

　　晷漏雖不是曾民瞻的發明，但他對計時儀器的改進，使它更為精密，對天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抗元英雄羅開禮

　　文天祥的一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成了千古絕唱，而永豐抗元英雄羅開禮也以一首絕句“此身斷不望生還，留得芳名在世間；大地盡為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陽山”流傳至今！

　　羅開禮（1198—1277），字正甫，號水心，瑤田鎮水心村人。

　　據傳羅開禮長得麵清目秀且博學多才，曾任袁州儒學教授和武岡軍教授、永豐知縣兼招撫使。晚年響應文天祥號召，起兵抗元，以身殉國。

　　羅開禮青壯年時期，朝廷腐敗，奸權當道，由此，他無意做官。1255年，社會動亂，他便在水心村東2裏許，挖池築島，建房島上，聊以閑居，並取號“水心”。後人將這個遺址叫“河圍寺”。

　　鹹淳七年（1271），羅開禮中進士，被任為袁州儒學教授，但他未去上任。接著，改授武岡軍教授。

　　鹹淳年間，蒙古軍正步步向南宋進逼，半壁江山烽火連天，南宋王朝危在旦夕。江西吉安人士文天祥因主戰而被罷黜，隱居廬陵文山，但卻無時不牽掛著國家安危。鹹淳八年秋，文天祥為了激勵各地豪傑共赴國難，來到永豐境內，在水心村河圍寺與羅開禮相會，羅開禮設宴款待。宴席上，羅開禮與文天祥相見如故，肝膽相照，談論國事，停杯流淚。

　　在文天祥的感召下，各地紛紛組織力量抗擊元軍，收複河山。景炎元年（1276），文天祥任右丞相，在南劍州組織抗元武裝，並號召天下義士起兵勤王。羅開禮積極響應，捐出全部家財募養義兵，在河圍寺疏池築城，以利固守，並在河圍寺前石子坪練兵，後親領義兵，收複永豐縣城，隨即任永豐知縣兼招撫使。

　　景炎二年七月，文天祥派遣鄒渢率領吉州、贛州各縣數萬義軍來到永豐，與羅開禮一齊鎮守境內，訓練部隊，養精蓄銳。後奉旨出師攻剿吉贛，在吉州、贛州、南安、南雄等地大敗元軍。這時，臨川、洪州起兵響應，寧都、於都指日可取，義軍軍威大振。

　　八月，元朝調元帥李恒率領騎兵5萬直插興國，另一支元軍攻打永豐，文天祥兵敗空坑；鄒渢、羅開禮率部奮戰，也敗。羅開禮隱在岩洞中被李恒俘虜，解到吉州，關進監獄。

　　羅開禮在獄中堅貞不屈，嚴詞拒降，大罵元軍：“我為大宋義士，雖鍋湯刀鋸，亦何懼焉！”並在監獄過壁上題詞：“此身斷不望生還，留得芳名在世間；大地盡為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陽山。”絕食8天，卒於獄中，終年80歲。

　　文天祥聞羅開禮死，悲痛欲絕，作《祭招撫使羅水心先生文》，哭祭曰：“江西義士勤王者眾，未有如公之勁氣詆胡奮起死節，捐軀就義。若風霆日星，忠烈偉哉！”

　　一身正氣的劉鶚

　　元代劉鶚為官不畏權貴，在京城大家都稱讚他“兩袖清風，一身正氣”。

　　劉鶚（1290—1364），字楚奇，江西永豐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出生在永豐縣坑田鎮。

　　劉鶚從小天資聰穎，敏悟過人，立誌學業，發奮讀書。十幾歲就四處拜師求學，開始學習聲律，準備應試舉子，但因多次應試未中（元代科舉不興，許多文士隻能通過遊曆元大都謀求官位。元大都，在士子眼中儼然天堂之門）。從此，劉鶚放棄科舉，開始自學。20歲時，北走燕趙，南遊湖湘，廣覽名山大川，采訪風俗民情，大開視野，增長見識，誌存高遠，信心百倍。此時，他收到95歲高齡祖父的來信，信中說：“不知孫去身何地，深慮舟航浪拍天。”這樸實的話語，既飽含著祖父深深的思念，也蘊藉著長輩無窮的牽掛。劉鶚想到年事已高的祖父、父親的確需要人照料時，淚如泉湧，立即停止遊曆學習，趕緊回家侍奉親人。

　　遊曆期間，劉鶚的文學才華和辦事能力都得到大家的認同，他也結識了不少文人官宦。皇慶元年（1312），得到翰林學士曾德裕、名臣文學家程钜夫等人的推薦，初任揚州儒學錄。泰定二年（1325），被征召掌教河南、東坡、安陽三書院。泰定四年（1327）任期滿，回到老家。在居室的西麵修建三間房屋，作為退息修養之所，內置經史百家各類書籍數以萬計，又題匾額為“浮雲道院”；並開辟占地五畝的後花園，栽種桑柘茶橘及各類名貴花木成百上千。天曆二年（1329），升任泰州儒學教授。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提拔為將士郎、京畿漕運司照磨。

　　京畿漕運司照磨雖為從八品的官，卻是一個很實惠的位置，每年京畿漕運司的收支高達300萬銀兩。此前的很多任官員都在這個位置上摔了跟頭。劉鶚一上任，整肅綱紀，建章立製，從源頭和製度上杜絕貪汙腐敗現象發生。他鐵麵無私，身先垂範，嚴格要求下屬：不得貪贓枉法，胡作非為，若有發現，嚴懲不貸。有一天，中書丞相桑哥的一位親戚找到劉鶚，要求辦京都到天津衛的水上運輸線。大禮包中夾放了十根金條，劉鶚見狀大怒。俗話說：官不打送禮者。可劉鶚偏偏將這個送禮人打得狼狽不堪地逃了出去。當時，元朝統治者日益腐敗，整個封建集團貪汙受賄成風，上自貴族顯官阿合馬、桑哥到鐵木迭兒、伯顏等，下至一般官吏。伸手要錢，名目繁多，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撇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拘追曰“打發錢”，訴訟曰“公事錢”，如此等等，五花八門。然而，在金錢濁流大肆泛濫時，劉鶚不被濁流裹挾，不為私利所動，潔身自愛，難能可貴。更可貴的是他不畏權貴，肅貪反貪。就在拒禮後不久，桑哥的親戚見劉鶚軟的不吃，就來硬的，拿著桑哥的手令，強行霸占水運線。劉鶚得知後，親自帶領部下，冒著生命危險奪回了水運線，並將桑哥的親戚繩之以法。事後，有人問劉鶚：“你不怕桑哥報複嗎？”劉鶚嚴肅地說：“俗話說得好，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劉鶚不貪不占又怕誰呢？”不久，有人告發桑哥貪贓枉法，抄家時抄出大量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品，桑哥落得遺臭萬年的下場，而劉鶚不貪不占的高貴品質很快傳遍整個京城，大家稱讚他“兩袖清風，一身正氣”。

　　至正元年（1341），劉鶚改任從仕郎、湖廣儒學提舉。他上任後，就發現整個湖廣的儒學處於半癱瘓狀態，學堂的田租穀子總收不上來。一查原來學堂的田地大都被當地有權有勢者侵吞，有的霸占達30年之久。前幾任提舉都怕觸犯地頭蛇的利益，對自己的烏紗帽有威脅，不敢向上舉報。劉鶚得知原委後，一方麵親自到各書院了解情況，摸清底細；一方麵積極向行省匯報，要求行省高級官員出麵調處，追繳田租懲治貪官汙吏。最終經過劉鶚多方努力，把整個湖廣學堂所有的田租全部收歸儒學所有，使湖廣儒學得以正常運轉。任職期未滿，劉鶚又調升秘書監郎，常與虞集、揭傒斯、歐陽元、許有壬等同僚結為文友，往來唱和。至正年間，官至廣東副使的劉鶚，在與朋友們的一次聚會宴席上寫下一首《快閣》詩：

　　一登快閣情何極，太史騎鯨已上天。

　　煙樹溟蒙秋可畫，江山空闊客如仙。

　　半生不識東南路，浪跡深慚下上船。

　　四海故人今聚會，忽驚歌舞落尊前。

　　劉鶚詠吟泰和快閣，緬懷先賢黃庭堅，感慨自身浪跡四海的遊宦生涯。

　　至正四年（1344），劉鶚轉承事郎、海門縣尹。至正六年（1346），遷承直郎南雄路經略，政績卓著。至正十年（1350），升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任內回鄉奔喪而辭官，改浮雲道院為浮雲書院，閉門不出，讀書著述。至正十二年（1352），紅巾軍興起，北方、南方的許多州郡很快被起義軍占領；六月，朝廷遴選守令，劉鶚超試授江州路總管。至正十六年（1356）改授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授中順大夫，升廣東肅政廉訪副使。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劉鶚奉命鎮守韶州（今韶關）。至正二十年（1360）九月，升中憲大夫、廣東閫帥。至正二十二年（1362），拜嘉議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政。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韶州少數民族起義，劉鶚在韶關分兵抵抗。此時江西方麵數萬起義軍乘隙突至，強攻韶關城。劉鶚與幼子運禦戰月餘，其子斃命，劉鶚被俘，押解到贛州，囚禁在慈雲寺，劉鶚六天不食而死。

　　劉鶚以儒術揚名中外，揭傒斯評論他說：“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阮之間。”吳澄評論他的詩說：“五言七言古體，五言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劉鶚著有《唯實集》8卷，外集2卷，載入《四庫全書》行於世。

　　兵部尚書聶豹

　　有功傳千年！至今人們說到永豐的先賢名臣，都會說宋有歐陽修，明有聶尚書（聶豹）。果真名不虛傳，在21世紀初出版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聶豹不僅作為明朝的知名兵部尚書聞名於世，還作為中國古代的廉吏、思想家和理學家載入叢書。

　　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明永豐雙溪（今佐龍鄉聶家村）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曆官鬆江府華亭縣（今上海鬆江縣）知縣、福建巡撫、蘇州知府、山西平陽知府、陝西按察副使、兵部侍郎、兵部尚書等。隆慶元年（1567）詔贈少保，諡曰貞襄。在他38年的政治生涯中，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政績顯赫，又以豐富的閱曆和對民間疾苦的了解，促進他對教育的重視和對理學的研究傳播。

　　聶豹出生在貧窮的農村，深知百姓的疾苦，在華亭任知縣時，他以身作則，立法行政，禁止官吏侵占公產，嚴禁豪強盤剝百姓、拖欠賦稅，對那些頂風作案、對抗法律的，一律從重從嚴懲治。不到一年時間，查出吏胥私吞應蠲免的稅銀18000餘兩、大米5600萬石，並把這批財物用來抵民間積欠，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境內一派清平景象。同時，他重視農業，興修水利，疏浚塘港三萬餘丈，修複廢塘12000餘丈，使百姓不為缺水所苦，逃亡來歸的農戶達3223戶，政聲遠揚。他在任監察禦史時，多次上疏，既指斥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彈劾兵部尚書金獻民、侍郎鄭嶽接受邊將賄賂。金、鄭終被罷去。還檢舉禮部尚書席某為其弟請留翰林院。對這些達官顯貴敢於抨擊，聲振一時。

　　嘉靖年間，山西北部屢被俺答（北方少數民族）侵犯，百姓不得安寧。嘉靖二十年（1541），聶豹任平陽知府，號召富戶捐款，準許在押疑犯出銀贖身，一時籌得餉銀21000餘兩，用以加固郭家溝、冷泉、靈石等隘口。又募鄉勇6000人，加緊訓練，嚴密守防。不久，俺答來犯郭家溝，守軍開關迎敵，斬除兩個前來試探的，為首的咋舌失計，率眾逃跑，從而有力地抵禦了外族的入侵，使邊關得到安寧。明世宗聽到此事，非常震驚地問：“平陽守為何這樣能幹？”

　　嘉靖二十二年（1543），聶豹升遷陝西按察副使，有人誣陷他在守平陽時貪汙。當時的宰相陳言，不調查了解，偏聽偏信，將聶豹逮捕入獄。被捕時，聶豹從容地出見差使，換上囚服慷慨就道。屋內大聲悲哭，他像沒有聽到，門人父老相送，無不潸然淚下，他卻神色不動，隻是拱手作別。友人送至江邊，他如同平日，與他們探討學問，人們大為敬服。不久，陳言也因案入獄，聶豹在獄中見到他時，不僅毫無怨言，還心平氣和地同他研究理學，在獄中寫完了《困辨錄》《幽居答述》等著作。陳言後來愧疚地對人說：“我愧見聶雙江。”這足見聶豹心胸有何等大度。次年，冤案終於大白，卻仍落職回到永豐。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侵犯京城，世宗頗想得到良才。吏部尚書徐階推薦聶豹，言其才可大用。世宗準奏，立即拜封聶豹為右僉都禦史，巡撫順天。未到職，途中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任職不久，轉兵部左侍郎。當時威寧侯仇鸞恃寵驕橫，謀劃撤除宣（府）、大（同）守兵，防衛京城，意在削弱宣、大，以接納敵人。聶豹上疏，條陳“四慮”，認為應該“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仇鸞痛恨他，伺機陷害，但沒有成功。

　　嘉靖三十一年（1552），聶豹升任兵部尚書。奏請修邊城，建關隘，慎選將士，預備當糧，分屯重兵，控製要害。尤能嚴禁請托，遵循法規，一時聲望赫然，為明朝的國防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累進太子太保。

　　嘉靖三十四年（1555），聶豹因反對趙文華請視師祭海神和朱隆禧差田賦開市舶，違反了皇帝旨意，受到降俸二級處分。隨後，疏請退休南歸。

　　聶豹素喜崇尚節義，頌揚先輩。明代，歐陽修家鄉祖塋已無子孫祀守，聶豹巡按江南期間，見安徽潁州有歐公裔孫，而家鄉獨缺，便請得歐陽修第三子歐陽棐的第十六世孫歐陽雲，奉歐陽修遺像馳歸永豐沙溪；並與知縣謀劃，由縣人捐資，為之買田娶妻，更立歐陽修專祠，世代守墓奉祀。

　　聶豹所到之處，異常重視興學，培養人才。在華亭任內，盡收地方精英於門下，後來成為宰相的徐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任職福建時，聶豹建立養正書院，薈萃八閩秀士加以培育。守蘇州期間，“首興學校，日萃名士於學道書院，相與切磋”。南歸在家，常赴青原等書院講學。曾與鄒守益、錢德洪講學於本縣城西崇元觀。縣人宋儀望追隨聶豹近三十年，成為聶豹的高足弟子。

　　聶豹推崇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屢有書信來往，相與辯難，自稱弟子。常與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錢德洪、王畿等辨究陽明學說。其議論互有發明，亦頗有異同。聶豹認為“良知”不是現成的，要通過“動靜無心，內外兩忘”的涵養功夫才能達到，傾向宋儒的“主靜”說。他致書歐陽德說：“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製，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先師雲：‘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使自然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豈非錄中要語哉！”

　　聶豹身長玉立，神思靜遠、超特不群，有飄然物外之氣。聶豹著有《致知議略》、《良知辨》、《幽居答述》、《困辨錄》、《大學臆說》與《雙江文集》等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