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賢

第四節

　　歐陽修首創“詩話”文學評論方式

　　歐陽修退休後，饒有興趣地寫下了二十八條品評詩歌、“以資閑談”的隨筆，命名為《詩話》。這種三言兩語聊天式的談詩說藝形式，言簡意賅，生動活潑，後人紛紛仿效。司馬光著有《續詩話》，他說：“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此後，劉攽的《中山詩話》、陳師道的《後山詩話》、葉夢得的《石林詩話》等相繼問世，眾多詩話作品如雨後春筍，蔚為一時之盛。作為首創者，歐陽修對宋代及後世《詩話》的繁榮與發展，無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人在他的這一著作前寇以“六一”二字，稱為《六一詩話》。這部詩話雖然篇幅不長，卻議及數十位作家，對詩歌的構想創意、境界風格、語言錘煉、詞義考釋乃至聲韻對偶等等，都發表了頗為獨到的見解，還記載了不少詩壇的趣聞逸事，成為曆代詩話的開山之作，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獨樹一幟。其後幾百年卷帙浩繁的詩話、詞話都是沿用歐陽修所開創的評論方式創作出來的。

　　匠心獨運

　　歐陽修除了在散文、詩、詞、評、賦上風神絕世外，在史學、經學、金石學、目錄學、譜牒學等諸領域也匠心獨運，取得了人所不及的成就。

　　史學

　　在中國史學上，歐陽修是一位成就突出而又風格獨特的史學家。以成就而言，在二十四史中，他占有兩史，即他與宋祁主持編修的《新唐書》和他獨撰的《新五代史》。而且，自唐以後，正史都是官修，《新五代史》是唯一私家撰述的史書，所以說他是繼司馬遷之後當之無愧的又一位史學大師。《新五代史》總結晚唐五代的曆史教訓，立誌改革北宋弊政，借史學整飭人倫道德，挽救頹敗世風。在中國古代“正史”中，另樹一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一是“反天命、重人事”，不相信天地鬼神，一切在於人為；二是“垂勸誡，示久遠”，總結曆史教訓，給朝廷提供統治的經驗和曆史鑒誡，給士大夫們樹立做人的楷模；三是仿春秋義例，重道德標準，體例上仿效《史記》，有意識地學習司馬遷的文章格調，首創《儀衛誌》《選舉誌》《兵誌》，獨創《考》、《序》等體例；四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雖仿春秋義例，但寓褒貶於治亂興衰的敘述中，對每個朝代、政權和人物都能進行曆史的、全麵的分析，尊重事實。

　　經學

　　歐陽修是疑經惑傳的開創者，是北宋經學思想嬗變過程中的倡導者和領導者。西漢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了儒家經學的極盛時代。東漢以後，盛行讖緯之學，儒學受到衝擊。西晉到隋唐，儒學日趨衰弱，佛老漸次崛起，與儒家分庭抗禮，形成鼎足局麵。宋初的儒生恪守唐代官定的注疏標準，沒誰敢越雷池半步，經學研究死氣沉沉。到了北宋中期，隨著政治改革呼聲的高漲，“慶曆新政”的一度實施，學壇已經興起一股“疑經惑傳”的思潮。歐陽修就是“疑經惑傳”風氣的開創者。他以質疑的眼光審視所有的儒家經典，大膽地批評被選定為儒家標準解詁的《九經正義》，使經學開始擺脫了名物訓詁，並向義理闡發方麵轉變。他又以深厚寬廣的學問根底、無所畏懼的學術勇氣和實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在對《易》、《詩》、《春秋》等儒家經典研究中，發前人所未發，究前人所未究。《易經》研究，他主要質疑《十翼》當中的《係辭》、《文言》、《說卦》等不是孔子的作品，著《易童子問》三卷，以童子問學的形式，提出三十七個問題，逐題作出解答；《詩經》研究，他打破毛、鄭獨尊格局，著《詩本義》（又稱《毛詩本義》）十六卷，共一百零九篇，各篇先作“論”，論證毛《傳》、鄭《箋》得失，然後按自己的見解作出結論，稱之為本義，提出《周禮》非周公所作等等。他開創的這條舍傳求經、去偽存真的究學思路，使儒者大膽地走出經典，去尋求更深奧的儒學義理，使北宋疑經惑傳風氣形成，推動了經學思想的更新，為儒學獨尊地位的光複，為宋明理學的登台，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礎。紀昀在《四庫全書》的總目毛詩本義提要中說：“自唐定五經正義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僅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歐陽）修。”皮錫瑞經學一書敘述宋代詩經學時說：“自漢以後，說詩者皆宗毛鄭，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軾說：“歐陽修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

　　金石學

　　金石學就是今天的考古學。歐陽修是著名金石學家，家藏金石遺文一千卷，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以來的碑帖銘文拓片，始集於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完成於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前後費時十八個年頭，並寫出了一部考古學著作《集古錄》，共十卷，有四百二十篇跋語，並有部分描摹的原文。

　　《集古錄序》是歐陽修為《集古錄》寫的一篇總序。它記敘作者對文物碑拓的愛好，肯定金石文學的價值，回顧《集古錄》成書的經過，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研究金石學的專著。文章開頭提出收藏古物必須具備興趣愛好和承受能力兩個方麵的前提條件，二者缺一不可。作者分別以象犀珠寶與金石文物作例證，闡釋上述觀點。他指出象牙、犀角、虎豹皮革和金玉珠璣等貴重之物，雖然是在邊疆地區、深山大海，采集十分困難、艱險，但它們常被世人統統收集占有，從正麵印證了作者“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的觀點。接著指出，商湯時的銘盤，孔子先世的銅鼎，岐山的石鼓，泰山、鄒嶧、會稽的石刻，與漢魏以來傑出帝王、名士的銘記碑文等等，都是夏、商、周以來的碑刻文物，是怪奇偉麗、精工巧妙的可愛物品。它們近在世人身邊，收集也無危險，卻被埋沒損毀於風霜兵火之下，散棄於山崖、廢墟、草叢之中，不曾被人們收集，這是由於世上愛好這些物品的人少，即使有愛好者，又因能力不夠，隻能得到其中的一兩件，不能使它們全部聚集起來。這又一次對作者的觀點作了印證。從正反兩方麵證明，收集物品需要愛好和能力，作者正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才從事《集古錄》的編輯工作。作者為了闡明自己的誌趣愛好，首先對物品收集的兩個前提條件加以比較，認為能力不如愛好，愛好不如專一。接著闡述自己的誌趣愛好與眾不同，認為自己生性愚笨好古，凡世人所貪圖的東西，自己都不感興趣，所以能夠專心一意地愛好金石文物，愛好到了極點，即使能力不夠，也能得到它，從而編成《集古錄》專集。接著介紹《集古錄》的編輯情況：從時代上講，上至周穆王，下經秦、漢、隋、唐五代；從地域上講，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川、懸崖深穀、荒林古墓，包括傳說中的神仙鬼怪用品，以及曆來奇特的物件，無所不有；從編輯方法上講，作者認為傳抄容易失真，便將文物拓本製作成卷軸收藏。作者考慮到東西收集多了容易散失，便選擇其中重要的編成目錄，並與史傳同時記載，以證史補史、擴大見聞。文章圍繞愛好和能力反複論述，環環相扣，論點明確，結構嚴謹，邏輯嚴密。清林雲銘評述此文：“把一個‘好’字、一個‘聚’字，繚繞盤旋到底，如走盤之珠，圓轉不窮。”（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七）高步瀛評述此文說：“永叔之文，多以風神姿媚勝，往往不能蒼古，而跋尾時有蒼古之氣，蓋得心應手，不求工而益工矣。”（高步瀛《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歐陽修收藏金石遺文與前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前代人雖然也收藏金石遺文，但其主要目的是供人欣賞把玩，而歐陽修收藏的主要目的在於研究。他撰寫的《集古錄》一書，收錄自己審定考釋周秦至五代金石刻辭文字的跋尾評論四百多篇，其內容多涉及史事、書法和文章藝術。歐陽修之後，湧現出洪適《隸釋》、曾宏父《石刻補敘》、呂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錄》等一大批金石研究專著，至鄭樵《通誌·金石略》問世，金石學終於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門專門之學。從這個意義上說，歐陽修不愧為金石學（即考古學）的開山鼻祖。

　　目錄學

　　歐陽修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官修總書目《崇文總目》的主要編輯者。他很重視成書史料的收集，並致力於目錄學的研究，先後於景祐和康定年間，兩次參加《崇文總目》的編修工作，曆時三年多。剛參加編纂時，年方二十八歲，入仕不久，地位不高，署名居後。其實他在編纂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據《文獻通考》卷二百七載：《崇文總目》總共四十六類，則其小序的大半出自歐陽修之手。章學誠《校讎通義》序言說，編著書目，最困難的工作是撰寫敘錄，尤其是各類小序，“非深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由此可知，歐陽修對我國目錄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譜牒學

　　歐陽修是私家譜牒的創立者。他編纂的《歐陽氏譜圖》是私家譜牒的典範作品，成了明清私家族譜基本範式，對我國譜牒學的發展貢獻卓著。歐陽修采用以世代為經，以人物為緯，上至高祖，下至玄孫，玄孫之後另修新譜。用表記其世次，以牒注其行實，做到譜牒互見，成為宋以後私家譜牒的規範體例。這種體例簡明清晰，方便實用，既方便編修，又方便查考；既不會中斷，又不會煩瑣；既可體現長幼有序、尊卑有倫等倫理秩序，又能體現詳近略遠的親疏原則。一經問世，即被世人廣泛效用，成為明清譜牒學的規範之作，且一直沿用至今，為史學繁榮、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書法

　　歐陽修受書法大家蔡襄的影響，常於政事之餘精研書法。他的字俊秀精勁，自成一家，聞名於當時，士大夫若得到他的墨跡，都珍藏起來，傳為至寶。北宋謝薖讚賞歐陽修的墨翰“字體遒媚筆意剛”。南宋朱熹稱其書法“歐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遊，中則剛勁”。他的書法理論也自成體係，有“字如其人”、“人品與書品一致”等觀點。隻可惜，由於時間久遠，今天他的存世墨跡不多，有《上恩帖》《氣候帖》《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瀧岡阡表》等四千餘字。

　　獎掖賢才

　　一代宗師的歐陽修胸懷寬廣，慧眼識才，一生以獎掖賢才、提攜後進為己任。在宋六大家中，其餘五家都經他的培養提攜。還有當時的許多名卿賢士，隻要有真才實學的人，歐陽修無不稱譽推舉，連“仇家”的兒子呂公著、素不相識的陳烈、“浪子”青年吳孝宗等，他都盡全力褒獎推舉，故人們稱他為北宋曆史上薦賢士第一人。

　　歐公獎掖提攜蘇氏三父子的故事，最具傳奇色彩，成為千百年來的文壇佳話，被後人津津樂道。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眉山布衣蘇洵帶著兩個兒子進京科考，之前他先拜訪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張方平，請求薦引。張方平對蘇洵說：“當今文壇隻有歐陽修名望最高，如果我寫信向他推薦，可能會適得其反。”原來慶曆年間，歐陽修與張方平同在朝廷為官，但兩人政見不一，張方平對歐陽修貶知滁州起了一定的作用。也許是深知歐公為人寬宏大量，也許是經不住蘇洵的再三請求，張方平還是給歐陽修寫了推薦信。

　　果然，歐陽修對曾經的“政敵”推薦的人才並未冷落。當他讀到蘇氏父子的文章時，被其“縱橫馳騁”的磅礴氣勢所震撼，不由得發出感慨：“文章就應該遵循這樣的方向發展啊！”又對登門造訪的蘇洵說：“我這一輩子見過的文士很多，其中最喜歡的就是尹洙和石介，但是，讀他們的文章總覺得有所欠缺，不夠完美，今天讀你的文章，真是太好了。”對蘇洵的評價如此之高，並當即上書，連同蘇洵的文章一起呈奏仁宗，請求朝廷破格錄用。他在《薦布衣蘇洵狀》中強調蘇洵有才華、有見識，文章切於實際，且人品高尚，“安貧守道、不營仕進”。他還向韓琦薦舉蘇洵，致信宰相富弼抽空接見蘇洵。由於歐陽修的再三薦舉，蘇洵文章名傾京城，聲震天下。嘉祐五年（1060）八月蘇洵被任命為試秘書省校書郎，從一介布衣到被寫進了《三字經》：“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

　　而蘇軾遇歐陽修恰似兩個天才的相遇，更似一種曆史的必然。兩個文化巨人，同時出現在北宋，真是北宋王朝的幸事。由此，後人對這一段曆史文化情有獨鍾，也更多了一份由衷的敬仰。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五十一歲的歐陽修擔任禮部負責科考的主考官。梅堯臣在眾多的試卷中發現一份出類拔萃的試卷，趕緊拿給歐陽修看。歐陽修也認為這是一篇極為難得的優秀論文，讚賞之餘，發現文中列舉的一個例子不明出處。就問梅堯臣，梅說：這個事例言之鑿鑿，應該不會有錯。歐陽修想，也許是自己一時想不起來，雖然事例的虛實讓人有點懷疑，但文章寫得很好，絕對夠得上第一名。歐公想，寫得這樣好的文章，該不會是自己的學生兼同鄉曾鞏吧？如果錄為第一名，事例核實起來不真實，那豈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所以將文章定為第二名。發榜後才發現是蘇軾。歐陽修對梅說：文中舉的例子一定是有出處的，隻恨我記不起來。後來蘇軾到歐家答謝座師，歐公問起那個事例的出處，蘇軾說：出自《三國誌》孔融的事跡中。歐陽修翻看《三國誌》，說：並沒有啊。蘇軾說：沒有啊？沒有就對了，那個事例是我想當然推理編造出來的。歐公麵對這樣的學生，是怎樣的態度呢？在楊萬裏《誠齋詩話》中說：“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後來在給梅堯臣的信中，歐陽修寫了自己讀到蘇軾文章的感受：“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對人說起蘇軾時，他甚至說：“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試想，當時已是文壇泰鬥、朝廷重臣的歐陽修，對年輕的蘇軾如此稱讚和抬舉，是歐陽修看到了希望所在，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後人評論歐蘇的詩文：“歐文如潮，蘇文如海”，可見歐文和蘇文聲氣是相通的。

　　嘉祐五年（1060）二月，蘇軾和蘇轍兄弟結束母喪，隨蘇洵回京，兩兄弟已被任命為地方官。歐陽修奉勸兄弟兩人不要前往上任，推薦他倆參加製科考試。這是由皇帝親自主持，針對才識學優的士人舉行的特殊考試。兩人不負眾望，雙雙中選製科，在社會上再次引起轟動。

　　歐陽修65歲那年，蘇軾和蘇轍同去潁州謁見恩師，師生三人同遊西湖，飲酒賦詩，調侃戲謔，度過了一段難得的美好時光，寫下了許多感人的詩歌，留下了許多超越師生情更似親情的趣事。但閑聊也離不開嚴肅的話題，當時蘇軾由於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上書批評王安石的新法而遭受排斥。歐陽修十分讚賞蘇軾的處事態度，他說：“我平日講的文學，一定要與道義相結合，隻會寫文章而沒有高尚品格、見利忘義的人，不是我的學生。”蘇軾聞言再拜：“學生一定銘記先生‘我所謂文，必與道俱’的教誨。”在以後的歲月裏，蘇軾用自己的整個人生踐行了諾言，接過歐陽修樹立的宋代古文運動的大旗高高舉起並發揚光大。

　　而歐陽修與曾鞏的感情更勝親情。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22歲的曾鞏拜謁歐陽修。歐陽修讀了曾的文章後歎為觀止：“上我家拜訪的成百上千，我最賞識的就是曾鞏。”遺憾的是，曾在第二年的科考中落榜，歐陽修寫信為他送行，鼓勵、褒獎、為其鳴不平，但更多的是溫厚的關懷和寬慰，如一位“偏心”的兄長，對曾鞏的人品和才情再次稱讚。曾鞏在給歐公的回信中說：我雖然落第了，但我很幸運，能夠得到您的賞識，我很知足。有您這位當代大儒的獎掖提攜，世人都會反複掂量我的分量，這對我實在太重要了，我心存一萬倍的感激，我知道自己無德無才，當不起您對我這樣的誇獎，唯有刻苦用功，方能不辜負您對我的期望。

　　曾鞏18歲時，父親被罷官回家，一直到他39歲考中進士，21年間，曾鞏一直住在江西南豐鄉下，一邊讀書一邊擔當起養家糊口的重任，上有老祖母、父母和四個弟弟九個妹妹，曾鞏為生計而奔波。而在1057年至1067年十年間，曾家包括妹夫、堂弟在內，先後有十人考中進士。這幕後的功臣就是曾鞏。這也正是歐陽修器重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曾鞏專門到滁州拜訪歐陽修，請教古文。歐陽修非常欣賞曾鞏的才華，邀請這位比自己小一輪的老鄉寫一篇《醒心亭記》。曾鞏深情地寫到自己能與歐公同遊醒心亭是莫大的榮幸，而能夠受他的囑托寫文章，更是感到無比驕傲！歐陽修用這樣的方式提攜曾鞏，使曾鞏雖然身在鄉野，卻名聞天下。曾鞏窩居南豐二十多年，一麵準備考試，一麵收徒講學，宛若一代大儒。

　　曾鞏之所以能夠在幾十年如一日、屢戰屢敗中始終不墜青雲之誌，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另外的精神世界，歐陽修對他昂揚的精神、高尚的理想，始終給予鼓勵、力量。

　　歐陽修與王安石，則是一對亦師亦友、距離最遠又似最近、惺惺相惜的北宋政壇、文壇的風雲人物。後來兩人雖然政見不同，卻保持終生友誼，留給後人太多值得學習的東西。

　　王安石比曾鞏小三歲，兩人在赴京趕考的客棧邂逅，一見如故，且成為莫逆之交。曾鞏兩次致書向歐陽修薦引，不巧的是，歐陽修一次出使河北，一次被貶，兩次均無緣向朝廷薦舉。第三次在滁州拜訪歐陽修時，曾鞏當麵推介，歐陽修對王安石的文章擊節稱賞，剛好他正將曆年登門後學的投卷獻文擇優輯錄成冊，題名為《文林》，遂將王安石的諸多篇章選入書中，算是對王安石文章的認可。同時他也指出王安石文章存在的一些問題，托曾鞏委婉轉達自己的意見。歐陽修還發出邀請，約王安石來滁州見麵。隻是王安石剛剛調任浙江寧波知縣，沒能前往。

　　至和元年四月，歐陽修丁母憂期滿回朝。這時王安石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任滿，朝廷召試館職，受集賢校理，王安石力辭不就，請求差遣外任。他在給歐陽修的信中解釋，自己家庭負擔太重，京師難以養家。九月，朝廷又授，王安石仍然推辭。歐陽修當麵開導勸說，才勉強就職。兩年後歐陽修寫《贈王介甫》詩：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弦。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把酒盍留連。

　　詩中歐陽修盛讚王安石的詩文成就，將文壇複古、詩文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後起之秀王安石身上，更希望王安石能夠繼自己領導北宋詩文革新健康發展，最後表達欽慕之情，希望杯酒聯歡。王安石接到贈詩後，回詩給歐陽修對自己的推崇獎掖表示由衷感激，詩中也透露出王安石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誌。之後，兩人書信來往頻繁，盡管晚年政見略有不同，卻保持終生友好。在歐陽修的心目中，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他多次舉薦王安石擔任重要職位。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任宰相，歐陽修發去賀信，雖然他對王的變法運動中的一些做法不滿，但對王安石政治地位的提升由衷感到高興。歐陽修逝世後，王安石的祭文寫得最好，不僅文采斑斕，格調高亢，而且感情最深，寫出了一種壯美的悲劇氛圍，充分表達了祭者對逝者平生貼心知己、死後臨風想望的無限深情。

　　呂公著是歐陽修貶逐流放的政敵呂夷簡的兒子，歐陽修在潁州任知州時，呂公著在潁州任通判。歐陽修發現他是一個賢才，就積極向朝廷推薦，說他：“人很平和，也不會貪婪，雖然出身於富貴之家，但卻很淡泊名利；而且見識也很廣，文章又寫得好，卻很謙虛。有古君子風度，用在朝廷，可以抑製浮躁的流俗，放在左右，肯定能成名臣，實在是當今的難得之士，是擔任諫官的合適人才。”後來呂公著做了諫官，又做了宰相，沒有辜負歐陽修的期望。

　　歐陽修那種摒棄前嫌、秉公薦賢的事例還很多，千百年後的人們常常為他這種寬廣的胸懷和薦賢愛才精神而深深感動。朱弁《曲洧舊聞》說他禮賢下士近世無比。在任翰林學士時，經常隨身帶有幾十張門狀，隻要聽到賢士大夫稱道的人物，一定要問清住所，書填門狀，前去拜訪。蘇軾在《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中說：“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裏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歐陽發在《先公事跡》中說：“凡後進之士，公嚐所稱者，遂為名人，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為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譬如孫覺（孫莘老）和陳烈，就是他素不相識而受到他保護和提攜的人。孫覺在任合肥主簿時，得罪了郡守，郡守收集他的材料準備問他的罪。當時在太學的胡瑗聽到這件事，就把這個情況告訴歐陽修，歐陽修雖然不認識孫覺，但覺得郡守是有意報複，當即給其佐僚寫了一封信，讓他保全孫覺，於是孫覺獲得幸免。福州的陳烈，有才德而隱居不仕，與歐陽修也素不相識，歐陽修聞其名，知其行義，就多次上書朝廷推薦他，後來任命他為國子監直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