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賢

第三節

　　歐陽修開創了宋代文賦新體製

　　辭賦是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是從楚辭發展而來的，其間經曆了漢初的騷體賦、漢大賦，魏晉的抒情小賦，六朝的駢賦，唐代的律賦這樣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到了北宋，歐陽修在複興古文的同時，也推動辭賦的改革，使它走上散文化的道路。他繼承魏晉以來抒情小賦的傳統表現手法，保持其詩的特質和情韻，同時吸收散文的筆法，多用虛詞，少用對偶，打破四六句式，不拘韻律，形成散文詩式的宋代文賦新體製。

　　《秋聲賦》是歐陽修散文賦的開創性文章，是宋代文賦的代表作之一。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餘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文章開頭，作者從夜讀忽聞秋聲，引出對秋聲繪形繪色的描寫。文章頭段寫“秋聲”，側重於從聽覺來寫；二段寫“秋意”，側重於從視覺來寫；三段把“秋意”和“人生”糅合寫，側重寫感悟。不僅把秋聲寫得鮮明生動，而且從秋聲中發掘出意趣和哲理，最後達到了“秋心”與“人心”的和諧統一，表現出作者與自然和諧相處。

　　第一段，緊扣題目，從聽覺上寫秋聲。作者夜間挑燈讀書，萬籟俱寂之時，忽“聞有聲自西南來者”，不禁為之“悚然”諦聽，仔細辨別、探尋是什麽聲音，來自何方。文中運用了一係列比喻表現聲音的由遠及近、由弱而強，“初淅瀝以蕭颯”，如秋雨瀟瀟；“忽奔騰而砰湃”，如江河澎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像驚濤駭浪，急風暴雨；“其觸於物也”，好比戰士奔赴戰場，聽不見喧嘩，惟有馬蹄聲碎，人行聲急。作者通過這些比喻把無形無影、不可捉摸的秋聲具體化、形象化。然循聲追蹤，童子卻回答說：“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文章至此一頓，猶如深境探幽，意味無窮。

　　第二段，從視覺上先寫秋聲，將秋這一自然節氣和社會、人生相聯係。作者從童子所說的“聲在樹間”，辨析出“此秋聲也”，然後以目之所見敘說“秋之為狀”，從色、容、氣、意四方麵把秋天肅殺的景象寫得淋漓盡致。正因為如此，其為聲也才能具有“淒淒切切，呼號奮發”的威力，使萬物“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接著寫秋與社會現象的關係，秋天屬陰，行刑待秋而決、征伐待秋而舉，樂有屬西方的商調，律有屬七月的夷則，商為哀傷，夷為殺戮。“天之於物，春生秋實”，物當春而萌生，及秋而衰殘。這是自然規律：“物過盛而當殺”，而秋聲和樂調的商聲也使人感到“物既老而悲傷”。

　　第三段，抒發了作者個人的感慨。“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何況為萬物之靈的人呢？“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草木是由外在力量的摧殘而敗落，而人除了與萬物“春生秋實”的自然規律相同，經曆著由青春少年到衰老死亡的過程外，還有內在的因素的侵擾，即“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並且“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對客觀條件不允許、個人智力達不到的事情硬要去尋找、追求，怎能不“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呢？自己“非金石之質”，既無法“與草木爭榮”，又“何恨乎秋聲”？無限感慨、憤懣之情洋溢於紙筆之間。

　　最末一段，作者對童子講了一番道理之後，竟發現童子並不感興趣，已經“垂頭而睡”。秋夜又恢複到“四無人聲”的境界，和先前一樣寂靜。“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唧唧蟲聲即秋聲，自己的歎息又何嚐不是秋聲！

　　作品通過賦“秋聲”抒發自己的人生體驗，特別強調秋天肅殺、悲涼的特點和對萬物的摧殘，由此感慨流光易失，生命短促，自然的力量無法抗拒，自己應當安時隨分、順應自然。

　　大量運用精妙的形象比喻是《秋聲賦》的藝術特點。文章通過形象的比喻，使無形、無色的秋聲，成為可聽、可見、可感的具體、生動的自然現象，表現了作者高超的繪聲、狀物和駕禦語言的能力。以景物喻人也是文章的藝術特色，以秋聲使無情的草木“摧敗零落”，比喻人生坎坷、憂愁勞頓使有情之人衰老、頹唐。把秋聲、秋景和作者自己的秋感融合在一起，自然貼切。以景抒情，情與景泯和無間，使文章達到了優美、和諧、深刻感人的境界。

　　《秋聲賦》篇幅不長，但結構上搖曳多姿，層層推進，雖然也承襲了寫秋天肅殺蕭條的傳統，但卻烘托出人事憂勞更甚於秋的肅殺這一主題。此賦一出，頓時為北宋文人所傳誦，好評如潮，成為宋代文賦中一篇堪稱“成文賦開山之功”的代表作品，垂名千秋。

　　歐陽修是碑誌文的集大成者

　　《瀧岡阡表》是歐陽修碑誌文的代表作。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禦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嚐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嚐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誌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鹹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烈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皇祐五年（1053），歐陽修護母喪回沙溪老家與父親合葬時，寫下一篇追憶父親遺訓、緬懷母親教誨的《先君墓表》。神宗熙寧三年（1070），64歲的歐陽修在知青州的任上，取出17年前在老家撰寫的《先君墓表》，精心修改，以老家“瀧岡”命名為《瀧岡阡表》。在所有古今碑誌文中，《瀧岡阡表》享有“千古至文”的美稱。它打破了一般墓表的格套，一碑雙表，同時記敘父母親的盛德遺訓和處世風範。父親去世時，歐陽修才四歲，父親的事跡自然了解不多。於是，他采用避實就虛、以虛求實的手法，巧妙地借用母親的語言，側麵落筆行文。敘述父親廉潔好施時說：“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敘述父親至情至孝時說：“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禦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嚐不然。”敘述父親仁心治獄時說：“汝父為吏，嚐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用母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到的幾件小事，表現父親的廉潔、好施、孝順與謹慎獄事等仁孝之心。而在表彰父親品格的同時，歐陽修也頌揚了母德母節。對母親的德行從其治家儉薄和對兒子剛直性格的理解支持上描寫：“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寥寥數語，足見母親的仁惠剛毅和心胸開闊。文章語言舒緩，文字平易，情真意切。相傳此碑刻成之後，南歸途中，龍王得知歐陽公《瀧岡阡表》大作運回老家，強奪龍宮拜讀，並在“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等精典文句處用龍爪圈畫，留存至今。這雖為一則傳說，卻反映出世人對歐陽修《瀧岡阡表》碑文神奇藝術魅力的高度肯定。正如近人王濡評說：此文“一字一句，俱從至性中流出，此與李密陳情表、昌黎祭十二郎文、震川先妣事略，同為天下古今有數文字”。（《宋元明文評注讀本》）

　　《祭石曼卿文》是歐陽修碑誌文的又一成功之作。

　　石曼卿是歐陽修的一位好朋友，在他去世26年之後，作者對這位能詩善書知兵法、貌美魁偉有氣節、仕途不得誌又英年早逝的好友“感念疇昔”，作文哀悼。祭文三呼曼卿，讚其聲名不朽，哀其身後淒涼，抒寫了作者的盛衰之感和悲愴之思。文章三段都以“嗚呼曼卿”起筆。這不單是使感情的波瀾一層深過一層，更主要的是隨著文思的逐步深入，激起對亡友不平遭遇的深痛哀悼。“嗚呼曼卿”，一聲深情迸淚的呼喚，是幽明永隔的對話，宛若平生風雨對床夜語。一呼曼卿，歎其聲名，卓然不朽，讚揚他“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名傳後世。而“不與萬物共盡”，則是對曼卿的至高禮讚，盡管形體倏然即逝，而死後英名卻永垂不朽。這也飽含“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的哲理。二呼曼卿，則多用間接抒情的方式，先用一連串生動的比喻，托物寓情。這也揭示出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仿佛目擊了死生界域的巨大鴻溝。雖歲月流逝，陰陽阻隔，使“吾不見子久矣”，然“猶能仿佛子之平生”，音容體貌，宛然如故。你那“軒昂磊落，突兀崢嶸”的人格風範，死後將會化為“金玉之精”，永不磨滅地矗立在後世讀者的心中，或願你墓地上長出千尺長鬆、九莖靈芝，供後人憑吊。可惜現實“荒煙野蔓，荊棘叢橫，風淒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一幅滿目肅殺、悲天憫人的秋墳鬼哭圖呈現眼前。“今固如此”，叩問未來，心事浩渺，更過千秋萬代，則早已是白雲蒼狗，滄海桑田，今日埋骨之所，他年一片丘墟，斷碑殘碣，魂歸何處？所謂墓者，焉知不會成為野獸棲息的巢穴？作者沒有正麵順勢解答這個問題，而是筆鋒一轉，用“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作結，指出那累累的曠野和荒城，不就是證據嗎？三呼曼卿，感念往昔，歎榮枯興衰變化，悲愴流泣。最後寫其理智與情感衝突，以理節情，情不自勝。故曰“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用生死存亡的道理，慰藉其麵對生死的豁達與平靜。全文感情濃烈，語言工麗而不失平易，駢散結合，一韻到底，讀之令人蕩氣回腸。清林雲銘稱其“文情濃至，音節悲哀，不忍多讀”（《古文析義》卷十四）。清張伯行評說：“似騷似賦，亦愴亦達。”（《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清朱宗洛評述“此文妙處，總在轉換處、頓束處及開宕處見精神，故尺幅中有排宕百折之妙”（《古文一隅》評語卷下）。

　　歐陽修是史論大家

　　《五代史伶官傳序》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他記載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寵幸周匝、敬新磨等伶人，而導致身死國滅的史實。這是作者編修《新五代史》時，為《伶官傳》所寫的一篇序文。序文是寫後唐李存勖不忘父誌而奪取天下，當他得到天下之後，又寵幸宦官、伶人（宮廷樂師、藝人），最終死於伶人郭從謙手中，以致身死國滅。作者通過對這一史實的分析，得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流傳至今的著名論斷，並提出“成敗之跡”皆於“人事”的觀點。這也可以說是向北宋統治者發出了善意的忠告和警示的信號。

　　文章開頭就開宗明義地提出：“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提出這一中心論點後，作者就緊扣莊宗得天下與失天下的原因展開議論。先說晉王李克用在臨終前，賜三矢莊宗李存勖，期待他複仇興國，說，後梁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扶持起來的，契丹首領與我結為兄弟，可是他們都背叛了我而歸附後梁，這三件事是我死後的遺恨。莊宗不忘父誌，圖強興國，後生俘了燕王父子，又提著後梁君臣的首級，進入太廟，告慰先靈。父誌實現後，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莊宗這一係列的壯舉，就是因為他“毋忘父誌”，用父親的“期待”來作為自己的精神動力，這既非天命，亦非僥幸，而是人的主觀因素起了決定作用。後來“仇讎已滅，天下已定”，莊宗又耽於逸樂，寵於伶人，重用宦官，殺害功臣。最後因伶宦作亂，身死國滅。作者感慨說：“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就在莊宗一個人身上，也是在莊宗短短的一生當中，清楚地看到他的成與敗、得與失、開與合、盛與衰等曆史軌跡。這些軌跡也充分地反映了莊宗“盛衰”的原因在於他用人不當。對此作者又發出哀歎：“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這兩個反詰句，動之以情，申之以理，不容人不信服。至此，中心論點的申說已經完成，但意猶未盡。最後作者引述儒家經典中的至理名言“滿招損，謙受益”來對中心論點作進一步的申述，得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的結論。這一飽含哲理的結論，既是作者對“滿招損，謙受益”的引申發揮，又體現出他對得失天下在於人事這一觀點的堅定態度。接著將盛衰作進一步對比，趨勢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強調禍亂常起自於細小的所沉溺的事物，並不局限於狎近伶人，而是普遍意義上的細枝末節，指出防微杜漸、不為所溺的重要性，並將個別性、特殊性的判斷擴展為普遍性的結論。這和文章開頭盛衰在於人事的論點首尾呼應，進一步深化了題旨，也有勸誡統治者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的用意，發人深思、催人猛醒。

　　文章史論中心明確，對比強烈，委婉曲折，情理兼擅。明茅坤評說此文：“此等文章，千年絕調。”（《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鈔》）。清沈德潛評論此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