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劉師培的近代學術史研究
一、劉師培論近代學術沿流
對於明清之際以來的思想學術，最早試作係統整理的是江藩，他寫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宋學淵源記》二書。前書討論所謂清代漢學的傳承，主要為經史考證之學，後書討論清代宋學的師傳，主要為理學。但就在江藩撰寫此書時，龔自珍曾經對其以漢學、宋學概括清代學術深表不滿，認為這類名詞無足於揭示清代學術的真實麵貌。晚清著名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從經學史的角度，將清代的學術和思想劃分為三大階段，即“漢宋兼采階段”、“專門漢學階段”、“西漢今文經學階段”。這種劃分，將清代二百七十年的學術思想史全部納入“經學”體係，雖然對學術史的大致脈絡作了區分，但也未體現出學術思想發展的時代特點。
劉師培明確地認識到明清之際的思想風格與乾嘉之學的區別。他曾說：
甘泉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又作《宋學淵源記》，以詳近儒之學派，然近儒之學，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江氏均未及備言，則以未明近儒學術之統係也。
他認為江藩之所以對漢學的師承產生模糊認識，主要原因是他不明近儒學術之統係。他通過具體考察明清之交至晚清複雜的學術沿流和不同時期的學術風格，指出清代學術有清初與清中期、晚期之異，即清中、晚期之所謂漢學，也有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
他認為明清之際的學術是致用之學。因為明廷雖屈辱臣節，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憤，砥名勵行，養成了一種經世的士氣。其學術雖疏於考古，但切於通今，雖略於觀書，但勤於講學，雖迂滯固執不足應變，然倡是說者，莫不自信為有用。所以到清入關，明社丘墟，知識分子或者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或者篤守苦節，潔身遠引，薦紳效貞，士女拚命，誌節嚼然。
但清朝政權穩固之後，推行文化專製政策，一般士人，迫於饑寒，全身畏害，而用心之念，汩於無形，於是求是之學漸興。劉師培曾感歎地說：“夫求是與致用，基道固異，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兩立。俗儒不察，輒以內聖外王之學求備於一人，斯不察古今之變矣。”他認為學術之求真與致用要做到完美的統一極不容易，這在清代學術發展線索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證明。
劉師培還指出，求是之學亦即漢學可以分為四個發展時期。一為懷疑時期。漢學初興，其征實之功，悉由懷疑而入。如閻若璩於《古文尚書》，開始是疑其為偽作，於是才找證據，證明其作偽之源。胡渭、黃宗炎對於《周易》和《河圖》《洛書》也是如此。二為征實時期。康熙雍正年間，為學者雖然崇尚求實之學，然尚多逞空辯，與實事求是者不完全相同。及江聲、戴震之學興，講求比勘博征，其治學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科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征不信。三曰叢綴時期。自征實之學興起，疏證群經，殆無遺漏，繼之而起者，雖取精用宏，但精華既竭，欲樹漢學之幟，隻有叢綴，大量搜集各種佚書佚文。四曰虛誕時期。嘉慶道光年間，叢綴之學越來越趨於小慧自矜，而西漢今文學也逐漸重提。常州學派，莫不理先漢絕學，複博士緒論，前有莊存與，後有劉逢祿、宋翔鳳、王闓運。這時期的漢學研究的特點是“大抵以空言相演，繼以博辯，其說頗返於懷疑，然運之於虛，不能證之以實，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
劉師培對於清代漢學的整體評價是：它並沒有全麵理解和實踐傳統學術的真精神，漢學缺乏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切，對於傳統學術的民族民主思想更沒有涉及，它起到的政治作用是消極的。直到嘉慶、道光年間今文經學的興起，才開始逐漸扭轉漢學研究的局麵。
二、劉師培評近代學術人物
劉師培挖掘了一大批近代學術人物。這些人物大多是揚州人。如劉永澄、梁於涘、孫蘭、徐石麒等，但也有一些是近代學術史中很有影響的人物。劉師培對這些人物思想與方法的研究，反映著劉師培的學術傾向。
顏元和李塨很早就被劉師培所關注。1904年，他曾寫有《習齋學案序》、《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指出顏李學派的一般特點。他說：“自宋儒區分體用，政學以起歧，講學之儒，漸舍實功。惟習齋先生以用為體，力追三代教學成法，冠昏喪祭，必遵古製。從遊之士，肄力六藝，旁及水火、兵農諸學。倡教漳南，於文事經史外，兼習武備藝能各科，較之安定橫渠，固有進焉。”他還大膽推斷，顏元的學問受到了西土東來之學的直接影響。1905年，他又作《顏李二先生傳》，評論顏李學派的特征說：“習齋生於明末，崛起幽冀，恥托空言，於道德則尚力行，於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立法尤精。雖其依經立說，間失經義之真，然道藝並崇，則固岐周之典則也。剛主繼之，顏學益恢。乃後儒以經師擬之，嗚呼，殆亦淺視乎剛主矣。”顏元字習齋，李塨字剛主，共同創立顏李學派。他們強調經世致用，但比顧炎武等人更強調經驗和實踐。他們教育學生，特別重視“習”與“行”，雖然一再強調習行“孔門六藝”，但也並不限於六藝，舉凡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不學習。劉師培特別重視顏李學派重實學的特點。他評述顏李學派，就是緊緊圍繞這一中心。
全祖望是劉師培十分關注的又一重要學者。全祖望，字謝山，鄞縣人，生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也是18世紀前葉推崇漢學的人，但他和漢學的吳、皖兩派都不同。他的《鮚埼亭集》中所編之諸神道碑、傳記、墓銘等，都繼承發展浙東史學風格，並體現出耿介的民族氣節。劉師培肯定了他的學術成就，更肯定了他的民族氣節。他說：“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華周抒策，嗣庭諷詩，此猶彰彰之在人耳目者。……祖望生雍乾之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節，有足多者。”
戴震也得到劉師培的讚賞。戴震（1724年——1777年），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今安徽屯溪）人，是漢學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提出“由詞以通道”，強調通過語言的分析達到對儒家經典內在精神的認識，並在《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中，利用語言分析手段對儒家的“道”、“理”、“性”等概念作了新的解釋。如他把理視為事物的條理，主張在事物之中去發現其內在規則。故而他把理在情欲之中的表現看成情欲的合理滿足即是理，反對以理來壓製人之正當的感情和欲望，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劉師培對戴震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結論都很推崇。1905年他在《國粹學報》第5號發表《東原學案序》，其中說：
自宋儒高談義理，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為至靈至神之物，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鹹為同物而異名，故條分縷析，區域未明，不識正名之用。又北宋之初，有孫複、歐陽修諸儒，立論刻深，辨上下以定民誌。程朱繼興，隱崇斯旨，箝製民心，以三綱立教。而名分之說，遂為人主所樂聞，立之學官，頒為功令，民順其則，不識不知，然禍中生民，蓋數百年於茲矣。近代以來，鴻儒輩出，鄞縣萬氏、蕭山毛氏，漸知宋學之非，或立說著書，以與宋儒相詰難，而集其成者，實惟東原戴先生。
他認為戴震“由詞以求道”的方法對於打破宋儒不講名學之陋規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戴震釋理、釋性、釋善、釋誠，對重新認識儒學的道理哲學也有很大的啟示意義。1905年，他還在《國粹學報》的8、9、10號連續發表《理學字義通釋》，其序說：
昔東原戴先生之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夫字必有義，字義既明，則一切性理之名詞，皆可別其同異。
他力圖依據戴震所開創的方法，對漢儒之“理”、“性”、“情”、“誌”、“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義”、“恭敬”、“才”、“道”、“靜”的準確意義進行疏證，希望在“心知古義”的前提下，對後世一切緣詞生訓之說，能辨析其非。可以說，戴震學術研究的方法以及其學術的近代倫理意識，成了劉師培關注的焦點。
劉師培還曾特別為戴望作傳。戴望（1837年——1873年），浙江德清人，字子高。中年頗好顏李之學，著有《顏李學記》。後謁陳央於長洲（今江蘇蘇州），通聲音、訓詁之學。又從宋翔鳳受《公羊春秋》，通公羊之學。於是著《論語注》，以公羊家法推闡劉逢祿《論語述何》與宋翔鳳《論語發微》之“微言”，謂“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劉師培在《戴望傳》中說：
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製久湮。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持立，成一家之言者，一為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啟之；一為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窺六藝家法，不複以章句名物為學，凡經義晦澀者皆一一發其旨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況複明華夏之防……豈若近儒詁麟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
他認為戴望在晚清學術發展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戴望不但將今文經學的意義加以闡發，而且洞曉夷夏之防，比起後來康有為用今文經學“幹時求祿”，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明清學術人物的褒揚，劉師培並不以上述諸人為限。他以揚州為中心，對鄉土重要先賢也作了一係列的發掘。他還通過題跋等形式對那些與他的家世學術傳統有關的人物也加以表彰。他的這種研究，為後人全麵了解清代學術大勢以及學術關係提供了幫助。
三、劉師培近代學術史研究的影響
對於清代學術發展和代表人物，研究者的立場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劉師培較早地提出了從學術經世意識和民族氣節去衡量清代學術的角度。凡是富有經世氣息，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術人物和學術思想，都受到他的垂青。應該說，這個角度與江藩以漢學、宋學區分清代學人，與皮錫瑞以今文經學的複興為線索劃分清代學術，都有明顯的區別。從學術研究的近代化意識而言，劉師培確實看到了清代學術發展的某些規則。而這種角度，在後來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以及《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仍然得到了運用和發展。直到今天，我們反省三百年學術曆程，仍然離不開這個思考問題的基本角度。
但清代學術並非可以用經世意識和民族思想加以囊括。如果片麵強調這一標準，一方麵很容易像章太炎那樣對於黃宗羲也過於苛求，另一方麵也不容易準確認識清代某些學術流派的真正價值。如章太炎就曾經把戴震等人標榜漢學說成是對清王朝文化專製政策的消極抗爭。更嚴重的是，清代許多學者在解決學術疑難中的重大貢獻，也將得不到應有的認識。分析清代學術思想，如果注意到古代學術研究在清代學人身上的繼續，可能將更加全麵、更加公正。
對於明清之際以來的思想學術，最早試作係統整理的是江藩，他寫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宋學淵源記》二書。前書討論所謂清代漢學的傳承，主要為經史考證之學，後書討論清代宋學的師傳，主要為理學。但就在江藩撰寫此書時，龔自珍曾經對其以漢學、宋學概括清代學術深表不滿，認為這類名詞無足於揭示清代學術的真實麵貌。晚清著名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從經學史的角度，將清代的學術和思想劃分為三大階段，即“漢宋兼采階段”、“專門漢學階段”、“西漢今文經學階段”。這種劃分，將清代二百七十年的學術思想史全部納入“經學”體係，雖然對學術史的大致脈絡作了區分，但也未體現出學術思想發展的時代特點。
劉師培明確地認識到明清之際的思想風格與乾嘉之學的區別。他曾說：
甘泉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又作《宋學淵源記》，以詳近儒之學派，然近儒之學，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江氏均未及備言，則以未明近儒學術之統係也。
他認為江藩之所以對漢學的師承產生模糊認識，主要原因是他不明近儒學術之統係。他通過具體考察明清之交至晚清複雜的學術沿流和不同時期的學術風格，指出清代學術有清初與清中期、晚期之異，即清中、晚期之所謂漢學，也有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
他認為明清之際的學術是致用之學。因為明廷雖屈辱臣節，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憤，砥名勵行，養成了一種經世的士氣。其學術雖疏於考古，但切於通今，雖略於觀書，但勤於講學，雖迂滯固執不足應變，然倡是說者，莫不自信為有用。所以到清入關，明社丘墟，知識分子或者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或者篤守苦節，潔身遠引，薦紳效貞，士女拚命，誌節嚼然。
但清朝政權穩固之後，推行文化專製政策，一般士人，迫於饑寒，全身畏害，而用心之念，汩於無形，於是求是之學漸興。劉師培曾感歎地說：“夫求是與致用，基道固異，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兩立。俗儒不察，輒以內聖外王之學求備於一人，斯不察古今之變矣。”他認為學術之求真與致用要做到完美的統一極不容易，這在清代學術發展線索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證明。
劉師培還指出，求是之學亦即漢學可以分為四個發展時期。一為懷疑時期。漢學初興，其征實之功，悉由懷疑而入。如閻若璩於《古文尚書》，開始是疑其為偽作，於是才找證據，證明其作偽之源。胡渭、黃宗炎對於《周易》和《河圖》《洛書》也是如此。二為征實時期。康熙雍正年間，為學者雖然崇尚求實之學，然尚多逞空辯，與實事求是者不完全相同。及江聲、戴震之學興，講求比勘博征，其治學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科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征不信。三曰叢綴時期。自征實之學興起，疏證群經，殆無遺漏，繼之而起者，雖取精用宏，但精華既竭，欲樹漢學之幟，隻有叢綴，大量搜集各種佚書佚文。四曰虛誕時期。嘉慶道光年間，叢綴之學越來越趨於小慧自矜，而西漢今文學也逐漸重提。常州學派，莫不理先漢絕學，複博士緒論，前有莊存與，後有劉逢祿、宋翔鳳、王闓運。這時期的漢學研究的特點是“大抵以空言相演，繼以博辯，其說頗返於懷疑，然運之於虛，不能證之以實，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
劉師培對於清代漢學的整體評價是：它並沒有全麵理解和實踐傳統學術的真精神，漢學缺乏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切，對於傳統學術的民族民主思想更沒有涉及，它起到的政治作用是消極的。直到嘉慶、道光年間今文經學的興起，才開始逐漸扭轉漢學研究的局麵。
二、劉師培評近代學術人物
劉師培挖掘了一大批近代學術人物。這些人物大多是揚州人。如劉永澄、梁於涘、孫蘭、徐石麒等，但也有一些是近代學術史中很有影響的人物。劉師培對這些人物思想與方法的研究，反映著劉師培的學術傾向。
顏元和李塨很早就被劉師培所關注。1904年，他曾寫有《習齋學案序》、《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指出顏李學派的一般特點。他說：“自宋儒區分體用，政學以起歧，講學之儒，漸舍實功。惟習齋先生以用為體，力追三代教學成法，冠昏喪祭，必遵古製。從遊之士，肄力六藝，旁及水火、兵農諸學。倡教漳南，於文事經史外，兼習武備藝能各科，較之安定橫渠，固有進焉。”他還大膽推斷，顏元的學問受到了西土東來之學的直接影響。1905年，他又作《顏李二先生傳》，評論顏李學派的特征說：“習齋生於明末，崛起幽冀，恥托空言，於道德則尚力行，於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立法尤精。雖其依經立說，間失經義之真，然道藝並崇，則固岐周之典則也。剛主繼之，顏學益恢。乃後儒以經師擬之，嗚呼，殆亦淺視乎剛主矣。”顏元字習齋，李塨字剛主，共同創立顏李學派。他們強調經世致用，但比顧炎武等人更強調經驗和實踐。他們教育學生，特別重視“習”與“行”，雖然一再強調習行“孔門六藝”，但也並不限於六藝，舉凡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不學習。劉師培特別重視顏李學派重實學的特點。他評述顏李學派，就是緊緊圍繞這一中心。
全祖望是劉師培十分關注的又一重要學者。全祖望，字謝山，鄞縣人，生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也是18世紀前葉推崇漢學的人，但他和漢學的吳、皖兩派都不同。他的《鮚埼亭集》中所編之諸神道碑、傳記、墓銘等，都繼承發展浙東史學風格，並體現出耿介的民族氣節。劉師培肯定了他的學術成就，更肯定了他的民族氣節。他說：“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華周抒策，嗣庭諷詩，此猶彰彰之在人耳目者。……祖望生雍乾之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節，有足多者。”
戴震也得到劉師培的讚賞。戴震（1724年——1777年），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今安徽屯溪）人，是漢學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提出“由詞以通道”，強調通過語言的分析達到對儒家經典內在精神的認識，並在《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中，利用語言分析手段對儒家的“道”、“理”、“性”等概念作了新的解釋。如他把理視為事物的條理，主張在事物之中去發現其內在規則。故而他把理在情欲之中的表現看成情欲的合理滿足即是理，反對以理來壓製人之正當的感情和欲望，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劉師培對戴震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結論都很推崇。1905年他在《國粹學報》第5號發表《東原學案序》，其中說：
自宋儒高談義理，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為至靈至神之物，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鹹為同物而異名，故條分縷析，區域未明，不識正名之用。又北宋之初，有孫複、歐陽修諸儒，立論刻深，辨上下以定民誌。程朱繼興，隱崇斯旨，箝製民心，以三綱立教。而名分之說，遂為人主所樂聞，立之學官，頒為功令，民順其則，不識不知，然禍中生民，蓋數百年於茲矣。近代以來，鴻儒輩出，鄞縣萬氏、蕭山毛氏，漸知宋學之非，或立說著書，以與宋儒相詰難，而集其成者，實惟東原戴先生。
他認為戴震“由詞以求道”的方法對於打破宋儒不講名學之陋規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戴震釋理、釋性、釋善、釋誠，對重新認識儒學的道理哲學也有很大的啟示意義。1905年，他還在《國粹學報》的8、9、10號連續發表《理學字義通釋》，其序說：
昔東原戴先生之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夫字必有義，字義既明，則一切性理之名詞，皆可別其同異。
他力圖依據戴震所開創的方法，對漢儒之“理”、“性”、“情”、“誌”、“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義”、“恭敬”、“才”、“道”、“靜”的準確意義進行疏證，希望在“心知古義”的前提下，對後世一切緣詞生訓之說，能辨析其非。可以說，戴震學術研究的方法以及其學術的近代倫理意識，成了劉師培關注的焦點。
劉師培還曾特別為戴望作傳。戴望（1837年——1873年），浙江德清人，字子高。中年頗好顏李之學，著有《顏李學記》。後謁陳央於長洲（今江蘇蘇州），通聲音、訓詁之學。又從宋翔鳳受《公羊春秋》，通公羊之學。於是著《論語注》，以公羊家法推闡劉逢祿《論語述何》與宋翔鳳《論語發微》之“微言”，謂“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劉師培在《戴望傳》中說：
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製久湮。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持立，成一家之言者，一為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啟之；一為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窺六藝家法，不複以章句名物為學，凡經義晦澀者皆一一發其旨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況複明華夏之防……豈若近儒詁麟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
他認為戴望在晚清學術發展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戴望不但將今文經學的意義加以闡發，而且洞曉夷夏之防，比起後來康有為用今文經學“幹時求祿”，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明清學術人物的褒揚，劉師培並不以上述諸人為限。他以揚州為中心，對鄉土重要先賢也作了一係列的發掘。他還通過題跋等形式對那些與他的家世學術傳統有關的人物也加以表彰。他的這種研究，為後人全麵了解清代學術大勢以及學術關係提供了幫助。
三、劉師培近代學術史研究的影響
對於清代學術發展和代表人物，研究者的立場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劉師培較早地提出了從學術經世意識和民族氣節去衡量清代學術的角度。凡是富有經世氣息，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術人物和學術思想，都受到他的垂青。應該說，這個角度與江藩以漢學、宋學區分清代學人，與皮錫瑞以今文經學的複興為線索劃分清代學術，都有明顯的區別。從學術研究的近代化意識而言，劉師培確實看到了清代學術發展的某些規則。而這種角度，在後來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以及《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仍然得到了運用和發展。直到今天，我們反省三百年學術曆程，仍然離不開這個思考問題的基本角度。
但清代學術並非可以用經世意識和民族思想加以囊括。如果片麵強調這一標準，一方麵很容易像章太炎那樣對於黃宗羲也過於苛求，另一方麵也不容易準確認識清代某些學術流派的真正價值。如章太炎就曾經把戴震等人標榜漢學說成是對清王朝文化專製政策的消極抗爭。更嚴重的是，清代許多學者在解決學術疑難中的重大貢獻，也將得不到應有的認識。分析清代學術思想，如果注意到古代學術研究在清代學人身上的繼續，可能將更加全麵、更加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