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劉師培因與章太炎小有齟齬,受其妻何震影響,脫離革命知識分子群體而投靠清政府。其經學研究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早年民族、民主革命的因素被削弱,經學的門派因素反而得到加強。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劉師培所投靠的清政府被打倒,這位曾經是革命闖將的學者在命運的嘲弄麵前淒惶孤傲,他的經學研究越來越精深古奧。他悲歎早年投身政治,有累先人清德,試圖重振家學舊業,以經學家自居。1914年前後,他曾經寫信給廖平,其中說:
某不敏,進思黃發之詢,而退懷索居之恥,常恐隕歿,犬馬齒窮,既竭吾才,仰鑽官禮,深惟大義,欲罷不能。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充分表明劉師培晚年是在一種淒愴的心境下試圖對經學提出超越前人的見解。
綜觀劉師培晚年的經學研究,它體現了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以《左傳》研究為核心,全麵疏理古文經學的曆史線索。劉師培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
第一,他全麵論述了古文經的真實性,並做了細致的輯佚工作,試圖恢複古文經的原貌。
(1)《古文尚書》
如前所述,從吳、朱熹開始,經吳澄、梅鷟等不少學者的努力,自北宋至清初長達五六百年之久的對偽古文《尚書》的辨疑運動,已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運用梅鷟在《尚書》研究中所開創的搜集證據的方法,從文獻證據和曆史事實的證據兩方麵來考定梅賾所上孔安國本《尚書》之偽。偽古文《尚書》被推翻之後,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保存在偽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的文字錯亂、章句歧異、晦澀難懂的問題,二是真古文的本來麵目的問題。清代學者有的做了大量搜集材料和校勘的工作,把漢代今文、古文《尚書》的有關材料收集起來,並從語言、文字、音韻、訓詁、詞匯、語法等方麵進行研究,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二卷,王鳴盛《尚書後案》三十卷,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都試圖對今、古文經學之《尚書》學進行整理。
但漢代秘府中的古文《尚書》的真麵目尚有待研究。關於漢代古文《尚書》有三種說法,一是皇室“中五經秘書”所藏,二是《漢書·藝文誌》說,在武帝末年,魯恭王欲廣其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皆蝌蚪文字。博士孔安國,本孔子後裔,既盡得其書,與伏生所傳者相校,多得16篇,遂加分析,成24篇。三是杜林所得詩書。雖然已經證明東晉梅賾所上《尚書》為偽,但這些古文是否存在?引起了人們不同解釋。
魏源曾作《書古微》十二卷,其序中說《書古微》何為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微言大誼,而辟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
他認為孔安國從歐陽生受業,曾經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所以西漢今古文《尚書》本是一家。所謂古文《尚書》是杜林所得漆書古文,東漢時馬融曾為之作傳、鄭玄為之注解,因此得以流傳。但東晉偽古文出,馬、鄭本古文尚書亦被廢。他認為清朝學者隻知攻東晉晚出之偽古文,而以馬、鄭本為真,其實馬、鄭本古文《尚書》也不可信。
龔自珍撰《說中古文》一文,對《漢書·藝文誌》所謂漢代皇家“中五經秘書”所藏《古文尚書》提出十二點懷疑。他認為如果中秘有《尚書》,不必遣晁錯往伏生受二十九篇,也不應孔安國獻孔子壁書,始知增多十六篇。中秘既是古文,皇帝必頒為定本,不應聽古文家今文家異議紛紜。
廖平則進一步認為西漢壁中古文《尚書》為偽。1894年他寫有《古學考》,認為古文《尚書》是劉歆的偽造。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承廖平之說,指出古文經皆由劉歆偽造。
劉師培在《漢代古文學辨誣》中曾經力言《古文尚書》之真。1916年他又作《中古文考》,詳細考辨《古文尚書》的狀況,其中說:
仁和龔自珍作《說中古文》,立十二證謂班《誌》中《古文尚書》亦《百兩》之流,或並無此書,劉歆作偽。其說不然。中古文者,即安國所獻《古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安國所得,既獻漢廷,因藏秘府。“中”為秘府之名,“古”與今文示別,此即《藝文誌》所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也。……安國得書,獻其故簡,別為訓傳,錄二以藏,用是師法所傳,迄於塗惲,家法所溉,暨於孔僖,以準中《書》,其源實一。《藝文誌》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此以古文校今文也;《儒林傳》言向以中《書》校《百兩》篇,此以真古文證偽古文也。
他認為所謂中古文就是孔安國所獻孔壁古文,並沒有孔安國之外的所謂“中秘”。孔安國所獻古文有家法可考,劉向還以此來校正今文三家《尚書》和張霸《百兩》篇,是絕對可信的。
劉師培還撰有《尚書源流考》,他認為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偽孔。一在魏初,一在東晉初。程廷祚曾經以為東晉未出現偽古文,因而懷疑梅賾獻偽古文之事。認為倘有其事,則其所獻亦非今見之偽孔本,而是另一部偽孔本。劉師培據司馬彪論“六宗”,證明魏晉之際已有偽《孔傳》,又據何晏《論語集解》引偽孔與今所見偽孔不符,李顒注漢代《太誓》而非偽古文《泰誓》,證明曆史上有兩次偽孔本。一在魏初,一在東晉初。根據劉師培的整理,《尚書》學的源與流應該是:孔子把夏、商、周的政治活動的曆史文獻加以整理,定下一百篇,名曰《尚書》,經過秦始皇焚書,《尚書》在漢初隻有伏生所傳授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伏生在齊魯之間傳授門徒,發展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書》之說。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壁,得《古文尚書》,被孔安國獻於漢廷,此為中秘《古文尚書》原本。東晉以前,孔安國古本《尚書》一直流傳。但偽古文在漢代張霸《百兩篇》就已出現。魏初和東晉初又兩次出現了偽孔本。
劉師培還對《尚書》之逸篇給予了高度重視。《尚書》經過了孔子的整理。據說孔子刪書,存於世者,《尚書》計有百篇。後經秦火遂缺而不全。濟南伏生所傳《尚書》僅二十八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各一篇,《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加上孔安國所得古文《尚書》之多出十六篇,再經過細致地分析,今古文共計五十八篇。也就是說,即使這五十八篇全部是孔子刪書所保存下來的部分,尚有幾乎一半佚失。非但如此,孔子所刪之書尚是一個不確定數目。如《漢書·藝文誌》說有“周書》七十一篇”,顏師古注雲:“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周書》之七十一篇就曾在漢代學者中流行。劉師培認為要徹底弄清《尚書》學,就必須重視百篇內部之佚以及百篇之餘。他主要對《逸周書》作了深入研究,撰有《周書補正》。
1911年,他在《周書補正》的自序中說:
《周書》七十一篇,蓋百篇之毋弓、九流之權萌也。昔者周世良佐達儒,習誦弗斁,儕諸謨典,意泯輊軒。仲尼刪書,顧弗加錄,斯蓋《世浮》之屬、《職方》之倫,詞或逕符於《武成》,篇或別麗於《周官》,偏舉已昭,互見則蔓。又書以廣聽,旨冀昭後,寤儆而上,詞顧涉權,慮滋世慝,爰從泠汰。周月諸解,體乖記言,析類崇謹,芟夷乃及。然《詩》合昭武,僅存三百,貍首為節,雅樂弗廢。刪而複存,《詩》《書》一焉。
他認為周代文獻極多,孔子對它們進行整理,有的因為在六經中的其他典籍中有所反映而被刪削,有的因為孔子出於道德教化的考慮而被刪削,這是情有可原的。但今天要研究《尚書》就很有必要對被刪削的部分進行整理。劉師培“旁考近儒之說,兼得元和朱氏(駿聲)、江都田氏(普實)、德清戴氏(望)各校本,參互考校,以求其真”。對《逸周書》進行了係統研究。又作《周書略說》,辨明汲塚書非《周書》,說明《逸周書》之名稱定於唐季。考證秦漢之際以及西漢以《周書》說經的情況,說明自唐代才開始對《逸周書》持偏見態度。劉師培認為,《逸周書》是輔助《尚書》研究的可貴資料。
(2)《逸禮》與《周官》
禮學是經學中又一複雜問題。禮源於古代習俗,周公在夏商習俗禮儀化的基礎上對它們進行了調整和修訂形成了周禮。孔子對周禮十分熱衷,按照他的理想,把他認為有重要性的禮用文字記載下來,作為教育子弟的教材。由孔子編定的《禮》,經其弟子和後學遞相傳授,有所改易。其間還遭受了秦火之災。到漢初,《禮》隻有高堂生的《士禮》。高堂生把《士禮》傳給徐生,徐生又傳給徐延、徐襄、蕭奮。蕭奮傳給東海人孟卿,孟卿傳後倉,後倉傳戴望、戴聖和慶普。至此禮學分為三家,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這是西漢禮學的主流,是《禮》的今文學派。但《漢書》中又說:有《禮古經》五十六卷。據班固說,“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這多出的三十九篇,就是所謂《逸禮》。另外還有《周官》。對於《逸禮》和《周官》曆來就有不同意見。邵懿辰在其所著《禮經通論》中說《逸禮》三十九篇,全是劉歆偽造。龔自珍認為《周官》是六國陰謀之書,廖平認為它有作偽跡象。康有為徑直把它視為劉歆的偽造。
劉師培早年就認為《逸禮》和《周官》基本可信。1908年後,他對這一觀點作了進一步論證。撰有《禮經舊說》、《逸禮考》、《兩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等著作。
首先,他力圖恢複《禮古經》的原貌。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尚提到《逸禮》三十九篇。但《逸禮》並沒有流傳下來。東漢末年,鄭玄給《儀禮》作注,對《儀禮》的原文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其整理的方法,就是把今古文兩個本子拿來互相參照,每逢兩個本子用字不同時,他就比較而選擇,取其義長者。用今文字時必於注中注明古文該作某字,用古文字時,也注明今文該作某字。這是研究古文禮的基本資料。劉師培首先根據《漢書·藝文誌》、《論衡·逸文篇》、《後漢書·儒林傳》等資料證明《逸禮》出於孔壁,並非劉歆偽造;而後條析《禮古經》的發展源流,指出“東漢之時,古經之行於民間者蓋非一本”。因為鄭玄引《禮古經》,有雲古文某或作某者,《說文》諸書所引古經,又有與鄭氏所見不同者。他認為《逸禮》之散佚,蓋在東晉以前。並舉佚亂篇名確可考證者十篇:朝貢禮、天子巡狩禮、烝嚐禮、中霤禮、魯郊禮、禘於太廟禮、奔喪禮、投壺禮、王居明堂禮、軍禮。劉師培的這一研究對於認識古禮的麵貌無疑有積極作用。
其次,他再次申明《周官》的經學地位。劉師培在《漢代古文學辨誣》中曾例舉大量證據證明《周官》不可能是劉歆偽造,並曾將《周官》與《春秋》及《左傳》相聯係。這一時期,劉師培還試圖從西漢時期對於《周官》的研究,來恢複《周官》的古義。他通過細致的辨析,證明《周官》在東漢以前,受《王製》影響較少。《周官》中的國、野地域之別,軍事、賦稅製度是正確理解《春秋》和《左傳》的憑據,因而不能忽視《周官》。
第二,劉師培依據嚴格的家法觀念,係統整理西漢至東晉時期古文各經的學術研究狀況。
我們僅以劉師培晚年對《左傳》和《周官》的研究為例。劉師培1910年發表《春秋左傳答問》、《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1913年寫成《春秋左氏傳例解略》,1916年寫成《春秋左氏傳例略》,其間他一直專精《周禮》,嘔心瀝血於《周禮古注集疏》,這些著作都表明他要嚴格按照古文家法來理清《左傳》和《周官》的學術史。
對於《左傳》,劉師培早在1905年——1906年就曾經試圖整理西漢關於《左傳》的研究狀況。他認為自荀子、韓非子、賈誼、司馬遷、翟方進、劉歆到鄭眾、鄭興、賈逵、許慎,《左傳》自有其學術師傳。他在晚年還堅持這樣的觀點,並認為正由於這些《左傳》研究者們沒有受到今文經學的限製,他們對《左傳》的研究就沒有後來杜預那種局限,比較符合《左傳》的原意。依據他們的研究狀況,可以了解《左傳》最早的古本原貌和最早的訓詁義。他說:
漢儒左氏說,其較二傳為密者,厥有數端。凡經書典禮,恒據本傳為說,一也。據本傳所誌事也以明經文書法,二也。據傳例以說他條之經,凡經字相同即為同旨,三也。引月冠事,經有係月不係月之分,四也。據三統術校經曆,明朔閏分至,所推悉符,五也。日食所食之月為主,據日躔以定分野,專以災異係所分之域,與二傳師說泛舉時政者,疏密有殊,六也。
也就是說,兩漢《左氏》學正因為堅持了自己的特點,才取得了比公、穀二傳要高明的成就。比如它依據三統曆,初步考慮了太陽和月亮運行的規則,比較準確地認識了春秋時期的天象,與公、穀泛泛之談大有不同。
劉師培還將《左傳》學的視野延伸到東漢至東晉時期。他仔細研究了這一時期的《左傳》學概況,說:
東漢左氏古義有附著他籍者,舍先鄭(鄭眾)《周官注》、後鄭(鄭興)群經注、許君(許慎)《說文》外,若馬融《尚書》、《周官》注,盧植《禮記解詁》,蔡邕《月令章句》,趙岐《孟子章句》,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辭章句》,應劭《漢儀》、《漢書》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淮南子注》,采用傳說,均有可征。其以子書采用傳說者,桓譚《新論》、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荀悅《申鑒》、徐幹《中論》、應劭《風俗通義》、仲長統《昌言》是也。又班彪、朱浮、杜林、馮衍、張衡、崔瑗、胡廣之倫,所撰文詞,亦多傳說,匯而集之,可以觀其大概矣。
三國之時,若王朗、麋信、董遇、高堂隆、譙周之倫,均通傳說。其遺說稍具者,魏則王肅、孔晁,吳則韋昭,於經傳之文均有捃摭,上與劉、賈義符。晉則皇甫謐、幹寶、郭璞之儔,詮引經傳,猶多古誼。
劉師培將《左傳》學延伸到杜預《集解》之前的諸子百家,認為從中可以發掘《左傳》學的基本觀點,改變杜預《集解》的長期影響,可見他捍衛《左傳》學的深苦用心。
又如《周官》,劉師培也力求整理西漢師說。他說:
《春秋》《周官》,經區述作,聿稽授受,並肇孔門。……聖人既沒,大義乖絕,儒學之徒,旨主約施,推類有方,舉隅蔽積……各抒所知,著造傳記。……荀準《周官》,與聖同契,孟符《王製》,誼肇後師。爰及西漢,《王製》業昌,五經家言,靡弗準焉。《周官》之學,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說始芽萌,發見《周禮》,以明殷鑒。新莽製法,楷模斯頻,凡所闡繹,蓋出子駿。斯時本經無說,通以《王製》,二書並文,莽傳數見。……東漢初業,雅達聿興,眾師踵業於南山,景伯振條於虎觀,比義會意,冀別莽說。櫫杙古學,立異今文,典無钜細,概主劈析。後鄭作注,稽業扶風,參綜今學,附比移並,同事相違疑炫難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
他認為《周官》雖然同其他經典一樣是孔子教育子弟的教材,也同樣因為弟子的傳授而出現了一些差別,但因為《王製》在西漢經學中有較高地位,《周官》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隻有王莽時期,人們才開始研究《周官》。但當時也不可避免地受《王製》說的影響。東漢時期人們注解《周官》,受今文經學影響極大。劉師培指出,要真正理解《周官》,首要問題就是要整理西漢《周官》師說。他曾說:
竊以六代暨唐,惟宗鄭說,隨文闡義,鮮關旨要。西京逸緒,蘊奧難見,顧鮮尋繹,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書,比次甄錄賈馬諸說,亦間采刺《春秋》內外傳,旁逮《大戴記》《周書》之屬,以證同製,成《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雖複節族久絕,法數滋更,然故典具存,師說未替,辨跡溯源,鹹有簽驗。庶聖王之文具於簟席,太平之跡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
西漢《周官》師說,較之東漢,更加符合《周官》的曆史。
劉師培晚年對西漢古文經學的研究從積極方麵來說,有助於後人全麵了解漢代經學的曆史,有助於打破晚清今文經學把古文經學視作西漢末才有的固有觀念。從消極方麵來說,他迷信西漢師說,認為要了解古文經以及古文經學的發展狀況,隻有用西漢師說為準的,才能接近曆史,這就走過了頭,落入舊經師的門戶窠臼。
第三,對經學上的重要爭端問題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認識。
劉師培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對《春秋》提出了成熟的看法。
他認為孔子是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改良願望的思想家,《春秋》凝結了他的政治批評意識。但《春秋》不是改製之作,不是為後王垂法的作品。它並沒有給後王提供什麽具體的政治製度:
漢儒治《左氏》,以經有空王之法,不以經文有空王之稱。以法即《周禮》故章,弗以屬《春秋》新製。因素王而涉改製,是以今說淆古經也。因從周而斥素王,是以《春秋》非製作也。後說以有為無,於經為抑,前說無而謂有,於經為媟。媟經抑經,為失則均。
孔子有理想有抱負,但其目標就是《周禮》,正因為如此,不能絀經為史,把《春秋》當作一部沒有主體思想的曆史著作;另一方麵,也不能把《春秋》當為改製的法典。
《春秋》三傳是孔門後學對《春秋》的不同詮釋,都有合理因素。重要的是要深入理清各傳的源流和獨到之處,不能相互混淆。比如《左傳》,它毫無疑義是解釋《春秋》之作。“凡所引延,均緣經例,即所論為經所弗筆,亦與經例相因依。非徒博言廣記也。”《左傳》注經有其自己的特點。例如《春秋》經文有時書年月日時,有時不書,有的記事,有的不記事。對此有多種不同解釋。《左傳》學家賈逵認為春秋時期人們十分重視天象,如果侯王不登台視朔,則不書時月,如登台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如視朔而不登台,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台,則空書日月。這是一種比較有根據的解釋。可是杜預卻囿於公羊、穀梁的成見,把時月日例簡單化,反而不得《左傳》的長處。
《周官》是周代政治製度的反映。它是《春秋》和其他經典的重要支柱。其主要特點是依據地域,經畫國、野製度。要了解《春秋》中的製度,就必須研究《周官》。
劉師培晚年的經學研究,錢玄同曾這樣評價:
劉君論惠定宇之言曰: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為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外集》卷九《近儒學術係統論》)。餘謂取此數語以論上列諸書,最為恰當。
綜觀劉師培後期所提出的經學觀點,不難看出其篤信漢儒經學的特色。從學術本身而言,劉師培和其他國粹論者一樣,無法使經學研究科學地為時代服務。就政治生活而言,劉師培政治上的失足製約了他對於經學現實意義的積極思考。他隻有將經學變為純粹學術研究。在他後期的經學研究中我們看不見早期的革命性內容,也看不見早期新觀點、新方法的實踐。
但這並不能完全否定劉師培後期經學研究的價值。當晚清今文經學甚囂塵上,康有為等人的觀點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時候,劉師培深入考證西漢古文經學的陣營及其特點,有助於後人客觀地認識經學自身的演變曆史。而他在西漢經師學說基礎上對於古文經的實事求是的解釋,也有助於人們更加準確地了解古代典籍和古代曆史的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