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讀左劄記》與劉師培經學研究的基本思路
1905年——1906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連載《讀左劄記》，以《左傳》研究為核心，鮮明地表述了他對於當時經學研究的基本態度。
首先，他駁斥了今文經學家們對《左傳》的誣蔑。
劉師培認為《左傳》並非劉歆偽造。他提出的第一個有力證據是：《左傳》在劉歆以前就存在學術傳承關係。他說：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為偽書，而劉氏申受則以《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鐸氏春秋》相同，別為一書，與《春秋》經文無涉。然《史記·吳泰伯世家》雲，予讀古之《春秋》，即指左氏傳言。……又《漢書·翟方進傳》言：方進授《春秋左氏傳》。若以《晏子春秋》、《鐸氏春秋》例之，豈《晏子春秋》亦可稱《春秋晏子傳》，而《鐸氏春秋》亦可稱《春秋鐸氏傳》乎？
劉師培認為《左傳》成書以來，相傳不絕，戰國時就有荀子、韓非子對它進行研究。西漢時也有賈誼、劉安、司馬遷、翟方進等人對它進行研究。他還特別寫有《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的專篇論文，研究司馬遷《史記》的書法體例，證明《左傳》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產生過重要影響。因此不能說《左傳》是遠在他們之後的劉歆所偽造。
劉師培的另一有力證據是：《左傳》所載曆史事實以及解釋《春秋》的語句在劉歆以前的曆代著作中不斷被人征引。他說：
自劉申受謂劉歆以前左氏之學不顯於世，近儒附會其說，謂《史記》所引《左傳》皆劉、班所附益。此說不然。
他曾作《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於西漢考》，一一引征先秦諸子如《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以及西漢《淮南子》、《春秋繁露》等書籍中對於《左傳》的直接或間接的引用，從而證明《左傳》早就存在。《左傳》有許多關於史實的獨特的描述，這些史實不斷被人征用。像《呂氏春秋》引用《左傳》，有的全引《左傳》原文，有的與《左傳》原文小有不同。所以劉師培說：“則著《呂覽》者，曾親見左氏之書，昭然無疑。”又如《淮南子》一書，作於漢景帝、漢武帝之間，在司馬遷《史記》之前，但書中也多引《左傳》。如華周卻賂（左襄二十三年）、子罕獻玉（左襄十五年）鹹見於《淮南子·精神訓》等等。如果《左傳》是劉歆偽造，又怎麽能夠被上述諸書所引用？
劉師培的上述兩個證據較為準確地批評了劉歆偽造《左傳》說的要害。
至於《左傳》與《春秋》的關係，劉師培也駁斥了《左傳》不傳《春秋》的觀點。他說：
自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範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後漢書·範升傳》），晉王接遂謂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儒林傳》）。近儒武進劉氏遂據此以疑《左傳》。
劉師培認為《左傳》與《春秋》的關係，不但可以從孔子與左丘明的思想上得到證明，而且可以從傳習《左傳》的學人們的言行上得到證明。如前引司馬遷將《左傳》稱作古之《春秋》，翟方進稱《左傳》為《春秋左氏傳》，可見《左氏春秋》與《春秋》有著密切的聯係，它不能視作《呂氏春秋》之類。劉師培還證明，《春秋》與《左傳》的聯係在西漢得到過今文經師的承認：
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乃《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且引於公羊經師，則《左傳》為釋經之書，固公羊家所承認矣。劉向《別錄》雲：左丘明授曾申。劉向素以《穀梁》義難《左傳》，而於《左傳》之傳授言之甚詳，則《左傳》為釋經之書，又《穀梁》家所承認矣。
由此可見，漢初諸儒莫不以《左傳》為釋經之書，隻有當劉歆提出立《左傳》於學官之後，才有一些經學家試圖否定《左傳》與《春秋》的聯係。
劉師培認為《左傳》與《公羊》、《穀梁》相比較，確實有一些獨到之處，但這些獨到之處不影響它與《春秋》的聯係。他曾進一步分析《春秋》與三傳的關係，說：
《春秋》者，本國曆史教科書也，其必托始於魯隱者，則以察時勢之變遷，當先今後古，略古昔而詳晚近，則《春秋》又即本國近世史也。雖然，以史教民，課本所舉，僅及大綱，而講演之時，或旁征事實，以廣見聞；或判斷是非，以資尚人。時門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記所聞，以供參考。而所記之語，複各不同，或詳故事，或舉微言，故有左氏、穀梁、公羊之學。然溯厥源流，鹹為仲尼所口述，惟所記各有所偏，亦所記互有詳略耳。
劉師培認為《春秋》作為一部簡明近代曆史教科書，在春秋時期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闡發。事實上，子夏等人據孔子所述之微言互相教授，形成公羊、穀梁傳，而左丘明亦受業孔門，《左傳》一書所記所陳，亦大抵出於仲尼之語，特左氏於孔子所講演者，複參考群書，傳示來世。因此《春秋》三傳的差別，導源於孔門弟子記錄的差別，導源於孔門弟子學術興趣的差異。並非隻有像《公羊》、《穀梁》那樣的傳經方式才是解釋《春秋》的作品，《左傳》同樣是解經之作。
其次，劉師培研究了《左傳》的政治、文化思想，證明它與孔子思想存在一致性。
晚清今文經學非議《左傳》及其他古文經的一個根據就是它們缺乏改製精神，沒有曆史發展的觀點。如廖平就認為古學是孔子早年之學，有“從周”之意，而今學是孔子晚年之學，有“因革”之意。他們把孔子打扮為素王，認為今文經學才是孔子思想的精華所在。
劉師培不同意將孔子打扮為替萬世垂法的素王，但他認為孔子不僅僅是曆史家，孔子還是思想家。孔子所整理的曆史典籍包含著中華民族的立國精神。而所謂中華民族的立國精神即民族意識、民主意識。所以劉師培認為孔子的《春秋》之學，關鍵在於民族、民主思想。他認為，《左傳》與《春秋》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與《公羊》、《穀梁》可以媲美。
一、從華夷之辨來看，“公、穀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劉師培例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的記載，說明《左傳》首重夷夏之防，具有民族主義思想。
二、從民主意識來看，劉師培認為今文經學所詡為獨發的君輕民貴之說，在《左傳》中比比皆是。他說：
晚近數年，晳種政法學術播入中土，盧氏《民約》之論，孟氏《法意》之編，鹹為知言君子所樂道。複引舊籍，互相發明，以證晳種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發。由是治經學者鹹好引公、穀二傳之書，以其所言民權多足附會西籍。而《春秋左氏傳》則引者闕如。
而其實，《左傳》“責君特重而責民特輕”。比如《左傳》凡弑君稱君，表示君主無道，被弑是理所當然。可見《左傳》允許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權利。又如《左傳》隱公四年衛人立晉，《左傳》釋曰：書曰衛人立晉，眾也。以證君由民立，與公、穀二傳完全相同。《左傳》承認人民有立君的權利。而且《左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如左襄十四年傳，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這些言論都體現《左傳》對孔子乃至國學的真正精神有很深的領悟。所謂左氏不知《春秋》之義的看法，是“真不知《春秋》之義矣夫！”
劉師培還反省了人們對於《左傳》產生誤解的原因，並且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左傳》本身並不違背《春秋》旨意，那麽為什麽會有人懷疑它的地位？劉師培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漢儒對《左傳》缺乏完整的注釋，一因後儒斥之為偽書。《左傳》比《公羊》、《穀梁》內容要贍富得多，可是由於它在西漢時期地位不顯著，沒有人給它作完整的注釋。東漢時，隨著古文經學地位的上升，《左傳》也受到一定重視，但賈逵、鄭眾等雖有注，也未完整地保存下來。隻有晉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得以保存並留傳下來。而杜預的《集解》並沒有遵循《左傳》獨到的特點，受到《公羊》、《穀梁》學的影響，穿鑿附會，反而把《左傳》引入歧途，使《左傳》自身的特點不明。後來的儒家有些把《左傳》斥為偽書，大多是受杜預《集解》的影響，沒有真正認識到《左傳》的特點。像劉逢祿、廖平、康有為批評《左傳》，大多以杜預《集解》為根據。劉師培甚至認為杜預不是《左傳》學的功臣，而是《左傳》學的禍首。
所以，正本清源，要扭轉人們對於《左傳》的誤解，關鍵在於依據《左傳》學的特點，對《左傳》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劉師培說：
今觀左氏一書，其待後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一曰禮、二曰例、三曰事。
所謂“禮”，就是說要研究《左傳》闡述的禮典和禮製。晚清今文經學認為《左傳》所闡述的禮製與《周禮》相合，與《王製》相異。劉師培認為這值得深入研究，看看是否與《王製》真正相背？如果相背，它又體現了什麽特點？而且，“左氏佚禮若能疏通證明，亦考古禮者所必取也”。搞清楚《左傳》的禮製，對於認識古代社會狀況也有很大幫助。所謂“例”，即《左傳》的書法體例。杜預認為《左傳》的凡例即周公之禮經，而劉師培則認為五十凡例，乃左氏一家之學，與《公羊》、《穀梁》不完全相同，“左氏自有其義”。對於《左傳》獨特的書法，隻有實事求是地去加以研究，而不能依據《公羊》、《穀梁》的成法。所謂“事”，就是《左傳》的史實。劉師培認為如果我們理清了《左傳》所載史實的來源及其被引用的情況，我們就能對《左傳》的真偽心中有數。他認為禮、例、事“三書若成，則左氏之學必可盛興。若夫曆譜地輿之學，治左氏者多詳之，惟考證多疏，董而理之，殆後儒之責歟！”
應該說劉師培所提出的關於《左傳》研究的課題，極為準確地抓住了《左傳》學自身的不足之處，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讀左劄記》反映出劉師培研究經學的一般思路。這種思路的特點是超乎今文經與古文經的爭論，實事求是地疏理古文經學的發展線索，並緊密聯係民族、民主革命的現實任務，用新的眼光來解析經學的命題，使之具有時代氣息。
首先，他駁斥了今文經學家們對《左傳》的誣蔑。
劉師培認為《左傳》並非劉歆偽造。他提出的第一個有力證據是：《左傳》在劉歆以前就存在學術傳承關係。他說：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為偽書，而劉氏申受則以《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鐸氏春秋》相同，別為一書，與《春秋》經文無涉。然《史記·吳泰伯世家》雲，予讀古之《春秋》，即指左氏傳言。……又《漢書·翟方進傳》言：方進授《春秋左氏傳》。若以《晏子春秋》、《鐸氏春秋》例之，豈《晏子春秋》亦可稱《春秋晏子傳》，而《鐸氏春秋》亦可稱《春秋鐸氏傳》乎？
劉師培認為《左傳》成書以來，相傳不絕，戰國時就有荀子、韓非子對它進行研究。西漢時也有賈誼、劉安、司馬遷、翟方進等人對它進行研究。他還特別寫有《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的專篇論文，研究司馬遷《史記》的書法體例，證明《左傳》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產生過重要影響。因此不能說《左傳》是遠在他們之後的劉歆所偽造。
劉師培的另一有力證據是：《左傳》所載曆史事實以及解釋《春秋》的語句在劉歆以前的曆代著作中不斷被人征引。他說：
自劉申受謂劉歆以前左氏之學不顯於世，近儒附會其說，謂《史記》所引《左傳》皆劉、班所附益。此說不然。
他曾作《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於西漢考》，一一引征先秦諸子如《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以及西漢《淮南子》、《春秋繁露》等書籍中對於《左傳》的直接或間接的引用，從而證明《左傳》早就存在。《左傳》有許多關於史實的獨特的描述，這些史實不斷被人征用。像《呂氏春秋》引用《左傳》，有的全引《左傳》原文，有的與《左傳》原文小有不同。所以劉師培說：“則著《呂覽》者，曾親見左氏之書，昭然無疑。”又如《淮南子》一書，作於漢景帝、漢武帝之間，在司馬遷《史記》之前，但書中也多引《左傳》。如華周卻賂（左襄二十三年）、子罕獻玉（左襄十五年）鹹見於《淮南子·精神訓》等等。如果《左傳》是劉歆偽造，又怎麽能夠被上述諸書所引用？
劉師培的上述兩個證據較為準確地批評了劉歆偽造《左傳》說的要害。
至於《左傳》與《春秋》的關係，劉師培也駁斥了《左傳》不傳《春秋》的觀點。他說：
自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範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後漢書·範升傳》），晉王接遂謂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儒林傳》）。近儒武進劉氏遂據此以疑《左傳》。
劉師培認為《左傳》與《春秋》的關係，不但可以從孔子與左丘明的思想上得到證明，而且可以從傳習《左傳》的學人們的言行上得到證明。如前引司馬遷將《左傳》稱作古之《春秋》，翟方進稱《左傳》為《春秋左氏傳》，可見《左氏春秋》與《春秋》有著密切的聯係，它不能視作《呂氏春秋》之類。劉師培還證明，《春秋》與《左傳》的聯係在西漢得到過今文經師的承認：
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乃《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且引於公羊經師，則《左傳》為釋經之書，固公羊家所承認矣。劉向《別錄》雲：左丘明授曾申。劉向素以《穀梁》義難《左傳》，而於《左傳》之傳授言之甚詳，則《左傳》為釋經之書，又《穀梁》家所承認矣。
由此可見，漢初諸儒莫不以《左傳》為釋經之書，隻有當劉歆提出立《左傳》於學官之後，才有一些經學家試圖否定《左傳》與《春秋》的聯係。
劉師培認為《左傳》與《公羊》、《穀梁》相比較，確實有一些獨到之處，但這些獨到之處不影響它與《春秋》的聯係。他曾進一步分析《春秋》與三傳的關係，說：
《春秋》者，本國曆史教科書也，其必托始於魯隱者，則以察時勢之變遷，當先今後古，略古昔而詳晚近，則《春秋》又即本國近世史也。雖然，以史教民，課本所舉，僅及大綱，而講演之時，或旁征事實，以廣見聞；或判斷是非，以資尚人。時門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記所聞，以供參考。而所記之語，複各不同，或詳故事，或舉微言，故有左氏、穀梁、公羊之學。然溯厥源流，鹹為仲尼所口述，惟所記各有所偏，亦所記互有詳略耳。
劉師培認為《春秋》作為一部簡明近代曆史教科書，在春秋時期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闡發。事實上，子夏等人據孔子所述之微言互相教授，形成公羊、穀梁傳，而左丘明亦受業孔門，《左傳》一書所記所陳，亦大抵出於仲尼之語，特左氏於孔子所講演者，複參考群書，傳示來世。因此《春秋》三傳的差別，導源於孔門弟子記錄的差別，導源於孔門弟子學術興趣的差異。並非隻有像《公羊》、《穀梁》那樣的傳經方式才是解釋《春秋》的作品，《左傳》同樣是解經之作。
其次，劉師培研究了《左傳》的政治、文化思想，證明它與孔子思想存在一致性。
晚清今文經學非議《左傳》及其他古文經的一個根據就是它們缺乏改製精神，沒有曆史發展的觀點。如廖平就認為古學是孔子早年之學，有“從周”之意，而今學是孔子晚年之學，有“因革”之意。他們把孔子打扮為素王，認為今文經學才是孔子思想的精華所在。
劉師培不同意將孔子打扮為替萬世垂法的素王，但他認為孔子不僅僅是曆史家，孔子還是思想家。孔子所整理的曆史典籍包含著中華民族的立國精神。而所謂中華民族的立國精神即民族意識、民主意識。所以劉師培認為孔子的《春秋》之學，關鍵在於民族、民主思想。他認為，《左傳》與《春秋》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與《公羊》、《穀梁》可以媲美。
一、從華夷之辨來看，“公、穀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劉師培例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的記載，說明《左傳》首重夷夏之防，具有民族主義思想。
二、從民主意識來看，劉師培認為今文經學所詡為獨發的君輕民貴之說，在《左傳》中比比皆是。他說：
晚近數年，晳種政法學術播入中土，盧氏《民約》之論，孟氏《法意》之編，鹹為知言君子所樂道。複引舊籍，互相發明，以證晳種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發。由是治經學者鹹好引公、穀二傳之書，以其所言民權多足附會西籍。而《春秋左氏傳》則引者闕如。
而其實，《左傳》“責君特重而責民特輕”。比如《左傳》凡弑君稱君，表示君主無道，被弑是理所當然。可見《左傳》允許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權利。又如《左傳》隱公四年衛人立晉，《左傳》釋曰：書曰衛人立晉，眾也。以證君由民立，與公、穀二傳完全相同。《左傳》承認人民有立君的權利。而且《左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如左襄十四年傳，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這些言論都體現《左傳》對孔子乃至國學的真正精神有很深的領悟。所謂左氏不知《春秋》之義的看法，是“真不知《春秋》之義矣夫！”
劉師培還反省了人們對於《左傳》產生誤解的原因，並且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左傳》本身並不違背《春秋》旨意，那麽為什麽會有人懷疑它的地位？劉師培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漢儒對《左傳》缺乏完整的注釋，一因後儒斥之為偽書。《左傳》比《公羊》、《穀梁》內容要贍富得多，可是由於它在西漢時期地位不顯著，沒有人給它作完整的注釋。東漢時，隨著古文經學地位的上升，《左傳》也受到一定重視，但賈逵、鄭眾等雖有注，也未完整地保存下來。隻有晉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得以保存並留傳下來。而杜預的《集解》並沒有遵循《左傳》獨到的特點，受到《公羊》、《穀梁》學的影響，穿鑿附會，反而把《左傳》引入歧途，使《左傳》自身的特點不明。後來的儒家有些把《左傳》斥為偽書，大多是受杜預《集解》的影響，沒有真正認識到《左傳》的特點。像劉逢祿、廖平、康有為批評《左傳》，大多以杜預《集解》為根據。劉師培甚至認為杜預不是《左傳》學的功臣，而是《左傳》學的禍首。
所以，正本清源，要扭轉人們對於《左傳》的誤解，關鍵在於依據《左傳》學的特點，對《左傳》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劉師培說：
今觀左氏一書，其待後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一曰禮、二曰例、三曰事。
所謂“禮”，就是說要研究《左傳》闡述的禮典和禮製。晚清今文經學認為《左傳》所闡述的禮製與《周禮》相合，與《王製》相異。劉師培認為這值得深入研究，看看是否與《王製》真正相背？如果相背，它又體現了什麽特點？而且，“左氏佚禮若能疏通證明，亦考古禮者所必取也”。搞清楚《左傳》的禮製，對於認識古代社會狀況也有很大幫助。所謂“例”，即《左傳》的書法體例。杜預認為《左傳》的凡例即周公之禮經，而劉師培則認為五十凡例，乃左氏一家之學，與《公羊》、《穀梁》不完全相同，“左氏自有其義”。對於《左傳》獨特的書法，隻有實事求是地去加以研究，而不能依據《公羊》、《穀梁》的成法。所謂“事”，就是《左傳》的史實。劉師培認為如果我們理清了《左傳》所載史實的來源及其被引用的情況，我們就能對《左傳》的真偽心中有數。他認為禮、例、事“三書若成，則左氏之學必可盛興。若夫曆譜地輿之學，治左氏者多詳之，惟考證多疏，董而理之，殆後儒之責歟！”
應該說劉師培所提出的關於《左傳》研究的課題，極為準確地抓住了《左傳》學自身的不足之處，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讀左劄記》反映出劉師培研究經學的一般思路。這種思路的特點是超乎今文經與古文經的爭論，實事求是地疏理古文經學的發展線索，並緊密聯係民族、民主革命的現實任務，用新的眼光來解析經學的命題，使之具有時代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