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劉師培學術革新的具體方法
劉師培指出，要建設新的學術哲學和方法論體係，首先需要對古代學術的生命力認真地反思，進一步明確學術的精神在於經世致用。
劉師培曾用很多篇幅來論證傳統學術的生命力在於經世致用，在於獨立發展的社會批判精神。他非常推崇章學誠和龔自珍關於學術本質的論述。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中曾說：“古人本學問而發為文章，其誌將以明道。”又說：“古人以學著於書，後人即書以為學。”並認為“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曾將章學誠的上述觀點加以發展，指出以史學為代表的傳統學術精神在於批判性的經世意識：
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遊，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
龔自珍認為古代學術的主體——史官具有學術尊嚴。他們以道統為根本準則，對每一王朝的政治禮俗進行批評指導，但決不使學術成為王朝的奴仆，學術有獨立性。劉師培認為這個認識很得古代學術本質之真麵目，學術就是應該具有這種批判性的經世精神。他曾作《古學出於官守論》以及《補古學出於史官論》，申言章學誠、龔自珍的學術起源論的某些觀點，證明學術要有社會批判意識。
其次，劉師培還指出，要建立新的學術哲學和方法論體係，尚需要學習西方社會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等各種理論方法，培養學術研究的敏銳識見和方法素養。
劉師培積極投入學術革命的洪流。他將社會進化論思想貫穿於其學術研究。他的《中國曆史教科書》“於征引中國典籍外，複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界可以稍明”。該書敘述遠古至西周的曆史，將這個時期的曆史劃分為上古及古代兩個時期。在劉師培看來，這個時期的曆史是一個逐漸進化的過程。遠古時代曾經是一個沒有君主的時代，後來雖然產生了君主，但君由民立，君主“鹹為民興利”，“權利輕而義務重”。到了西周，天子之權漸尊。與君權演化相似，倫理由家族倫理進到國家倫理，再進到社會倫理，也是一個進化曆程。劉師培還特別考察了社會經濟“進化”過程。在《中國古用石器考》一文中，他寫道，古代生產工具由石器時代進到銅器時代，再進到鐵器時代。“近世以來，西人言社會學者考社會進化之次序，分為三級，一曰石器時代，二曰銅器時代，三曰鐵器時代，推之殊方異俗，莫不皆然。或謂中國古籍，鮮解石器，實則不然。”他利用有關記載，證明中國古代經曆了石器時代。生產工具之外，社會經濟生活也由漁獵進至遊牧，再進到農業時代。土地製度，原始時代，“黃帝行共田之法”；三代時，“夏行井田之法”，“田受於公，非民之所得而私”；春秋時，“廢井田，開阡陌，固勢之所必趨也”。總而言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都是一個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社會進化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的認識論前提。
劉師培還認為，學術革命應該以國民為價值標準。其《中國曆史教科書》與舊史敘事“詳於君臣而略於人民，詳於事跡而略於典製，詳於後代而略於古代”“稍殊”。政治方麵，敘述王朝變遷興衰概況、帝王世係、君主製產生發展過程，分封製起源、變遷及封國情形，等級製度，地方自治製度，家族宗法製度，官製、刑法，國內民族關係。地理方麵敘述疆域、行政區劃、交通、水利。軍事方麵，分析戰爭的起源，介紹兵製、兵器、兵禮。思想文化，介紹古代倫理、宗教、文學、哲學、史學、美術、禮俗、風俗、教育、學術。自然科學，介紹古代的數學、曆法、天文、醫學、地理學。經濟方麵，敘述古代的農業，包括土地製度、賦稅、生產工具和技術的進步、農業政策、手工業政策、農業水平、手工業水平，乃至建築、飲食、商業等等。這種文化整體觀反映出劉師培研究學術是關國家盛哀，係生民休戚，不再以君主為記載中心。
劉師培還主張學術應該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對於西方社會學、地質學、考古學的種種方法，劉師培都主張積極吸收，洋為中用。《周末學術史序》是劉師培學習西方學科分類的證據，全書將周末學術史分為16類：心理學史、倫理學史、論理學史（邏輯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計學史（財政學史）、兵學史、教育學史、理科學史、哲理學史、術數學（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史、文字學史、工藝學史、法律學史、文章學史。他認為有必要根據近代認識水平對古代有關思想學術進行分類整理、詮釋和評價。對於古代學術的重心——經學，劉師培也主張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其《經學教科書》中有關《易經》的研究，就列有如下標題：《論易經與文字之關係》、《論易學與數學之關係》、《論易學與科學之關係》、《論易學與史學之關係》、《論易學與政治學之關係》、《論易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論易學與倫理學之關係》、《論易學與哲學之關係》、《論易經與禮典之關係》、《論易詞》、《論易韻》。在劉師培的研究中，《易經》成了古代學術的寶庫，其中可以發掘古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找到了“社會進化之秩序，於野蠻進於文明之狀態”。劉師培的其他著作，如《古政原論》、《古政原始論》闡述古代社會學，《兩漢學術發微論》闡述漢代政治學、民族學和倫理學，《倫理教科書》闡述倫理學，《中國地理教科書》闡述地理學，《中國文學教科書》闡述文字學，《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闡述漢魏南北朝文學史，都為中國學術的科學化作了有益的探討和嚐試。
劉師培曾用很多篇幅來論證傳統學術的生命力在於經世致用，在於獨立發展的社會批判精神。他非常推崇章學誠和龔自珍關於學術本質的論述。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中曾說：“古人本學問而發為文章，其誌將以明道。”又說：“古人以學著於書，後人即書以為學。”並認為“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曾將章學誠的上述觀點加以發展，指出以史學為代表的傳統學術精神在於批判性的經世意識：
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遊，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
龔自珍認為古代學術的主體——史官具有學術尊嚴。他們以道統為根本準則，對每一王朝的政治禮俗進行批評指導，但決不使學術成為王朝的奴仆，學術有獨立性。劉師培認為這個認識很得古代學術本質之真麵目，學術就是應該具有這種批判性的經世精神。他曾作《古學出於官守論》以及《補古學出於史官論》，申言章學誠、龔自珍的學術起源論的某些觀點，證明學術要有社會批判意識。
其次，劉師培還指出，要建立新的學術哲學和方法論體係，尚需要學習西方社會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等各種理論方法，培養學術研究的敏銳識見和方法素養。
劉師培積極投入學術革命的洪流。他將社會進化論思想貫穿於其學術研究。他的《中國曆史教科書》“於征引中國典籍外，複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界可以稍明”。該書敘述遠古至西周的曆史，將這個時期的曆史劃分為上古及古代兩個時期。在劉師培看來，這個時期的曆史是一個逐漸進化的過程。遠古時代曾經是一個沒有君主的時代，後來雖然產生了君主，但君由民立，君主“鹹為民興利”，“權利輕而義務重”。到了西周，天子之權漸尊。與君權演化相似，倫理由家族倫理進到國家倫理，再進到社會倫理，也是一個進化曆程。劉師培還特別考察了社會經濟“進化”過程。在《中國古用石器考》一文中，他寫道，古代生產工具由石器時代進到銅器時代，再進到鐵器時代。“近世以來，西人言社會學者考社會進化之次序，分為三級，一曰石器時代，二曰銅器時代，三曰鐵器時代，推之殊方異俗，莫不皆然。或謂中國古籍，鮮解石器，實則不然。”他利用有關記載，證明中國古代經曆了石器時代。生產工具之外，社會經濟生活也由漁獵進至遊牧，再進到農業時代。土地製度，原始時代，“黃帝行共田之法”；三代時，“夏行井田之法”，“田受於公，非民之所得而私”；春秋時，“廢井田，開阡陌，固勢之所必趨也”。總而言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都是一個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社會進化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的認識論前提。
劉師培還認為，學術革命應該以國民為價值標準。其《中國曆史教科書》與舊史敘事“詳於君臣而略於人民，詳於事跡而略於典製，詳於後代而略於古代”“稍殊”。政治方麵，敘述王朝變遷興衰概況、帝王世係、君主製產生發展過程，分封製起源、變遷及封國情形，等級製度，地方自治製度，家族宗法製度，官製、刑法，國內民族關係。地理方麵敘述疆域、行政區劃、交通、水利。軍事方麵，分析戰爭的起源，介紹兵製、兵器、兵禮。思想文化，介紹古代倫理、宗教、文學、哲學、史學、美術、禮俗、風俗、教育、學術。自然科學，介紹古代的數學、曆法、天文、醫學、地理學。經濟方麵，敘述古代的農業，包括土地製度、賦稅、生產工具和技術的進步、農業政策、手工業政策、農業水平、手工業水平，乃至建築、飲食、商業等等。這種文化整體觀反映出劉師培研究學術是關國家盛哀，係生民休戚，不再以君主為記載中心。
劉師培還主張學術應該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對於西方社會學、地質學、考古學的種種方法，劉師培都主張積極吸收，洋為中用。《周末學術史序》是劉師培學習西方學科分類的證據，全書將周末學術史分為16類：心理學史、倫理學史、論理學史（邏輯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計學史（財政學史）、兵學史、教育學史、理科學史、哲理學史、術數學（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史、文字學史、工藝學史、法律學史、文章學史。他認為有必要根據近代認識水平對古代有關思想學術進行分類整理、詮釋和評價。對於古代學術的重心——經學，劉師培也主張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其《經學教科書》中有關《易經》的研究，就列有如下標題：《論易經與文字之關係》、《論易學與數學之關係》、《論易學與科學之關係》、《論易學與史學之關係》、《論易學與政治學之關係》、《論易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論易學與倫理學之關係》、《論易學與哲學之關係》、《論易經與禮典之關係》、《論易詞》、《論易韻》。在劉師培的研究中，《易經》成了古代學術的寶庫，其中可以發掘古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找到了“社會進化之秩序，於野蠻進於文明之狀態”。劉師培的其他著作，如《古政原論》、《古政原始論》闡述古代社會學，《兩漢學術發微論》闡述漢代政治學、民族學和倫理學，《倫理教科書》闡述倫理學，《中國地理教科書》闡述地理學，《中國文學教科書》闡述文字學，《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闡述漢魏南北朝文學史，都為中國學術的科學化作了有益的探討和嚐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