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劉師培與辛亥革命後的國粹派
辛亥革命爆發後，《國粹學報》隻出了第82期。此期為1911年第9-13號合刊。其中刊有國學保存會《擬推廣本會之誌願》及《古學匯刊略例》。前文寫道：
今者滿清退位，漢德中興，海內識微之士，多謂本會為精神革命之先河。同人等固未敢自居文字之功，然硜硜自守，抱其素誌，毋敢少渝。中間雖屢經官家之注目，始飴以金資，繼加以威哧，同人不為少動中止，乃延一線至今日。際茲民國成立，言論結社得以自由，同人等固當不懈而益勤，思以發展其素抱。
它所擬定的“推廣條例”包括：一、刊印先哲遺書；二、停辦《國粹學報》，另組《古學匯刊》；三、設古物流通處、金石采訪處及古學研究所；四、推廣藏書樓；五、設考古展覽會。《古學匯刊》由繆荃孫為總纂，鄧實仍為主任。定每兩月出一編，分上、下二篇，上篇刊前人遺著，下篇刊近人新著。宗旨在“發明絕學，廣羅舊聞”。內容是“專主經史、雜記之有關係而足資考訂者，欲使讀者得此足以增益見聞，助長學識”。後來《古學匯刊》從1912年6月至1914年8月，共出12編24冊後停刊。而國學保存會的“推廣本會誌願”並未實現。
《國粹學報》的停刊標誌著國粹派陣營的流散。自1907年以來，國粹派進行文化理論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章太炎和劉師培因不同原因放棄了用無政府主義理論來發展國粹派文化理論的企圖，並在所謂力避浮華，覃精求實，探索曆史文化典籍的客觀麵貌上達到了默契。1909年《國粹學報》第13號（總第62期）刊有編輯社所謂“明年之特色”，其中歸納出《國粹學報》曆年的撰述大旨就是：“力避浮華而趨於樸學，務使文有其質，博而寡要，非關於學術源流，有資考古者不錄。庶幾韓子所雲惟陳言之務去者。至於保存古物，不遺故聞，訓釋周秦諸子之書，使盡可讀，引申乾嘉諸儒之學，不絕其緒，詮明小學，以為求學之門徑，謹守古誼，以毋越先民之訓，五年於茲。”這與其說是對《國粹學報》前五年的總結，不如說是對《國粹學報》發展方向的預計。1909年前後，章太炎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亦講釋典。而劉師培則致力於典籍的校釋，都好像不願引西證中，不願再去討論玄言妙理。但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麵對紛至遝來的種種現實問題，章太炎也不可能做“使魏晉諸賢尚在，可與對談”的純粹學術研究，劉師培在孤心苦詣，以經師自期的同時，也要用宗教來化解內心的幽憤。而國粹派陣營也就因喪失一個統一的奮鬥目標和宗旨漸形消散。流散的國粹派成員，在政治主張上漸歸於消極。鄧實在上海“以金石書畫自娛，厭倦文墨，無複當年豪興”。黃節雖一度出任廣東高等學堂監督，但不久即退歸北大任教。他對理想破滅，國事日非，深感失望，為人寫字常鈐“如此江山”印章。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不滿現實，尤其是對民國建立以來的種種社會弊端深惡痛絕，認為民國社會跟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相差甚遠。
在消沉的國粹派陣營中，章太炎仍然堅持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理性思考。他提出用儒家思想來解決時弊。1914年，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凱軟禁，“始玩爻象，重籀《論語》諸書，然若有悟者”。他一改早年孔不如老、中年孔老不如佛的看法，完全從正麵肯定儒學的價值。說孔子忠恕之道，融歸納與演繹為一體，推己及人，“退藏於密，處虞機以製辭言，不以一型錮鑄”，比佛教道教要高明得多。雖然佛教關於人生問題的分析較儒學精微，但“居賢善俗，仍以儒術為佳，雖心與佛相應，而形式不可更張”。至於西方哲學，雖然邏輯清楚，解析精微，但在個人體驗上不如東方哲學。“大抵遠西學者，思想精微，而證驗絕少。康德、肖賓開爾（叔本華）之流，所論不為不精至。至於心之本體何如？我與物質之有無何如？須冥絕心行，默證而後可得，彼無其術，故不能決言也。”他認為儒家學說是民族文化的真正精華。章太炎晚年對於中國曆史文化的重新評價，乃是他對國粹理論的可貴探索。雖然他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但他思考問題的角度以及認識的深入，直接引發了20世紀20年代前後一個新的“本土文化主體論”陣營的產生。這就是逐漸集合在以《學衡》為核心的“學衡”派。
劉師培後期也表現出對於傳統的迷戀。但他與章太炎等人不同。袁世凱複辟帝製，章太炎“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雖因此遭禁錮，“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劉師培卻參加籌安會，鼓吹帝製。黃侃、馬敘倫曾當麵怒斥劉師培。黃節曾兩次致書劉師培，責其解散籌安會。但劉師培一意孤行，愈演愈烈。劉師培後期既未能真正理性地思考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也沒有關切國粹派理論的前途。這時期他的思想與國粹派諸人特別是章太炎相較，不可同日而語。
今者滿清退位，漢德中興，海內識微之士，多謂本會為精神革命之先河。同人等固未敢自居文字之功，然硜硜自守，抱其素誌，毋敢少渝。中間雖屢經官家之注目，始飴以金資，繼加以威哧，同人不為少動中止，乃延一線至今日。際茲民國成立，言論結社得以自由，同人等固當不懈而益勤，思以發展其素抱。
它所擬定的“推廣條例”包括：一、刊印先哲遺書；二、停辦《國粹學報》，另組《古學匯刊》；三、設古物流通處、金石采訪處及古學研究所；四、推廣藏書樓；五、設考古展覽會。《古學匯刊》由繆荃孫為總纂，鄧實仍為主任。定每兩月出一編，分上、下二篇，上篇刊前人遺著，下篇刊近人新著。宗旨在“發明絕學，廣羅舊聞”。內容是“專主經史、雜記之有關係而足資考訂者，欲使讀者得此足以增益見聞，助長學識”。後來《古學匯刊》從1912年6月至1914年8月，共出12編24冊後停刊。而國學保存會的“推廣本會誌願”並未實現。
《國粹學報》的停刊標誌著國粹派陣營的流散。自1907年以來，國粹派進行文化理論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章太炎和劉師培因不同原因放棄了用無政府主義理論來發展國粹派文化理論的企圖，並在所謂力避浮華，覃精求實，探索曆史文化典籍的客觀麵貌上達到了默契。1909年《國粹學報》第13號（總第62期）刊有編輯社所謂“明年之特色”，其中歸納出《國粹學報》曆年的撰述大旨就是：“力避浮華而趨於樸學，務使文有其質，博而寡要，非關於學術源流，有資考古者不錄。庶幾韓子所雲惟陳言之務去者。至於保存古物，不遺故聞，訓釋周秦諸子之書，使盡可讀，引申乾嘉諸儒之學，不絕其緒，詮明小學，以為求學之門徑，謹守古誼，以毋越先民之訓，五年於茲。”這與其說是對《國粹學報》前五年的總結，不如說是對《國粹學報》發展方向的預計。1909年前後，章太炎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亦講釋典。而劉師培則致力於典籍的校釋，都好像不願引西證中，不願再去討論玄言妙理。但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麵對紛至遝來的種種現實問題，章太炎也不可能做“使魏晉諸賢尚在，可與對談”的純粹學術研究，劉師培在孤心苦詣，以經師自期的同時，也要用宗教來化解內心的幽憤。而國粹派陣營也就因喪失一個統一的奮鬥目標和宗旨漸形消散。流散的國粹派成員，在政治主張上漸歸於消極。鄧實在上海“以金石書畫自娛，厭倦文墨，無複當年豪興”。黃節雖一度出任廣東高等學堂監督，但不久即退歸北大任教。他對理想破滅，國事日非，深感失望，為人寫字常鈐“如此江山”印章。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不滿現實，尤其是對民國建立以來的種種社會弊端深惡痛絕，認為民國社會跟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相差甚遠。
在消沉的國粹派陣營中，章太炎仍然堅持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理性思考。他提出用儒家思想來解決時弊。1914年，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凱軟禁，“始玩爻象，重籀《論語》諸書，然若有悟者”。他一改早年孔不如老、中年孔老不如佛的看法，完全從正麵肯定儒學的價值。說孔子忠恕之道，融歸納與演繹為一體，推己及人，“退藏於密，處虞機以製辭言，不以一型錮鑄”，比佛教道教要高明得多。雖然佛教關於人生問題的分析較儒學精微，但“居賢善俗，仍以儒術為佳，雖心與佛相應，而形式不可更張”。至於西方哲學，雖然邏輯清楚，解析精微，但在個人體驗上不如東方哲學。“大抵遠西學者，思想精微，而證驗絕少。康德、肖賓開爾（叔本華）之流，所論不為不精至。至於心之本體何如？我與物質之有無何如？須冥絕心行，默證而後可得，彼無其術，故不能決言也。”他認為儒家學說是民族文化的真正精華。章太炎晚年對於中國曆史文化的重新評價，乃是他對國粹理論的可貴探索。雖然他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但他思考問題的角度以及認識的深入，直接引發了20世紀20年代前後一個新的“本土文化主體論”陣營的產生。這就是逐漸集合在以《學衡》為核心的“學衡”派。
劉師培後期也表現出對於傳統的迷戀。但他與章太炎等人不同。袁世凱複辟帝製，章太炎“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雖因此遭禁錮，“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劉師培卻參加籌安會，鼓吹帝製。黃侃、馬敘倫曾當麵怒斥劉師培。黃節曾兩次致書劉師培，責其解散籌安會。但劉師培一意孤行，愈演愈烈。劉師培後期既未能真正理性地思考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也沒有關切國粹派理論的前途。這時期他的思想與國粹派諸人特別是章太炎相較，不可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