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石碑與口碑
進入寫著“清華園”三個大字的乳白色校門，麵對的是大禮堂，西側科學館南土山上，立著“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身淡黑色，寄寓哀思。在四尺多高的碑基上立著七尺高的碑身，樸素大方，莊嚴肅穆，上麵覆蓋著層層疊疊的槐樹的濃蔭。
早在祭奠王國維時，清華學生就向校方提出將本年度獎學金500元捐助築碑紀念。1928年秋，清華研究院同學決議，在師生中募款，得銀元3000元。1929年春，由梁思成設計，林誌均書丹，馬衡篆額，碑文由陳寅恪撰寫。7月15日舉行紀念碑落成典禮。
陳寅恪的撰文得到廣泛的共鳴。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一年暑假，清華研究院停辦。這個紀念碑上稱頌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隻是王國維一個人的思想光彩，也正是清華研究院的共同的追求。他們相聚一團火，散開滿天星。
王國維真正的紀念碑，是他的著作，此為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體現。他以學術為生命，他的生命與他的學術著作永存。《觀堂集林》是王國維的代表作，初版為二十卷。1927年5月，王國維完成了新編的24卷《觀堂集林》目錄。據趙萬裏回憶：《觀堂集林》24卷，“此先生手定之文集也。原為二十卷，歲在辛酉，烏程蔣氏以聚珍版印行，至壬戌而畢工。其癸亥以後之作，去冬先生曾寫定文三十六篇，詩十二首，書之曰《集林補編》。時研究院校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方畢，裏屢以續印《補編》事為請，謂可仿羅雪堂先生《鬆翁近稿》例，先以活字版印行。先生然之，雲稍待，所得當益多。蓋先生時方改定韃靼、蒙兀諸考，故不欲遽刊《補編》，而遺金源蒙古諸考史之作也。今年四月，先生始寫定韃靼、萌古諸考及《蒙古劄記》畢，囑裏錄一副本，並雲異日印行《補編》時，此數文不可遺也。及先生歸道山，羅雪堂先生謀刊行遺書，囑裏整理遺稿，裏首以《補稿》寄之。初擬僅刊《補稿》，後以蔣氏所印書，行且售罄，遂謀重刊《集林》，而以《補編》諸文散入之，共得二十四卷，較原刊多四卷”。
王國維逝世之後，署羅振玉編校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1928年出版，此後1940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趙萬裏等編校。這是比較完整的版本。集前有陳寅恪1934年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指出：“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幹卷刊行於世。”王國維的弟弟國華作序稱謝“校勘之任”則趙萬裏、吳其昌、戴家祥、劉子植等。1983年9月上海古籍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出版《王國維遺書》，平裝全16冊。
海峽兩岸都重視對王國維文化遺產的整理和研究。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出版《王國維先生全集》共25冊，數量超過了以前的本子。另外，台灣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版《王觀堂先生全集》共15冊。
大陸編輯王國維全集的工作進行得很久。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了吳澤主編的《王國維全集》書信卷。2010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王國維全集》，全書844萬字，編輯時間長達30多年，為目前最新最全的版本。本書運用這個版本重新校訂。
各種有關王國維學術研究的討論會經常舉辦，研究王國維的學術著作和論文紛紛出版，高等學校中研究王國維的課程甚多，撰寫有關王國維的博士、碩士、學士論文者絡繹不絕。這正應了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話：“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王國維的學術著作在人間傳播著，猶如活動的紀念碑。
石碑易刻，口碑難求。一個人活在世界上，自己著意標榜，隻不過在五花臉上又加幾筆油彩而已。難得的是別人痛切的懷念，一傳十、十傳百，道德文章活在後人的口上，即所謂有口皆碑。王國維的口碑十分好，可以說是近代文人中難得的範例。他的學術成就享譽世界，更以光輝的人格為後人敬仰。他所追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在清華園中得到承傳、發揚，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學術精神，獲得人們的廣泛共鳴。如果說，石碑似乎是以一種堂而皇之的形式宣示正式的評價；那麽，口碑則是一種老百姓日常表示的價值判斷，也是一種曆史的評價，俗話說，老百姓心裏自有一杆秤。真實的人生有禍有福，真實的曆史評價有起有伏。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得到同樣崇高的曆史評價。王國維為人好評，歸根到底，因為他用他的性命換來的學術成果，證明他是中華文化的守望者、傳播者和開拓者。他的成就代表著中華文化精神。
早在祭奠王國維時，清華學生就向校方提出將本年度獎學金500元捐助築碑紀念。1928年秋，清華研究院同學決議，在師生中募款，得銀元3000元。1929年春，由梁思成設計，林誌均書丹，馬衡篆額，碑文由陳寅恪撰寫。7月15日舉行紀念碑落成典禮。
陳寅恪的撰文得到廣泛的共鳴。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一年暑假，清華研究院停辦。這個紀念碑上稱頌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隻是王國維一個人的思想光彩，也正是清華研究院的共同的追求。他們相聚一團火，散開滿天星。
王國維真正的紀念碑，是他的著作，此為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體現。他以學術為生命，他的生命與他的學術著作永存。《觀堂集林》是王國維的代表作，初版為二十卷。1927年5月，王國維完成了新編的24卷《觀堂集林》目錄。據趙萬裏回憶：《觀堂集林》24卷，“此先生手定之文集也。原為二十卷，歲在辛酉，烏程蔣氏以聚珍版印行，至壬戌而畢工。其癸亥以後之作，去冬先生曾寫定文三十六篇，詩十二首，書之曰《集林補編》。時研究院校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方畢，裏屢以續印《補編》事為請，謂可仿羅雪堂先生《鬆翁近稿》例，先以活字版印行。先生然之，雲稍待，所得當益多。蓋先生時方改定韃靼、蒙兀諸考，故不欲遽刊《補編》，而遺金源蒙古諸考史之作也。今年四月，先生始寫定韃靼、萌古諸考及《蒙古劄記》畢，囑裏錄一副本，並雲異日印行《補編》時，此數文不可遺也。及先生歸道山，羅雪堂先生謀刊行遺書，囑裏整理遺稿，裏首以《補稿》寄之。初擬僅刊《補稿》，後以蔣氏所印書，行且售罄，遂謀重刊《集林》，而以《補編》諸文散入之，共得二十四卷，較原刊多四卷”。
王國維逝世之後，署羅振玉編校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1928年出版，此後1940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趙萬裏等編校。這是比較完整的版本。集前有陳寅恪1934年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指出：“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幹卷刊行於世。”王國維的弟弟國華作序稱謝“校勘之任”則趙萬裏、吳其昌、戴家祥、劉子植等。1983年9月上海古籍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出版《王國維遺書》，平裝全16冊。
海峽兩岸都重視對王國維文化遺產的整理和研究。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出版《王國維先生全集》共25冊，數量超過了以前的本子。另外，台灣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版《王觀堂先生全集》共15冊。
大陸編輯王國維全集的工作進行得很久。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了吳澤主編的《王國維全集》書信卷。2010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王國維全集》，全書844萬字，編輯時間長達30多年，為目前最新最全的版本。本書運用這個版本重新校訂。
各種有關王國維學術研究的討論會經常舉辦，研究王國維的學術著作和論文紛紛出版，高等學校中研究王國維的課程甚多，撰寫有關王國維的博士、碩士、學士論文者絡繹不絕。這正應了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話：“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王國維的學術著作在人間傳播著，猶如活動的紀念碑。
石碑易刻，口碑難求。一個人活在世界上，自己著意標榜，隻不過在五花臉上又加幾筆油彩而已。難得的是別人痛切的懷念，一傳十、十傳百，道德文章活在後人的口上，即所謂有口皆碑。王國維的口碑十分好，可以說是近代文人中難得的範例。他的學術成就享譽世界，更以光輝的人格為後人敬仰。他所追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在清華園中得到承傳、發揚，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學術精神，獲得人們的廣泛共鳴。如果說，石碑似乎是以一種堂而皇之的形式宣示正式的評價；那麽，口碑則是一種老百姓日常表示的價值判斷，也是一種曆史的評價，俗話說，老百姓心裏自有一杆秤。真實的人生有禍有福，真實的曆史評價有起有伏。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得到同樣崇高的曆史評價。王國維為人好評，歸根到底，因為他用他的性命換來的學術成果，證明他是中華文化的守望者、傳播者和開拓者。他的成就代表著中華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