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古器物研究
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盛讚他生活的時代是新發現時代。他在列舉了五項重要發現之後，又著重指出：“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國古金石、器物之發現殆無歲無之，其於學術上之關係亦未必讓於上五項，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縷舉。”中國金石學，產生於北宋，具有相當係統的成就。王國維這個時代的“古金石器物”的考訂，不久就成為建立科學的中國考古學的先導。
王國維對金石學的學科特點作過係統研究。金石學，是研究金石的學問。金是銅器，石為刻石，從材料方麵看石多於金。王國維認為金石學是宋人所創造的一門學問。在蒐集方麵，由皇室大量收藏，又有民間的收藏。著錄方麵，歐陽修《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多達二千卷。加以傳拓甚廣，“其流傳之功，千載不可沒者也”。關於金石器的考訂及應用，王國維指出，各省文廟陳列古禮器以規範當世之物。“考訂”屬於研究方麵。首先是文字，兩宋及金文字之學，成績斐然。其次論及對金石形製之研究，王國維認為這是宋學之長處。“至形製之學，實為宋人所擅長。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鍾，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壺，曰尊，曰盉，曰盦，曰盤，曰匜，皆占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罍，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翬，於古器銘詞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無以易其說。”“宋人於古器物形製之學，實遠勝於近世，亦如其圖譜之學，為近世所不及也。”至於研究方麵更深一層的文化史上的意義，王國維指出，宋代有代表性的學者“既據史傳以考遺刻，複以遺刻還正史傳，其成績實不容蔑視也”。這裏的議論，實與“兩重證據法”互為呼應。
王國維從金石學的成立、發展方麵理清了線索。他在理論上的長處，還在於深刻論述了宋代金石學發展的文化背景：“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一麵賞鑒的，一麵研究的也。漢、唐、元、明時人之於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於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這篇演講發表於1926年11月末。王國維回上海為兒子辦喪事，10月17日回北京後，心中的隱痛一直不能平伏。但是，這次演講的風格是理智的、平靜的。相比之下，上次在清華發表的演講更富於熱情。
王國維在金石方麵的研究成績，除上文已涉及的金文之外，他對古器物的考釋也作出了貢獻，著有《說翬》、《說觥》、《說盉》、《說彝》、《說俎》等文，均有新識。王國維對古器物的研究涉及的麵甚廣，除上述金石以外，還考訂兵符、貨幣、璽印、服裝、陶器、兵器、宗教、簡牘等。這裏著重介紹他對古代尺度的研究。
《記現存曆代尺度》載1926年9月出版的《學衡》第5至7期。這是王國維據1926年7月26日在燕京華文學校的講演稿整理而成的。王國維利用了當時的古尺實物16種，為漢、唐、宋、明古尺實物。他新見到的日本奈良的6種尺，影印於《東瀛珠光》第1冊。新發現的材料為蔣汝藻處新收集到的唐尺和袁玨生的嘉靖尺。他以清代工部長度與這些古尺加以對比，又將這些實物與古書的材料互相參照。他尤其看重程易疇《通藝錄》和吳大澂《權衡度量實驗考》。這項研究，又是重視目驗的例子。
王國維考定的中國曆代尺度得出如下結論：新莽尺合23.07公分，東漢尺合23.6公分，三國尺合24.13公分，東晉尺合24.75公分，南朝尺分別合24.5公分和24.765公分，後魏的前、中、後，分別合27.728、27.94、29.56公分。東魏、北齊合74.6公分，唐官尺前期合28.575公分，後期合30.267公分。從這個記錄可以看出，中國的尺度是漸漸變長的趨勢。王國維指出：“據前比較之結果，則尺度之製，由短而長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而自唐迄今，則所增甚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這就是他給馬衡信中說的“東魏尺度特長，蓋因調絹之故”。王國維發表演講的對象以外國人為多，但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之後，成為尺度研究中的重要文獻。以後馬衡的研究，也相似於王國維的結論。但是，尺度研究是不斷發展的。“目前據我們所收集的唐尺，尺度均在29-30.5厘米之間，從38支唐尺求得每尺的平均值為30.2厘米。”尺的出土實物究竟使用於何地，產於何地，這有待於不斷研究。由於材料多了，有些研究就更深入。比如王國維說的宋人承用唐製，莫如說宋尺承五代尺更近於事實，因為五代時尺度有變化。還有王國維認定的淮尺，卻出土於北方巨鹿。淮尺是地方尺，看來與其他的地方尺差別較大。這些情況需待出土實物更多時才能最後作出結論。
王國維關於服飾史的考訂別具特色。先是1913年作《釋幣》2卷，原題為《布帛通考》，考古代布帛之製及衣裳之樣式。《胡服考》作於1915年8月，初刊於《國學叢刊》，原題為《袴褶服考》，後選入《觀堂集林》。這是我國服飾發展史上的重要著作，論述了漢族和西北少數民族之間互相交流的情況。文章中心是“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原來漢族服裝循寬衣博帶的風格；胡服則是北方遊牧民族的服裝，為了適合於騎獵生活，采用短衣、長褲、革靴、緊身衣的樣式。王國維研究過的“袴褶服”就是上身穿褶、下身穿袴的一種服式。南北朝時期盛行於民間，是當時的時裝，隋代宮廷中也流行了。
王國維此考用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流沙墜簡補遺》：“著布袴褶履”，又有“著布袴褶口”。他解釋道：“案此二簡出和闐東尼雅城北，乃魏晉間物，紀是時往來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他又重視古書上的材料：沈約乃謂“袴褶之服，不詳所起。沈括知其為胡服，而又以為始於北齊，後人亦無考其源流及製度者，故備著之”。全文以此服通行中國千餘年的線索，考釋各種不同階層的人所穿胡服。胡服與漢人寬衣博帶的風格所以不同，是由於胡人的生活“馳草棘中”，又要適合於騎馬，於是形成了不同於漢族的服飾風格。胡服顯然便於征戰、生活，於是又在漢族中流行了。王國維對這篇考據十分自信，曾自以為可以與程易疇的考訂相類比。
王國維的古器物研究，還可以述及井渠的情況。他翻譯伯希和就職演說《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發現：“伯希和君演說中亦有小誤，不關宏旨，如謂吐魯番之地下水道其法與波斯同。實則我國古代井渠之法始漢武帝用以引洛水，後又用之敦煌塞外，其發明在通西域之前，後車師等處用之，遂傳之波斯。今日北京大街之大陰溝，亦此遺製耳。”他有了寫《西域井渠考》的想法之後，不到一個月，1919年9月10日又寫信給羅振玉說：“又作《井渠考》一篇，蓋為伯希和君之書而作……下一篇則駁正之者也。”他當時“心緒甚劣”，自敘考西北事消暑，可見是盛暑之作也。他征之於文獻，引《史記·河渠書》為證。原文為：“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裏間。井渠之生自此始。”實際是漢武帝征調一萬多人開渠引洛水灌溉陝西平原，中遇四十餘丈的商顏山阻擋。於是，改用開鑿一係列豎井之法，使水流過去。這時候，中國與西域尚未通行，可見，豎井之法是中國先有的。公元前103年，《史記·大宛列傳》記李廣利率三萬漢軍攻打大宛，“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終得議和。此後，漢軍屯兵西域，井渠之法也傳過去了。這篇文章不長，但考據有力。
伯希和在《評王國維遺書》一文中指出：“王氏以為此乃中國舊法傳至西方者。紀元前二世紀末西安府一帶所穿築者固是此類井渠……《漢書》卷96下《烏孫傳》所識在敦煌穿築者，必亦屬此類井渠無疑。惟王氏引有新文，即《史記》卷123《大宛列傳》言‘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條是也。但謂為純粹漢人發明，似乎言之太早，先應研尋此類井渠發現年代也。”看起來，伯希和在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國傳去的這一點上，同意了王國維的觀點。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即漢人發明井渠法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問題。因為西方亦有希臘人將豎井技術東傳至印度的記錄。在人類文明史上，同一項技術成就在不同地區被創造出來，也是可能的。但這是科技史上的另一個問題了。
王國維的考訂古物，融鑄著對古老的中華文明的熱愛，由此可見一斑。
王國維對金石學的學科特點作過係統研究。金石學，是研究金石的學問。金是銅器，石為刻石，從材料方麵看石多於金。王國維認為金石學是宋人所創造的一門學問。在蒐集方麵，由皇室大量收藏，又有民間的收藏。著錄方麵，歐陽修《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多達二千卷。加以傳拓甚廣，“其流傳之功，千載不可沒者也”。關於金石器的考訂及應用，王國維指出，各省文廟陳列古禮器以規範當世之物。“考訂”屬於研究方麵。首先是文字，兩宋及金文字之學，成績斐然。其次論及對金石形製之研究，王國維認為這是宋學之長處。“至形製之學，實為宋人所擅長。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鍾，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壺，曰尊，曰盉，曰盦，曰盤，曰匜，皆占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罍，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翬，於古器銘詞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無以易其說。”“宋人於古器物形製之學，實遠勝於近世，亦如其圖譜之學，為近世所不及也。”至於研究方麵更深一層的文化史上的意義，王國維指出，宋代有代表性的學者“既據史傳以考遺刻，複以遺刻還正史傳，其成績實不容蔑視也”。這裏的議論，實與“兩重證據法”互為呼應。
王國維從金石學的成立、發展方麵理清了線索。他在理論上的長處，還在於深刻論述了宋代金石學發展的文化背景：“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一麵賞鑒的，一麵研究的也。漢、唐、元、明時人之於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於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這篇演講發表於1926年11月末。王國維回上海為兒子辦喪事，10月17日回北京後，心中的隱痛一直不能平伏。但是，這次演講的風格是理智的、平靜的。相比之下，上次在清華發表的演講更富於熱情。
王國維在金石方麵的研究成績，除上文已涉及的金文之外，他對古器物的考釋也作出了貢獻，著有《說翬》、《說觥》、《說盉》、《說彝》、《說俎》等文，均有新識。王國維對古器物的研究涉及的麵甚廣，除上述金石以外，還考訂兵符、貨幣、璽印、服裝、陶器、兵器、宗教、簡牘等。這裏著重介紹他對古代尺度的研究。
《記現存曆代尺度》載1926年9月出版的《學衡》第5至7期。這是王國維據1926年7月26日在燕京華文學校的講演稿整理而成的。王國維利用了當時的古尺實物16種，為漢、唐、宋、明古尺實物。他新見到的日本奈良的6種尺，影印於《東瀛珠光》第1冊。新發現的材料為蔣汝藻處新收集到的唐尺和袁玨生的嘉靖尺。他以清代工部長度與這些古尺加以對比，又將這些實物與古書的材料互相參照。他尤其看重程易疇《通藝錄》和吳大澂《權衡度量實驗考》。這項研究，又是重視目驗的例子。
王國維考定的中國曆代尺度得出如下結論：新莽尺合23.07公分，東漢尺合23.6公分，三國尺合24.13公分，東晉尺合24.75公分，南朝尺分別合24.5公分和24.765公分，後魏的前、中、後，分別合27.728、27.94、29.56公分。東魏、北齊合74.6公分，唐官尺前期合28.575公分，後期合30.267公分。從這個記錄可以看出，中國的尺度是漸漸變長的趨勢。王國維指出：“據前比較之結果，則尺度之製，由短而長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而自唐迄今，則所增甚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這就是他給馬衡信中說的“東魏尺度特長，蓋因調絹之故”。王國維發表演講的對象以外國人為多，但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之後，成為尺度研究中的重要文獻。以後馬衡的研究，也相似於王國維的結論。但是，尺度研究是不斷發展的。“目前據我們所收集的唐尺，尺度均在29-30.5厘米之間，從38支唐尺求得每尺的平均值為30.2厘米。”尺的出土實物究竟使用於何地，產於何地，這有待於不斷研究。由於材料多了，有些研究就更深入。比如王國維說的宋人承用唐製，莫如說宋尺承五代尺更近於事實，因為五代時尺度有變化。還有王國維認定的淮尺，卻出土於北方巨鹿。淮尺是地方尺，看來與其他的地方尺差別較大。這些情況需待出土實物更多時才能最後作出結論。
王國維關於服飾史的考訂別具特色。先是1913年作《釋幣》2卷，原題為《布帛通考》，考古代布帛之製及衣裳之樣式。《胡服考》作於1915年8月，初刊於《國學叢刊》，原題為《袴褶服考》，後選入《觀堂集林》。這是我國服飾發展史上的重要著作，論述了漢族和西北少數民族之間互相交流的情況。文章中心是“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原來漢族服裝循寬衣博帶的風格；胡服則是北方遊牧民族的服裝，為了適合於騎獵生活，采用短衣、長褲、革靴、緊身衣的樣式。王國維研究過的“袴褶服”就是上身穿褶、下身穿袴的一種服式。南北朝時期盛行於民間，是當時的時裝，隋代宮廷中也流行了。
王國維此考用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流沙墜簡補遺》：“著布袴褶履”，又有“著布袴褶口”。他解釋道：“案此二簡出和闐東尼雅城北，乃魏晉間物，紀是時往來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他又重視古書上的材料：沈約乃謂“袴褶之服，不詳所起。沈括知其為胡服，而又以為始於北齊，後人亦無考其源流及製度者，故備著之”。全文以此服通行中國千餘年的線索，考釋各種不同階層的人所穿胡服。胡服與漢人寬衣博帶的風格所以不同，是由於胡人的生活“馳草棘中”，又要適合於騎馬，於是形成了不同於漢族的服飾風格。胡服顯然便於征戰、生活，於是又在漢族中流行了。王國維對這篇考據十分自信，曾自以為可以與程易疇的考訂相類比。
王國維的古器物研究，還可以述及井渠的情況。他翻譯伯希和就職演說《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發現：“伯希和君演說中亦有小誤，不關宏旨，如謂吐魯番之地下水道其法與波斯同。實則我國古代井渠之法始漢武帝用以引洛水，後又用之敦煌塞外，其發明在通西域之前，後車師等處用之，遂傳之波斯。今日北京大街之大陰溝，亦此遺製耳。”他有了寫《西域井渠考》的想法之後，不到一個月，1919年9月10日又寫信給羅振玉說：“又作《井渠考》一篇，蓋為伯希和君之書而作……下一篇則駁正之者也。”他當時“心緒甚劣”，自敘考西北事消暑，可見是盛暑之作也。他征之於文獻，引《史記·河渠書》為證。原文為：“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裏間。井渠之生自此始。”實際是漢武帝征調一萬多人開渠引洛水灌溉陝西平原，中遇四十餘丈的商顏山阻擋。於是，改用開鑿一係列豎井之法，使水流過去。這時候，中國與西域尚未通行，可見，豎井之法是中國先有的。公元前103年，《史記·大宛列傳》記李廣利率三萬漢軍攻打大宛，“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終得議和。此後，漢軍屯兵西域，井渠之法也傳過去了。這篇文章不長，但考據有力。
伯希和在《評王國維遺書》一文中指出：“王氏以為此乃中國舊法傳至西方者。紀元前二世紀末西安府一帶所穿築者固是此類井渠……《漢書》卷96下《烏孫傳》所識在敦煌穿築者，必亦屬此類井渠無疑。惟王氏引有新文，即《史記》卷123《大宛列傳》言‘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條是也。但謂為純粹漢人發明，似乎言之太早，先應研尋此類井渠發現年代也。”看起來，伯希和在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國傳去的這一點上，同意了王國維的觀點。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即漢人發明井渠法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問題。因為西方亦有希臘人將豎井技術東傳至印度的記錄。在人類文明史上，同一項技術成就在不同地區被創造出來，也是可能的。但這是科技史上的另一個問題了。
王國維的考訂古物，融鑄著對古老的中華文明的熱愛，由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