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所謂“倉聖明智大學”
上海人好都知道哈同花園，卻極少有人知道倉聖明智大學。1916年1月初，王國維從日本京都回到上海，應同鄉鄒安（字景叔）之邀，在哈同處編學術刊物。哈同夫婦在上海灘冒險起家成了富翁，也關心起教育、學術，借以附庸風雅、沽名釣譽。其管家姬覺彌亦熱衷此道。王國維一到上海，就聽到周圍人對姬覺彌“均有不滿，然觀其對維與公之舉動似不至如所聞之甚。……須見其人乃可定，總之對其人交涉須謹慎耳”。“初九日，晴，晨八時許起，作致韞公書並家信。”他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姬君為人，至滬見敬（羅子經，一作子敬）、抗（樊炳清）二公即略聞其不妥……及晤乙老（沈曾植），又道其詳。外間或雲哈同夫人羅女士之幹兒，乙老則直雲羅氏嬖人也。而羅氏者，或雲出於上海娼寮，或雲廣東鹹水妹，其名譽頗不甚佳。姬則本姓潘，後改姓，皆謂係下等人。……乙老謂欲與此種人共事，非與哈親立合同不可，又謂其人為善不足，為惡有餘。看來此人非可與共事者。現在景叔回杭，一兩日內可至。俟景叔到後，與之一見，看其為人再定辦法。大約不出兩途：（一）使景叔能負責任，則我處隻嚴守辦事界限，使景叔擔保，每月交稿若幹、潤費若幹，不問其他。（二）徑棄前約，即使第一條能行，其人如此，決非久計。而其所辦學堂，外間亦均有辭，學生隻食蔬菜，又數年不許外出，故二三年後多得腳氣病。其人如此，教料可知，故此後無論如何，學堂事決不問。”過了幾天，鄒安才回到哈園。王國維在日記中記：十三日，陰。鄒景叔來約，與姬君俱來，“去哈同花園晤哈同。姬君導觀各處並倉聖明智大學。大學尚未開辦，僅有中小學而已”。陰曆一月十五日，王國維提出辦學報的兩種辦法。因為接洽工作的忙碌和傷神，王國維病了。陰曆一月十五日《日記》中記：“是晚覺左目不適，就鏡視之，則色稍紅，蓋連日疲於奔馳，或有灰塵入目故也。”一月十七日《日記》中又記此事：“至哈同花園赴姬君之招乃素席也。”九時歸。
王國維將自己的處境原原本本告訴了羅振玉。“景叔於十二晚到此，十三日早來訪，午後複與姬君俱來，即乘其車同至哈同花園，導觀各處，並所謂倉聖明智大學者。其中僅有中學二年級並小學也。姬君為人，昨相處數目已能知其概，大約乙老諸人之言不謬。其人隨處自顯勢力，一無學術及辦事用人方法，而主意絕多，複隨時變易。昨即欲延維為該校教務長，觀其校事絕不合理，即設詞謝之。語及學術，隨口胡謅，語語出人意外，其識見態度絕似公所雲天津某校之小學教員，而膽大過之……年不過三十許，一麵揮金如土，在杭州購西湖地，一畝出六七千元；一麵有陵藉一切之意。我輩處今日，固不必深問其人品學術，然以一小人而複多變易，且未受社會陶融，此等人殆難共處。試舉一事：昨自同觀學校後至學報編輯處，即謂維及景叔曰：‘此地處學校之上級地位，如見教員有不妥者，即隨時用條開除。’即此一語，公可得其為人矣。唯昨日周流遊觀半日，訖無要語。最後維提議：《學報》（一）分門類而不立名目；（二）各門不必每期皆有；（三）兼印古書。此三者皆立刻解決，然其人彗星也，又非能知吾輩意者，今日解決此議，明日複提出他議，或再翻前案（即有記事，亦屬無效）皆在意中。……姬謂維雲：每日須入編輯處（然其處空無所有），因有事會議，故今日尚須一往。看來此局久則三個月，速則敷衍至月杪。明日便當致景叔：（一）擔任二門，每月必交稿，但不能到園；（二）薪水受二門之數，不必照原議一百五十元（即照原書一門五十元之數亦可）。而吾輩之稿，他人不得幹預。以返海寧一行或他事為辭，要其答書，如能允此，或可敷衍二三月，以後則不可知也。蓋我輩如能委蛇取容，則辛亥以前早可得意，壬子以後又何事不可處乎？此事不獨公所厚望盡成泡幻，即雜誌一小事亦不能辦妥，亦出維意料之外也。”
王國維是書生，但是，他“委蛇取容”地爭取辦刊物是成功的。其間矛盾曲折複雜，堅持過來，真不容易！
王國維馬上投入了緊張的學術研究。可是不久，他發現編成的稿子，其實並不能馬上付印。有時發了稿子，主持人竟說缺錢，王國維信中說：“豈有富豪而不能付此款之理？姬之辦事，迥出情理之外，無論何人，不能測其是何命意。”“景亦無複，可怪之至。”而且，怪事接連而來。比如，據王國維《日記》載，一月廿二日，七時起作《學術叢編條例》，未竟，又得放下工作，去參加倉聖明智大學開學儀式，“我輩與外人亦與於禮”。這裏的“禮”，指“拜倉頡”。向倉頡像行三跪九叩禮。校長姬覺彌，又是倉教教理的編造者。當時的一位學生這樣回憶道：“明大的開學儀式是特別值得一記的。在名義上，羅迦陵夫人是院長、姬佛陀先生是校長……院長、校長難得到學校來。但是開學典禮，校長必親自主持。鍾聲一響，學生早已聚集於大禮堂，排成整齊的隊伍，等候校長的光臨。照例，校長是在最前麵，教務長在校長的側麵，接著的是王國維、王益吾、宋澄之等重要教習。他們的裝束，都很古怪。王國維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學讀書時，即已久仰。他是短短的身體，嘴唇上蓄著八字胡須，瓜皮小帽，綴有紅帽結，後麵拖著一根長辮子，這是他的特別表記，十足的滿清遺老，最引起同學們的注意。”
王國維認為：“所謂倉教者，又全為荒謬不經，隨口胡謅說，雖景叔亦畏而笑之。”“此月廿八，雲是倉頡生辰，其日該校行禮，尚不足怪，而姬之生日，亦即此日，奇妙之至。”三十歲的姬覺彌生日，由賬房從工資中扣款送禮。王國維接到了通知，還得去應酬。他又憤慨地寫道：“哈園姬三十生日，演戲二日，園中人因必須忙數日，其內容可想見。以上所陳諸事，公可想見一斑。天下事大者亦大抵如斯，則時事可知矣。”他發現其內部辦事紊亂，“姬君用錢勇於口說，而賬房出納頗吝。即如各人薪水，二月分至三月初二乃始發下，又用錢事，賬房亦往往幹預。”這樣，《叢編》能不能辦下去就不好說。更為滑稽的是開廣倉學會，報上登廣告“擅將維名列發起人中”。“十五日開會，並陳列古物開展覽會，是日維一往觀，而某複以招待員徽章佩諸維胸，維即藏之不用。十六、十七、十八繼續開會，即擬絕跡不往。”以後，他又致函鄒安，指責“該園強予徽章等無禮之事”。《學術叢編》印出之後，也不準發行，因為“無‘倉聖明智大學’字樣”。於是，就於每頁加印此六字。王國維因親曆種種弊端，不久便有“往東作寓公”之言。
羅振玉聽到這些情況之後，致書為王國維出點子：“如公所言，弟以為甚不難處，不意公之所見正與弟相反也。若弟處此者，似並不所滯礙。試將弟所以處姬者為公略言之。一、姬為人恃權驕物，我則臨之以正義（彼求我，非我求彼，臨之以正義者即不與委蛇是也）。二、姬君說話多變化，弟即明告以議定不得反複。三、姬語到學堂辦事，弟告以撰述須書卷，在家任事方便。但至校交稿必不遲誤。四、姬請辦報又請為教務長，弟若發現其教務不妥（似無庸退為後言），即先忠告其不合之處，而辭其教務長。”當時，羅振玉雖然也說，如不行，可重來海東，其實還是希望王國維成就其事。羅振玉的理由是：“公惡姬可免與見麵，而得其薪金，一也。（弟意全報以三分之一為古書可得二百元一月）薪金足敷公家用，且最可積蓄。明年如不接續，亦可有一歲積蓄，二也。公可專心學術，日進無疆，三也。弟等考古作品得有發表之處，不必別謀刊刻，四也。”
由於王國維的一年努力，《學術叢編》出了十二期。哈園早就放風要裁人，社會上略有震動。王國維自己續訂了一年約。他對羅振玉說：“哈園議留，事出意外，此事蓋因今年結束，報我成績可觀，悟他人為之還不能。”為了創造工作條件，羅振玉又寫信給鄒安進行交涉：“靜公平生之意在大成所學，弟在東亦無賞析之樂，故前續與哈園約滿，弟邀靜翁來東，已得其允許。”另一函又向鄒安重申：“此次渠之就聘，乃弟勸駕。靜公所學當世無其人，今之亭林也。弟平生最畏敬者，今年與哈相處委曲至矣；而其所以受此委曲之故，則因公之介紹與弟之勸駕。今弟不願以隨侯之珠為彈雀之用，哈園事不履行條件妄幹涉撰述之事，稿不付印，印不應期，脩金亦不案期致送，此無與之共事之理。請明告該園，自此信到日，即為靜公與哈園決絕之期，以後撰述之事，靜翁全無責任。”羅、王商量好，如當麵交涉無效，就出示這封近似最後通牒的信。於是，王國維當麵找鄒安交涉，鄒卻“意欲轉圜”，詢問到底有什麽條件。王國維即告以整頓印書及不幹涉內容二事。鄒安立即麵允。原來王國維已告羅振玉有四條可交涉處，臨到當麵交涉時，王國維隻講了上麵的兩條。因為另外兩條一是與鄒安本人的關係，並不直接涉及哈園；二是“薪水預約一條，一時難出諸口，旋為他語打岔，故未提及”。過了幾天，王國維去鄒安家，其時姬覺彌亦至，“有謝罪之語”，於是，王國維“亦含糊處之。此事尚未解決，須景定切實辦法。看來如勉守一年之約，薪水有拖欠，而或不至缺少。惟印刷事整頓極難”。王國維的交涉，顯然有老實書生的忍讓的特點。他認為尚有回旋之餘地，對羅振玉說：“公信並未出示，果如所料。”當時，羅振玉屢次建議他再去說，王國維也動過心，可是，王國維最後還是委曲求全地繼續在上海待下來了。
王國維在哈園，最初並不在大學講課，專事論著。第二年，姬覺彌找王國維談，請任經學教授。這時，王國維已明知姬覺彌經濟上有虧損，將來經費必緊，印書能否堅持也不好說，於是就答應了。但是，他也提出了條件：要將功課排在上半日，並備車迎送。姬亦允之。這樣，第二年又續約幹下去了。
1921年秋，他在致王潛明的信中說：“哈校將近秋祭，卻有十數日停課也。”這個學校的安排與眾不同，甚為古怪。1921年初（陰曆十二月十五日）致書王潛明說：“哈園明歲大約如舊。我功課今年已每日二時，不能再增矣。”到了除夕，王國維在給王潛明的信中說：“哈同賬房婁某於空各處三四萬元，此次逃走，諒無可蹤跡，其學堂尚無變動，至編輯處則裁人極多，唯存章、鄒及我三四人。然我則明年學校功課須加增，勢不能為編輯事矣。”王國維最苦的是要去周旋。1922年7月他給潛明的信中說：“今年哈園大做壽，出月須連日應酬，頗較上課為苦也。”這所學校於1922年冬結束。
倉聖明智大學在哈同公園裏麵，但隻有在大慶日子才能讓學生進去玩。比如哈同夫婦兩人加起來一百三十歲雙壽大慶就大慶三天。這個哈同公園樓台亭閣俱全，據說是參照大觀園和倪雲林的獅子林藍圖而建造，既有富麗堂皇的建築又有曲徑通幽的禪院。然而，氣氛卻是守舊的。開學定在陰曆正月，而不是一般的陽曆九月；不是星期日休息，而是一旬休息一天。在王國維的手稿中，有一份《倉聖明智大學章程序》，其中說：“舉世競言新，獨我學校以舊名於天下。有以質餘者，餘對曰：餘不知新舊，餘但知是非而已。餘焉知乎是與非，餘但知利害而已。餘焉知利害，餘但知不以小利易大利，不以大害易小害而已夫。”這是他推諉不了的雜事，雖然代人立言，但文字的口氣與介紹西方哲學時的王國維，已有天壤之別了。
王國維的上海生活，經濟上一直緊張。1918年3月6日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近來物價日貴，人口益增，去歲所入僅能勉敷所出，而冬間因內人等患病，將前年預備之不動費，盡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債。今日由堯薌代借百元，利率二分有半。因思由東匯款現百元，須少卅元左右，然如此利率亦不合算。看來此虧空數月間不易彌補，亦尚須稍有儲蓄以為後備。”王國維在上海，有與沈曾植編《浙江通誌》的固定收入，尚有商務印書館自1921年起每月致送的收入。“此後商量舊學容當隨時就正有道，謹自陽曆明年一月份起謹致月修五十元。”上海《東方雜誌》約稿，王國維下筆枯澀，“蓋我輩於政治本甚闊疏，思為有用之文則甚費斟酌，若為無聊之文則又不知所以下筆，故屢提筆而終輟。然一二月內終當為一文，以為兒輩學費補助，恐須略帶考據性質耳”。以後，王國維譯了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六七千字，送《東方雜誌》。這篇文章很重要，但是，結果卻出人預料。“所譯伯希和演說送登《東方雜誌》竟遭點額，（索四十元還廿元，怒而索還原稿）奉聞一笑。”可見，學者的生活充滿辛酸。
王國維將自己的處境原原本本告訴了羅振玉。“景叔於十二晚到此，十三日早來訪，午後複與姬君俱來，即乘其車同至哈同花園，導觀各處，並所謂倉聖明智大學者。其中僅有中學二年級並小學也。姬君為人，昨相處數目已能知其概，大約乙老諸人之言不謬。其人隨處自顯勢力，一無學術及辦事用人方法，而主意絕多，複隨時變易。昨即欲延維為該校教務長，觀其校事絕不合理，即設詞謝之。語及學術，隨口胡謅，語語出人意外，其識見態度絕似公所雲天津某校之小學教員，而膽大過之……年不過三十許，一麵揮金如土，在杭州購西湖地，一畝出六七千元；一麵有陵藉一切之意。我輩處今日，固不必深問其人品學術，然以一小人而複多變易，且未受社會陶融，此等人殆難共處。試舉一事：昨自同觀學校後至學報編輯處，即謂維及景叔曰：‘此地處學校之上級地位，如見教員有不妥者，即隨時用條開除。’即此一語，公可得其為人矣。唯昨日周流遊觀半日，訖無要語。最後維提議：《學報》（一）分門類而不立名目；（二）各門不必每期皆有；（三）兼印古書。此三者皆立刻解決，然其人彗星也，又非能知吾輩意者，今日解決此議，明日複提出他議，或再翻前案（即有記事，亦屬無效）皆在意中。……姬謂維雲：每日須入編輯處（然其處空無所有），因有事會議，故今日尚須一往。看來此局久則三個月，速則敷衍至月杪。明日便當致景叔：（一）擔任二門，每月必交稿，但不能到園；（二）薪水受二門之數，不必照原議一百五十元（即照原書一門五十元之數亦可）。而吾輩之稿，他人不得幹預。以返海寧一行或他事為辭，要其答書，如能允此，或可敷衍二三月，以後則不可知也。蓋我輩如能委蛇取容，則辛亥以前早可得意，壬子以後又何事不可處乎？此事不獨公所厚望盡成泡幻，即雜誌一小事亦不能辦妥，亦出維意料之外也。”
王國維是書生，但是，他“委蛇取容”地爭取辦刊物是成功的。其間矛盾曲折複雜，堅持過來，真不容易！
王國維馬上投入了緊張的學術研究。可是不久，他發現編成的稿子，其實並不能馬上付印。有時發了稿子，主持人竟說缺錢，王國維信中說：“豈有富豪而不能付此款之理？姬之辦事，迥出情理之外，無論何人，不能測其是何命意。”“景亦無複，可怪之至。”而且，怪事接連而來。比如，據王國維《日記》載，一月廿二日，七時起作《學術叢編條例》，未竟，又得放下工作，去參加倉聖明智大學開學儀式，“我輩與外人亦與於禮”。這裏的“禮”，指“拜倉頡”。向倉頡像行三跪九叩禮。校長姬覺彌，又是倉教教理的編造者。當時的一位學生這樣回憶道：“明大的開學儀式是特別值得一記的。在名義上，羅迦陵夫人是院長、姬佛陀先生是校長……院長、校長難得到學校來。但是開學典禮，校長必親自主持。鍾聲一響，學生早已聚集於大禮堂，排成整齊的隊伍，等候校長的光臨。照例，校長是在最前麵，教務長在校長的側麵，接著的是王國維、王益吾、宋澄之等重要教習。他們的裝束，都很古怪。王國維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學讀書時，即已久仰。他是短短的身體，嘴唇上蓄著八字胡須，瓜皮小帽，綴有紅帽結，後麵拖著一根長辮子，這是他的特別表記，十足的滿清遺老，最引起同學們的注意。”
王國維認為：“所謂倉教者，又全為荒謬不經，隨口胡謅說，雖景叔亦畏而笑之。”“此月廿八，雲是倉頡生辰，其日該校行禮，尚不足怪，而姬之生日，亦即此日，奇妙之至。”三十歲的姬覺彌生日，由賬房從工資中扣款送禮。王國維接到了通知，還得去應酬。他又憤慨地寫道：“哈園姬三十生日，演戲二日，園中人因必須忙數日，其內容可想見。以上所陳諸事，公可想見一斑。天下事大者亦大抵如斯，則時事可知矣。”他發現其內部辦事紊亂，“姬君用錢勇於口說，而賬房出納頗吝。即如各人薪水，二月分至三月初二乃始發下，又用錢事，賬房亦往往幹預。”這樣，《叢編》能不能辦下去就不好說。更為滑稽的是開廣倉學會，報上登廣告“擅將維名列發起人中”。“十五日開會，並陳列古物開展覽會，是日維一往觀，而某複以招待員徽章佩諸維胸，維即藏之不用。十六、十七、十八繼續開會，即擬絕跡不往。”以後，他又致函鄒安，指責“該園強予徽章等無禮之事”。《學術叢編》印出之後，也不準發行，因為“無‘倉聖明智大學’字樣”。於是，就於每頁加印此六字。王國維因親曆種種弊端，不久便有“往東作寓公”之言。
羅振玉聽到這些情況之後，致書為王國維出點子：“如公所言，弟以為甚不難處，不意公之所見正與弟相反也。若弟處此者，似並不所滯礙。試將弟所以處姬者為公略言之。一、姬為人恃權驕物，我則臨之以正義（彼求我，非我求彼，臨之以正義者即不與委蛇是也）。二、姬君說話多變化，弟即明告以議定不得反複。三、姬語到學堂辦事，弟告以撰述須書卷，在家任事方便。但至校交稿必不遲誤。四、姬請辦報又請為教務長，弟若發現其教務不妥（似無庸退為後言），即先忠告其不合之處，而辭其教務長。”當時，羅振玉雖然也說，如不行，可重來海東，其實還是希望王國維成就其事。羅振玉的理由是：“公惡姬可免與見麵，而得其薪金，一也。（弟意全報以三分之一為古書可得二百元一月）薪金足敷公家用，且最可積蓄。明年如不接續，亦可有一歲積蓄，二也。公可專心學術，日進無疆，三也。弟等考古作品得有發表之處，不必別謀刊刻，四也。”
由於王國維的一年努力，《學術叢編》出了十二期。哈園早就放風要裁人，社會上略有震動。王國維自己續訂了一年約。他對羅振玉說：“哈園議留，事出意外，此事蓋因今年結束，報我成績可觀，悟他人為之還不能。”為了創造工作條件，羅振玉又寫信給鄒安進行交涉：“靜公平生之意在大成所學，弟在東亦無賞析之樂，故前續與哈園約滿，弟邀靜翁來東，已得其允許。”另一函又向鄒安重申：“此次渠之就聘，乃弟勸駕。靜公所學當世無其人，今之亭林也。弟平生最畏敬者，今年與哈相處委曲至矣；而其所以受此委曲之故，則因公之介紹與弟之勸駕。今弟不願以隨侯之珠為彈雀之用，哈園事不履行條件妄幹涉撰述之事，稿不付印，印不應期，脩金亦不案期致送，此無與之共事之理。請明告該園，自此信到日，即為靜公與哈園決絕之期，以後撰述之事，靜翁全無責任。”羅、王商量好，如當麵交涉無效，就出示這封近似最後通牒的信。於是，王國維當麵找鄒安交涉，鄒卻“意欲轉圜”，詢問到底有什麽條件。王國維即告以整頓印書及不幹涉內容二事。鄒安立即麵允。原來王國維已告羅振玉有四條可交涉處，臨到當麵交涉時，王國維隻講了上麵的兩條。因為另外兩條一是與鄒安本人的關係，並不直接涉及哈園；二是“薪水預約一條，一時難出諸口，旋為他語打岔，故未提及”。過了幾天，王國維去鄒安家，其時姬覺彌亦至，“有謝罪之語”，於是，王國維“亦含糊處之。此事尚未解決，須景定切實辦法。看來如勉守一年之約，薪水有拖欠，而或不至缺少。惟印刷事整頓極難”。王國維的交涉，顯然有老實書生的忍讓的特點。他認為尚有回旋之餘地，對羅振玉說：“公信並未出示，果如所料。”當時，羅振玉屢次建議他再去說，王國維也動過心，可是，王國維最後還是委曲求全地繼續在上海待下來了。
王國維在哈園，最初並不在大學講課，專事論著。第二年，姬覺彌找王國維談，請任經學教授。這時，王國維已明知姬覺彌經濟上有虧損，將來經費必緊，印書能否堅持也不好說，於是就答應了。但是，他也提出了條件：要將功課排在上半日，並備車迎送。姬亦允之。這樣，第二年又續約幹下去了。
1921年秋，他在致王潛明的信中說：“哈校將近秋祭，卻有十數日停課也。”這個學校的安排與眾不同，甚為古怪。1921年初（陰曆十二月十五日）致書王潛明說：“哈園明歲大約如舊。我功課今年已每日二時，不能再增矣。”到了除夕，王國維在給王潛明的信中說：“哈同賬房婁某於空各處三四萬元，此次逃走，諒無可蹤跡，其學堂尚無變動，至編輯處則裁人極多，唯存章、鄒及我三四人。然我則明年學校功課須加增，勢不能為編輯事矣。”王國維最苦的是要去周旋。1922年7月他給潛明的信中說：“今年哈園大做壽，出月須連日應酬，頗較上課為苦也。”這所學校於1922年冬結束。
倉聖明智大學在哈同公園裏麵，但隻有在大慶日子才能讓學生進去玩。比如哈同夫婦兩人加起來一百三十歲雙壽大慶就大慶三天。這個哈同公園樓台亭閣俱全，據說是參照大觀園和倪雲林的獅子林藍圖而建造，既有富麗堂皇的建築又有曲徑通幽的禪院。然而，氣氛卻是守舊的。開學定在陰曆正月，而不是一般的陽曆九月；不是星期日休息，而是一旬休息一天。在王國維的手稿中，有一份《倉聖明智大學章程序》，其中說：“舉世競言新，獨我學校以舊名於天下。有以質餘者，餘對曰：餘不知新舊，餘但知是非而已。餘焉知乎是與非，餘但知利害而已。餘焉知利害，餘但知不以小利易大利，不以大害易小害而已夫。”這是他推諉不了的雜事，雖然代人立言，但文字的口氣與介紹西方哲學時的王國維，已有天壤之別了。
王國維的上海生活，經濟上一直緊張。1918年3月6日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近來物價日貴，人口益增，去歲所入僅能勉敷所出，而冬間因內人等患病，將前年預備之不動費，盡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債。今日由堯薌代借百元，利率二分有半。因思由東匯款現百元，須少卅元左右，然如此利率亦不合算。看來此虧空數月間不易彌補，亦尚須稍有儲蓄以為後備。”王國維在上海，有與沈曾植編《浙江通誌》的固定收入，尚有商務印書館自1921年起每月致送的收入。“此後商量舊學容當隨時就正有道，謹自陽曆明年一月份起謹致月修五十元。”上海《東方雜誌》約稿，王國維下筆枯澀，“蓋我輩於政治本甚闊疏，思為有用之文則甚費斟酌，若為無聊之文則又不知所以下筆，故屢提筆而終輟。然一二月內終當為一文，以為兒輩學費補助，恐須略帶考據性質耳”。以後，王國維譯了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六七千字，送《東方雜誌》。這篇文章很重要，但是，結果卻出人預料。“所譯伯希和演說送登《東方雜誌》竟遭點額，（索四十元還廿元，怒而索還原稿）奉聞一笑。”可見，學者的生活充滿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