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再回重慶
1943年秋，林語堂再次回到重慶，打算“一則參觀國內情形，二則報告國人國際政治思想動向”。
他這次回來，更加受到了國民黨黨政要人的重視。先後住在熊式輝和孫科家裏。蔣介石夫婦曾六次接見他，給了他侍從室“顧問”頭銜。並被安排到寶雞、西安、成都、桂林、衡陽、長沙、韶關等地參觀。
他在重慶和到各地參觀期間，曾應邀作了幾次講演。如1943年10月16日，在重慶中央大學作了以《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為題的講演；11月13日，在西安青年堂作了以《中西哲學之不同》為題的講演；1944年1月14日，在長沙中山堂作了以《論月亮與臭蟲》為題的講演。這些講演有相同的主旨，即強調東西文化各有長處和不足，都應該認真加以研究，以使它們溝通和互補。他說：
但是要一般社會有自信心，必須國人對於吾國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當正確的認識。認識吾國文化，本非易事；認識西方文化，也非朝夕可致。必有好學深思之士，通達古今，兼有悟力識見，始貫通得來。
這等於講中國文化固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化，外國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各國文化有其利弊優劣，外國月亮也要欣賞，外國臭蟲也要防範。對本國外國文化都具真切的認識，批評的眼光。東西的優劣，應以大公無私的學者眼光見識去批評，這才可叫做東西文化之溝通，而且溝通得起來。
要真正達到溝通東西文化境地，第一便須有自信心，立穩腳跟。要自信心，必有膽識，然後方能方寸不亂，去批評各方的優劣。東方月亮也賞，西方月亮也賞。東方臭蟲要拍滅，西方臭蟲也要撲滅。若自信心不立，先自慌張，認為東方本無文化，方寸已亂，見了西洋文化，五體投地跪拜，怎能夠說得上批評。
盲目拜外，固然不是，一味複古，也無是處。在這一點，更需要對於儒道釋有真知灼見的學識。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須找到，始可以談到中國固有的文化。尤其要與西方比較一下，權其輕重，知其利弊，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得一哲學條理，然後可謂學者的批評態度，然後可合大國之風。我想大學修身齊家治平的話，顯而易見，其理易尋，懂得的人，十有八九。但是，中庸一書，真懂中庸至德，而能以科學原理說出來的，也許國中沒有幾人。怎麽叫做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及盡人性盡物性之關係，都有玄通的哲理在焉。再如莊子齊物之論，列子商丘開之喻，都可與現代科學相對證，使理益彰而意益明。這也是治學的人應用一番苦心，發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證，這樣做法，然後可以融會貫通，自由自在，書為我用，我不為書用，收古今中外為我注腳。
總之，要講東西文化的溝通，大家必須肯用頭腦，用思、學並用的功夫，然後能貫穿中外。由思而疑，由疑而悟，自然到達一種融會貫通之樂，並由融會貫通，而對吾國舊有文化起立信心。有自信心，而後中國人敢說中國話，已往文化思想得以斷續不墮。
所有這些看法，無疑都是正確的，並有較高水準的。這表明林語堂對東西文化確實作過長時期的比較研究，才有這樣真切的見解。不過，他在有關講演中，也說了一些不妥當的或片麵性很大的話。如說左派作家“一味抹殺固有文化”，反對“讀古書”，“對西洋思想文化，也無認識”；又如說《三國》、《水滸》宣揚的忠孝節義對中國人民仍有積極的影響；等等。
正因為這樣，當時左派作家對林語堂非常反感。郭沫若首先在《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啼笑皆是》的文章，極力挖苦和諷刺林語堂。接著，田漢、秦牧、曹聚仁等也刊出了抨擊他的文章。一時間，形成了聲勢不小的批林熱潮。應該肯定，他們對林語堂的某些批評是對的。如指出他將中國人民奮起抗戰說為“純是忠孝節義之說深入人心”，是無視現實的說法；又如指出他說左派作家反對“讀古書”，則是“算舊帳”；等等。可是，對他的批判也有過分之處。這表現在無視他在國外宣傳抗戰，否定他的東西文化觀，說他“東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隻靠懂得一點洋涇浜的外國文，摭拾一些皮毛來，在那裏東騙騙西騙騙”，甚至於說他是一個“賣身投靠的幫閑清客”。顯然，這些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對於這些指摘，林語堂當時沒有加以答辯，隻是在答記者陳凡訪問時作了這樣的表示：“郭沫若的文章完全是謾罵，我不預備答複。至於曹聚仁，我在中央大學演講的時候，是特別指出曹聚仁的，他，他們那班人，以前在上海天天勸人不要讀古書，說古書有毒……我說要讀古書，就是希望我們要知道自己。至於說我的英語好不好，隻有讓英國人，美國人，總之懂得英語的人去批評，郭沫若是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的。至於讀《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分別隻是這一點。”可見，林語堂對郭沫若等人給予他的批評是很不服氣的。當他1944年春離國赴美前夕，他還寫了《贈別左派仁兄》三首詩，流露了對左派作家的不滿。
§§第十章 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
他這次回來，更加受到了國民黨黨政要人的重視。先後住在熊式輝和孫科家裏。蔣介石夫婦曾六次接見他，給了他侍從室“顧問”頭銜。並被安排到寶雞、西安、成都、桂林、衡陽、長沙、韶關等地參觀。
他在重慶和到各地參觀期間，曾應邀作了幾次講演。如1943年10月16日，在重慶中央大學作了以《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為題的講演；11月13日，在西安青年堂作了以《中西哲學之不同》為題的講演；1944年1月14日，在長沙中山堂作了以《論月亮與臭蟲》為題的講演。這些講演有相同的主旨，即強調東西文化各有長處和不足，都應該認真加以研究，以使它們溝通和互補。他說：
但是要一般社會有自信心，必須國人對於吾國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當正確的認識。認識吾國文化，本非易事；認識西方文化，也非朝夕可致。必有好學深思之士，通達古今，兼有悟力識見，始貫通得來。
這等於講中國文化固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化，外國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各國文化有其利弊優劣，外國月亮也要欣賞，外國臭蟲也要防範。對本國外國文化都具真切的認識，批評的眼光。東西的優劣，應以大公無私的學者眼光見識去批評，這才可叫做東西文化之溝通，而且溝通得起來。
要真正達到溝通東西文化境地，第一便須有自信心，立穩腳跟。要自信心，必有膽識，然後方能方寸不亂，去批評各方的優劣。東方月亮也賞，西方月亮也賞。東方臭蟲要拍滅，西方臭蟲也要撲滅。若自信心不立，先自慌張，認為東方本無文化，方寸已亂，見了西洋文化，五體投地跪拜，怎能夠說得上批評。
盲目拜外，固然不是，一味複古，也無是處。在這一點，更需要對於儒道釋有真知灼見的學識。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須找到，始可以談到中國固有的文化。尤其要與西方比較一下，權其輕重，知其利弊，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得一哲學條理，然後可謂學者的批評態度，然後可合大國之風。我想大學修身齊家治平的話，顯而易見，其理易尋，懂得的人，十有八九。但是，中庸一書，真懂中庸至德，而能以科學原理說出來的，也許國中沒有幾人。怎麽叫做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及盡人性盡物性之關係，都有玄通的哲理在焉。再如莊子齊物之論，列子商丘開之喻，都可與現代科學相對證，使理益彰而意益明。這也是治學的人應用一番苦心，發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證，這樣做法，然後可以融會貫通，自由自在，書為我用，我不為書用，收古今中外為我注腳。
總之，要講東西文化的溝通，大家必須肯用頭腦，用思、學並用的功夫，然後能貫穿中外。由思而疑，由疑而悟，自然到達一種融會貫通之樂，並由融會貫通，而對吾國舊有文化起立信心。有自信心，而後中國人敢說中國話，已往文化思想得以斷續不墮。
所有這些看法，無疑都是正確的，並有較高水準的。這表明林語堂對東西文化確實作過長時期的比較研究，才有這樣真切的見解。不過，他在有關講演中，也說了一些不妥當的或片麵性很大的話。如說左派作家“一味抹殺固有文化”，反對“讀古書”，“對西洋思想文化，也無認識”；又如說《三國》、《水滸》宣揚的忠孝節義對中國人民仍有積極的影響；等等。
正因為這樣，當時左派作家對林語堂非常反感。郭沫若首先在《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啼笑皆是》的文章，極力挖苦和諷刺林語堂。接著，田漢、秦牧、曹聚仁等也刊出了抨擊他的文章。一時間，形成了聲勢不小的批林熱潮。應該肯定，他們對林語堂的某些批評是對的。如指出他將中國人民奮起抗戰說為“純是忠孝節義之說深入人心”，是無視現實的說法；又如指出他說左派作家反對“讀古書”，則是“算舊帳”；等等。可是，對他的批判也有過分之處。這表現在無視他在國外宣傳抗戰，否定他的東西文化觀，說他“東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隻靠懂得一點洋涇浜的外國文，摭拾一些皮毛來，在那裏東騙騙西騙騙”，甚至於說他是一個“賣身投靠的幫閑清客”。顯然，這些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對於這些指摘，林語堂當時沒有加以答辯，隻是在答記者陳凡訪問時作了這樣的表示：“郭沫若的文章完全是謾罵，我不預備答複。至於曹聚仁，我在中央大學演講的時候，是特別指出曹聚仁的，他，他們那班人，以前在上海天天勸人不要讀古書，說古書有毒……我說要讀古書，就是希望我們要知道自己。至於說我的英語好不好，隻有讓英國人，美國人，總之懂得英語的人去批評，郭沫若是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的。至於讀《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分別隻是這一點。”可見，林語堂對郭沫若等人給予他的批評是很不服氣的。當他1944年春離國赴美前夕，他還寫了《贈別左派仁兄》三首詩，流露了對左派作家的不滿。
§§第十章 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