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中國與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
林語堂在美國，一直自覺地致力於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和宣傳抗戰。至1942和1943年，他又分別出版了《中國與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兩書。
《中國與印度的智慧》一書，由藍登書屋出版。這本書介紹中國和印度的文化經典，諸如老子《道德經》、《莊子》、《中庸》、《論語》及《詩經》等等。全書長達一千餘頁。這是林語堂繼編寫《孔子的智慧》之後，向西方介紹儒家和道家作品的一本重要的書。
《啼笑皆非》，則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出版。它是一本政論著作，曾風行一時，成為美國1943年最暢銷書之一。它不僅具有異常強烈的政論性，而且充滿著中國傳統哲學的色彩。
該書的一個突出內容，是林語堂憤激地批評美、英對華的錯誤態度。他表示：“在我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樣。”因而，他一口氣訴說了它們的七大錯誤。一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采取所謂的“中立”立場，但一直運送汽油和廢鐵去東京，使日本人轟炸中國婦孺，而羅斯福卻宣稱他們的“政策成功”。二是英國政府無意用自己的軍隊去保衛緬甸，又不肯讓中國軍隊及早進入緬甸與日軍作戰，以致日軍占領了緬甸，使援華物資無法通過滇緬公路運入中國。三是英國在印度和緬甸扣留根據租借法案要交給中國的物資。四是滇緬公路被封鎖之後，美國不肯供給中國適當的空中運輸工具。五是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華盛頓提供情報和協同擬具共同作戰計劃時，受到了冷遇。六是誣蔑中國為“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囤積供應物資”，不給中國軍事援助，使中國受到傷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蘇三國首腦在卡薩布蘭卡開會竟將作為盟國的中國排斥在外，卻又說是因為斯大林反對中國參加。林語堂之所以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和英國的對華錯誤態度，目的是為了“打破封鎖供應中國物資的華盛頓堅壁”，以便有利於中國的抗戰。
同時，林語堂尖銳地批評了西方國家想由白種人統治世界的企圖。他指出，它們奉行“物質主義”，“強權政治”，“地緣政治”，正是為實現世界霸權服務的。“物質主義”在“控製著所有的戰後計劃”，“如果強權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變……我們的子孫必然還要流血”，而所謂地緣政治則是“征服世界及世界鬥爭的政治，有意的將政治建立在地理戰略觀念上”。可是，他斷言它們的企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亞洲的出現簡直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之末日”。
此外，林語堂用儒、道哲學探討了世界和平問題。他有感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禍害，認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種“和平的哲學”。他說：
和平就是一個極現實的生活條件……我們必須有一種哲學使我們相信和平是積極的，而不僅是免除衝突和戰爭——一種消極的理想。和平是富足，是生長，運動，行動和生活。和平與諧和一樣自然，因為那是人們的正常方式，人們反對戰爭正如直覺的反對音樂的不調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國內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隻是社會關係的諧和。
鑒於對和平的認識，林語堂認為中國的傳統哲學是有益於世界和平的哲學原素。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爭哲理有益於各國之間不打仗，孔子強調的禮樂治國有助於“大順”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類天性善良論有益於發揚人類的共同尊嚴和平等，等等。顯然，在他看來，中國的傳統哲學中有不少對人類和平大為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繼承和弘揚。
可以認為，《啼笑皆非》反映了林語堂的政治觀和哲學觀的某些重要方麵，因而具有一定的價值。
《中國與印度的智慧》一書，由藍登書屋出版。這本書介紹中國和印度的文化經典，諸如老子《道德經》、《莊子》、《中庸》、《論語》及《詩經》等等。全書長達一千餘頁。這是林語堂繼編寫《孔子的智慧》之後，向西方介紹儒家和道家作品的一本重要的書。
《啼笑皆非》，則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出版。它是一本政論著作，曾風行一時，成為美國1943年最暢銷書之一。它不僅具有異常強烈的政論性，而且充滿著中國傳統哲學的色彩。
該書的一個突出內容，是林語堂憤激地批評美、英對華的錯誤態度。他表示：“在我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樣。”因而，他一口氣訴說了它們的七大錯誤。一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采取所謂的“中立”立場，但一直運送汽油和廢鐵去東京，使日本人轟炸中國婦孺，而羅斯福卻宣稱他們的“政策成功”。二是英國政府無意用自己的軍隊去保衛緬甸，又不肯讓中國軍隊及早進入緬甸與日軍作戰，以致日軍占領了緬甸，使援華物資無法通過滇緬公路運入中國。三是英國在印度和緬甸扣留根據租借法案要交給中國的物資。四是滇緬公路被封鎖之後，美國不肯供給中國適當的空中運輸工具。五是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華盛頓提供情報和協同擬具共同作戰計劃時，受到了冷遇。六是誣蔑中國為“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囤積供應物資”，不給中國軍事援助，使中國受到傷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蘇三國首腦在卡薩布蘭卡開會竟將作為盟國的中國排斥在外，卻又說是因為斯大林反對中國參加。林語堂之所以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和英國的對華錯誤態度，目的是為了“打破封鎖供應中國物資的華盛頓堅壁”，以便有利於中國的抗戰。
同時，林語堂尖銳地批評了西方國家想由白種人統治世界的企圖。他指出，它們奉行“物質主義”，“強權政治”，“地緣政治”，正是為實現世界霸權服務的。“物質主義”在“控製著所有的戰後計劃”，“如果強權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變……我們的子孫必然還要流血”，而所謂地緣政治則是“征服世界及世界鬥爭的政治，有意的將政治建立在地理戰略觀念上”。可是，他斷言它們的企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亞洲的出現簡直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之末日”。
此外，林語堂用儒、道哲學探討了世界和平問題。他有感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禍害，認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種“和平的哲學”。他說：
和平就是一個極現實的生活條件……我們必須有一種哲學使我們相信和平是積極的，而不僅是免除衝突和戰爭——一種消極的理想。和平是富足，是生長，運動，行動和生活。和平與諧和一樣自然，因為那是人們的正常方式，人們反對戰爭正如直覺的反對音樂的不調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國內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隻是社會關係的諧和。
鑒於對和平的認識，林語堂認為中國的傳統哲學是有益於世界和平的哲學原素。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爭哲理有益於各國之間不打仗，孔子強調的禮樂治國有助於“大順”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類天性善良論有益於發揚人類的共同尊嚴和平等，等等。顯然，在他看來，中國的傳統哲學中有不少對人類和平大為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繼承和弘揚。
可以認為，《啼笑皆非》反映了林語堂的政治觀和哲學觀的某些重要方麵，因而具有一定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