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編寫《孔子的智慧》
1938年1月，林語堂編寫了《孔子的智慧》一書。這本書的編寫，是應藍登書屋約請的。據說，該書屋曾出版世界哲學叢書廿冊，其中一冊為《孔子哲學》（Paymond Dowson編），頗為暢銷，壓倒了康德、達爾文、斯賓塞等西洋十九家。於是，該書屋擬出版《現代叢書》時，便認為不可以沒有孔子的書，並邀請林語堂編寫。林語堂為有這機會向西方介紹中國最重要的傳統文化思想而感到十分高興。盡管書屋老板隻給600元，買斷這本書的版權，他也答應。他允編後，於1937年12月準備材料，將孔門之書重讀了一遍，確定了編寫的有關內容和體例，接著又花了一個月時間，“拚命”將書編寫完畢。
《孔子的智慧》一書，較為完整地表達了林語堂的孔子觀，也較為係統地向西方介紹了儒家學說。在編寫此書之前，他雖然在不少文章中涉及到孔子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的褒貶，缺乏總體性的評價。而在這書中，他卻對孔子思想價值取向、係統和特點以及孔子的品格等等，作了較為切實的論評。
在導言第一部分中，林語堂直截了當地提出儒家思想在現代生活中還有沒有價值的問題。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他敏感地看到了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敵手”，那就是“整套的西方思想與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會思潮”。可是，他也毫不猶豫地表示，那些西方思想如同中國曆史上的反儒學派道家、墨家、法家一樣，不可能將儒家思想根本推翻。其原因在於，“儒家思想的中心性與其人道精神之基本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他還說：
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複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製度，在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之前，被人目為陳舊無用，自是；若視之為人道主義文化，若視之為社會生活上基本觀點，我認為儒家思想，仍不失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這裏，他否定儒家思想作為政治製度或政治形態方麵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肯定它作為人道主義文化或社會生活上的基本觀念仍然適應現代人生需要，並具有“真理”一般的生命力。因而，他斷言“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影響我們民族的立身處世之道”。這樣的見解，顯然不同於那種對儒家思想作全盤否定的看法，也多少有別於對它作全盤肯定的觀點，而是體現了一定的分析眼光和批判繼承的膽識。這對於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對儒家思想缺乏具體分析而加以否定的傾向，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超越意義，並在儒家思想研究上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
同時，林語堂對孔子思想的係統作了探討。他認為，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夠支配中國，而且“在兩千五百年內中國人始終奉之為天經地義”，絕不是僅靠《語錄》（指《論語》——著者按）中零散的精粹語錄，而是有其“更為深奧的統一的信念或係統”。而要了解孔子思想的係統就須除了要看《論語》這部“孔學上的聖經”外，還應依賴《孟子》和《禮記》等著作。那麽，什麽是孔子思想的係統呢？他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倫理為法，以個人修身為本，以道德為施政之基礎，以個人正心修身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確點兒說，儒家思想誌在從新樹立一個理性化的封建社會，因為當時周朝的封建社會正在趨於崩潰。……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藝術的力量，相信文化曆史的傳統，相信國際間某種程度的道德行為，相信人與人之間高度的道德標準，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對孔子思想係統作出這樣簡明扼要的概括，說明了他對孔子思想是有較深入的研究的。
此外，林語堂認為孔子思想具有五個重要特點。一是“政治與倫理的合一”。即重視道德的作用，把社會秩序和政治軌道都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但其最終目的卻與施行刑罰之治的目的相同。二是“禮——理性化的社會”。“禮”在孔學中頗為重要，與“政”的定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禮是“事之治也”。而禮的具體內涵，則包括宗教的法規（祭祀的典禮規範）和生活的規範（宴飲騎射的規則、男女兒童的行為標準、對老年人的照顧等）。它的作用在於恢複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使萬事萬物各得其宜，人人相愛，並尊敬當權者和長輩。三是“仁”。什麽是“仁”？“仁”與“人”通用，“仁”即“人”，“仁的本義應當是他的純乎本然的狀態”，“人的標準是仁”，這是孔子的哲學精義。因而孔子叫人修身的最好辦法，“就是順乎其本性的善而固執力行”，並推論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四是“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即“儒家把治國平天下追溯到齊家，由齊家追溯到個人的修身”。五是“士”。所謂“士”，就是“知識階級”。孔子把道德教訓全部寄托在他們身上，期待他們成為“在道德上仁愛而斯文的人，他同時好學深思，泰然自容，無時無刻不謹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則，為民楷模，必能影響社會。不論個人處境如何，無時不怡然自得，對奢侈豪華，恒存了幾分卑視之心”。
在導言第二部分中，林語堂論述了孔子的品格。他反對把孔子說為“聖人”，認為他也是一個具有普通人一樣的感情的人，但又有超過常人的品格。具體而言，他有其道德的理想，知道自身負有的使命，深具自信，奮勉力行；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努力繼承古代經典學問，思想保守；生活講究，和藹溫遜，風趣詼諧，亦恨人卑視入，等等。這些看法，與曆來把孔子神化的說法不同，比較接近孔子的本來麵目。
《孔子的智慧》的體例也頗有特色，是經過林語堂精心設計的，並足以說明他對儒家學說是頗為熟悉的。第一章為導言，對孔子思想及其品格作總體性的闡述，以便讀者有一個基本認識。第二章為“孔子傳”（《史記·孔子世家》）。此傳出自大史學家司馬遷之手，所記孔子的生平經曆是“可靠的”，讀者從中可以看出孔子較真切的麵貌。第三章為“中庸”（原為《禮記》第十三章）。林語堂之所以把它置於儒家典籍之首，是由於認為它是了解儒家學說的一個“相當適宜而完整的基礎”，“自此入手，最為得法”。第四章為“大學”（倫理與政治）。這是采用朱嘉改編的版本，但林語堂作了一些改動。第五章為“論語”。除選入約四分之一的《論語》語錄外，還選了《禮記》十多節作為補充。第六、七、八章為“論以六藝施教”（《禮記》——“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理想社會”（《禮記》第九——《禮運》）。林語堂認為這三章是關於社會方麵的“孔氏三論”，實際上都是論禮。孔子誌在用“禮”來恢複古代的封建製度是不合時宜的，但要建立一種和諧的人際關係的哲理（即彼此以適當的態度相對待，為父母者要慈愛，為子女者要孝順，為弟者要敬兄長，為兄長者要愛護弟弟，對友人要忠誠，為臣民者要敬尊長，為首長者要仁愛）卻對中國仍然有益處，仍然是中國社會風氣的基石。第九、十章為“論教育”（《禮記·學記》）和“論音樂”（《禮記·樂記》）。其中孔子對教育與音樂的看法，林語堂說“其見解、觀點，是特別現代的”。第十一章為“孟子”（《告子》篇），以顯示儒家哲學最重要最有影響的發展。
林語堂曾表示，他之所以從儒家經典及《四書》中選出若幹章來編寫成《孔子的智慧》一書，是因為它們代表前後連貫的思想，形成了一個係統，有利於西方讀者對孔子思想及其發展得到“全麵一貫的了解”。從實際情形來看，他這看法是切實的，而且《孔子的智慧》也是能夠達到他的編寫目的的。
《孔子的智慧》於1938年出版後，受到了美國廣大讀者的歡迎。而且在長時期內，它一直是西方讀者了解孔子及其學說的入門之作。因而，僅此而言，就可以認為林語堂為促進西方讀者了解我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智慧》一書，較為完整地表達了林語堂的孔子觀，也較為係統地向西方介紹了儒家學說。在編寫此書之前，他雖然在不少文章中涉及到孔子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的褒貶，缺乏總體性的評價。而在這書中，他卻對孔子思想價值取向、係統和特點以及孔子的品格等等，作了較為切實的論評。
在導言第一部分中，林語堂直截了當地提出儒家思想在現代生活中還有沒有價值的問題。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他敏感地看到了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敵手”，那就是“整套的西方思想與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會思潮”。可是，他也毫不猶豫地表示，那些西方思想如同中國曆史上的反儒學派道家、墨家、法家一樣，不可能將儒家思想根本推翻。其原因在於，“儒家思想的中心性與其人道精神之基本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他還說：
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複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製度，在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之前，被人目為陳舊無用，自是；若視之為人道主義文化，若視之為社會生活上基本觀點，我認為儒家思想，仍不失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這裏，他否定儒家思想作為政治製度或政治形態方麵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肯定它作為人道主義文化或社會生活上的基本觀念仍然適應現代人生需要，並具有“真理”一般的生命力。因而，他斷言“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影響我們民族的立身處世之道”。這樣的見解，顯然不同於那種對儒家思想作全盤否定的看法，也多少有別於對它作全盤肯定的觀點，而是體現了一定的分析眼光和批判繼承的膽識。這對於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對儒家思想缺乏具體分析而加以否定的傾向，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超越意義，並在儒家思想研究上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
同時，林語堂對孔子思想的係統作了探討。他認為，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夠支配中國，而且“在兩千五百年內中國人始終奉之為天經地義”，絕不是僅靠《語錄》（指《論語》——著者按）中零散的精粹語錄，而是有其“更為深奧的統一的信念或係統”。而要了解孔子思想的係統就須除了要看《論語》這部“孔學上的聖經”外，還應依賴《孟子》和《禮記》等著作。那麽，什麽是孔子思想的係統呢？他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倫理為法，以個人修身為本，以道德為施政之基礎，以個人正心修身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確點兒說，儒家思想誌在從新樹立一個理性化的封建社會，因為當時周朝的封建社會正在趨於崩潰。……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藝術的力量，相信文化曆史的傳統，相信國際間某種程度的道德行為，相信人與人之間高度的道德標準，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對孔子思想係統作出這樣簡明扼要的概括，說明了他對孔子思想是有較深入的研究的。
此外，林語堂認為孔子思想具有五個重要特點。一是“政治與倫理的合一”。即重視道德的作用，把社會秩序和政治軌道都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但其最終目的卻與施行刑罰之治的目的相同。二是“禮——理性化的社會”。“禮”在孔學中頗為重要，與“政”的定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禮是“事之治也”。而禮的具體內涵，則包括宗教的法規（祭祀的典禮規範）和生活的規範（宴飲騎射的規則、男女兒童的行為標準、對老年人的照顧等）。它的作用在於恢複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使萬事萬物各得其宜，人人相愛，並尊敬當權者和長輩。三是“仁”。什麽是“仁”？“仁”與“人”通用，“仁”即“人”，“仁的本義應當是他的純乎本然的狀態”，“人的標準是仁”，這是孔子的哲學精義。因而孔子叫人修身的最好辦法，“就是順乎其本性的善而固執力行”，並推論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四是“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即“儒家把治國平天下追溯到齊家，由齊家追溯到個人的修身”。五是“士”。所謂“士”，就是“知識階級”。孔子把道德教訓全部寄托在他們身上，期待他們成為“在道德上仁愛而斯文的人，他同時好學深思，泰然自容，無時無刻不謹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則，為民楷模，必能影響社會。不論個人處境如何，無時不怡然自得，對奢侈豪華，恒存了幾分卑視之心”。
在導言第二部分中，林語堂論述了孔子的品格。他反對把孔子說為“聖人”，認為他也是一個具有普通人一樣的感情的人，但又有超過常人的品格。具體而言，他有其道德的理想，知道自身負有的使命，深具自信，奮勉力行；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努力繼承古代經典學問，思想保守；生活講究，和藹溫遜，風趣詼諧，亦恨人卑視入，等等。這些看法，與曆來把孔子神化的說法不同，比較接近孔子的本來麵目。
《孔子的智慧》的體例也頗有特色，是經過林語堂精心設計的，並足以說明他對儒家學說是頗為熟悉的。第一章為導言，對孔子思想及其品格作總體性的闡述，以便讀者有一個基本認識。第二章為“孔子傳”（《史記·孔子世家》）。此傳出自大史學家司馬遷之手，所記孔子的生平經曆是“可靠的”，讀者從中可以看出孔子較真切的麵貌。第三章為“中庸”（原為《禮記》第十三章）。林語堂之所以把它置於儒家典籍之首，是由於認為它是了解儒家學說的一個“相當適宜而完整的基礎”，“自此入手，最為得法”。第四章為“大學”（倫理與政治）。這是采用朱嘉改編的版本，但林語堂作了一些改動。第五章為“論語”。除選入約四分之一的《論語》語錄外，還選了《禮記》十多節作為補充。第六、七、八章為“論以六藝施教”（《禮記》——“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理想社會”（《禮記》第九——《禮運》）。林語堂認為這三章是關於社會方麵的“孔氏三論”，實際上都是論禮。孔子誌在用“禮”來恢複古代的封建製度是不合時宜的，但要建立一種和諧的人際關係的哲理（即彼此以適當的態度相對待，為父母者要慈愛，為子女者要孝順，為弟者要敬兄長，為兄長者要愛護弟弟，對友人要忠誠，為臣民者要敬尊長，為首長者要仁愛）卻對中國仍然有益處，仍然是中國社會風氣的基石。第九、十章為“論教育”（《禮記·學記》）和“論音樂”（《禮記·樂記》）。其中孔子對教育與音樂的看法，林語堂說“其見解、觀點，是特別現代的”。第十一章為“孟子”（《告子》篇），以顯示儒家哲學最重要最有影響的發展。
林語堂曾表示，他之所以從儒家經典及《四書》中選出若幹章來編寫成《孔子的智慧》一書，是因為它們代表前後連貫的思想，形成了一個係統，有利於西方讀者對孔子思想及其發展得到“全麵一貫的了解”。從實際情形來看，他這看法是切實的，而且《孔子的智慧》也是能夠達到他的編寫目的的。
《孔子的智慧》於1938年出版後，受到了美國廣大讀者的歡迎。而且在長時期內，它一直是西方讀者了解孔子及其學說的入門之作。因而，僅此而言，就可以認為林語堂為促進西方讀者了解我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