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生活的藝術》的內涵
《生活的藝術》能夠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主要原因在於它具有獨特的思想內涵。從總的方麵而言，可以說它提出了一個對人類生活帶有根本意義的哲學命題，即人類應該享受生命。林語堂在書中指出：“我們是屬於這塵世的，而且和這塵世是一日不可離的。我們在這美麗的塵世上好像是過路的旅客，這個事實我想大家都承認的，即使這塵世是一個黑暗的地牢，但我們總得盡力使生活美滿。”“塵世到底是真實的，天堂終究是飄渺的，人類在這個真實的塵世和飄渺的天堂之間是多麽幸運啊！”“哲學家的任務應該是使身心協調起來，過著和諧的生活。”“這個世界太嚴肅了”，尤其是現代工業生活速度“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樣困苦，那樣緊張”。因而，他認為人們“應該把生活加以調整，在生活中獲得最大的快樂”，“社會哲學的最高目標，也無非是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著幸福的生活”。這些說法，顯然是對人生所作的既超越又實際的哲理思考。有人認為，“特別是《生活的藝術》，本身也就是一本作者對中西文化人生探討的思想性的藝術作品”。這無疑是有見地的。
那麽，人類怎樣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快樂而幸福呢？對於這一異常龐大而複雜的命題，林語堂自然沒有也不可能作出全麵而深入的探究，他隻是提供了他自己所能理解到的某些認識。正如他說的，“供認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及的經驗”。其實，他所提供的就是主張東西文化融合和互補。在他看來，西方文化的發達造成機械工業的日益發展，物質生活愈來愈豐富，可是，也存在著許多嚴重缺陷。他曾說：
老實說，我從1920年後，我對於西洋的文明已經減少了尊敬。我過去對中國的文明總感到慚愧，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創造出一個憲法和公權的觀念，這是中國文明上的一個缺點：我始終相信建立一個共和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上的一個進步。可是現在在西洋文明的發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這自由權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享有著）都可以被蹂躪，看到西洋人不再視立憲政府為最高的政府，看見尤裏披第型的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隻有更多的邏輯而缺少常識，這真使我暗中覺得欣慰，覺得中國是足以自傲的。
可見，他並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跟胡適一些人主張中國必須全盤西化顯然不同，跟辜鴻銘、林紓、吳宓等人認為中國應該複古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更為可貴的是，當林語堂洞察到東西文明各有長處和不足時，進一步提出了東西文化融合的主張。他說：
我不曉得將來東西文明是否會溝通起來，可是在事實上，現在的東西文明已經聯起來了。如將來交通更進步，現代的文明更能遠布時，它們間的關係將更加密切。現在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機械的文明中國不反對，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這二種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使它們成為一種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學。至於東方哲學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這一個問題，無人敢去預言。
在這裏，我們無須去苛求他的說法是否完善，周全，而隻從他能用明確的語言來肯定東西方文化“溝通”，並主張東西文化“融合”，就可以說已表現出一種哲人的遠見卓識了。他這一東西文化融合論，無疑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體現了現代東西方人的自覺追求，對現代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自然，林語堂寫作這書的角度並不是全麵探討怎樣實現東西文化融合的問題，而主要是總結和闡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閑適哲學”，並希望它能與現代西方文明相融合，從而有益於現代人的生活。正如他說的：“我隻表現一種中國最優越最聰慧的哲人們所見到而在他們的文字中發揮過的人生觀和事物觀。我知道這是一種閑適哲學，是在異於現代時代裏的閑適生活中所產生。人類心性既然相同，則在這個國家裏能感動人的東西，自然也會感動別的國家的人類。”因而，介紹“閑適哲學”便成為這書的主旨內容。
什麽是“閑適哲學”？林語堂說：
一種輕逸的，一種近乎愉快的哲學。
我也許可以把這種哲學稱為中國民族的哲學，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個派別的哲學。這種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更偉大，因為它是超越這兩種哲學家以及其他的哲學家的；它由這些思想的源泉裏吸收資料，把它們融合調和成一個整體；它從他們智慧的抽象輪廓，造出一種實際的生活藝術，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見，觸得到，並且能夠了解。拿全部的中國文學和哲學觀察一過後，我深深地覺得那種對人生能夠盡量的享受，和聰慧的醒悟哲學，便是他們的共同福音和教訓——就是中國民族思想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疊句唱詞。
確實，這種“閑適哲學”既不是單純道家的，更不是隻屬儒家的，而是跟兩者都有關係，是它們相融合的產物。林語堂認為，道家的玩世主義有其合理的因素，如莊子發現了“自我”，老子的玩世、裝愚和潛隱“違背傳統的習慣”，“可以減低緊張的生活”，但它是叫人完全逃避現實環境的哲學，是“消極的人生觀”，“終究是拙劣的”。因而，它不可能成為大眾所崇拜的流行思想，中華民族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依舊過著熙來攘往的生活，依舊相信財富、名譽、權力，肯為國家服役。因為“如若不是這樣，人類生活便不能維持下去”。而儒家哲學，則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它叫人“必須趁人生還未消逝的時候，盡情地把它享受”，人類的壽命有限，“必須把生活調整，在現實的環境之下盡量地過快樂的生活”。他還認為，“儒家和道家的對比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這兩種學說，隻是代表了兩個極端的理論，而在這兩個極端的理論之間，還有著許多中間理論”。正因為這樣，便可以認為“閑適哲學”是從儒家、道家這兩種“極端的理論”甚至其他“中間理論”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從而形成超越於它們的一種人生哲學。
林語堂為什麽提倡這種“閑適哲學”呢？這是因為他認為有益於人們的生活。他曾一再為人們的生活節奏過於緊張而發出感歎：“人們為了生活而任勞任怨地工作，為了要活下去而煩慮到頭發發白，甚至忘掉遊息”，“我們的生活太狹仄了，使我們對精神生活的美點，不能得到一個自由的視野。我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因而，他認為“機械的文明終於使我們很快地趨近於悠閑的時代，環境也將使我們必須少做工作而多過遊玩的生活……當物質環境漸漸改善了，疾病滅絕了，窮困減少了，人壽延長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時候，人類決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匆忙”，“我們有了閑暇，方能感到生活的興趣”。而且他還指出，“閑適哲學”並不是隻為有產階級者設造的，而是“根本是平民化的”，即為普通人所需要的。因為適當的閑適生活，對任何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並不富足也能享受到的。如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徒步漫遊歐洲，心胸裏蘊著偉大的美的觀念，而口袋裏卻不名一文。
那麽，“閑適哲學”的具體表現形態是怎樣的呢？林語堂通過觀察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閑適哲學”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麵，有多種多樣的表現。譬如：
“中庸生活”。林語堂認為，生活的最高典型是子思所倡導的“中庸生活”。而所謂“中庸生活”，是一種“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叫人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保留原有快樂的本性，在適中的生活中得到快樂。即：“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的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者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鋼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分高明，隻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隻夠擺滿屋裏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文章也寫寫，可是寄給《泰晤士報》的稿件的一半被錄用一半退回——總之，我相信這種中等階級生活，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他還用李密庵的《半半歌》來表達這種生活理想：
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無用邊。
半中歲月盡幽閑，半裏乾坤寬展。
半郭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
半耕半讀半經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華半實庭軒。
衾裳半素半輕鮮，肴饌半豐半儉。
童仆半能半拙，妻兒半樸半賢。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讓將一半人間。
半思後代與滄田，半想閻羅怎見。
飲酒半酣正好，花開半時偏妍。
半帆張扇免翻顛，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饒滋味，半多反厭糾纏。
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隻半。
林語堂之所以把這種“中庸生活”看作為最理想的生活，是認為它是“最近人情”的，能使人們的精神達到“最為快樂”的狀態。而且他以為，陶淵明正是享有這種快樂的“最和諧最完善的人物”。他說，陶淵明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麽勳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麽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世故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協調起來。他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衝突，因而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麽自然而和諧。也許有人以為他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
悠閑生活。林語堂認為，中國人具有喜愛悠閑生活的習性。這是由於酷愛人生所產生的，也是受了道家哲學和浪漫主義文學影響的結果。但那些有錢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領略這種悠閑生活的快樂，倒是那些輕視錢財的人，把自己的靈魂和人格看得比名利事業更要緊的人，才真正懂得它的樂趣。他們卑視世俗功名，對於生財之道不大在心，崇尚簡樸的生活，有豐富的心靈。如大文學家陶淵明、蘇東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等就是這樣的人。他以為人生不應麻煩到“心為形役”的境地。像美國那樣過於講究效率，便使人連享受有限的悠閑的樂趣也失掉了，“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樣困苦，那樣緊張”，“把工作看得高於生存，比生存來得緊要”。因而，他主張現代人應適當調整生活節奏，在繁忙中有所悠閑。這是人生的需要，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種快樂。
家庭生活。林語堂認為，家庭的快樂，即夫妻父母子女關係的快樂，是人類生活中最基本的快樂。那種西方流行的獨身主義是文明的畸形產物，“不婚嫁，無子媳，擬從事業或個人成就之中尋求充足滿意生活的替代物”，是愚笨可笑的，應該吐棄。至於那種過分注意女人身體上的性吸引力（甚至“女人可以剝光了去供商業性的開拓”），則是對女性的不尊重，使女性有成為玩物的危險，並導致“家庭理想的必須性常易於被人們所忘卻”。跟西方這些現象相比，林語堂以為中國式的家庭生活理想是有益於人類生活的。中國家庭生活理想始於儒教，孔子就“非常的注重夫妻關係，認為是一切人類關係的根基，也注重孝順父母”。在中國式的家庭裏，“人們須經過童年、成人和老年。這幾個時期先由別人養育他，再由他人去養育別人，最後於老年時重複由別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別人，受別人的指揮，等到成人以後，他便漸漸的受人尊奉，指揮別人。……女人在連續不斷的家庭生活中不單是個妝飾品或玩具，也不單是個妻，而實是這株家庭大樹的一個關係生存的必須的分子”。因而，生活在這種家庭方式之中是合乎人生實際需要的。此外在中國式的家庭裏，老年人能受到家人的尊重和扶養，遠比西方人年老時獨個兒住旅館要好得多。林語堂很有意思地說：“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話，都應該到中國去居住。因為在那裏，哪怕是白發龍鍾的乞丐，他討起飯來也比別人容易些。”可見，林語堂通過中西生活方式的比較，認定中國式的家庭生活是較為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的。
日常生活。林語堂認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方麵，也能給人帶來快樂。小至如蜷腿側臥，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的樂事之一。坐椅亦應以舒服為上，不宜以恭敬為主，因而椅腳以短些為好，像中國的紅木座椅乃至皇帝寶座坐起來都並不使人覺得舒服。烹茶則是一種重要的生活享受，但應注意十條技術：
第一，茶味嬌嫩，茶易敗壞，所以整治時，須十分清潔，須遠離酒類香類一切有強味的物事，和身帶這類氣息的人；第二，茶葉須貯藏於冷燥之處，在潮濕的季節中，備用的茶葉須貯於小錫罐中，其餘則另貯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時不可開啟，如若發黴，則須在文火上微烘，一麵用扇子輕輕揮煽，以免茶葉變黃或變色；第三，烹茶的藝術一半在於擇水，山泉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來自堤堰，因為本屬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須文雅之人，方能鑒賞杯壺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帶微黃，過濃的紅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檸檬、薄荷或他物以調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飲茶半分鍾後，當其化學成分和津液發生作用時，即能覺出；第七，茶須現泡現飲，泡在壺中稍稍過候，即會失味；第八，泡茶必須用剛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雜真味的香料，須一概摒除，至多隻可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以合有些愛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應如嬰孩身上一般的帶著“奶花香”。
這十條，實際上是中國茶文化的精心總結。飲酒也可以助人快樂，甚至有助於人們的創作力，但不應“強行勸酒以取樂”。食品更是人生的第一享受，應做到新鮮、可口和火候適宜。住房對人們生活頗為重要，如要住得舒適，周圍應有一定的空地，能看到自然景色，居室應以“自在”為主。
享受大自然。林語堂認為，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一種重要的生活藝術，而且因各人的情性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樂趣，甚至有一種化積效驗，能使人清心淨慮，精神愉悅。可是，現代文明的發展，卻愈來愈把大自然推出人們的生活之外了。因而，他提出了“怎樣去要回大自然和將大自然引進人類的生活裏邊”的問題，並介紹了中國人愛石、愛樹木和愛花的審美意識。
他說，中國人之所以愛石，是因為有一種基本的觀念，即“石是偉大的，堅固的，暗示一種永久性。它們是幽靜的、不能移動的，如大英雄一般的具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它們也是自立的，如隱士的脫離塵世。它們也是長壽的……最重要的是從藝術觀點看起來，它們就是魁偉雄奇、崢嶸古雅的模範。此外還有所謂‘危’的感想，三百尺高的壁立風巉岩總是奇景，即因它暗示著一個‘危’字。中國人之所以喜愛鬆樹、柏樹、梅樹、竹和柳樹等樹木，是因為鬆樹雄偉，象征行為高尚，柏樹也以雄奇見稱，梅樹尤為象征品質的高潔，竹能給人溫和感受，楊柳則象征女性的絕色美麗。中國人之所以愛花，也是因為能給人多種多樣的精神陶冶。如牡丹以濃豔見長，象征富貴；蘭花香味文靜，象征幽雅；梅花清瘦見稱，象征隱逸清苦；蓮花出汙泥而不染，象征賢人；等等”。類似這樣一些審美意識，顯然都是繼承了傳統的美學觀念，而且對現代人仍然有益的。
旅遊生活。林語堂認為，旅遊對人生是有益的。但現代導遊的旅遊，為了取得談話資料的旅遊，和預定了遊覽程序的旅遊，都不是完美的。旅遊的真正動機應是“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以求忘卻一切”的。“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個流浪者，經曆著流浪者的快樂、誘惑和探險意念”。“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這一類旅行家每喜歡到闃無人跡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樂。”這樣的主張，顯然是為了旅遊時能夠無拘無束，輕鬆自由，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情趣。
文化生活。林語堂認為，文化生活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教育和文化活動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知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為。因而必須注重於培養對事物的明敏的能力，獨立的判斷力和膽力，不可舍此而片麵地追求所謂的“博學”。他讚賞孔子提倡的思考精神，即所謂“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批評現代教育“偏於割舍了鑒別力以求學問。視強記事實即為教育的本身目標”。“機械式的大小考試，為害之大，遠過於我們所能想見。”這可謂切中了現代教育的弊端。他也欣賞莊子說的“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話，並以為尋求知識“終不過是像去發現一個新大陸，‘一個心靈的探險行為’。我們如用一種坦白的、好奇的、富於冒險性的心胸去維持這種探索精神，則這種尋求行為便永遠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了，我們應該舍棄那種規定的、劃一的、被動的強記事實的方法，而將這種積極的滋長的個人快樂為理想目標”。這樣強調探索精神能使人感到快樂，是很有見地的。
對於藝術創作，他則認為是作家個性的表現，是藝術家靈魂的自然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最富有意義的即是技巧之外的個性。如缺少這個性，便成了死的東西。這不論怎樣高明的技巧都無法彌補的。因而，他反對商業式的藝術和政治式的藝術，認為它們都會妨礙或扼殺藝術個性的表現。
以上所說的，便是林語堂提倡的“閑適哲學”的主要方麵。從中可以看出，他確實是從人生的實際需要出發，盡力挖掘並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等哲學的有關內涵，而且融入了他個人的見解的。表麵看來，這種“閑適哲學”是跟搏擊生活的進取精神截然不同的，但它畢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遺產之一，而且是可以作為人們生活的一種補充而存在的。因而，不宜簡單地否定它，重要的是怎樣正確地運用它。
自然，林語堂在談論“閑適哲學”時也存在某些局限性。諸如未能看到社會解放是人們過上“閑適”生活的前提條件，把“中庸生活”看作為生活的最高模式，鼓吹用幽默來拯救世界和平，過分欣賞封建時代文人學士的消閑意識，等等。但他並非一味提倡封建士大夫的玩世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恰恰相反，他倒是對它們有所否定的。
那麽，人類怎樣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快樂而幸福呢？對於這一異常龐大而複雜的命題，林語堂自然沒有也不可能作出全麵而深入的探究，他隻是提供了他自己所能理解到的某些認識。正如他說的，“供認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及的經驗”。其實，他所提供的就是主張東西文化融合和互補。在他看來，西方文化的發達造成機械工業的日益發展，物質生活愈來愈豐富，可是，也存在著許多嚴重缺陷。他曾說：
老實說，我從1920年後，我對於西洋的文明已經減少了尊敬。我過去對中國的文明總感到慚愧，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創造出一個憲法和公權的觀念，這是中國文明上的一個缺點：我始終相信建立一個共和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上的一個進步。可是現在在西洋文明的發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這自由權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享有著）都可以被蹂躪，看到西洋人不再視立憲政府為最高的政府，看見尤裏披第型的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隻有更多的邏輯而缺少常識，這真使我暗中覺得欣慰，覺得中國是足以自傲的。
可見，他並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跟胡適一些人主張中國必須全盤西化顯然不同，跟辜鴻銘、林紓、吳宓等人認為中國應該複古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更為可貴的是，當林語堂洞察到東西文明各有長處和不足時，進一步提出了東西文化融合的主張。他說：
我不曉得將來東西文明是否會溝通起來，可是在事實上，現在的東西文明已經聯起來了。如將來交通更進步，現代的文明更能遠布時，它們間的關係將更加密切。現在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機械的文明中國不反對，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這二種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使它們成為一種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學。至於東方哲學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這一個問題，無人敢去預言。
在這裏，我們無須去苛求他的說法是否完善，周全，而隻從他能用明確的語言來肯定東西方文化“溝通”，並主張東西文化“融合”，就可以說已表現出一種哲人的遠見卓識了。他這一東西文化融合論，無疑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體現了現代東西方人的自覺追求，對現代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自然，林語堂寫作這書的角度並不是全麵探討怎樣實現東西文化融合的問題，而主要是總結和闡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閑適哲學”，並希望它能與現代西方文明相融合，從而有益於現代人的生活。正如他說的：“我隻表現一種中國最優越最聰慧的哲人們所見到而在他們的文字中發揮過的人生觀和事物觀。我知道這是一種閑適哲學，是在異於現代時代裏的閑適生活中所產生。人類心性既然相同，則在這個國家裏能感動人的東西，自然也會感動別的國家的人類。”因而，介紹“閑適哲學”便成為這書的主旨內容。
什麽是“閑適哲學”？林語堂說：
一種輕逸的，一種近乎愉快的哲學。
我也許可以把這種哲學稱為中國民族的哲學，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個派別的哲學。這種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更偉大，因為它是超越這兩種哲學家以及其他的哲學家的；它由這些思想的源泉裏吸收資料，把它們融合調和成一個整體；它從他們智慧的抽象輪廓，造出一種實際的生活藝術，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見，觸得到，並且能夠了解。拿全部的中國文學和哲學觀察一過後，我深深地覺得那種對人生能夠盡量的享受，和聰慧的醒悟哲學，便是他們的共同福音和教訓——就是中國民族思想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疊句唱詞。
確實，這種“閑適哲學”既不是單純道家的，更不是隻屬儒家的，而是跟兩者都有關係，是它們相融合的產物。林語堂認為，道家的玩世主義有其合理的因素，如莊子發現了“自我”，老子的玩世、裝愚和潛隱“違背傳統的習慣”，“可以減低緊張的生活”，但它是叫人完全逃避現實環境的哲學，是“消極的人生觀”，“終究是拙劣的”。因而，它不可能成為大眾所崇拜的流行思想，中華民族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依舊過著熙來攘往的生活，依舊相信財富、名譽、權力，肯為國家服役。因為“如若不是這樣，人類生活便不能維持下去”。而儒家哲學，則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它叫人“必須趁人生還未消逝的時候，盡情地把它享受”，人類的壽命有限，“必須把生活調整，在現實的環境之下盡量地過快樂的生活”。他還認為，“儒家和道家的對比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這兩種學說，隻是代表了兩個極端的理論，而在這兩個極端的理論之間，還有著許多中間理論”。正因為這樣，便可以認為“閑適哲學”是從儒家、道家這兩種“極端的理論”甚至其他“中間理論”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從而形成超越於它們的一種人生哲學。
林語堂為什麽提倡這種“閑適哲學”呢？這是因為他認為有益於人們的生活。他曾一再為人們的生活節奏過於緊張而發出感歎：“人們為了生活而任勞任怨地工作，為了要活下去而煩慮到頭發發白，甚至忘掉遊息”，“我們的生活太狹仄了，使我們對精神生活的美點，不能得到一個自由的視野。我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因而，他認為“機械的文明終於使我們很快地趨近於悠閑的時代，環境也將使我們必須少做工作而多過遊玩的生活……當物質環境漸漸改善了，疾病滅絕了，窮困減少了，人壽延長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時候，人類決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匆忙”，“我們有了閑暇，方能感到生活的興趣”。而且他還指出，“閑適哲學”並不是隻為有產階級者設造的，而是“根本是平民化的”，即為普通人所需要的。因為適當的閑適生活，對任何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並不富足也能享受到的。如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徒步漫遊歐洲，心胸裏蘊著偉大的美的觀念，而口袋裏卻不名一文。
那麽，“閑適哲學”的具體表現形態是怎樣的呢？林語堂通過觀察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閑適哲學”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麵，有多種多樣的表現。譬如：
“中庸生活”。林語堂認為，生活的最高典型是子思所倡導的“中庸生活”。而所謂“中庸生活”，是一種“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叫人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保留原有快樂的本性，在適中的生活中得到快樂。即：“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的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者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鋼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分高明，隻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隻夠擺滿屋裏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文章也寫寫，可是寄給《泰晤士報》的稿件的一半被錄用一半退回——總之，我相信這種中等階級生活，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他還用李密庵的《半半歌》來表達這種生活理想：
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無用邊。
半中歲月盡幽閑，半裏乾坤寬展。
半郭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
半耕半讀半經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華半實庭軒。
衾裳半素半輕鮮，肴饌半豐半儉。
童仆半能半拙，妻兒半樸半賢。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讓將一半人間。
半思後代與滄田，半想閻羅怎見。
飲酒半酣正好，花開半時偏妍。
半帆張扇免翻顛，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饒滋味，半多反厭糾纏。
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隻半。
林語堂之所以把這種“中庸生活”看作為最理想的生活，是認為它是“最近人情”的，能使人們的精神達到“最為快樂”的狀態。而且他以為，陶淵明正是享有這種快樂的“最和諧最完善的人物”。他說，陶淵明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麽勳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麽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世故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協調起來。他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衝突，因而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麽自然而和諧。也許有人以為他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
悠閑生活。林語堂認為，中國人具有喜愛悠閑生活的習性。這是由於酷愛人生所產生的，也是受了道家哲學和浪漫主義文學影響的結果。但那些有錢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領略這種悠閑生活的快樂，倒是那些輕視錢財的人，把自己的靈魂和人格看得比名利事業更要緊的人，才真正懂得它的樂趣。他們卑視世俗功名，對於生財之道不大在心，崇尚簡樸的生活，有豐富的心靈。如大文學家陶淵明、蘇東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等就是這樣的人。他以為人生不應麻煩到“心為形役”的境地。像美國那樣過於講究效率，便使人連享受有限的悠閑的樂趣也失掉了，“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樣困苦，那樣緊張”，“把工作看得高於生存，比生存來得緊要”。因而，他主張現代人應適當調整生活節奏，在繁忙中有所悠閑。這是人生的需要，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種快樂。
家庭生活。林語堂認為，家庭的快樂，即夫妻父母子女關係的快樂，是人類生活中最基本的快樂。那種西方流行的獨身主義是文明的畸形產物，“不婚嫁，無子媳，擬從事業或個人成就之中尋求充足滿意生活的替代物”，是愚笨可笑的，應該吐棄。至於那種過分注意女人身體上的性吸引力（甚至“女人可以剝光了去供商業性的開拓”），則是對女性的不尊重，使女性有成為玩物的危險，並導致“家庭理想的必須性常易於被人們所忘卻”。跟西方這些現象相比，林語堂以為中國式的家庭生活理想是有益於人類生活的。中國家庭生活理想始於儒教，孔子就“非常的注重夫妻關係，認為是一切人類關係的根基，也注重孝順父母”。在中國式的家庭裏，“人們須經過童年、成人和老年。這幾個時期先由別人養育他，再由他人去養育別人，最後於老年時重複由別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別人，受別人的指揮，等到成人以後，他便漸漸的受人尊奉，指揮別人。……女人在連續不斷的家庭生活中不單是個妝飾品或玩具，也不單是個妻，而實是這株家庭大樹的一個關係生存的必須的分子”。因而，生活在這種家庭方式之中是合乎人生實際需要的。此外在中國式的家庭裏，老年人能受到家人的尊重和扶養，遠比西方人年老時獨個兒住旅館要好得多。林語堂很有意思地說：“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話，都應該到中國去居住。因為在那裏，哪怕是白發龍鍾的乞丐，他討起飯來也比別人容易些。”可見，林語堂通過中西生活方式的比較，認定中國式的家庭生活是較為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的。
日常生活。林語堂認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方麵，也能給人帶來快樂。小至如蜷腿側臥，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的樂事之一。坐椅亦應以舒服為上，不宜以恭敬為主，因而椅腳以短些為好，像中國的紅木座椅乃至皇帝寶座坐起來都並不使人覺得舒服。烹茶則是一種重要的生活享受，但應注意十條技術：
第一，茶味嬌嫩，茶易敗壞，所以整治時，須十分清潔，須遠離酒類香類一切有強味的物事，和身帶這類氣息的人；第二，茶葉須貯藏於冷燥之處，在潮濕的季節中，備用的茶葉須貯於小錫罐中，其餘則另貯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時不可開啟，如若發黴，則須在文火上微烘，一麵用扇子輕輕揮煽，以免茶葉變黃或變色；第三，烹茶的藝術一半在於擇水，山泉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來自堤堰，因為本屬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須文雅之人，方能鑒賞杯壺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帶微黃，過濃的紅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檸檬、薄荷或他物以調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飲茶半分鍾後，當其化學成分和津液發生作用時，即能覺出；第七，茶須現泡現飲，泡在壺中稍稍過候，即會失味；第八，泡茶必須用剛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雜真味的香料，須一概摒除，至多隻可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以合有些愛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應如嬰孩身上一般的帶著“奶花香”。
這十條，實際上是中國茶文化的精心總結。飲酒也可以助人快樂，甚至有助於人們的創作力，但不應“強行勸酒以取樂”。食品更是人生的第一享受，應做到新鮮、可口和火候適宜。住房對人們生活頗為重要，如要住得舒適，周圍應有一定的空地，能看到自然景色，居室應以“自在”為主。
享受大自然。林語堂認為，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一種重要的生活藝術，而且因各人的情性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樂趣，甚至有一種化積效驗，能使人清心淨慮，精神愉悅。可是，現代文明的發展，卻愈來愈把大自然推出人們的生活之外了。因而，他提出了“怎樣去要回大自然和將大自然引進人類的生活裏邊”的問題，並介紹了中國人愛石、愛樹木和愛花的審美意識。
他說，中國人之所以愛石，是因為有一種基本的觀念，即“石是偉大的，堅固的，暗示一種永久性。它們是幽靜的、不能移動的，如大英雄一般的具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它們也是自立的，如隱士的脫離塵世。它們也是長壽的……最重要的是從藝術觀點看起來，它們就是魁偉雄奇、崢嶸古雅的模範。此外還有所謂‘危’的感想，三百尺高的壁立風巉岩總是奇景，即因它暗示著一個‘危’字。中國人之所以喜愛鬆樹、柏樹、梅樹、竹和柳樹等樹木，是因為鬆樹雄偉，象征行為高尚，柏樹也以雄奇見稱，梅樹尤為象征品質的高潔，竹能給人溫和感受，楊柳則象征女性的絕色美麗。中國人之所以愛花，也是因為能給人多種多樣的精神陶冶。如牡丹以濃豔見長，象征富貴；蘭花香味文靜，象征幽雅；梅花清瘦見稱，象征隱逸清苦；蓮花出汙泥而不染，象征賢人；等等”。類似這樣一些審美意識，顯然都是繼承了傳統的美學觀念，而且對現代人仍然有益的。
旅遊生活。林語堂認為，旅遊對人生是有益的。但現代導遊的旅遊，為了取得談話資料的旅遊，和預定了遊覽程序的旅遊，都不是完美的。旅遊的真正動機應是“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以求忘卻一切”的。“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個流浪者，經曆著流浪者的快樂、誘惑和探險意念”。“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這一類旅行家每喜歡到闃無人跡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樂。”這樣的主張，顯然是為了旅遊時能夠無拘無束，輕鬆自由，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情趣。
文化生活。林語堂認為，文化生活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教育和文化活動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知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為。因而必須注重於培養對事物的明敏的能力，獨立的判斷力和膽力，不可舍此而片麵地追求所謂的“博學”。他讚賞孔子提倡的思考精神，即所謂“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批評現代教育“偏於割舍了鑒別力以求學問。視強記事實即為教育的本身目標”。“機械式的大小考試，為害之大，遠過於我們所能想見。”這可謂切中了現代教育的弊端。他也欣賞莊子說的“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話，並以為尋求知識“終不過是像去發現一個新大陸，‘一個心靈的探險行為’。我們如用一種坦白的、好奇的、富於冒險性的心胸去維持這種探索精神，則這種尋求行為便永遠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了，我們應該舍棄那種規定的、劃一的、被動的強記事實的方法，而將這種積極的滋長的個人快樂為理想目標”。這樣強調探索精神能使人感到快樂，是很有見地的。
對於藝術創作，他則認為是作家個性的表現，是藝術家靈魂的自然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最富有意義的即是技巧之外的個性。如缺少這個性，便成了死的東西。這不論怎樣高明的技巧都無法彌補的。因而，他反對商業式的藝術和政治式的藝術，認為它們都會妨礙或扼殺藝術個性的表現。
以上所說的，便是林語堂提倡的“閑適哲學”的主要方麵。從中可以看出，他確實是從人生的實際需要出發，盡力挖掘並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等哲學的有關內涵，而且融入了他個人的見解的。表麵看來，這種“閑適哲學”是跟搏擊生活的進取精神截然不同的，但它畢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遺產之一，而且是可以作為人們生活的一種補充而存在的。因而，不宜簡單地否定它，重要的是怎樣正確地運用它。
自然，林語堂在談論“閑適哲學”時也存在某些局限性。諸如未能看到社會解放是人們過上“閑適”生活的前提條件，把“中庸生活”看作為生活的最高模式，鼓吹用幽默來拯救世界和平，過分欣賞封建時代文人學士的消閑意識，等等。但他並非一味提倡封建士大夫的玩世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恰恰相反，他倒是對它們有所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