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湯用彤、梁啟超佛教史研究及佛學觀念之比較
梁啟超於青年時代，即1891年當他19歲的時候，因得康有為的指導而聞“精奧博大”的佛教義理。後又受夏曾佑、宋恕以及禪學大師吳雁舟的影響，與譚嗣同諸君更涉獵佛教經論，在空曠的禪學領域縱橫馳騁。即使在那劍拔弩張、無一刻暇的變法運動中，仍然堅持讀經“以重起善心”。變法失敗後，他流寓海外，其後雖然在政治上偶然再露頭角，但已決非此前人海奔走的情狀了，原來政治上參與的熱情化作文化創造的動力了。所以他一方麵向林宰平、歐陽漸學習並深究佛理，另一方麵，於原始資料信手拈來，假其常帶感情的筆鋒，直抒其胸臆，陸續寫成佛學研究二十餘篇。在此基礎上他便萌發了撰著中國佛教史的構想，同時把以前的單篇論文納入其擬想中的佛教史的某些篇章之中。梁氏這一構想雖然未能付諸實現，但這些文章後來均收入其《飲冰室合集》之中。後人又曾以《佛學研究十八篇》為書名，將其論文多次發行，近人在台灣以《中國佛教研究史》出版。湯用彤則與之不同，在美國因受白璧德思想之影響，即有意於佛教史研究，歸國後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同時在刊物上陸續發表研究文章。1938年“講義積年，匯成卷帙”而成《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他的隋唐佛教史講義及其他，也由其家人整理成書出版。可見梁、湯二氏佛教史研究的起始不同。梁因信手拈來的單篇論文之積累，興之所至而生《中國佛教史》的構想，成果也隻是零散的典籍考證及進退佛理的說理文章。真正能稱得上史作的僅有《佛教之初輸入》和《佛教興衰沿革說略》二篇。湯用彤於此蓄誌甚久，十餘年的中國佛教史教學為之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係統的佛學史觀早已形成。而作為他的佛教史研究成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及《隋唐佛教史稿》——雖然也由不少考證、比較、詮釋性文章匯集而成，但卻是係統完整、條理清晰的斷代史研究。閱讀梁氏所有關於佛學研究的文章，隻能概見其佛學的觀念及其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認識，從中無從發現中國佛教興衰之跡、嬗變之由，對整個的曆史麵貌百不窺一。因此，嚴格地說，梁氏之作隻可概稱為學，而不可謂之史。所以梁氏與湯氏盡管在思想上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比如重視佛教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強調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以及中西互補且向傳統折返的文化觀念，但真正可資比較的卻屈指可數。這裏僅就佛教初輸入的考證，比較他們認識上的差異。
梁啟超在《佛教之初輸入》一文中，開宗明義提出了“外來之佛教，曷為而能輸入中國且為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為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曆史焉不可也”。也就是說，梁氏探求曆史並非本意，其史實考證目的在於揭示佛教輸入及其為中國傳統同化的原因。這實質上是在於探討不同文化接觸過程中實現自身轉化的機製。從文化的總體觀念上講，湯氏更重視文化接觸的問題，他曾經提出“應不應該接受外來文化”的“價值評論”和“能不能接受外來文化”的“事實問題”兩個方麵，回答了不同文化在接觸中衝突調和的現象。但具體就治佛教史而言，他特別強調“尤當致意於其變遷興衰之跡”。所以他不僅注意到佛教入華時的文化背景，而且詳征博引，精考事實，理清了佛教入華的端緒。正因為如此，梁文多帶感情色彩，湯文則更顯示出客觀性價值。
關於佛教初傳，梁啟超主要依據《後漢書·西域傳》及學識淵博、最富批評精神的王充所著《論衡》，從正反兩方麵“足證兩漢時人鮮知有佛”，“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湯用彤首先摒棄偽說，繼而對印度和西域曆史、地理，漢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有關典籍的真偽、宗旨、性質等進行了一係列考證，據此提出：“譯經並非始於《四十二章》，傳法之始當上推至西漢末葉。”“佛教入華，主要者為陸路”，“影響所及，仍以江淮以北為盛”。可見二氏對佛教初傳的時間地點各執異說。但是他們的見解也非絕不相同，即使在這明顯的差異後麵，也包含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梁氏說，佛教入華雖以桓靈以後為斷，“但前此史跡，於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我青年學子對月氏使臣“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中國人之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也”。於此，二氏在佛教初傳入時間上也就沒有什麽異議了。
上述比較雖然不能說是以斑窺豹，但畢竟不是全部內容，更有一些語焉不詳之處也不便引證。但這一比較足可以看出二氏對佛教初傳研究的狀況及其學術思想的特點。他們的研究取材大致相同，在佛教傳入的地點問題上雖然各有側重。但在佛教初傳時間問題上並無二議，盡管他們考證具體問題時的具體結論常相抵牾。可以這樣說，關於佛教初傳的研究，二氏是同途異說，最終化歸為一。另外的一些考證論說，大多具有此種特點，如求法運動與西域文化地理，佛法遞嬗與傳統因革等。其實他們對佛教史研究的更大差異則在於：
梁氏力圖從宏觀上把握佛理及佛教的發展規律，重鑄其知不可而為、盡性主義的東方人生哲學，充實完善其尺進寸退、循環發展的唯心史觀和學術思想；湯氏則是通過係統的佛教往史研究，印證並實踐其中西互補、古今因革的文化轉化觀念及建設證體達本、去妄歸真，求人生之本真的人文主義。
這些均不在本書論述之列。
梁啟超在《佛教之初輸入》一文中，開宗明義提出了“外來之佛教，曷為而能輸入中國且為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為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曆史焉不可也”。也就是說，梁氏探求曆史並非本意，其史實考證目的在於揭示佛教輸入及其為中國傳統同化的原因。這實質上是在於探討不同文化接觸過程中實現自身轉化的機製。從文化的總體觀念上講，湯氏更重視文化接觸的問題，他曾經提出“應不應該接受外來文化”的“價值評論”和“能不能接受外來文化”的“事實問題”兩個方麵，回答了不同文化在接觸中衝突調和的現象。但具體就治佛教史而言，他特別強調“尤當致意於其變遷興衰之跡”。所以他不僅注意到佛教入華時的文化背景，而且詳征博引，精考事實，理清了佛教入華的端緒。正因為如此，梁文多帶感情色彩，湯文則更顯示出客觀性價值。
關於佛教初傳，梁啟超主要依據《後漢書·西域傳》及學識淵博、最富批評精神的王充所著《論衡》，從正反兩方麵“足證兩漢時人鮮知有佛”，“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湯用彤首先摒棄偽說，繼而對印度和西域曆史、地理，漢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有關典籍的真偽、宗旨、性質等進行了一係列考證，據此提出：“譯經並非始於《四十二章》，傳法之始當上推至西漢末葉。”“佛教入華，主要者為陸路”，“影響所及，仍以江淮以北為盛”。可見二氏對佛教初傳的時間地點各執異說。但是他們的見解也非絕不相同，即使在這明顯的差異後麵，也包含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梁氏說，佛教入華雖以桓靈以後為斷，“但前此史跡，於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我青年學子對月氏使臣“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中國人之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也”。於此，二氏在佛教初傳入時間上也就沒有什麽異議了。
上述比較雖然不能說是以斑窺豹，但畢竟不是全部內容，更有一些語焉不詳之處也不便引證。但這一比較足可以看出二氏對佛教初傳研究的狀況及其學術思想的特點。他們的研究取材大致相同，在佛教傳入的地點問題上雖然各有側重。但在佛教初傳時間問題上並無二議，盡管他們考證具體問題時的具體結論常相抵牾。可以這樣說，關於佛教初傳的研究，二氏是同途異說，最終化歸為一。另外的一些考證論說，大多具有此種特點，如求法運動與西域文化地理，佛法遞嬗與傳統因革等。其實他們對佛教史研究的更大差異則在於：
梁氏力圖從宏觀上把握佛理及佛教的發展規律，重鑄其知不可而為、盡性主義的東方人生哲學，充實完善其尺進寸退、循環發展的唯心史觀和學術思想；湯氏則是通過係統的佛教往史研究，印證並實踐其中西互補、古今因革的文化轉化觀念及建設證體達本、去妄歸真，求人生之本真的人文主義。
這些均不在本書論述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