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奠基與初創——理學救國的現代保守主義
根據湯用彤思想發展的路向，不難追溯其文化觀念形成的軌跡。他的漢唐佛教史研究，魏晉玄學、印度哲學史及歐洲哲學著述無不表現了中西互補、以古論今、因革損益的文化整合思想，並受其催化與導引。
湯氏文化觀念的生成與發展，明顯分為三個時期。就思想內容而言，這一觀念的形成，無疑是內、外文化，即中、西文化兩支潮流交匯的結果。
這三個時期是：
一、基於傳統的開始階段——昌明國故，理學救國。
二、並覽今古的完成階段——博采中西，融化新知。
三、文化整合係統的實踐與完善階段——中西互補，因革推移，悉由漸進。
國內文化，即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包括：
一、家庭教育形成的心理素質。
二、生死存亡的國家民族危機與羼和在思想深處的憂患意識的認同。
三、民族精神衰頹的切膚之痛加深了對文化衰象的認識，引生了文化救國的思想。
四、佛教文化的勃興與中國化及其對儒家文化的衝擊和豐富，決定了他那異質文化互補的觀念與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取向。
國外文化，即西方文化的攝取吸收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
一、白璧德“同情加選擇”的新人文主義。
二、博厄斯（Franz Boas）批評派的文化人類學。
三、蔡勒爾（Zeller）、文德爾班（Windel bomd）西方哲學史研究。
四、印度哲學重視本體、實現人生、追求解脫的觀念。
當然，還有乾嘉學派的流風餘澤，不過那主要還是對其治學方法的影響，擬在其他章節中分別說明，本章不再贅述。
清代學術界鑒於亡明的教訓，認為理學家“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把錦繡河山拱手相讓外族，致使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因此對理學流弊痛加針砭，使清代學術舍空談而趨於實踐。先是乾嘉漢學考據之風大興，繼之今文經學經世之說迭起。有清一代，宋學二字為大雅所不道。雖然曾國藩、羅羅山在道鹹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然而畢竟是不能抗拒時代思潮的偏鋒支流。至帝製傾覆，封建賴以存亡續絕的經學，也由變異、調適而日趨終結。曾經宰製天下、為世人共同奉守的倫理觀念的理學，尤為學者們所厭棄。清初有“以理殺人”之說，近人有禮教“吃人”的呐喊。就連“教宗賢首，行在彌陀”的居士楊仁山也以理學不符孔子之說而操觚筆伐。正如湯用彤所說，時人“見理學先生則尤惡之”，可見，理學在清末民初的學術界，更不是昔日光景了。然而，湯用彤學術思想的初創卻是建立在理學救國的基礎上，這不能不重視湯氏文化觀念的形成從一開始就有其特殊的價值取向。
湯氏文化觀念的形成應當追溯到20世紀初葉，也就是開始於宣統遜位，即帝製滅亡前後。除其自幼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外，國家民族危機、社會道德淪喪、西方文明衝擊，勢必與其文化觀念的初步形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辛亥革命以後，國內劇烈的民族衝突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民族文化的複興自然也不再以排滿相標幟。然而國家、民族的一切病象並未因帝製的崩潰而緩解。所以文化向傳統折返的內容和背景也與清末大體相同。湯用彤理學救國的文化觀念的提出，也是基於他對民族危機的獨特認識和對傳統文化的甄別和選擇。
首先，西學東漸的衝擊波在清末有增無減，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在光緒年間已演成西化的趨勢。然而，如潮水般湧來的西方文化同時又受到守舊派的頑強抵製，因而始終不能得到傳統文化的能動整合，中西文化的這一衝突引發了人們對傳統價值的重新審視。19世紀末中國文化走向表現為對“唯泰西是效”的單向選擇，至20世紀初，代之而起的已是同時向傳統回歸的雙向選擇了。維新派的主將，力主引介西方政治製度的梁啟超這時已經不怕外國學術不能輸入，“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了。國粹派高呼“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一時之間，國粹二字被視為“大善”，也像西學一樣風靡起來。辛亥革命後，排滿雖不再是保存國粹的目的，但抵拒西方文化的進襲同樣需要對傳統文化的重新估價。湯用彤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選擇傳統的。他說：
試問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國乎？則奧塞戰爭，六強國悉受其病；試問今日之學堂學校足以救國乎？則行之數十年未收效果也。蓋俗弊國衰之秋，非有鞭辟近裏之學不足以有為，尤非存視國性不足以圖存。
此話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這段話很顯然表明了湯氏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有意昌明國故的價值取向。在他看來，西學不僅不能救國，反而使人們“騖於技巧之途”，“馳於精美之域”，使人心趨於詭詐，流於侈靡。科學也不過是“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馭身而不能馭心，馭驅形骸而不能驅精神”。所以，西學東漸的結果，不僅未能使國家求富致強，反而是四夷交侵、割地求和。思想界既“昧於西學之真諦”，又“忽於國學之精神”，神聖歐美，頂禮西學，整個社會每況愈下，患嚴重的“神經衰弱之症”，這便是湯氏向傳統折返的社會背景。
晚清以降，除少數醉心歐化的學者外，進步的思想家無不以為中國之患首在人才匱乏，人才的突出問題是人心昏昧，因此，魏源早已喊出“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的警世之言。嚴複也在批判西學“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的同時說：“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弱，人才之乏為最重。”另外，梁啟超有“新民”之說，章太炎有“用宗教發起信心”之論；近代佛學勃興用以對治妄心，都是基於對近代社會道德衰亡、民智不開的思想認識而展開的。湯用彤把這種現象謂之神經衰弱，指明它的具體表現是“荒惰無恒”、“誌行薄弱”、“虛浮圓滑”等種種惡習劣點，這些才是國家民族“百事不整”的根本原因。正如錢穆所言：“一切病象皆由文化所引生。”湯用彤及其他近代思想家對人心、道德的重視，正反映了這種文化決定論的思想傾向。顯而易見，湯用彤也把道德危機看成人才匱乏的根本，而民族危機則是文化危機的必然結果。因此，解決國家民族危機的從入之途，即對治神經衰弱，首要的是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湯氏所謂“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國，舍朱王何以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家之弱在於道德頹喪，民族之危機在於文化侵衰。因此，弘揚文化、增強道德是挽救國家民族危機的必由之路。這就是湯氏文化救國的邏輯推論！他還認為中國在世界上“開化最早，文化學術均為本國之產，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內漸，吾國民亦常以本國之精神使之同化”。這是主張重新評價傳統的現代保守主義的共識。所以，尋求救國的文化與其求之於國外而不合國情，毋寧求之於本民族“自身遞轉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血培壅”的民族文化之花，這實際上也是湯氏折向傳統的思想基礎。湯氏還強調：“本國之學術實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實曰理學。”宋明學術實在是形而上的儒家之言，它長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日日慎獨，時時省身”，既是道德實踐，又是倫理哲學，更能體現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文化救國，舍理學別無他求，文化救國就是理學救國。他進一步論證說：
晦庵之反躬實踐，無時無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陽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為荒惰無恒者之絕好針砭。故欲救吾國精神上之弱，吾願乞靈於朱子學。
總之，湯用彤文化觀念形成的初始階段已經明顯地開始向傳統折返，表現出昌明國故的思想傾向。這一傾向以典型的傳統教育奠基，在中西文化交匯的大潮中，趨向於以傳統整合西學的思想。也就是說，清華時期的湯用彤的思想，已經初具了文化整合係統的雛形。他一方麵強調國家的危弱，關鍵在於國民精神的衰頹，精神衰弱尤植根於國學之不振。另一方麵認為民族精神喪失殆盡是人們對西學盲目崇拜、取毛取皮、食積不化的結果。他強調，凡事“今”不一定長於古，“西”也不一定勝於中；既不要頂禮歐西之學，更不要數典忘祖。救亡圖存還是求之於數千年血肉澆灌的傳統文化學術，以文化啟蒙為振奮國民精神、改造社會的唯一途徑。由此可見，湯氏思想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執著於文化學術的純學者的態度。這又是和稍前的維新派、國粹派熱衷政治的社會改良主義或民族主義很不相同的。
然而也必須承認，初創時期的理學救國思想，雖然已具整合係統的雛形，但它畢竟還是幼稚的、不完善的。它向傳統的複歸和對西學的批判，是清末民初文化觀念由單向選擇到雙向選擇、重新審視傳統的重要標誌，但這種複歸和批判表現得都較以後執著且偏激。它執著於傳統的繼承，仍不脫聖賢經傳的樊籬。他對西方文化的批判雖然是理性的、審慎的，但畢竟由於西方曆史、科學知識的欠缺及過分強調精神作用，也不脫當時士大夫的淺隘。可是，這時的湯用彤已經憑借自幼孕育起來的憂患意識，透過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把視覺焦點放注在文化危機上，力圖通過文化啟蒙運動，重鑄內聖外王的民族英魂，並以之改造社會，強盛國家。這一文化救國的思想不僅為其文化整合係統奠定了基礎，而且使湯氏選擇了同樣注重傳統和道德自我完善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也為其思想體係的形成和發展探索到一條足以向前開拓的道路以及借以翼護傳統的新學理論。
湯氏文化觀念的生成與發展，明顯分為三個時期。就思想內容而言，這一觀念的形成，無疑是內、外文化，即中、西文化兩支潮流交匯的結果。
這三個時期是：
一、基於傳統的開始階段——昌明國故，理學救國。
二、並覽今古的完成階段——博采中西，融化新知。
三、文化整合係統的實踐與完善階段——中西互補，因革推移，悉由漸進。
國內文化，即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包括：
一、家庭教育形成的心理素質。
二、生死存亡的國家民族危機與羼和在思想深處的憂患意識的認同。
三、民族精神衰頹的切膚之痛加深了對文化衰象的認識，引生了文化救國的思想。
四、佛教文化的勃興與中國化及其對儒家文化的衝擊和豐富，決定了他那異質文化互補的觀念與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取向。
國外文化，即西方文化的攝取吸收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
一、白璧德“同情加選擇”的新人文主義。
二、博厄斯（Franz Boas）批評派的文化人類學。
三、蔡勒爾（Zeller）、文德爾班（Windel bomd）西方哲學史研究。
四、印度哲學重視本體、實現人生、追求解脫的觀念。
當然，還有乾嘉學派的流風餘澤，不過那主要還是對其治學方法的影響，擬在其他章節中分別說明，本章不再贅述。
清代學術界鑒於亡明的教訓，認為理學家“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把錦繡河山拱手相讓外族，致使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因此對理學流弊痛加針砭，使清代學術舍空談而趨於實踐。先是乾嘉漢學考據之風大興，繼之今文經學經世之說迭起。有清一代，宋學二字為大雅所不道。雖然曾國藩、羅羅山在道鹹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然而畢竟是不能抗拒時代思潮的偏鋒支流。至帝製傾覆，封建賴以存亡續絕的經學，也由變異、調適而日趨終結。曾經宰製天下、為世人共同奉守的倫理觀念的理學，尤為學者們所厭棄。清初有“以理殺人”之說，近人有禮教“吃人”的呐喊。就連“教宗賢首，行在彌陀”的居士楊仁山也以理學不符孔子之說而操觚筆伐。正如湯用彤所說，時人“見理學先生則尤惡之”，可見，理學在清末民初的學術界，更不是昔日光景了。然而，湯用彤學術思想的初創卻是建立在理學救國的基礎上，這不能不重視湯氏文化觀念的形成從一開始就有其特殊的價值取向。
湯氏文化觀念的形成應當追溯到20世紀初葉，也就是開始於宣統遜位，即帝製滅亡前後。除其自幼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外，國家民族危機、社會道德淪喪、西方文明衝擊，勢必與其文化觀念的初步形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辛亥革命以後，國內劇烈的民族衝突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民族文化的複興自然也不再以排滿相標幟。然而國家、民族的一切病象並未因帝製的崩潰而緩解。所以文化向傳統折返的內容和背景也與清末大體相同。湯用彤理學救國的文化觀念的提出，也是基於他對民族危機的獨特認識和對傳統文化的甄別和選擇。
首先，西學東漸的衝擊波在清末有增無減，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在光緒年間已演成西化的趨勢。然而，如潮水般湧來的西方文化同時又受到守舊派的頑強抵製，因而始終不能得到傳統文化的能動整合，中西文化的這一衝突引發了人們對傳統價值的重新審視。19世紀末中國文化走向表現為對“唯泰西是效”的單向選擇，至20世紀初，代之而起的已是同時向傳統回歸的雙向選擇了。維新派的主將，力主引介西方政治製度的梁啟超這時已經不怕外國學術不能輸入，“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了。國粹派高呼“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一時之間，國粹二字被視為“大善”，也像西學一樣風靡起來。辛亥革命後，排滿雖不再是保存國粹的目的，但抵拒西方文化的進襲同樣需要對傳統文化的重新估價。湯用彤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選擇傳統的。他說：
試問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國乎？則奧塞戰爭，六強國悉受其病；試問今日之學堂學校足以救國乎？則行之數十年未收效果也。蓋俗弊國衰之秋，非有鞭辟近裏之學不足以有為，尤非存視國性不足以圖存。
此話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這段話很顯然表明了湯氏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有意昌明國故的價值取向。在他看來，西學不僅不能救國，反而使人們“騖於技巧之途”，“馳於精美之域”，使人心趨於詭詐，流於侈靡。科學也不過是“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馭身而不能馭心，馭驅形骸而不能驅精神”。所以，西學東漸的結果，不僅未能使國家求富致強，反而是四夷交侵、割地求和。思想界既“昧於西學之真諦”，又“忽於國學之精神”，神聖歐美，頂禮西學，整個社會每況愈下，患嚴重的“神經衰弱之症”，這便是湯氏向傳統折返的社會背景。
晚清以降，除少數醉心歐化的學者外，進步的思想家無不以為中國之患首在人才匱乏，人才的突出問題是人心昏昧，因此，魏源早已喊出“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的警世之言。嚴複也在批判西學“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的同時說：“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弱，人才之乏為最重。”另外，梁啟超有“新民”之說，章太炎有“用宗教發起信心”之論；近代佛學勃興用以對治妄心，都是基於對近代社會道德衰亡、民智不開的思想認識而展開的。湯用彤把這種現象謂之神經衰弱，指明它的具體表現是“荒惰無恒”、“誌行薄弱”、“虛浮圓滑”等種種惡習劣點，這些才是國家民族“百事不整”的根本原因。正如錢穆所言：“一切病象皆由文化所引生。”湯用彤及其他近代思想家對人心、道德的重視，正反映了這種文化決定論的思想傾向。顯而易見，湯用彤也把道德危機看成人才匱乏的根本，而民族危機則是文化危機的必然結果。因此，解決國家民族危機的從入之途，即對治神經衰弱，首要的是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湯氏所謂“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國，舍朱王何以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家之弱在於道德頹喪，民族之危機在於文化侵衰。因此，弘揚文化、增強道德是挽救國家民族危機的必由之路。這就是湯氏文化救國的邏輯推論！他還認為中國在世界上“開化最早，文化學術均為本國之產，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內漸，吾國民亦常以本國之精神使之同化”。這是主張重新評價傳統的現代保守主義的共識。所以，尋求救國的文化與其求之於國外而不合國情，毋寧求之於本民族“自身遞轉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血培壅”的民族文化之花，這實際上也是湯氏折向傳統的思想基礎。湯氏還強調：“本國之學術實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實曰理學。”宋明學術實在是形而上的儒家之言，它長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日日慎獨，時時省身”，既是道德實踐，又是倫理哲學，更能體現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文化救國，舍理學別無他求，文化救國就是理學救國。他進一步論證說：
晦庵之反躬實踐，無時無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陽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為荒惰無恒者之絕好針砭。故欲救吾國精神上之弱，吾願乞靈於朱子學。
總之，湯用彤文化觀念形成的初始階段已經明顯地開始向傳統折返，表現出昌明國故的思想傾向。這一傾向以典型的傳統教育奠基，在中西文化交匯的大潮中，趨向於以傳統整合西學的思想。也就是說，清華時期的湯用彤的思想，已經初具了文化整合係統的雛形。他一方麵強調國家的危弱，關鍵在於國民精神的衰頹，精神衰弱尤植根於國學之不振。另一方麵認為民族精神喪失殆盡是人們對西學盲目崇拜、取毛取皮、食積不化的結果。他強調，凡事“今”不一定長於古，“西”也不一定勝於中；既不要頂禮歐西之學，更不要數典忘祖。救亡圖存還是求之於數千年血肉澆灌的傳統文化學術，以文化啟蒙為振奮國民精神、改造社會的唯一途徑。由此可見，湯氏思想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執著於文化學術的純學者的態度。這又是和稍前的維新派、國粹派熱衷政治的社會改良主義或民族主義很不相同的。
然而也必須承認，初創時期的理學救國思想，雖然已具整合係統的雛形，但它畢竟還是幼稚的、不完善的。它向傳統的複歸和對西學的批判，是清末民初文化觀念由單向選擇到雙向選擇、重新審視傳統的重要標誌，但這種複歸和批判表現得都較以後執著且偏激。它執著於傳統的繼承，仍不脫聖賢經傳的樊籬。他對西方文化的批判雖然是理性的、審慎的，但畢竟由於西方曆史、科學知識的欠缺及過分強調精神作用，也不脫當時士大夫的淺隘。可是，這時的湯用彤已經憑借自幼孕育起來的憂患意識，透過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把視覺焦點放注在文化危機上，力圖通過文化啟蒙運動，重鑄內聖外王的民族英魂，並以之改造社會，強盛國家。這一文化救國的思想不僅為其文化整合係統奠定了基礎，而且使湯氏選擇了同樣注重傳統和道德自我完善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也為其思想體係的形成和發展探索到一條足以向前開拓的道路以及借以翼護傳統的新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