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幼承庭訓
光緒十九年，經曆了兩個半世紀草創、興盛，轉而衰落的大清帝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威脅下，在政治、哲學、宗教以及經濟等歐風美雨的衝刷中，整個基礎在陷落而開始坍塌，已經到了氣息奄奄、朝不慮夕、非變不可的地步了。這正是19世紀最後十年的第三個年頭。這一年的8月、10月、12月，中國這塊堅實的土地上，相繼誕生了三個偉大人物，即湯用彤、梁漱溟和毛澤東。毛澤東用他那扭轉乾坤的大手，把中國導向了一個西方列強再也不敢覬覦的曆史時代。梁漱溟以南方文化重義理、追求學術自由討論的精神特征，達觀於世界之外，他作為東方文化派的代表，活躍於20世紀上半葉的文化學術界。顯然，湯用彤並非出生在時無英雄的年代，在那豪傑並起、英雄輩出之時，他既有南方人的聰明智慧，又有北方人的敦厚純樸。他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用自己的思想去改造世界。他隻是一個胸襟灑脫、嶔崎磊落的學者，以第一流的水平，做第二三流的事業，認真地反思過去，冷靜地觀察現實，精審地展望未來，忠實地記述曆史，並在曆史的興衰變遷之跡中，充盈著創造文化的熱情。
湯用彤，字錫予，祖籍湖北黃梅。其父湯霖，字雨三，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光緒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變法的前一年署甘肅渭源。任上頗有政績。次年卸任，先後在蘭州、北京設館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張錫鵬、翔九均係其及門弟子。張氏新中國成立後任甘肅省文史館館員，是渭源縣最後故世的晚清秀才。
湯用彤於1893年8月4日（農曆六月二十三日）生於甘肅渭源，在父任上束發修學，啟蒙於父親任教的學館，接受了嚴格係統的傳統教育。渭源碩儒楊筱霞既是湯氏總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據湯氏回憶：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雖諄諄於立身行己之端，而啟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彤稍長，寄心於玄遠之學，居恒愛讀內典。顧亦頗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宗派之變遷。
據此，我們可以理出湯用彤幼年時期四條主要線索：
一、幼承庭訓，啟發愚蒙。說明出身於仕宦之家的湯用彤，自幼接受嚴格的家庭教育，開始鑄就其傳統文化的心理模式。
二、諄諄於立身行己，告誡以前言往行。著重於儒家誠心正意、修身齊家的內在道德修養以及聖賢經傳的啟蒙教育。這與其在清華就讀時崇尚理學，視之為救國之良藥的思想，有著內在的因果關係，與其“昌明國故”的現代文化保守主義也有著必然的邏輯關係。
三、早覽乙部，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說明他自幼接受史學教育，並受清儒“六經皆史”的影響，又“繼承了乾嘉以來的考據之風”，為其在近代複古主義的大潮中，投身史學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初創了學術基礎。
四、愛讀內典，寄心於玄遠之學。吸引他把學術興趣馳向佛學、玄學、印度哲學等形而上的空曠原野。湯氏以後之所以能夠在冷僻艱深、微妙難知的佛學領域，創造出眾口皆碑、無人超越的成就，無不得力於此。
湯用彤生前曾提及，其父湯霖雖無著作傳世，卻以“漢易”為其終生的學術興趣。顯而易見，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也已澤及湯氏家族。至於當時士林好佛之風熾盛，湯用彤佛學的造詣似乎也應有家學淵源。況且易、佛相通，湯霖既治幽深玄遠的易學，自當與不可思議的佛學亦有不解之緣。賀麟說湯氏“承繼他家傳的佛學”，大概有相當的根據。
按理說，自湯用彤出生至1897年，正是湯霖金榜題名、加官晉爵、春風得意的日子。但是，屢經喪亂、內外交困的清王朝風雨飄搖、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使他難免有楚囚相對、“舉國有山河之異”的亡國殷憂。而且他在渭源知縣任上不足一載，即卸職重操舌耕舊業，其中原委固不得其詳，但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及其生平最愛詠吟《桃花扇》之《哀江南》一曲，大體可知其曲折的心境。這裏既有憂世傷時之情，也有借悼念亡明之音，抒發其夷夏之防的民族情緒。其卸職似乎在百日維新之後，顯然與康梁之新政有不少瓜葛。
《桃花扇》係清初孔尚任所作的傳奇劇本，所謂：“白骨青灰長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作興亡夢，兒女濃情一旦消。”該劇就是借離別之情，寫興亡之感，因而與《長生殿》齊名，有清代戲劇雙璧之稱。《哀江南》是描寫南明傾覆之後，作者憑吊金陵、寄托興亡的一套曲子。湯用彤自三歲起即隨父背誦《哀江南》，日後也常吟此曲。這不僅反映了湯氏對詞曲的愛好和較高的韻律素養，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見其家教的烙印和少年時期湯用彤思想發展的路向。為了說明這一點，茲摘錄如下：
〔北新水令〕
山鬆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沈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欞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離亭宴帶歇指煞〕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整套曲子文辭典雅，讀來卻悲愴蒼涼，鏗鏘激越，不見一點兒女情思，而充盈著“鵑血滿胸”的興亡之恨。曲中“殘軍”、“廢壘”、“瘦馬”、“空壕”、“乞兒餓殍”的蕭瑟氣象，以及“放悲聲唱到老”的悲歌興亡的憂患意識，都能寄托他憂國憂民的無限情思。
可以這樣說，湯用彤雖出身於一個末代王朝下層官僚的家庭，就其自幼接受的教育來看，仍然是一個中國舊知識分子的傳統範型。這裏既有立德、立言、修己安人的內聖外王之道，又有生死感懷、超越時代的形而上的思索；既有個人道德和心性的修養，又有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嚴格訓練。當然，原來基於政治上的憂患意識到後來的文化黃金時代，則變成了興亡繼絕、承擔創造新文化重任的使命感了。
湯用彤，字錫予，祖籍湖北黃梅。其父湯霖，字雨三，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光緒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變法的前一年署甘肅渭源。任上頗有政績。次年卸任，先後在蘭州、北京設館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張錫鵬、翔九均係其及門弟子。張氏新中國成立後任甘肅省文史館館員，是渭源縣最後故世的晚清秀才。
湯用彤於1893年8月4日（農曆六月二十三日）生於甘肅渭源，在父任上束發修學，啟蒙於父親任教的學館，接受了嚴格係統的傳統教育。渭源碩儒楊筱霞既是湯氏總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據湯氏回憶：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雖諄諄於立身行己之端，而啟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彤稍長，寄心於玄遠之學，居恒愛讀內典。顧亦頗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宗派之變遷。
據此，我們可以理出湯用彤幼年時期四條主要線索：
一、幼承庭訓，啟發愚蒙。說明出身於仕宦之家的湯用彤，自幼接受嚴格的家庭教育，開始鑄就其傳統文化的心理模式。
二、諄諄於立身行己，告誡以前言往行。著重於儒家誠心正意、修身齊家的內在道德修養以及聖賢經傳的啟蒙教育。這與其在清華就讀時崇尚理學，視之為救國之良藥的思想，有著內在的因果關係，與其“昌明國故”的現代文化保守主義也有著必然的邏輯關係。
三、早覽乙部，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說明他自幼接受史學教育，並受清儒“六經皆史”的影響，又“繼承了乾嘉以來的考據之風”，為其在近代複古主義的大潮中，投身史學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初創了學術基礎。
四、愛讀內典，寄心於玄遠之學。吸引他把學術興趣馳向佛學、玄學、印度哲學等形而上的空曠原野。湯氏以後之所以能夠在冷僻艱深、微妙難知的佛學領域，創造出眾口皆碑、無人超越的成就，無不得力於此。
湯用彤生前曾提及，其父湯霖雖無著作傳世，卻以“漢易”為其終生的學術興趣。顯而易見，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也已澤及湯氏家族。至於當時士林好佛之風熾盛，湯用彤佛學的造詣似乎也應有家學淵源。況且易、佛相通，湯霖既治幽深玄遠的易學，自當與不可思議的佛學亦有不解之緣。賀麟說湯氏“承繼他家傳的佛學”，大概有相當的根據。
按理說，自湯用彤出生至1897年，正是湯霖金榜題名、加官晉爵、春風得意的日子。但是，屢經喪亂、內外交困的清王朝風雨飄搖、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使他難免有楚囚相對、“舉國有山河之異”的亡國殷憂。而且他在渭源知縣任上不足一載，即卸職重操舌耕舊業，其中原委固不得其詳，但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及其生平最愛詠吟《桃花扇》之《哀江南》一曲，大體可知其曲折的心境。這裏既有憂世傷時之情，也有借悼念亡明之音，抒發其夷夏之防的民族情緒。其卸職似乎在百日維新之後，顯然與康梁之新政有不少瓜葛。
《桃花扇》係清初孔尚任所作的傳奇劇本，所謂：“白骨青灰長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作興亡夢，兒女濃情一旦消。”該劇就是借離別之情，寫興亡之感，因而與《長生殿》齊名，有清代戲劇雙璧之稱。《哀江南》是描寫南明傾覆之後，作者憑吊金陵、寄托興亡的一套曲子。湯用彤自三歲起即隨父背誦《哀江南》，日後也常吟此曲。這不僅反映了湯氏對詞曲的愛好和較高的韻律素養，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見其家教的烙印和少年時期湯用彤思想發展的路向。為了說明這一點，茲摘錄如下：
〔北新水令〕
山鬆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沈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欞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離亭宴帶歇指煞〕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整套曲子文辭典雅，讀來卻悲愴蒼涼，鏗鏘激越，不見一點兒女情思，而充盈著“鵑血滿胸”的興亡之恨。曲中“殘軍”、“廢壘”、“瘦馬”、“空壕”、“乞兒餓殍”的蕭瑟氣象，以及“放悲聲唱到老”的悲歌興亡的憂患意識，都能寄托他憂國憂民的無限情思。
可以這樣說，湯用彤雖出身於一個末代王朝下層官僚的家庭，就其自幼接受的教育來看，仍然是一個中國舊知識分子的傳統範型。這裏既有立德、立言、修己安人的內聖外王之道，又有生死感懷、超越時代的形而上的思索；既有個人道德和心性的修養，又有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嚴格訓練。當然，原來基於政治上的憂患意識到後來的文化黃金時代，則變成了興亡繼絕、承擔創造新文化重任的使命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