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清末民初，即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近百年的時間，是中國曆史由中古向近現代轉化的重要曆史階段。道鹹以降，清朝統治者內政不修，八旗子弟頑劣驕惰，初創時期奮發圖強的英姿和康乾盛世的風流年華，已經喪失殆盡。資本主義列強乘虛而入，用戰艦、大炮，衝開了以閉關鎖國名世的東方帝國的大門。在政治上，在社會生活中，那是一個悲風驟至、與夢為鄰的淒苦歲月。但在學術思想領域，隨著統治階級的沒落，其尊奉並賴以鉗製天下的固有的文化模式，以及千百年來積澱而成的文化心理結構，也逐漸在龜裂、崩潰和瓦解；同時，代表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和物質，大如哲學、宗教、製器，小至煤油、鴉片、火柴，由已經被衝決的堤岸，奔湧而至。受到衝擊的傳統在變異，也在調適和順化，洋務派的自強運動，改良派的維新運動，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便是傳統文化在歐風美雨蕩滌下，不同階段、不同形式的文化轉化的形式。其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的社會主義，均脫穎而出，無論在哪一個時期，它們都在同一框架中運作，頑強地表現自己，試圖以各自的思維模式重鑄中國文化的未來。因此，在每一個階段，都在同一層麵上構成了不同內容的張力和衝突，形成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的局麵，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個黃金時代。
不可否認，近百年來，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激烈爭論，他們以不同的學術視角，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在文化領域各逞才辯，打破了思想界千餘年來萬馬齊喑、獨尊儒術的局麵。自由派、激進派聯手，從經濟史觀入手，以進化論為理論依據，強調西方的物質文明，無情地鞭笞傳統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曆史惰性，主張歐化或西化。保守主義獨立支撐，以人文主義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提出類文化的觀念，標明中西文化為獨立平行的兩大文化係統。他們基於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及因革損益的傳續性，肯定儒家思想近代轉化的科學價值，主張中西互補，以固有文化為主體，積極整合外來文化；在新舊文化爭論中，與西化派形成了表麵上針鋒相對的兩極，共同促進了新文化的啟蒙運動。
事實上，在這相續不斷的、表麵看起來是中西文化之爭，實質卻是新舊文化的討論中，無論是自由主義、激進的社會主義，還是保守主義，他們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他們思考和力圖解決的同樣是如何評價傳統、學習西方和建設新文化的根本問題。因此，他們的協同作用總是大於拮抗作用。這場討論或爭論的結果，也就逐步形成了近代文化的統一格局：以西方文明發展經濟，以儒家文化保障傳統，用佛教思想補充理性思維的缺憾。這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雜糅是新文化建設的必由之路。因此，近代學術界古今中西之爭的意義並不在於如何提供一種新的文化模式，而在於打破了尊儒重道的文化典範，促進了綿延千餘年經學時代的終結，形成了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
還應當看到，由於爭論使雙方相互攻訐，各執其偏，自由派、激進派從根本上否定文化發展的內在承續性，因而“拚命走極端”，采取了民族虛無主義，企圖用西方文化全盤取代民族傳統；保守主義過分強調傳統文化的超穩定性，缺乏批判舊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視覺焦點主要在用國粹激勵種性，措詞未免與前兩派格格不入。爭議雙方似乎越走越遠。黃梅湯用彤，20世紀20年代初保守主義重要流派——學衡派主要人物之一，自始至終經曆了新文化運動，但卻沒有參加這場互相攻訐的文字之爭，而是從另一條道路揳入。他以穩健、中庸、謙和的態度，確鑿雄辯的曆史事實，科學嚴謹的治學方法，典雅厚重的文辭，以及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闡明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漸進的文化轉化觀念，在印度哲學、玄學，尤其是中國佛教史研究中，追溯文化發展的內在契機，中外文化衝突調和不可惑疑的史實，展望新文化建設的未來，充分表現了保守主義承擔“昌明國故”的曆史使命和在文化史上的科學前瞻性。湯用彤不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卻創造了超越時代的曆史價值。他的佛教史研究雖成為傳世佳作，但他的文化觀卻未引起人們重視。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九十餘年，人們重提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課題，顯然還要重新估價當時的是非功過。因此認真總結湯用彤的思想和學術成果，無論從哪個方麵說都是必要的。
湯用彤先生通今博古，學貫中西，於中國、印度、歐美文化都有相當高的造詣，其研究所涉及者遍於哲學、文學、美學，尤以史學為專長。20世紀20年代以後，他專門從事印度哲學、魏晉玄學研究，特別以中國佛教史研究飲譽海內外。今人盛稱“國人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舍湯用彤先生之外，當難再覓第二人”，“欲覓一能與湯先生比肩之我國學者，恐尚難得其人”，實在非純粹溢美之詞。
他的印度哲學研究是國人係統整理外來文化的偉大嚐試，魏晉玄學研究盡發前人所未發。他對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的探索，啟迪後學者邏輯思維的能力，這些都與他的佛教史研究有直接的關係。僅以後者而言，晚清以來，國內外研究者雖屢見不鮮，諸如梁啟超、章太炎、夏曾佑、歐陽漸、太虛、胡適一流，俱以乾嘉遺風，考訂佛教史上佚事或一經一典的真偽，間或探尋佛教在中國發展的軌跡。其中，除梁氏成果尚可資參考外，餘皆散漫零落，在史學研究上大多無可取之處。至於對佛教史的係統整理，除湯氏之外，僅黃懺華、蔣維喬等二三人而已。然而黃氏《中國佛教史》多取舊傳佛教史籍，無甚創見，實在是“著書不如抄書”的實踐。蔣氏《中國佛教史》則是依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綱》改撰增補而成，同樣缺乏獨立研究的學術價值。梁啟超雖有誌於此道，但其傳世的僅個別章節，留給後人的卻是望梅之歎。其他如胡適的禪宗史研究，作為近代一種新的研究範型，雖然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重在“大膽假設”的基礎上信口道來，往往失去了曆史的真麵目，不能使人折服。湯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則不然，他博采古今，關涉中西，在浩如煙海、蕪雜晦澀的三藏經典中，如剝繭抽絲，慎思明辨，清理出中國佛教變遷興衰之跡，且以“同情默應”的“心性體會”，“綜合全史，而有所陳述”，實在是劃時代的精品。他的平生力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享譽海內外半個多世紀，國外學者譽為“價值至高的工具與導引”。當然，這僅僅是對其在佛教史領域重要地位的肯定，而他“有所陳述”的“深弘”之“道”，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至於以後的同類著作，也隻是在其原來的間架上有所增益，不僅沒有重大突破，反而盡失其人文主義的立場，因革推移的總體文化觀尤其變得麵目全非，以買櫝還珠諷諭，也可以說大體無差了。當然，從根本上反對湯氏人文主義立場的，則另當別論。
湯用彤本不是宗教徒，他盡洗僧人遠離塵囂的出世之姿。他也不是奉持菩薩戒的居士，對佛祖自然無頂禮膜拜的虔誠信仰。他又不是以佛理作為經世武器的政治活動家，沒有康、梁諸君意氣風發的參政意識。當然，他更不是飽食終日、鬥雞走馬的紈絝子弟，借佛門聖潔的氣氛附庸風雅。然而，他卻在浩瀚的學海中，選擇了冷僻的佛教史作為研究對象，不能不說這反映了他與眾不同的價值取向。他的著述，無論說理，或者述史，即使一則小小的插曲，也都顯示其“同情默應”之心態，而無曲意回護之托詞。其中既有娓娓道來、如聆梵音的曆史事實，又有知識分子深刻的生死感懷和興亡繼絕、創造民族乃至全人類最佳生活方式的超越追求。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保守主義以“昌明國故，融化新知”為曆史使命的立場，卻沒有當時爭論雙方“拚命走極端”的偏激情緒。湯用彤是以其平和的心性、深刻的理論素養、高尚的道德修養，努力用無可置疑的事實，闡明他那文化轉化的思想。錢穆用“極高明而道中庸”概括湯氏的人品，這一評價同樣也體現了湯氏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然而可惜的是，他的佛教史研究雖飲譽海內外半個多世紀，令治斯學者無不歎服，而他的總體文化觀卻湮沒在這燦爛的史學研究成績之中，在那場表麵上以自由派、激進派勝利告終的中西文化之爭後的數十年中，早已被人遺忘了。經過前一階段文化熱潮的熏蒸，我們在全方位思索中西文化差異優劣及其與現代化的關係時，不能不認真反思文化在近代史上曆史轉化的得失，不能不重新評價各個流派的思想價值。湯用彤學術思想研究尤其應當在各個維度上展開並予以深化。
§§第一章 生平及思想發展的路向
不可否認，近百年來，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激烈爭論，他們以不同的學術視角，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在文化領域各逞才辯，打破了思想界千餘年來萬馬齊喑、獨尊儒術的局麵。自由派、激進派聯手，從經濟史觀入手，以進化論為理論依據，強調西方的物質文明，無情地鞭笞傳統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曆史惰性，主張歐化或西化。保守主義獨立支撐，以人文主義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提出類文化的觀念，標明中西文化為獨立平行的兩大文化係統。他們基於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及因革損益的傳續性，肯定儒家思想近代轉化的科學價值，主張中西互補，以固有文化為主體，積極整合外來文化；在新舊文化爭論中，與西化派形成了表麵上針鋒相對的兩極，共同促進了新文化的啟蒙運動。
事實上，在這相續不斷的、表麵看起來是中西文化之爭，實質卻是新舊文化的討論中，無論是自由主義、激進的社會主義，還是保守主義，他們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他們思考和力圖解決的同樣是如何評價傳統、學習西方和建設新文化的根本問題。因此，他們的協同作用總是大於拮抗作用。這場討論或爭論的結果，也就逐步形成了近代文化的統一格局：以西方文明發展經濟，以儒家文化保障傳統，用佛教思想補充理性思維的缺憾。這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雜糅是新文化建設的必由之路。因此，近代學術界古今中西之爭的意義並不在於如何提供一種新的文化模式，而在於打破了尊儒重道的文化典範，促進了綿延千餘年經學時代的終結，形成了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
還應當看到，由於爭論使雙方相互攻訐，各執其偏，自由派、激進派從根本上否定文化發展的內在承續性，因而“拚命走極端”，采取了民族虛無主義，企圖用西方文化全盤取代民族傳統；保守主義過分強調傳統文化的超穩定性，缺乏批判舊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視覺焦點主要在用國粹激勵種性，措詞未免與前兩派格格不入。爭議雙方似乎越走越遠。黃梅湯用彤，20世紀20年代初保守主義重要流派——學衡派主要人物之一，自始至終經曆了新文化運動，但卻沒有參加這場互相攻訐的文字之爭，而是從另一條道路揳入。他以穩健、中庸、謙和的態度，確鑿雄辯的曆史事實，科學嚴謹的治學方法，典雅厚重的文辭，以及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闡明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漸進的文化轉化觀念，在印度哲學、玄學，尤其是中國佛教史研究中，追溯文化發展的內在契機，中外文化衝突調和不可惑疑的史實，展望新文化建設的未來，充分表現了保守主義承擔“昌明國故”的曆史使命和在文化史上的科學前瞻性。湯用彤不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卻創造了超越時代的曆史價值。他的佛教史研究雖成為傳世佳作，但他的文化觀卻未引起人們重視。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九十餘年，人們重提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課題，顯然還要重新估價當時的是非功過。因此認真總結湯用彤的思想和學術成果，無論從哪個方麵說都是必要的。
湯用彤先生通今博古，學貫中西，於中國、印度、歐美文化都有相當高的造詣，其研究所涉及者遍於哲學、文學、美學，尤以史學為專長。20世紀20年代以後，他專門從事印度哲學、魏晉玄學研究，特別以中國佛教史研究飲譽海內外。今人盛稱“國人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舍湯用彤先生之外，當難再覓第二人”，“欲覓一能與湯先生比肩之我國學者，恐尚難得其人”，實在非純粹溢美之詞。
他的印度哲學研究是國人係統整理外來文化的偉大嚐試，魏晉玄學研究盡發前人所未發。他對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的探索，啟迪後學者邏輯思維的能力，這些都與他的佛教史研究有直接的關係。僅以後者而言，晚清以來，國內外研究者雖屢見不鮮，諸如梁啟超、章太炎、夏曾佑、歐陽漸、太虛、胡適一流，俱以乾嘉遺風，考訂佛教史上佚事或一經一典的真偽，間或探尋佛教在中國發展的軌跡。其中，除梁氏成果尚可資參考外，餘皆散漫零落，在史學研究上大多無可取之處。至於對佛教史的係統整理，除湯氏之外，僅黃懺華、蔣維喬等二三人而已。然而黃氏《中國佛教史》多取舊傳佛教史籍，無甚創見，實在是“著書不如抄書”的實踐。蔣氏《中國佛教史》則是依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綱》改撰增補而成，同樣缺乏獨立研究的學術價值。梁啟超雖有誌於此道，但其傳世的僅個別章節，留給後人的卻是望梅之歎。其他如胡適的禪宗史研究，作為近代一種新的研究範型，雖然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重在“大膽假設”的基礎上信口道來，往往失去了曆史的真麵目，不能使人折服。湯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則不然，他博采古今，關涉中西，在浩如煙海、蕪雜晦澀的三藏經典中，如剝繭抽絲，慎思明辨，清理出中國佛教變遷興衰之跡，且以“同情默應”的“心性體會”，“綜合全史，而有所陳述”，實在是劃時代的精品。他的平生力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享譽海內外半個多世紀，國外學者譽為“價值至高的工具與導引”。當然，這僅僅是對其在佛教史領域重要地位的肯定，而他“有所陳述”的“深弘”之“道”，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至於以後的同類著作，也隻是在其原來的間架上有所增益，不僅沒有重大突破，反而盡失其人文主義的立場，因革推移的總體文化觀尤其變得麵目全非，以買櫝還珠諷諭，也可以說大體無差了。當然，從根本上反對湯氏人文主義立場的，則另當別論。
湯用彤本不是宗教徒，他盡洗僧人遠離塵囂的出世之姿。他也不是奉持菩薩戒的居士，對佛祖自然無頂禮膜拜的虔誠信仰。他又不是以佛理作為經世武器的政治活動家，沒有康、梁諸君意氣風發的參政意識。當然，他更不是飽食終日、鬥雞走馬的紈絝子弟，借佛門聖潔的氣氛附庸風雅。然而，他卻在浩瀚的學海中，選擇了冷僻的佛教史作為研究對象，不能不說這反映了他與眾不同的價值取向。他的著述，無論說理，或者述史，即使一則小小的插曲，也都顯示其“同情默應”之心態，而無曲意回護之托詞。其中既有娓娓道來、如聆梵音的曆史事實，又有知識分子深刻的生死感懷和興亡繼絕、創造民族乃至全人類最佳生活方式的超越追求。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保守主義以“昌明國故，融化新知”為曆史使命的立場，卻沒有當時爭論雙方“拚命走極端”的偏激情緒。湯用彤是以其平和的心性、深刻的理論素養、高尚的道德修養，努力用無可置疑的事實，闡明他那文化轉化的思想。錢穆用“極高明而道中庸”概括湯氏的人品，這一評價同樣也體現了湯氏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然而可惜的是，他的佛教史研究雖飲譽海內外半個多世紀，令治斯學者無不歎服，而他的總體文化觀卻湮沒在這燦爛的史學研究成績之中，在那場表麵上以自由派、激進派勝利告終的中西文化之爭後的數十年中，早已被人遺忘了。經過前一階段文化熱潮的熏蒸，我們在全方位思索中西文化差異優劣及其與現代化的關係時，不能不認真反思文化在近代史上曆史轉化的得失，不能不重新評價各個流派的思想價值。湯用彤學術思想研究尤其應當在各個維度上展開並予以深化。
§§第一章 生平及思想發展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