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張岱年
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呈現了學術思想的高度繁榮。兩漢時代，經學成為正統；魏晉之世，玄學稱盛；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並尊；到宋代而理學興起；迨及清世，樸學蔚為主流。各個時代的學術各有特色。綜觀周秦以來至於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第一次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競勝。第二次為北宋時代，張程關洛之學、荊公新學、蘇氏蜀學，同時並興，理論思維達到新的高度。第三次為近代時期，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淩侵，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於是誌士仁人、英才俊傑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說，期於救國，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
試觀中國近代的學風，有一顯著的傾向，即融會中西。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對於中國學人影響漸深。深識之士，莫不資西學以立論。初期或止於淺嚐，漸進乃達於深解。同時這些學者又具有深厚的舊學根柢，有較高的鑒別能力，故能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從而達到較高的成就。
試以梁任公（啟超）、章太炎（炳麟）、王靜安（國維）、陳寅恪四家為例，說明中國近代學術融會中西的學風。梁任公先生嚐評論自己的學術雲：“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清代學術概論》）所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現了融合中西的傾向，不過梁氏對西學的了解不夠深切而已。梁氏自稱“適成為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這未免過謙，事實上梁氏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誠如他自己所說“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氏雖未能提出自己的學說體係，但其影響是深巨的。他的許多學術史著作今日讀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漢微言》中自述思想遷變之跡說：“少時治經，謹守樸學……及囚係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乃達大乘深趣……既出獄，東走日本，盡瘁光複之業，鞅掌餘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誌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製大理，莫不孫順。”這是講他兼明華梵以及西哲之說。有清一代，漢宋之學爭論不休，章氏加以評論雲：“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為玄談者，亦有言理密察、實事求是者，及夫主靜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誌爾！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喻以四民各勤其業，瑕釁何為而不息乎？”這是表示，章氏之學已超越了漢學和宋學了。太炎更自讚雲：“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嚐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謂專誌精微，反致陸沉；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餘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太炎自負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評論雲：“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華梵及西哲之書，可謂超越前哲，但在哲學上建樹亦不甚高，晚歲又回到樸學的道路上了。
王靜安先生早年研習西方哲學美學，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學的觀點考察中國文學，獨辟蹊徑，達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後，專治經史，對於殷墟甲骨研究深細，發明了“二重證據法”，以出土文物與古代史傳相互參證，達到了精確的論斷，澄清了殷周史的許多問題。靜安雖以遺老自居，但治學方法卻完全是近代的科學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讚。
陳寅恪先生博通多國的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多所創獲。陳氏對於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見，他在對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論儒佛思想雲：“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在吾國思想史上……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實在是精辟之論，發人深思。陳氏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但是他的學術成就確實達到了時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適之在文化問題上傾向於“全盤西化論”，而在整理國故方麵作出了多方麵的貢獻。馮友蘭先生既對於中國哲學史進行了係統的闡述，又於40年代所著《貞元六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融會中西的哲學體係，晚年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表現了熱愛真理的哲人風度。
胡適之欣賞龔定庵的詩句：“但開風氣不為師。”熊十力先生則以師道自居。熊氏戛戛獨造，自成一家之言，讚揚辯證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論。馮友蘭早年擬接續程朱之說，晚歲歸依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這些大師都表現了各自的特點。這正是學術繁榮，思想活躍的表現。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有鑒於中國近現代國學大師輩出，群星燦爛，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躍的時代，決定編印《國學大師叢書》，以表現近代中西文明衝撞交融的繁盛景況，以表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的豐富內容，試圖評述近現代著名學者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凡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風氣之先者皆可入選。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編輯部同誌建議我寫一篇總序，於是略述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特點，供讀者參考。
1992年元月，序於北京大學
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呈現了學術思想的高度繁榮。兩漢時代，經學成為正統；魏晉之世，玄學稱盛；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並尊；到宋代而理學興起；迨及清世，樸學蔚為主流。各個時代的學術各有特色。綜觀周秦以來至於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第一次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競勝。第二次為北宋時代，張程關洛之學、荊公新學、蘇氏蜀學，同時並興，理論思維達到新的高度。第三次為近代時期，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淩侵，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於是誌士仁人、英才俊傑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說，期於救國，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
試觀中國近代的學風，有一顯著的傾向，即融會中西。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對於中國學人影響漸深。深識之士，莫不資西學以立論。初期或止於淺嚐，漸進乃達於深解。同時這些學者又具有深厚的舊學根柢，有較高的鑒別能力，故能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從而達到較高的成就。
試以梁任公（啟超）、章太炎（炳麟）、王靜安（國維）、陳寅恪四家為例，說明中國近代學術融會中西的學風。梁任公先生嚐評論自己的學術雲：“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清代學術概論》）所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現了融合中西的傾向，不過梁氏對西學的了解不夠深切而已。梁氏自稱“適成為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這未免過謙，事實上梁氏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誠如他自己所說“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氏雖未能提出自己的學說體係，但其影響是深巨的。他的許多學術史著作今日讀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漢微言》中自述思想遷變之跡說：“少時治經，謹守樸學……及囚係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乃達大乘深趣……既出獄，東走日本，盡瘁光複之業，鞅掌餘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誌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製大理，莫不孫順。”這是講他兼明華梵以及西哲之說。有清一代，漢宋之學爭論不休，章氏加以評論雲：“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為玄談者，亦有言理密察、實事求是者，及夫主靜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誌爾！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喻以四民各勤其業，瑕釁何為而不息乎？”這是表示，章氏之學已超越了漢學和宋學了。太炎更自讚雲：“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嚐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謂專誌精微，反致陸沉；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餘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太炎自負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評論雲：“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華梵及西哲之書，可謂超越前哲，但在哲學上建樹亦不甚高，晚歲又回到樸學的道路上了。
王靜安先生早年研習西方哲學美學，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學的觀點考察中國文學，獨辟蹊徑，達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後，專治經史，對於殷墟甲骨研究深細，發明了“二重證據法”，以出土文物與古代史傳相互參證，達到了精確的論斷，澄清了殷周史的許多問題。靜安雖以遺老自居，但治學方法卻完全是近代的科學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讚。
陳寅恪先生博通多國的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多所創獲。陳氏對於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見，他在對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論儒佛思想雲：“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在吾國思想史上……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實在是精辟之論，發人深思。陳氏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但是他的學術成就確實達到了時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適之在文化問題上傾向於“全盤西化論”，而在整理國故方麵作出了多方麵的貢獻。馮友蘭先生既對於中國哲學史進行了係統的闡述，又於40年代所著《貞元六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融會中西的哲學體係，晚年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表現了熱愛真理的哲人風度。
胡適之欣賞龔定庵的詩句：“但開風氣不為師。”熊十力先生則以師道自居。熊氏戛戛獨造，自成一家之言，讚揚辯證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論。馮友蘭早年擬接續程朱之說，晚歲歸依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這些大師都表現了各自的特點。這正是學術繁榮，思想活躍的表現。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有鑒於中國近現代國學大師輩出，群星燦爛，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躍的時代，決定編印《國學大師叢書》，以表現近代中西文明衝撞交融的繁盛景況，以表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的豐富內容，試圖評述近現代著名學者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凡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風氣之先者皆可入選。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編輯部同誌建議我寫一篇總序，於是略述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特點，供讀者參考。
1992年元月，序於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