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教育史

第一節 鄉政府體製及各時期教育投入

　　一、人民政府體製

　　1.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2月22日南城縣人民政府成立，全縣劃為6個區，徐家為第五區，區人民政府駐地遊家。

　　1950年4月，全縣劃為7個區，徐家為第五區，管轄徐家鄉、圳上鄉、快塘鄉、陳家鄉、江家鄉、白弓鄉、嶺下鄉、珀玕鄉、水口鄉、大竺鄉、潯溪鄉、石璜鄉共12個鄉。

　　1950年12月政務院製定《鄉（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和《鄉（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原則規定鄉和行政村並存，同為農村基層行政區域。一般不設內部機構，隻配備數名專職甚至是不脫產的工作人員，分管民政、公安、財政、糧食、調解等事務。鄉政府此時期一般稱鄉人民委員會，按民政、財政、建設、生產合作、文教衛生等業務設專職幹部。

　　1952年10月，全縣劃為8個區，徐家為第五區，管轄徐家鄉、圳上鄉、快塘鄉、陳家鄉、江家鄉、白弓鄉、潯溪鄉、石璜鄉、排頭鄉、長興鄉共10個鄉。

　　1953年4月土地改革結束，行政區劃調整，設第九區，徐家改為渭水區，同為縣轄基層行政建製。

　　1955年鄉人民政府改為鄉人民委員會。11月，國務院公布《關於城鄉劃分標準的規定》，統一了全國設鄉的標準，使鄉的建製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1956年2月，撤區並鄉，全縣89個鄉，徐家隻設圳上鄉、湖東鄉。

　　1957年2月，恢複徐家區建製（全縣5個區）。

　　農業合作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全國的興起，使鄉政府工作重心從抓政治運動轉到組建集體經濟組織、興辦農業合作社、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上來，新中國成立初設置的政府機構已不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此，在合作化運動興起不久的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就發出了《關於健全鄉鎮政權建設的指示》，並具體規定：鄉人民政府應設置各種工作委員會，一般負責生產合作、文教衛生、治安保衛、人民武裝、民政、財糧、調解等方麵的工作。1954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鄉、民族鄉、鄉人民委員會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治安、武裝、生產合作、財糧、文化教育、調解等工作委員會，吸收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其他適當的人員參加。

　　在此時期中，由黨委指定一名幹部分管教育。

　　2.人民公社時期（1958-1966年）

　　1958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實行農村人民公社化，鄉政府體製被取消。1958年9月徐家鄉人民委員會改為徐家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也是國家政權的基層單位。8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和12月公布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對公社的體製做了規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體製，鄉黨委改稱公社黨委，原鄉人民委員會改為社務委員會。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機構，一般分為公社管理委員會、管理區、生產隊三級。公社管理委員會受縣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設各種管理機構，負責管理生產建設、財政、糧食、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民兵、調解民事等。公社管理委員會設主任1名，副主任若幹。管理區，包括生產大隊，是分片管理工農商學兵和進行經濟核算的基本單位。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人民公社六十條）對人民公社的組織機構、職權等問題做了規定。

　　1962年6月，中共中央頒布《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草案》）。《草案》規定，人民公社的管理體製分為三級，即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此時期，鄉的政權建製基本上與人民公社相同，生產大隊一般設大隊長1名，副大隊長1名，設治保、調解、民政等委員各1名，設民兵營長1名，仍保留婦聯、共青團等機構。貫徹執行中央關於“調正、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糾正“大躍進”的“左傾”錯誤，農業區以5%土地給農民作自留地，在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做法。

　　在人民公社體製中，由黨委副書記主管教育，指定一名幹部分管教育。

　　3.“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

　　1966年底至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亂的一段時間。全國各地革命委員會普遍成立，取代了原有的黨政領導機構，行使黨政領導權。革命委員會的組織模式是“三結合”模式，即革命委員會由群眾組織負責人、當地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三個方麵的人員結合而成，組成新的權力機構。各級地方政權機構的革命委員會一般隻設政治組、生產組、保衛組、辦事組。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以階級鬥爭代替生產活動，以政治掛帥代替經濟規律，提倡“割資本主義尾巴”，社員生產積極性又一次遭受挫折。

　　1968年11月，開始實行“擴社並隊”（公社、大隊、生產隊出現三合一或二合一現象），徐家人民公社改為“紅旗人民公社”，珀玕、潯溪人民公社並入。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11月，“紅旗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改為“紅旗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

　　1970年8月，紅旗公社劃出珀玕片。

　　1972年11月，紅旗人民公社劃出潯溪片，改用原稱“徐家人民公社”。

　　此階段由黨委副書記主管教育，在教師中選拔一名鄉教育專幹，負責全鄉中小學教育。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全國掀起批判江青反革命團罪行的高潮，開展農業學大寨，大搞農田，水利、草原建設。雖然當時革命委員會是被當作臨時性的權力機構建立起來的，但後來被確立為各級地方政府和政府各部門、企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機構，甚至取代了基層自治組織，一直存在了12年之久。直到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幹決定的決議》“將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革命委員會”的行政管理體製才最終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

　　4.恢複和發展時期（1977-1992年）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縣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否定"兩個凡是"進行撥亂反正。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的基礎上對農牧業經濟體製進行改革，首先實行劃小生產隊，農活上進行小段包工，生產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生產由家庭自主經營。

　　1979年2月，徐家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改為徐家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幹規定的決議》決定“將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明確規定：把改變政社合一體製、建立鄉人民政權寫進憲法，要求農村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指出：“隨著農村經濟體製的改革，現行農村政社合一的體製顯得很不適應。憲法已明確規定，在農村建立鄉政府，政社必須相應分開。”由此，公社黨委改為鄉黨委，一般設正、副書記各1人；建立鄉人民政府，一般設正鄉長1人，副鄉長2人。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衛生、計劃生育等工作。人民公社瓦解後，原來的生產大隊、生產隊組織開始癱瘓。農村基層社會成立了自己的群眾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

　　1981年，黨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提出“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的方針。10月，全縣農村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精神，生產隊建立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多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製。

　　1982年，村民委員會這一群眾自治性組織被正式寫入憲法，合法地位得到確認，農村基層民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隨著改革的推進，鄉鎮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各鄉鎮先後成立了合作社、經濟聯合社或農工商聯合公司主管鄉鎮企業，擴大了鄉鎮企業經營管理的權力。

　　1983年12月“徐家公社管理委員會”改為“徐家鄉人民政府”，“生產大隊”改為“村民委員會”，一直沿襲至今。

　　1984年7月，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恢複鄉人民政府建製。建鄉後，鄉以下設村民委員會，村以下設村民小組，取消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稱謂。實行政社分開，設立鄉的經濟組織（鄉經濟聯合社）。

　　1985年，開始進行農村第二步改革，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改革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製度，搞活農村經濟。12月，撤銷鄉經濟聯合社。

　　成立鄉人民政府後，由黨委負責黨群工作的副書記主管教育，指定一名副鄉長負責分管教育。至此，三級辦學兩級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5.機構改革時期（1992-2000年）

　　此時期，鄉政府管理上的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鄉政府設有“七站八所”。財政方麵，有些由上級部門直接管理，有些為鄉政府管理。鄉政府“政社分開”，由黨委、政府“兩套班子”擴大為“五套班子”，即鄉鎮黨委、政府、人大、紀委、人武部。同時，鄉鎮政府原來的一些內設機構（計生辦、教辦等），成為鄉鎮政府的下屬單位，“七站八所”由上級主管部門管理。1990年，各種向農民征收的稅收，項目已達幾十項之多，農民負擔過重成為農村地區的焦點問題之一。

　　6.新時期（2000至今）

　　2001年7月，國家民政部等7部門發出《關於鄉鎮區劃調整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完善撤並鄉鎮工作的措施。稅費改革後，全縣部分鄉鎮撤並，徐家鄉照原樣保持。

　　2002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製的通知》，規定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製，縣級人民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負主要責任。壓縮鄉鎮政府的機構和人員數量。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新思想相繼提出。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曆史任務。2006年2月21日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指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通過試點、總結經驗，積極穩妥地推進鄉鎮機構改革，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的陣地建設，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製，進一步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議事製度，讓農民群眾真正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監督權，鼓勵、引導和支持農村發展各種新型的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發展農村法律、財務等中介組織。

　　二、鄉政府各時期對教育的投入

　　鄉級人民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現在兩方麵：(1)中學的校園建設；(2)教師工資。以下主要列舉對中學的校園建設投入。

　　1.改革開放以前

　　1962年，徐家初級中學獨立辦學，校址設在徐家天主教堂內，徐家人民公社投入一定的經費將天主堂修善改造成校舍。

　　1968年，辦起了高中，校舍嚴重不足，徐家人民公社投入一定的資金將天主堂附屬用房改造為學生宿舍。

　　2.改革開放以後

　　1978年，當時徐家中學還是完全中學（1979年7月撤銷高中部），天主堂校舍樓層嚴重破損，已經不能當教室用，徐家人民公社投入資金3萬元在天主堂旁附建了一幢平房，4間教室，麵積300平方米。

　　1984年，天主堂校舍樓層嚴重破損，完全不能使用，徐家人民政府投入資金6萬元在天主堂旁再建了一幢二層教學樓房，6間教室，麵積約500平方米，同時還建了4套教師宿舍，麵積120平方米。

　　由於徐家中學校舍（天主教堂）破爛不堪，1988年徐家鄉人民政府決定在206國道旁嚴家村荊竹山再創辦第二個中學，啟動資金10萬元，先建1幢二層教學樓（6間教室，含學生、教師寢室），1間廚房，1間廁所，建築麵積約700平方米。1989年9月校園基本建設完成，命名為“徐家鄉荊竹山初級中學”。

　　1990年，為擴建荊竹山中學校舍，鄉人民政府又投入資金20萬元，增建1幢二層教學樓（6間教室），麵積550平方米。建1幢9套教師宿舍，麵積500平方米。建2幢學生宿舍，麵積500平方米。

　　1991年至1995年荊竹山初級中學不斷擴大，鄉人民政府每年投入資金5萬元，用於校舍的配套建設。

　　由於徐家中學（原校區）地理位置偏僻，校舍破破爛爛，兩所中學無論從校園環境還是教學質量上均形成鮮明對比，給徐家中學（原校區）招生帶來很大困難。1996年，徐家鄉人民政府決定兩所中學合並為一所中學，向縣人民政府上傳《關於將“徐家鄉初級中學”和“徐家鄉荊竹山初級中學”合並為“徐家鄉初級中學”資金缺額的請示》（徐府發[1996]10號）。1998年，徐家鄉人民政府向南城縣計劃委員會申請40萬資金援助，報告為《關於請求解決徐家鄉荊竹山中學擴建資金缺口的請示》（徐府發[1998]9號）。全社會幹部群眾踴躍捐款，爭取多方麵資金扶助。

　　1998年，鄉人民政府投入資金100萬元，增做了1幢三層教學大樓（12個教室），麵積1100平方米，增做了學生宿舍1幢，麵積400平方米，增做了教師宿舍1幢，麵積200平方米；至1999年8月為止基本完成了校舍的配套建設及生活設施建設。1999年8月，徐家鄉兩所中學合並成功，命名為“徐家鄉初級中學”。

　　徐家中學每年學生數遞增（2001年9月，學生總數1442人），2001年8月，徐家鄉人民政府又投入資金120萬元，增建了1幢三層教學大樓（12間教室），麵積1400平方米，學生公寓一幢（48萬元），麵積1450平方米，教師宿舍一幢，400平方米，新建了大麵積廚房一幢（27萬元），同時完善配套設施建設。

　　2006年，徐家鄉人民政府投資60萬元，為徐家中學新建了一個南城縣農村中學第一流的200米運動場，同時完善圍牆校門及其它體育場地建設。

　　2008年，徐家鄉人民政府投資70萬元，新建了1幢教師公寓，麵積900平方米，同時完成衝水廁所改造工程。

　　2010年，徐家鄉人民政府投資54萬元，又新建了1幢學生公寓，麵積800平方米。

　　現在的徐家中學，校舍總麵積8784平方米，可容納校舍1600人。在過去20餘年中，徐家鄉人民政府在徐家中學校園建設上總投入資金約500萬元之多（包括上級撥款），辦學條件得到徹底改觀。

　　附錄（一）：公社（鄉）重大“運動”及大事記錄

　　1950年至1951年，開展減租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2年，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開展“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

　　1956年，開展“肅反”運動。開展農村反資本主義運動（簡稱反資）。

　　1959年，開展農村整風整社運動。

　　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要求在農村基層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開展整風整社運動（簡稱反五風）。

　　1962年，實行“三自一包”（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政策；

　　1962年9月，農村貫徹執行《農村人民公社60條》，這是一部體現著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可操作條例。

　　1964年至1966年，開始在農村中開展“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運動。

　　1966年2月至1976年，開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9月，開展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

　　1968年7月，大肆宣揚“三忠於四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省委書記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會。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掀起一個新的對敵鬥爭的高潮。

　　1970年2月，開展“一打三反”（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運動。

　　1974年，開展“批林批孔”（批林彪反革命集團及孔孟之道）運動。

　　1975年，全麵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

　　1976年，錯誤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8年1月，開展“一批兩打”（深入揭批“四人幫”、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