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2013短篇小說卷

第二十章 尋找花木蘭

　　楊小凡

　　一年前接到艾文化的電話時，我很吃了一驚。

　　三十多年了，我們沒見過一次麵。中間收過他一封信，大約是他考取大學後。當時，我是給他回了信的，卻沒有再收到他的回信。後來，他大學畢業，從辦公室給我打過一次電話，說他分到了省人事廳。這是他打給我的第一個電話，我依然記得他說話的聲音，他一定是漲紅著臉，暴著脖子上的青筋說的。他很激動。

　　那時，我剛從師範畢業分到一所農村中學，我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我所在學校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打長途電話不是件容易的事，得七轉八轉才能接到。那天，他的確很激動，大學畢業能分到省人事廳，前途自然很光明，他有理由激動。

　　這通電話後，他又“消失”了。後來，我到省城去，好像為著職稱的事想找他幫個忙，曾試著給人事廳打過一次電話。接電話的人說，沒有艾文化這個人。那時省城裏的交通也不方便，沒有出租車，公交車也少--其實，可能是我對他不敢抱什麽希望，最終竟沒有去找他。

　　一晃，又過了二十多年。大約是六年前，一個有點暖洋洋的春夜，我的手機不停地響，接通後，那邊自稱是艾文化。這是他打給我的第二個電話。那天晚上，他似乎是喝多了酒，話說得顛三倒四，好像是說自己當了副處長，要我去找他。那個時候，我已經辭去教師工作在深圳混了十來年，有家自己的公司，有了點底氣，但卻很少回去了。這次電話後，我還真動了要去找他敘舊的念頭。但過幾天打他那個手機，竟停機了。我為了生意上的事也沒太多閑心去想他，然後又是幾年過去了。

　　我們是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的同學，而且同桌四年。現在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麽升入初中後我倆還一直同桌呢？但事情就是這樣，過去的時間越久，少年時的情形反而越來越清晰，像細雨中的樹葉支支棱棱地鮮活。

　　應該是一九七四年正月，這個不會錯，那時候每學年都是從春節後開始的。開學那天，麥地裏的積雪東一片西一片還沒化淨，太陽下閃著亮光；通往學校的土路上剛化凍，水和泥連在一起，腳踩上去再抬起來都有些費勁，但我還是歡歡喜喜地來到了學校。上課後，班主任孫老師進來了，他後麵跟著一個靦腆的孩子，細高細高的，臉也出奇的白，與白菜幫子有一比。同學們立刻靜下來。這時，孫老師領著他一步步走到我的桌子前，用手一指，他就坐在了我旁邊。

　　後來，我們慢慢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兒。他父母從城市下放到鄉下，他就從城裏小學轉到了我們班上。剛開始，他有明顯的優越感，不跟同學說話，就連我這個同桌也好像沒說過話，似乎怕我們聽不懂他的話一樣。下課了，同學們都瘋子一樣跑啊鬧啊，他從來不參與。偶爾，別的同學碰著他，他會一遍一遍拍打蹭到身上的土。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什麽叫潔癖，就是覺得他怪怪的。他說話的聲音也跟我們不一樣，慢騰騰軟綿綿的，像廣播裏的播音員。

　　這自然惹惱了我們，就都說他“燒包”。我們那兒，說一個人裝大、不理人就說他燒包，這是很讓人生氣的事。開始兩個星期，同學們還都不惹他，後來就不一樣了。有天中午下課後，劉玉蘭突然大喊：“艾文化是右派羔子！”全班同學立即齊聲喊：“右派羔子！右派羔子！”喊著喊著，劉玉蘭就走到他麵前，伸手擰住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像一塊橡皮泥，被拉得很長，很薄，我竟看到了耳朵上的幾根紅紅的血管。當時，他竟沒有哭，一句話也沒說。

　　直到老師進了教室，劉玉蘭才鬆了手。

　　半學期後，他突然變了個人。下課也開始打打鬧鬧，抓張三一下踢李四一腳的。那時候，男女同學一起鬧騰，毫無顧忌，不像現在的孩子早熟。當時，劉玉蘭還不叫花木蘭，但她是班上最潑辣的女孩，比男孩子還野。可能因為她爹是生產隊長，從小沒有人欺負她，膽子就可著肚皮長的吧。

　　有一天，大約夏秋之交，反正大家都穿著單衣。下課了，同學們兔子一樣跳出教室。剛出教室門，艾文化就大喊：“我有糖果！”喊罷，一隻手插在褲兜裏，另一隻手捂住那個褲兜兒，彎著腰就跑。

　　劉玉蘭撒腿就攆，我和其他同學也跟著攆。學校是一座破廟，就前後兩節院子，艾文化圍著院牆一圈一圈地跑。劉玉蘭快要攆上他時，他另一隻手也從兜裏掏出來，甩著兩隻細細的長胳膊轉圈跑。其他同學就扯著嗓子喊：“抓住艾文化！抓住艾文化！”他已經大張著嘴喘粗氣，硬著脖子掙紮地向前跑，劉玉蘭緊跟幾步抓住了他。艾文化倒在地上，劉玉蘭用一條腿跪著他的一條腿，手就插進他的褲兜裏。然後，就聽到他一聲大叫：“我的蛋啊！”那天，他捂著襠部哭了半節課。孫老師訓劉玉蘭時，劉玉蘭說：“他騙人，說兜裏有糖果，我伸手掏進去，裏麵啥也沒有，就抓住了他的蛋蛋！”全班哄堂大笑。

　　一年前，艾文化打的那個讓我吃驚的電話就與劉玉蘭有關。

　　那通電話裏他依然像喝多了酒，吞吞吐吐，顛過來倒過去。但我還是弄明白了，他要到我老家所在的故原縣掛職擔任縣委副書記。他問到我倆小學和初中的一些同學。他特別打聽了女同學花木蘭的情況。他說他要去尋找花木蘭，幫她做點什麽……他小學四年級時就喜歡上了花木蘭，這些年一直不能忘記。他似乎對花木蘭這三十多年的生活軌跡非常清楚，說得有鼻子有眼。但他找不到花木蘭，希望我能幫助找一下她的聯係方式。當時我有點吃驚，一、他竟然一直惦記著劉玉蘭；二、他既然對劉玉蘭那麽熟悉，為什麽又找不到她的電話什麽的呢？

　　現在想來，他對劉玉蘭的暗戀，也許就是從她抓過他蛋蛋開始的吧。

　　一年後的春天，小小的操場邊長滿了一圈青草，還開著零零碎碎的花兒，有藍色的、黃色的、粉紅的，四散在青草叢中。中午上體育課，體育老師“黃大個子”教我們擲鐵餅。第一次學擲鐵餅，我們都很興奮。黃老師做過示範後，就讓同學們排好隊，一個一個地試著擲。劉玉蘭是體育班長，第一個擲。黃老師對她很滿意，表揚了她。輪到我時，鐵餅拿在手上沉沉的，一擲就擲偏了，引起同學們的哄笑。然後，黃老師就讓劉玉蘭輔導我們擲，他倚在那個破籃球架子上抽煙。

　　輪到我第二次擲時，劉玉蘭走過來給我做示範，我當時想她也不是要給我示範，肯定是想多擲一次吧。但我沒有辦法阻止她，她是體育班長，黃老師又讓她做輔導。劉玉蘭握住鐵餅，邁出左腿站穩了，掄起右臂，晃了幾下，猛地甩了出去。幾乎是同時，艾文化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劉玉蘭擲滑手了，鐵餅正好砸在他的左臉上。我們都嚇壞了，有誰突然喊：“艾文化死了！”黃老師跑過來，用手在他鼻子上晃了晃，又用手掰了掰他的眼皮，一P股坐在了地上。

　　艾文化當然沒有死，但他的臉卻腫得像塊高粱麵餅子，紫紅紫紅的。後來，他的左臉至少有半個月都比右臉大和厚，最讓我不能忍受的是他左耳朵開始不斷地流黃水，黏在耳郭裏。要是別的孩子被劉玉蘭弄成這樣，家長肯定要跳著腳罵幾次。艾文化的父親和母親卻沒有去找劉玉蘭的爹，聽說還把他罵了一頓，“不長眼，咋偏偏就砸著你了，砸死都不虧！”不過，劉玉蘭是感覺理虧的，她常常把一團雪白雪白的棉花塞給艾文化，讓他擦耳朵流出來的黃水。有時，還偷偷地從家裏拿東西給他吃。我好幾次親眼看見，她往他的書包裏塞芝麻麵餅，弄得我聽課都沒有心思。

　　更讓我想不到的是，從這次鐵餅事件後劉玉蘭竟變了個人，突然安靜起來，跟我們說話時聲音也變輕了，見到艾文化時，她的臉還會紅。

　　艾文化告訴我，劉玉蘭常常找他一起玩。那時，下午是不上課的，孩子們也沒事幹，有的放羊有的割草，多半是邊玩邊幹。艾文化與劉玉蘭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都在哪裏玩的，我現在也不清楚。他的耳朵流了一個夏天的黃水，秋天開學的時候好了。然後，我明顯感覺到劉玉蘭沒有從前對艾文化好了。雖然，我那時並不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但我還是莫名地鬆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春節過後，我們升入了初中。那時叫“連盤端”，就是大家從小學五年級都直接升入中學。這一年，事兒真是不少。先是說要地震，人們都睡在窩棚裏；後來毛主席去世了，生產隊和學校到處一片哭聲；再後來，又說打倒“四人幫”了，學校也開批判會，牛頭馬麵的四個人彎腰站在會場中間，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舉著拳頭呼喊……到了春節，突然在學校門口搭起了戲台子，唱起古戲來。我是第一次見這些穿著長袍戲裝畫著花臉的人，稀奇得很呢。後來，又在大隊部唱過幾次，戲台口兩盞汽燈哧哧地冒著紮眼的白光，台上台下都歡天喜地的。

　　第一次看戲我就喜歡上了。想來這也是一種緣分，在這之前我是從沒見過古裝戲的。現在，我肯定是每過幾天就要認真地聽一場古裝戲，當然是在電視上或者聽碟片。妻子和兒子總不以為然，會笑我提前進入老年期，說我未老先衰的時候也不少。可我隻是笑笑，在這方麵他們與我是不能溝通的。

　　自從艾文化給我打電話說起花木蘭後，我每次再看戲曲節目時總能想起劉玉蘭來。劉玉蘭學戲是很早的，古裝戲在我們那兒重現不久，也許還不到幾個月，再開學時就不見劉玉蘭的影了。老師說她退學進了戲班，學戲去了。戲班就在離學校幾裏路外的龍灣集上。她學的是豫劇，說是唱花木蘭。從此，在我們同學口中劉玉蘭就變成了花木蘭。

　　要想歡，進戲班。想必那段日子，花木蘭一定是開心死了。

　　上初二的那個冬天，放學時艾文化讓我晚會兒走，他有事要跟我說。見他說話時聲音軟綿，麵帶神秘，我覺得他可能有大事要跟我說。果然，他說他們家要遷回城裏，不在這兒上學了。我聽後，感覺很突然，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啊！最後，他又紅著臉求我道：“今兒晚上龍灣集有戲，她在那裏。你陪我去找她，好嗎？”說實在的，那個時候我挺喜歡艾文化的，何況他要回城，從此就見不到了，求我辦這點事，我沒有多想就答應下來。

　　冬天，天黑得快，我倆到了集上天已經黑透了。但戲台那邊的汽燈掛上後，立刻明亮起來。艾文化遠遠地站在戲台外麵，讓我去後台找花木蘭。我知道他讓我陪他來的意圖，就不好推脫，笑了一下向戲台後麵走去。後台被一圈秫秸稈編的箔圍著，裏麵不少人嘻嘻哈哈地化著花臉妝。我伸頭向裏麵看了一眼，想找花木蘭，一個畫著紅臉的男人就吆喝著讓我離開。我又向裏麵伸了一次頭，裏麵不少男男女女都畫了臉，穿著戲裝，根本認不出誰是誰。於是，就回到了艾文化身邊。

　　一通開場鑼鼓，接著戲就開演了。我和艾文化轉到了戲台前麵，瞪著眼瞅戲台上的人。我倆都在找花木蘭。由於心裏想的全是花木蘭，戲台上唱了什麽根本沒入耳。這場戲是《花木蘭》，她演的又是花木蘭，她肯定是要出來的。但我倆急得要命，恨不得她能立即出場才好呢。

　　感覺過了很長時間，艾文化突然拉緊我的胳膊。這時，花木蘭一身紅妝，終於出場了。鑼鑔鼓笙伴奏聲中，婉轉多情的聲音起來：這幾日老爹爹的疾病好轉……原來前麵是加演，《花木蘭》現在才正式開始。

　　艾文化一直盯著台上的花木蘭，我分明看見他額頭上滲出一層汗來，在汽燈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由於我倆的心並不在聽戲上，後來又唱的什麽，記不清了。唱到後半場，艾文化拉著我的手，繞到戲台後麵。

　　艾文化讓我去後台口那裏等花木蘭，等她從前台下來的時候叫她。我是有些為難，但敵不住他的苦求，就硬著頭皮過去了。鑼鼓聲中，花木蘭下場了，另一個演員上場了。就在這當口，我攔住了花木蘭，急急地說：“劉玉蘭，艾文化找你！”她一愣。這時，艾文化就過來了。花木蘭猶豫一下，站住。我向後一退，花木蘭隨著我向外走兩步。艾文化從懷裏掏出一包東西遞給花木蘭，小聲說：“我要回城了。這是甘草，你可以潤嗓子的！”花木蘭沒有去接，想說什麽還沒開口，就聽一個男人喊道：“玉蘭，準備上場！”

　　第二天，艾文化就離開學校回了城。花木蘭呢四處演戲，似乎很少回來。即使回來過，我那時在學校裏也不可能見上。從此，我與艾文化和花木蘭他倆都再也沒有見過麵。要不是艾文化提起劉玉蘭，我幾乎忘記了曾經有過這麽一個女同學。

　　那次電話一個多月後，艾文化的電話又打來了。他說，他已到故原掛職縣委副書記了，而且還回了龍灣集一趟。他托人打聽關於花木蘭的消息，但沒有找到她。隻是聽說花木蘭跟戲班裏一個老男人結婚生子後，又離婚了，好像這個孩子在前夫那裏十幾歲就死了；後來，豫劇沒人聽，她改唱流行歌曲，又隨一個大棚歌舞團到了南方，在街頭演出；她又結過一次婚，生有兩個兒子，又離婚了；再後來，說她在南方某城夜總會唱歌，孩子就放在老家由她母親養著；好像前幾年她得了病，流落到一個小縣城裏……

　　艾文化在電話裏這樣斷斷續續地說，我一邊聽一邊犯疑，他這次講的好像跟上次有出入。但也沒多想，放下電話，就把這事給忘了。人總是這樣，當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時，肯定不會上心與自己沒有多大關聯的事。次貸危機以後，公司一直不死不活的，我正愁著呢。

　　沒有閑心想別人的事，不等於自己天天忙碌和充實。那段時間生意確實不好，無聊時學會了弄微博。微博的確是個好東西，無花八門的信息讓我驚奇，這樣自然就把鬱悶的時間打發了不少。一個深夜，我又在泡微博，突然看到一條尋人的信息。在一張照片下麵有兩句話，說這個人得抑鬱症失蹤了，知情者請聯係一個手機號。我看一眼照片，覺得竟有些像艾文化，但仔細看，又覺得與我記憶和想象中的他實在相差甚遠。後來，我就把目光轉到一條女星緋聞的微博上了。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一年就要過去，新的一年說來就來了。

　　街上都在賣春聯了，我才想起又一年要過去。窮人富人年不等人，年總是要過的。那天晚上從家裏出來，走到賣春聯的攤子前，想找一副吉利的春聯。

　　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個陌生號碼，一接，原來是艾文化。他總能在我幾乎忘記他的時候打來電話。

　　他仍然很激動，根本不給我插話的機會，聲音不停地湧過來：這二十多年在機關快要憋死了，二十多年裝孫子一樣才混個副處；在縣裏當了副書記那才感覺什麽叫人生得意……終於找到了花木蘭，她已病醜得不成樣子，過去那美好的感覺一點也沒有了，真後悔見到她……畢竟喜歡過她，要為她做點事情；開始的時候給她一些錢，後來，她就讓給她兒子安排工作……她有兩個兒子，安排了一個還要安排另一個，何況天天來縣委找，那陣勢肯定是想與我結婚……

　　那天足足通話有一個小時後，他仍沒有想結束的意思，一直到我的手機斷電自動關機，才算聽不到他的聲音。我突然覺得自己也許不認識艾文化這個人了。這一切都是真的嗎？我就像做夢一樣。這次電話後，我開始害怕艾文化再給我打電話。我不知道這種擔心從何而來，反正就是擔心。

　　我在深圳十幾年了，對四季的變化已經很麻木，春夏秋冬的概念很模糊，隻對陽曆的月份敏感。三月過後，生意漸漸好起來，我的心情也好許多。那天，我談了一個訂單後心情很好，一個人坐在茶樓裏想讓自己安靜一下。就在這時，手機響了，本不想接電話的，見是陌生號碼，怕錯過生意就接通了。沒想到，打電話的竟還是艾文化。

　　這次他聲音很低，有時低到要斷的樣子。他說：快被花木蘭纏死了，她得了重病住在縣醫院裏，不停地打電話過來，不停地要錢……真沒想到，原來深愛的那個花木蘭會變成這個樣子……她確實是需要錢，但我的錢也不多，十年前就離婚了，那點兒工資還要給女兒撫養費……求你了，你是老板，能不能給她點錢，讓她放開我……

　　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呢？我放下手機，心裏很不是個滋味。

　　我想，也許艾文化所說是真，花木蘭境況確實很不好，很需要幫助。當時，我決定拿一些錢幫助她，畢竟她是自己的小學同學，畢竟自己現在也算是有資產的人了。但冷靜下來，一種擔心便又生長出來：如果我拿錢去幫助她，會不會也被她纏上呢？會不會也被艾文化纏上呢？想著，想著，我心裏就越發沒有了底兒，最後就在猶豫中擱置下來了。

　　說實在的，我不是心疼幾萬塊錢，我是怕被一種看不見的東西纏上。現如今，好心扶起倒在街上的老太太都能被訛上，何況花木蘭和艾文化都是自己的小學同學呢。

　　於是，我就強迫自己不再去想艾文化和花木蘭。他們能從我腦子裏消失才好呢。

　　真是活見鬼了。艾文化這次電話後十幾天，我又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聽聲音，這女人應該年齡不大，但聲音裏卻透著一些風塵味，讓我不敢確定她的年齡。電話接通後，她語速很快，帶著哭腔，第一句話就問我艾文化在哪裏。我有些莫名其妙，想問清她是誰，可她就是不給我插話的機會，像決堤的河水劈麵向我湧來，她起伏的聲音就像不時的水浪讓我有些眩暈。但漸漸地我聽明白了一些。

　　這個女人，準確地說應該是風塵場裏的女孩。她說艾文化騙了她兩年……艾文化給她說自己是人事廳的處長，可實際上狗屁也不是……她說他承諾跟她結婚的，但現在又跟一個叫花木蘭的女人混在一起……她要找到這個橫刀奪愛的花木蘭算賬……

　　當她說得實在累了，略停下來的時候，我才能插上話。

　　我告訴這個女人，自己快三十年沒有見過艾文化了。問她是如何知道我的手機號的，又是如何知道艾文化與花木蘭在一起的。這是我最想知道的。我不問還好，這麽一問，這個女人的話匣子又打開了。她竟責怪起我來。她說，是從艾文化的手機上看到我的號碼，艾文化常常說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她知道艾文化與花木蘭好上了，也是艾文化自己說的……他就是個神經病……是個大騙子……

　　放下這個女人的電話，我真是心亂如麻，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感。艾文化、花木蘭、還有這個女人，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這個艾文化啊，越來越神秘，越來越考驗我的想象力了。這三十多年來，艾文化到底發生了什麽變故？花木蘭與他又有什麽糾葛呢？下意識裏，我實在不想跟艾文化聯係。後來，我想了想，覺得先打聽一下花木蘭的情況看看。

　　於是，我開始七拐八拐地給一些老家人打電話，想打聽花木蘭的消息。但奇怪的是，把幾個人反饋來的關於花木蘭的片斷加在一起，竟出乎意料地與艾文化電話裏說的相差不大。隻是，這些差不多的事情都是多年前的信息了，最近的情況老家人比我知道的多不了哪裏去。時間一過，我的好奇心又淡下去了。畢竟生意難做，我的公司還沒有真正活過來。有時候忙來忙去一場空，心情煩躁無暇他顧；有時候忽然接到大單，也是戰戰兢兢，老想打個翻身仗。

　　兩個月前，我接到一個訂單，高興之餘忽然又有點猶豫。因為這個訂單要到客戶所在的H市去簽，而艾文化就在這個省會城市H市。我不知道怎麽好像都有點恐艾症了，難道我害怕見到他真給我要資助？雖然生意不順，但是資助幾個錢還是綽綽有餘的，我覺得是害怕那種壓抑感。我寧願去資助一個陌生的人，不願資助一個小時候的同學，讓人難堪。在心裏磨嘰了兩天，最終還是決定去。做出這樣的決定基於兩點，一是，不想放棄這單生意；二是，艾文化說他自己正在故原縣掛職，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在H市碰到他的幾率應該是很小的。再說，心裏還是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在作怪。

　　飛機降落在H市機場時，我心情還有點抑鬱。但出了機場，想到一單生意要談，就不允許自己多想別的事情了。

　　生意談得很順利，很快就簽了合同。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客戶走後，我回到房間，抽過一支煙，心情便十分的好。現在才九點多，顯然是睡不著的。於是，我打開了電視機。我有個習慣，每到外地總喜歡看當地的電視頻道，這樣可以更多了解當地的風情與信息。這樣想著，七按八按就按到了這個城市的生活頻道，上麵正在播“夢想達人秀”呢。

　　這樣的節目確實很惡俗，插科打諢裝嗲賣乖，但卻有撲麵的人間煙火味。煙抽了半支，也沒把注意力全集中到電視上，有一眼沒一眼地看著，也就是為了消磨時間。這樣又過了十來分鍾，突然畫麵上出現一個打扮入時的中年女人。我心裏一愣，直覺她像一個熟人。這個女人是誰呢？我正在記憶裏搜尋著，這女人就自我介紹起來。她說，她叫劉玉蘭，藝名花木蘭，現在是一家服裝店的老板。

　　這人難道真是劉玉蘭？我感到十分吃驚。但從她的麵部輪廓和舉止看確實有點劉玉蘭當年的影子。我屏住呼吸，盯著屏幕，支棱著耳朵聽她和主持人在那裏東一句西一句地扯著。到了她才藝表演的時候，她竟唱起了當年我們熟悉的《花木蘭》選段。鑼鑔鼓笙伴奏聲中，洪亮圓潤的聲音撲了過來：劉大哥說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享清閑；男子打仗到邊關，女子紡織在家園……

　　現在，我確信電視裏的這個人就是我要找的花木蘭了。而這時，我卻有點兒不太相信這是真的，像在夢幻裏一樣。眼前的這個劉玉蘭跟艾文化跟我講的那個劉玉蘭差別太大了。很快，另一位“達人”上場了，我眼看著花木蘭又從自己眼前消失了。

　　我又抽了一支煙，心裏有點怦怦跳。我忽然特別想見到電視上這個劉玉蘭。但是她從電視上消失了，不就等於從世界上消失了嗎？我到哪裏去找啊？突然，我一拍腦袋，給電視台打電話啊。打了四次電視台的熱線電話，總算通了。我說明自己是剛才節目中那個花木蘭三十多年前的小學同學，想找她，想打聽她的聯係方式。電視台的接線女生肯定把我當成精神有毛病的觀眾了，當然是不肯把花木蘭的聯係方式告訴我的。後來，我把自己的手機和姓名留下，希望能讓花木蘭給我聯係。接線女生說，你等吧。

　　我知道這句話，其實就等於拒絕，也許他們根本不會把我的電話告訴花木蘭的，甚至根本不會和花木蘭聯係的。但我依然不死心地等待著。坐在電視機前幹等電話是十分難受的一件事，何況這是一件我自己都覺得不靠譜的事呢。於是，我走出酒店，來到樓下不遠的一條步行街上。

　　步行街上晃動的女人，就像一條條遊在燈影裏的魚，雜色熒光下充滿了夢幻般的迷離。目光四散地打量著這些遊動的女人和兩邊的店麵，看著迎麵而過的女性臉龐和前行的女人背影，酒勁兒好像突然發作，我覺得似乎有些眩暈。我一直在等著手裏的手機響起來，可它就是一直不響。我心裏很失望，又接著漫無目的地向前晃，不時向路邊的門店瞅著。

　　大約走了不到十分鍾，就看到前麵有一個“哥弟”的招牌。我被“哥弟”這兩字所吸引，我平時很少見這個品牌，但今天卻感到從沒有過的親切。快步走過去，一個小姑娘就笑著說：“老板，進來看看！”我本來就是想進去的，笑了一下，就走進店裏。我隻是想進來一下，並沒有想買什麽，漫不經心地瞅著。在店裏轉了半圈，見姑娘並不十分漂亮和打眼，就準備出去。

　　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起來了。見是一個陌生的號碼，我沒有立即去接，在心裏祈禱了幾秒鍾。按下接聽鍵的時候，我的手明顯有些顫抖。手機通了，那邊果然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你真是周大頭啊？我是劉玉蘭呀！

　　啊！真是劉玉蘭？！我腦子裏一片空白。她果真是劉玉蘭，也就是後來的花木蘭嗎？我覺得真的像是在夢中，一點都不真實。可當她說起同學時的事與人時，我才確信打電話的真是花木蘭。難道艾文化這一年來的電話都是假的，或者，給我打電話的那個艾文化，從一開始就是我的幻覺？我與花木蘭通話時，幾次掐自己的手，一直懷疑自己是不是清醒。電話那端，花木蘭很興奮，說到了一些自己的經曆。她不唱戲後是唱過歌，也離過婚，後來就到省城做生意了，而且現在有一個幸福的家。我一邊聽著，一邊疑惑。她說的經曆跟艾文化講的還真有相同的地方，但關鍵的地方絕對不一樣。

　　電話通了有十幾分鍾，她說她在上海進貨，讓我在省城等她，明天中午就能見麵，一定要好好聊一聊。這時，我趕緊問她關於艾文化的事。我沒有直說艾文化的那些電話，隻是問她見過艾文化嗎？花木蘭顯然想不起來有個叫艾文化的同學了，電話裏隻有電流在吱吱地響。我再三提醒後，她才格格地笑起來，“想起來了，想起來，就是那個被我抓過蛋，被我用鐵餅砸過的小白臉！”

　　回到酒店，我一直不能入睡，就坐在沙發上不停地抽煙。這時候，我不再想劉玉蘭了，我開始想艾文化。一定發生了什麽重大的事情。我幾乎一夜未眠。

　　天終於亮了。我洗了把臉，早餐都沒吃，就打車找到了人事廳。

　　還沒到上班時間，一個有點年紀的門衛睡眼惺忪的。我走上前，遞去一支煙，小心地說：“同誌，我想問一下艾文化可在這裏上班？”門衛轉動著手裏那支煙，想了一下，就說：“沒有這個人啊！”我急了，又笑著說：“大哥，你再想想，有沒有姓艾的，副處長，四十五六歲！”這個門衛轉過臉來，看了我幾眼，那支煙在他手上停下來。

　　我還想再問時，他突然大聲說：“啊，你是他啥人？”

　　“小學同學！”

　　“小學同學啊，你沒聽說呀？三個月前跳樓自殺了！唉，他女兒精神也有毛病了，經常來這裏鬧著要人呢。”說著，無奈地搖了搖頭。

　　“他不是到下麵掛職了嗎？怎麽會跳樓呢？”我急切地問。

　　門衛有些不耐煩，也有些不屑，皺著眉頭說：“嘿，咋說呢，我其實也不清楚，這個人一直怪怪的，聽說是因為提拔的事得了什麽抑鬱症。一年多前就鬧著要下去掛職，腦子都進水了，掛哪兒啊！”

　　我的腦子裏一片空白，看著門衛，好像不明白他說什麽似的。

　　門衛警惕地看著我，見我沒有什麽進一步的行動，臉色緩和了一些說：“你沒事吧？其實我也不了解情況。但是，他三個月前自殺是真的。人不在了，啥都沒了。唉。”

　　這時，冉冉升著的太陽照過來，我的眼裏一片血紅。

　　原載《收獲》2013年第6期

　　點評

　　小說中的“花木蘭”即劉玉蘭，要找她的人有三位--艾文化、陌生女人和“我”。他們尋找花木蘭的目的各不相同。艾文化尋找劉玉蘭，可能源於三十年前那段美好的戀情；陌生女人尋找的原因，可能出於複仇目的，因為她認為花木蘭橫刀奪愛，破壞了她和艾文化的婚姻；“我”要尋找她，完全出於想弄清其中真相。但是，這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腳，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這都是“我”從與艾文化、陌生女人、劉玉蘭的通話內容推測出來的，而且，“我”也從來沒有見過這三人。

　　雖然“我”沒有主動地去破解這個“謎”的強烈願望和行動，但是，他們三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給我打來的電話，讓“我”似乎覺得在無意中揭開了部分真相，或者說，覺得通話中的某些內容是真實的。但是，這些所謂“真相”或“真實”又被第三方互證為是有漏洞的。艾文化、陌生女人、劉玉蘭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

　　“我”在電視熒屏上看到的那個“劉玉蘭”，與“我”通話的那個“劉玉蘭”，到底哪一個就是我記憶中的劉玉蘭？在省人事廳工作、跳樓自殺的那個“艾文化”，掛職鍛煉、擔任副書記的“艾文化”，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他們各自講述的人生經曆和與“花木蘭”的關係，哪一個更符合事實？其實，這都是一個個的謎。這個短篇小說所敘述的故事相互糾纏，不是簡單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

　　謎底背後的故事及人物本相，隻露出了冰山之一角，一切都顯得似真似幻，或者說，它並未完全向讀者打開，一切人物和事實都有待證明。作家有意營造了這樣一種敘述迷宮，把閱讀與探究迷宮的權力交給了讀者，這樣的寫作和閱讀也許更有意味。

　　（張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