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2009中篇小說卷

第四章 檔案

　　黃詠梅

　　一

　　我喜歡將很多難以理解的事情一律都歸結為--命運所致。其實，這不是我的新發現，我們管山人早就說過：“同人不同命，同傘不同柄。”如今，我每天跟命運打交道，每天對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命運進行檢查、保管、周轉，我對命運的魔力深信不疑。

　　我大學畢業時，由於所學專業冷門，得以直接分到了這裏的人才交流中心檔案科。我們托管著廣州一個區十萬人的檔案，也就是說，在我座位後邊的那間大房子裏，熟睡著十萬人經曆的命運。不少檔案在我們這裏一睡就睡上個十來二十年。這些檔案都記載著每個人曾經的人生階段。設想一下，如果每個紙袋裝著十年時間，十萬人，就是一百多萬年的時間在我們手裏保管著，二十年就是二百多萬年，三十年就是三百多萬年……這樣一算，你說多麽震撼！然而，這些紙質的檔案袋看起來卻並不那麽震撼，它們一隻一隻被編好了號，躺在歲月的溫床裏，不到主人叫醒，就一直沉睡不起。

　　我一點都不誇張地跟我父親炫耀，我們管理這些檔案，比他在家養一頭指望著賣錢過年的豬要小心百萬倍。當我父親聽說，我們為了給檔案做恒溫、幹燥、防蟲、避光等等措施，每年都要耗費上百萬，我父親頓時嚇壞了。他死死認定我的工作是一項偉大而高級的任務，從他經常對我母親嘮叨的話中，我聽出了驕傲。他總是說：別老去煩小伢，十萬人的事都拿在他手上，一攪糊塗了，做錯事飯碗就不保了！

　　我父親不知道，其實跟一個個紙做的檔案袋相處，並不是一件難事。它們多半時間都很乖，順著序號，倒頭大睡，也不管這裏邊曾經有過多麽沉重的記錄，或者多麽輝煌的見證。它們睡著的時候，我就當它們是小狗小貓。可是，一旦它們醒來，我們的神經就繃得緊緊的，因為要小心地將它送還到主人指定的寄托地點。稍有錯漏，那個人的命運就被打亂了，那麽，我們自己的命運也就一塌糊塗了。

　　你真的是難以想象，廣州這個地方，人口流動有多麽快。每天我們叫號辦理，經手這些陌生人的來來往往，給新來的編號存檔，給出去的塗銷轉檔。這些新舊命運的進進出出，就像我老家管山屋門前那條小溪一樣淌個不停。

　　我經手的家鄉人的檔案並不多。半個月前，一個叫劉長武的夾著個公文包應號到了我櫃台。當我拿起他的身份證核對，我看到了我們管山縣。我的心裏一陣激動。不瞞你說，雖然離開家鄉已經好幾個年頭了，但是偶爾邂逅老鄉，心裏都還會熱乎乎的。這個劉長武，從外表上已看不出一絲我們管山縣的跡象了。他的頭發往後倒，露出一個油光發亮的大腦門，一開口滿嘴的煙臭，嘴唇烏黑發紫，這裏人稱這樣的嘴唇為“酒精嘴”。總之，已經看不出我們管山縣山清水秀養出來的胚胎啦。倒是他一張口，才暴露了管山人民的血統。他帶著濃濃的管山口音，一般人是不太能分辨的，但是這口音就如密碼暗號一樣，被我一對就對出來了。再加上他在激動的時候，一口一個卵蛋地叫著，我聽著再熟悉不過了。

　　劉長武將一封調檔函拿給我。我按照程序確認過所有條件之後，就到檔案室去找他托管在這裏十一年的檔案。他的名字好找，在L櫃，C欄，W列。不到十分鍾，我就將那隻黃黃的檔案袋找到了。按照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這個四十三歲的劉長武，除開在這裏睡了十一年的時光，至少有十來二十年的記錄在這輕輕的袋子裏邊。但是，無論他有怎麽複雜的經曆，無論他的模樣經過怎樣的七七四十九變，無論他怎樣翻越了九九八十一座大山來到這裏，他都是我們管山人。檔案就是這麽奇妙，從哪裏出發，走到哪裏，跟到哪裏，忠實於你的經曆，誰也修改不了。

　　我拿著劉長武的檔案回到櫃台，打算核對之後裝進一個指定的機要信封，按照劉長武調檔函上注明的地址投遞出去，這時我的老鄉劉長武著急了。他眼睛死死盯住那隻檔案袋，並且粗魯地製止了我。他一再強調他要自己帶走檔案。我告訴他檔案是不能自己帶走的，萬一拆了，弄丟了，或者修改了，這可是很嚴重的事情。劉長武一概不聽我的解釋，他死活要把那隻檔案袋帶走。他看著我手上的那份檔案，恨不得要將它一口吞進肚子裏。我隻好耐心地跟他解釋起有關規定。可是這個劉長武哪裏會聽，他蠻橫地咆哮起來--

　　“托管費都交了好幾千，我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難道不對嗎？”

　　沒等我開口解釋，他又塞了我一句：“你們不就是變著方法要收錢嗎？郵遞費多少？五十塊夠不夠？一百塊？”

　　說著，他真的從口袋裏掏出一堆錢，挑出了一張百元鈔票朝我櫃台裏扔。

　　那張一百元徹底扔掉了我的耐心。我依著我的血性，呼的一下從椅子上騰了起來，眼睛死死地盯著我的老鄉劉長武，朝他用管山話吼了一句：“今天你要真能拿出去，我卵都不信！”說完，我將手上那份檔案狠狠地摔在了櫃台上。

　　劉長武那烏黑的“酒精嘴”上下顫抖了好幾下。他並沒有被這區區一句管山話耽誤，他的目標太明確了，以至於我早就確定，這個家夥的檔案裏一定有著某個重要的“汙點”。我說過，檔案這種東西，大部分時間是沉睡的，隻要一醒來，關鍵時候卻是個炸彈，它可以將一個人的命運炸得麵目全非。劉長武轉走檔案，一定有他必須要用的地方，要是我猜得沒錯的話，他就是想趁機將那個“炸彈”除掉。

　　劉長武確認我們是老鄉之後，態度馬上緩和了下來，他急速地壓製了自己的暴躁，改用迂回的方式跟我討價還價。他告訴我，他從管山出來二十多年了，打工、做生意、搞物流等等都幹過，漂了二十多年了，也混得不那麽像回事，好不容易托人找關係找到個安穩的單位上班，也就指望以後養老有保險。麻煩的是，新單位一定要對檔案進行政審才接受，他害怕機會被別人占了，所以才這麽著急。

　　劉長武完全操起了管山話，一邊說，一邊從口袋裏掏出香煙遞過來，順便也掏出了一張名片，還說以後認下了老鄉，就多出來喝酒。

　　說實話，就算我想幫我的老鄉劉長武我也沒法幫。這是我們的紀律，我的腦袋上方，一支攝像槍二十四小時指著我呢。

　　好說歹說，當劉長武最終知道我還是幫不上他的時候，他恢複了原來的暴躁。管山人民直來直去、缺乏耐心的本性從他的血管裏奔流出來。他用公文包使勁地敲著櫃台，一邊敲一邊朝我嚎道：“你今天捏著我的檔案，別以為就捏著我兩隻卵蛋，你走著瞧，有種你永遠捏著，我讓你老娘死都沒人送終！”

　　劉長武一嚎，我們的頭兒就跑過來了。他讓劉長武冷靜一點，有什麽事情跟他講，他是這裏的負責人。

　　劉長武跟著我們頭兒走開之前，指著我說：“你這個工人要收我的保護費，說隻有收了保護費才把檔案交給我。”

　　我想我的老鄉劉長武一定是看拙劣的黑幫電影看多了。

　　像劉長武這樣的事情並不少。隔三差五，就有人來我們人才中心鬧著要把檔案帶走。我們這裏不是銀行，更不是寄存包裹處，要放就放，要取就取。我們將檔案視作一個人身份的證明，比身份證還要詳盡的證明。要不是這樣，為什麽我們從讀書開始，就總是很害怕老師對我們說--如果你們違反紀律，這個處分就會記錄在案，成為你一輩子的汙點！大學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說過一句話，讓我記憶很深。他說，就像每一架飛機都有一隻黑匣子，記錄著每一次操作數據一樣，你們從一出生到死，都背著一隻袋子，記錄著你們的榮譽和錯誤。所以，那時候，我們對那隻誰也沒見過的檔案袋充滿了神秘，甚至恐懼。

　　當然，現在我覺得檔案其實並沒那麽神秘。它隻不過是一點一滴地見證了一個人的人生階段，包括他的思想、舉止、成就或者過失。然而，人們並不見得喜歡翻舊賬。無論是誰，就連我那大字不識幾個的母親，也都害怕別人老是記起她那年在生產隊燒鍋時偷偷給我們先留出的一大碗紅燒肉，更害怕別人指證她為了給我交學費，將幾包芝麻摻了沙子賣給收購站。這樣的事情，我母親總是怕別人會記著，並且影響她現在好不容易過上的有麵子的生活。但檔案才不管你怕不怕。從某個方麵看，它很像我們管山人不懂得拐彎的性格，有什麽說什麽，說什麽記什麽。

　　二

　　即使我大伯在他的後半生跟他那病一樣的懊惱和肉痛糾纏不止，我也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不是我大伯親手將堂哥送給了別人，而是命運將我堂哥抱走了。

　　剛工作的頭兩年，為了打發孤獨，我頻繁地參加同鄉會的聚餐。我那個在廣州的堂哥李振聲是從不出現的，但是他不出現並不代表他不存在。在座的每個人都會提到李振聲，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聚會的場地、飲食等費用，都是李振聲包辦的。我們吃著李振聲的菜，打著飽嗝，彼此敘舊、暢想；我們喝著李振聲的酒，臉紅紅地談交情、談互助，所有管山縣的兒女們都沾染到了李振聲的財氣。酒足飯飽，話多的時候，我還吹噓地告訴那些離得比較遠、不知情的老鄉們，李振聲是我堂哥，親親的堂哥。他們聽了之後，就好像找到一個快要引爆的炸彈一樣，吃驚得半天回不過神來。然後就一直圍著我，他們圍著我的目的，不外乎求我找我堂哥李振聲辦事。我心裏發虛地一一推托說，我堂哥為人很低調，你看，他出了錢都不來喝酒，這麽有麵子的事他都不出現，是因為他做事情從來都很謹慎，他是做大事的人……

　　有好幾次，我看著電視裏的本地新聞，冷不丁就看見了我堂哥李振聲的臉。他在記者采訪時，淡定、穩重地回答著關於廣州房地產的問題。透過高清晰圖像，我如此近地看著這張臉，一張中年男人的臉。有的時候大概頭晚熬夜了，黑眼圈特別明顯；有的時候大概是上火了，嘴角下方長出了一顆痘痘，可是這些一點也沒有影響到屏幕下方打出“某某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李振聲”這樣的字幕所帶給我的激動。在我看來，那字幕變成了“管山縣梅林村李振聲”，我的堂哥因為他的赫赫有名而在我心裏直接成為了我們梅林村廖姓家族的一員。

　　同時，我也逐漸體會到了我大伯那種肉痛的心情。在我因為沒能趕上單位集體分房末班車，注定終生要辛辛苦苦為買一套房而奮鬥的時候，我就會想，要是我的大伯沒有把李振聲送給別人，要是我的堂哥曾經帶著我在村頭的田埂邊打過架摔過跤，要是我的堂哥曾經帶著我在魚塘裏一絲不掛地摸魚，然後摸著對方的小雞雞嬉笑過，要是我的堂哥曾經在過年燒炮的時候把我帶在身邊去嚇村裏的女孩……唉，要是，要是李振聲真的是我堂哥，那我起碼能少奮鬥半輩子。每當這些時候，我都有如我大伯一般的肉痛。我肉痛的時候，就會跑到樓下的遊戲室玩上一個通宵，做一個通宵的勇士，在魔獸世界裏稱王稱霸，然後一身疲憊地回到租住的單身公寓，洗個澡，無精打采地上班。當下午的太陽照到我辦公桌的時候，你說巧不巧，那門玻璃上印著的“人才交流中心”幾個小字，被陽光穿透、拉遠、分離之後，竟然將“人才”兩個字逼到我的電腦邊，其他幾個字就依著方向排列到別的桌上去了。這樣，我心裏就覺得踏實起來，就會想起我父親那句話--要不是小伢勤力讀書，現在早就在家盯牛屁眼了。事實上，我們村的確有很多人都過著上一輩那樣的生活，盯著牛屁眼，春耕秋收，日出日落。這就是多數農民的命運。

　　我不止一次地試圖向我父親和我大伯講關於命運的道理，因為他們總是在我春節回家的時候爭吵不休。我大伯頑固地認為，李振聲身上流著他的血，就跟一張按了手印的欠條一樣，走到哪兒他都得認賬。他還認為，我跟他兒子李振聲既然在一個地方工作，肯定很熟悉，他讓我去找他兒子。我父親則擺著一貫壓倒他的氣勢，一口拒絕。他說，小伢在廣州要努力工作掙錢，又不是去走親戚的。再說，人家李振聲會要認我們這些窮親戚？做夢吧！說著，他睥睨著我大伯。我大伯一聽到做夢，立即表現出一種羞愧來。

　　我大伯的確在一個秋天的夜晚，做了一個比白天發生的事情還清楚的夢。對於一個農民來說，做一個刻骨銘心的夢，是多麽的不容易。夢醒之後，我大伯披了件衣服，摸黑打開大門，坐到門前的曬穀場上，將後半夜坐完了。他把那個夢朝著冷清的月亮，照來照去，仿佛辨別一張百元鈔票的真偽。他跟我父親說，他夢到自己死了，他的兒子李振聲跪在他的床頭，哭著給他上供，有魚有肉有酒，還有一輛大得嚇死人的黑汽車。

　　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夢啊，奇怪啊。我大伯喜滋滋地對我父親說，那是閻王爺托夢來告訴他，他的兒子李振聲不會丟下他不管。

　　我父親為了打消他要回兒子的念頭，狠狠地丟了他一句：“活著的時候都沒享兒福，到死了還就能享到了？什麽鬼道理？”

　　別看我大伯是我父親的哥哥，可是他在我父親麵前，總是顯得膽小。每當被我父親責怪，我大伯都是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他倔強而小心地笑著說：“鬼有鬼的道理，人的道理在那裏，就是走不通！”

　　我父親看不起他，又塞了他一句：“有本事你找鬼來講道理啊，找啊，你能找來鬼講道理，我卵都不信。”

　　我大伯不理會我父親，依舊對那個如電視機畫麵一樣清晰的夢深信不疑。他的眼睛習慣性地朝遠處的嶺腳望去，咧開了嘴微笑不止，仿佛昨天晚上的那一場夢又出現了。

　　我父親後來跟我說，我大伯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按照我們這裏的說法，宗族的血統不能混淆，陰間的祖先，隻能享用真正子孫的祭祀。反過來說，子孫的祭祀，隻能是真正的祖先才能享用。我父親給我說了村裏人經常說起的故事，說的是村頭王三根那老頭，清明的時候帶著兒子去祭祀他家祖先。當天夜晚他家祖先托夢來給王三根說，東西全被村裏剛死去的那個磨豆腐老六吃光了，肉都被他一刀刀割了來吃，衣服也被他一件件撿去穿了，他們一口都沒吃上，一件都沒穿成。王三根醒來之後，肉痛得要命，一怒之下，問他老婆到底怎麽回事，他老婆嚇得半死，最後承認兒子是她跟磨豆腐老六私通生下的。

　　我父親把故事說得仿佛真的發生過。在我看來是為了說明一個村裏人集體相信的道理：人一死了，活著的時候一直弄不清楚的事情，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我父親還說，看來大伯非要到陰曹地府裏，才能享到他兒子李振聲的福啦。

　　在比我小時候還貧窮還饑餓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大伯養下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之後，實在窮得養不起李振聲了，他決定將這個剛出生沒幾天的男伢送給李村的李善房，拿他的話來說就是--當個人情送給李家。可誰也沒料到，那李振聲一生下來就是念書的料，一路念書一路考第一。大學畢業後到廣州混來混去，到一家房地產公司，幾年工夫就當了個經理，掙起了大錢，連帶著李善房一家也跟著發財啦。可我大伯呢，三個女兒不爭氣，一一嫁到了隔壁村，過起了跟我大伯母沒兩樣的生活。按說，他還有一個兒子可以指望，卻沒想到，那兒子高中沒讀完就跟著村裏人到外邊打工，一年不到，就在城裏跟人打群架，生生被人捅死了。所以，我大伯指望後代改變命運的夢想從此破滅了。

　　李振聲在被李家養大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回過我大伯家，也沒有正兒八經地瞄過我大伯一眼。我大伯有好多次，找了點借口到李村去，繞到李善房的屋前。李善房讓是讓我大伯進屋了，可是，卻沒讓我大伯見李振聲。李善房總是借口說李振聲到小河邊看書去了，不在屋。其實就算李振聲在屋，他也不會探出腦袋來。李善房還口口聲聲地說他的兒子是個怪胎，除了書上的字之外，誰都不想看。最後他把我大伯送出門外的時候，還很嚴肅地對我大伯說，以後不要來看了，這樣的怪胎，送人就送人了，沒什麽可值得看的。那個時候，李振聲早已經名聲在外了，他在我們村裏考縣重點，分數出奇的高。李振聲不僅是老師的驕傲，更是李家的珠寶。李家就像捂著一顆珍珠一樣，將李振聲嚴嚴實實地捂在家裏，不讓我大伯接近一步。

　　我們總是聽到我大伯罵李善房沒良心，當初是看在他家沒有一口男丁的分上，可憐他才把兒子送給他的。連親生老子看一眼都不讓，這天下哪裏有這樣的人啊？

　　我大伯後悔死了。他說，當初就不該做這個人情的，虧大啦！

　　要知道，我們這個村，跟中國千萬個自然村一樣，除了盛產貧窮之外，還大量地繁殖人情，過節走鄉串親的隊伍是非常壯觀的。過年的時候，我們這裏最隆重的節目就是“炮期”。“炮期”這種傳統風俗，是以每個家族為單位進行的一種集體大串門。輪到哪個家族擺“炮期”，鄉鄰們就會拎些禮物來趕“炮期”，吃肉喝酒，當然，更大的意義在於聯絡感情。比如說，按照約定，每年的正月初四，是我們廖姓家人的“炮期”，那一天，我們廖姓家人就開始張羅了。一桌又一桌的流水席，在曬穀場上從早擺到晚，隻要有人來了，就開一桌。誰家擺得多，就證明誰家人際關係好。就好像收獲季節，誰家曬穀場穀子堆得多，誰家就收成好。所以，“炮期”往往成為各家各戶收割人情的時刻。

　　在人情這塊大土地裏，我大伯可以說顆粒無收。因為他早已經無心耕耘，遠親近鄰之間雜草叢生，都長出了隔人的籬笆。我大伯認為，做那些事情有卵用，死去的兒子也活不回了，送人的兒子也要不回了，做來幹屁啊！

　　不過，在村裏人眼裏，我大伯不愛做人情主要是因為他太精巴了。別的不用說，單是到菜園裏看，你就能感覺到他的萊園是用精巴做肥料的，那些植物結出來的果實也是精巴的果實。每一寸土地能利用上的都利用上了，密密實實的。站在那上邊，仿佛腳下布滿的根須都是一個個饑餓的嬰孩，爭相吮吸著每一滴乳汁。在菜園外邊，冷不丁你還會發現，那裏竟然種起了一棵高高的小樹。起初你不知道它是什麽，直到某一天，幾隻石榴神氣地掛在小樹上，張燈結彩的，不消細看，在那幾隻果上，都畫著一個歪歪的“龍”字。

　　我大伯叫廖廷龍。廖是我們村的大姓，“廷”是族譜裏的輩分，隻有“龍”字是區別於他跟我父親、我堂叔這些同輩的字。所以，在石榴上畫“龍”字，誰都混淆不了，那就是我大伯廖廷龍的石榴。

　　不僅僅是石榴，我大伯總要給自家的東西都做上“龍”字記號，生怕那些東西落到了別人手上，自家不認自家了。鬥篷、雨靴、籮筐、飯碗等這些日用品自然是“龍”字號的，雞鴨鵝牛等家畜身上也早早地漆上了“龍”字。更可憐那些應季的瓜果，長到雞蛋大小，我大伯就用耳掏的另一頭，在它們身上畫上了“龍”字。這些有著記號的瓜果們，在“龍”字的捆綁之下，一點一點掙紮著長大起來。我大伯似乎將這個“龍”當憑證，有憑證，東西有根了，就都跟著他叫廖廷龍了。

　　我大伯的精巴是出了名的。倘若有人路過一個菜園，渴了，扯下一根黃瓜來，恰好園主人看到了，那人就給自己台階下--這黃瓜怕不是龍字號的吧？或者我們這些小孩子，稀罕地分到一點糖果，人家要，不給，人家再一說--你姓龍的？就不好意思了，心不甘情不願地分給了人家。

　　關於我大伯喜歡在莊稼、牲畜上做記號這些事情，村裏的人一旦說起，就好像在扯地裏的花生一樣，一扯就能扯出一串來。扯出來的這些事情，枝枝葉葉，大都圍繞著我大伯那個送了人的兒子。

　　丟，有本事廖廷龍在他兒子身上也寫個“龍”字？

　　他能要回李振聲，我把卵割下來送給他！

　　過年的時候，人們認出了李振聲的小汽車開過我們梅林村，一個刹車也沒留下，直接往李村開去了。我大伯就被圍觀的人嘲笑起來。他們慫恿我大伯在李振聲那輛黑色的小車上，畫上個“龍”字，那樣，誰都搶不去啦。我大伯像那頭他經常牽著的、身上用白油漆刷著“龍”字的老黃牛一樣，沉默地、眼睛朝下地掃來掃去。最後，他隻好靠到矮牆角，用背蹭了蹭癢，把煙掏出來，似聽非聽、不遠不近地，聽著人群議論起他的兒子李振聲的錢財、大方之類的事情。這些事情，總讓我大伯肉痛好一陣子。

　　基本上，我大伯打我大伯母的原因，都是因為我大伯肉痛。每次我們看到我大伯從屋裏扭著我大伯母往曬穀場上打，我大伯母都無聲無息，仿佛我大伯的手拍打的是我大伯母多出來的那個影子。直到有人去勸我大伯住手，追問之下，我大伯母才傷心地吐出幾句話。唉，誰都清楚，說來說去，都是些小事，不是我大伯肉痛那條因為沒藏好被貓叼走了的臘魚，就是肉痛那壇酒糟放多了做壞了的米酒。遇到這樣的小事，我大伯的肉痛就像病一樣發作。我母親事後總是勸我大伯母，隨他，隨他，把兒子都送人了，還發了大財，他不肉痛誰肉痛？這樣一勸，我大伯母也就默認了。

　　三

　　一個冬天的夜晚，李振聲忽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才知道，原來在我每天出入的檔案庫裏，一直躺著我的堂哥李振聲的檔案。躺了十六年了，就在L櫃，Z欄，S列。

　　我說過，我對命運的事情總是尤其敏感。像我這樣的一個農村孩子，得以離開那個窮鄉僻壤來到這個大城市，是我，而不是隔壁跟我一起玩大的廖團結，這就是命運對我友好而深情的一個擁抱。我把李振聲的檔案躺在我辦公室這件事情，同樣看作了命運對我友好而深情的一個擁抱。我可以借此機會跟李振聲聯係上，用我母親的話來說就是--做做人情。可是我父親和我大伯卻不這麽認為。當得知李振聲要我幫他轉檔案的時候，他們興奮不已。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血緣的、不可逃避的關聯。

　　李振聲在電話裏約我到天河城見麵。他說那裏有一家日本料理，菜品不錯，環境很好，我們到那兒聊。說實在的，我有些緊張，好像被一個大人物接見。

　　去之前，我把我們約見的事情打電話給家裏通報了。那樣，我就不是一個人去見李振聲，而是帶著我們廖姓家族的人一起。我大伯和我父親一左一右地坐在我兩邊，我們三個人成一排坐在沙發上，對麵是我那成功人士堂哥李振聲。

　　大概是出來時間太長了，李振聲的管山話有點失靈，他一會兒管山話，一會兒普通話地跟我講話。這樣，他一個人仿佛變成了兩個人。正如我聽人講過的，李振聲的口才很好。我母親早就說過，一張利嘴走遍天下。我的堂哥就是用一張利嘴混成了廣州的富商。

　　李振聲長得一點不像我大伯，倒有幾分我大伯母的影子。最突出的是那口稍微暴露牙齦的牙齒，不說話的時候，微微做出抿嘴的努力才能將牙齒全部覆蓋起來。由於我大伯母不怎麽愛說話，她長期抿嘴的姿勢就成了她嘴巴的形狀。李振聲愛說話，所以每當他抿起嘴來，我都覺得他在努力地朝我大伯母的嘴形靠攏。

　　李振聲不僅不像我堂哥，他連管山人都不像了，他很像一個地道的廣州人。我早就發現，就算廣州外地人多得滿街都是，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他們相互之間是一眼就能辨別出來的，因為他們無一不散發著一股本地氣息。那氣息跟李振聲極其相似。他們貌似隨便的衣著其實暗地裏很昂貴，他們貌似待人很熱情其實暗地裏畫著距離線，他們貌似很隨和其實暗地裏瞧不起別人，他們貌似平庸其實暗地裏卻是極其有來頭的人……李振聲也是這樣的。當他隨隨便便地往沙發上一靠，就是一個普通人。但是他用眼睛看著我，卻正好把一根線畫在了飯桌的一半距離之處。這飯桌倒很像每天我坐著的櫃台，一半是顧客的領地，一半是我的。我和我堂哥就透過這櫃台上一個無形的窗口談話。

　　我果然沒有猜錯，李振聲要轉走檔案。他告訴我，自從大學畢業後，他就一直在公司裏幹，剛開始由於頻繁地換公司，檔案居無定所，轉來轉去也嫌麻煩，隻好托管到人才交流中心，這一托管就是十六年。十六年來也沒想到過用檔案，也沒什麽大礙。最近，政府物色他到建設領域的某局當一把手，已經開始操作調動了。這個時候就想到要檔案了。

　　“當公務員跟在公司就是不一樣，所有證件齊備了，審查完，才能上任。你都知道的，公務員總是不自由的。”李振聲幾乎花了吃飯的一半時間跟我講公務員這一行當的熱門，為了說明他之所以放棄賺大錢的機會而跑到清水衙門去的原因。他說這些的時候，我一直在盤算，如果我將他的話都轉達給我父親和我大伯聽，他們一定會覺得這孩子腦子出問題了。他們隻要聽說當了公務員每月工資就降低好多，一定打死都不會同意的。

　　當然，這些都不是李振聲找我的重點。他的重點在我們將各自麵前那一壺溫熱的日本清酒喝光之後出現了--李振聲提出要親自把檔案帶走，而不是用機要遞走。經驗告訴我，那份躺在我單位L櫃、Z欄、S列有著一個固定編號的李振聲的檔案裏，沉睡著一個定時炸彈，沾著一個迫切需要清理掉的汙點。那一定是過去的李振聲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關於這個秘密，李振聲隻說那是在大學時候犯下的一個錯誤。那時候他跟所有男孩子一樣血氣方剛，做什麽事都不計後果。等到做下了，後果出現了，已經來不及啦。那個學生處的老師指著他的鼻子說了一句--記過處分是小事，記在檔案卻是一件大事，白紙黑字，一輩子都塗不掉的！

　　大概由於那一輩子塗不掉的白紙黑字，李振聲像拋棄手足一樣將檔案拋棄掉了，將此後的人生及時地關閉在檔案裏。要不是他步入中年得以成為國家幹部，他一定會將那份記錄了自己某次恥辱的檔案變為“死檔”。在我們的檔案庫裏，這樣被人終生拋棄的“死檔”並不少。

　　即使李振聲不是那個劉長武，他是我大伯的兒子，是我親親的堂哥，也是我們管山人的驕傲，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當我表現出為難的神色時，李振聲卻表現得很有耐心，他說：“不著急，回去慢慢想，調檔函要到過完年後才發，還有時間。你回管山過年吧？”

　　我的堂哥果然是個做大事的人。他才不會像劉長武那麽猴急，更沒有劉長武那麽暴躁。他將事情說完之後，就再也沒提起過。可這種輕描淡寫竟然有千斤之力壓在了我的心上。

　　分手之前，我終於開口問李振聲有沒有回去看過我大伯？

　　李振聲看著我，想了想，仿佛明白了些什麽，回答說：“要是你今年過年回家，我們一道去看看吧。”

　　年前，李振聲果然說要駕車回管山，約上我一道。我很猶豫，我還沒有想出能幫他轉檔案的方法呢。可是我的父親卻堅持讓我跟他一道回，他說：“李振聲跟你一道回，就是要來看你大伯。你大伯這輩子就盼這一天了，你不幫他誰還能幫他？”我聽了之後很生氣，朝我父親吼了起來：“我幫個卵啊，我又不是玉皇大帝，說能幫誰就幫誰，他那麽有錢都不幫幫我們，我的飯碗不保誰幫我？我買不起房誰幫我？”自從我到城裏工作以後，我的父親就沒再大聲教訓過我，他既幫不到我也管不了我。於是，我父親在電話那頭就沒聲氣了。

　　坐上李振聲那輛黑色奧迪車，我聽他說有十四個小時的車程。看起來，他對這條路很熟悉。我坐在副駕位置，這樣，我就感覺我的堂哥跟我並駕齊驅，一起翻山越嶺，往家鄉開去。

　　一路上李振聲倒跟我說了不少他在廣州的事情，廣州的房地產生意、廣州建築的優點缺點，等等。他那很放鬆的神態和語調，仿佛伸出了一隻不遠不近的手，輕輕地搭在我的肩膀，讓人親不起來，又冷不下去。

　　沒話題了，李振聲就教我看車。春節期間，每一條公路都蟲子一樣地爬滿了往故鄉趕的車。我算是領教了李振聲的本事，幾乎每一輛車他都能認得清清楚楚，牌子、型號、功能、價位、品質等等，隻要一輛車出現在車窗外，他就會很快地將那輛車搞得清清楚楚。更厲害的是，他還將人家的出處都認出來，憑借車牌，他可以準確地告訴我，這是長沙的，那是九江的，這是徐州的，那是江門的……就算一個地圖上很不起眼的小城市的車牌他都沒弄錯。

　　最絕的一次，李振聲指著前麵一輛銀灰的豐田車，我一看是“粵A”的車，忙搶著說，這不就是廣州車嗎？他笑了笑說，是廣州市政府的車。天啊，他連人家單位都弄得清楚。他告訴我，廣州那些軍區、武警、政府、公安、消防等單位的車，都很容易識別。

　　這些車在李振聲的眼裏仿佛都不是車，而是一個個路人，貼著標簽的路人，他們的身份、地位、個性等等，他一眼能將人家的老底翻出來。他認車的時候，像極了我每天到檔案庫裏找那些貼了編號的檔案袋，幾乎一眼就能知道它的出處了。

　　回到梅林村，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按照地麵上的積雪，我斷定雪是不久之前停的，車輪不時被厚厚的積雪弄得吱吱響。

　　李振聲將車直接開到我們家的曬穀場上，來路留下一道很深的車痕。我們家那條養了十三年的老狗，一邊吠著一邊跑到那些車痕邊嗅來嗅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廣州的氣味，它興奮地喘著氣，在雪光的照亮下，可以看到它幹癟的肚子一下一下地起伏不停。

　　堂屋的燈亮著。我還沒把行李從車上卸下來，我父親已經走到了車邊。看到他，李振聲禮節性地下了車。我注意到他沒稱呼我父親，隻是很冷地跺著腳、搓著手、抖著身體、吸著冷氣，做出一副熱烈地要將這寒冷抖掉的動作。在這一係列動作裏，順帶朝我父親點了點頭。

　　我的父親一貫是個很有霸氣的農民，他在我們村裏的聲譽很高，麵子很足，但他此刻卻變得有些笨拙，不知所措地說了句：“來家啦。”

　　李振聲又哈著冷氣，唉了兩聲，算是回答。

　　等我卸完行李，我父親拎起一個大包，朝前走了。李振聲對我說他先回去了，太晚了，改天再過來。

　　我和父親在雪地裏，目送著那輛黑色的“粵A”車發動好，一歪一歪地開往李村的方向。我父親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嘿，這伢，發了大財也還是個伢子樣啊！”

　　等我們拖著行李進了屋，我才驚奇地發現，我大伯就坐在裏邊，蹲在一隻火桶上。要知道，農村的大雪天，月亮升起來之後，人們晚上九點以前就壓床上了，天大的事情也等太陽升起來再辦。我父親朝我大伯擺譜地說：“家去吧，家去吧，明天再說，小伢一路上困死了。”

　　我大伯看到我，好像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咧開了嘴，點著頭。跨出火桶的時候，一條腿差點伸到了底下的炭火裏，掀起了一陣炭灰。那炭灰將我大伯嗆了一大口，他一邊咳著，一邊從我們家後門的廚房裏穿過去。他咳得眼淚都出來了，用袖管在眼角邊揩了揩。咳嗽聲在寂靜的村路上，顯得特別響亮，我大伯中氣十足地邊咳邊走遠了。後來，聲音已經變得很依稀了，誰知道猛地又劇烈了兩聲，仿佛其實已經咳夠了，最後還故意來那麽兩下響的，響得像兩聲吆喝。

　　四

　　我跟李振聲一道回家的那年春節，廖姓家族的炮期還沒到，我們家曬穀場就熱熱鬧鬧地圍住了不少村民。我大伯像遊街一樣，牽著他那頭牛，牛的兩側各吊著兩籠雞，一路晃悠來到我家。從我大伯家到我家這一路，村裏人就好像牛背上的芒刺一樣，一路走一路帶，越帶越多，一直聚到我家曬穀場上。等我跑到曬穀場上一看，差點笑了出來。我大伯那頭牛，像個被剃光了頭的瘌痢，肚子光禿禿地站在雪地上。雞被關在雞籠裏，仔細一看，也是光著個脊背，背上的毛無端被人剃掉了。

　　我大伯將牛肚子上、雞背上漆著的“龍”字全剃掉了。他是來我家做人情的。看樣子，我大伯真的很不習慣做人情，他招呼我父親出來之後，就靦腆地將那頭牛係到草垛，跟我家的牛並排站在一起。牛倒沒有感到害羞，連招呼也沒相互打一個，默契得就如兩兄弟。

　　我大伯一直沒跟我父親說什麽。旁邊的人看著我大伯的一舉一動，仿佛他們是我大伯請來作證的。我父親吸著根煙，挺著他在村人眼裏一貫霸道的大肚子，二話不說，就站在我家門口，跟其他人一樣，看著我大伯。

　　就在這個時候，人群裏踅出個軟塌塌的人來，是那個經常跟我大伯賭錢的農安順。他朝我大伯嚷了句：“輸大啦？輸的啥？”農安順還以為我大伯將牛都輸了。我大伯沒搭話，朝我父親走了過來。這是大雪天的早上，雪經過一夜的低溫凝結，才遇到朝陽，還沒活過來，死板板硬邦邦的，我大伯的雨靴敲在雪地上邊，盡管力氣不大，但遠遠就能聽到橐橐的聲音。

　　我後來才知道，我父親隻是告訴我大伯，幫李振聲轉檔案的事情，不是一件好辦的事情。第二天，我大伯就把牛牽來了。

　　“牛都牽來了，你不曉得肉痛？”我父親是這樣嘲笑我大伯的。

　　我大伯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看我父親，又看了看我，半晌才說：“自家人，哪裏會肉痛，又不是給外姓人。”

　　我父親一聽這話，笑了，說：“李振聲算不算外姓人？”

　　我大伯窘得要命、就沒再吭聲了。

　　我大伯的牛那年春節是在我家過的。它很快就熟悉了我們家的草垛，並且很是留戀地一直圍在草垛邊，也許因為肚皮上光禿禿的，特別怕冷，所以，比起吃草它更喜歡將肚子貼在草裏，取暖。我父親說，等那牛的毛重新長起來，再讓我大伯牽回去，漆上個“龍”字，其實還挺威風的。

　　到了廖姓家族炮期那天，我們家流水席開了一桌又一桌。現在，我母親不再嚷著燒幾十桌菜太累人這樣的話了。我用錢從鎮上請了兩個燒鍋的來，幫我母親張羅。我母親在廚房裏，紮著圍裙，指揮官一樣神氣。

　　下午，我們遠遠地就看到李振聲那輛“粵A”從嶺下爬了上來，那個時候雪已經化得差不多了。我們這裏有個習慣，化陽的時候是不出門的。雪一般是在十點之後就開始化陽了，一化陽，仿佛解了魔咒一樣，雪跟泥堅持了一夜的僵持就妥協了，馬上變成了一對相互纏綿的冤家，順帶著將人的腳也絆住了。其實這種糊塌塌是最討厭的時刻，所以，除非不得已，人們都會選在化陽之前出門，不然就被留下來，一直留到太陽下山，再度結冰，地麵再度硬朗起來。看起來，那輛“粵A”車是飽受了雪和泥的折磨，一路掙紮著開到我家門口的，它光亮的身上，濺滿了泥巴，髒兮兮的。

　　我的堂哥李振聲從車後備箱搬出了一箱酒，又搬出了一大盒包裝很漂亮的禮品，最後又像變魔術一樣，搬出了一台取暖器。大概因為人太多了，他沒在流水席上停留，而是叫來幾個小孩將那些東西一直跟著他搬到屋裏。

　　說來也奇怪，李振聲一旦離開那輛黑車，一旦走進我們屋，一旦坐到了我們家那隻具備二十年以上曆史的火桶上，我父親作為長輩的威嚴就好像候鳥一樣飛了回來，他坐在椅子上，認真地跟李振聲說話。

　　我父親心裏一有事，煙離不了手。似乎那些煙不是從胸前的口袋裏掏出來的，而是從心窩裏掏出來的。心事也就被他一根接一根地燃著了，燃著燃著仿佛心裏就亮堂了。煙葉是我母親留出一塊地來特意給種的，所以，我父親抽煙就像喝井水一樣方便。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話卻一句一句地越發少。

　　在我父親那些話當中，我確切地成為了李振聲的堂弟。我父親告訴李振聲，堂弟在廣州，有能幫得上的，一定要幫助的，廣州人那麽多，隨隨便便哪裏會去幫一個人的？你們是堂兄弟，要互相幫助。

　　我父親的話連三歲小孩都能聽出來。他一直在強調我們之間的關係。先是我們堂兄弟的關係，接著是我們廖家叔伯的關係。我父親說話簡直就像我們剝棉花，把那些還沒完全脫殼的棉花，一下一下地抽出來，一旦白晃晃的棉花完全裸露出來，又白得讓人不忍接手。說實話，我父親的話，真的白得讓人難以接口。

　　我堂哥真不愧是個做大事的人。他一直得體地微笑著，隻顧應承，似乎從一開始，就下定了決心，說什麽都是一個反應，點頭、微笑、應承，做足一個後輩的樣子。從我們一路開車聊天所得到的信息裏，我知道我的堂哥李振聲經常出入領導家裏，就連市長家待客室的那張椅子他都坐過，他哪裏會對一個農民感到緊張啊。看他那副很熟絡的樣子，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在進行每年一次例行的走親戚呢。

　　後來，我父親讓我先帶李振聲去看我大伯。我父親說，他們把門關了之後，也到大伯家。點過炮就吃團圓飯。他還說，大伯今年在管山百貨店下血本買了一盤一萬響的炮，可以從樹頂一直掛到泥地上呢。

　　那一年，我們廖家的炮的確是在我大伯家點的。按照我們這裏的習慣，炮期當天，所有的宴席都結束了，就會商量好在一家點炮，等同於一個晚會的閉幕式。點完炮，各家的前門就必須關起來，人都必須待在屋裏，一家人忙了一整天才得以圍起來吃個團圓飯。迷信的說法是，點炮將年這個鬼從家族裏轟跑，誰家都不能收留的，一口飯也不能給鬼剩的。

　　當李振聲和我下了那輛“粵A”車，走進我大伯屋，我沒料到，李振聲仿佛變魔術般，從一個後輩變成了一個下鄉慰問送溫暖的官員。

　　要是當年我大伯母沒把李振聲送走，這屋裏的一切東西都應該是李振聲所熟悉的。側屋裏那張敞著蚊帳的小床是他睡過的，屋角那把竹椅子沒準也是他從小到大坐的，更不要說我大伯那雙皺巴巴的手，一定是他經常牽著淌過小河壩的手。然而，李振聲現在如同走進了一個我們這裏隨處可見的貧苦農民的家。

　　李振聲握住了我大伯的手，得體地向我大伯和我大伯母問寒問暖，問這問那，幾乎把我大伯家的一年四季都問了個遍。今年家裏莊稼如何，床褥有沒有墊電熱毯，水管有沒有結冰，諸如這些問題。我大伯也如實地一一回答。不僅回答了，還帶李振聲到處看了看，就像是在接待一個參觀的客人。

　　我那沉默的大伯母，似乎還沒來得及動感情，就被李振聲這副架勢搞蒙了。她隻是一直抓著李振聲遞過來的那隻頗有些厚度的大紅包，站在屋子與廚房的交接處，做夢一般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事情。

　　好在沒多久我父母就到了。我父親一來，我大伯就積極地張羅掛炮了。他那過於積極的樣子，在我看來，似乎是在一種困境中得以解脫。他在自家的庭院裏走來走去，敏捷地將那串長長的鞭炮從樹上掛了下來。他還從屋角落搬出一根長長的樹杈，熟練地將那貼著鞭炮的樹枝撩到一邊，免得被炮炸了。不時地，幾隻背上寫著“龍”字的大白鵝，嘎嘎叫著圍攏我大伯，我大伯一跺腳，立馬散開了。

　　我大伯讓我點炮。我把炮引點著了，退回到屋門口，所有人都注視著大樹的方向，安靜地等待著爆響。然而，那炮引實在是太長了，我們廖家人就整齊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足足等了一分鍾。那一分鍾的安靜，顯得特別長久，我聽到身後我堂哥李振聲發出了輕微的歎氣。我相信我大伯也聽到了，他不知道對誰輕說了一句：“卵毛都沒那麽長！”

　　炮終於從地麵一直燒到了樹頂，燒到最後那一響，所有的人都迅速地跳進了屋裏，並且迅速地將大門關上了。我們認為，年那隻鬼被我們關在了門外，在那些煙霧繚繞的地方，被炸得魂不附體，四處亂竄。

　　還沒等到開席，我的堂哥李振聲做出了一個讓我們都很意外的決定，他說他先回去了，要去看另外一個親戚，明天一早就開車到縣城辦事，辦完事就從縣城回廣州了。我們心裏都很不舒服，但卻沒有一個人阻止得了他。

　　後來，還是我大伯說了句：“大門關上了，吃過再走吧。”李振聲看了看我大伯，眼睛裏毫無猶豫，又轉過頭來看著我，極為難極抱歉地說：“這次實在太匆忙了，下次吧，我從後門走。”我們這裏的人，誰都知道，穿過廚房，家家戶戶的後門都可以繞過一個冷巷，直接通到前門外。

　　我大伯手裏正好拿著一隻要擺起來的嶄新的酒杯，聽完李振聲的話又悄悄地把它放回櫥櫃裏。後來我父親又再三挽留，李振聲還是微笑著堅持要走。說真的，隻要看到他那個微笑的樣子，你是不會跟他計較的。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堂哥李振聲，更進一步地相信，他從一出生被送給別人到現在混成一個成功人士，是因為他天生就是做成功人士的料，可憐我大伯當時不具備那樣的眼力。我甚至懷疑，李振聲不是我大伯的親生兒子，他們搞錯了。

　　李振聲跟我們告過別，就要往後門走的時候，我那一直沉默的大伯母猛地冒出了一句：“前門走，前門走，頭一次來家的客人，走過後門以後就不來了。”

　　我大伯母的話提醒了我大伯，他立刻將李振聲的手臂拉了過來，很是用力地硬拽著他到前門。

　　那一年，我們廖家第一次破例為我堂哥李振聲開了一次前門。我們將他送到門口，看著他在雪地裏發動起那輛黑色的“粵A”，在院子裏掉了個頭，一溜煙開走了。

　　我父親一直對那次開門耿耿於懷。還好那一個整年，我們廖家並沒有遇到什麽壞事。我父親經常埋怨我大伯，應該命令他留下的，你這個當老子的，家都沒有個家規了，卵沒用的。我大伯聽了之後，隻懂得嘿嘿地笑，仿佛老子在替兒子受罰一樣，無怨無悔。

　　等我過完年回到廣州後，我父親的電話就追來了。他仿佛受了驚嚇一般低聲告訴我，在李振聲送來的取暖器的盒子裏，有一隻大紅包，數了數，裏邊放了五千塊。“五千塊，半個萬哩！”我母親在一邊嘀嘀咕咕地說，“半個萬，要不要還給人家？也不知道你大伯那裏給了多少。”

　　在我們農村，做人情都有個規矩。小輩包給上一輩的紅包，無論有錢沒錢，都一視同仁，不能多給也不能少給，一碗水端平，這樣才不容易出糾紛。所以，做人情之前，他們總是要商量，一商量，誰都捂不住的。我的堂哥李振聲包紅包，就破了小輩的規矩。

　　最後還是我做了決定，將那半個萬先留著，事情辦不成，再退還給人家。

　　五

　　這幾天，我對幫助我堂哥拆掉檔案裏的那個“炸彈”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我明確告訴李振聲，在櫃台上頂著攝像槍鏡頭去消滅他檔案裏的那一頁“汙點”，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魔術師，不可能將一頁白紙黑字變走卻毫無痕跡。我堂哥也非常同意，他說那樣一旦被發現了，飯碗都保不住了。我一聽就來氣了，我鄭重地告訴他：“這還不僅是飯碗的問題，銷毀檔案是犯法的，要吃牢飯的，你以為我們的工作是搞耍的？是要故意給你們製造麻煩的？我們每天都戴著法律這頂帽子的！”這樣一說，我堂哥李振聲立刻表現出萬分感激的樣子，“對對對，實在給兄弟添麻煩了，你經驗豐富，想想辦法，做事情總是要有人幫忙，我們兩兄弟以後在廣州，一定要互相幫助的，對不？”

　　在此之前，我還從沒幹過這樣的事情。不過我堂哥有一張利嘴，在他對我們檔案庫工作東問西問之下，我們兩個人，就好像玩拚圖一樣，一點一點地將一個完美的方案想出來了。

　　那天下午，我趁幫一個叫林學兵的人轉檔案的時候，先是在L櫃，到X欄、B列裏找到那人的檔案，接著又在Z欄、S列很快地翻到了李振聲的檔案。掂量起來，我猜那檔案袋裏根本就沒多少頁紙，當我想到就是這幾頁紙當中，其中有一張，必然記載著我堂哥李振聲的不良記錄，我的心不知道為什麽怦怦怦地跳了起來。

　　我將這兩份檔案疊合在一起，左右望了一下，很快就按照計劃將這兩份檔案一起帶進了我們檔案庫裏唯一的一個廁所。這個廁所平時沒什麽人用，因為我們人才中心五層樓的每層拐角的地方，都設了廁所。檔案庫占據了一整層樓，廁所自然也就固定在那裏了。偶爾遇到找檔案的人一時內急，也會用這個廁所。

　　這個廁所是我和李振聲設計的方案裏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必須在沒人看見的情況下，進到廁所，關上門，迅速地將李振聲的檔案袋打開，迅速地將那頁不良記錄找到，撕掉以後，丟進馬桶，放水衝走。那樣，走出廁所的時候，我堂哥李振聲的曆史就堂堂正正，一清二白，即使擺到法官的麵前也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

　　當時，我和堂哥李振聲商量到這個環節的時候，他既興奮又遲疑。他知道，那樣一來，他那一頁不良記錄就完全暴露在他的堂弟麵前，說不定還會暴露在他管山縣梅林村廖家麵前，暴露在他那個親生父親麵前，他就會像一個穿開襠褲的小孩一樣，被大人指著剛剛尿完的小雞雞笑著說：卵毛還沒長出來，就學會耍流氓啦。但我堂哥李振聲不得已地做出一副輕描淡寫的樣子對我說：“唉，其實也沒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嘛，那個時候年輕，對女人特別好奇，從小到大沒見過女人的奶，連老娘的奶都沒機會見，所以，在大學裏，偷偷爬進過女生浴室，看女生換衣服，頭一回看到了女人的奶，逃跑的時候被人發現了，受了處分。”

　　我對我堂哥李振聲那頁不良記錄曾經做過很多猜想。我想，按照他從小就那麽優秀來看，在大學裏即使犯錯誤，一定也是高級錯誤。比如說帶頭鬧事這一類的，我萬萬沒想到我堂哥李振聲犯的竟然是這樣的低級錯誤。要是我堂哥晚生幾年，跟我一樣，念大學的時候，一群同學跑到街上就能看到兩塊錢連場放映的三級片，想看女人的奶還不簡單。

　　我認為我堂哥太不值得了。放棄檔案不說，最後還搭上我也要為那兩隻奶冒一次險。不過，這些話我沒好意思說出口，因為我堂哥最後說了句話，讓我感到很難過，他說，從小沒親娘的人，對女人似乎特別感興趣。

　　在廁所裏，我緊張地將那隻檔案袋打開，企圖要尋找到那頁不良記錄，你知道我看到了什麽？用一句過時的話來說就是--大好山河一片紅！我一頁頁地看到了李振聲的資料：

　　一、黨團資料：管山一中出具的加入共青團的證明。讀管山高中時寫的一份入黨申請書。幾份思想匯報。一份入黨介紹信。

　　二、高考後的資料：一份管山高中畢業生登記表。一份高等學校招生政治思想品德考察表。一份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考生體格檢查表。一份高等學校招生誌願表。

　　三、大學的資料：曆年來的成績單。大學生信息表。幾份獲獎及獎學金登記。

　　就這些，沒了？沒了！

　　我堂哥一直在尋找的那張不良記錄壓根就沒有！

　　說實在的，我感到了深深的失望，要知道，我父親在我采取行動之前，幾乎每天給我打一次電話，仿佛這是我們廖家人共同麵對的一次緊張的戰鬥。

　　我不承認這是一次徒勞的冒險，正如我始終不相信命運是會開玩笑的。命運怎麽會開玩笑呢？命運是那麽嚴肅認真、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案，老老實實地待在我每天必經的檔案庫裏。命運也確確實實地起到過重大的、極其負責任的作用。這一點，從我堂哥從小送給別人，到現在又要找回我們廖家就足以證實了。

　　我隻是對我堂哥說，搞定啦，裏邊的不良記錄已經被我衝到馬桶裏了，想找都找不回啦，要在記憶裏才能找回啦！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連聲說，好兄弟，真是幫我大忙啦！當聽到他這話的時候，我的心裏猛然一鬆。我相信我的高興和輕鬆跟他一樣多。我多次聽人說過，親人之間的感情是有感應的，因為他們流著同一個源頭的血，基因與基因之間是會相互觸碰的。此刻，我完全能體會到我的堂哥那種如釋重負。我是這樣說服自己的，無論我怎麽說出這件事情，結果都是--解決了。

　　我堂哥李振聲某一天拿著調檔函到我們中心辦理調檔，他輕輕鬆鬆地跟別人一樣，索取號碼，等候。當電子語音叫出他手上的號碼時，他是被叫到了我的同事的櫃台上辦理。那份在這裏沉睡了十六年的檔案，被一個陌生人堂堂正正地裝進了一隻機要信封，寄往了李振聲未來命運的歸宿地，抵達了他要開始的另外一段精彩人生。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跟我大伯一樣，在做一個夢。隻不過，由於這個夢過於現實，因此也顯得很真實。我認定李振聲有一天會幫我，因為他無論如何都欠我一個人情。我們管山人，一年到頭都喜歡做人情。人情不是白做的，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盼頭。我希望李振聲有一天能開口，讓我買到一套便宜房子。在我看來，他們這些房地產商人，買房子簡單得像莊稼人用自家的棉花給自己做棉襖一樣。

　　調走檔案之後，我好幾次給我堂哥李振聲打電話，約他聊天，或者想要去他家玩，他都以剛到新單位太忙亂的借口拒絕了。再後來，他幹脆就將我的電話轉到了秘書台語音信箱。最後一次撥打他的電話號碼，竟然就是空號了。

　　李振聲的檔案一轉走，隻在我們人才中心留下了曾經托管的記載，電腦查找得出的結論是：參數無效。我的堂哥李振聲在我的生活中從此留下了一個查無此人的記錄。

　　有的時候，我會很懊惱。懊惱的時候我做過很歹毒的設想，我想我應該跟那些黑幫電影學一招，我隻要告訴李振聲，他那一頁不良記錄我始終沒有銷毀，我還捏在手上。我可以讓它消失也可以讓它出現，就好像我手上捏著他李振聲的卵蛋一樣，我完全可以把李振聲的命運當作人質。

　　我跟我父親抱怨堂哥。我父親也沒辦法，隻是連聲歎氣說：“唉，你大伯這個兒子，就是個沒良心的東西，從小到大都這樣，連人情都不懂。”

　　我的懊惱無處消散，隻好朝我父親吼了起來：“那卵人哪裏懂得人情，他從頭到尾就知道走關係！”

　　我父親哪裏知道，在農村裏走人情這種事情，一旦被挪到大城市裏，就成了走關係了。而關係是多麽脆弱，多麽容易斷的一種東西啊，它沒有什麽血緣之分，更沒有什麽情感可言。它就是屋簷下，蜘蛛捕食時，緊鑼密鼓的一次織網。

　　今年冬天，我們管山縣整個地區的冰雪比任何一個冬天都厲害。據報紙上說，這是五十年不遇的一次災害。我坐在臥鋪大巴上，跟著一連串的車流，在高速公路上排隊回家。熬了兩天兩夜之後，才回到我們梅林村。一看見家門，我覺得我像一個流竄犯，剛剛得以逃脫困境。我累得要命，話沒多說，一進家就躺在床上睡了過去。

　　我那一睡把他們都嚇死了，我從當天的黃昏時分一直睡到了翌日的黃昏時分。聽我父親說，在我睡覺過程中，我大伯來看我好幾回了，每次我父親都很不耐煩地像趕蒼蠅一樣把他趕走了。我父親知道，我大伯就是想來問問他的兒子李振聲今年有沒有回家。

　　大年初一一早，我站在門口，看到我大伯牽著那頭漆著“龍”字的牛，穿著雨靴，經過我們家門口，往嶺腳那邊去了。我跟我大伯打了個招呼，大概他沒聽到，沒應我。

　　我母親神秘地笑笑，說：“又到農安順家賭去啦，我早就說過，牛歸還了他，他總有一天還會去那邊。”

　　一直到晚上，我大伯都沒有回來。在我們要關大門睡覺的時候，我大伯母過來尋我大伯。我母親沒好意思提農安順，就說：“他怕不是又往嶺腳去了？”

　　我大伯母當然明白我母親話裏的意思，但是她很肯定地說：“要是那樣鬼才去尋他，今早他喝了一大口滾油茶，把天堂燙脫了一大塊皮，還長出了一個大泡，說是到山裏弄草藥去了。”我們這裏人將嘴巴裏上齶最嫩的那個地方稱為“天堂”，一直說慣了，當我給廣州的同事用起這個名詞的時候，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農村裏也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個最虛無、最美好、最不可解釋的地方叫“天堂”。在他們眼裏，農民從一出生到長大，就隻會指著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一路認識過來，一路認識到老。我當時被他們問蒙了。要知道，我打小就把這個看得見摸得著的部位叫“天堂”，而且我也像這裏的人一樣，認為燙到“天堂”是個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我們為我大伯整整擔心了一夜。我甚至問我父親：“冰雪天，豹子不會出來覓食吧？”我父親沒搭話，隻是一根一根地抽煙，一夜沒睡。

　　好在，第二天清晨，太陽還沒出來，雲朵在天上也還慵懶得要命，我就聽到了一陣橐橐的聲音，之後就看到我大伯跟那頭牛一道，從坡下爬上來了。

　　一看到我大伯，我父親就跑到雪地裏，朝他嚷了一句：“伢子來家啦，還不快跑？”

　　我大伯一聽，像一根點燃了的炮引一樣，蟋蟋洬洬地馬上燃了起來。他連牛也不顧了，跑得很急，但是卻不快，因為地麵結了一夜的冰，太滑啦，我大伯跑得很受限製。在他快經過我父親身邊的時候，隻聽到“噗”一聲，我大伯的P股落地，摔了一大跤，惹得我父親一陣開懷大笑。他朝我大伯走了過去，一伸手，將我大伯半抱半拉了起來。

　　我父親笑得眼淚水都出來了。我大伯從我父親的笑聲裏，意識到這是一個圈套，隨後也跟著笑了起來，兩人變得大笑不止。

　　我母親看著這一幕，也笑了，她說：“這兩兄弟，笑得連隔夜的凍魚都鮮了。”

　　原載《人民文學》2009年第6期

　　點評

　　檔案記錄人生。你有幾分美，幾分醜，一看即知。所有美和醜一經記錄在案，就無法更改。記錄在案的汙點嚴重影響一個人的發展，因此，每個人又都渴望檔案裏曾經的“我”毫無瑕疵。既然檔案管理員能夠知曉檔案裏的所有密碼，也就存在修改、變動檔案記錄的可能。小說中的“我”在家族親人的驅使下，準備為伯父的兒子銷毀那份記錄人生汙點的檔案材料，可是，當打開檔案袋，發現記錄汙點的材料並不存在。

　　這個中篇反映的幾個問題引人深思。體製製約著人，人也規約著體製。每個人隨時都要受到“他者”的製約。小說細致描寫了這種規約下的人生景觀及精神狀態，既觸及到了生活中另一種不可言說的真實境遇，也揭示了芸芸眾生風光麵影下隱秘的心靈世界。

　　文學表現世道人心。“我”和堂兄的關係、伯父和兒子的關係、父親和伯父的關係都蘊含了豐富的現實生活內容。小說描述了幾種親情關係，表現了複雜的人性人情，體現了作家觀察、書寫現實生活的深度。伯父把兒子過繼給他人及後來千方百計重新認子，既表達了早年家庭生活的“不堪承受之重”，也展現了一種五味雜陳的父子關係。堂兄用著“我”的時候，百般討好；用不著“我”的時候，冷若冰霜。實用主義的人際關係及行為準則徹底消解了傳統的親情關係和倫理規範。世態炎涼如此，功利之心如此，今人又奈何之？

　　（張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