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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叛徒

  王鬆

  站在我麵前的是一個50多歲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適中,膚色黝黑,眼睛裏像蒙了一層令人難以察覺的陰霾。但這陰霾的後麵又似乎還有內容,因此顯得有些深邃。我和他握了一下手,請他坐下。他就在我的對麵坐了。我叫李祥生。他說。他的聲音帝著沉重的胸腔共鳴。我點點頭,表示已經知道了。我注意到他沒穿警服,隻是穿了一件有些隨意的米色夾克衫,裏麵是深色的圓領T恤,給人一種很幹練的感覺。

  是的,他又說,周雲的案子當年是經我手辦的。

  我問,是你自己……私下辦的?

  他說是,我沒告訴單位領導。

  我又點點頭,就取出一隻錄音筆打開,放到他麵前的桌上。他於是稍稍沉了一下,就開始講述起來……

  一

  這應該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1982年畢業於這個城市的師範大學數學係,也就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在那個時代,大學生畢業還要由國家統一分配。按當時的分配政策,師範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是一律要去中學當教師的。但那時候,中教界的待遇還很低,因此一般沒人願意去。當時我們班有一個叫李大慶的同學,他父親是這個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於是公安局就專門為他給了我們係一個名額,是去公安局下屬的勞改局,到監獄工作。但是,這個李大慶一聽說是去監獄,幹部子弟的脾氣就上來了,死活不肯去。可指標既然下達我們係,再想要回去已經不可能,於是也就由我們係自己支配了。當時我是係裏的學生幹部,不僅表現積極,政治條件也很好,係裏就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去勞改局。那時警察還不叫警察,叫民警,說實在話,我對當時的民警印象並不好,覺得那些人穿著一身藍不藍綠不綠的警服不想著如何為人民服務,卻整天狐假虎威地嚇唬老百姓。可是轉念再想,去勞改局當民警總比去中學當教師強,於是也就答應了。

  就這樣,我來到勞改局,被分到西郊監獄。

  我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接觸周雲的。我剛到監獄時,一穿上這身警服感覺立刻就變了,竟有了一種莊嚴的責任感。我每當看到自己帽徽上鮮紅的國徽,就覺得是代表國家,代表政府,更重要的是代表我們強大的國家機器。因此,我對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很認真,對每一個細節也從不掉以輕心。我下定決心,要對得起國家給予的這份信任。

  我漸漸發現,關在001號監室的犯人有些不太正常。

  這個犯人就是周雲。她當時60多歲,據同事對我講,已在這裏關了十幾年。我曾經看過關於她的材料,她是因為曆史問題被判刑的。據案情記載,她的原籍是江西贛南,祖輩務農。她在三十年代初投身革命,後來還曾經參加過遊擊隊。1934年秋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她繼續留在蘇區堅持對敵鬥爭,但後來被捕就叛變了革命。據說當時被她出賣的人很多,其中還有我們黨很重要的領導同誌。因此,她的刑期也就很長,被判的是無期徒刑。

  我聽同事講,這個周雲的認罪態度很不好,這些年來一直拒不接受改造,堅持說自己有冤情,在監室裏不停地寫申訴材料。但她的申訴材料隻到監獄這一級就被扣下了。那時各種類似的申訴材料很多,監獄不可能都送上去,上級有關領導也沒時間看這些東西。因此,盡管這個周雲一直在從早到晚不停地寫,但她並不知道,這些材料交到監獄之後就都被扔在角落裏了。那時一些冤假錯案都已陸續平反,但這個周雲的案子卻始終沒有翻過來。有關領導也曾問過此事,卻都沒有任何結果。後來監獄方麵也就明白了,看來這個周雲的案子確實不屬於錯案,因此也就不會涉及平反昭雪的問題。如此說來,監獄方麵一直將她的申訴材料扣下也就做對了,否則真轉上去不僅毫無意義,也隻會給上級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於是,從此之後,監獄索性就給周雲準備了大量的廢舊紙張,隻要她想寫就為她無條件提供,待她寫完之後,隻要將這些廢紙從一個角落放到另一個角落也就是了。周雲漸漸地似乎也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是再寫完材料之後就不交給監獄方麵,而是一頁一頁地撕碎,然後一邊喃喃自語地嘟囔著,將這些碎紙一把一把地從鐵門上的窗洞裏扔出來。那些扔出的碎紙像一團一團白色的蝴蝶,在監房的樓道裏上下飛舞。監獄方麵認為周雲這樣做嚴重地破壞了監房的環境衛生,因此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警告,如果她再這樣肆意亂扔紙屑就要根據有關的監規對她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但周雲卻置若罔聞,不僅我行我素,而且向外拋撒的紙屑也越來越多。漸漸地,那些紙屑甚至將她監室門口的地麵都白花花地覆蓋起來。看上去,像一堆蝴蝶的屍體。

  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天傍晚臨近下班時,我從001號監室的門前走過,看到一地的爛紙,就找來一把掃帚想清掃一下。我將這些爛紙掃到一起正準備倒進垃圾箱,不知怎麽突發奇想,就蹲到地上將幾塊碎紙拚在一起,想看一看這個周雲究竟都寫了些什麽。然而這一看,竟讓我大感意外。周雲寫的雖然密密麻麻,內容卻很簡單,翻來覆去隻是幾個歪歪扭扭的字在來回重複。但這些字我仔細看了一陣,卻都無法辨認。

  我立刻感到很奇怪,難道……她一直寫的就是這樣一些東西?

  我當即決定,將周雲最近一段時間寫的材料都找來看一看。我立刻來到監獄的資料室。那時資料室還形同虛設,平時幾乎沒有人去查閱資料。在資料室的裏麵還有一個套間,是一個隻有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庫房,用來存放監獄裏一些沒用或廢棄的文件資料。我知道,周雲這些年來寫的申訴材料,就應該都被擱置在這裏。我在一個滿是灰塵的角落裏果然找到了這些材料。這些材料竟然整整地裝滿一籮筐。我大致翻弄了一下,顯然,放在最上麵的應該是最新寫的,越往下時間就越早。我拿起最上麵的幾頁紙看了看,都是同樣的字跡,也是那樣的密密麻麻歪歪扭扭,但如果仔細看卻無法辨認出究竟寫的是什麽。再往下翻,我忽然發現幾頁紙。這幾頁紙是夾在一摞散亂的紙中,用一個曲別針勉強別在一起,雖然字跡同樣的潦草怪異,但如果仔細看,竟然能看出所寫的內容。

  我立刻將這幾頁紙拿出來,帶回到宿舍。

  在這個晚上,我將這幾頁紙很認真地看了一下。這顯然是周雲某一份申訴材料中的一部分,寫的是她當年在遊擊隊裏如何與丈夫結合,後來又是如何離開遊擊隊的一段過程。這幾頁材料雖然字跡還能勉強辨認出來,卻斷斷續續,詞語不僅不連貫也有些淩亂,我幾乎看了大半夜,才通過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將她所要表達的意思重新梳理再拚接起來。據她在這份材料中說,她當年的丈夫叫羅永才,她和他是在1935年初春走到一起的。那時中央主力紅軍已戰略轉移,也就是開始了後來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留下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等機關以及紅軍二十四師也已經分九路突圍,蘇區完全被國民黨軍隊戰領,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留下堅持鬥爭的地方武裝,生存環境也就越來越殘酷。當時為了便於隱蔽和相互照顧,遊擊隊員一般都是男女相配,也就是說,大都是夫妻。周雲所在的這支遊擊隊一共有十七個人,共中八對是夫妻,隻有周雲一個單身。她那時還隻有18歲,每天鑽山林住岩洞,別的女遊擊隊員都有丈夫在身邊照顧,她一個女孩獨自麵對這一切艱難的程度就可想而知。後來羅永才就從別的遊擊隊調過來。那時羅永才21歲,也是單身,生得魁梧壯實也很熱心幫助戰友。於是遊擊隊的領導幫他們撮合,就這樣,兩人走到了一起。

  關於羅永才後來犧牲的過程,周雲在這份材料中是這樣記述的。

  那一年開春,由於國民黨的幾十萬軍隊占領蘇區之後不斷“清剿”,鬥爭環境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加艱難。就在這時,遊擊隊突然接到上級一個特殊任務,說是要護送中央機關的一位重要領導同誌去粵北,隻要進入粵北境內,那邊的遊擊武裝自會有人接應。但是,周雲這時已經懷有身孕,而且妊娠反應很嚴重,總是不停地嘔吐,身體非常虛弱。遊擊隊領導考慮到這一次任務的特殊性,就和周雲商議,讓她下山去休養一段時間,待生了孩子再想辦法歸隊。但周雲的家雖然是在山下,可她離家已經很久,估計家裏已沒有什麽人。於是羅永才考慮了一下,就讓周雲先去他的家裏。周雲就這樣在一個傍晚離開遊擊隊,獨自下山去了羅永才的家。所以,周雲的這份材料寫到這裏特別強調,她那一次離開部隊並不是臨陣脫逃,而是奉了遊擊隊領導的指示,暫時下山去羅永才的家裏生孩子。

  羅永才的家是在山下的下屋坪村,與周雲的家隻隔著一架山。所以,周雲對去他家的路很熟悉。在那個晚上,周雲摸著山路好容易來到下屋坪村羅永才的家裏。羅永才的父母還都健在,他們一見這樣一個眉目清秀的兒媳突然帶著身孕來到家裏,就如同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自然都喜出望外。一番問這問那之後,見她由於長期鑽山林風餐露宿,蓬頭垢麵身上肮髒不堪,就趕緊忙著燒水讓她洗一洗身上再換了幹淨衣服,然後又找出家裏的糧食為她做飯。就這樣,周雲就在羅永才的家裏住下來。那時國民黨的“靖衛團”正在到處搜捕紅軍家屬,所以羅永才的家裏一直說羅永才是去贛江下遊為人家運木材了。因此這一次,他父母就對村裏人說,周雲是羅永才在外麵娶的媳婦,現在懷了孕才送回家來。村裏知情的人立刻心領神會,於是也就都幫著羅永才的父母隱瞞。因此,周雲在下屋坪村並沒引起人的懷疑。

  出事是在幾天以後。

  關於這一段記述,周雲材料上的字跡更加潦草,因此辨認也就更加困難。但語句卻突然一下流暢起來,也明顯的有了一些條理。據材料上說,出事是在一個上午。當時周雲正躺在家裏的竹床上。她這時妊娠反應越來越重,已經虛弱得無法起來。就在這時,一個叫賴順昌的人帶著幾個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闖進家來。這賴順昌原本是附近前樟坑村一個遊手好閑的懶漢,隻靠偷雞摸狗混日子。紅軍主力轉移以後,地主豪紳卷土重來成立了“義勇隊”,賴順昌就去投靠了“義勇隊”,整天帶著靖衛團的人到處搜尋蘇區幹部和紅軍家屬。在這個上午,賴順昌帶著人闖進來,看到躺在床上的周雲,就轉身對一個又矮又瘦軍官模樣的人說,就是這個女人。那個矮瘦軍官走過來,朝周雲看了看問,你就是周雲?當時周雲聽了立刻感到奇怪,她來到羅永才家之後,已經改名換姓叫溫秀英,她摸不清楚這些人怎麽會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但她沒動聲色,隻是對這個矮瘦軍官說,我不知道周雲是誰,我叫溫秀英,是羅永才的女人。羅永才?那個矮瘦軍官微微一笑說,我們來找你就是因為羅永才。他這樣說罷又朝身邊的人做了一個手勢,就轉身出去了。幾個士兵立刻走過來,從竹床上拉起周雲就架著往外走。羅永才的父母一見連忙撲過來擋在門口。這時賴順昌就走過來說,你們不要找麻煩,田營長是去讓她認屍的,隻要認完了屍首立刻就會放回來。羅永才的父母一聽說是讓周雲去認屍,立刻都驚得呆住了。那幾個士兵趁機就將周雲架出去了。

  周雲在這份材料上說,她後來才知道,她所在的那支遊擊隊在完成護送領導同誌去粵北的任務時,不幸中了敵人的埋伏,連同那個領導同誌以及她的丈夫羅永才在內,已經全部犧牲了。在那個上午,賴順昌領著那個叫田營長的國民黨軍官率人將周雲架到山上去,就是想讓她辨認一下,哪些屍體是遊擊隊員,最後剩下的那具她不認識的屍體,自然也就是他們要護送的人。周雲在這份材料上也承認,她至今仍然搞不明白,敵人在當時怎麽會對這件事的底細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如果他們讓她去認屍,也就說明她的身份已經暴露,而敵人又是怎麽知道她也曾是遊擊隊員呢?

  周雲在那個上午被幾個國民黨士兵架上山,就看到在山坡的一片空地上橫躺豎臥地擺放著一堆屍體。這些屍體顯然都是剛從什麽地方抬來的,身上滿是黑紫的血汙,有的中彈是在臉上,看上去慘不忍睹。這時,那個叫田營長的矮瘦軍官走過來,對架在兩邊的士兵揮了一下手。那兩個士兵立刻朝後退去。周雲的身體失去了支撐,搖晃了一下勉強站住了。田營長的樣子還算溫和,他讓周雲仔細看一看,在這些屍體中有沒有她不認識的人。田營長又衝周雲微微一笑,心平氣和地說,我知道,你過去跟他們是一起的。

  周雲當然明白這個田營長的用意。

  在國民黨軍隊的“清剿”過程中,如果捉到或打死紅軍的重要領導人是有很高獎賞的,所以,這個田營長顯然是想找到他要找的屍體,查明身份,然後去上級那裏邀功請賞。這時周雲的腹痛突然開始加劇起來。她艱難地走到這些屍體的近前,立刻聞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氣味。這些遊擊隊員由於長期在山林裏露宿,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身上都已衣衫襤褸,再濺上黑紫的血汙,看上去就都成了一個樣子。但是,周雲在心裏暗暗數了一下,突然將兩個眼睛睜大起來,她注意到,這些屍體一共是十七具。周雲知道,當初遊擊隊包括自己在內一共是十八個人,現在自己離隊,如果再加上那個被護送的領導應該還是十八個人,但眼前的這些屍體卻是十七具,這也就是說,應該還有一個人在這次戰鬥中幸免於難。這個人是誰呢?會不會是羅永才?這時,那個田營長也注意到周雲臉上的變化,立刻走過來問,你看到了什麽?周雲搖搖頭說,沒看到什麽。賴順昌從旁邊走過來,別有用心地說,咱們開始認屍吧,你一具一具認,看哪一個是你男人羅永才。周雲慢慢回過頭說,既然你是前樟坑村“義勇隊”的人,你會不認識羅永才嗎?賴順昌立刻被問得支吾一下,說,這些屍體都打得稀爛,誰還能認得出來。說罷就捂著鼻子躲到一邊去了。這時,周雲雖然這樣說,卻把目光轉向那些屍體。她小心地在那些屍體中搜尋著,唯恐看到自己最怕看到的人。但就在這時,她的目光突然定住了。她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麵孔。那個麵孔顯然是在一個極端憤怒而又痛苦的瞬間凝固住了,因此有些扭歪,兩隻沒有閉上的眼睛裏仍然透出冰冷的怒火。周雲突然感到天旋地轉,肚子裏也猛地抽動一下,接著就劇烈地疼痛起來。

  她眼前一黑,就栽到地上失去了知覺……

  周雲的這份材料就到這裏。後麵還有半頁紙,但上麵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我注意到,這些字跡不是因為潦草,而像是被水洇過。我想,這也許是周雲的淚水。我又努力辨認了一下,這半頁紙上的文字大致是說,那一次在山坡上認屍,她昏倒之後就流產了。敵人認為她死定了,就將她扔在山坡上走了。直到傍晚,她才被找上山來的羅永才父母背回家去……

  二

  我立刻對001號監室這個叫周雲的女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我又在她寫的這份材料中發現一個問題。如果從她的講述看,她所說的事情是發生在1935年春,而她當時是18歲,那麽這樣計算她現在就應該是66歲。但我清楚記得,在她的犯人登記表上填寫的出生年月是1915年8月,也就是說,這樣算她的實際年齡應該是68歲。不過我想,這也並不奇怪,在那個年代,尤其是在贛南地區那樣的農村,很少有人用公元去記自己的出生年月,一般都是後來經過換算才確定的,這也就有可能出現一些誤差。

  也就從這以後,我開始注意這個周雲。

  我再走過001號監室的門前時,就總是有意放慢腳步。我想觀察一下這個周雲平時在監室裏都幹些什麽。我發現,正如別的同事告訴我的,她在監室裏似乎隻做兩件事情,要麽趴在牆角的小桌上埋頭寫材料,要麽一邊喃喃自語著不停地走來走去。一天,我終於忍不住了,就在001號監室的門前停下來,隔著鐵門上的窗洞朝裏麵看著。周雲仍像平時一樣一邊喃喃自語著在監房的中間來來回回不停地走。她走路的樣子並不顯衰老,兩腿很有力,步子也邁得很堅實,因此看上去還給人一種矯健的感覺。隻是來回走得有些茫然,似乎在思考著什麽令人焦慮的事情。突然,她也發現了我,於是立刻停住腳步,愣了片刻,就朝這邊一步一步地走過來。她來到鐵門跟前站住了,微微側過臉,隔著那個小小的窗洞與我對視著。我發現她的臉上雖然已經滿是滄桑的皺褶,眼睛卻仍然很亮,而且像嬰兒一般清澈。

  她就這樣與我對視了一陣,忽然說,你是新來的。

  我稍稍愣了一下,問,你怎麽知道我是新來的?

  她說,我過去從沒見過你。她說話帶著濃重的江西贛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給人的感覺也很清醒,似乎不像是瘋瘋癲癲的人說出來的。我刻意不讓自己的臉上有任何表情。我對她說,你應該正常吃飯。我已經聽同事說了,這個周雲的食欲很不好,經常一整天不吃一點東西。周雲顯然將我的話聽進去了,她又很認真地看看我,然後問,你……真的關心我嗎?

  我說,我在這裏的工作,就是關心每一個接受改造的犯人。

  她搖搖頭說,你如果真的關心我,就不應該隻是吃飯問題。

  她這樣說罷,仍然盯住我用力地看著。

  我沉一下問,你說,應該是什麽問題?

  賴春常,說的都是假話。

  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賴春常?

  賴春常是誰?

  她忽然笑了,說,你會不知道賴春常是誰嗎?

  我又努力想了一下,還是想不出她說的這個賴春常究竟是誰。

  好吧,她說,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賴春常曾經是咱們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當年不知害死過多少我們的同誌,這樣的人,他說的話怎麽可以輕易相信呢?她這樣說罷,又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哼,雖然他改了名字……我也知道他是誰……

  她這樣說著就轉過身,又朝監室的深處走去。

  周雲的這番話更加引起了我的興趣。

  在這裏我要說一句,我得承認,如果是在今天,我不會在意這個周雲說了什麽,更不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探究她的案情,因為這些年我已經見過太多的事了,在我感知器官的表麵已磨出一層厚厚的老繭,我已經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但在那時候,我畢竟隻有二十幾歲,還是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又是一個剛穿上警服的年輕獄警,因此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所以,我當即決定,要想辦法將這個周雲的案卷調出來看一看。進入八十年代以後,我們國家的司法製度已經開始重新建立起來,那時在監獄羈押的犯人,一股情況下案卷都是存放在法院,但公安機關也會有一個副本。我工作的勞改局是公安局的下屬機關,所以跟他們聯係應該方便一些。於是,我在一天上午就給市局那邊負責案卷的部門掛了一個電話。那邊一聽說是自己係統的人,果然很客氣,但還是公事公辦地告訴我,要想查閱犯人案卷,必須要有單位的證明信。這對我顯然是一個難題。我去查閱周雲案卷這件事並不想讓單位領導知道。我想了一下,覺得隻能求助在大學時的那個同學李大慶了。李大慶的父親是公安局的副局長,這點事打一個招呼,應該不成問題。

  於是,我立刻給李大慶掛了一個電話。

  這時李大慶還是分來市公安局,被安排在八處工作。我知道,八處是一個要害部門,幾乎掌握著這個城市公安係統所有人員的情況。但讓我沒想到的是,李大慶一聽說要求他父親辦事,竟立刻一口回絕了。他在電話裏告訴我,他父親當領導之後一直跟家裏人有一個約定,無論誰,無論什麽事,都不準向他開口。所以,李大慶說,要想找他父親是不可能的。不過……李大慶想了一下又說,這件事他可以試一試。我聽了立刻眼前一亮,對啊,李大慶是李副局長的兒子,這在局裏是盡人皆知的,他打電話和他父親打電話還不是一樣,況且他現在又在八處這樣的要害部門工作,負責案卷那邊的人也總要給一些麵子。

  我連忙說好好,那你現在就給那邊打個電話吧。

  果然,時間不長,李大慶的電話就又打過來了。

  他說,你現在過去吧。

  我問,你……說好了?

  他說,說好了。

  沒問題了?

  你去吧。

  李大慶說罷就將電話掛斷了。

  我立刻來到市局。負責案卷的人一聽說是我果然沒再提證明信的事,立刻就將已經準備好的周雲案卷拿出來。但他們又對我說,案卷是不可以拿走的,隻能在這裏查閱。我看了看這個滿是灰塵的卷宗夾,雖然不算太厚,但要想把裏麵的內容看一遍也需要一定時間。負責案卷的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旁邊的一個房間指了指告訴我,那裏有一個閱卷室,是專供查案卷的人使用的,但一般不會有人來。

  我聽了點點頭,就來到閱卷室。

  周雲的案卷並不複雜,除去一些相關法律程序的文書,還有一張判決書。這張判決書顯然是六十年代寫的,所以給人的感覺不是很規範,案情記述也很簡要,隻說是在1935年春,中央主力紅軍戰略轉移後,由於鬥爭環境殘酷,周雲意誌動搖,先是私自脫離革命隊伍,繼而被敵人逮捕之後又貪生怕死,變節投敵,而且由於她的出賣使我黨遭受重大損失,直接導致一位當時很重要的領導同誌和十六位遊擊隊員全部遇難。判決書上最後說,周雲以上的犯罪事實清楚,且有充分的人證和物證,據此判處她無期徒刑。

  我在這張判決書的下麵,又看到一份證明材料。

  這份證明材料是一個調查筆錄,被調查者是一個叫賴春常的人。周雲曾對我說,賴春常說的話都是假的。我想,她指的是不是這份證明材料?接著,我又想起來,周雲還曾說,這個叫賴春常的人曾經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當年不知害死過多少革命同誌。那麽,這樣一個人,他又怎麽會為周雲的事作證呢?我立刻將這份材料拿出來。材料的開頭先是介紹賴春常的基本情況:賴春常,男,漢族,1917年出生,職業農民,家住東岰人民公社下屋坪生產大隊。然後是記載事情的經過,1958年,賴春常突然揭發出周雲有叛變投敵的曆史問題,這件事立刻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於是當即派人前往下屋坪村向賴春常核實情況。

  接下來就是調查者在下屋坪村,向賴春常核實情況的筆錄。

  調查者問得開門見山:你根據什麽說周雲曾經叛變投敵?

  賴春常的回答也很幹脆:這件事,是我親眼看見的。

  問:你親眼看見周雲叛變?

  答:是的,我親眼看見的。

  問:這件事還有誰可以證明?

  答:再有……就是田營長了。

  問:田營長?田營長又是誰?

  答:是……一個國民黨軍官。

  問:國民黨軍官?

  答:不過,你們恐怕已經找不到他了。

  問:你能詳細說一下這件事的經過嗎?

  答:當然可以,這件事的經過很簡單。

  接下來就是賴春常的陳述。

  那是1935年夏天,具體是五月還是六月,已經記不清了。一天夜裏,周雲突然從山上跑下來,藏到下屋坪村她丈夫羅永才的家裏。當時在下屋坪村附近的前樟坑村,剛好駐紮著一支國民黨的清剿部隊,是田營長的隊伍。田營長聽說了此事,又知道這個周雲曾是紅軍遊擊隊的人,第二天下午就帶人來到下屋坪村,直撲羅永才的家把周雲堵在了屋裏。周雲一被逮捕立刻就嚇得說不出話了,接著田營長又威脅她,說是如果她不肯招供,就把她送去靖衛團,讓靖衛團的那些人把她糟蹋夠了,再拉去山裏活埋。周雲一聽田營長這樣說就嚇得哭起來,接著也就全招了,她告訴田營長,山上的遊擊隊剛剛接到上級一個特殊任務,說是要護送一位重要領導去粵北。然後,周雲又告訴了田營民遊擊隊準備走的詳細路線。就這樣,田營長立刻派了一支隊伍連夜上山,在遊擊隊要經過的路上設下埋伏。到後半夜時,果然就將遊擊隊等到了。當時遊擊隊的人由於連夜趕路已經很疲憊,看到路邊有一個紙寮,就進去想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紙寮是當地一種特殊建築,一般都是用竹子搭建的簡單棚舍。那時山裏人還習慣用竹子造一種土紙,這種紙寮就是專門用來造紙用的。但是,就在遊擊隊的人進到那個紙寮裏,田營長的隊伍也迅速在外麵將這個紙寮包圍起來。他們包圍了紙寮卻並沒有急於行動,隻是耐心地等待天亮。就這樣,天亮以後,田營長的隊伍突然向那間紙寮發起攻擊。當時在紙寮的四麵都架起機槍,所以遊擊隊的人一衝出來立刻就被猛烈的火力壓回去。其實田營長事先已有命令,要盡量捉活的。但那些遊擊隊的人都不怕死,硬是頂著子彈拚命往外衝,就這樣,十幾個人全被打死了。這時田營長的隊伍才衝上去,將那些還在冒著煙的屍體拖出來清點了一下,整整是十七個人。於是就將這些屍體都抬回來。

  賴春常說到這裏,就被調查者打斷了。

  調查者問,當時為什麽要將這些屍體抬回來?

  賴春常說,田營長想查找,究竟哪一個是遊擊隊要護送的人。

  調查者說,好吧,你繼續說。

  賴春常說,在那個下午,周雲向田營長提供了遊擊隊的情況之後,就被放回家去了。這時,田營長又派人把她抓回來,讓她去山上辨認屍體。就這樣,周雲被帶到山上,將那些屍體一具一具辨認之後,就找出了那個遊擊隊要護送的人,他的前胸中了兩槍,脖子上還中了一槍,於是田營長就命人將這具屍體抬出來,弄到上級那裏請賞去了。

  這時,調查者突然又將賴春常打斷了。

  調查者說,等一等,這裏有一個問題。

  賴春常問,什麽……問題?

  調查者說,你說的這個過程這樣詳細,你是怎樣知道的?

  沉默。賴春常沒有回答。

  調查者又問,你剛才說,你是親眼看到周雲叛變的?

  賴春常答,是……我是……親眼看到……她叛變的。

  調查者問,你是怎樣看到的呢?

  調查者又問,當時,你在場嗎?

  調查者說,這應該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如果你無法回答,那麽你說的這些情況也就都不能成立,不僅不能成立,你還要解釋清楚,你為什麽要這樣說。

  賴春常說,好吧……我說,我當時,確實……就在現場。

  調查者問,你為什麽在現場?你是以什麽身份在現場呢?

  賴春常說,我……我在當時……是前樟坑村的偽甲長。

  調查者問,國民黨政權的偽甲長嗎?

  賴春常說,是,可這是……他們逼我幹的。

  調查者說,好吧,你再把其他細節想一想,我們還會找你的。

  賴春常說,好的……我如果再想起什麽,會立刻告訴你們的。

  這份調查筆錄就到此為止。

  三

  我從市局回來,心裏還一直在想著這個叫賴春常的人出具的證明材料。如果從周雲的案卷看,這份證明材料顯然對她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周雲的公婆,也就是羅永才的父母後來相繼去世,於是解放後,周雲就來到這個城市投奔羅永才的一個遠房叔叔,後來又進了一家服裝廠做工。如果沒有這個叫賴春常的人揭發,周雲已經生活得很平靜,在這個城市也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的過去。但是,這個賴春常卻突然說出這樣一件事。從這份證明材料的時間看,應該是在1968年春天。1968年,在那樣一個時間突然揭發出這樣一個問題,後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如果按這個賴春常所說,他當時是前樟坑村的偽甲長,發生這件事時又在現場,那麽他的揭發和證明也就應該最直接了。但是,這裏又有一個問題,如果賴春常是前樟坑村的偽甲長,那麽去下屋坪村抓周雲時他怎麽會在場呢?此外還有兩個細節。這兩個細節在周雲那份殘缺不全的申訴材料中曾經出現過,這次在賴春常的證明材料中又再次出現。

  首先,周雲的申訴材料中曾提到一個叫賴順昌的人,而且據周雲講,在她被架去山上認屍時,這個賴順昌也一直在場。但她的材料中卻並未提到有賴春常這樣一個人。而在賴春常的證明材料中,又始終堅持說自己當時就在現場。接著我又想起來,周雲曾經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她說,賴春常說的話都是假的。這也就是說,周雲是知道有賴春常這樣一個人存在的,那麽,這個賴春常又究竟是什麽人呢?“賴順昌”和“賴春常”,這兩個名字在諧音上很相近,從這一點看,這兩個人會不會是同個人呢?此外還有個更重要的細節,周雲曾在她的申訴材料中提到,在她被押上山去認屍時,曾經注意到,一共是十七具屍體,而她清楚記得,當時遊擊隊一共是十八個人,她離隊之後,如果再加上那個被護送的領導同誌應該仍然是十八個人,這時怎麽會隻有十七具屍體呢?而這個細節在賴春常的證明材料中也再次出現。據賴春常說,當敵人衝進那個已經被打得稀爛的紙寮,清點那些身上還在冒煙的屍體時,整整是十七個人。這個說法與周雲所說剛好吻合。如此看來,當時這支遊擊隊的隊員並沒有全部犧牲,應該還有一個人幸免於難。那麽,這個人又到哪去了呢?

  我想到這裏,就決定再向周雲詢問一下。

  這天晚上剛好是我值班。傍晚六點鍾,別的同事都下班以後,我就來到監房。我先是不動聲色地在監房的樓道裏走了一趟。經過001號監室的門前時,我迅速地朝鐵門上的那個窗洞裏看了一眼。我發現,周雲竟然也正在朝外看著。她一定是聽到了我的腳步聲。在我朝窗洞裏看去的一瞬,與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感覺到她的目光裏有一種渴望和期待。於是,在我折身回來,又走到這扇鐵門的窗洞跟前時,就站住了。這時我發現,周雲竟然已經等在窗洞的近前。但她隻是隔著窗洞靜靜地看著我,並沒有說話。

  我沉了一下,問她,賴春常……是什麽人?

  賴春常?

  對,賴春常。

  你是……從哪裏知道這個人的?

  我立刻被她問得愣了一下。我不想讓她知道,我已經去市局查閱過她的案卷,於是想了想就說,是你告訴我的,你說,賴春常說的話都是假的。

  哦……

  她皺起眉想了想,點點頭。

  我又問,你還曾說,他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是的,她說,他確實曾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我問,就因為他當過國民黨政權的偽甲長嗎?

  周雲立刻問,你怎麽知道……他當過偽甲長?

  她又搖搖頭,說,我沒對你說過這樣的話。

  我突然意識到,我說漏嘴了。賴春常曾經當過國民黨政權的偽甲長這件事,我是在周雲的案卷裏看到的,周雲確實從沒有對我說過。看來周雲的頭腦的確很清醒,她對我說過什麽沒說過什麽,心裏都是很清楚記得的。因此,我想,我跟她說話要小心。

  賴春常和賴順昌,是同一個人。

  周雲突然對我說。

  他們真是……同一個人?

  是,周雲看著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賴春常這個名字,應該是他解放以後改的,雖然我沒有任何證據,但我也知道,就是這麽回事,因為他說自己是下屋坪村人,可是下屋坪村根本就沒有賴春常這樣一個人,而且他揭發我的一些事情,當時除去那個田營長,也應該隻有賴順昌一個人在場,雖然賴春常揭發我叛變不是事實,可他說的一些細節跟當時還是對得上的,如果賴春常不是賴順昌,就隻有一種可能,這些細節都是那個田營長告訴他的,但我知道,雖然那個田營長解放以後還在,可是賴春常不可能有機會見到他,就是見到了田營長也不會對他說起當初的那些事情,所以,也就隻有這一種可能了。

  我得承認,周雲說的這番話條理很清晰,邏輯性也很強,應該說,如果僅從她的分析看沒有任何問題。但接下來也就出現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倘若這個賴春常和賴順昌的確是同一個人,那麽這個人也就並不是隻在三十年代當過偽甲長這樣簡單了,按周雲的說法,他是投身到當時的地主武裝“義勇隊”,而且還曾經帶領國民黨軍隊到處搜捕蘇區幹部和紅軍家屬,還“害死過很多我們的同誌”。這也就是說,他將自己過去的曆史都隱瞞起來。

  那麽,這樣一個人提供的證詞,還能采信嗎?

  有一個想法始終纏繞著我。解放以後,周雲來到這個城市,進了一家服裝廠,她的生活原本很平靜,似乎已經與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沒有關係了。但是,就因為這個賴春常的揭發,突然將過去的那些事情又都重新翻出來,不僅打亂了她平靜的生活,也使她從此陷入這種沒有盡頭的牢獄生活。且不論當年周雲叛變這件事是否屬實,這個賴春常,為什麽要這樣做呢?而倘若真像周雲所說,他揭發的那些事都是誣陷,那麽他這樣誣陷周雲的目的又是什麽呢?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心裏有了一個想法。我很想見一見這個曾經叫賴順昌,解放以後改名叫賴春常的人。我有一種預感,如果能見到這個人,當麵問一問他,一定能從他口中知道一些更直接的事情。從那份證明材料上可以看出,這個賴春常解放後一直在下屋坪村務農,如果是這樣,我隻要去一趟江西,到下屋坪村就可以找到他。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很想去探究一下這件事的真相。同時,我也被一股強大的熱情鼓舞起來。我是一個人民的公安民警,如果周雲的這件案子確有冤情,那麽,我就有責任為她澄清。

  八十年代的交通還不像今天這樣便利,而且,我那時每月的收入也很有限。但我還是拿出平時的一些積蓄,向單位請了幾天假,就買了一張車票登上南下的火車。我按著事先在地圖上查閱的路線先到贛州,然後又換乘長途汽車。那時贛南地區的公路體係還很不發達,而當地的地貌又是丘陵,長途汽車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顛簸了將近半天時間,我又步行幾十公裏,才在一個很深的山岰裏找到這個下屋坪村。當時下屋坪村還叫下屋坪生產大隊。我直接來到村裏的大隊辦公室,找到村幹部。接待我的是一個40多歲的農村漢子,操一口濃重的贛南口音。他自我介紹說,姓溫,是下屋坪村的大隊革委會主任。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溫主任一聽說我的來意,就告訴我,賴春常已經死了。

  我一聽連忙問,他是什麽時候死的,怎麽死的?

  溫主任想一想說,這個人已經死很多年了,好像……是自殺死的。

  據溫主任證實,賴春常的確跟賴順昌是同一個人。賴順昌是解放那年從前樟坑村遷來下屋坪村的,同時改名叫賴春常。他原本在村裏默默無聞,平時也很少說話。但在1968年春天,突然有一夥前樟坑村的人闖來下屋坪村,說是賴順昌有嚴重的曆史問題,要將他揪回去批鬥。直到這時下屋坪村的人也才知道,原來這個賴春常過去叫賴順昌。前樟坑村的人將賴春常捆回去,連續召開了幾天批鬥大會。那時的批鬥大會實際也就是打人會,每次都是將賴春常五花大綁,讓他跪到土台子的中央,然後周圍站著幾個人輪番用毛竹在他的身上用力抽打,一邊抽打台下的人一邊高喊口號,並且讓他交代問題。就這樣,幾天以後,賴春常實在挨不住這樣的拷打,就胡亂交代出周雲曾在1935年春天叛變的事。這件事一說出來自然非同小可,立刻引起前樟坑村的高度重視,連夜就將此事匯報到公社,公社又報到縣裏。縣領導也意識到這件事的案情重大,於是又逐級匯報到省裏。就這樣,當時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迅速派出專人調查,當得知這個周雲已經移居到外省的城市,便立即向這邊的相關部門發出通報。但是,讓賴春常沒有想到的是,他說出周雲這件事不僅沒能拯救自己,反而將自己拖入一個更可怕的深淵。賴春常在交代這件事時存在一個明顯的漏洞。如果按他所說,周雲叛變的時候他也在場,那麽他是以什麽樣的身份在場?前樟坑村的偽甲長?這樣的說法無疑站不住腳,既然是前樟坑村的偽甲長怎麽會跟隨那個國民黨軍官田營長去下屋坪村抓人呢?上麵立刻組成專案組,又對賴春常展開更深入的調查。

  這時賴春常已經又被下屋坪村的人押解回來。因為下屋坪村認為賴春常是他們的人,所以這樣重大的曆史問題,理應由他們審問。專案組來到下屋坪村,和村裏的幹部群眾一起對賴春常進行審問,這一審果然就審出了更大的問題。原來賴春常,也就是當年的賴順昌在前樟坑村並不是什麽偽甲長,而是地主武裝“義勇隊”的副大隊長,在1935年的“大清剿”中曾帶領國民黨軍隊和“靖衛團”的人到處搜捕蘇區幹部和紅軍家屬,不僅罪行累累,兩手也沾滿了人民的鮮血。賴春常在交代出這些問題之後,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於是一天夜裏就將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條一條搓成繩索,把自己吊在窗欞上了。

  但是,溫主任又向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據溫主任說,當初在省裏的專案組下來調查時,一度曾懷疑賴春常隻交代了一部分情況,而將另一些與自己有關的情況都隱瞞起來,比如,他是不是與周雲相互勾結,二人共同將遊擊隊的情報出賣給敵人的?賴春常當然很清楚,出賣遊擊隊比當“義勇隊”副大隊長的罪過更大,所以當專案組的人這樣問他時,立刻矢口否認。他否認的理由是,他當時既然在“義勇隊”,如果真知道遊擊隊的情況隻要直接告訴那個田營長就是了,這樣還能得到一大筆賞金,有什麽必要再去抓周雲,費那樣大的氣力從她的口中掏出情況呢?賴春常為了證明這件事,又向專案組說出一個叫韓福茂的人,他說這個韓福茂就住在東岰鎮上,他對自己當年沒有出賣遊擊隊這件事應該很了解,如果專案組的人不相信可以去問一問他。專案組的人立刻問,這個韓福茂又是什麽人。賴春常支支吾吾,隻說是田營長在哪一次打伏擊時抓到的什麽人。但在那時候,專案組急於想搞出一個結果,所以隻是想盡一切辦法反複審問賴春常。就這樣,還沒等他們去東岰鎮找那個叫韓福茂的人,賴春常這裏就已經自縊死了。

  溫主任說的這個情況立刻引起我的極大興趣。我沒想到,在這裏又發現了一條新線索。如果真能找到這個叫韓福茂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一個了解當時情況的途徑。

  我連忙問,這個韓福茂,現在還在東岰鎮嗎?

  溫主任告訴我,後來下屋坪村曾派人去東岰鎮了解過,這個韓福茂果然還在。他當時已經50多歲,在鎮裏的小西街上做裁縫。不過那時賴春常已經自殺,所以去了解情況的人隻是簡單地向他詢問了一下當年的情況。但這個韓裁縫卻說,他從不認識賴春常,更沒有被什麽國民黨軍隊的田營長抓到過。他對去調查的人說,你們一定是找錯人了。

  就這樣,溫主任說,去調查的人也就隻好回來了。

  我又問,你們去東岰鎮找這個韓福茂,是哪一年?

  溫主任想一想說,大概是在……1970年前後。

  我立刻在腦子裏算了一下,如果按溫主任這樣說,這件事就剛剛過去十幾年,這個韓福茂當時50多歲,現在也就應該隻有60多歲。我當即決定,去東岰鎮找這個韓福茂。這時溫主任看看我,似乎有什麽話要說,但隻是張張嘴又把要說的話咽回去。我立刻明白他要說什麽了。我這一次來江西特意穿了便衣,我想這樣可以方便一些。這個溫主任看我這樣一個身份不明的年輕人,又操著一口地道的北方話,突然跑到山裏來詢問賴春常當年的事情,一定摸不清我究竟是幹什麽的。於是,我笑一笑對溫主任說,你先不要問我是幹什麽的,以後我會告訴你,我現在想請村裏幫一個忙。溫主任一聽立刻說,沒問題,你說吧,什麽事。我說,我的時間很緊,還要立刻趕回去,可是現在想去東岰鎮見一見這個叫韓福茂的人,你們能不能找人給我帶一下路,這樣也可以節省時間。溫主任立刻說這沒問題,當年去東岰鎮上調查韓福茂的人還在,就讓他陪你去,村裏有拖拉機,可以送你們過去。

  四

  就這樣,在這個傍晚,我來到東岰鎮。

  由於有人帶路,我很順利地就來到小西街,在一個街角找到了那家門麵不大的裁縫店。在我走進這裁縫店時,一眼就看到一個脖子上掛著皮尺、正用手在一個婦女的身上比比畫畫的老年男人。我立刻斷定,這個人應該就是韓福茂。他約莫60多歲,臉上的皮肉已經鬆弛地垂下來,看上去有了些老態,但手腳仍很麻利,給人一種很幹練的感覺。在他抬起頭看到我的一瞬,突然稍稍愣了一下。我知道,雖然我穿的是便衣,但身上的裝束顯然與當地人不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來。他這樣愣了一下之後,試探地問,您要……做衣服?

  我做出很隨意的樣子,衝他笑一笑說,不,不做衣服。

  他越發警覺起來,又問,那您是來……

  我問,您貴姓?

  他說,姓韓。

  叫,韓福茂?

  是,您是……

  我衝他做了一個手勢,說,您先忙,我們一會兒說話。

  他也衝我笑了一下,點點頭。我注意到了,在他的目光與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時,似乎停滯了半秒鍾,在這半秒鍾裏他的目光迅速坦然下來,然後就又低下頭去繼續忙碌了。我坐在牆邊的木凳上,掏出香煙慢慢抽著。韓福茂很快就為那個婦女量好尺寸,寫了一個單子將她送出去。這時才走過來,又看一看我,然後問,您找我……有什麽事?

  我說,也沒什麽大事,隻是想了解一下當年的情況。

  韓福茂的眼睛迅速眨了一下問,當年的?什麽情況?

  我想一想,突然問,您是哪年離開的部隊?

  我是有意這樣問的,不給對方任何反應的時間。我在來的路上已經想過這個問題,在六十年代末,下屋坪村的人曾去鎮上向這個韓福茂核實過當年的情況,但韓福茂卻矢口否認了,他甚至不承認自己曾被國民黨軍隊的田營長抓到過。如果真如賴春常所說,這個韓福茂當年是那個田營長在什麽地方打伏擊時抓到的,那麽他當時的身份就隻有兩種可能,或者是紅軍,或者是遊擊隊。而無論哪一種,在今天都應該是很光榮的曆史。

  可是……他為什麽不肯承認呢?

  我想,這其中一定有什麽原因。

  我這樣做果然起了作用,韓福茂被我這突如其來的問話繞住了。他慢慢仰起頭,翻一翻眼皮,似乎一邊回憶著,真在心裏計算著當年的具體時間。但他立刻就醒悟過來,慢慢把頭轉向我,睜大兩眼朝我看著,然後問,離開部隊?離開……什麽部隊?

  我說,1935年您在什麽部隊?

  韓福茂搖搖頭笑了,說,不要說1935年,我長這樣大就沒有吃過當兵的糧食,我從12歲學裁縫手藝,不到25歲就在這小西街上做裁縫,在東岰鎮,恐怕沒有不認識我韓裁縫的,也沒有幾個沒穿過我韓裁縫做的衣服的。他一邊說著,又搖一搖頭,您一定是找錯人了。

  這時,我盯住他問,您是哪一年出生?

  他稍稍愣了一下,說,1……1911年。

  我點點頭,嗯了一聲說,這麽說,如果您是25歲來這小西街上做裁縫的,應該是在1936年,那麽1936年以前,比如……1935年,您在幹什麽呢?我這樣說完在心裏暗暗笑了一下。我沒有想到,自己學數學的腦子在這時竟派上了用場。

  韓福茂果然被我這精確的計算問住了,他先是支吾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靜下來,衝我微微一笑說,我還沒來得及問,您這位同誌貴姓是……

  我也衝他笑一笑,說,我姓洪。

  哦,洪同誌,他說,不管怎樣說,我已經說過了,我從沒在部隊幹過。

  事情到這裏顯然就僵住了。我很清楚,無論這個韓福茂出於什麽目的,隻要他堅決不承認當年曾與此事有關,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但我畢竟已在公安係統幹過一段時間,我知道,在這種時候有必要上一些手段了。於是,我稍稍沉了一下就笑了,然後對韓福茂說,您不要誤會,我是從省裏的民政廳來的,現在社會各界都在落實政策,民政廳也按上級要求對當年的老紅軍和老蘇幹進行一次普查,隻要核實了當年的情況,就可以給予老紅軍待遇,所以,我這次來沒有別的意思,隻是想調查一下東岰鎮上的情況。我說的所謂“老紅軍待遇”也是來江西之後才聽說的。按當時規定,倘若真能享受這種待遇,不僅每月能有幾十甚至上百元的生活補貼,還可以領到一些緊俏物品的購買證,這在八十年代初簡直是難以想象的。我這樣說罷就站起來,跟韓福茂握了握手,然後向他告辭說,我還要拜訪幾個老同誌,所以今晚就住在鎮上的招待所,你如果想起什麽情況可以去找我。

  我這樣說罷,就從這個小裁縫店裏出來了。

  我留在東岰鎮上住一晚,也是臨時決定的。我在這種時候當然不能走。既然已經找到一條如此重要的線索,就一定要查出一個結果。我在臨出來時,對這個韓福茂說了這樣一番話也就如同投下一枚魚餌,接下來就看他上鉤不上鉤了。

  這天晚上,我就住在鎮上的招待所裏。

  這是東岰鎮革委會的一個招待所,條件不算太好,可是就在小西街那家裁縫店的斜對麵。我想,如果韓福茂想來找我,隻要一過街就行了。但是,在這個晚上,我等了很久韓福茂卻始終沒有露麵。我從招待所裏出來,朝斜對麵望去,發現那個裁縫店很早就打烊了。這讓我有些鬱悶。我想,是我的哪句話說錯了,還是……從一開始就把這件事分析錯了?也許……下屋坪村的人真的找錯了人,這個韓福茂確實與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或者是賴春常當年被打糊塗了,不過是又胡亂扯出這樣一個人來?

  我就這樣想了一夜。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在我起床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東岰鎮時,韓福茂竟突然來找我了。韓福茂的兩眼通紅,顯然也是一夜沒有睡好。他一見我正在收拾東西,立刻問,您……要走?我故意不動聲色地說是啊,事情都已辦完了,今天就回省城。

  他看看我,似乎有什麽話要說。但隻是張張嘴,又把話咽了回去。

  我故意裝作沒看見,仍然低著頭收拾東西。

  他又吭哧了一下,忽然問,您這次來,就是為……老紅軍的事?

  我說是啊,就是為這件事。

  他突然說,我過去……確實在遊擊隊幹過。

  我立刻停住手,慢慢抬起頭看著他。

  他又說,我隻是,不想再提……過去的那些事了。

  我盯住他問,你當年,是否被那個田營長抓到過?

  他的眼裏忽閃了一下,搖頭說,沒……沒有,我真不知道這個田營長是什麽人。

  這時我已經感覺到了,這個韓福茂仍然沒把實話全說出來。

  我想一想,又問,賴春常你知道嗎,這個人又是怎麽回事?

  賴春常?

  對,他當年叫賴順昌。

  賴順昌?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你,你應該已聽說了,當初你的名字,就是他說出來的。

  韓福茂看我一眼說,賴春常這個名字……我倒是聽說過,十幾年前下屋坪村的人也曾來向我調查過,據他們說,這人已經自殺了,我也就知道這麽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看著他,又叮問一句,你在當年,真的沒跟這個賴春常打過交道?

  這時韓福茂突然抬起頭,瞪著我問,你……真是從省裏民政廳來的?

  我點點頭說是啊,怎麽,你還有什麽懷疑嗎?

  他又問,你,真是……來落實老紅軍政策的?

  我又點點頭,說是。

  韓福茂就慢慢低下頭去。

  我又朝他看了一陣,然後耐心地說,你如果當年確實參加過遊擊隊,就應該符合老紅軍的標準,可是你要對我說實話才行,而且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說出來,如果這樣說一半留一半,我就沒辦法幫你了,確定老紅軍待遇畢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經過嚴格的審查。

  韓福茂似乎又猶豫了一下,然後抬起頭說,我確實……被那個田營長抓到過。

  我的心裏立刻輕輕舒出一口氣。我想,他終於要說實話了。

  可是……他立刻又說,我……真沒告訴過他們任何事情。

  我點點頭不動聲色地說,好吧,你把具體情況說一說吧。

  我一邊說著就拿出一個記錄本,在他麵前坐下來。

  韓福茂又想了想,對我說,這件事……的確是發生在1935年的春天……

  據韓福茂說,他在1935年之前一直是區蘇維埃政府的幹事,後來紅軍主力撤離蘇區,他就上山參加了遊擊隊。那一年春天,遊擊隊突然接到一個特殊任務,要護送一個很重要的領導同誌去粵北。由於當時形勢緊張,國民黨軍隊正在到處搜山清剿,所以上級就嚴格規定了這一次行動的路線,並指示如果沒有極特殊的原因不得擅自改變計劃,同時為了保密,這一次行動的路線也隻有遊擊隊長一個人知道。當時韓福茂的任務是負責在前麵探路。第一天還比較順利,路上沒有遇到什麽情況。於是遊擊隊的領導就決定連夜趕路,這樣也可以爭取一些時間。到第二天上午,遊擊隊突然發現有國民黨軍隊在附近搜山,於是當即決定先原地停下來,讓韓福茂去前麵打探情況,並跟他約好,如果到中午的正午時刻他還沒有回來,就說明是出事了,遊擊隊立刻動身改走另一條路線。就這樣,韓福茂前頭先走了。但是,韓福茂對這一帶的山路並不熟悉,為躲避敵人又要不停地東繞西繞,就這樣走了一陣,突然發現自己迷路了。將近中午時,他意識到自己無論如何也無法按時趕回去與遊擊隊會合了,索性就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鑽進去,想等國民黨的搜山部隊離開這裏時再去尋找隊伍。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支搜山部隊竟然就在附近的山腰上露營了,而且埋鍋造飯不像是馬上要走的意思。於是韓福茂也就隻好躲在山洞裏耐心地等待。就這樣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剛剛放亮時前麵的山坡上突然傳來激烈的槍聲。韓福茂從聲音的方向判斷出,很可能是遊擊隊在改走另一條路線時遭遇到敵人。於是立刻朝那個響槍的方向趕過去。快到中午時,他趕到了出事地點。這裏顯然剛發生過激烈的戰鬥,到處還在冒著青煙。叢林深處有一間紙寮,四麵的竹牆和木板門都已被打得稀爛,而且還能看到濺在上麵的鮮血。韓福茂知道遊擊隊已經出事了,正準備離開這裏,就被埋伏在四周的國民黨士兵抓到了。

  韓福茂說到這裏重重喘出一口氣,就把頭慢慢低下去。

  我沉了一下,問,那個賴順昌……又是怎麽回事?

  韓福茂說,我……真的不認識賴順昌。

  我一下一下地看著韓福茂,沒有說話。

  韓福茂又想想說,也許……是那個人。

  我問,哪個人?

  韓福茂說,他被那個田營長手下的士兵抓到時,曾看到有一個當地人一直跟在田營長的身邊,他穿一件黑紡綢上衣,挎著一隻盒子槍,不停地在田營長的耳邊嘀嘀咕咕說著什麽。當時韓福茂覺得這人有些眼熟,好像是前樟坑村的,卻不知叫什麽。後來才知道,這個人果然是前樟坑村的,好像還是那邊“義勇隊”的副大隊長。

  現在想,韓福茂說,也許……這人就是賴順昌。

  我問,遊擊隊遭伏擊,是不是跟這個賴順昌有關係?

  他問,什麽關係?

  我說,比如,向敵人提供情報?

  韓福茂先是遲疑了一下,點點頭說,也許……有這個可能。

  可是,我立刻又問,遊擊隊要走的另一條路線,賴順昌怎麽會知道?

  韓福茂翻一翻眼皮說,那就……那就不是他說的。

  這時,我就問到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盯住韓福茂,一個字一個字地問,你,認識周雲嗎?

  韓福茂立刻睜大眼,周雲?

  對,她後來改名溫秀英。

  韓福茂不再說話了,隻是用兩眼死死地看著我。

  他就這樣看了我一陣,突然說,你……不是來落實政策的,我從第一眼看到你,就覺得……你應該是為別的事來的。我也直盯盯地看著他,不置可否。就這樣看了一陣,我說,我究竟是來幹什麽的現在已經不重要,對於你來說,最重要的是說實話,隻有說實話才會對你有利。接著,我又說,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究竟認不認識周雲?

  韓福茂又愣了一陣,點點頭說,認識。

  我問,你跟她是怎麽認識的?

  韓福茂這時已從緊張和驚愕的狀態中又慢慢坦然下來,他忽然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已經問到這一步,就說明你什麽都知道了。我也笑一笑,搖搖頭說,也不完全是,有的事我還不知道,比如,周雲是什麽時候離開遊擊隊下山的?她又是怎麽下山的?

  韓福茂想一下說,她下山,好像是在……那一年的冬天。

  我說,也就是說,她下山時遊擊隊還沒有接到護送任務?

  韓福茂想了想,很肯定地說,還沒有。

  我又問,周雲當時是私自下山的,還是奉了遊擊隊領導的指示?

  韓福茂立刻說,是隊長讓她下山的,這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她當時已經懷孕,肚子大得像一口鍋扣在身上,這樣重的身子會拖累整個遊擊隊,所以隊長才讓她走的。

  我點點頭,又問,敵人是在什麽時候抓到周雲的?

  韓福茂迅速地看我一眼,說,這個……記不清了。

  是在敵人伏擊遊擊隊以前,還是以後?

  伏擊遊擊隊以前。

  你能肯定?

  當然能肯定,伏擊遊擊隊之後,敵人還讓她去山上認過屍。

  我掏出香煙,朝韓福茂舉了一下。他搖搖頭,表示不會吸煙。我點燃一支,深深地吸了幾口,突然又抬起頭問,你覺得,有可能是周雲向敵人提供的遊擊隊行動路線嗎?

  韓福茂立刻說,當然有可能,那時敵人抓到女人是什麽事都幹得出來的。

  可是,我又說,如果按你所說,遊擊隊的另一條路線是在你臨去前麵打探情況時才最後確定的,周雲就是想向敵人提供,她又是怎麽知道的呢?

  韓福茂張張嘴哦了一聲,沒有說出話來。

  我拍拍韓福茂的肩膀,示意讓他在我的對麵坐下來,然後說,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你在被那個田營長的隊伍抓到之後,後來是怎樣脫身的?

  韓福茂又謹慎地想了一下,說,我當時穿的是當地人的衣服,手裏拎著柴刀,還背著一捆柴火,所以身份就沒有暴露,我隻對他們說,就住在山下,是來山上砍柴從這裏路過的,那些人盤問了我一陣,見沒問出什麽,也就信以為真把我放了。

  我點點頭,說,好吧。

  我告別韓福茂,從招待所裏出來。

  韓福茂將我送出來時忽然又問,你這次……情況都了解清楚了?

  我跟他握握手,發自內心地說,是啊,該了解的,都已了解清楚了。

  那你們……

  他說到這裏,忽然又看看我。

  我問,什麽?

  他吭哧了一下說,就是……老紅軍待遇的事。

  我哦一聲,點點頭說,當然沒問題。

  他立刻問,那你看……什麽時候……

  我笑笑說,別著急,後麵會有人來找你的。

  我這樣說罷,就朝鎮上的長途汽車站走去。

  五

  應該說,我這次江西之行收獲很大。

  我在回來的火車上將這一次了解到的情況在頭腦中梳理了一下。顯然,周雲在申訴材料上所說的一部分情況在韓福茂這裏都已得到證實。首先,周雲當初下山確實不是私自離隊,而是因為懷有身孕,奉了遊擊隊領導的指示才下山去生孩子的。其次,賴春常在他的證明材料中也確實隱瞞了自己當年的曆史,他那時並不是前樟坑村的什麽偽甲長,而是地主武裝“義勇隊”的副大隊長,這一點不僅是下屋坪村的溫主任給予證實,據溫主任說,賴春常自己最後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從這一點看,賴春常揭發周雲有叛變行為,他證明的可信度也就更值得懷疑了。此外,我也同意當時專案組的最後結論,賴春常是不可能與周雲共同勾結出賣遊擊隊的。正如賴春常自己所說,他當時是“義勇隊”那樣一個身份,如果真知道遊擊隊的情報沒必要再扯上一個周雲,自己去告訴田營長就是了,這樣還能得到一大筆賞金。

  但是,有一點,賴春常與韓福茂的說法是一致的,而這一點又恰恰與周雲在申訴材料上說的相矛盾。我清楚記得,周雲在申訴材料上說,她是到羅永才家的幾天以後才被田營長的人抓到的,而且當時還是賴順昌帶人去抓她的,當時抓她的目的,就是讓她去山上認屍。而據賴春常所說,周雲是一到羅永才的家裏就立刻被田營長的人抓到的。韓福茂也十分肯定地說,周雲是在遊擊隊遭到伏擊之前被捕的。如果仔細想一想,這兩種說法似乎並沒有太大出入,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時間的順序問題,一個是在遊擊隊出事之前,另一個是在遊擊隊出事之後。但再仔細想,正是這樣一個時間順序也就具有很重大的意義。倘若周雲是在遊擊隊出事之後被捕,那麽她叛變投敵出賣遊擊隊的可能性也就很小,甚至可以說幾乎不存在。而如果她是在遊擊隊出事之前被捕,這件事就複雜了,換句話說,周雲出賣遊擊隊的可能性也就不是不存在了。或許,賴春常和韓福茂都是看準這一點,所以才不謀而合都這樣說的。現在看來,賴春常這樣說的動機顯而易見,那麽,那個韓福茂呢,他這樣說的動機又是什麽?這是一個始終讓我沒有想明白的問題。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甚至認為,這一點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也是我此次來江西的最大收獲。從韓福茂向我的講述可以知道,當年在遊擊隊完成這個護送任務時,行動路線都是由上級事先定好的,而且為保密起見,這個路線隻有遊擊隊長一個人知道。後來在出事前,遊擊隊改走的另一條路線也是臨時才決定的,而這條新的路線隻有遊擊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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