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都昌

第二十七章 黃世振與蔡元培

　　對黃世振女士與蔡元培結為伴侶的往事，曾聽黃氏娘家、省文化廳原財務處長黃孝剛談過，按輩分，黃孝剛是黃仲玉的孫輩，稱黃仲玉“姑婆”，他說：“聽先輩講，仲玉姑婆是隨父在外地長大，飽讀詩書，寫得一手工整小楷。由於天各一方，歲月流逝，對姑婆的往事所知甚少。”筆者近日逛新華書店，看見書架上擺著《國學大師從書--蔡元培評傳》，作者係天津大學曆史研究所副教授張曉唯，高平叔作序。

　　這本書吸引了筆者的目光，於是購得一本。作者在“後記”中寫道：

　　“業師高平叔自始至終關心此項寫作，多方給予指導，書稿草成，悉心審讀，提出許多具體修改意見，並欣然賜序，使我獲益良多。”可見，這本“評傳”浸潤著蔡元培研究專家高平叔的心血和給力。

　　“評傳”第七章“家庭、品格及交遊”中談到：蔡元培第一次婚姻，於1889年蔡氏23歲，與王昭結婚。時過11年，王昭得肝病，留下兩個不省事的孩子，於1900年撒手人寰。於是，才有黃仲玉與蔡元培姻緣際會的一段往事。“評傳”專門作了敘述。借錄如下：

　　許多鄉人和朋友關心蔡元培的續娶，紛紛上門說媒。蔡提出五項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

　　（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這些條件一經提出，媒人所薦者幾乎無一合格，尤其是後兩項，在那時的人們看來，顯得悖乎常情，頗有些驚世駭俗。因此，人們聞而卻步，蔡亦許久沒有尋得合適的人選。後來，有位姓林的朋友告訴他說：江西都昌的黃爾軒先生攜眷寓居杭州，黃的次女便是天足，且善長書畫，不妨托人探詢一下。事有湊巧，不久，蔡與童亦韓為籌辦學校前往臨安，路經餘杭，天色已晚，遂到童相識的該縣厘局局長葉祖薌府上投宿。葉熱情款待，並出示所存字畫請來客觀覽。其中的一張直幅扇頁，所畫工筆仕女精巧細膩，落款字跡亦十分端秀，款署黃世振。主人介紹說：這是我的同鄉黃爾軒之女，她自幼得父親鍾愛，不曾纏足，且自學繪畫，技藝不俗，經常賣畫以維持家計，尤其講求孝道，稱得上是賢能之女。蔡聞聽，當即表示傾慕之意，請葉祖薌從中玉成。葉則慨然以媒介自任，不出一個月，蔡即與黃女士訂婚。1902年的元旦，二人在杭州舉行了婚禮。這是一個形式奇特、新舊參半的婚禮：一幅繡著“孔子”兩個大字的紅色幛子取代了浙江婚俗中必須懸掛的福祿壽三星畫像，但新婚夫婦卻仍依舊習，同行三跪九叩頭禮，而曆來的鬧洞房慣例，卻變成了一個規模不大的演說會。杭州學界人士宋恕、汪希、孫翼中、陳介石、葉景範等前來賀喜並發表即席演說。蔡元培在開場白中說：“夫婦之道，極正大，極重要，無可引以為羞澀，並無可援以為諧謔之理。而近世東南諸省，盛行鬧房之俗，務以詭側謔浪為宗，實不可解。然天下極謬誤事，其中必有真理，此為哲學家名言。竊意古者女子於歸，諸母有警戒之詞；初到夫家，舅、姑及戚族來者，亦必有以教之。《顏氏家訓》所謂教婦初來，此其義也。流傳訛變，乃至如近日鬧房者之所為。吾意欲改今複古，既承諸君不棄惠臨，敬乞各以意賜教，當銘之神鞶，永為矜式。”

　　看來蔡元培的標新，其意在“複古”，是要表明“極正大”的夫婦之道。在這個別開生麵的演說會上，浙江名流陳介石引經據典，證明男女平等的觀念，而另一著名學人宋恕則不無調侃地論證男女平等之不可能，他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自應以師禮事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大夫自應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在此喜慶場合，對來賓的發言本不必認真，但它多少也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價值轉換過程中的觀念差異。蔡元培在致答詞中表明自己的看法說：“就學行言，固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不妨說，人格平等是蔡男女平等思想中的核心內容，不論是在後來的社會實踐抑或家庭生活中，他基本上依此行事。蔡、黃的婚禮，在當時堪稱文明結婚的一個嚐試，這固然與當事人的個性有關，但也顯露出那個時代士林風氣的某一側麵。

　　黃世振與蔡元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在蔡從事反清革命、留學德國、民國元年入閣參政，以及後來旅居海外、回國出任北京大學這一係列重要活動中，始終作為一個賢內助，含辛茹苦，在精神上和實際生活中支持丈夫的事業。尤其是在創辦上海愛國女學過程中，她發揮了非常直接的作用。蔡、黃婚後，攜（王氏所生的）阿根、無忌二子同往上海，寓居新馬路登賢裏。隨著社會風氣開通，女學日顯重要。為倡行女子教育，當時同在上海的林少泉（白水）夫婦及其妹宗素，吳彥複及其女亞男、弱男，陳範及其女擷芬，韋增珮、韋增瑛姐妹，以及經蓮珊等數人在蔡宅商議辦學之事，蔡與黃夫人出麵接待。其後，蔣智由又托請黃夫人召集薛錦琴、陳擷芬、夏小正等人再次協商興學事宜。經過幾次聚談，大家決定開辦愛國女學。最初由蔣智任校長，後由蔡元培接任。這期間，黃夫人在女學中擔任主要教員，成為愛國女學創辦初期的骨幹。

　　從1907年以後的四五年時間，蔡元培隻身赴德留學，黃夫人則帶子女回紹興老家居住，這時他們已有了一雙兒女：女兒威廉，兒子柏齡。

　　辛亥革命以後，蔡回國即忙於政務，直到辭去北京政府的職務後才得以合家團聚。此後四年，蔡挈婦將雛，遠走德、法，夫婦二人在海外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而愉悅的生活。自1917年始，蔡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舉家遷居北京東城。從此，蔡元培悉心改革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其操勞與繁忙自不必說。黃夫人是一位受中國傳統婦德教育很深的女性，她比蔡小八九歲，卻仰慕古代烈女，抱定為丈夫獻身的決心。不論蔡元培進行秘密反清活動如何危險，也不論他在軍閥勢力的重壓下苦撐教育文化殘局怎樣艱難，她都全身心地支持丈夫的事業和活動，全力擔負起操持家務、教育子女的重任。同時，她同樣不慕奢華，雖曾身居柏林、巴黎、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卻絲毫不染上層社會婦女的靡麗風習。蔡曾回憶道：黃夫人對於北京婦女以酒食賭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鶩聲氣而因緣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與往來。

　　常克勤克儉以養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習慣“1920年冬，蔡元培將赴歐美考察教育，遠行在即，黃夫人此時卻病體沉重，延請法國醫生診治，病勢好轉。蔡懷著憂慮的心情踏上旅途。不料，黃夫人病情急劇惡化，於1921年元旦去世，九天之後，蔡在日內瓦得到噩耗，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到：……我心甚痛，寫祭亡妻仲玉文一首。今日此地舉行葬青年軍人病故者之典禮，有飛機遊行湖麵及空際，軍樂隊等在我窗前往還，觀者如堵。人生無常，益令我悲念仲玉。”再度喪妻的打擊，對於年已五十五歲的蔡元培來說無疑是沉重的，難怪他觸景生情，哀歎這多舛的人生！時隔二十年，他又一次為亡妻撰寫祭文，這內中的痛楚該不難想象。其祭文有雲：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為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何如耶！……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決不敢信；死者果無知耶？我今日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認汝有知，而與汝作此最後之通訊，以稍稍紓我之悲悔耳！鳴呼，仲玉！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字裏行間充溢著對病故妻子的摯誠哀思。該文後來曾被選為全國通用中學教科書的國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