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都昌

第二十章 文天祥論江萬裏

　　劉文源

　　江萬裏是南宋的一位愛國丞相，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做過池州教授，還創辦了白鷺洲書院、宗濂書院，為國家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才。著名的狀元宰相、忠臣烈士、民族英雄、愛國詩人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一位高足弟子。現存的《文山先生全集》，收有文天祥寫給江萬裏的書、啟18篇和詩2首，展示出了他們之間的深厚的師生情誼。

　　從年齡上來看，文天祥比江萬裏小39歲，隻能算孫執輩，他在《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書中，就是這樣自稱的：“某在門牆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繆，獨出乎諸生之右。”但文天祥不像一般的再傳弟子，他有幸親自登上江萬裏的門庭，出入江萬裏的門下，親聆江萬裏的教誨。正如他給江萬裏的一封信中所說：“某半生出門下，幸甚。”也許是這個原因，所以文天祥在大多數場合就直接稱江萬裏為“大丞相古心老師”，而自稱為“門人”。

　　學生是最了解先生的。作為學生，文天祥是怎樣認識和評價他的老師江萬裏呢？

　　首先，使文天祥感受最深的，是“古心先生度越常情，嘉惠後學”，關懷和培養下一代，為優秀人才的出現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我們知道，人才問題，曆來就是國家、民族所關注的大事。有遠見的政治家，大都重視教育，注意人才的培養、選拔與使用。文天祥認為，江萬裏在用人方麵的最大優點，是“以君子不用為我恥，以小人未退為己憂”。隻要發現優秀人才，他就千方百計地加以搜羅，並及時向朝廷推薦，使有才之士能破土而出，為國家所用。嘉熙四年（1240）吉州解試，歐陽守道貢於鄉，當時江萬裏剛好來到吉州，就以慧眼識出了這位自學成才的年青人。第二年他創辦白鷺洲書院，就特地把在贛州任司戶的歐陽守道請回吉州，為白鷺洲書院諸生講說。歐陽守道執掌教事以後，作為太守的江萬裏，還親自聽了他的講課。課講得非常好，江萬裏讚揚說：“豈直諸生無出其右，予固已遜之矣！”果然，歐陽守道以他那高尚的師德、淵博的學識、生動的教學方法和卓越的組織管理才能，把白鷺洲書院辦成了江西乃至全國的一流學校，培養出了文天祥、劉辰翁、鄧光薦等一大批傑出的人才。後來江萬裏入京為國子監祭酒，還特向朝廷推薦歐陽守道為史館檢閱，因而使得守道得以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累官景獻府教授、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每講官缺，江萬裏更是懷念著歐陽守道，並充滿深情讚歎著：“歐陽守道老儒，真講官也。”

　　但是，在封建專製社會裏，正直之士步入仕途，談何容易。作為一位政治家，江萬裏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忠直與奸邪、“君子”與“小人”的嚴重對立。對於那些遭受權貴壓製、排擠和打擊的“君子”。隻要有可能，他就盡力給予扶持，使之不被扼殺，而能為國家出力。景定三年（1262），劉辰翁在廷試策中，因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撼”，大忤賈似道意，而被置於丙等。劉辰翁隻好以親老為由，請就贛州濂溪書院山長。當時江萬裏正在朝廷任職，亟稱賞其文，向朝廷推薦他宜史館，因而被授予臨安教授。後來江萬裏出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又辟劉辰翁為江東漕幕。文天祥遭到賈似道集團的排斥和打擊，接連幾次被罷官，而隱居在廬陵家鄉文山。江萬裏知道後，對這位白鷺州書院高材生的遭遇深表同情。要知道，早在寶祐四年（1256），他就為文天祥那種“法天不息”的改革進取精神所激動，預料他將來一定能為國家做一番大事業。那時他還應文天祥之請，為其父革齋先生寫了一篇墓誌銘，給後世留下了一篇研究文天祥家世的最為寶貴的文獻資料。當國家不斷遭到強敵的侵略，有誌之士不能施展才能而隱居山林，這怎能使江萬裏的心平靜？鹹淳五年（1269）三月，江萬裏當上了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右丞相馬廷鸞共柄國政，立即起用文天祥知寧國府。緊接著，他又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和聲望，把文天祥調來京城任軍器監、崇政殿說書、學士院權直、玉牒所檢討官等職，以加強正直之臣在朝廷的勢力。晚年，他更是把挽救國家命運、複興宋室的希望，寄托在文天祥身上。他對文天祥說：

　　“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

　　文天祥銘記老師的教誨，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毀家紓難，舍身為國，為全民族的抗元事業盡職、盡力、盡忠到底。

　　廬陵是人傑地靈的地方，曆史上出現過“四忠一節”。江萬裏曾知吉州，對那裏的民風士氣非常了解。後來他任職朝廷，仍係念著廬陵。

　　隻要見到廬陵人，他就要問：“廬陵曾得士否？”據文天祥回憶：“廬陵之士，凡來謁（古心）先生者，未嚐不深念其姓名。”劉辰翁更是明確指出：“古心先生閑居，其誌念在國家，其精神在廬陵。”他“嚐歎平生士氣之樂，惟鷺洲一事。”是啊，創辦白鷺洲書院的日日夜夜，怎能使江萬裏忘懷？他關心後學，進用君子，與權貴作鬥爭，表現了一個愛國者的高度曆史責任感。

　　南宋末年，皇帝怠於政事，奸臣專恣弄權，忠直人士遭到迫害打擊，紀綱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人心思治，盼望忠臣直臣上台，救國家於危亡之秋。在這種情況下，江萬裏於景定二年（1261）八月，被朝廷任命為簽書樞密院事。當時“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為“君子終為大用，莫不舉手加額”。“文天祥在家鄉聽到這個消息，也”為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於是立即提筆寫信向老師祝賀：

　　“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概風度上結入主之知，而下為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範（仲淹）、（司）馬（光）之望於一身。”文天祥認為，“方今西有叛將，東有逆離，而江淮與強敵為鄰，強兵富財之道無所予講”。在這“搶攘憂危之間”，先生以“碩德重名”，“鎮服危疑，收拾渙散”，從容於廟朝，訐謨於帷幄“以”國久安長治之策活百姓遂在旦夕“為此，他對江萬裏寄予了極大希望：先生之一身，其關係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為天下國家計者將範、馬不及為之事“而為之，以”得救民之望“為南宋朝廷建立新的”功業。

　　江萬裏入樞密，對於愛國人士和主戰派，無疑是一個鼓舞；而對於主和派、投降派，自然也是一個牽製和打擊。故賈似道集團把他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想方設法排擠他，使他離京去做地方官，免得他在朝廷礙手腳。但江萬裏的高風亮節是世人皆知的，他在樞密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文天祥讚頌他：“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眷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鬥極之樞。非徒耀不世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

　　中國曆史上的忠臣，大都有這樣一個共同的特點：性峭直，遇事敢言，不怕丟烏紗帽。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駕崩，太子趙基即位，是為度宗。度宗以賈似道有擁立之功，對他尊崇備至。賈似道每次上朝，度宗必親自答禮，稱之為“師相”，而不呼其名。朝中大臣，跟著阿諛奉承，把賈似道譽為“周公”。賈似道更是以退為進，於料理理宗山陵事後，突然棄官還越，而暗中則指令呂文德謊報蒙古兵進攻下沱（在今湖北枝江縣東南）甚急。朝中為此大駭，弄得度宗不知所措，隻好與太後共降手諭請賈似道複出，這樣賈似道才擺著架子回朝。第二年，賈似道故伎重演，又以去職來要挾昏庸無能的度宗皇帝。度宗不知是計，嚇得六神無主，苦苦哀求賈似道不要走，甚至淚流滿麵，對賈下起拜來。當時江萬裏在朝廷任參知政事，對此鬧劇實在看不下去，於是站出來掖住度宗的臂膀，正言道：“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複言去。”這樣一來，賈似道的“戲”就演不下去了，不得不舉笏向江萬裏道謝。當然，賈似道對江萬裏也就更加忌恨，江萬裏也因為這件事而被罷官。忠臣的又一個特點，那就是既愛國，又愛民。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為官比較清廉，能體恤人民的疾苦。江萬裏是南宋理宗、度宗朝的大臣，但任過中央和地方的各種要職，官高權重，但從不仗勢欺人，而是兢兢業業，廉潔自守，絲毫沒有當時官場那種腐敗習氣。史載他由吉州太守改任江西漕運使，途經臨江（今江西樟樹市）時，曾寫過一首《舟中遇風》詩，很能說明他的為官態度。詩雲：

　　“萬裏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正是這種為官態度，使他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做到“平生不受半文錢”，“富貴外物總休論”。他曆官九十一任所到之處，勸農桑、辦學校、濟時艱、務教化，做到“官民相近”，“樂在田家歡笑中”。真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這樣的官，在封建社會裏是不多見的。文天祥了解自己的老師，所以對於江萬裏這種廉潔作風和愛民品質極為欽佩。他在給江萬裏一封信中說：“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肉骨之情也。”並頌揚江萬裏的“盛德大業，如山如河”。

　　江萬裏72歲的時候，就任左丞相兼樞密使。他雖然年高，但壯心不已，打算和右丞相馬廷鸞一道，刷新政治，起用能人，增師襄、樊，推進當時全國人民所關注的抗元事業。故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人士，讚揚他是一位“真宰相”。但南宋王朝這時已經徹底腐朽，度宗皇帝不過是一個傀儡，軍國大權完全操縱在權奸賈似道手裏。很顯然，江萬裏關於益師援救襄陽、樊城的主張，與賈似道推行的投降主義路線大相徑庭，因而被罷官，先後出知福州、潭州等地。在地方，這位七十餘歲的老人，仍念念不忘國事；即使退休隱居，也不忘全民族的抗元事業。文天祥從江萬裏一生的坎坷政治生涯中，看到了老師的最可寶貴的品質：赤心為國；

　　最可寶貴的性格：不屈不撓。所以他在一封給老師的賀信中，對江萬裏的人品作出了非常崇高的評價：“尚論公之平生，有報國之大節。”

　　的確，赤心為國，這就是江萬裏的全部人生信念。過去，為了報答國家的養育之恩，他奮鬥了一輩子，作出了種種努力，當國運已不可挽救，他則以身殉節，來表明自己對祖國的忠誠。襄陽、樊城淪陷之後，江萬裏便在饒州（今江西鄱陽縣）自己府第中的芝山後圃，鑿了一口池塘，題曰“止水”。當時人們都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江上警報一到，江萬裏即拉著門人陳偉器的手說：“大勢不可支，餘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元兵陷饒州城，他於是從容赴“止水”殉國。時為德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275年3月19日）。兒子江鎬和手下人，也都相繼投池自盡；其弟江萬頃，則被元兵殘酷地肢解而死。真是滿門忠烈！文天祥聽到老師以身殉國的消息，悲痛不已，曾集杜詩哀之。詩雲：“星折台衡地（《送蘇州李長史》），斯文去矣休（《送王信州崖北》），湖光與天遠（《過洞庭》），屈注滄江流（《奉同郭給事》）。”

　　應當指出，江萬裏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愛國者，而且還是一位著作大手。早在太學，他就有文聲；中年以後，議論風采更是傾動一時。當時向他求文的人很多，都以得到他的美文為榮。文天祥讀了劉辰翁出示的江萬裏為其母親寫的墓誌銘，“驚愴靡已”。他深有感觸地對劉辰翁說：“古心先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愧人子矣。”

　　一篇文章，表麵看來是文字的組合，實際上是作者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正如德國詩人歌德所說：在藝術和詩裏，人格就是一切。人品好，文品才會高。品格低下的人，決不可能寫出具有高尚思想的作品。

　　所以古人特別強調：“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能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文天祥論述了江萬裏的言與行、人品與文品的關係，讚頌江萬裏的“文章若雷霆河漢，玉色金聲；言行質天地鬼神，丹心白發”。其道德文章，堪稱一代宗師。

　　中國有一句俗話：名師出高徒。作為江萬裏的弟子，文天祥的成長顯然與江萬裏的影響分不開；而作為文天祥的老師，江萬裏也會因學生成為民族英雄而含笑於地下，而增加其光彩。文天祥對江萬裏的一係列論述，是我們認識和評價江萬裏的重要依據。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江、文這對師生，就像天空中的雙子星座，南北閃爍，光耀千秋，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