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都昌

第十九章 朱熹與都昌

　　餘星初

　　都昌，乃“周朱過化之地”。周敦頤，濂溪先生，北宋理學鼻祖，晚年講學於南康軍，有時來都昌駐足，是情理中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在任三年，下轄星子、都昌、建昌（今永修、安義）三縣。常來都昌體察民情、檢查指導，更是情理中事。

　　朱熹（1130-1200），於建炎（高宗年號）四年出生，他從孩提時代到求學、入仕、講學，他的一生是在南宋前半期度過的。當時金人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原板蕩，最高統治者偏安一隅，奸佞弄權，朝政日非，國勢衰微。朱熹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少年“穎悟莊重”、“厲誌聖賢之學”，使自己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成為曠世理學大師，他對宋代中興，刷新朝政，有深刻的研究、建議和主張。隆興元年（1163），孝宗即位，頒詔廣征“直言”，朱熹即上封言事，其略曰：

　　“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於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他特別指出孝宗的不足：“陛下毓德之初（做太子期間），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而已。及至快登大寶，“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他特別強調：“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創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朱熹積極主張抗金，反對議和，他坦然進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谘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與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勵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己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誌，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誌定氣飽，國富民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朱熹的建言，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可惜的是，南宋統治者們，隻圖苟延殘喘，不思勵精圖治，朱熹的建言，也同陸遊的抱負一樣：“可憐十萬平戎誌，盡付瀟瀟暮雨中。”始終沒有被采納，朱熹也始終未得到重用。但是，朱熹沒有采取“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他雖對仕途不感興趣，但寄希望於教育，寄希望於對人才的培養。每次朝廷命他為官，都推辭再三，他在朝廷為官一任，僅四十天時間，地方為官五任，累計為九年時間，其餘時間均致力於書院教育和學術研究。他知南康軍，修複了白鹿洞書院；知潭州，修複了嶽麓書院；創建了著名的考亭書院、武夷書院、紫陽書院、晦庵書院、建安書院等。他的弟子數以千計，其中號稱高足，有姓名可查即達五百餘人。成為漢代以來學者門人之最。

　　朱熹，這樣一位傑出的曆史人物，居然同都昌結緣，使都昌增色。

　　從四川大學編輯出版的《朱熹集》和同治版《都昌縣誌》中，就發現朱熹寫的同都昌有關的奏折、劄子、書信、詩等就有28篇之多。從這些篇章中，可以看出朱熹在短短三年知南康軍任內對都昌的重視，對都昌人民疾苦的關心，對都昌學子的培養，所作的付出和花費的心血是何等的驚人！

　　朱子認為：“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強調國家治理好壞在於一國之君。同時又認為：“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地方治理好壞在於地方長官。所以，朱熹初至南康軍，“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他看見“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於是“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朱子“視民如傷，至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息，裏閭安靖”。朱子治理南康軍，首先為人民創造了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進而在文化教育上下功夫，“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複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禦書石經、版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

　　每到政事稍暇，即親臨白鹿洞講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倘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遍方星子“栗裏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誌為恨”。朱子初到地方為官，清廉為政，本末兼治，重農桑，抑豪強，薄賦稅，救災荒，興教化，辦書院，使南康軍全域大洽。

　　都昌是南康軍治下之大縣，朱子對都昌也就特別地關心和重視。

　　朱子為政，不唯上，不唯書，立足於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從實際出發。如在《論都昌創寨劄子》一文中，糾正了上司要在都昌增設五處兵寨的錯誤做法。事情是這樣的：“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嚐敢上岸作過，卻被尉司弓級緝作驚趕，即時竄逸。”這件事被誇大渲染：“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以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這位“憲司”就是朝廷欽差大臣。他竟“一時憑信，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要在都昌境內鄱陽湖上五個小島--棠蔭、鬆門、泗望、楮溪、大孤山增設兵寨。這筆開支不小：

　　“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朱子寫道：都昌“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在隆興（南昌）、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而且“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他嘲笑：“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於是朱子斬釘截鐵：“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患。”

　　為了都昌木炭納稅一事，交木炭？折錢？納絹？曾四上劄子，論木炭錢利害，實在令朱子傷透了腦筋。“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采柴燒炭，每斤值錢五文至六文止”，“都昌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1154）起，改每秤（即每石），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稅率約占46%），交錢比交木炭多出一倍以上。“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生。”於是朱子一上《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注銷，誠為便利。”

　　一上劄子未獲準許，於是朱子再上《論木炭錢利害劄子》，陳述：

　　“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交木炭），不勝幸甚。”

　　二上劄子獲準：“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錢利害，特與蠲減。”

　　朱子興奮不已：“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為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為之計累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為喻。”考慮到“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之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複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於是朱子三上《論木炭錢利害劄子》，四上《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因為絹價漲跌浮動，朱子“竊伏思之，複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予言之，以俟采擇”。他要求上級照準：“乞許從民便，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深得炭農擁護。

　　朱子身為南康軍之最高行政長官，為一個縣的木炭納稅一事，竟四上劄子，可知朱子是何等的重視減輕民負，何等的認真負責，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方便群眾，按群眾的意願辦事。

　　朱子對都昌的曆史文化倍加重視。他曾上書《乞加封陶桓公狀》，文曰：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睹本軍榜文詢訪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桓公，興建義旗，康複帝室，勤勞忠順，以歿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遷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有陶桓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具錄陶桓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雲雲。朱子曾發榜文，遍訪三縣先賢事跡，在星子縣曾訪栗裏陶靖節之居，在都昌發現陶靖節曾祖父陶侃故裏遺址，自然引起重視：“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屬實，保明申軍。”

　　陶侃是都昌人，朱子考察得到證實。陶侃生於259年，歿於334年，享年75歲。晉書陶侃傳稱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而《都昌縣誌沿革》載：永興元年，即304年，此前都昌屬鄱陽郡管轄，這年開始屬潯陽郡管轄。當時陶侃年四十五歲，都昌時稱鄡陽縣，從鄱陽郡劃歸潯陽郡。

　　陶侃的行實，引起朱子高度重視，他引江南劉羲仲讚曰：“晉太尉陶桓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蘇東坡公嚐為予言，桓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至其尚書梅陶，稱神機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桓公歿，距今幾（近）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朱子非常重視陶侃文化，重視陶侃廟貌的修複，在文後寫道：

　　“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縣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跡，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采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從而，南廟、北廟得以修複，廟貌得以重光。曆代都昌人為了紀念先賢陶侃，建了不少陶公祠、陶公廟，現在所知有43處之多，而以縣城的南廟和七角鄉的北廟最享盛名。都昌還有陶母墓、陶候釣磯等遺址。陶侃故事，陶侃精神在都昌人的口碑中代代相傳，長盛不衰。

　　最令都昌人感銘的是，朱子對都昌學子的培養、教育、栽培，使不少就讀白鹿洞書院的都昌青年成為有用之材。朱子重修白鹿洞書院，引得都昌青年趨之若鶩，他們紛紛慕名求學白鹿洞，求學朱子之門。最令都昌人引以為榮的，是都昌的“朱門四友”--黃灝、彭蠡、馮椅、曹彥約，這四人都入選《江西曆代人物辭典》。他們既是朱子的學生、門人，又是朱子的至交朋友。他們沒有辜負朱子的栽培，他們的學業和事業各有成就：

　　黃灝，字商伯，號西坡。朱子知南康軍時，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相交甚契。敢說敢幹，光宗召對，以大德剛健、絕聲色嗜好之惑進言；

　　知常州任內，見餓莩遍野，有旨停交夏稅，不待報行並停秋苗，受到彈劾。朱子歿，正直“偽學”之禁大開，朱門弟子多有回避者，黃灝不為所動，不遠千裏單車就道哭泣奔喪，卒諡文懿，著有《西坡集》。

　　彭蠡，字師範，號梅坡。朱子知南康軍時，彭蠡慕名從遊。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後，他出任書院經諭，講論《四書》、《西銘》諸書。還為朱子難疑問答，辯析甚精。後以積學名世，築室梅坡，辟館授徒，江淮學者宗之，稱他“梅坡先生”。晚年立精舍於石潭，名盛一時，朱熹生前稱他為“吾友彭師範勝士”。其兄彭尋，其子彭方，同學於朱子之門，同祀於白鹿洞朱子祠內，均以文行、政績為鄉裏推重，人稱“都昌三彭”。

　　馮椅，字儀之，一字奇之，號厚齋，受業於朱子。南宋紹興四年（1193）中進士，授德興縣尉，官至江西運幹，贈尚書。一生勤於著述，有《太極圖》、《孟子圖》、《孝經輯注》、《厚齋易學》、《尚書集說》、《詩輯說》、《論語輯說》、《西銘輯說》、《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馮氏詩文誌集》等200餘卷。其子馮去非是江西婉約派詩人。

　　曹彥約，字簡甫，號昌穀。天資穎異，“初事朱子於白鹿洞書院，複見於嶽麓書院”。與兄曹彥純同為朱子門生。進士及弟，曆建平（安徽郎浮）縣尉，累遷知漢陽軍，官至戶部侍郎、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尚書、文華閣大學士等。平生以建立軍功為務，曾率軍民晝夜奮戰，擊敗金兵對安陸（屬湖北）的圍攻；知利州（四川廣元）時，關外缺糧，曾減價遣糶，勤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安。朱子道統繼承人、女婿黃幹稱他為豪傑之士。時人評：朱子門人中，論道統，以黃幹為第一；

　　論經濟大略，以曹彥約為第一。有史學著作《經幄管見》4卷，文學著作《昌穀集》22卷均收入《四庫全書》。

　　朱子與都昌四位高足，成為摯友，不僅在知南康軍兩年任期內，他們過從甚密，經常質疑問難，砌磋學問，誌同道合。在朱子任期屆滿離開南康軍以後，他們鴻雁傳書，心心相印，交友愈篤。朱子一生致力書院教育，講學育人，淡泊名利，無意仕途。他在“彭蠡湖”詩中寫道：

　　“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他在答黃商伯信中流露：“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他望，但願殘年飽吃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嚐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在將要離任的前夕，致黃商伯函：“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攀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耳。”可見他們的感情非同一般，在致馮椅書中：“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他教導：“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朱子要求自己，也要求自己的學生，畢生以致知--力行--修身為規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子對就讀白鹿洞的學生循循善誘，對社會上求教於他的青年也是誨人不倦。在《朱熹集》中，發現兩篇“答都昌縣學諸生”，可見都昌各地在校學生，慕朱子之名，不少人向朱子寫信，質疑問難。朱子就“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巧言令色”、“父母唯其疾之憂”、“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關”、“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攻乎異端，斯害也矣”、“觀過斯知仁矣”、“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吾道一以貫之”、“君子哉若人”、“賢哉回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十室之域，必有忠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樊遲問知”、“述而不作”等，對這些問題，學生們不甚理解，或者有不同的理解，見仁見智，爭論不已。於是，他們紛紛投書求教於朱子，朱子通過“答都昌縣學諸生”，一一給予回答，每一個問題都有新的見解，使都昌諸生受到啟迪。如談到“溫故而知新”時，朱子認為“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可言師”，所以溫故和知新是兩回事。談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認為：“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無改於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亦三年無改乎。”經過朱子指點，白鹿洞門外的學生也受教匪淺。

　　在白鹿洞書院影響下，都昌的朱子門人，門人後裔，再傳弟子，紛紛在都昌興辦書院，使都昌書院從無到有，發展壯大，把都昌的教育推向新的階段。較為著名的書院有：嘉熙年間，朱子門人彭方，在清化鄉（今春橋）創辦寶林書院，延師授徒，他著有《強齋集》和《經華續業》30卷；朱熹再傳弟子馮去非（去非受業乃父馮椅，椅為朱熹門人、摯友）在縣治東門馮家巷創辦去非書院；淳熙年間，朱熹三傳弟子陳大猷（大猷受業於饒魯，饒受業於朱子傳人黃幹），於縣治北磨旗墩創辦東齋書院，陳和他的老師雙峰先生饒魯共同講學於此，陳著有《尚書集傳》行世；元代祥興年間，朱熹四代弟子、著名教育家陳澔（澔受業其父陳大猷），於西山麓創辦雲住書院，陳澔潛心研究禮記，著有《禮記集說》聞名天下；元泰定年間，在縣城建有匯東書院，明天啟元年更名“南山書院”，書院屢廢屢興，成為元、明、清都昌縣教育中心，有“周朱道學賴以昌，綱常名教籍以振”之譽，一直到清末停辦；明弘治年間，後人在雲住書院舊址，仿陳澔別名，建經歸書院，學子雲集，一直延續至清代鹹豐年間，遭兵燹被毀。全縣私塾教育在書院影響下蓬勃發展，在都昌形成了私塾（初級）--都昌書院中級）--白鹿洞書院（高級）即基礎教育和中高級教育梯形模式，當然也有個別出類拔萃者被選送京城入太學，受到重點培養（如江萬裏）。

　　朱子精神，白鹿學風，惠及當代，影響久遠。朱子之後，都昌文風長盛不衰，以文章節義著稱，代有賢能：朱門四友，事業學業各有成就，名重一時；宋末朱熹再傳弟子江萬裏，他求學於白鹿洞，知吉州期間，仿白鹿創白鷺，通過白鷺州書院培養了文天祥、劉辰翁、鄧光薦等一批棟梁之材，成為繼歐陽修之後，第二個廬陵文化高峰期的倡議者和領導者，他最高任職，官拜左丞相，矢誌報國，以身殉國，成為偉大的民族英雄；明代有白鹿洞生餘濂、餘應桂，鐵骨錚錚，“光爭龍比”，視死如歸，浩氣長存，成為一代忠烈；清代有白鹿洞生曹履泰，考中榜眼，高居全國第二，愛國名將丁日昌受到他的提攜和舉薦；近代著名教育家楊士京（已故省長邵式平受業其門），也是白鹿洞書院晚期洞生。

　　白鹿學風永遠激勵都昌莘莘學子，朱子永遠活在都昌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