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與社會變遷

第二節 鄱陽湖地區社會環境與民間信仰的建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與習俗。明清時期，民間宗教、民間信仰比較繁雜，鄱陽湖地區也不例外，地方宗教和民間信仰仍受國家統治階層的掌控和主導。

　　（一）祭祀政策與區域社會

　　洪武元年（1368）十月，明太祖下令訪求各名川神祇與忠臣烈士，有司祭祀，史載：“丙子，命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國家，及惠愛在民者，具實以聞，著於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明實錄》之《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五，（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632頁。後太祖朱元璋又下令，嚴禁毀壞祠廟。《明實錄》載：“辛醜，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常有功德於民，事跡昭著者，雖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明實錄》之《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八，（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760頁。

　　明朝初年，明太祖在推崇神祇祭祀、功臣建廟致祭的同時，又深切感受到民間宗教的力量與隱患，其在《大明律吏律》規定：“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這充分說明明太祖在對祭祀的重視同時，又非常忌諱民間宗教。在對待神祇和各宗教的態度方麵，是既對神祇加以推崇祭祀，又對各淫祠邪教進行打擊。

　　這些祭祀製度的調整變化，其最終歸結洪武三年（1730）年頒布的詔書，《明太祖實錄》載：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曆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辟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為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製定，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曆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興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與禮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製各神號。開列於後：

　　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曆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既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當正，故茲昭示，鹹使聞知。是日，上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瀆，以更定神號告祭。……仍遣秘書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於安南、占城、高麗。《明實錄》之《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034-1036頁。

　　由此可見，明太祖朱元璋對祭祀的態度，正祀典，確立國家祭祀，並正告全國及友邦。對其他淫祠應予以取締，不列入祀典。而對“禁淫祠製”，朱元璋又作出了這樣的規定：

　　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祭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具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灶神。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告祖先。若鄉屬、邑屬、郡屬之祭，則裏社、郡縣各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章奏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現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不惑誌，詔從之。《明實錄》之《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037-1038頁。

　　朱元璋的祭祀政策非常明了，即不可造次越位，而欲複古之禮製。日本學者濱島敦俊認為：“明王朝製定了帶有非常濃厚複古色彩的祭祀製度及政策的基本原則，並把規範祭祀體係的基礎歸結到理念。”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頁。上述兩道詔書，可以說構成了明朝宗教及祭祀政策總的綱領。到明中後期，弘治、嘉靖、萬曆等時期，全國打擊淫祠的活動趨向活躍。弘治初，由於皇帝對道教、佛教並不大感興趣，南炳文等著：《佛道秘密宗教與明代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4頁。因此，大臣對打擊淫祠的呼聲很高。萬曆時期，禮科給事中梁式主張撤毀違規廟宇等，萬曆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見，從而，在萬曆年初，也開展了打擊淫祠的活動。

　　清朝基本延續明代的祭祀製度，先祭孔子，次祭祖、城隍。在順治九年（1652），皇帝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帝”。雍正三年，又敕封關聖帝三代公爵，關聖帝成為天下通祀之神。康熙十九年（1680），敕封海神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對神靈的敕封活動，在清朝非常之多也非常活躍，一直持續到清末。

　　對淫祠的打擊，清朝甚少為之，隻有個別現象，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湯斌向皇帝請求打擊淫祠。蔣竹山：《湯斌禁毀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擊通俗文化的個案》，載《新史學》1995年第2期。對於邪教結黨會社，則是嚴厲禁止。如順治十三年（1656）詔：“凡左道惑眾，如無為、白蓮、聞香等教名色，起會結黨，迷誘無知小民，殊可痛恨。今後再有踵行邪教，聚眾燒香，斂錢號佛等事，在京著五城禦史及地方官，在外著督撫司道有司等官，設法緝拿，窮究奸狀，與定例外加等治罪。”《欽定大清會典》卷七六六，《刑部禮律祭祀》（武英殿聚珍版書），乾隆甲申春禦製。對於地方社會，他們會針對中央的政策積極活動，比如皇帝敕封什麽神靈和廟宇，大多是地方鄉紳士邑等向地方官員提交材料和意見、建議的。Valerie Hansen，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pp。79-104.金井德辛：《南宋の祠廟と賜額について--尺文珦と劉克莊の視點--》，載《宋代の知識人--思想製度地區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版。可以想象，對中央的祭祀政策，民間社會各階層態度是積極的。

　　（二）自然災害與信仰渴求

　　鄱陽湖屬於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陽光充足，降水較多。在古代社會，氣象預防性差，一旦降水成災，則洪澇泛濫，而地方政府治理洪災的措施又不得力，自然災害時常困擾著湖區百姓。根據文獻資料記載情況，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自然災害主要表現為水災、旱災、震災、瘟疫等其他災害。

　　據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自洪武元年（1368）到同治元年（1862）的近500年中，鄱陽湖地區共發生水災37次，旱災12次，震災32次，蝗災2次，疫災4次，虎害3次，風災2次，兵災1次，冰雹1次，火旱災1次等，各種災害共近百次。這還僅是不完全統計，而實際災難遠比此要多。

　　水災。僅明代永樂年間，就發生了8次，破壞嚴重，“郡城中深2丈許，漂廬舍，溺死者以數千計，壞城郭500餘丈，居民往來以舟。七月始平，民大饑。樂平大水，餘幹大水，舟行樹梢”《江西氣象誌》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氣象誌》，方誌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頁。在明弘治年間，有6次水災，其中弘治十三至十六年，幾乎連年水災。

　　旱災。粗略統計為12次，但危害嚴重，如“順治三年，都昌大旱，自四月至十月不雨，饑；餘幹，四月大旱至十月方雨，稼槁；萬年，四月大旱至十月方雨，禾稼無，高下盡槁；饒州府，自四月不雨至十又一月；南昌，五月不雨至十月；建昌，五月大旱，秋後乃雨；星子，大旱至秋；安仁，大旱，一片赤地，顆粒無收，民多餓死”《江西氣象誌》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氣象誌》，方誌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頁。

　　震災。地震的災害在明清鄱陽湖地區較多，據文獻記載及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有32次之多，其中德安縣9次，餘幹縣7次，鄱陽縣4次，都昌縣5次，星子縣3次等，可見，鄱陽湖地區地震不少。

　　其他災害。主要是虎害、兵災、疫災、蝗災、暴風、火災等也為數不少。特別是瘟疫的發生，古代醫療衛生情況差，醫學又不發達，疫災讓百姓束手無策，如同治元年（1862），南康府，秋疫，死者數千人。

　　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水災、旱災、震災、疫災等自然災害較多，加之社會的動蕩及兵災，人們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地方官府的賑災措施又非常不力，湖區百姓的生活極其困頓，麵對如此多的災難與困難，他們隻有將自己的期望與祈求訴諸神靈，寄望於這些超自然力量，希望這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靈能予以庇護，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隨著湖區百姓在內心深處對神靈的渴求，民間各種地方神靈悄然走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並產生深刻影響，湖區民間信仰由此不斷形成與發展，信仰對象也不斷增多，信仰方式不斷發生變化。

　　（三）民間信仰對象多元化的形成與建構

　　明清時期，鄱陽湖區百姓在現實生活的困擾和自然災害的影響下，人們麵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為求得精神上的撫慰與解脫，在正統宗教和民間信仰的影響下，人們精神世界呈現出多元化、世俗化的色彩。隨著家族生活的強化和宗族觀念的深入，人們對自然神靈、祖宗祭祀、英雄人物神化等的關注和膜拜更加突出。就鄱陽湖地區的民間信仰而言，民間神靈信仰尤其普遍，每一神靈身後都有各種各樣的傳說和故事，這些傳說和故事充分展現了民間信仰的真實麵貌，所有傳說和故事的流傳，都表現出民眾對神靈的渴求、認同、祈求和信奉。

　　明清時期，往來鄱湖的商旅差客較多，這些商旅差客在民間信仰的傳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多為信仰湖神、財神，湖神護佑他們在鄱湖上行走平安與財物的安全，財神護佑他們財源旺盛。對生活在湖區的百姓而言，他們多信仰水神，希望水神能護佑他們，旱時多雨，洪時無災。對湖區各縣地方官員們而言，他們希望官運亨通，所管轄地區百姓無災無患，他們多為信仰包括城隍在內的國家祀典在記的諸神。對宗族鄉紳及百姓，他們多信仰觀音，特別是送子觀音，期望子孫延綿，後代興旺。對將軍戰士而言，他們多信仰忠臣良將，將他們神化並崇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由此可見，民間信仰具有功能性和世俗化的特點；而民間信仰光怪陸離，千姿百態，又具多樣性的特點。對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的特點，後文將予具體論述，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呈現出多元化結構，其為必然。

　　民間信仰中的神靈，主要在寺、廟、觀、庵中被供奉。筆者根據地方文獻的記載，對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主要寺、廟、觀、庵中供奉的神靈進行了初步的分類統計，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明清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1.忠臣崇拜。在明清鄱陽湖地區，忠臣崇拜盛行，現存忠臣廟也為不少，如餘幹縣1所，鄱陽縣1所，南昌縣2所，九江縣1所等等。鄱陽湖康郎山忠臣廟專祀元末鄱陽湖大戰中忠心護主戰死的韓成、丁普郎等36位忠臣。該廟建於元末明初，所祀36位忠臣為明太祖親自下詔而祭，曆經六百餘年，經幾朝更替，忠臣廟幾經修葺和重建，如今仍屹立於鄱陽湖康郎山。鄱陽縣忠臣廟建在蓮華山鄉的朱家村窯背咀，該廟祀有丁普郎等36位忠臣及觀音、韋陀等神像。南昌縣忠臣廟有2所，一在五桂坊西，一在五十八都。九江縣忠臣廟在仁貴鄉南湖嘴，祀明太祖戰鄱陽湖時盡節盡忠的韓成。由此可見，忠臣崇拜在鄱陽湖地區經年不竭，源久流長，深入民間。

　　2.道教尊神信仰。許真君信仰在江西非常盛行，萬壽宮的建造自江西而遍布全國，許真君信仰也流行於全國各地。筆者在查閱明清江西9縣方誌的過程中，發現各縣均有許真君廟，如餘幹縣許真君廟8所，鄱陽縣1所，德興市1所，湖口縣2所，彭澤1所，南昌縣1所，德安縣1所，安義縣3所，星子縣1所。可見，許真君崇拜遍布江西各地。同時，道家尊神關聖帝的崇拜，民間更是普遍。明清時期，關聖帝經過皇家敕封三公，對關聖帝的崇拜可謂達到頂峰。另明清鄱陽湖區還有一個神秘人物周顛，在元末鄱陽湖大戰中，其幫助朱元璋取得勝利而立下功勞，為此，明太祖親撰《禦製周顛仙人碑記》及《祭天眼尊者周顛仙人徐道人赤腳僧文》，建立廟宇，加以崇奉，由此形成周顛仙信仰。對這幾位道教尊神，本書第三章、第五章將予以重點論述。

　　3.城隍信仰。城隍信仰在明清時期，經過皇家敕封，納入祀典。明清鄱陽湖地區，城隍信仰非常普遍，隻要府治所在，其必有城隍之神。翻閱各縣誌，明清鄱陽湖地區各府縣均建有城隍廟，且均為一。城隍之神，其原為城鎮守護之神，官府必祭，後幾經變遷，具有監察人事之能，在生老病死及各種災難降臨時，還可以禦災捍患。

　　4.水神崇拜。元將軍信仰水神化，元將軍即定江王，指元末鄱陽湖大戰中，朱元璋在危難時刻，被一老叟駕舟所救，朱元璋回望致謝時，見是一“黿”，為感恩“神黿”，朱元璋敕封其為元將軍。隨著時光流轉與社會變遷，元將軍慢慢演變成水神。至清代，又加封“顯應”，故有“顯應元將軍”稱號。顯應元將軍變遷為水神，其又稱為定江王，意為在風浪之時有鎮江、定江之能。元將軍崇拜在湖區比較普遍，廟宇廣建，現都昌縣有1所，星子縣3所，南昌縣1所，餘幹縣1所。在四縣定江王廟宇中，數都昌縣廟宇規模和氣勢最大。都昌縣定江王廟，又稱老爺廟，有關該廟的曆史變遷考察，本書第三章將予以詳述。

　　5.觀音信仰。觀音菩薩是佛教中的主要神靈之一，明清時期，觀音信仰在鄱陽湖地區非常普遍，凡有寺廟之所，一般都供有觀音菩薩。如餘幹忠臣廟內，第一重就供奉千手觀音。查閱各地方縣誌，一縣往往有多個觀音廟或觀音閣、觀音樓、觀音殿等，如餘幹縣3所，德安縣3所，湖口縣5所，彭澤縣3所，德化縣2所等等。

　　此外，還有社稷、山川雷雨及先農諸神信仰等。在查閱地方文獻時，筆者統計了明清鄱陽湖地區有代表性的11縣（府）的有關資料，11府縣均有社稷壇、風雨雷電山川壇及先農壇，且均僅為一，可見，對社稷、山川雷雨風雲等祭祀均是國家祭祀，民間百姓不能隨便予祭，故在祭祀壇建設方麵，僅為一所且均在各府治所。這些祭祀作為祀典所載的國家祭祀，為地方官員統一進行，祭祀日期、儀式、祭品等均有統一規定，不得越位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