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與社會變遷

第四節 關於幾個概念的說明和史料的運用

　　（一）幾個概念的說明

　　本書主要是對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及其社會變遷進行研究，在此有必要對“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等關鍵詞語所涵蓋的內容進行說明和解釋。

　　明清時期。本書所討論的明清時期，其上限始於朱元璋建立明朝，即洪武元年（1368），其下限定於清滅亡即宣統三年（1911），時間跨度為543年。事實上，作為一個民俗、民間信仰與社會變遷的研究課題，其上限可上溯到宋元時期，下延可至民國甚至當代。

　　鄱陽湖地區。鄱陽湖位於長江之南，江西省北部，地理坐標東經115°49′～116°46′、北緯28°24′～29°46′，與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等五大河流（以下簡稱“五河”）尾閭相接的盆狀天然凹地，受長江、五河水位製約水量吞吐平衡而形成的連河湖（River connected lake）。這個湖在公元6世紀末7世紀初，因水域擴展到鄱陽縣境內，隋朝人命名為“鄱陽湖”，沿襲迄今。《鄱陽湖研究》編委會：《鄱陽湖研究》，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頁。鄱陽湖的水域、湖灘等地，分屬沿湖11個縣市，分別為當今南昌市、新建縣、進賢縣、餘幹縣、鄱陽縣、都昌縣、湖口縣、星子縣、德安縣、永修縣及九江市的行政疆域。本書書名所指的鄱陽湖地區亦指沿湖所在11縣市地區，即本書研究所涉及的空間範圍。

　　民間信仰（Popular Religion）。對民間信仰的理解和解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先看《辭海》的定義：“民間流行的對某種精神觀念、某種有形物體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為。包括民間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確的傳人，嚴格的教義，嚴密的組織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強調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礎主要是萬物有靈論，故信奉的對象較為龐雜，體現的主要是唯心主義，也含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成分，特別是民間流行的天地日月等自然信仰。”《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0頁。再看《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辭典》的定義：“民間信仰是民間存在的對某種精神體、某種宗教的信奉和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間的傳承、人為宗教在民間的滲透、民間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有自發性、功利性、神秘性、民族性、區域性、散漫性等特征，與人為宗教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呈現出複雜的情況。”景琳、徐甸主編：《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辭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0-12頁。而日本《平凡社大百科事典》定義為：“指沒有教義、教團組織的，屬於地方社會共同體的庶民信仰；它也被稱為民俗宗教、民間宗教、民眾宗教或傳承信仰（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信仰）。”《平凡社大百科事典》第14冊，（東京）平凡社1985年版，第558頁。三大辭典的解釋各執一端，但也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內容，即民間信仰沒有嚴格的教義，具有神秘性、原始性、功利性、區域性等特點。

　　“民間信仰”這一學術用語最早為日本學者所廣泛運用。1891年，東京帝國大學設立宗教學專業時，首任教授姉崎正治（1873-1949），以自己在日本東北中奧地區的實地調查為基礎，在《哲學雜誌》第130期上發表了《中奧的民間信仰》一文，“民間信仰”這一學術用語首次被提出來。[日]姉崎正治：《中奧的民間信仰》，《哲學雜誌》第12卷第130期，明治三十年（1897）。截至1945年8月，據民俗學者鈴木岩弓的統計，日本曾使用“民間信仰”概念的著書有8部，論文59篇，鈴木岩弓著，何燕生譯：《民間信仰概念的在日本的形成及其演變》，《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民間信仰這一詞語得到廣泛運用和普遍的認同。一般來說，民間信仰中功利因素比重比較大，如一農民求子時，其信仰送子觀音，而當小孩出生後，他就可能不再信仰送子觀音了。

　　在理解民間信仰這一概念的同時，需提及它與宗教信仰有何異同。對宗教信仰的解釋，法國愛彌爾塗爾幹認為，“真正的宗教信仰總是某個特定集體的共同信仰，這個集體不僅宣稱效忠於這些信仰，而且還要奉行與這些信仰有關的各種儀式，這些儀式不僅為所有集體成員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屬於該群體本身，從而使這個集體成為一個統一體，每個集體成員都能夠感受到，他們有著共同的信念，他們可以借助這個信念團結起來”[法]愛彌爾 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民間信仰與之比較，其對官方正統的信仰（宗教信仰）往往使接受或者仇恨，或者是幹脆不理睬。民間信仰屬於本土宗教，是植根於民眾當中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為表現，它是在本土文化中自發產生的，中國的民間信仰為道教創生提供了直接基礎，為佛教傳入提供了間接基礎。美國學者Lloyd E。Eastman認為，中國的民間信仰可以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其起源在史前時代，近世以來，則從道教、佛教等教團宗教那裏獲取並繼承了各式各樣的觀念、性格。Lloyd E。Eastman，Family，Field，and Ancestors：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1550-1949.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8，p41-42.徐敏認為，“民間信仰是指民眾日常風俗習慣下的宗教傳統，是集體生活傳承而成的宗教規範與社會活動，是漢民族最為深層次的文化結構，在大傳統價值意識的傳播下被壓擠到民間的邊陲地帶，成為儒釋道三教的化外之民”徐敏：《鄉村民間宗教的研究綜述》，《農村經濟與科技》2009年第4期。楊慶堃認為，“民間信仰散布於社區結構和普通民眾的生活中，並不需要神職人員和固定的會員製信徒，在儀式方麵，民間信仰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祭拜發揮作用。春秋兩季舉行正式的祭拜，主持儀式的是地方官員或社區領袖，或兩者兼有，當地群眾普遍參與其中，私人的祭拜就是指個人到廟裏去拜拜，不舉行祭祀典禮的時候--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信仰就通過頌揚道德和神話傳說在人們生活中潛移默化，所有這些絲毫不帶有正統說教的故事，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在成人之間或由成人向孩子口口相傳中將民間信仰承襲下來”[美]楊慶堃著，範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頁。林國平認為，民間信仰源自中國鄉村社會，是一種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地方神靈崇拜為核心，缺乏統一信仰體係，缺乏嚴格的教義教規、教職人員和組織係統，具有分散、自發、民間性質的一種信仰行為。林國平：《關於中國民間信仰的幾點思考》，《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宋兆麟在《民俗學概論》中提出：“民間信仰是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在民眾中自發產生的一套神靈崇拜觀念、行為習慣和相應的儀式製度。”鍾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87頁。

　　近年來，許多歐美學者都傾向於認為民間信仰為庶民的信仰，是傳統的信仰，在社會各階層廣為流傳，其沒有固定的儀式和固定祭祀，沒有係統的教義和具體的組織，存在功利性和神秘性，為廣大老百姓所承襲。筆者對此比較認同，認為民間信仰是萬神崇拜，含一切自然山川河流神靈、祖宗崇拜、鬼神祭祀、英雄人物亡靈崇拜、動植物人格化神靈信仰等，無統一的信仰體係，無嚴格的教義、教規，無嚴格的固定教職人員及組織係統，其廣泛而自發存在於民間社區、社會村落、街頭巷尾，也可以存在王府人家、知識精英、社會上層，自發性、神秘性、功利性、區域性、鬆散性、多變性是其存在的特點。

　　（二）史料的運用

　　近年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一般民眾生活方式進入了學者研究視野，但對一般民眾的研究材料限製較大，特別是在傳統的文獻中，反映一般民眾的史料相當的零散乃至缺乏，這就為相關研究增加了很大的難度。為做好文獻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筆者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浸泡”在江西省圖書館、江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與各地檔案館中搜集相關資料，力求將所有材料“一網打盡”，為本書研究提供充分豐富的材料基礎。本書材料來源主要有以下幾類：

　　1.正史類

　　《後漢書》《明史》《明實錄》《清史稿》《清實錄》和一些官方文書等。

　　2.地方誌類

　　《饒州府誌》《南康府誌》《餘幹縣誌》《萬年縣誌》《德安縣誌》《都昌縣誌》《建昌縣誌》《湖口縣誌》《進賢縣誌》《鄱陽縣誌》《星子縣誌》《逍遙山萬壽宮通誌》等。

　　3.詩集與對聯類

　　明清詩人吟詠鄱陽湖及周邊地區風土人情的詩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本人在田野調查中，在餘幹縣忠臣廟的管理人員手中偶得一本詩集《幹越曆代名人詩詞集》（胡普江主編，香港銀河出版社2003年版。幹越，餘幹的古名），該詩集收錄了268首詩，其中寫忠臣廟的詩就有20多首，許多詩作者不詳。該詩集是不可多得的記錄忠臣廟曆史變遷的文化史料，為本書的論述提供了新資料。對聯方麵，筆者田野調查中，諸多廟宇的對聯頗為豐富，對聯撰寫工整雅致，內涵豐富深刻，有許多典故和故事，史料價值頗高。小說方麵，雖然屬於文學作品，但其中的某些記載包括人物描寫，也是可資借鑒的，因此本書也予以收錄。

　　4.家譜及田野調查資料類

　　家譜是記錄家族變遷、盛衰、子弟傳承的宗族曆史，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息息相關。簡而言之，家譜實際上是老百姓自己記錄自己家族的民間史書，有較高的可信度。從家族譜牒入手，了解鄱陽湖地區民俗民風，追溯民眾的宗族信仰與社會生活，挖掘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民間信仰的真實與原貌，並揭示湖區人民與地方社會及國家機構的關係，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思路。而田野調查是本書最適用、最實用和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筆者通過走訪餘幹縣忠臣廟、鄱陽縣忠臣廟、都昌縣老爺廟、進賢縣許真君廟、南昌縣西山萬壽宮等地，並深入與當地民眾交流與麵談，獲得了一些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從而為本書的論證提供了有力論據。

　　§§第二章 明清時期鄱陽湖地區的生態環境與民間信仰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