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山土庫“三個大紅頂子”之後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製,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科舉製度已經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學堂和新的考試製度。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紛紛建立新式中學、大學,還有外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汪山土庫的程時煃、程時炌、程天放、程琇、程懋型、程懋筠以及稍後的程懋坪等一大批學子都到南昌心遠中學和上海複旦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讀書,然後漂洋過海去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留學,回國後都在政界和學界有較大的成就。美國、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先進發達、經濟上最富裕的國家,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也從一個封建落後的國家一躍成為亞洲經濟強國。這些先進發達國家成為當時中國有誌青年向往的留學目的地。
汪山土庫最早去海外留學的是程時煃。
程時煃,字洛生,號柏廬,生於光緒十六年(1888)。幼承庭訓,力學有聲。18歲入邑庠,遷居省城南昌,入江西實業學堂就讀。程時煃思想新潮,學業優異,以公費赴日留學,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專攻理化及教育學科。
1915年,程時煃學成回國,於江西省立師範學校執教,兼附屬小學主任,創辦單級小學,指導師範畢業生實習。1916年任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程時煃提倡國民教育,實施軍事訓練,獎勵運動,注重體育,以“公勇誠愛”四字為校訓。1917年,調江西省教育廳,任第二科科長,主管中、初等教育。程時煃力爭擴增中、初等教育經費,但沒有得到應允,便辭職進京。
在北京,程時煃擔任國立北京高等師範教授,兼附屬中學主任。1923年,程時煃由教育部選送美國留學,先後入芝加哥、哥倫比亞兩所大學,專攻教育專業。他廣泛閱讀圖書館藏書,兩年半畢業,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1925年回國,任教於國立北京師範大學。第二年轉任上海大廈大學教授兼教育科主任,1927年任中央大學教授兼教育行政院普通教育處長,致力於江蘇省教育經費的擴增,主管教育局長與中心小學校長人選的選擬。
1928年,程時煃出任福建省教育廳長,力推“鹽附稅”,以充作教育經費專款,並保障其獨立,提案雖通過但沒有施行。
1930年,當地軍閥盧興邦逼省政府把已定充作教育經費的鹽附稅交給他把持,將省政府民政、建設、教育三廳長及水上公安局長等6人拘禁於龍溪山中,曆時10餘月。後經中央討伐,盧部始聽命將程時煃等釋放,程時煃仍做教育廳長。
1933年2月,程時煃調任江西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敬恭梓桑,得償夙願。
民國時期留學人員中職位最高、名聲最大的要數程天放。
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十六日,程天放出生於父親為官的杭州,因父病十歲返鄉,入住保仁堂,開始私塾生活。程天放從小天資聰穎,記憶力超群。破摹後,私塾先生所授內容其他孩子還沒讀順溜,程天放隻需讀幾遍就已爛熟於心。好幾次放學後,天放邀夥伴們出汪山土庫,到附近的水溝摸魚,到屋後看小河裏來往的船隻或與放牛的孩子玩,第二天回到課堂,其他孩子早把昨天先生教的課文全忘了,乖乖地伸出小手挨先生的板子,隻有天放能把昨天學過的課文倒背如流,有時還提出一些與之相關的問題,令先生措手不及,好幾位先生因此而主動辭職。二三年後,程天放便練就了“一眼觀七行,且過目不忘”的本領。先生、族人都稱程天放為“神童”。三年的私塾為他打下了深厚的國文根底。
程天放發表的社論
1912年,隨著新學的興起,程天放進入省城南昌洪都中學接受新式教育,一年後轉入當時著名的引進西式教育的南昌私立心遠中學(南昌二中前身)就讀。在此期間,他常與同學逛書店,但他從不買書,總是空手而歸。同學問他為什麽不買書,程天放說書店新書他都看過,不必再買。同學不信,便考問他某書的內容。程天放能從頭到尾講出該書內容,精彩段落和詩句竟可以原原本本地背出來。
青年程天放
原二中校友理事長王炯堯先生回憶說:程天放很受當時校長熊育鍚器重,專請一位老師教他英語。其他學生不服。校長說,你們能有天放聰明和刻苦,我也單獨請老師教你們。一時間,心遠的學子們對程天放既嫉妒又羨慕。
民國六年(1917),程天放憑其優異成績本可選擇全國最好的大學深造,但他還是按照自己的心願選擇了心儀已久的“上海複旦公學”(複旦大學前身)。他與同鄉孫鏡亞、劉慎德同住一宿舍,三人國學都很好,學校每期刊物上都有他們的作品,同學稱他們為“江西三傑”。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起於北京,上海學生迅即響應。程天放與潘公展、何世楨、何葆仁等為骨幹,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程天放當選會長。他身穿長袍黑馬褂,帶領上海學生上街遊行,並走在隊伍最前麵,高視闊步,氣宇軒昂,麵對荷槍實彈的警察,毫無懼色,道旁的圍觀群眾竟然“屏息以觀”,軍警也不敢阻攔。這次遊行,情形良好,一千多人的隊伍安然散隊。
程天放文思敏捷,學生會的重要文告多出其手。他還長於辭令,雄辯滔滔,常常語驚四座。當時,孫中山先生居滬著書,於報端見程天放的文章,召其到寓所與談當世急務(當時蔣介石在場)。程天放認為,今日大學生,即為他年國家棟梁,國民黨如於此時多與接近,擇優灌輸政治教育,即為他年儲備建國人才。孫中山先生點頭稱是。
1920年,程天放考取江西官費留學美國,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學哲學,他覺得哲學能增強人的思辨能力,但過於抽象,是純理論研究,如象牙之塔,不及政治能經世致用。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他不會忘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當時中國處於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際,程天放因而轉到伊利斯諾大學學政治,獲碩士學位;後轉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適逢加拿大國會提出一個排華法案,如果這個法案實行,以後就要禁止華僑來加拿大,在加定居的也將有不少人會被遣送回國。為了阻止這一法案的成立,《醒華日報》連續發表長文以予駁斥,並組織當地華僑,延請律師開展鬥爭。當時《醒華日報》主編黃季陸要回國出席國民黨黨代會,《醒華日報》總編輯的工作由程天放接替,由此,程天放與黃季陸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次兩人在一家加拿大的中國餐館喝酒聊天,說到興奮處,程天放當即吟詩一首,表達了他的壯誌豪情:“齋號雙英信巧同,相期努力事豪雄。莫拋壯歲如山氣,預祝他年不世功。皙種天驕雖自滿,炎黃神裔豈終窮。睡獅會作驚人吼,佇看風雲起亞東。”他在1926年6月所撰博士論文就是《加拿大的東方移民》,專門論述中國和亞洲移民在加拿大的曆史和現狀及其在當地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所作的貢獻,共12萬字,可惜在1932年淞滬戰爭時被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