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一章 忠貞堅毅的精神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宋明時代的廬陵，無論是農業、手工業、造船業、商貿業都興旺發達，成為國家的財富之區。僅以糧食為例，北宋時吉州一地供應國家糧食近40萬石，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國的7%。貿易往來“地方千裏，水陸四通”，“奇珍異貨，此焉是出”。究其原因，當然離不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風調雨順，少有災害，土地肥沃，宜耕宜種；又遠離北方的戰亂之患。同時，也離不開開放與交流的重大作用。其中，一是北人南遷，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曆史上三次中原戰亂，即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天寶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大批北方居民進入廬陵區域，中原的先進生產方式和文化科學技術得以大規模輸入，有力地推動廬陵經濟發展，強化了經濟動力。二是自唐代張九齡率軍民開掘嶺南通道，修寬從大庾到南雄陸路，開鑿梅嶺驛道，將中原與兩廣連接起來，從此天塹變通途，使處於偏遠一隅的廬陵地區納入全國南北的主要交通線上，從此大大便利和促進了廬陵經濟的繁榮，廬陵得以從封閉走向開放。

　　商業與貿易發達與否是古代經濟開放的主要標誌，而水運又是支撐過去時代商貿的交通命脈。贛江縱貫江西南北，幹流長達750公裏，是長江中遊的主要支流之一。作為水上交通，它是聯係長江與珠江兩大水係的重要樞紐。通過贛江，江西南部與廣東的湞水、北江相接，直達南海；北出鄱陽湖，入長江，與東西北各地河流聯通。因此，贛江在古代被稱為中國南北水運相連的黃金通道。

　　吉安地處贛江中遊，千裏贛江從吉安腹地穿過，從南麵的萬安到北麵的新幹，這一段水麵將近300公裏，而且兩岸支流異常發達，其中20公裏以上的河流20多條。吉安大小水流的支流，流經大部分村落，偏遠的山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水上運轉帶來新的生產技術和生活信息。在吉安境內，靠河的城鎮都是沿河岸建城巷，不論是縣城，還是鄉鎮，街巷的縱橫交錯總是依碼頭而設置，在以船運為主要交通運輸的時代，往往根據河道的地勢來設置碼頭，它必須既方便泊船，又方便街市建設發展，更要利於貨物裝卸。碼頭的地段往往是城鎮商業集散地，圍繞著碼頭、店鋪和倉庫也就應運而生。這給緊靠贛江的城鎮帶來更多的商機和發展。萬安縣城、泰和縣城、廬陵府治所在地、吉水縣城、峽江舊城巴丘、新幹縣城等都依靠贛江，水運十分方便，流動人口量大、商業繁榮、街市繁華。金灘是吉水的古圩鎮，與吉水縣城隔贛江相望，現仍存7個舊碼頭：上市碼頭、土產倉庫碼頭、輪船碼頭、徐家碼頭、老官碼頭、蕭家碼頭、中市碼頭和下市碼頭，商船量與商業交易大有與縣城爭雄之勢。因此，金灘自古號稱商貿集散地。離金灘街不遠的燕坊，便是一個因商貿水運繁華起來的古村落。

　　吉安城往南行船10公裏是永和鎮。永和鎮號稱天下三鎮之一，人口多、文物勝，是舟車頻繁的大都會，古稱東昌。《東昌誌》說，永和鎮“及宋浸盛，景德中為鎮市，置監鎮司、掌磁煙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永和街市臨贛江，方便舟船運輸。而這裏的名揚海內外的吉州窯陶藝，無不與這黃金通道有關。

　　吉州窯窯址在永和鎮西側，濱臨贛江，上溯贛州，下達南昌，淺山叢林綿亙數十裏，麵對瓷土基地青原“雞岡嶺”，有豐富的原料和燃料，交通條件極為便利。吉州窯創燒於唐代晚期，經五代、北宋，鼎盛於南宋，至元末終燒，有1200多年的燒造曆史。吉州窯在當時“海宇清寧”的環境下，又在鄰近的豐城洪州窯、新幹塔下窯、臨川白滸窯、永豐山口窯和贛州七裏鎮窯等相互促進下得到飛速發展，是我國古代一個重要的民間窯場。吉州窯大膽創新，同時又吸收了南北各地許多瓷窯的製瓷技藝，受到定窯、磁州窯、建窯等名窯的影響，善於博取眾長，自成一家，因而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藝術風格，其創立的油滴、兔毫、玳瑁、鷓鴣斑和木葉天目、剪紙等釉色享譽宇內。在宋代，吉州窯陶瓷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為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館和收藏家都藏有吉州窯的名貴產品。1976年，在新安海域發現的一艘開往朝鮮、日本的中國元代沉船，從沉船中打撈出1.5萬餘件中國古陶瓷，不少屬於吉州窯燒製。韓國中央博物館陳列的42件吉州窯瓷器被視為稀世珍品，英國博物館所藏的吉州窯產鳳首白瓷堪稱瓷中之尤物，木葉天目盞則被列為國寶。水運的發達，瓷業的興旺，商貿的繁榮，帶來永和鎮的全麵繁華。民物繁庶，舟車輻奏，錦繡鋪數千戶，百尺層樓萬餘家，造就了永和之盛。

　　贛江東西兩邊的長短支流幾十條，大的支流可以直通帆船，小的支流也能讓舢板船穿行。贛江支流富水河旁的陂頭是頗具神奇、經貿發達的古圩鎮。陂頭街市始於宋元之際，至明代中葉，現存留的古街有200米長，店鋪還有二三十個。明朝中葉以後，陂頭街繼續快速發展，至清代嘉慶年間，新街又往北延長300米，店鋪近百家。河邊的碼頭有18個，足見昔日此地帆來舟往的貨運繁忙景象。

　　水運的繁忙，也促進了吉安古代造船業。據史料記載，吉安的造船業在唐末已有一定技術和規模，到北宋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北宋天禧末年（1021）、江南及西北渚州造船2916艘，吉州占525艘，吉安、贛州兩地造船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史書上說，“虔吉二州造船數量之多，為全國之冠”。而造船業的發達又給吉安帶來了三大繁榮和發展，即商業貿易繁榮、流動人口量增大、鐵業銅業生產加工業的發展。

　　對外開放的龍頭，商業貿易的重地當然首推州府治所在地吉州城。北宋時，吉州城的街市已初具規模，在城治之南，沿贛江之濱建成了很多商業街，直通古南塔寺。南宋著名詞人劉辰翁（1236-1297），年輕的時候曾在吉安城東的白鷺洲書院讀書，對吉安城有著深厚的感情，在《習溪橋記》裏麵對後河一帶的店鋪商貿的景象描繪得十分清晰：“自吾小年見是橋，盛時為社林州祠，為官藥肆，為旗亭，哥鍾列妓，長街燈火，飲者爭席，定場設賈，嗬道而後能過……今則棟宇高堅，江山顯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顧，自不能無所感也。”習溪橋指的是今天永叔路一帶，可想見南宋後期吉安街頭，商賈摩肩接踵，店鋪鱗次櫛比，商業繁榮至極。

　　明代以後，贛江更是帆船點點，往來繁忙。南來北往的人不僅是吉安本地人，還有大量的閩粵人，或湖廣人，或江浙人。如今在贛江中遊的河邊上長著兩棵參天大榕樹，一棵在萬安縣城，一棵在吉安市區，這兩棵榕樹均是福建客商來吉安經商，長期客居吉安而植下的，它們也是吉安古代開放，經貿發達的曆史見證者。

　　在吉安城區沿河一線現存舊時商船碼頭有中山碼頭、鹽碼頭、米行碼頭、大碼頭、小碼頭、棧前碼頭、福建碼頭、廣東碼頭、洪都碼頭等21個，從名稱上看，這些碼頭既有行業的專業碼頭，還有外省、外地區的專用碼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吉安古時的開放水平。

　　《吉安府誌》卷首載：“商賈交易聚西南二頭兩街，起南門，達南塔寺，鋪舍稠密，煙火萬家。江舶所經，上自南贛，下達章門，郡城街市當其扼，中間一大都會。江水大溜趨東，白鷺洲砥柱江心，故商賈舸艦灣泊南關，便道貨殖。”表明古代吉安中心城區，沿贛江西岸街市的布局及繁華。整個商務區一為大街，一為西街，區域範圍長達10餘裏，寬達2裏。按照區域特點和經營習慣，形成商品相對集中，品種較為單純的多種專業市場或街巷，如茶匙巷、洋火巷、清稅巷、荏席巷等。進而形成了以城南沿江各碼頭為核心的貨物集散中心，各碼頭停泊商船貨物，大抵與各街巷的專業市場相對應，比如以城隍廟為主的宗教物資交流中心，以溝通城內外為主的西門口，西街生活物資零售中心，以水溝前為核心的農副產品交易中心等幾個主要商貿區域，區域內有古南街竹木市場、餘家河竹木市場、南街商貿市場、西街南貨市場、馬鋪前騾馬市場、城隍廟竹篾市場、銅錫器市場、中山場農貿市場、青石街農貿市場、南門正街米市場、小橋茶葉市場、西門口瓷器市場、書街口木器市場、倉口篾器市場、仁山坪草席市場、地母堂染布市場、倉口背鐵器市場等一應齊全。這是古吉州城商貿交易的平台，對外開放的舞台。

　　廬陵地域社會的變遷，尤其是姓氏的組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社會開放性、包容性。廬陵很早就有古人類活動，中國著名地質岩洞專家在贛江邊的萬安縣天緣山七重門山洞考察時，認為此洞曾有古人類生活所居。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已有先民在古廬陵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荊斬棘，生息繁衍。永豐縣尹家坪發現了距今4千餘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種類豐富，造型生動，僅器腳就多達20多種，陶器上有交錯繩紋、漩渦紋、壓印紋、連弧六角形紋等，具有江西新石器晚期開始出現的印紋陶的突出特征。該遺址還出土了稻穀、稻稈等作物。新幹縣大洋洲程家商墓遺址發掘出土各種質料的遺物1374件，其中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硬陶、陶、原始瓷器139件，出土文物之多，品類之全，鑄工之精，造型之奇，紋飾之美，為江南罕見，把江南文明史向前推移了三千年。

　　晉代郭璞注《山海經》雲：“南方有贛巨人、人麵、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唇蔽其麵，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啖之。”這可能就是最早無姓氏的贛江邊上的人。後來生活在這青山綠水間的主要是三苗人。三苗先後與中原大族競雄於世，蚩尤就是威震天下的南方部落首領，虞舜將帝位傳給大禹後，夏禹數次南征，加快了北方中原文明南傳的步伐，有利於包括古廬陵地區的開發。

　　從商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贛江流域的是越人，因為整個江西地域先後歸屬古揚州、吳國、越國。《呂氏春秋恃君覽》載：“楊漢之南，百越之際。”越人也有多個族支，曆史上有百越之說。吳、越後來都被楚國消滅，古廬陵自然歸為楚國，所以又有“吳頭楚尾”之說。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以郡縣製代替分封製，其中就有廬陵縣。統一後，帶來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遷徙，開始對廬陵人口構成及社會結構產生影響。秦兵“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派尉睢率領10萬大軍分東西兩路進攻百越，直搗閩越（今福建省）、南越（今廣東廣西地區）。戰爭打了6年，戰後大批北兵留在征戰和往經之地，其中有不少北方兵留在廬陵定居。《漢書地理誌》雲：豫章郡所屬縣平均人口兩萬人左右。可見早在西漢初期廬陵縣已經有兩萬人口了，其中一部分是土著越民，一部分就是原南遷留居的軍人。古廬陵早期曆史就告訴我們，這個地域社會人文變遷蘊含了包容兼蓄與開放開明的特質，這是廬陵人格的特點之一。

　　秦代以後，廬陵地域社會更是競相開放，各地民眾或遊覽駐足，或為仕安家，或投親靠友，或遠避戰亂，選擇到廬陵安家落戶，繁衍子孫的氏族不斷增多。據二十四史中數朝代《地理誌》記載有關廬陵人口的變化，可見大概：唐代15040戶53285口；唐天寶元年37752戶，337072口；而宋崇寧年間（1102-1106）已達132290戶，957256口；元貞元年（1295）更升至444083戶2220415口，除自然增長的人口外，大量是北人遷入的。從現存民國以前編纂的各姓氏族譜來看，吉安的氏族幾乎都是曆代由北方遷徙而來。就從三國以前廬陵的幾個主要姓氏來看可見一斑：

　　鄧姓，周杏林、閻菲在《說香港鄧姓》中記載：秦代，一支鄧氏遷居今江西吉水縣白沙一帶。北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承務郎漢黻，自吉水再遷廣東南雄珠璣巷，為入粵始祖。可見鄧姓是最早來到廬陵的氏族之一。

　　劉姓，繼鄧姓之後，較早來廬陵開發的居民是劉姓。來廬陵的劉姓是漢高祖劉邦的後裔。劉姓，西漢景帝之孫劉蒼，於漢元朝元年（前128）受封安成侯，管轄平都郡（即今安福、蓮花、永新、寧岡、泰和等縣）。劉蒼之子劉自當、孫劉壽光先後承襲安成侯。劉壽光生4子，後裔分居於安福、興國、信豐、永豐、吉水、青原等地。

　　黃姓，黃歇於公元前298年由新羅遷居到楚國後受封為相，人稱春申君。其後裔聚集於江夏地區（今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於是江夏便成為黃氏家庭的一個主要繁衍中心，黃姓“江夏堂”，即由此而來。東漢延熹七年（164）黃歇的後裔黃琬，官至宰相，贈東騎將軍，封關內侯，後帶著家人來到南昌，落腳洗馬池，其後代散布於今吉安、撫州、宜春、豐城及上饒等地。黃琬的裔孫黃鑫，因任官而遷廬陵城西（今吉州區神崗山附近），這應是三國時期。

　　曾姓，在漢代，北方有一個大姓舉族遠徙廬陵，為曆史上所罕見，這就是曾姓。曾姓最初發源於今山東省蒼山縣西北一帶。春秋戰國時期，曾參（亦稱曾子）為孫子高足，以孝著稱，被尊為宗聖，從而聲名顯赫，家庭昌盛。曾子15世孫曾倨，官至都鄉侯，有功於西漢，永光年間加封關內侯。公元5年，皇親王莽毒死平帝劉衎，篡奪皇權，曾據國“恥事新莽”，不願在王莽新朝下做官，於始建國二年（10）契族兩千餘人，由山東武城渡江南下，遷居廬陵縣吉陽鄉（今吉水縣境內），是為吉陽房。廬陵從此成為曾氏旺族中心，中國曾氏第二發祥地。

　　羅姓，漢惠帝三年（前192），羅珠奉命出守江西九江，在今南昌東南修築一座城池，並在此定居，羅珠遂為豫章羅氏鼻祖。羅珠28世孫羅淼，唐武宗時，在吉州任軍職，見泰和山水秀麗，故定居之。羅淼的後裔有一支在萬安縣窯頭鎮衍居數村，亦成望族。

　　周姓，東吳大都督周瑜，安徽廬江舒城人，著名軍事家，因火燒赤壁，大敗曹操而留下英名。其次子周胤，封都鄉侯，239年，定居今吉安縣油田烏東，曾升任吳威遠將軍，後回烏東，再遷安福密湖，遂成安福楓田密湖始祖，次子周泰生三子，後裔陸續遷往吉水泥田、盤穀和阜田等多處。

　　在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廬陵文化閃現著奪目的異彩。曾以近3000進士的宏大規模，以宋、明朝廷“人才庫”的榮耀，為天下所矚目。歐陽修、文天祥、楊萬裏、胡銓、劉辰翁、解縉、劉沆、周必大、楊士奇、羅欽順、羅洪先等一批批名垂千古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熠熠生輝，無不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留下了一份份珍貴的遺產，樹起了一座座豐碑，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所頌揚。北京興建的中華世紀壇記載了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事跡，其中有17項古廬陵文化名人的主要業績，在集中表現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有限展現中，能占如此份額是很不簡單。僅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考證，收錄廬陵人著述就達385種，7175卷。千年科舉，進士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個地方文化是否興盛的重要標誌。按清同治光緒各縣縣誌計算，古廬陵，今吉安市所轄區域（下同），共有進士2772名，按同一口徑統計，文化較為發達的蘇州2425名、紹興1989名、泉州1808名。科舉一甲前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江西一共107名，其中吉安就占45名。一個古代州府範圍內產生如此興盛的文化，擁有如此眾多的文化名人，留有如此豐厚的文化遺產，實所不凡。同時也引人深思，催人遐想，是什麽造就了廬陵文化如此輝煌？毋庸置疑，建立在經濟社會開明開放基礎上的思想文化的不斷開放、交流、碰撞是重要的原因。

　　作為古代交通大動脈的贛江黃金水道，不僅為經濟貿易帶來了空前的便利，也帶動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人才流。人口的移遷流入，有力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從不同地方而來的人，把原籍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產技藝帶入了新的居住地，他們為了生存，為了後代的興旺，必須拋棄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探尋適應時代需要的生存方式，這就從客觀上為文化的繁榮注入了生機。經濟貿易的發展，進一步增強了廬陵經濟的活力，帶來經濟的富庶，從而為文化的繁榮提供有力的保障。重教興文固然是廬陵文化的傳統，但重視教育普遍設立書院、學館卻是廬陵文化興盛、人才輩出的直接動力。就以吉水為例，“吉水文風盛於江右”，據明人所撰的《吉安人文記略》載：“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書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這些書院的創立、維持，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的為後盾是難以想象的，而書院又是思想文化傳承、交流與發展的重要平台，為吉安人文的興起推波助瀾。

　　真正開啟廬陵文化開放交流之先河的是杜審言、顏真卿。唐初以前的廬陵文風還很閉塞，讀書和舉士還不為人們所重視，崇文重教的民風尚未形成。朝官杜審言（645-708）和顏真卿（709-785）因言事而從京城貶來吉州，把京城裏的士學文化傳播給了廬陵民眾。為了提高廬陵民眾的文化素養，增強科舉意識，在政務之餘，他們辦詩社、興文風，使廬陵文風和學院勃然興起。就以顏真卿而言，在任吉州司馬短短兩年多時間裏，他廣辟學舍，大興斯文，聘賢士，為儒學在廬陵的傳播奔波勞累。

　　名震華夏的白鷺洲書院，江西三大書院之一，其創始者江萬裏（1198-1275），江西都昌人，嘉熙四年（1240）任官吉州，為景仰先賢，闡揚理學，培養人才，便因命構樓，擇白鷺洲上，開講學之堂。江萬裏在此置田、聚收，集郡中九邑諸生講學其中，“載色載笑，從容於山水間”。以白鷺洲書院為龍頭，加上其他書院的興建，廬陵的講學之風特盛，教育與學術相互影響，風氣為之大開。

　　曆史發展到明朝中葉，嘉慶帝謬稱“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開始實行以“海禁”為象征的閉關鎖國政策，粵閩浙三大口岸停止對外貿易。清自順治入關，為了防止漢人與海外串聯推翻其統治，繼續實行封關政策。直到鴉片戰爭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在其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裏作為半殖民地，按照帝國主義的意誌“對外開放”受盡了屈辱和剝削。這幾十年由於封閉鎖國，使中國錯失了近代科技即第一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近代工業化浪潮，經濟社會止步於封建製生產方式，自絕於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為特征的世界主流經濟、科技、文化、體育之外，最後陷於全麵落後、落伍而被動挨打，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鄧小平對我國曆史上閉關鎖國的教訓一再進行深刻的總結，他說：“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明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封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曆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

　　從吉安的曆史來看，也同樣經曆過封閉落後的煎熬和考驗。長期處於交通地理樞紐的優勢地位，是古代廬陵經濟文化開放發展的重要條件和原因。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大門日益被迫洞開，廣州在中外貿易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穿越大庾嶺，貫穿全境，曾給予吉安巨大惠益的南北商道逐漸衰落。這一變化，不僅使數以萬計的沿途運輸人員失業，贛江沿線商埠市鎮“過往商物頓減十分之九”，更使吉安從一個交通通衢和開放經濟中心區域一變而為封閉阻塞的內陸地區，這對於大規模商品流轉為前提的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也使吉安在自然經濟的解體，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以及接受新的觀念和文化的輸入方麵，較之沿海地區更為遲緩。19世紀末，清政府決定修建粵漢鐵路，湖南“官紳合誌以上請”，紛紛上書和發表文章，並遊說張之洞、盛宣懷等要人，要求其線路經由湖南入廣東，最終使光緒皇帝“特允南幹路不通江西而通湖南，並敕即行開辦”，使江西錯失良機，比起粵漢鐵路，穿越吉安的京九線晚通了整整百年，封閉閉塞雪上加霜。

　　另外，滿足於農耕文明，對近代化的時代要求缺乏應有的認識，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得不到轉換，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導致小農經濟意識深厚、保守僵化、安於現狀、觀念守舊，進一步阻礙了開明開放，阻礙了對社會的變革創新，近代工業和工商經濟在吉安發展甚微，落後就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