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四章 威武昂揚的誌氣

　　正氣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和道德境界，會相互影響，會代代傳承。在崇尚文化，重視教化的吉安，先賢們忠貞愛國、剛正義烈、寧死不屈、清正廉潔的事跡，不但記錄在史誌之中，還會在民間口口相傳，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人們從小聽多了聽熟了，就會漸漸受到先賢精神的熏陶。而且，吉安人特別注重先賢形象的塑造，建祠立坊，懸匾紀念，使之成為固定的教化場所。

　　20世紀初，當中華民族麵臨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領土、人民受欺淩、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重重災難之時，吉安人民在共產主義的旗幟召喚下覺醒，共產黨人“喚起工農千百萬”，勇敢地追求自由平等，向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開戰。吉安的一批熱血青年，積極參與到風起雲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之中，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奮鬥。他們傳承了廬陵先賢的浩然正氣和舍生取義的崇高精神，把國家的危亡、人民的利益當做“大義”，拋棄個人的“小利”，勇敢地追求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胸中充滿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社會責任感。為了理想，前赴後繼，視死如歸，為民族的整體利益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泰和縣老營盤人袁玉冰，是五四運動後江西第一個革命團體--江西改造社的創始人和主要負責人，江西第一份宣傳馬克思主義雜誌--《新江西》的主編，江西共產黨和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他和方誌敏、曾天宇三人，並稱為大革命時期的“江西三傑”。1922年8月，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春，黨組織派他回江西工作。他回到南昌即與方誌敏、趙醒儂共同研究籌建江西黨團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民權運動大同盟。同年3月，北洋軍閥將他逮捕，他在獄中不畏拷打，堅持鬥爭。9個月後，被保釋出獄。不久，黨中央調他到上海工作。1924年春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1925年冬回國後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委書記，參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1927年1月，黨中央派袁玉冰回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區委宣傳部長、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區委書記。袁玉冰回贛工作後，正是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鬥爭日趨尖銳複雜的時期。麵對國民黨右派的猖狂進攻，中共江西區委決定予以堅決反擊。袁玉冰遵照區委指示，恢複了共青團南昌地委主辦的《紅燈》雜誌，任主編，並先後發表文章，駁斥右派的謬論，宣傳革命理論和主張。是年4月2日，中共江西區委摧毀了“AB團”分子控製的省黨部。5月，袁玉冰調任中共九江市委書記，11月，調任中共贛西特委書記，立即赴吉安準備組織暴動。12月13日，袁玉冰化妝進入南昌向省委匯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敵人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用盡種種酷刑，袁玉冰堅貞不屈，12月27日被槍殺於南昌下沙窩，年僅28歲。

　　萬安縣羅塘灣人曾天宇，1917年8月赴日本留學，1918年5月回國，同年9月考入北京中國大學政治經濟係，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4年6月回江西，1926年7月在贛州進行革命活動時被逮捕，被保釋出獄後，黨組織送他赴莫斯科深造。1927年6月底，他奉黨的指示，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回到萬安開展革命鬥爭。中共“八七”會議後，他和張世熙、陳正人、劉光萬等人發動和領導了著名的萬安暴動。之後他率領農民自衛軍轉戰於遂川、萬安兩縣交界的羅塘、桂江、碧洲一帶山區堅持戰鬥。毛澤東來信要他帶領農軍向井岡山轉移，在官石山與敵戰鬥，隊伍被打散。曾天宇在山上隱蔽了一天，當晚潛回家中，準備收集失散隊伍，安慰民心，再向井岡山轉移。但是，敵人遍駐重兵，並對所有去井岡山的道路嚴加封鎖。曾天宇改變計劃，前往南昌找省委。他藏在同村一位孤老婆婆的樓上。這時，敵軍到處懸賞通緝曾天宇，但群眾守口如瓶。不幸同村有個鴉片煙鬼為了領取賞銀告密。1928年3月5日，敵人以一營兵力將曾天宇的住房團團圍住，並放火燒村逼群眾喊話勸降。曾天宇為使群眾免遭殘害，憤怒推開幾行房瓦，屹立屋頂，怒斥敵人，為革命作了最後一次演講，並高喊：“我願以身殉黨，決不為鼠輩所辱！”說著，舉槍擊斃幾個敵軍，在剩下最後一顆子彈時，從容地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射擊。為了革命事業，31歲的曾天宇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吉安縣萬福鎮人羅石冰，是大革命時期江西省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吉安最早的馬列主義傳播者和黨的創始人。南昌第一師範畢業後，回吉安教書。1924年2月考入上海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上海大學學生骨幹。1926年1月羅石冰回鄉在省立第七師範組建了吉安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吉安小組，還在老家塘東村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成為領導該地農民運動的核心。1926年4月上旬，中共江西地委成立，羅石冰任書記，參加了南昌“八一”起義，隨軍南下，負責財務。起義部隊在廣東湯坑戰敗，羅石冰被俘後機智脫險，化裝成樵夫，輾轉到廈門找到中共福建省委，被派到福州市任市委書記。由於環境惡劣、生活艱苦，羅石冰頭傷複發，中央派他到蘇聯學習兼治病。1930年秋回國，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當時的青島是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控製的地區，鬥爭尖銳複雜，黨內叛徒十分凶狠。羅石冰不顧個人安危，領導新的市委迅速地恢複黨的活動，發動工人開展鬥爭，成績顯著。1931年1月，羅石冰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1月17日在東方旅社被捕。因敵人早已獲悉羅石冰是“共黨要犯”，隨即引渡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關押。黨組織曾想設法營救，但未成功。羅石冰在獄中備受折磨、堅貞不屈。2月初，羅石冰托人從獄中帶出一張舊報紙邊條，轉交到劉九峰，告知“經黨營救失敗，生命已無希望，決心在最後時刻堅持鬥爭。”表現了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1931年2月7日晚上，35歲的羅石冰等24名共產黨人被集體搶殺，英勇就義。新中國成立後，黨組織在24位烈士就義地點挖掘出烈士忠骨，重新安葬，並立下“龍華二十四烈士”石碑，永久紀念。

　　吉安縣永和鎮人曾延生，1924年秋入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給南昌、吉安的同學、親友寄去《向導》《新青年》《〈資本論〉入門》等書刊，熱心傳播馬列主義。1925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曾延生帶領工人宣傳隊，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演講宣傳，與武裝巡捕衝突搏鬥，直到奉命撤離。1925年6月中旬，曾延生奉命來到南昌，向各界人民陳述帝國主義製造“五卅”慘案真相。同時，曾延生回到吉安指導建立和發展革命組織；在家鄉組織了進步團體“覺群社”，建立了吉安農村第一個農民協會，帶領弟弟曾山等走上革命道路。10月重返上海大學。1926年11月，曾延生被任命為中共九江地委書記，並兼任江西省總工會委員長，指導建立九江工會、農會、學聯等群眾團體。南昌“八一”起義時，擔任“糧秣管理委員會”委員。他隨起義軍揮師南進，轉戰潮州，往城外籌糧時，部隊已進軍汕頭，隻好回江西找黨組織。1927年10月，曾延生以贛西特委代表身份來到萬安，和曾天宇等籌劃萬安暴動。他擔任贛南特委書記，組織贛縣的大埠、南康的潭口、於都的裏仁、橋頭和信豐等地爆發了農民暴動。反動派坐臥不安，遂派特務搜捕共產黨員。1928年3月23日反動派包圍中共贛南特委機關所在地，曾延生和夫人蔣競英等13人不幸被捕，押解到贛州警備司令部。他們在殘酷的刑訊下毫不屈服，在軟化腐蝕麵前毫不動搖。反動派無計可施。1928年4月4日，31歲的曾延生和26歲的蔣競英同赴刑場，視死如歸，從容就義。

　　曾延生的父親和兩個弟弟，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參加革命，父親和大弟曾炳生被反動派殺害。小弟曾山投身工農運動，領導吉安的土地革命，1930年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解放後任上海市副市長，商業部、內務部部長等職。這位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生清廉正直，深受人們敬重。曾山一家有5位親人為革命犧牲，他回家省親時，作聯道：“家慈五男二女留獨子，先父三難一死為人民。”

　　青原區渼陂村人梁一清，1920年考入省立第七師範學校，經常與進步同學梁明哲、陳正人等閱讀《向導》《覺悟》《中國青年》等革命刊物，探討革命真理。192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5月，吉安第一個工人黨支部成立，梁一清任黨支部書記。他還到農村進行建黨工作。為了配合北伐軍攻占吉安，梁一清組織工人和學生群眾，破壞北洋軍閥的防禦設施，迫使駐軍棄城逃竄。梁一清被推選為吉安總工會委員長，工人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1927年2月，領導了全市工人總罷工，取得勝利。他還集資創辦了工人圖書館和工人子弟小學。自己編寫識字課本，教唱革命歌曲。梁一清一心為工人辦事謀福利，而自己卻過著極其清苦的生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梁一清主持了各界討蔣大會，解除了右派官兵的武裝。反動派對吉安人民的革命行動恨得要命。1927年5月中旬，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調第三軍八、九兩師進駐吉安。第八師師長朱世貴以召開聯席會議為名，誘捕了梁一清等革命者。敵人千方百計收買梁一清，遭到梁一清的嚴詞怒斥，對他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1927年8月12日，28歲的梁一清在中山場被殺害。1930年10月初，紅軍打下吉安城；7日召開了“慶祝吉安暴動勝利大會。”悼念了為革命犧牲的梁一清等烈士，毛澤東、朱德題詞為：“梁一清同誌精神不死！”“為革命犧牲，死的光榮！”

　　在大革命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吉安除了上述先烈，還有新幹縣潭丘鄉的鄒努、永新縣北鄉的歐陽洛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麵對白色恐怖不退縮，投入到推翻舊社會的紅色革命洪流之中，用生命譜寫了壯麗的碧血浩歌。如東固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賴經邦，被捕不投降被敵人剜出心肝；遂川縣黃坳區工農兵政府主席範家駒，被捕後拒不交槍坦然走向死亡；永新縣委書記劉真，麵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不說朱毛紅軍的去向，被放在熬樟腦油的木甑中活活蒸死；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的100多名傷病員遭敵人圍捕，無一屈膝，全被殺害；新幹縣婦聯主任黃秀英等五位女紅軍突圍未成受阻擊，攜手跳下百丈懸崖；蓮花農民賀國慶的父、弟被殺，他仍冒險保存“蓮花一支槍”；永新縣賀敏學、賀子珍、賀怡三兄妹，九死一生義無反顧地鬧革命，傳為佳話。在波瀾壯闊的九打吉安的戰鬥中，在井岡山、湘贛、贛西南等革命根據地艱苦卓絕的創建和保衛進程中，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槍林彈雨中，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軍和吉安地方武裝以及革命群眾，不怕艱難險阻，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一往無前。袁文才、王佐等5萬多位為國捐軀的先烈，曾山、陳正人、康克清等一大批老紅軍以及獨臂將軍、國務院副總理餘秋裏、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恩茂等147位共和國的將軍，無一不是經曆了血與火的洗禮，無一不是胸存浩然正氣的勇士。他們對祖國對人民的忠誠，麵對挫折而百折不回的鬥誌，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廬陵正氣優秀成分的傳承，在馬克思主義的引導下，升華到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的更高境界。

　　在爾虞我詐、錯綜複雜的官場上，廬陵先賢們堅持道德操守，以自己的品行和才智來獲得地位和榮譽，不喜歡，也不善於去鑽營為官之道，以人身依附、見風使舵、曲意逢迎為恥，光明磊落地處世行事。即使因此而使仕途受阻，也不願改變立場，放棄做人的原則。

　　吉水羅洪先中了狀元後，在朝廷任職的時間沒幾年，借故守喪等事，閑居在老家。主要原因是當朝的權奸結黨營私，稟性正直的羅洪先不願與之為伍。朝廷多次催他返京，他隻好遵命，因上書勸諫世宗不要沉迷道教而被削職為民，回家鄉鑽研傳播理學。權力熏天的內閣首輔嚴嵩很欣賞羅狀元的才華，想把這位江西同鄉招入圈子裏，便寫信給他，請他回京任要職。羅洪先不願投靠這位眾臣巴結的首相，回書答道“願畢生老於林壑之間。”

　　明代正統年間，新幹的陳壽在戶部任職，皇帝寵妃萬氏的兄弟萬通，涉嫌貪汙受賄，朝廷派陳壽去查處。萬貴妃特地囑托他關照，例行公事調查一下就行，她會打通關節擺平。這本是個討好貴妃的良機，可陳壽不買賬，把萬通違法的事查得清清楚楚，並提出處理的意見。好友勸他不要將結果公示，他卻如實稟報朝廷。萬貴妃嫉恨陳壽，借機報複。陳壽雖然一時受屈，但堅持原則的風範受人稱讚。

　　明代狀元吉水人劉儼主持順天府鄉試時，內閣執政的兩個大臣，囑托他關照一下他們參加考試的兒子，錄取時名次排前一點，以便有資格參加禮部會試。劉儼說，我隻按規定主考，錄取以成績而定。錄取名單公布後，兩個大臣的兒子均落榜。兩個大臣很不高興，慫恿皇帝複試，命別的考官評卷。結果他們的兒子仍落選。劉儼不徇私情公正主考的精神，得到了眾臣的好評。

　　做事認真，勇於擔責，不瞞上欺下，是廬陵先賢處世的原則。吉安縣永和人南宋名相周必大，初入仕途時，任臨安和劑局的主監官。一天，周必大外出，和劑局不慎失火，被燒毀，值班的差吏被捕，當論死罪。周必大知道後，詢問大理寺：“如果失火是因為局主要負責人擔責，該當何罪？”寺官說：“當削職為民。”周必大馬上主動承擔此次失火責任，請求削職，而救了差吏一命。周必大這樣做，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可等同一般的同情。寧願丟官，也不推脫責任，這便是正人君子的人格。

　　這正義首先是大義，就是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其次是公理和公道，也就是社會普遍遵循的法則和道德。廬陵先賢們或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建言獻策，或心懷憂患意識，犯顏直諫，與有害於國家利益的行為作堅決的鬥爭，抵製反對歪風邪氣。正因如此，他們往往不被昏君和權奸所容，受到迫害和打擊，但仍不屈不撓，無怨無悔，以凜然的正氣名垂史冊。

　　為了維護正義，許多廬陵先賢不顧及自己的得失進退甚至福禍安危，直諫或當麵指出大臣乃至皇帝的不當之處，使奸小之人膽寒。歐陽修在仕途上奔波了40餘年，三起三落，都是因為心憂天下，直言弊政，得罪權奸，而屢受磨難和誣陷，但堅持正義的信念從未動搖。

　　北宋丞相永新人劉沆，疾惡如仇。有個叫張懷信的內侍是章太後的寵臣，負責督建一宗教場所，調集大批民工運料做工。此人仗勢揚威，時常鞭笞棒打民工和下屬官吏，人人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時任大理寺評事、舒州通判的劉沆，大膽為民請命，經調查核實後直接上書給皇帝陳述其劣跡，朝廷罷免了張懷信的監工之職，並給以訓誡，使民工們鬆了口氣。

　　新幹狀元何昌言，先後5次彈劾陷害忠良的“六賊之首”蔡京，5次被免職或降職，仍然毫不氣餒地與奸賊鬥爭。遂川的孫逢吉在南宋朝廷當諫官，曾70天上奏20次，彈劾為非作歹的官員，其中包括皇親國戚。明代安福人劉球，看不慣大權獨攬的宦官頭目王振為非作歹。在群臣懾於其淫威，不敢對其發動對外用兵的做法提出異議時，劉球挺身而出，向英宗上《邊防事宜疏》，反對王振的行為。後又上疏提出君主應“權不下移”，以防奸臣作亂。王振震怒，將劉球逮入獄中並秘密斬首。據史載，劉球頭落地而身不倒，嚇壞了劊子手。

　　吉水的解縉以主編《永樂大典》聞名於世。其實，他還是剛直不阿的諍臣，得到皇帝的器重，也因此而受到迫害直至冤死。他不做明哲保身的朝臣，唯唯諾諾，而是敢於大膽說真話。他寫的《大庖西室封事》、《太平十策》等奏章，都是直言不諱地指出朝政的弊端，提出糾弊的建議。成祖登基後，解縉不改變直率的秉性，對不利於朝廷的事直言指出。明成祖做了幾年皇帝後，有的大臣投其所好，常常以獻寶來邀寵，此舉在永樂初期竟成風氣。府縣為了獻寶，幹擾老百姓生產，大量的良田被撂荒。永樂五年（1407）朝廷大臣獻寶時，據說解縉也獻寶，但他向皇帝隻獻上一束稻穗，並作了一首打油詩：“萬歲愛寶不識寶，誤了國家怎得了。天下倘若缺此寶，不出五天人要倒。來之不易方為貴，黎民百姓血汗澆。今日解縉獻寶死，來日田間盡長草。”以此諷諫獻寶之風。成祖要他對幾個大臣作評價時，他客觀地逐個評其優劣，使得有人恨他在皇帝麵前說自己的短處，他甚至指責皇帝改立太子的想法有違祖規。他的直率得罪了皇帝和一些權貴，遭誣陷後被害於獄中，受盡折磨。原被解縉所厭惡的錦衣衛帥紀綱，怕解縉出獄於己不利，便假意祝賀解縉即將出獄，勸他喝醉酒，把他扔到雪地凍死。他雖遭不幸，但忠直剛烈、疾惡如仇的人格卻一直深受正直之士的敬重。

　　吉安民間流傳的民謠“割不盡的韭菜兜，打不死的鄒元標。”傳頌的吉水人鄒元標硬直的品性。他中進士後在明朝刑部任觀察政務，一上任就忠言直諫，抨擊時弊。當時張居正為內閣首輔，年幼的神宗皇帝和太後都倚重他，是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禮法規定應停職務，回原籍守孝。他向皇帝要求停職回鄉，神宗挽留了一下，他居然真的不離職，還宣稱“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張居正是江陵人，曆史上稱此事為“江陵奪情”案。大臣們議論紛紛，十多人集體上書要求皇帝批準張居正離職。吳中行等人把奏折上交後，張居正很是氣憤，當場下令廷杖處罰。鄒元標並不畏懼，又寫了一份奏折，指責張居正剛愎自用，言行乖張；不廣為招賢，重用奸人；濫施刑罰，不體貼民眾；忘親情不顧孝道，人們會把他比做禽獸。奏疏一針見血，鋒芒畢露。鄒元標親自上朝麵奏皇上，門人不敢放他進去，鄒元標謊稱是去請假才進入。張居正知後怒不可遏，立即叫人打鄒元標80廷杖。鄒元標被打得皮開肉綻，但他不求一聲饒，聲聲指責張居正的不忠不孝。張居正把他流放到都勻衛（今貴州省）整整6年，張居正死後他才回朝廷任吏部給事中。鄒元標遭毒打被流放，並未消磨鬥誌，回朝廷後仍以不怕死的精神進諫忠言。慈寧宮火災後，鄒元標上疏直言時政，奉勸萬曆皇帝不要沉溺於聲色遊宴而疏忽朝政。此疏觸怒了年輕氣盛的萬曆皇帝，下旨譴責，鄒元標再次遭貶。數年後起用在戶部任職，他上疏改革吏治十事，萬曆皇帝見了又不高興，把他貶於京外。之後30年，鄒元標居家講學，研究理學，成為著名的諷議朝政的“東林黨三君子”之一。鄒元標“打不死”，是人們對其不屈不撓精神和剛毅堅強秉性的褒揚。

　　廬陵曆史上有一批這樣“打不死”的人物，為了正義、正道而不低頭、不彎腰，形成了廬陵人剛直的人格風範。

　　一是崇尚正義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要求從政者品行端正，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義與利的矛盾，提倡奉公尚忠，不假公濟私，更不能損公肥私；在義與利的關係上，要按孔子所說的“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去對待；在金錢和物資的誘惑前，要像孟子所說的“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孟子告子上》）以及如荀子所說“以義製利”去行事為人，以見利忘義、貪贓枉法為恥。

　　廬陵先賢們正是如此，以道義為上、為重；不苟取，不妄得，形成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高潔品德。著名詩人楊萬裏在官場上奔波了30多年，一直視富貴為敝屣。在任江東轉運副使時，他掌管了大量財物。任滿離職時，有餘錢萬緡。他一文不取，全棄之於官庫。他做京官時，預先準備好了回家的盤纏，鎖在箱中，告誡家人不許置物，以便離職時輕裝上路。當時的詩人徐璣在《投楊誠齋》詩中稱之為“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他的兒子楊長孺等後人，傳承了清廉的家風，深受人們讚許。

　　明代安福人劉戩，奉命出使交趾（今越南），頒詔揚國威。以往出使南洋一帶的大臣，總會在船上捎些貨物沿途做點生意，自己也帶些私貨。劉戩對這種做法很反感，認為有損使臣的尊嚴。他隻帶幾個衛士和仆人，走陸路前往。到了交趾，辦完事就立即回國。交趾的國王以為接待不周，得罪了使臣，便命人送了包金銀珠寶給劉戩，他謝絕了；國王又派人在途中給他送禮物，他堅辭不受。國王深受感動，在給明朝廷的謝表中，稱“廷臣清白”，並在邊界的驛道上建了座“卻金亭”來頌揚劉戩的清廉。清代遂川人周塤，在彰德府任職時，府屬的各鹽商，按慣例贈送享銀250兩給他。以往的官員認為這是常見的人情交往，都會收下。而周塤覺得收了便不利於秉公執政，就將贈銀轉給安陽的知縣，囑他用此款去修繕一處名勝。

　　清正廉潔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泰和人楊士奇。他輔佐從建文到英宗四代皇帝，在內閣42年，其中任首輔20多年，均受皇帝信任，是明代政治舞台上在內閣時間最長的一位，也是廬陵有史以來一直在朝廷中任職、曆時最久、最有權力的名相。他是兩代皇帝的老師，任內閣首輔時曾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雖然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他從未得意忘形，更不以權謀私，而是慎言謹行，保持清廉的操守。當時的內閣大學士，都兼任了尚書等兩三個職務，可以領取幾份俸祿。已任少傅、大學士之職的楊士奇，仁宗任命他兼禮部尚書，不久又改兼兵部尚書，楊士奇推辭不受。仁宗說：“其他的內閣學士都兼了職，而你不兼，大臣們會說我不公平，你今後也不好辦事，我已經決定了，你就不要推辭了。”楊士奇隻得接受。按朝規，任了三職的楊士奇可以領三份俸祿，可他隻領原先的兩份，屬兼任兵部尚書一職的俸祿他不領取。仁宗對他說：“你為朝廷操勞這麽多年，應該享受這樣的待遇，為什麽要辭去一份呢？有的人巴不得越多越好哩！”楊士奇說：“我已經得了兩份俸祿，家用有餘，不必再加一份了，何況，尚書一職的月俸60石糧食，可養軍士60人，為朝廷省下些開支，可用於急需的地方。”仁宗見他堅辭不受，也就不給他增加月俸了。仁宗聽說楊士奇在泰和老家沒有好的房子，與他的身份很不相符，準備派人去為他蓋座公宅，作省親時用，還打算賜給良田200畝。楊士奇聞訊，立即對仁宗說：“感謝陛下的好意，但建房賜田就沒必要了。臣在京城生活得很好，何必在家鄉建宅擺闊氣呢？”仁宗見他推辭，也就算了。有一次，剛登基的宣宗去楊士奇家看望，發現他的居室破舊而狹小，深為不安，說是沒想到幾十年在內閣的大臣居住得這樣差，當即表示要為他擴建房宅。楊士奇婉言謝絕了。過了不久，宣宗把東華門外的一座庭院賜給楊士奇居住，他無法推辭，隻得遷入。可他覺得庭院太大了，便分出一半給剛調入京城的官員居住。楊士奇的高潔品行，贏得了朝野的敬重。他奉公清廉的操守，是他立於四朝均受君王倚重的重要原因。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廬陵先賢們遵循這一人生格言，以清廉的道德操守立身處世。千百年間，廬陵籍的大臣要員，在仕途上有浮有沉，曆經坎坎坷坷，大多是因忠正直諫或政見不合而受貶謫或受牢獄之苦，甚至家破人亡；幾乎沒有一人是因貪贓枉法、徇私謀利而受到國法懲治的。他們所受的冤屈，基本上都得到了澄清和平反，往往還會受到重新褒獎。

　　二是堅持走正道

　　正氣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和道德境界，會相互影響，會代代傳承。在崇尚文化，重視教化的吉安，先賢們忠貞愛國、剛正義烈、寧死不屈、清正廉潔的事跡，不但記錄在史誌之中，還會在民間口口相傳，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人們從小聽多了聽熟了，就會漸漸受到先賢精神的熏陶。而且，吉安人特別注重先賢形象的塑造，建祠立坊，懸匾紀念，使之成為固定的教化場所。

　　宋代廬陵的“五忠一節”，後人都在郡城或他們的家鄉，建有專祠，學宮裏也有其畫像；至今在鄉村中，都能見到忠義坊、忠節第等紀念性建築，族人以先祖為榮。有形的物體和無形的觀念，營造出見賢思齊的社會氛圍。因而，廬陵正氣代代傳揚著，在近現代民主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歲月裏，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同樣煥發出新的光輝。

　　注重氣節，維護尊嚴，是廬陵先賢典型的人格特征，也是千百年來盛傳不衰的優良風氣。近現代有幸從吉安走出去的學子們，有的進入新式學校受到民主與科學的教育，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或革命者；有的遠渡重洋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民主思想，回國投身於改造社會的大潮之中。他們從小深受廬陵文化的熏陶，繼承傳統美德，勤奮致學，又保持獨立的人格，耿介直率，不趨炎附勢；又堅持正義，嫉惡如仇，顯示出凜然的正氣。

　　在近現代吉安，有一批有誌氣有骨氣的學者名流，不管是春風得意之時，還是身處逆境，都保持高潔的節操。盡管有的在政治風暴中受到了衝擊和冤屈，但在他們身上，仍然閃現出剛正不阿、不懼強權、不畏風險、追求光明的人性光輝。

　　安福縣江南村人王造時，1917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五四運動爆發，被選為清華學校學生代表團代表之一，組織學生宣傳演講、編寫傳單，不畏強暴，曾兩次被北洋軍閥拘捕。1925年7月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後，被公費派往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留學，攻讀政治學，獲博士學位。1930年8月王造時回國，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兼政治係主任、文學院院長。“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王造時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他與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被捕的革命者和愛國民主人士。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王造時與沈鈞儒等6人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他任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1936年11月22日子夜，反動當局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將他逮捕，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等，一起被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全國各地群情激昂，憤概不已。迫於國內外的壓力，在愛國民主人士的營救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獲釋。王造時出獄後返上海，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王造時任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教務主任兼教授。南昌淪陷後，他回到吉安開展抗日活動。1939年5月，接辦吉安《前方日報》，自任社長，撰寫宣傳抗戰，反對投降，要求民主，反對獨裁的文章。周恩來途經吉安，與王造時秘密見麵，高度讚揚了他不求功名，矢誌不移，高舉愛國大旗，為人民立言，為祖國秉筆的高尚精神。王造時還募捐創辦了安福中學，被公推為首任校長。當局千方百計拉攏王造時加入國民黨，但他以各種方式予以拒絕。1946年春，王造時回到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任社長，出版進步書刊。他積極投入反對國民黨內戰政策，支持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拒絕去台灣，歡迎新中國的誕生。

　　安福縣楓田人羅隆基，1913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他是清華園“五四”之火的最早點燃者之一，以學生領袖的身份，衝殺在示威隊伍的最前列。李大釗稱讚說：“一個江西粗布土衣的學生把清華園掀開了。”他還是令軍閥頭子段祺瑞膽寒的“江西三隻虎”之一。1922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後任中國公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校教授，曾創辦過數種政治刊物。因發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而逮捕。“九一八”事變後，羅隆基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力抗日。“皖南事變”後，羅隆基參加發起創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和張瀾、沈鈞儒等民盟參政員一起，支持共產黨參政，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抗日戰爭勝利後，羅隆基全力從事民主運動，在重慶、南京和上海期間，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來往甚密，在重大問題上和共產黨密切合作，為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冒著生命危險同反動派進行鬥爭。新中國成立後，羅隆基曆任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以新的姿態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57年3月19日，羅隆基在政商會上作了《加強黨和非黨知識分子的團結》的發言，光明磊落的態度和誠懇的“直諫”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之後被劃為“右派”，香港友人邀請他去辦報。周恩來約見羅隆基，轉告了香港的邀請，對他說：“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台灣的。”羅隆基用很堅決的口吻說：“總理，謝謝你的關心，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裏。”

　　吉安有許多心正誌堅，一身傲骨的仁人誌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留下了篇篇佳話。吉水縣文峰人徐元浩，江西高等學堂畢業後東渡日本入中央大學攻讀法律，加入同盟會。歸國創辦江西法政專門學堂，自任校長。1912年李烈鈞為江西都督，徐元浩任省司法司長。1913年李烈鈞起兵討伐袁世凱，失敗後，徐元浩被通緝，避居上海法租界。1915年袁世凱恢複帝製，蔡鍔在雲南起義，徐元浩在蔡鍔、李烈鈞討袁護國軍中任要職。袁世凱倒台後，黎元洪為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徐元浩任上海道尹（市長）。馮國璋勾結外商從上海進口大批鴉片，送銀圓40萬元企圖賄賂徐元浩放行，徐元浩正氣凜然斥責：“我不忍看著鴉片又來毒害中華同胞，官可以不當，但鴉片煙是萬萬不能進口的！”拒不簽發鴉片煙進口證書。1917年9月徐元浩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1927年4月，徐元浩出任中華民國最高法院院長，1937年日寇占領上海，徐元浩閉門謝客，專事著述。汪精衛派偽國民政府文官長徐蘇中為專使，來上海迎迓徐元浩出山，參與組閣。徐元浩拒不會晤，以明心跡，決不同流合汙。新中國成立後任上海文史館專員，1955年病逝。

　　吉安縣敦厚羅家人羅家衡，1911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在東京與孫中山會晤，加入興中會，後轉入同盟會。1914年學成歸國，在南昌創立江西政法大學，任校長。1917年，羅家衡就任北京政府內務部部長，政務繁忙，黎元洪大總統勉其有功，授他“嘉禾勳章”和“文虎勳章”各一枚。同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就任大元帥，羅家衡被任命為護憲委員會委員，與胡漢民等共同研討《非常時期憲法》，付出了艱辛勞動。1923至1934年，羅家衡在上海設立律師事務所，與王造時、章士釗、端木愷等律師共事，堅持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根據辦案，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評。1935年秋，應外交部部長張群之邀請，任外交特派員，穿梭於張家口和北平之間，意圖規勸日本放棄侵略野心，然而令他失望。1937年，上海失守，羅家衡攜家眷回故裏。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汪精衛成立偽國民政府，邀羅家衡去南京任汪偽司法行政部長，羅憤然拒絕，說：“國破就眼前，豈可偷生屈節，靦顏無恥！”從此深居簡出，專攻書法和法律，自書“養胸中正氣，學天下完人”以自勉。抗日戰爭勝利後，羅家衡在滬恢複律師業務。他享有名望，又是書法家，當時的名流巨商為能得到他一幅字而為榮。上海青幫頭子黃金榮久仰羅家衡大名，想附庸風雅請他寫幅字，派人送紙去請他寫字。羅家衡說，給你們這樣的人寫字，不要弄髒了我的筆墨。黃金榮不甘心，又派人送了幾根金條去，仍被拒絕。黃金榮很生氣，想對他動手又不敢，因為聽說蔣介石都要讓他三分。新中國成立後，吉安同鄉、上海市副市長曾山和華東局組織部長胡立教，要羅家衡出來工作，他欣然答應，1950年春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主席，1954年任上海市法學會主任。

　　從政者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以“父母官”自居，視百姓為草芥；還是勤勤懇懇為百姓服務，為“草根”效力，這是立場問題，也是道德問題。眼中隻有君權或上級，漠視民生的為政者，往往是唯利是圖，心胸狹窄的人；而為民眾的苦樂傾注真情，不貪不占，才是胸懷寬廣，坦坦蕩蕩的正人君子。曆代先賢勤政清廉的優良傳統，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產黨人身上，得到了繼承和光大。在吉安這塊紅土地上成長，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家和共產黨人，有的擔任了重要職務，仍然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不謀私利，不享特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高風亮節譜寫黨風的新篇章。

　　朱德委員長的夫人康克清，萬安縣羅塘人，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要職，是著名的婦女領袖、革命家。1951年3月，康克清從吉安乘輪船回鄉看望養父和姐姐，縣、鄉領導毫無所知。羅塘區委書記王化中得知消息，第二天去看望她，看到她養父羅奇圭住的土磚房子，人、豬、牛同住，破爛不堪，王書記當即表示區政府撥些錢幫助修繕。可康大姐不肯，說：“自己的房子自己出錢修，政府現在有困難，我父親也是平民百姓，不能因為我，就搞特殊。”她的舊居也是自己出錢修繕的，至今保持原貌。1962年4月，康克清再次回故裏探親。羅塘區委得知，準備殺豬接待大姐及與其團聚的親屬。康大姐得知後，婉言謝絕，懇切地對負責接待的同誌說：“不要去宰殺生豬，機關食堂炒些豆腐、豆芽一類蔬菜就可以了。”於是大姐就餐時，隻放著一盤豆腐，一盤豆芽，一盤炒蛋，一盤炒蝦米和一個碎肉湯。臨走時由隨行人員交付夥食費。康大姐去五豐公社了解生產情況和婦女兒童工作，因有幾位同誌陪同，縣委考慮一輛車子擁擠，要開兩輛車子，康克清不同意，她說：“隻需一輛吉普車，大家擠著點，節省些汽油，能節省點就盡量節省點。”來到接待室，看到桌上擺滿糕點、水果，她很不高興地對公社書記說：“我是來了解情況的，不是來作客的，這樣太鋪張浪費，上麵的幹部來也要注意節約。”回京前，她的三個侄子趕往縣城，坐在車上不肯下車，要她帶去北京安排工作。她很生氣：“我哪有安排你們工作的權力，你們的前途要靠自己發奮讀書，要靠自己表現好。”侄子們隻好下車。康克清以身作則，不徇私情的言行，使送行的領導和鄉親深受教育。

　　曾山是吉安縣永和人，1930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解放初任上海市副市長，後任內務部部長等職，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解放不久，在吉安老家生活的女兒曾慶繡，十幾年沒見過父親，就去上海找他。離別十多年，當年的幼兒，如今已是大姑娘，父女相見，十分激動。他拉著女兒的手問寒問暖，說：“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婆婆和家裏的情況？選”談了一會兒，曾慶繡說：“我在農村勞動了很多年，現在解放了，求爸爸安個工作？選”曾山思考著，自己一直在外搞革命，父親、哥哥、弟弟都早就犧牲了，靠老母親和大嫂支撐著家，撫養我的兒女，太辛苦了。是應該給女兒找個事做，不能再讓母親操勞了。曾山說：“你想出來工作，那好，改日再跟你談吧？選”過了三四天，曾山對女兒說：“工作找好了，你到郊區紡織廠去當工人！你看怎麽樣？芽”曾慶繡說：“行，我聽爸爸的安排，明天我就去上班。”上班後沒幾天，車間的姐妹們一看她講的不是上海話，一身農村打扮，便有人議論說，這姑娘是什麽地方人呢？芽勞動可不錯啊，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不怕苦不怕累，是個好樣的。可她怎麽來我們這個偏僻小廠？芽一天，一個女工來上班，一見曾慶繡羨慕地問：“我聽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位親戚講，你是江西吉安人？芽”“是的。”“你是曾山副市長的女兒？芽”曾慶繡笑了笑說：“是的。”女工們聽說後稱讚：“了不起？選副市長的兒女當紡織女工，第一次見到。”有的說：“市長的女兒，還來當女工，真是不合算啊，隻需你爸爸一句話，你就可以去坐辦公室當大幹部，何必來這廠裏吃苦從早做到晚。”曾慶繡聽了思想有些波動，回到家裏，找了個機會，怯生生地要求爸爸給她調換一個好工作。曾山嚴肅地說：“當工人是光榮的事，你既然不願做工人，那就回鄉下種地好了？選”並且告訴她，“我這裏按照規定，隻能留你住三天。”曾慶繡聽了父親的教誨，說：“爸爸，我是一時糊塗，我願意當工人，請看我以後的行動？選”女兒後來表現很好，不久加入了黨組織，連年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曾山很高興。

　　餘秋裏是吉安縣敦厚鎮人，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新中國成立後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國家計委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他功勳卓著，可從不言功，也不讓別人為他歌功頌德。1952年2月，餘秋裏任西南軍區後勤部長兼政治委員。為解決西藏軍區的後勤保障問題，他親赴西藏深入部隊駐地調查了解一個多月，解決了駐藏部隊後勤供給的大問題。接著，他又帶領工作組深入雲南邊防，提出了建房方案，解決了雲南邊防部隊的營房建設問題。那時，有人在寫他深入部隊的報道，餘秋裏知道了，立即讓其停筆。餘秋裏任石油工業部長6年，在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建設與發展中功不可沒。但他立下了規矩：不允許宣傳部裏領導，不允許宣傳我。1964年9月，大慶油田勝利建成的喜訊傳遍了大江南北，震驚世界。不少報紙、電台的記者紛紛去大慶采訪，他們找到餘秋裏，可餘秋裏卻回答他們：“大慶的建成不是我這個當部長的功勞，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策和領導，是幾萬石油工人團結奮鬥的結果，也是和全國各族人民、各條戰線的大力支持分不開。至於我個人，隻是盡了一個普通黨員的義務。要寫隻能寫群眾，不能寫我和會戰指揮部領導的事。”後來《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康莊大道》，人們看不到大會戰指揮部領導的名字，看不到餘秋裏抓會戰的具體介紹，描述的是工人艱苦奮戰的事跡。鐵人王進喜的壯舉廣為傳播，家喻戶曉，百姓卻不知道石油會戰的主官是餘秋裏，王進喜是他推出的典型。《餘秋裏回憶錄》中，沒一句讚揚自己的話。

　　陳正人是遂川縣泉江鎮人，著名的革命家，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國家建築工程部部長、農業機械部部長，第八機械部部長等職。他身居要職，卻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1959年5月14日，陳正人同誌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盆珠公社大屋村，鄉親們興高采烈地迎接。同伴們知道他小時候喜歡吃狗肉，公社就準備殺一條狗來吃。他知道後找到黨委書記說：“誰叫你們這樣搞，現在青黃不接，大家飯都難吃上。這次我回來不吃葷菜，隻準吃兩個素菜。”搞接待的同誌隻好把準備好的雞、肉、魚悄悄拿走，狗也沒殺。他在家鄉7天，每餐隻吃兩三個素菜。1952年至1957年，陳正人一家住在一個集體院裏，房子麵積小，而且破舊。臥室天花板的白灰皮，脫落了好幾大塊，家裏人提出要搬個地方換套房子住，陳正人說：“不要搬，適當修修還可以住。這總比井岡山時期用杉樹皮搭的窩棚好些。想想看，國家要上那麽多大的建築工程，這多重要啊，我這個建築工程部長，怎麽能先修自己的房子呢？”陳正人有6個小孩，在不同的地方學習和工作，從來沒有派車接送過，即使在開學和放假要拿行李的時候也是這樣。就是搭順路車，也是不允許的。1957年的一天，陳瑞生想順路搭父親的車子去西單，未經父親同意就上了車，陳正人看到後，馬上要他下車，說：“你坐這個車沒有好處，容易滋長特殊化思想。這個車是公家的，不是我私人的，自己不能隨便使用，到西單也不遠，坐公共汽車也方便嘛。”

　　在吉安工作的各級黨政幹部中，湧現了不少勤政為民、廉潔奉公的好領導，為民眾做出了表率，留下了好的口碑，更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原行署副專員吳成生便是典型。吳成生1938年8月出生於江西省餘幹縣黃埠鎮，1963年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畢業，分配到一機部熱工機械研究所擔任技術員。1970年11月來到吉安，先後在地區重工業局、經委、計委擔任總工程師主任等職。1991年5月任吉安行署副專員。1997年2月6日因病去世。他在吉安工作了27年，以勤奮清廉的作風而聞名。在擔任副專員的6年中，先後審查了300多個項目，為吉安爭來10多億外來資金，使全區的電子工業占據了江西省三分之一，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他嚴於律己，不謀私利，常說：“我們老區，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能省一個算一個。”他出差在外有“三不”：不住高檔賓館，不乘出租車，不大吃大喝。周圍同誌戲稱他為“18級幹部”，意思是因為他出差隻住18元一晚的招待所。1993年11月，他率團出國到芬蘭、瑞典考察設備，為節省開支，他精心選擇行程，把夜晚安排在車船上過，半個多月跑了10多個城市，節約經費2萬多美元。

　　吳成生對事業執著，盡顯人民公仆本色。1995年10月，他率隊赴港參加京九沿線經濟項目推介會，不外出看景點，逛鬧市，而是一頭紮進工作中。為了與外商多接觸，多談項目，在香港的一周時間裏，他每天早晨5點多起床，然後步行到會場。因胃口不好，他中、晚餐多半隻是吃點方便麵。一位港商在和吉安地委領導通話時說：“你們吉安這次搞得很成功，吳專員做起事來真不要命！”由於勞累，他終於被病魔擊倒，診斷即為“肝癌晚期，癌細胞擴散。”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住院期間仍堅持工作。轉院上海治療期間，他躺在病床上，用顫顫巍巍的手，斷斷續續地給地區領導和企業負責人寫了5封共3萬多字的信。字裏行間，沒有對自己病情的焦慮，也沒有涉及個人和親屬問題的要求，全是對工作的建議和設想。贛新電視有限公司信匯6萬元到上海，以支付他部分治病費用。他知道後，反複向妻子和工作人員交代：“這筆錢決不能動用，不能增加企業負擔。”他去世後，這筆錢分文未動地退回了贛新公司。

　　吳成生的感人事跡，贏得了廣大群眾的交口稱讚，得到了各級組織的肯定。在他生前，吉安地委就做出了《關於開展向吳成生同誌學習的決定》；江西省委做出了《關於開展向吳成生同誌學習活動的決定》，中央組織部決定把吳成生作為在黨的十五大召開前大力宣傳的一個重要典型；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法製日報等7家中央新聞單位派出記者，奔赴吉安，追尋好專員吳成生閃光的一生；中央組織部、江西省委組織吳成生事跡報告團先後在中央黨校、清華大學、中組部機關和國防大學舉行報告會，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先後4次發布消息，把全國學習吳成生同誌的活動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是勤政為民的情懷和清廉儉樸的節操

　　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維係人與人之間和諧關係的紐帶，也是維護家庭和睦、社會穩定的道德力量。在吉安民間，評價一個人的好壞，主要是看他道德品行是否正派，在鄉村更是如此。自古至今，多行善事、對人友善、對長輩孝順、講究誠信、疾惡如仇的人，會得到尊敬。這樣的人多了，相互影響，就會形成一種良好的村風、民風。這就是延傳在最廣大的民眾群體中的社會正氣，一種積極健康的道德觀念。

　　在吉安不少民居或祠堂中，至今可見這樣的楹聯：“歌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必讀書。”“古今來許多世家無非積德，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懷仁義以事父母，蓄道德而能文章。”“積德前程遠大，存仁後步寬宏。”行善積德、存仁尚義，一直是吉安民間崇尚的美德正氣，在一些士大夫的推崇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民風鄉俗。於是，人們在生活中，主張鄰裏和睦，互禮互讓，不因小事而傷和氣。主張善待家人，善待外人，即使叫花子上門乞討，也不能虧待他們，盡量施舍，這叫為子孫後代積德。在外麵做了官、發了財的，願在家鄉做些善事好事，留個好名聲。與此同時，人們反對積怨行惡。在鄉間，有人做了醜事、惡事，便“一夜傳千裏”，可能會使你終生在人麵前抬不起頭來。做了惡事的人患了重病或家裏出現了什麽災難，人們會說是報應。尤其是對父母不孝、偷盜、奸淫等，當事者在村裏也許終生抬不起頭來，還有禍及子孫聲譽的可能，人們會說是“老鼠養崽打地洞”。這種道德輿論的威懾力是巨大的。社會上不可避免會出現不良行為，即使你已改過或受罰，人們仍記於心。尤其是在世代聚族而居的村落，人們對幾十年前某人偷了公家什麽東西、誰做了缺德的事還會在茶餘飯後談起，哪怕他目前再風光，也會低看一眼。而對做了善事好事的先人，不僅在族譜上記載，還會代代傳頌；他們的後人也一直以此為榮。為善忌惡形成了一股無形的道德力量，影響和約束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雖然有的觀念和行為有違現代提倡的民主與法製，但人們往往認為是合情合理的。行善的人，世代受到尊重，代代傳頌。

　　吉安行善的民風一直延傳，從古至今湧現了許許多多助人為樂、解危濟困、見義勇為、賑災救貧的事跡。不少人樂於奉獻，鋪路建橋、修祠做廟、創辦義倉義學等，留下了美名。吉安近代最有名的慈善家叫康文卿，現屬吉州區人。少時家境貧寒，學徒習商。他家住在瀘水、禾水與贛江的交匯地域，運往南昌、九江各地的木排竹筏川流不息，岸邊商販雲集。20多歲的他看到了商機，就借資在贛江邊開了個“隆昌木行”，並經營旅店、商鋪。他經營有方，規模不斷擴大，經過近20年的努力，成了吉安一帶屈指可數的巨富。平日，他生活節儉，素食為主，一生不穿華貴衣服；對家人也要求嚴格，孩子飯粒掉在地上也要撿起。但他對公益事業十分熱心，行善慷慨大方：1915年後，他陸續捐出銀圓7400元，衣物370件，救濟吉安城區內外貧困居民；家鄉沒小學，他捐建了一所學校；當時的省立第七師範校舍不足，他捐資興建教室；城內修路鋪路要錢，他有求必應；青原山的七祖塔、古青原台、古南塔、文信國公祠、白鷺洲書院等古跡要修葺，他都一一捐資，使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下來。省內外哪裏發生災荒，他聞訊必捐。據統計，康文卿一生捐贈187次，累計銀圓228110元，比照如今的價格，已達千萬元。1930年，紅一方麵軍攻克吉安後，總指揮朱德召見了這位吉安富豪，希望他為紅軍捐些銀兩和急需藥品。康文卿令他的保鏢將一批西藥和銀圓分3次運到東固，送給紅軍。朱德感慨不已，誇獎說：“你不是土豪，也不是大資本家，是個大慈善家。”到1939年，中國紅十字會、國立十三中學、吉安縣政府等單位，送給他樂善好施的匾額計25塊。吉安商會蕭宗川賦詩道：“聞善心歡喜，見義願擔當。或提倡教育，或輔助善堂；或整修道路，或建築橋梁；或救人急難，或濟人饑腸。種種大善舉，罄竹不能詳。四海仰高風，交口共讚揚。”康文卿是吉安人公益善行的典型，其義舉仁風，在民間久久傳揚，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四是揚善棄惡的習俗、親鄰善和的風氣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進程中，在建設開放、繁榮、秀美、幸福新吉安的征程中，需要在黨員幹部中講正氣，需要在公民道德建設中弘揚正氣，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以促進吉安各項事業的健康穩定和諧發展。

　　毛澤東、鄧小平等革命領袖都對共產黨人要弘揚正氣作過重要論述。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講正氣，就是要堅持和發展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氣節。”對於如何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他提出了三點要求，這就是“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改變革命的初衷，不喪失必勝的信心；不怕鬼，不信邪，堅持真理，維護黨的原則，旗幟鮮明地同各種錯誤思想、不良傾向和邪惡勢力做鬥爭；堅持廉潔奉公，艱苦奮鬥，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和‘酒綠燈紅’的侵蝕影響麵前，一塵不染，正氣凜然。”深刻領會這些要求，對於堅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弘揚無產階級的浩然正氣，是十分必要的。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教育引導黨員、幹部模範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就是胸存浩然正氣，敢於擔當，無私無畏，不屈不撓。隻有如此，才能做弘揚正氣的模範，做好“示範者”、“引領者”、“維護者”。十八大報告還要求“堅持艱苦奮鬥、勤儉節約，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優良黨風凝聚黨心民心、帶動政風民風”。“堅持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方針，全麵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清正、清廉、清明，就是弘揚正氣的具體體現。

　　正氣貢獻正能量。在新的曆史時期，黨員、幹部既要發揚中華民族崇尚正氣的傳統，又要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首先，正氣的源泉是堅定的理想信念。凡理想信念堅定的共產黨人，則正義凜然、無私無畏、不屈不撓；反之，則萎靡不振、渾渾噩噩、自甘墮落。少數黨員正氣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理想信念不堅定。牢記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囑托，無論順境還是逆境，都能“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身體力行共產主義道德。其次，正氣的根本是堅持執政為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員講正氣，必須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用滿腔熱情服務群眾，用一流業績回報群眾，在為民奉獻中保持和發揚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一批時代先鋒身上體現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正是源於他們強烈的宗旨意識和為民情懷。第三，正氣的核心是堅守黨性原則。共產黨員弘揚正氣，核心是講黨性、講原則，做人正派，辦事公正，敢於批評、抵製不正之風和錯誤言行，不拿原則做交易，不以私情廢公事。正氣的關鍵是堅持嚴於律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習近平總書記說，打鐵還得自身硬。共產黨員要以廉潔為榮，以貪腐為恥。幹幹淨淨幹事，清清白白為人。能夠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擋得住誘惑，自覺抵製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侵蝕。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心正、身正、行正、氣更正。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係群眾的八項規定，包括改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精簡文件簡報、切實改進文風，規範出訪活動，改進警衛工作，改進新聞報道，嚴格文稿發表，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等內容。中央政治局出台的這八項新規定，針對的都是人民群眾長期反映強烈的問題，展示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新姿態，是聚黨心得民心之舉。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在作風方麵已經起到了表率作用，在全國上下產生了積極影響，帶來了新風尚、新變化，正在推動風清氣正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形成。

　　在全社會、公眾中弘揚正氣，主旋律是培育和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八大要求的是“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在公民的層麵，就是“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

　　與正氣良風相對的是歪風邪氣，樹立和踐行“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弘揚正氣的具體體現：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正義如根，深紮這片神奇的土地；正義如血，流淌在每一個廬陵人的身上。作為正氣之鄉的吉安，正秉承千百年來的優良之風，行正道，持正義，為正人、做正事，為跟全國人民一道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不懈努力。

　　§§第二篇 開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