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教培養好孩子

能否不株連藥家鑫的父母

　　除受害者家屬外，藥家鑫殺人案中受傷最重、承受的打擊最大、處境又最為難堪的莫過於他的父母。麵對媒體，他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他的行為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2010年10月，“藥家鑫殺人案”及此案將如何判決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而我則因為網上的一條《藥家鑫母親登門向死者父親下跪久久不起身》的消息，更為關注藥家鑫父母的現實處境。

　　據網絡資料，藥家鑫的父親曾任總後西安軍事代表局駐該廠軍代表，正團級職務，副師級待遇，但自2006年轉業後一直沒有正式就業，靠打零工為生；母親曾是西安北方華山機械有限公司職工，現已退休，退休金每月隻有七八百元；藥家鑫肇事的小車是在他執拗的要求下，父母拿出全部積蓄又借了4萬元才買的，也是他們家唯一的一輛車。我引上述資料，是希望大家在審視藥家鑫案件時，別把他同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掛鉤，他的家庭背景非常普通。

　　因為對兒子寄予厚望，除受害者家屬外，藥家鑫殺人案中受傷最重、承受的打擊最大、處境又最為難堪的莫過於他的父母，麵對媒體，他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他的行為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這對被不肖子撕碎了心的父母聞知兒子撞人又殺人的惡行後，立刻號啕大哭，之後又陪同他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在兒子被批捕後，他們因無臉住在家中，擔心被媒體找著，以後找工作都難，遂在外租了一間房子；然後開始四處借錢，準備民事賠償金。因為沒有籌到足夠的錢，覺得“道歉”兩個字太無力，拿不出錢，誠意體現不出來，才推遲了向受害者家屬登門道歉的時間；在案發後第128天，經過兩方律師的溝通，藥家鑫父母當麵向死者張妙的父親道歉，藥母長跪不起，並說：“藥家鑫犯的錯，自有法律製裁，我們道歉隻代表我們自己，而無力代表他。”

　　說實話，看這些報道資料，我內心特別酸楚，這對內心淒苦惶惑的父母沒有推卸賠償責任，沒有不明事理地為兒子辯解，而是聲稱：“養不教，父之過。我們夫妻倆向受害者及其家屬以及社會公眾道歉了，藥家鑫的法律責任他自己承擔，我們該負的民事賠償我們擔著。”

　　他們承擔了他們該承擔的一切，稱得上是深明大義，但外界回饋給他們的又是什麽呢？

　　先是兒子聲淚俱下的控訴，藥家鑫對媒體說：“我從4歲起，就天天練鋼琴，每天除了彈琴就是學習，稍有不好，就會遭到父母的毆打。學習不好時，父親好幾次把我關在地下室不讓上樓，我很多次都想過自殺，因為除了無休止練琴外，我看不到人生希望。”

　　這段話將父母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陷他們於四麵楚歌的慘境，激起眾多人士對中國家庭教育的反思，很多網友撰文，大肆批判藥父藥母的教子方式，將矛頭直指“富二代”；眾多媒體心懷叵測地追問，事發後為什麽不趕快道歉，求得受害者家屬的寬恕；更有心態偏激者認為藥家鑫父母是“把藥家鑫送進監獄的重量級黑手”。因為他們一味望子成龍，卻忽視了對藥家鑫“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和社交禮儀教育”，所以，“殺藥家鑫，不如殺了藥家鑫父母，這樣才能真正敲響中國根子和骨子裏還有胎盤裏以及祖墳裏的教育問題”。

　　這些字句看得我通身發冷，遍體生寒。他們隻是一對平凡的父母，在應試教育和獨生子女政策的大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方式愛孩子和教育孩子，他們所奉行的父親嚴厲，母親溺愛的教子方式是很多家庭司空見慣的，出了問題，大家可以對此反思，但不能因為藥家鑫殺人，就將他父母看得十惡不赦。我反對這種株連父母的行為，尤其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假如孩子出了問題，父母都成為千夫所指，誰還敢當父母？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有誰聽說過“王子犯法，父母要與之同罪？”真不知道藥父藥母內心要有何等的勇氣和力量才能應對撲麵而來的敵意和不絕於耳的討伐聲。

　　曾看過這樣一條新聞：美國前副總統戈爾24歲的兒子被指控持有大麻而被捕。在美國，持有大麻是一種輕度罪行，小戈爾必須麵對審判。同樣是麵對醜聞，戈爾沒有像中國的有些父母，又是聲明，又是認錯，他選擇的是沉默。

　　我認為，麵對喧囂的媒體，藥家鑫父母有權利選擇沉默，因為藥家鑫21歲，已經是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個人了，他犯罪理應接受法律的製裁，但他父母與此事無關，有權利護衛自尊，拒絕被媒體拉出來示眾；就算他們負有教養不當之責，但藥家鑫接受了15年的學校教育，從小學到大學，那麽多的老師居然沒有教給他基本的“愛心”和“責任”，這些老師是否也需要出麵向受害人道歉，乃至向藥家鑫的父母道歉，因為收了人家的學費，卻沒有將人家的孩子教好？我是說，遷怒於他的父母，要求他父母道歉的做法很不理智，就如同我們要求教過藥家鑫的所有老師出麵道歉以及因為藥家鑫是西安音樂學院的學生就呼籲封殺該學院一樣不可理喻。

　　除了輿論的大肆討伐之外，受害人家屬的不寬恕和不原諒也讓他父母的處境雪上加霜，如張妙的丈夫曾表示，藥家鑫的悔過以及藥家鑫父母的道歉，他一概不接受，並表示“我不能讓妻子死得沒有尊嚴”；庭審現場辯護人律師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報紙對藥家鑫主動遞交悔過書的報道，上學期間的13份獎勵，被告人校友、同學、鄰居的4份請願書，請求法庭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張妙的丈夫當庭說：“我不看那個，那都是垃圾！”並且表示，如果藥家鑫不被判死刑，他肯定會上訴。

　　我能理解張妙家人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但在藥家鑫接受司法審判時，是否一定要讓藥父藥母顏麵無存才可以替妻子討回尊嚴？這真的是和諧社會呼喚美好人性的最好方式嗎？我更希望的是，當藥母匍匐在張妙父親前道歉時，他能誠懇地說一聲：“這件事與你們無關，你們也是受害者，我們都被你們的兒子害慘了！”

　　也許，有人會說我站著說話不腰疼，但將犯罪人和罪人家屬分開對待的先例有很多。在震驚中美兩國的“盧剛事件”中，就讀於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盧剛獲得愛荷華大學太空物理學博士學位不久，就在1991年11月1日開槍射殺了這所學校的3位教授、1位和他同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以及這所學校的副校長安妮·克黎利，之後，盧剛自殺身亡。

　　3天後，安妮·克黎利的幾位兄弟卻在極其悲痛的情況下，以極大的愛心宣讀了一封致盧剛家人的信：

　　“當我們在悲傷和回憶中相聚一起的時候，也想到了你們一家人，並為你們祈禱。因為這個周末你們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驚的。安妮·克黎利最相信愛和寬恕。我們在你們悲痛時寫這封信，為的是要分擔你們的悲傷，也盼你們和我們一起祈禱彼此相愛。”

　　“在這痛苦的時候，安妮·克黎利是會希望我們大家的心都充滿同情、寬容和愛的。我們知道，在此時比我們更感悲痛的，隻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願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這樣，我們就能一起從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妮·克黎利也會這樣希望的。”

　　幾兄弟還捐出一筆資金，宣布成立安妮·克黎利博士國際學生心理學獎學金基金會，用以安慰和促進外國學生的心智健康，減少人類悲劇的發生。

　　是啊，逝者已矣，生者還要繼續，而愛和寬容才是人類洗刷痛苦，忘掉仇恨，避免悲劇重演的出路！我們沒理由原諒藥家鑫，他理應接受法律製裁，但我們應該將他和父母分開來看，沒必要對他們窮追猛打，做遷怒式的株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