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饒縣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

第六章 蘇區的建設

　　第一節 黨的建設

　　一、黨組織的建立

　　自弋陽窖頭會議以後，弋橫德中心縣委便派了汪其昌、劉和尚等同誌來上饒領導高山人民起義。1928年7月，又派黃南山、黃開湘等同誌來到湖村茶園領導革命。11月，閩北黨組織派張瑞興同誌來到禹溪等地開展秘密活動。由於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上饒的革命活動日漸走向高潮。

　　弋橫德中心縣委和閩北黨組織開辟上饒蘇區時，首先在廣大窮苦群眾中發展“兄弟會”、“農協會”、“民眾會”等組織，啟發和組織群眾起來革命。1928年秋後，上饒西北鄉和南鄉部分地方，普遍掀起了“上名字”運動。在此基礎上，通過個別幫助，對經過革命鬥爭考驗、立場堅定、鬥爭堅決、出身和社會關係良好的積極分子吸收入黨。在入黨時，每個黨員都要喝雞血酒宣誓，誓言是“遵守紀律，服從領導，堅持鬥爭，犧牲個人，永不叛黨，如若叛黨，刀斬彈穿。”有三個人以上，就建立黨支部。

　　1928年7月23日，在湖村茶園成立了上饒縣第一個中共黨支部，江立山任書記，共有劉道奇、李財標、寧春生、朱興邦、陳興源、江立山、何啟泉七名黨員。在沙洲方麵，最早於1928年8月在劉家蓬建立了黨支部，程華明任書記，程明發、程明相、周裕堂等七名黨員。在禹溪方麵最早於1930年11月在禹溪建立黨支部，趙春華任書記。吳德文、姚元富、吳誌興、童啟鬆等五名黨員。這些同誌是上饒最早的積極分子和革命骨幹，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分頭到各地秘密組織和發展“兄弟會”、“農協會”、“民眾會”等革命組織。自第一個黨支部建立以後，在黨的領導下，革命力量蓬勃發展，各地迅速建立了革命組織。1929年10月，潭頭大捷為我縣的土地革命拉開了序幕。至同年冬，在湖村、茶園、茗洋、高山、沙洲、王家壩、坑口、禹溪、毛樓、範家坳等地建立了140多個黨支部，發展黨員580多人。

　　1929年冬，以湖村為中心，整個西北鄉和南鄉的農民暴動如火如荼，各地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起紅色政權，革命鬥爭成星火燎原之勢。至1930年5月，上饒縣先後建立了湖村、茗洋、庫前、左溪、董團、沙洲、旺青阪、王家壩共八個區的紅色政權。同年冬上述八個區調整為五個區：一區以湖村為中心，區委書記陳紹平（後叛黨），下有40多個支部，120餘名黨員；二區以茗洋為中心，區委書記蘇篤洲，下有25個支部，80餘名黨員；三區以常阜為中心，區委書記葉凡，下有30多個黨支部，100餘名黨員；四區以王家壩為中心，區委書記張貴清，下有20多個黨支部，70餘名黨員；五區以董團為中心，區委書記陳道興，下有17個支部，119名黨員。隨著蘇區向信江南岸發展，同年秋，在童家橋建立了第六區，區委書記張耀庭，下有9個支部，150多名黨員。

　　為了打通與閩北蘇區的聯係，貫通中央蘇區，1931年春，成立了河南特區，並在畫馬石、宋村、應家、尊橋、曾家、周田、公果廟等地建立了特支。1931年8月，在旺青阪成立了上廣特區，程義水任特區書記。到1934年9月，上廣特區在壺橋、大南橋、信豐、廿八都、洋口、六十六都及高山等地建立特支，黨員有130多名。以禹溪和鉛山的大橫等地為中心，成立了中共上（饒）鉛（山）縣委，下設五個區。上饒境內有禹溪、西山兩個區，到1933年冬這兩個區共有11個支部，680多名黨員。1932年1月，縣委派王禮西在瓦窯頭組織建立了上饒城東區委，下有10多個支部，63名黨員。

　　1933年，接閩浙贛省委指示：上饒蘇區向玉山方向擴展。同年8月，在彭宅成立了玉山縣委，何天福任縣委書記，下設丁宅、汪村兩個區，有14個支部，200多名黨員。之後，玉山縣委派黨員祝金玉、黃春標、林炳瑞、王金山等同誌到許家一帶開展白區工作，在許家成立了特支，王金山任特委書記，又派“老錢”、楊功仁等同誌到濟頭、方頭、必姆等地開展白區工作，在必姆建立特支；派朱少良等同誌到沿阪、沙溪等地開展白區工作，在沿阪建立了特支，朱少良任特委書記。

　　1933年冬，以沙洲、高山為中心，建立了懷玉縣，下轄薑村、鄭坊、西山、茗洋（由上饒縣蘇撥來）、荷葉等五個區，共有53個支部，680多名黨員。1934年春，紅軍先後在花大門、王街等地襲擊了國民黨第十二師，紅軍把繳獲的一些財物，分給了白區的窮苦群眾，革命影響迅速擴大。這時，省委指示：懷玉縣必須向花大門、樟村等地擴大蘇區，打通化婺德蘇區。之後，懷玉縣立即派黨員劉炎太、王爾水、黃顯達、黃家富等同誌到花大門、樟村、童坊等地開展白區工作。同年冬，在花大門成立了花大門中心區，劉炎太任書記；在樟村成立了樟村區，王正證任書記；在童坊成立了童坊區，蔡水鬆任書記。

　　這一時期，上饒縣黨組織從無到有，並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全縣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蘇區不斷擴大，勞動人民翻身作主人，蘇區人民生活得到了顯著提高，蘇區各項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到1934年，上饒蘇區共建立了317個黨支部，發展黨員2480名。

　　二、黨組織的建設

　　上饒縣從建立黨組織（上饒縣第一個黨支部--湖村黨支部）開始，就建立了嚴格的製度，以保證黨組織的純潔性，提高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的革命事業迎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黨的組織在革命鬥爭中得到錘煉，不斷發展壯大。

　　在吸收黨員時，黨組織采取了積極而又慎重的態度，在注重考察培養對象的階級出身和社會關係的同時，特別重視進行鬥爭的實際表現。當時，廣大的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受劣紳、地主的剝削最深、壓迫最重，他們是最可靠的力量，黨組織格外注重培養工農積極分子入黨，他們也是最早被吸收入黨的。

　　在入黨時，每個同誌必須嚴格履行入黨手續。要填寫入黨誌願書，必須找一個或兩個正式黨員為介紹人，進行入黨宣誓，再經縣委批準。為嚴格考查每個黨員，新黨員根據其不同情況，分別有三個月、六個月、一年或兩年的“後補期”。

　　每次武裝鬥爭，是黨考驗每個黨員最有效的手段。那些鬥爭不堅決、思想動搖的黨員，黨組織都要給予教育和適當的處分，嚴重的要清除出黨。黃文甫是上饒縣蘇維埃政府機關的油印主任，1930年紅軍第一次攻打上饒時，他無意間走漏了消息，結果黨組織給了他應有的處分。

　　為保證黨員與黨員之間、黨員個人與黨組織之間的團結一致，每個支部，一般每七天要召開一次黨員生活會議，各級黨委領導都要親自參加，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互相幫助，統一思想，團結一致的目的。

　　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各級黨組織充分利用“五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卅慘案”等紀念日，向黨員講解國內國外形勢；舉辦黨員訓練班，對黨員進行黨的紀律教育，組織黨員學習馬列主義、黨的知識、黨的方針政策等。經常召開“黨員活動分子會”，1930年和1931年秋，分別在薑家源、熊家召開了全縣“黨員活動分子會”，都是由縣委主持的，縣委書記親自到會作了當前形勢和革命任務的報告，號召黨員要湧躍參加紅軍，到白區去工作。

　　在組織機構方麵，黨組織自上而下建立了嚴密的組織係統。縣委由委員組成，從委員中選出執委，一般由9至11人組成，再從執委中選出常委，常委一般是由縣委書記、縣蘇主席、縣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婦女部長、團縣委書記、縣工會委員長等人組成的。曆任上饒縣委書記的有：黃南山、黃開湘、吳先喜、黃富武、花春山、洪坤元、吳先民、鄒秀峰、黎三友、張庭炎等人。縣委下轄各區委、區委組織情況大致與縣委相同，委員一般7至9人。區委下轄各鄉支部，鄉支部由支委組織，設支書、組織委員、宣傳委員三人。支部下麵分設小組，以自然村為單位組織，黨小組由黨員公推一位小組長。

　　三、黨的群眾路線和幹部政策

　　兵民是勝利之本，正如毛澤東說的“革命的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蘇區的革命鬥爭，從“上名字”運動開始到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無論是武裝鬥爭，還是蘇區建設，各方麵都取得了巨大成績，這些勝利的取得都與黨堅持走群眾路線密不可分。

　　第一、在蘇區政權建立後，黨確定了“依靠貧農，團結中農，限製富農，消滅地主”的鬥爭路線。在土地改革中，實行了“雇貧中農分好田，富農分差田，地主不分田”的政策。這項政策雖然在“打擊富農和地主不分田”方麵存在一些片麵性的錯誤，給我黨的統戰工作帶來負麵影響，但占農村人口90%以上的無田和少田的窮苦群眾都分得了土地，基本反映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擴大紅軍、蘇區建設等各項工作中，黨首先要召開各種群眾會，組織各個革命群眾團體，經過反複討論，再把群眾意見集中起來，作出決議，然後交給群眾去執行。因此，黨的各項政策，都是群眾智慧的集中體現，反映了群眾的願望和要求。群眾自然十分擁護，執行也十分堅決。

　　第二、在群眾中建立健全各種革命組織。蘇區的革命運動首先是通過“兄弟會”、“農協會”、“民眾會”等形式，宣傳、組織群眾起來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為了把蘇區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在群眾中建立了“工會”、“貧農團”、“婦女會”、“赤少隊”等革命組織，通過這些組織去發動群眾，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投身革命鬥爭。在幾次反“圍剿”的鬥爭中，充分發揮了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明了許多土槍、土炮、自煎硝鹽、火藥，支援紅軍打擊敵人。在戰鬥中，群眾主動配合紅軍作戰，運送彈藥、糧食，搶救傷員。

　　第三、深入群眾，關心群眾。黨的幹部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的前列，衝在鬥爭的最前哨，處處帶頭做群眾的楷模。經常深入群眾，關心群眾，與群眾同吃、同住、同戰鬥，與群眾同甘共苦。

　　黨的幹部是國家的棟梁，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和貫徹者。從“上名字”運動開始，蘇區黨組織就積極從廣大窮苦群眾中培養了立場堅定、工作積極、有高度階級覺悟、德才兼備的優秀分子充實到革命隊伍中來。使無產階級政權真正牢固地掌握在勞動人民手裏。雖然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由於“左”傾路線在上饒蘇區的貫徹，在“保證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的借口下，對幹部不顧鬥爭曆史、工作表現如何，凡是地主、富農出身的大都無條件地撤銷了他們的職務，把他們開除出黨，甚至男婚女嫁，凡是成分不好的，都要退去婚約。嚴重影響了黨內團結，許多幹部出現情緒低落，給革命帶來一些消極影響。但是上饒蘇區的黨組織與“左”傾路線作了一係列鬥爭，在教育培養幹部中，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績。

　　（1）為了適應蘇區迅速發展的需要，1933年上饒蘇區懷玉縣和玉山縣分別舉辦過短期黨員幹部訓練班，為區一級培養了一批優秀幹部。此外，各縣委還經常選送優秀幹部到省裏學習。

　　（2）在黨員思想教育方麵，縣委和區委經常召開黨員活動分子會，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黨的知識和當前時事等內容。

　　（3）上級黨委領導人經常深入基層，巡視和檢查工作。並幫助基層幹部解決具體困難，總結經驗，指導工作。

　　（4）對於犯了錯誤的幹部，一般采取說服教育，幫助改正錯誤，嚴重的而又不接受教育的采取鬥爭的方法，頑固不改的清除出黨。

　　（5）黨員要經常參加學習。對不識字的黨員，組織學習班，幫助他們識字學文化。同時還要帶動群眾學習文化。

　　（6）關心和照顧幹部生活。對生活有困難的幹部，蘇維埃政府幫助解決，給他補助，缺少勞動力的，政府組織群眾代耕代種，使其安心工作。

　　由於黨組織重視對黨員幹部的培養，上饒縣先後湧現出了大批優秀的幹部。李財標、江立山、黎三友等同誌，都是貧農家庭出身的子弟，在黨的教育領導下，成為了黨的優秀領導幹部，先後提任過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的重要職務。

　　第二節 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組織

　　一、共青團

　　共青團是黨的得力助手，在革命鬥爭中起到先鋒模範作用。

　　1928年11月，黃道同誌派徐馬嶽、薑起尚（均係團員）兩人，在湖村薑家源一帶，以起“路會”名義組織“青年兄弟會”。章塢的李春生、汪塢的汪兆林、火燒樓的熊春狗、茶園的祝興茂等人都參加了這一組織。這是上饒縣蘇區共青團的前身。1929年1月，在搖籃坑成立“中共上饒縣臨時縣委”的同時，設立了“共青團上饒縣臨時委員會”，以“向新發”為機關代號進行工作。1930年1月，在湖村正式成立了“共青團上饒縣委”，邵長河任書記。1933年冬，上饒蘇區的懷玉縣正式成立了“共青團懷玉縣委”，祝有德任書記。從此，共青團在黨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到1934年，上饒蘇區共建立了團支部450個，發展團員2630餘名。

　　凡是18歲至24歲的青年，在鬥爭中表現積極、立場堅定，通過本人申請，團縣委考察，具備了入團條件的，就被批準加入共青團。

　　共青團的主要任務是團結所有青年，做好黨的中心工作，搞宣傳鼓動，組織慰勞隊，動員青年積極參加紅軍。

　　共青團的組織機構：團縣委下轄各團區委，鄉有支部，村有小組。團縣委由七人組成，內設組織部、宣傳部、青婦部、青工部、少隊部、兒童團、反帝青年部等部門。

　　二、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

　　少年先鋒隊（簡稱少先隊）是青年群眾的武裝組織。凡是16-24歲的男女青年，由本人申請經團支部審查，然後找黨員作介紹人方可加入少先隊。參加少先隊的隊員，處處都要起先鋒作用，因此，它是當時征召紅軍和培養蘇區幹部的主要對象。少先隊的組織形式是：縣、區設大隊，鄉設中隊，村設小隊，小隊下分班。小隊有正、副小隊長，大隊和中隊有正、副隊長和指導員。少先隊的主要任務是配合紅軍出擊，晚上在各村巡邏檢查，平時要學習文化知識，進行嚴格的軍事技能訓練，為補充紅軍作準備。有時少先隊整個小隊報名參加紅軍。

　　兒童團是教育培養廣大兒童的一種組織形式。8-15歲家庭成份好的兒童，不分性別均可參加。兒童團的團員每人佩戴紅領巾、手持木槍，每天早上由少先隊隊長和兒童團團長領隊教操、賽跑，白天除上學念書外，還要和女同誌一起站崗放哨，檢查來往行人的介紹信，做些砍柴、放牛、挑水等工作，晚上有時要去查戶口，監視壞分子的活動，並將情況及時報告蘇維埃政府。

　　少先隊和兒童團均由共青團領導指揮。

　　三、赤衛隊

　　赤衛隊（1931年後改為赤衛軍）是地方群眾武裝組織。凡25歲至45歲的貧雇中農均可申請參加。參加赤衛隊之前，先要本人寫好申請，找好介紹人（幹部和團員均可），再經當地蘇維埃政府審查曆史，確認無問題者即批準吸收入隊。1928年春，從程華明、程銘生等人首先在高山組織了赤衛隊，手持大刀、花槍，出擊了望仙等地，進行武裝暴動，到1929年，上饒蘇區各地普遍建立了這一組織，蘇維埃政府成立後，赤衛隊正式成為地方群眾武裝組織。赤衛隊在團結、教育群眾，打土豪抓劣紳等鬥爭中起了很大作用。

　　其組織形式為：最基層組織是村成立小隊，鄉成立大隊，小隊有正、副隊長各一人，大隊有正、副隊長各一人和指導員一人。大隊指導員一般由區、鄉黨委指定或委派的黨團員擔任，專門負責大隊政治思想工作。隊長由區鄉黨委指定或隊員民主推選，也必須由黨團員擔任，主要是負責地方武裝鬥爭。小隊長則由隊員民主選舉而產生。1931年，為了全麵實現軍事化，赤衛隊改為赤衛軍，小隊改為排，大隊改為連。

　　赤衛軍的主要任務是：搞好生產，支援前線；守哨站崗，打土豪、抓劣紳；製造武器，組織絲炮隊，就地阻擊敵人進犯；配合紅軍作戰，組織運輸隊、擔架隊；到白區貼宣傳標語，破壞敵人交通。平時還經常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隨時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紅軍。

　　四、貧農團、農協會、民眾會

　　這三個組織最早出現於“上名字”運動，都是聯係和團結廣大窮苦人民的群眾組織。參加這些組織的人員，除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外，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參加（中農不能參加貧農團）。

　　由於這些組織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革命活動首先在這些組織中宣傳發動起來。在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這些組織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了很大作用：蘇區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貧農團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的；在蘇區的經濟建設中起著巨大作用，為蘇區的農業生產和紅軍的糧食供給作出很大貢獻；在頻繁的戰爭中，黨依靠這些組織實施“堅壁清野”工作，組織群眾搶收搶種，在敵人進攻蘇區之前，組織群眾及時轉移財務和糧食，避免群眾遭受更大損失，最終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

　　五、工會

　　1930年5月，在湖村碧霞橋成立了上饒縣總工會，先後由餘光壽、王忠慶等同誌擔任工會委員長。縣總工會成立後，各區先後成立了工會。

　　總工會包括手工業工會和雇農工會。

　　工會組織是用來團結和教育工人的群眾組織，是教育工人的一個學校，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並為工人階級謀福利的組織。經常以工人運動的曆史（如“二七”大罷工、“五卅”慘案、“五一”勞動節）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和革命信心。

　　為了總結工人鬥爭的經驗，迎接新的鬥爭任務，1932年9月，在牌樓前劉家召開了上饒縣第二次工人代表大會，大會由洪麒麟主持，到會代表90餘人。縣委書記吳先民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形勢的報告，省總工會李傑三蒞會指導。大會總結了成立以來工會的工作成績，存在的問題，布置了新的任務，並提出“工人要做群眾的先鋒”，“打倒國民匪黨”，“消滅反動軍閥”等鬥爭口號。大會還選出了五個常委：徐日成任上饒縣總工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嚴良金任宣傳部部長，朱石輝（朱輝）任青工部部長，何天福任組織部長兼雇農苦力部部長。這次大會的召開，推動了蘇區的工會工作，工人積極參加各項革命鬥爭，如發動群眾踴躍參軍，擁軍優屬、站崗放哨、保衛蘇區等。大會還決定在河南成立船工工會，便於紅軍出擊河南白區，蘇區還經常通過船工工會運送食鹽、布匹等物資。這次大會以後，在蘇區普遍實行了童工4小時，青工6小時，成工8小時的勞動製度。

　　1933年11月，在雙溪口的董家大廳裏召開了上饒縣第三次工人代表大會，到會代表100多人，有各區、鄉工會的同誌，還有白區工人代表，會議開了三天。縣委書記鄒秀峰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省工聯派洪麒麟到會指導。大會總結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來的各項工作，通過了“在蘇區內開設各種工廠、縣總工會改名為縣工聯”等項決議。大會選出了裴水旺、何天福等17人為縣工聯執委，並從執委選舉產生了5個常委。

　　會後不久，分別在李家灘、沙洲、湖村、尖石等地建立了地雷廠、土紙廠、紡織廠、雨傘廠等工廠。廠內工人間和各廠之間都開展了生產競賽活動。

　　六、互濟會

　　互濟會是蘇區救濟外地窮人及受災人們的一種組織，它的救濟來源是會員自願交納的會費及向地主、富農罰款所得。1932年間，上饒縣成立了“互濟會”，由李培均同誌任主任。1933年冬，懷玉縣成立了“互濟會”，嚴炳旺同誌任主任，區一級都成立了小組。

　　通過互濟會的工作，使人民群眾認識到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擴大了革命影響，培養了蘇區人民的階級友愛精神。

　　七、反帝大同盟

　　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大敵，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之一。為了團結各階層人士，反對共同的敵人，上饒縣委遵照上級黨委的指示，於1931年在全縣各區、鄉成立了“反帝大同盟”。

　　反帝大同盟內設組織部和宣傳部。參加反帝大同盟的成員不分階級、階層、年齡、性別，但會員每月要繳納會費。因此，它是當時最廣泛的群眾組織。

　　反帝大同盟成立以後，積極開展反帝擁蘇宣傳，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尤其在“九一八”事變後，蘇區每個角落都響起了憤怒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歌聲。每當“二七”、“五卅”、“五一”等紀念日，蘇區人民紛紛集會，遊行示威，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很多群眾以踴躍捐款、向紅軍送慰勞品等實際行動反對帝國主義。方誌敏同誌在率領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時，蘇區人民爭先恐後地把親人送去當紅軍，並叮囑他們“要狠狠打擊日本強盜，不勝利不要回家”。

　　通過各種活動，極大地激發了蘇區人民的愛國熱情，無情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醜惡嘴臉。

　　八、婦女會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蘇區的婦女從幾千年的封建族權、神權、夫權的壓迫下與封建禮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得到解放的婦女，活動十分活躍。平常除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外，還積極參加眺高、放哨，給紅軍做鞋，編草帽，給軍烈屬砍柴、挑水。僅1933年，上饒縣蘇區的婦女就編織了919雙草鞋，做了514雙布鞋，100頂列寧帽送去慰勞紅軍。紅軍每到一處，各地就組織婦女慰勞隊敲鑼打鼓，殺豬宰雞去慰勞自己的隊伍。紅軍駐下後，婦女們就幫紅軍洗衣做飯，表演節目。

　　1930年2月，黨和蘇維埃政府發出了婦女剪發、放腳的號召，立即在蘇區掀起了“放腳”、“剪發”的運動高潮，村村響起“剪發”，“放腳”歌。獲得解放的婦女，積極主動地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宣傳婚姻法，動員群眾參加“互濟會”、“反帝大同盟”，積極參加紅軍。農忙時，全體婦女積極參加勞動。1933年上半年，僅雙溪口鄉婦女就積肥7000多石。湖村的李大嬸，雖然已是61歲的人了，但還積極參加勞動，並獨自開墾了一塊荒地。

　　在擴軍運動中，處處可見妻勸夫、母送子、姐助弟參加紅軍的生動場麵，湖村官田的李秋香，反複多次地做丈夫工作，最後說服丈夫參加紅軍，並且不要政府的優待。在戰鬥中，蘇區婦女積極配合紅軍作戰，年輕的組織擔架隊、看護隊、地雷隊上前線，年長的在家製竹釘、毒藥等武器。大地王家源有一個名叫葉春花的婦女，當一個匪連長要奸汙她時，母女倆機智勇敢地用菜刀將他劈死，還繳獲一支短槍，事後得到縣蘇維埃政府50塊白洋的獎勵。這個故事至今還在群眾中流傳著。

　　蘇區各級黨委十分重視婦女幹部的培養，規定鄉一級要舉辦支部流動培訓班，區一級要經常舉辦婦女幹部講習班，組織婦女學習政治、文化和黨的方針政策。縣委不定期召開黨員活動分子會，都吸收婦女幹部參加。

　　蘇區自上而下都設立了婦女組織機構。縣設婦女部和青年部，區設婦女部和青年部，鄉設婦女主任一人，村為婦女代表。

　　第三節 黨的審判和肅反工作

　　一、黨的審判工作

　　為了對蘇維埃幹部在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所犯的錯誤和違犯革命紀律作出檢查和處理，使他們認識錯誤、改正缺點、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同時教育廣大的革命同誌，蘇區的審判機構主要由檢查部和裁判部，是蘇維埃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1930年2月以後，蘇區各級政府（鄉一級以下除外）均設立了這一機構。檢查部、裁判部是蘇維埃政府的司法機關，它根據黨的審判原則負責審判工作，製定了完善的法律條例，具有完善的法律手續。

　　在裁判案件時，根據案件的性質，有不同的審判形式，對於貪汙腐化，消極怠工、婚姻糾紛、浪費等民事案件，裁判部組織“同誌審判會”、“群眾審判會”來判決案件；對於反革命分子，則通過公審或巡回審判來判決，使反革命分子公開向群眾承認其罪惡，充分揭露他們的罪行。

　　蘇維埃各級審判部，由於堅決貫徹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使許多潛伏在蘇區的反動分子，得到了人民的製裁，貪汙、腐化、墮落分子，受到應有的處理，從而鞏固和穩定蘇區政權，蘇區社會秩序安定團結，各級審判工作為黨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慘痛的肅反工作

　　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的鎮壓和破壞，除了在軍事上的瘋狂進攻“圍剿”，經濟上的嚴密封鎖，還利用“AB團”、“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等反革命組織，對蘇區進行破壞和顛覆，大批反動分子混入蘇區和紅軍隊伍中。組織“大刀會”、“八仙會”、“好吃會”、“剖共會”等反動團體，利用“做鬼叫”、“打石子”、“打謠風”等卑鄙手段，企圖渙散革命力量，破壞蘇維埃政府。

　　為了保衛黨，保衛蘇維埃政權，保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在“不允許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留在革命隊伍裏”的方針指導下，1932年5月，在蘇區全麵開展了自上而下的肅反運動。

　　肅反運動在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蘇維埃政府檢查部、裁判部、政治保衛局緊密配合，對於鎮壓蘇區的反動分子，做了不少工作，在打擊敵人，保衛蘇維埃政權等方麵取得了一定成績。夜間堅持檢查、防衛工作，白天有口令，進出邊境有通行證，聽到謠言就追查根源，把隱藏在蘇維埃黨團及群眾組織中的反革命分子給挖出來，在組織機構上還專門設立了肅反委員會和檢查委員會以負責肅反的各項具體工作。

　　但是，由於“左”傾路線在黨內居統治地位，給肅反工作帶來無限製的擴大化。不論在黨內還是在黨外，部隊還是機關，上級還是下級，都大舉肅反，不調查研究，不實事求是，采用嚴刑逼供，亂捕亂殺，以至不少黨的優秀幹部在這場肅反運動中含冤而死。如上饒縣委書記吳先民、財政部部長柯年則等優秀幹部都被錯殺。

　　由肅反的盲目擴大化，使得幹部、群眾人人自危，終日惶惶，嚴重影響了幹部的工作情緒和紅軍部隊的士氣，破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幹部的團結，給黨的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失。

　　眼看著一個個革命同誌在肅反運動中失去，方誌敏、邵式平等領導人感到非常痛心，盡可能設法營救一些革命同誌，同時深入蘇區調查研究，並向中央報告。通過與“左”傾路線一係列的鬥爭，肅反中的錯誤才得到逐步糾正，肅反運動開始穩重起來，到1933年2月，接閩浙贛省委指示，上饒蘇區在湖村、墩底、庫前、薑村等地設立了勞動感化院，使真正受委屈的同誌有申訴的機會。

　　第四節 黨的白區工作

　　白區工作的根本任務是為了鞏固和擴大蘇區。具體地說有如下幾點：

　　1、發展革命群眾組織，建立地下黨支部，擴大革命力量。

　　2、打土豪，罰沒款，支援蘇區的革命和建設。白區工作者常常帶領紅軍，把土豪劣紳抓到蘇區來，通過繳罰款或以食鹽、布匹等實物來贖身。這樣既給反動分子以懲罰，又給蘇區增加了財政收入，從而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

　　3、偵查敵情，向紅軍送情報。紅軍三次攻克上饒城，就是白區工作同誌，預先偵查敵情，然後帶領紅軍一舉殲滅敵人。當敵人進犯蘇區時，白區工作者和地下黨員及時把情報送蘇區，蘇區人民及時做好準備，因此，敵人的進犯屢屢失敗，有時還被紅軍抓住時機給以沉重打擊。

　　4、擴大紅軍、瓦解白軍。通過白區工作者的教育和宣傳，白區經常有青年到蘇區來參加紅軍。駐在蘇區邊境的白軍士兵，也常常投誠到紅軍隊伍中來。1933年，通過地下工作者的有效工作，駐在宋村的30多名白軍士兵和駐羅橋的一班白軍集體到蘇區投誠。

　　5、溝通交通聯絡。當時，上饒蘇區和閩北蘇區相距九十裏，通過白區工作，建立了許多交通站把兩大蘇區聯絡起來。

　　在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白區的革命鬥爭非常艱苦和殘酷。當時，河南地區（信江南岸）、上饒城區、沙溪、八都、臨江湖等地，敵人戒備森嚴，崗哨林立，像一條白帶子把蘇區包圍住，但我白區工作者仍然機警地越過敵人封鎖線，插入敵人心髒，進行革命宣傳、組織群眾等秘密活動。

　　白區工作同誌，都以公開職業作掩護，通過親戚、朋友在群眾中做秘密工作。從閑談家庭情況、生活狀況到土豪劣紳的剝削、國民黨欺壓百姓的黑暗統治，向他們介紹蘇區的“平債分田”、“婚姻自由”等幸福情景，逐漸啟發群眾的革命理想。窮苦的勞動人民成年累日的勞作，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生活舉步維艱，他們早就盼望著改變現狀，希望共產黨領導他們起來革命，擺脫土豪劣紳的壓迫和剝削，推翻反動政府的黑暗統治。因此他們對共產黨的革命主張極為歡迎。

　　我白區工作者在窮苦群眾中組織“兄弟會”、“互濟會”、“貧農團”等群眾組織，對他們進行革命教育，組織他們參加革命活動。對生活有困難的，以“互濟會”的名義，給他們以錢物上的幫助，用事實教育他們，共產黨是為窮苦人民謀幸福的政黨。1933年冬，在祠堂鎮曾家有戶姓曾的窮苦農民，多次得到蘇區的幫助，解決了他家生活上的困難，他很感動，很快就覺悟過來，常常主動向蘇區報告敵情，並帶紅軍襲擊祠堂鎮靖衛團。同時，白區工作者還常常組織一些先進的白區群眾到蘇區參觀，親身感受蘇區的幸福生活。通過白區工作者的努力，革命的影響越來越大，群眾的覺悟越來越高，很快就有許多群眾加入革命隊伍。1931年和1932年間，在上沿邊區和上廣邊區，普遍建立了地下黨組織。在白區建立了“河南特區”，在畫馬石村建立了“鉛山特區”，在山門嶺建立了“上廣特區”，革命力量迅速擴大。

　　白區建立黨組織後，革命群眾在黨的領導下，與土豪劣紳，反動地主武裝展開了半公開的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還經常配合紅軍作戰。1933年3月，皂頭的革命群眾，配合蘇區遊擊隊，抓到從甘肅回家為父親奔喪的偽縣長潘顯斌，對其罰款並沒收許多財物。不久，白區工作者李友霖等同誌帶領遊擊隊到小玉山抓到大地主巫文奎，罰繳白洋3000餘元。這種鬥爭尤其在秋收、年關最為活躍。河南的白區工作同誌，時常扮成砍柴的農民，把宣傳標語裝在竹棍裏，然後到白區散發和張貼。

　　為了更加有力地打擊敵人，河南特區和上廣特區，均建立了一支12人槍的駁殼隊。他們時而喬裝成農民，時而改扮成小販，神出鬼沒出其不意地襲擊零星的敵人和匪商販，常常繳獲敵人槍支和蘇區缺少的食鹽、布匹、藥材等物品。利用晚上，破壞敵人的交通和工事。

　　白區工作的開展，不僅有力地打擊和牽製了敵人，而且還大大地支援了蘇區建設。當時敵人對蘇區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尤其是蘇區缺少而又急需的槍支彈藥、食鹽藥材等物品，一旦發現偷運的人，格殺勿論，但我蘇區的采購員，依靠白區工作者和革命群眾利用各種辦法，每次都順利地將所需物品偷運過敵警戒線運到蘇區。為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起到重大作用。

　　第五節 地方武裝建設

　　一、地方武裝的發展

　　毛澤東同誌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由此可見，革命鬥爭要取得最後勝利，僅僅有一個好的黨是不夠的，黨必須和地方武裝結合起來，要把建黨和建軍聯係起來。建立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才能反抗和消滅反革命的武裝，以保障我們的政權，保衛勝利果實。

　　1、上饒縣地方武裝

　　1928年春高山人民的起義和1929年冬湖村、茗洋等地的農民暴動，以大刀、花槍、烏銃等武器擊敗了反動地主武裝，趕走了豪紳地主。

　　窮苦的勞動人民初償武裝暴動的勝利果實。不甘心失敗和滅亡的國民黨頑固派，麵對新生的革命力量，顯得驚恐萬狀，遂調集大軍進行武裝鎮壓。為反擊和消滅反動派的武裝進攻，保衛勝利果實，就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武裝隊伍。

　　1930年1月，信江特委發了十支槍，在湖村、茗洋等地，挑選了陳雙仔、熊金山、王爾水、劉玉清、劉吉壽等12個出身好、社會關係好、表現突出、身強力壯的赤衛隊員，在湖村薑家源村成立了“上饒縣遊擊隊”，陳雙仔任隊長。

　　遊擊隊成立後，在縣蘇軍事部的直接領導下，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1930年，先後出擊了祝獅、石人、八都、傍羅等地，襲擊了地主武裝靖衛團，每次戰績輝煌。同年6月上旬，配合紅軍，攻克了上饒城，乘勝攻打了河口的李坤匪部，取得重大勝利。遊擊隊在這些戰鬥中得到發展壯大。到8月，遊擊隊發展到70多人槍，遂成立了上饒縣遊擊大隊，熊太浩任大隊長。

　　10月以後，贛東北紅軍到都（昌）湖（口）波（陽）彭（澤）一帶作戰。八都、鄭坊和上饒城區的地主武裝，乘我蘇區兵力空虛，集中力量“圍剿”蘇區。敵人一時瘋狂燒殺搶掠，蘇區人民遭受很大損失。得到這次教訓以後，上饒縣立即加強了地方武裝建設。除了加強赤衛軍、赤少隊的訓練工作，並於1931年春，在茗洋、雙溪、王家壩、董團等邊區建立了均有十餘人槍的遊擊隊。同時將縣遊擊隊擴大到三個排，200餘人槍，成立了縣獨立連。熊太浩任連長。

　　1931年1月，為了進一步開展河南白區工作，成立了一支80餘人槍的河南遊擊隊，活躍在河南一帶打擊敵人。

　　1931年春到1932年秋，敵人連續發動二、三、四次“圍剿”均被粉碎。遊擊隊配合贛東北紅軍曆經旺青阪、臨湖、羅橋、湖村等大戰役，殲滅了敵人主力，壯大了革命隊伍。1931年冬，縣獨立連發展到400餘人槍，並成立了縣獨立營，瞿金水任營長。同時，各區遊擊隊也有較大發展。

　　敵人的連續“圍剿”被粉碎後，革命形勢蓬勃發展。因此，省委指示：必須要向玉山方向擴大蘇區。1931年冬末，將上饒縣獨立營的二個連，撥給玉山特區領導，組建玉山特區獨立營。剩下的部隊和各區遊擊隊重新組編成“上饒縣獨立營”，計有300餘人槍，瞿金水任營長。組建後的上饒縣獨立營繼續活躍在上饒蘇區境內。這時，為了進一步加強地方武裝裝備，在李家灘等地建立了地雷廠。

　　1933年5月，經蛤蟆卡戰役後，縣獨立營發展到500多人槍，又改編成縣獨立團，楊森任團長，張貴清任政委。同年12月，獨立團奉閩浙贛省委之命，赴貴溪編入紅十軍挺進師。

　　1933年秋，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殘酷的第五次“圍剿”，對蘇區實行了政治、經濟、軍事全麵進攻。國民黨調集了匪12師、21師和4師等兵力，“圍剿”整個贛東北蘇區，這時，閩浙贛省委指令，各縣遊擊隊集結在貴溪統編成挺進師，以便突破敵人的“圍剿”。從此，上饒縣的遊擊隊大部離開上饒蘇區。

　　2、懷玉縣地方武裝

　　1933年冬，懷玉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斷向玉山方麵擴大革命領域，以打通化婺德蘇區。不久，紅十軍抽調了150餘人槍，成立了懷玉縣獨立營。經過一年多時間，與敵戰鬥過數十次，次次都獲得勝利。其中台塢、餘宅橋、王街、祠堂鎮、大橋頭、五星橋等戰鬥規模較大，共斃敵千餘人，繳獲各種槍250餘支，彈藥無數。這時，獨立營發展到480餘人槍，改編為三個連。

　　1934年冬，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獨立營大部分與閩浙贛紅軍北上抗日，少部分同誌留在革阪、桐西等地堅持遊擊戰爭。

　　3、上沿縣地方武裝

　　1930年2月，從閩北發展過來的毛樓、禹溪一帶的革命活動迅速發展起來。這時，閩北黨組織派張瑞興同誌帶領了20餘人槍（大部分是鳥銃、花槍）來到禹溪。到4月，擴充到80餘人，成立了一個補充連，張瑞興任連長。之後，在禹溪群眾配合下，活捉了吳元生等土豪，把罰來的款，用以購買武器、硝藥。到4月下旬，發展到3個排9個班；6月份發展到100餘人槍，大部分是土槍、土炮。

　　1930年12月1日，由張瑞興率領補充連趕到崇安（福建）坑口改編，並入閩北獨立團。19日，閩北獨立團又派20餘人，12支槍，組成一支遊擊隊，由趙春華任隊長，活動在禹溪、毛樓一帶。1931年8月，這支遊擊隊發展到30多支槍，50多人，朱吉生調任遊擊隊長。1933年春，發展到50多支槍，70多人，並改編成赤警連。7月，大部編入上沿縣獨立團，隻留下9條槍，另外成立一支遊擊隊，王應春任隊長，活動在禹溪一帶。10月，這支遊擊隊發展到30餘人，20多支槍，李金林調任隊長。1934年，又調陳義仔任隊長，此後一直堅持在禹溪、毛樓一帶打遊擊。

　　上饒各地的遊擊隊，自誕生時起，就一直在黨的領導下戰鬥，並在各種戰鬥中發展壯大。由於黨的正確領導，使遊擊隊有了明確的鬥爭方向和正確的鬥爭方法，使我軍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況下，不但沒被敵人消滅，反而屢戰屢勝，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在各次戰鬥中，充分運用了“避敵鋒芒、剪敵尾巴；爭取主動、誘敵深入、出其不意、攻敵不備、避實擊虛、不打硬仗；集中主力、攻敵要害；聲東擊西、量力而行”的戰術，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蘇區遊擊隊，不但是一支戰鬥隊，而且是一支宣傳隊，工作隊、生產隊。它除了各種武裝鬥爭外，還擔負了組織群眾，宣傳革命，幫助蘇區生產勞動等各項工作。這支隊伍既有嚴格的紀律，又有民主的作風。在部隊中建立了正確的官兵關係，實行官兵平等，戰鬥中英勇頑強，奮勇殺敵，與群眾魚水相依，親如家人，部隊駐在哪裏，就給群眾挑水、劈柴，深受群眾愛戴。這些都是我軍之所以能戰勝強敵的原因。

　　二、蘇區的擴軍運動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實行了“平債分田”和一係列蘇區建設，從根本上改變了蘇區人民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極大地激發了蘇區人民的革命熱情。每當我黨提出擴大紅軍的號召，蘇區群眾都積極響應，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壯年參加紅軍和地方武裝組織，幾年中僅碧霞就有400多青年加入革命隊伍，參加紅軍的就有220多人。

　　擴軍運動是壯大紅軍力量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既是一項政治運動，又是一項群眾運動，蘇區黨組織為了更好的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每次擴軍前都要召開重要會議，研究決定一係列的政策措施。

　　首先，是廣泛開展各種宣傳活動。黨發出號召後，地方幹部和部隊戰士，都要到各地向群眾宣傳“紅軍是人民的軍隊，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部隊，是保衛蘇區政權和革命勝利果實的主要力量，參加紅軍無尚光榮”。宣傳的形式有：召開群眾大會，張貼標語、出版畫刊、演戲和軍民聯歡等。

　　其次，是充分運用各種革命組織的力量。當上級黨委下達指示後，縣委將全縣擴軍任務具體分配到各區、鄉。各黨、團支部召開黨、團員會議，組織、動員黨、團員帶頭參加紅軍，幹部要做擴軍的模範，黨團員之間進行串連登記。互濟會、反帝大同盟、赤衛軍、赤少隊等各種革命團體，都要動員組織群眾參軍，各團體之間還要開展競賽活動，婦女會亦要開會，號召大家動員丈夫、子弟參軍。這樣利用各種組織力量，層層發動，結果整排整隊（赤衛軍、赤少隊）整個支部（黨團）報名參軍的都有，母勸子、妻送夫、兄弟爭參軍的生動場麵處處皆有。

　　再次，是蘇區實行了一係列的擁軍優屬政策。參加紅軍的軍烈屬可分好田；沒有勞動力的軍烈屬，蘇區政府發動群眾給予代耕、代種、砍柴、挑水；每逢節日還敲鑼打鼓送慰問品去慰問軍烈屬，使軍烈屬感到蘇區政府對他們的關懷，認識到參加紅軍是無尚光榮的事情。同時，蘇區婦女還組織了專門的慰勞隊，平時做鞋、編草帽送去慰勞紅軍。紅軍來到哪個村，哪個村的慰勞隊就要敲鑼打鼓。殺豬宰牛送去慰勞紅軍。這樣紅軍和家屬都感到非常光榮，並且密切了軍民魚水情，為下一次擴軍運動奠定了基礎。

　　另外，不斷加強群眾武裝（遊擊隊、赤衛軍、赤少隊）的軍事訓練。為紅軍部隊培養更多有素質的人才，以備紅軍的選拔。當上級黨委發出擴軍號召時，以便快速地轉為紅軍，盡快地投入戰鬥。

　　第六節 蘇區的經濟建設

　　一、蘇區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基本內容和政策綱領。

　　中國社會幾千年來貧窮落後的根源，在於封建的土地關係和剝削關係，它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占人口總數90%以上的農民占有的土地不到30%，而占人口總數10%的地主和富農，卻占有70%以上的土地。這種不合理的土地製度和地主階級的剝削，使得農民雖然終年辛勤勞作，卻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牛馬不如的奴役生活。這在客觀上給土地改革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在黨的領導下，上饒蘇區的各縣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和其它帶有剝削性質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1、上饒縣的土地改革

　　1929年12月中旬，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廢債運動。收繳了地主、富農手裏所有的土地契約、借據和當押字據，集中在鄉蘇維埃燒掉，公開宣布廢除農民所欠地主、富民的全部債務。

　　1930年春，廣大的農民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時，黨又領導人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縣蘇成立了土地委員會，王雪先任主任，張德華、徐賢芳等同誌為委員，領導上饒縣土地分配。

　　鑒於第一次分配土地有些地方存在富農把田地以多報少，抽給貧農的田以少計多，以劣充好等不合理現象，貧富農之間的土地仍然相差很多。因此，在1931年1月進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土地。

　　2、懷玉縣的土地改革

　　1928年4月，高山起義後，在沙洲建立了鄉農協會，進行了土地改革。將祀產、廟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耕種，收獲全部歸農民所有。到1933年10月懷玉縣建立後，除原屬上饒縣二區管轄的大濟、沙洲、望仙、祝獅等地早在1930年春已分配土地外，新蘇區薑村、石人、鄭坊、車邊、周村、彭家塢、台塢、樟澗、上楓嶺、下楓嶺、上餘村、下餘村、汪宅、蘇橋、西山、鄭塢、荷葉、前丁、新田等地，在1933年2月實行了平債分田。

　　3、玉山縣的土地改革

　　自1933年8月建縣後，除原屬上饒縣三區管轄的丁宅、彭宅、東山、早田等地在1930年春已進行了土地改革外，擴展的新蘇區汪村、嶺下、渡頭、貴溪灣、王皮、新塘、池塘鎮等地，在1933年9月實行了平債分田。

　　4、上鉛縣的土地改革

　　該縣的上饒境內部分地區毛樓、禹溪、船坑、柴嶺、西洋排、範家坳、九進坑、橫溪、姚家上村等地，在1932年2月進行土地改革，並將地主、富農的田地契約、借據、債票和租約全部繳來，全部當眾燒毀。

　　為了切實領導好土地改革，當時提出了“土地還家”的口號，在指導原則上，黨作了明確的規定，其主要內容為：

　　1、凡帶有剝削性質的田地，一律沒收，歸蘇維埃政府處理，分配給貧農使用。土豪房子、洋人房屋、教堂、祠堂、廟宇及其它公共建築物等，由政府沒收，其房屋田地由政府分配給無房者居住，免收租稅。土豪、地主的農具，沒收分配給貧農使用；富農多餘及閑置的農具，由政府借出，借給無農具者使用。

　　2、分配以鄉為單位，按照該鄉貧農人數及所沒收田地麵積，結合自有田地麵積按比例平均分配的原則，以勞動力為單位（有勞動力者多分田），田地肥瘦遠近相結合平均分配。

　　3、紅軍本人分好田（田地多的地方也分雙份），手工業者和非勞動力分人口田（比勞動力少分半分田）。旅外不在本鄉者不分田（紅軍、赤衛軍例外），反革命及其家屬不分田，但已覺悟過來，有事實表現，經代表會認可者可分田。

　　從這一原則來看，封建土地關係和剝削關係，在蘇區徹底被消滅了，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從而發展了生產力。

　　土地改革在具體做法上，由土地委員會先進行調查田地、人口總數，預算每戶分田多少及每戶應抽應補的數額，交代表會討論分配。在分配上盡可能照顧原耕者基礎，分田後造有清冊，發給農民土地憑證。土改時，劃分了階級成分，基本分為：工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六種。

　　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當時上饒蘇區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農民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更加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真正認識到：“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當國民黨頑固派向蘇區進行“圍剿”時，翻身了的農民立即掀起了參加紅軍和參戰的高潮，一批批走上了前線。像一個有400多名青壯年的碧霞鄉，參軍的就有220多人。各地湧現出許多父送子、妻送夫、姐送弟、兄弟爭參軍的動人場麵。碧霞村的王源林有三個兒子，一次就送去二個當紅軍；程文香送二弟程枝生參加了紅軍，作戰犧牲了，她又將長弟程榮生送去參加了紅軍。翻身農民就是這樣前赴後繼、英勇壯烈保衛自己的政權和勝利果實。當時流行的兩首歌謠可充分反映這一壯舉。

　　第一首是：“赤衛軍和少年先鋒隊員，青年緊急動員起來呀，武裝保護蘇維埃，武裝上前線去呀，為了保衛土地革命利益，整連整營整團整師參加紅軍去。”

　　第二首是：“我們都是工農的武裝，爬高山、履平地，奮勇向前進，蘇維埃給了我們自由和土地，為階級為自己奮鬥到底。”

　　但在土地改革中，由於執行了“左”傾路線的政策，富農分壞田和消滅富家經濟。對富農的打擊過重，侵犯了中農經濟，結果把中間階級推向了敵對的位置。

　　二、蘇區的經濟發展

　　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建立起了新的生產關係，因此，雖然處在戰爭的環境裏，蘇區經濟仍然迅速的發展。

　　在財政和貿易方麵，黨和蘇維埃政府，根據經濟嚴格服從戰爭需要的原則，采取了一係列的積極措施。不僅粉碎了國民黨嚴密的經濟封鎖，保障了戰爭經費的需要，財政收支平衡促進了貿易的發展，提高了蘇區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

　　1、蘇區的農業

　　上饒蘇區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黨和蘇維埃政府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在蘇區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同時領導蘇區人民為發展農業生產而奮鬥。

　　為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蘇維埃政府在必要時發放了農貸款，幫助群眾解決缺乏生產資金的困難。

　　為了消滅旱災水澇，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群眾大力開展興修農田水利運動。1931年2月，上饒縣委動員了女勞力2000多名興修水利，同時成立了興修水利指揮部，具體領導群眾興修水利。湖村的排山底水壩，由何啟泉同誌負責領導修建；羅橋大壩由李鴻裕同誌負責領導修建。這兩座水利工程修好後，保證了上饒縣蘇區6000多畝水田免受旱災威脅。水車等抗旱工具也同樣得到及時修理和添置。

　　為了管理好水利，各鄉成立了水利委員會，管理一切水利事宜；各村都有一名水利委員專管放水，從而做到了合理用水，保證了水田的灌溉。

　　為了激發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開展了經常性的生產競賽活動，表揚與獎勵先進生產單位和個人。發動反懶惰的鬥爭，對遊手好閑分子，給予批評教育。

　　充分使用土地。黨和蘇維埃政府特別重視和提倡群眾開墾荒地，政策規定雇、貧、中農開墾的荒地，三年免征地稅。還組織墾荒隊和勞動感化院犯人開墾荒田荒地。

　　黨和蘇維埃政府不僅重視糧食生產的發展，同樣重視棉花、煙葉、油料作物和蔬菜等經濟作物生產，號召要因地製宜地發展經濟作物。

　　土地改革後，大部分青壯年參加了紅軍，勞動力嚴重缺乏。這時，擺脫了封建束縛的婦女，便成了農業生產戰線上的一支生力軍，她們與男子同樣參加生產勞動，保證了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

　　由於各鄉、村參加紅軍的青壯年勞力分布不均，因此在生產緊張的季節裏，開展大協作，調劑勞動力，解決農業生產勞動力不平衡的困難。

　　對靠近白區的農業生產，組織“搶工隊”，突擊搶種搶收，並派出武裝保護，以防敵人的突然襲擊。

　　農業生產，是全黨、全軍、全民的生產，因此當時紅軍和機關幹部，除了打仗、訓練和正常工作外，都必須參加生產勞動，幫助農民耕、種、收，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勞力不足的困難。

　　耕牛是農家之寶。黨和蘇維埃政府特別重視保護耕牛，禁止屠殺耕牛，規定耕牛耕田的田畝數，不得過量使用；禁止牛主養牛怠工；大力提倡牛的繁殖，做好獸醫工作和防止疫情的發生。並獎勵繁殖耕牛、保護耕牛有成績的農民。

　　由於黨和蘇維埃政府對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視，上饒蘇區農業生產連年豐收。1930年稻穀平均畝產300斤，1931年為每畝350斤，增產16.67%；1932年則達到420斤，比1931年增產20%。油菜籽一般畝產60斤，棉花煙葉的產量也逐年增長。

　　上饒蘇區農業生產的豐收，不但保護蘇區軍民的糧食自給，並且有大量的輸出，換取了大量蘇區所需的生活用品。

　　2、蘇區的工業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生產、生活的需要，上饒蘇區興辦了許多工廠。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蘇區創辦了軍火工業，上饒縣的李家灘和懷玉縣的沙洲，都建立了紅色化工廠，依靠群眾的智慧，製造了“過山龍”（一種土炮名稱）、鬆樹炮、竹筒炮、土槍、土子彈、土地雷、黑色炸藥等許多自製武器。紅軍使用這些自製的武器，大量殺傷了敵人，取得戰爭勝利，鞏固和擴大了蘇區。

　　敵人對蘇區實行經濟封鎖，禁止食鹽、藥品、布匹進入蘇區。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蘇區興辦了紡織廠和幾乎村村都有的熬硝鹽廠，自己生產土布和食鹽，克服穿衣、吃鹽的困難。

　　此外，還興辦了農具廠、石灰廠、造紙廠、煤炭廠、木炭廠、榨油廠、雨傘廠、釘鞋廠、家具廠、香煙廠和壽材廠等50多個工廠。由於工人成了工廠的主人，因此生產積極性很高。生產效率大增，產量也相當高。上饒縣尖石的土紙廠，隻有70多名工人，土紙產量每天就達60多萬張。

　　上饒蘇區的工業，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工業的發展，滿足了蘇區群眾生活上的需要，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為蘇區的經濟建設和土地革命戰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3、蘇區的財政

　　1930年，上饒縣蘇區在湖村成立了縣蘇財經委員會，主任為方金鑒。到1931年5月，根據首屆省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將財經委員會改為財經部的決議，上饒縣蘇財經委員會改為財經部，部長是李鴻裕。同時在縣屬各區普遍設立了區蘇財經機構，管理一切財經事務。懷玉縣、上鉛縣也設立了縣蘇財經部。

　　縣蘇財經部的主要任務是：

　　（1）、負責收繳土豪劣紳的罰沒款。

　　（2）、接管紅軍沒收土豪、官吏資本家的一切財帛物資。

　　（3）、製訂征收土地稅實施方案和收繳土地稅。

　　（4）、接收各區上交各種款項和檢查財經開支情況。

　　（5）、領導蘇區人民積極生產，自力更生，廣開財源，完成上繳款項任務。

　　（6）、製訂紅軍過境時供應辦法及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待遇標準和實施條例。

　　蘇區財政收入來源，從1928年土地革命開始，到1930年，這個時期的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是打土豪沒收財產所得；從1931年到1934年土地革命失敗時，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蘇區土豪又被打光了，這個時期上饒縣蘇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轉為征收土地稅了。

　　土地稅的征收，凡是種有土地者，均應繳納土地稅。並采用累進計征方法征收土地稅：全年收穀五石以下，免收稅；全年收穀五石至十石的，每石收土地稅穀五升；全年收穀十石至二十石，每石收土地稅穀七升……以此類推。

　　同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減免稅收：

　　（1）、紅軍遊擊隊的指揮員、戰鬥員及紅軍中其他各工作人員，均免其家屬納稅。其家屬指紅軍本人、妻子、兒女、父母，其它親戚應納稅。如果他自己與父母兒女分家、則父母兒女應繳稅；如紅軍有幾個兄弟，其父母應繳稅，隻免紅軍本人一份。

　　（2）、工人、雇農免其本人納稅，但以有工會及雇農工會的會籍為標準，如脫離會籍則不能免稅。工人雇農家屬跟貧農一樣減稅。

　　（3）、赤衛隊的積極分子免其本人的納稅。但須經贛東北赤少隊總部審定，報省委核準方可免稅。

　　（4）、凡屬貧農，減收應納稅的百分之五。

　　（5）、凡屬中農，減收應納稅的百分之二。

　　（6）、凡屬紅軍醫院駐紮地附近各村組織的救護隊員，免其本人納稅。但須是固定的救護隊員。

　　（7）、新開墾的荒田免稅。

　　（8）、凡被白軍擾亂，以致田地荒廢或莊稼受損害的，經縣蘇財委會調查確實，報告省蘇財委會核準，酌情準予免稅或減稅。

　　（9）、凡因水澇旱災，以致收成減少或完全無收者，經縣財委會調查核實報省蘇財委會核準，可減稅或免稅。

　　從以上土地稅的征收方法可看出，蘇區的稅收政策非常科學合理，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代表了廣大蘇區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受到蘇區人民的積極擁護。促進了蘇區農業生產的發展，保證了財政稅收收入。

　　另外，在紅白交界的沿河地區成立了船舶檢查局，受物資檢查處領導。對過往的白區客商貨運船隻進行征稅，也是蘇區財政來源之一。1930年5月，在上饒縣蘇區王家源設立了船舶檢查局，下設界石、嶺底、葉青洲三個檢查隊。稅收一般每天有五、六百銀元，最多時一天有三千餘銀元。因而大大地增加了蘇區的財政收入，對支援蘇區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需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1年，閩浙贛省蘇銀行在上饒蘇區發行了一種紙幣（俗稱紅票），麵額分為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十枚等七種。“紅票”以金銀和糧食為基本金，在使用上與銀元等價。因而在蘇區得到廣泛流通。“紅票”的發行，溝通了物資交流，便利了群眾，促進了蘇區經濟的發展，繁榮了蘇區經濟。

　　為了粉碎敵人進攻，支援經濟建設，上饒蘇區人民從1932年到1934年，年年積極認購了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發行的決戰公債，超額完成了任務。公債的80%為決戰經費，20%為蘇區建設資金和救濟群眾開支。由此可見，公債的使用性質，是為了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為了蘇區人民的幸福生活。決戰公債的發行，緩解了蘇維埃政府財政困難，為反“圍剿”鬥爭奠定了物質基礎。

　　4、蘇區的貿易

　　為了滿足蘇區人民生活的需要，蘇區貿易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而繁榮起來。1931年，上饒蘇區普遍建立了消費合作社、商店、工農藥店。消費合作社是群眾集資組織起來的經濟機構，每股股金一元，地主、富農不準入社，會員購買消費品有優先權。消費合作社和商店經營的商品，主要是蘇區的產品，也有來自白區的食鹽、布匹等物品。

　　為了溝通蘇區和白區之間的物資交流，繁榮蘇區的商品市場。在上饒縣的太平橋、清水、大路口；懷玉縣的葉家、石人和上鉛縣的船坑等地都設立了對外貿易處，屬物資檢查處領導。對外貿易處向白區出口蘇區盛產的糧食、紙張和其它農村土特產，換取蘇區所需而又缺少的食鹽、布匹、藥材等商品。

　　對外貿易處除了促進商品流通外，更重要的是向白區群眾宣傳我黨的稅收政策，鼓勵白區的商販同蘇區進行貿易。蘇區的稅率較低，一般日用品稅率為5%，有的隻有3%，糧食交易則不需納稅，而白區的稅率卻遠遠高於蘇區。因此，白區的商販都很樂意同蘇區進行貿易。從而繁榮了蘇區的商品市場，擴大了革命影響，有利於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

　　三、蘇區的文教事業

　　在數千年封建製度的統治下，文化教育事業均為統治階級和權貴們所獨占，勞動人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尤其是在廣大農村，由於遭受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農民生活異常困苦，自然也就無力上學，因此，廣大農村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狀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黨的領導和關懷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和提高。當時，蘇區的文化工作非常活躍：各縣成立了工農劇團，有演員三、四十人，每逢節日或開大會就要演出節目；鄉、村有俱樂部，業餘時間，男女老少歡歌燕舞，到處呈現一片歡樂景象。

　　蘇區群眾的文藝創作也非常豐富。有的歌頌起義鬥爭，有的歌頌紅軍的勝利，有的歌頌蘇維埃的幸福生活，有的號召人民鬥爭……幾年時間，群眾創作並流行的歌謠就有三百多首。這些健康向上的文藝活動，極大地激發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向前發展。

　　在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蘇區的教育事業發展很快。縣區設立了文化部，鄉蘇設有文化委員，具體領導教育工作，絕大部分鄉、村都辦有列寧小學，適齡兒童都有入學受教育的機會。據統計，上饒縣、懷玉縣和上鉛縣的上饒境內蘇區設有列寧小學107所，入學兒童2769人。當時蘇區的教育方針是：打倒封建奴化教育，破除迷信思想，向工農群眾開門，進行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積極培養革命幹部。

　　蘇區政府除了大力創辦正規學校外，還積極開展群眾性的掃盲運動。各鄉、村設立工農夜校、識字班，教育群眾識字和寫文章；在路口、涼亭設有識字站，掛有認字牌，逢人過路總要認三個字，也有的利用隨身所帶的通行證認讀。同時各村還設立了讀報組，晚上組織群眾讀報，學習時事和黨的政策。

　　學校的創辦，掃盲運動的開展，使上饒蘇區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