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饒縣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

第四章 革命活動的興起、發展和壯大

　　1927年冬，方誌敏等同誌領導的弋橫農民暴動，強烈地震撼著贛東北大地，揭開了贛東北土地革命的序幕。

　　在弋橫農民暴動影響下，上饒縣的積極分子紛紛與橫峰方麵取得革命聯係，隨後橫峰黨組織派出了革命同誌到上饒縣組織領導革命。在黨的領導下，上饒縣的革命活動首先在高山、湖村等地窮苦群眾中發展了第一批黨員，並成立了上饒縣第一個黨支部--湖村黨支部。從此，上饒縣有了領導革命的核心力量，有了一批堅強的革命骨幹。由於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上饒縣的革命形勢蓬勃發展，革命隊伍迅速壯大。

　　這一時期，上饒縣創建了許多紅色蘇區，建立了各級蘇維埃政府。蘇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蘇區的經濟建設得到快速發展，工農業生產穩步增長，蘇區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條件得到顯著提高，文化和衛生事業得到極大改善。建立了各種革命群眾團體，並在革命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地方武裝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在與反動武裝及數次反“圍剿”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績。

　　由於黨內“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蘇區在肅反運動中，犯了肅反運動擴大化的錯誤，致使許多優秀的革命同誌含怨而死，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損失；在軍事鬥爭中，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錯誤，最終使得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全麵失利，蘇區根據地完全失陷，革命鬥爭便轉入遊擊戰爭。

　　第一節 革命活動的興起

　　一、高山人民尋找革命聯係

　　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獨裁統治。上饒縣人民在軍閥、官僚、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下，過著困苦不堪的生活，他們向往著前些日子的農民運動，迫切希望改變現狀，再來一次徹底的革命。

　　1927年冬，橫峰葛源、樓底等地的農民暴動，強烈震撼著贛東北的城鄉人民。

　　1927年12月17日晚，高山村的貧苦知識分子程華明和貧農程銘生，在獲悉程伯謙領導的葛源農民暴動的消息後，暗暗召集全村62戶（兩戶遊民在外）貧苦農民開會，會上由程華明起草“公事”，大家在“公事”上簽名或打指模以示決心。第二天一早，程銘生、程啟祥、程紹發三人便帶著全村人民要求革命的“公事”，到橫峰去找程伯謙同誌了。

　　程銘生等三人未經太多周折便在葛源黃溪找到了程伯謙和方誌敏等同誌。方誌敏同誌對他們說：“活不下去了，應該起來革命！共產黨主張打倒土豪劣紳，平債分田，領導窮人翻身。但是要革命，先要把貧苦農民組織起來，還應有武裝，你們回去趕快把窮人組織起，我們隨後派人來。”

　　程銘生等人回村後，詳細傳達了方誌敏同誌的指示。19日晚，全村80多名貧苦群眾，秘密召開會議，共同吃了雞血酒宣了誓，並開始購置鳥銃、花槍，積極準備暴動。

　　二、劉道奇從橫峰帶來革命“火種”

　　1928年2月，湖村石匠工人劉道奇以“拜年”為名，到橫峰港邊姐夫徐旺財家了解革命情況。通過外甥徐炎林，認識了在當地領導革命的黃南山同誌，取得了革命聯係，回村後積極活動。湖村及其附近地區，在大革命時期曾搞過農民協會，群眾對共產黨有較深的認識。經過劉道奇宣傳“共產黨領導窮人打土豪、平債分田”的革命道理後，群眾的革命熱情更高了。劉道奇以“拜兄弟”的方式，首先聯係了江立山、朱興邦、李財標、何啟泉等人。不久，黨（橫峰方麵）派黃南山同誌來茗洋、湖村組織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從此，上饒縣人民革命活動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三、各地革命活動的興起

　　茗洋方麵。1928年3月，茗洋徐任田、鄭三東二人，在橫峰農民大暴動的影響下，到橫峰石橋去尋找革命聯係，結果與程伯謙、汪其昌、劉和尚等同誌接了頭。回來後，他們便在茗洋關內各村積極開展革命活動。

　　田墩方麵。1928年3月6日，橫峰李長孝、曾洪顯（過去曾在田墩做過煤礦工人）二人，來田墩沈世洲家，向沈介紹橫峰農民革命情況，動員沈參加革命。接著，李、曾二人帶沈世洲到橫峰，在霞坊會見了方誌敏、吳先民等同誌，方誌敏同誌向他宣傳了革命道理，並指示他們以“親串親，鄰幫鄰”的辦法秘密組織“兄弟會”。沈、李等回田墩後，分別以做煤山、做木匠作掩護，開始進行秘密活動。

　　禹溪方麵。受閩北革命活動的影響，我縣禹溪農民安少良到福建崇安縣上梅尋找革命聯係，閩北黨組織即派張瑞興同誌來到禹溪，組織領導民眾會。

　　四、土地革命的搖籃--湖村

　　我縣的革命火種，除禹溪方麵外，均係由橫峰傳播過來。以時間為序，高山最早，其次是湖村，再次是茗洋、田墩、禹溪（禹溪方麵的革命活動歸閩北黨組織領導）。高山、茗洋兩地，在革命基礎尚未鞏固之際，過早地舉行了暴動而遭挫折，田墩方麵，因偏於一偶且處於白色恐怖包圍之中，革命活動始終未曾公開，湖村方麵。以火燒樓、湖村為中心，穩步地成波浪式的發展，終於成為我縣土地革命的搖籃。它不僅在上饒縣境內，建立了上饒縣蘇維埃政府，而且發展了玉山縣、懷玉縣兩個蘇區和上廣、河南等特區，並在縣境內建立了玉山、懷玉縣蘇維埃政府。

　　第二節 高山、茗洋農民武裝鬥爭

　　一、高山起義

　　為了擴大革命影響，順利地開辟上饒蘇區，橫峰縣農民暴動的領導者方誌純等，在1928年春兩次領兵攻打了上饒縣的十六都（望仙鄉）。上饒縣人民的首次農民暴動--高山起義，就是受它的影響而發生的。

　　高山位於上饒縣西北邊境，是十六都的一個小村莊，這裏有76戶人家，均姓程，除四戶地主和八戶中農外，其餘64戶都是貧苦農民。自1927年底，程銘生等人到葛源“接頭”後，他們天天盼望著黨派人來領導起義。

　　1928年3月11日，方誌純、程伯謙、汪其昌等同誌率領橫峰農民自衛軍，打進了十六都。正待起義的高山人民聞訊後，即刻揭竿而起，趕來與橫峰農民自衛軍會師。爾後，便在望仙捕捉了土豪地主，燒毀了有名的地主商號--“桂家行”紙號，人心大快，軍威大振。接著來到沙洲，各村貧苦農民欣喜若狂，紛紛趕來沙洲開會歡迎。會上，方誌純向群眾宣傳了高山群眾的革命覺悟。

　　這天，正式成立了沙洲鄉農民協會（高山在內）。建立了沙洲、高山兩支農民自衛軍。

　　隨後，橫峰區委派汪其昌、劉和尚等同誌到沙洲，組織領導革命活動。

　　3月底，高山村的革命群眾，在汪其昌等同誌的領導下，以程華明、王雲鬆等人為骨幹，舉行了武裝暴動。群眾打開了地主程福耿的穀倉，殺了地主符長奎的大肥豬，公開起夥食開翻身大會，把地主的土地全部沒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會議期間還成立了貧農團。

　　高山人民自分到土地後，革命幹勁高漲。同年4月12日，方誌純再次率領農民自衛軍攻打十六都，這次出擊的主要任務是到大山底捉地主，沙洲和高山的農民自衛軍均參加了戰鬥。正當高山自衛軍攻打大山底時，萬惡的地主程德明引來了薑村靖衛團及挨戶團700餘人，打進了高山村，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燒毀了革命積極分子程銘生、程以其等人房屋數間，搶走耕牛36頭，毛豬24隻，群眾遭此浩劫，個個義憤填膺，他們強烈要求自衛軍再打到薑村去。

　　4月16日，我高山自衛軍50餘人在橫峰農民自衛軍的幫助下，再次打到薑村，當場殺死殺傷了土豪劣紳和靖衛團團丁30餘人，燒毀了地主房屋數幢，搗毀了薑村靖衛團的巢穴--青龍廟，為高山的群眾報了仇，雪了恨。

　　二、茗洋暴動

　　自徐任田等人到橫峰進行革命聯係後，他們便在下蘇山、金井坵一帶秘密組織“兄弟會”。隨後，橫峰區委派汪其昌同誌到茗洋領導革命。

　　1928年4月12日，方誌純領兵攻打十六都並取得了勝利。此時，徐任田等人認為暴動時機已到，便以“禁米穀”（禁止米穀出境）為號召，召集關內各村貧苦群眾1000餘人聚集到茗洋仁孝殿召開大會，並在仁孝殿上掛起象征革命的綴有斧頭鐮刀的大紅旗。會議主要內容是：宣傳革命道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鄉農協會，舉行大暴動等。會議開到第三天，地主宋福臣便領著上饒的國民黨軍一個連的兵力進攻茗洋仁孝殿，會議被迫休止。兩天後，汪其昌、劉和尚等同誌率領橫峰農民自衛軍500餘人，在群眾的配合下，包圍了仁孝殿，在我軍猛烈的火力攻擊下，敵軍被打得抱頭鼠竄，潰不成軍，狼狽逃回上饒城。剛剛拉起來的靖衛團被我軍打死打傷各一人，於是便一哄而散了。

　　三、高山、茗洋的早期革命受挫

　　自高山、茗洋農民暴動後，地主劣紳寢食不安，喪魂落魄。但反動勢力是不甘心其滅亡的。待橫峰農民軍撤出後，上饒縣整個西北鄉的反動勢力迅速聯合起來，以鄉為單位成立靖衛團，並在各地募捐派丁，到處買槍，大肆擴充反動勢力。其中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都組成“四都聯合靖衛團”，分駐鄭坊、石人兩地；被擊潰的十五都靖衛團經補充仍駐守薑村；十六都靖衛團經擴充駐守沙洲；羅橋至茗洋一線的八個都組成聯合靖衛團遷駐茗洋街，宿營仁孝殿。國民黨上饒縣政府成立保安隊（隊長蘇銳），作為機動兵力，在西北各鄉遊動。土豪劣紳乘機大肆造謠“紅軍殺人放火，比洪水猛獸還可怕”，籍以嚇唬群眾。

　　1928年5月，由匪保安隊蘇銳糾集十五、十六都和“四都”聯合靖衛團共約500餘匪眾，武裝步槍100餘支，氣勢洶洶地向高山、茗洋進攻。靖衛團的氣焰十分囂張，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農民自衛軍沒有槍，敵不過靖衛團而作避讓態勢。這時，茗洋的徐任田出走德興，高山的農民自衛軍骨幹程華明、王雲鬆、程銘生等逃避他鄉。部分參加過暴動的農民有的退縮，有的甚至“反水”投敵。茗洋的鄭三東、徐柱子原來就是村中流氓，素質較差，這時便叛變投敵。

　　5月15日以後，反動勢力猖獗一時，各地反動地主武裝在國民黨的指使下，或分兵把守交通要道，或聯合圍攻，不斷搜捕和迫害革命同誌，並向弋橫暴動中心區域進行騷擾，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從此，高山、茗洋等地的革命活動轉入低潮。

　　第三節 黨組織的建立和革命

　　力量的發展

　　一、中共上饒縣第一個黨支部和中共上饒

　　特區委的建立

　　1928年7月15日，橫峰的革命領導者黃道、吳先民、鄒秀峰、花春山等同誌，受中共橫峰區委委派來上饒縣發展黨組織。黃道等同誌到湖村召集最早發展的積極分子劉道奇、何啟泉、朱興邦、寧春生、江立山、李財標、陳興源等7人，在茶園背後的仙山嶺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會上，黃道等同誌與他們共同吃了雞血酒盟誓，結成革命兄弟，分析了當前的革命形勢，並就革命策略，建立黨組織等問題作了討論。

　　接著弋橫中心縣委決定迅速在上饒開辟革命蘇區，派黃南山到湖村組織群眾。黃南山以販牛為名住在江立山、朱興邦兩同誌家裏，進行秘密活動。7月23日，黃南山召集以劉道奇為首的“兄弟會”開會，分析了當時的革命形勢和我縣的革命活動情況，向大家講述了“組織是什麽”，“革命一定要有組織”和“共產黨是什麽樣的組織”等問題。會上，劉道奇、江立山、何啟泉、朱興邦、寧春生、李財標、陳興源等7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立了上饒縣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湖村黨支部，江立山任書記。

　　有了黨的組織，革命力量發展迅速。8月，在湖村搖籃坑何啟泉家召開黨員會議，宣布成立“中共上饒特區委員會”，黃南山任書記，劉道奇、何啟泉、寧春生、江立山、李財標、朱興邦、陳興源等7人為委員。

　　為了大力開展革命活動，在9月份的一次支部工作會議上，專門討論了如何發展革命組織和如何進行秘密革命活動的問題。最後決定，劃分地區，分片負責，大力發展兄弟會組織。具體分工情況：江立山去碧霞橋，劉道奇去茗洋，劉財標去大阪，何啟泉去濟腰，寧春生去李家灘，朱興邦去庫前，陳興源去廟灣。他們的工作是極其秘密的，或以探親訪友為名，以親串親；或以某種公開職業作掩護，逐戶進行宣傳。發展的對象，以窮苦雇農、貧農、手工業者為主，也吸收一些可靠的中農參加。參加兄弟會，一般不舉行儀式，隻要上個名字就行。到同年11月，各地先後吸收了200餘人參加兄弟會組織。

　　在組建黨組織、發展兄弟會的同時，黃道同誌又派徐馬嶽、薑誌尚（均係團員）二人，在湖村薑家源一帶，以起“路會”為名，組織了青年兄弟會。當時章塢的李春生、汪塢的汪兆林、火燒樓的熊春狗、茶園的祝興茂等人都參加了這一革命組織，這是上饒縣共青團最早的組織形式。

　　二、中共上饒臨時縣委的建立

　　1929年1月，黃開湘來上饒縣領導革命活動，接替黃南山的上饒特區委書記（黃南山已於1928年冬調往橫峰）。他以箍桶的公開職業作掩護進行秘密活動，經常住在搖籃坑何啟泉家裏。4月份，黃開湘同誌在湖村搖籃坑廟裏組織召開了一次黨員會議。到會的黨員有劉道奇、江立山、何啟泉、寧春生、陳正興、劉必名、李財標、張德華、何昆生、寧炳生、朱興邦、林端庭、舒善德等20餘人。會議主要內容有三項：（1）成立中共上饒臨時縣委；（2）建立三個秘密活動區；（3）進行工作分工。

　　中共上饒臨時縣委書記由黃開湘擔任，江立山任文書，何啟泉任交通員。

　　秘密區及分工情況是：一區包括湖村、茶園等地，由何昆生、張德華等人負責；二區為茗洋關以內各地，由劉道奇、朱興邦、劉必名、林端庭等人負責；三區包括雙溪、左溪、東汪、楊家阪一帶，由李財標、舒善德、陳正興等人負責。為保密起見，臨時縣委與信江特委及各秘密區聯係工作，都以代號聯係。一區代號為李耀興，二區代號為王立鬆，三區代號為楊誌群，臨時縣委代號為熊堅強。

　　5月份，在茗洋、茶園、碧霞、雙溪、大阪、東汪等地建立了黨的組織，革命活動發展迅速。7、8月間，整個上饒縣西北鄉的革命活動呈三條線路發展：一線由湖村、茗洋循靈山向東北延伸，包括湖村、茗洋、楊家阪、雙溪、東汪等地；一線環披雲山發展，包括庫前、碧霞、楓嶺頭、王家店、羅橋等地；一線沿峙溪向西南方向發展，包括坑口、紙坊、大地、董團、礁石等地。到11月，又建立了兩個新的秘密區--四區和五區。四區包括庫前、廿八都、碧霞等地，由朱興邦負責，駐地庫前；五區包括楓嶺頭、坑口、王家店等地，由陳興源負責，駐地楓嶺頭。

　　三、打土豪、抓地主，瓦解靖衛團

　　從1928年夏開始，以湖村為中心的革命力量蓬勃發展。群眾對土豪劣紳的罪惡行徑，地主惡霸的欺壓剝削，特別是靖衛團鎮壓革命的血腥罪行，再也無法忍受了。根據這種情況，各地革命組織鼓動群眾起來打土豪、抓地主，開始公開打擊敵人。在5-8月的四個月中，先後在薑家源、冷水坑、濟腰、橫坑、徐家渭，源裏山等地，抓了土豪劣紳彭裕隆、曾道春、王青登、李季冬、王新旺、寧誌茂等二十餘人，把這些人全部押往弋陽九區，根據具體情況，分別給予鎮壓或罰款。

　　在打土豪、抓地主的鬥爭中，為了削弱敵對勢力，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敵人，各地革命組織就向被打擊對象散發了一種未注麵額的“濟南票”。凡持有“濟南票”的人，根據情況繳納一定罰款就可保全其生命財產。這樣做避免了暴動前造成過分緊張的局麵，控製住了敵對分子的活動，同時也籌集到革命所需的銀元現款。

　　在與敵靖衛團的鬥爭中，采取了打擊與瓦解相結合的辦法。駐在茗洋的八都聯合靖衛團，自1928年4月被橫峰農民自衛軍痛擊一場後，本已潰不成軍，作鳥獸散了。但當橫峰農民自衛軍撤回橫峰後，熊子瑞、徐月良、張守誠（以後都當過匪團總）等反動頭子，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積極支持下，又把八都聯合靖衛團糾集起來，並將靖衛團由40名團丁、2支槍擴充到80名團丁、40支槍，向茗洋卷土重來。這支反動的地主武裝，嚴重地阻礙和破壞著革命事業的發展。

　　在這支反動靖衛團中，有幾個團丁是本地的窮苦農民，他們迫於生活到靖衛團扛槍混口飯吃，他們內心還是同情窮人的，有的早就有心帶槍到農民軍來投誠。根據這種情況，劉道奇提出了從敵內部瓦解靖衛團的工作方法。他們首先與本地團丁王夢君（後叛變）、汪三如（均係石匠）二人聯係，經過教育感化，他們表示願意跟著共產黨幹。通過他們倆的內線活動，不久又發展了團丁張鬆林、王錫榮為革命兄弟。劉道奇將這一情況向上饒特區委作了匯報，特區委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當即籌集了現款銀元，讓劉道奇帶回茗洋，給貧苦農民出身的靖衛團團丁發放生活補貼（每月3-5元），動員他們投身革命或棄槍逃跑。

　　到1928年8月初，被動員帶著槍加入革命隊伍的靖衛團團丁就有王夢君、汪三如、張鬆林、王錫榮、王禮西、王爾漢、楊茂普、李培君等八人，還有十幾人棄槍逃跑了。團總謝申見勢不妙，於9月初匆忙帶領剩餘的50多名團丁退居到湖村潭頭舒家祠堂整頓。

　　第四節 革命高潮的到來

　　一、潭頭大捷

　　“八都聯合靖衛團”自茗洋潰逃到潭頭以後，猶如驚弓之鳥，軍心渙散，經常有人逃跑，原來80名團丁，此時隻剩50來人了。匪軍勢力的削弱和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注定了該靖衛團的滅亡。但這群作惡多端的匪徒尚不知末日來臨，仍在潭頭附近村莊胡作非為，欺壓百姓。黨的地下工作者舒善德等同誌，在充分了解敵情後，親自向上級匯報，請求發兵除害。1929年10月，信江特委同意派兵攻打潭頭，要求上饒臨時縣委作好充分準備。11月1日晚，紅軍獨立團80餘人槍和革命群眾（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和兄弟會成員）400餘人，在中共上饒臨時縣委領導下，兵分三路（分別由舒善德、李財標、郭正河三人率領）從碧霞、新源、螃蟹箝包圍攻打潭頭。當天晚上，紅軍隱蔽埋伏在潭頭村周圍的山溝裏。三更時分，一聲衝鋒號響，紅軍四麵出擊，待敵人從夢中驚醒時已成甕中之鱉，匪軍頓時驚慌亂竄，紅軍猛烈射擊，僅半小時就勝利結束戰鬥。此役擊斃敵人26名，俘敵13名，繳槍33支，匪團總張學林被當場擊斃。“八都聯合靖衛團”從此徹底垮台。

　　潭頭一戰大獲全勝，它給全縣五個秘密區的革命群眾送去了一劑“興奮劑”，在全縣人民麵前展示了人民武裝的威力，也給反動地主階級一次沉重的打擊。它是上饒縣革命大暴動的春雷，不久，各地紛紛舉行暴動。

　　二、湖村大暴動

　　潭頭大捷後的第三天（11月4日晚上，湖村的革命積極分子30餘人，在鄭金山、張德華等人的領導下，以“禁米穀”（禁止米穀出境）為號召，在湖村回龍廟召開了以兄弟會成員為主的緊急會議，決定組織革命武裝力量。會上，與會人員同吃了雞血酒並宣誓：“自今晚起，參加革命者，如若變心，刀斬彈穿！”接著，將到會的30餘人，組編成暴動排，分為三個班，並推選寧誌鬆為排長。

　　之後，暴動排秘密出擊，打土豪、捉地主，為暴動清除障礙。同時到處張貼標語擴大革命宣傳，大造革命聲勢。反動分子見勢不妙，紛紛倉皇而逃。

　　12月12日，在黨組織領導下，湖村人民在回龍廟門上豎起兩麵大紅旗，公開召開群眾大會，宣布成立鄉蘇維埃政府，湖村及附近村莊有五六百手持花槍、大刀的貧苦群眾來參加慶祝大會。會上，黃開湘、胡翠芳等同誌公開與群眾見麵，祝賀湖村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並帶領群眾高呼：“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反動派！平債分田！消滅債租剝削！蘇維埃萬歲！”口號震山撼嶽，革命群眾歡欣鼓舞。

　　會後，赤衛軍公開打土豪、捉地主，並開始站崗放哨，保衛紅色蘇維埃政權。湖村人民在蘇維埃政府領導下，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二、三天，火燒樓、濟腰、官殿、清水塘等地紛紛舉行暴動，成立蘇維埃政府。三天當中，紅旗插遍了第一區17個鄉。

　　三、茗洋、高山再次豎紅旗

　　“八都聯合靖衛團”被逐出茗洋後，茗洋關內各村的革命活動漸漸活躍起來。王禮西、汪三如、王錫榮、章鬆林、王夢君等人，在劉道奇同誌的幫助下，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立了黨支部，王夢君（後叛變）任支書。在黨支部領導下，他們深入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到處張貼標語，組織群眾把守茗洋關口，防止反動分子襲擊和地主豪紳逃跑。

　　1929年11月28日晚，黨領導革命群眾在東汪祠堂建立了赤衛軍。當晚出發抓捕了叛徒鄭三冬，並押往搖籃坑處決，搬掉了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接著關內各村紛紛派人來接頭，王錫榮、章鬆林、王夢君等人便帶著赤衛隊員，分頭下到各村開會，組織革命暴動。此時革命活動近乎公開。

　　12月14日，數以千計的群眾來到茗洋仁孝殿集合。信江特委派代表鄒奇、王燮二同誌到會指導。會上焚燒了所有的封建契約，進行平債分田，宣布成立鄉蘇維埃政府。

　　接著，又在東汪王懷金家，成立了第二區蘇維埃政府。徐任田任區蘇主席，王夢君、章鬆林、張啟太、徐忠貴等任執行委員。

　　二區成立後，黨就派王財進等往沙洲、望仙一帶領導建立了鄉蘇維埃政權。12月20日，沙洲和高山人民在沙洲舉行了鄉蘇維埃成立大會。早期高山暴動的領導者程華明、王雲鬆、程銘生、程文香等人擔任鄉蘇執行委員。至此，上饒縣首次舉行暴動的高山、茗洋，重新豎起革命的紅旗。

　　四、石城暴動和第三區的建立

　　早在1928年9至10月間，黨就派李財標到左溪、東汪、下阪一帶開展秘密工作。李財標初到下阪時，以親戚名義住在舒善德家，並以此作為進行秘密活動的據點。通過舒善德等人的積極活動，很快在下阪一帶建立起革命組織--兄弟會。1929年11月，雙溪、下阪各地在弋陽漆工鎮做紙的工人賴玉軒、方福堂等20餘人回家過年，這些工人過去在漆工鎮參加過方誌敏領導的農協會，對黨認識較深，積極要求暴動。舒善德根據這一個情況立即與在雙溪領導革命的陳長生取得聯係，把這些造紙工人召集起來開會。會上，造紙工人一致主張立刻采取行動，組織群眾暴動。不到一個月，他們便在源裏山、銅壩、東汪、左溪、雙溪一帶，組織發動了2000餘人參加農協會，領導群眾封倉、抓地主，革命形勢發展很快。

　　鑒於這種情況，舒善德等人研究決定於12月7日到石城寺（在雙溪附近，位於靈山半腰，地勢險要，僅一小道通行）去組織赤衛軍，準備“年關”暴動。

　　計劃如期進行。12月7日，60餘人帶著鳥銃、花槍、大刀等武器上山開會，當天成立了赤衛連（分五個排，十四個班），舒善德、陳長生分別任正、副指導員。會上，赤衛連全體戰士照例吃雞血酒盟誓，並製定了5條紀律：（1）遇到敵人，寧可犧牲個人，至死不招口供；（2）背叛革命，子彈穿心；（3）堅決打倒土豪劣紳，打破親朋及宗族觀念，不受賄，不貪汙；（4）服從領導，遵守革命紀律；（5）鞏固、健全組織，嚴防敵人破壞，要按時到會，不得缺席。他們白天整訓隊伍，晚上出去抓地主，並準備以遊擊戰形式打擊白區敵人。

　　意外的事情在第三天晚上發生了，叛徒周火生（一排三班班長）與地主周林仔，偷偷地把起義情況密報到上饒。當晚，偽縣府派一連匪軍，由他們倆領路，荷槍實彈向石城寺撲來。匪軍到達石城寺，先將守哨的舒老葛等二人暗害，然後衝進寺內一陣瘋狂掃射，當時赤衛連戰士已入睡，驚聞槍聲，匆忙奮起迎戰。由於猝不及防，赤衛連戰士邊打邊撤，向靈山深處撤退隱蔽，這次敵人偷襲，赤衛連戰士犧牲13人。

　　石城寺事件損失不小，主要是舒善德組織領導不嚴和疏於防範（他因此而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後又恢複）。但石城寺事件並沒有使革命者喪失信心，反而深刻教育了他們，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強組織紀律性。此後，他們在李財標（二區區委書記）的領導下，又重新組織起來了，與敵鬥爭更加堅決了。

　　半個多月後的12月28日，信江特委派來三連紅軍，與石城赤衛連合力消滅了十都的挨戶團。不僅在石城寺重新豎起了紅旗，並且在雙溪、左溪、高街等地建立了鄉蘇維埃政府；成立了第三區蘇維埃政府，周春生任區蘇主席。

　　五、上饒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和縣蘇維埃政府的成立

　　潭頭一聲炮響，上饒縣西北鄉的農民暴動風起雲湧，紅色區域日益擴大，蘇維埃政權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起來。因此，加強蘇區行政領導，統一指揮土地改革，已成為當時刻不容緩的任務。此時，建立縣蘇維埃政府條件已經成熟。

　　1930年1月，中共上饒臨時縣委決定，準備召開全縣首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上饒縣蘇維埃政府。為此成立了上饒縣蘇維埃政府籌備處，由胡翠芳任主任，著手籌備工作。到2月中旬，全縣已正式成立了四個區蘇政府，57個鄉蘇政府。

　　1930年2月26日，上饒縣首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一區鬆樹阪（現屬橫峰）隆重開幕。出席大會代表共計130餘人，分別從各鄉蘇維埃推選產生，每鄉2-3人，白區工作者也有代表參加。信江特委派唐在剛、胡仁輝代表上級黨團出席指導。會議選舉寧春生為縣蘇主席，劉道奇、何啟泉、王禮西、羅孝鬆、方金監、王爾漢、徐玉成7人為主席團成員。

　　大會聽取了信江特委書記唐在剛作的《關於當前革命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當前贛東北的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廣大農村大部分被我暴動區的革命群眾所控製。但敵人是不死心的，上饒的反動派已隨著全國的反動浪潮蠢蠢欲動。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在敵人統治地區，農村經濟全麵崩潰，貧苦農民已活不下去了，抗租、抗債、抗稅的鬥爭，在強烈地催促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崩潰和滅亡”。

　　吳先喜向大會作了《建設蘇維埃政權和土地革命》的報告。他說：“我們必須在2、3月之前，在蘇區內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全麵實行土地改革，以便更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對政權和土地的要求”。會上，他還宣布了信江蘇維埃政府製定的土地法和婚姻法。提出“婦女剪頭發、放腳，積極參加革命和社會活動”的意見，並要求各區迅速建立婦女會、赤衛軍、工會、反帝大同盟等群眾組織，廣泛發動群眾，積極參加革命鬥爭。

　　會議最後決定以大會主席團的成員為上饒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各執委輪流值日，負責領導和處理全縣的日常行政事務。縣蘇維埃政府設有總務處、內務部、軍事部、財政部、教育部、土地部、勞動部、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等行政機構。各部門工作進行了分工，安排專人負責，各項工作逐步走向正規化。黨的領導者亦從繁重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使黨的工作和白區工作有了更大的發展。

　　第五節 蘇區政權的鞏固和發展

　　一、上饒縣遊擊隊初期鬥爭的勝利

　　1930年3月6日至3月底，上饒縣遊擊隊憑信江特委發的10條槍和從敵人手中奪取的20條槍，在王禮西率領下，與蘇區武裝群眾配合，采取“打埋伏、紮口子”的遊擊戰術，取得了一次次鬥爭勝利。

　　3月，上饒縣遊擊隊配合紅十軍，攻打傍羅的挨戶團，活捉了挨戶團副團總、劣紳丁誌老和團丁170餘人；打河口“元吉棧”，繳獲稻穀3000餘石；祝獅之戰，繳獲十六都靖衛團步槍5支，馬刀2把，斃敵10餘名；攻打駐守在石人鄉的“四都聯合靖衛團”，擊潰了以唐祖堯（團總）為首的100餘人的靖衛團和挨戶團主力，斃敵30餘名，繳槍10餘支，活捉了劣紳童秋、夏馬，燒毀了劣紳籍以盤剝百姓的“石人殿”和“李老真君”神像。

　　這些鬥爭的勝利，不僅有力地打擊了敵人、解救了勞苦群眾、擴大了革命影響，更重要的是在廣大貧苦群眾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為建立紅色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中共上饒縣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9年底至1930年春，上饒縣革命活動異常活躍，蘇區範圍迅速擴大，革命鬥爭迎來一個高潮。如何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進一步擴大蘇區，全麵係統地總結前一時期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是擺在黨組織麵前的一項重要工作。為此中共上饒縣臨時縣委於1930年3月底在火燒樓王家組織召開了中共上饒縣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曆時3天，代表80餘人。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共上饒縣委，吳先喜任中共上饒縣委書記。信江特委組織部長黃道同誌蒞會指導。

　　會上，縣委書記吳先喜作了工作報告，係統地總結了黨在上饒縣領導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黃道同誌就“當前的革命鬥爭形勢”作了報告，他指出：目前蔣、馮、閻軍閥正忙於激烈的混戰，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和“圍剿”。這種形勢有利於革命的發展，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迅速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創建更多的新蘇區。

　　大會就今後的工作方針作了熱烈的討論，最後作出如下決議：（1）動員組織青年積極參加紅軍；（2）黨員帶頭，組織群眾製造土槍土炮，充實地方武裝；（3）運用“串連”的辦法，積極開展白區工作，進一步擴大蘇區；（4）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的破壞活動。

　　這次大會正確地估計了當前上饒縣革命鬥爭的有利形勢。同時也認識到鬥爭的困難：敵我力量對比仍然懸殊，國民黨對蘇區的“圍剿”隻是暫時停止，並沒有也不會完全放棄，因此，大會一方麵號召上饒縣蘇區人民，要勇敢地與敵進行武裝鬥爭，爭取更大的勝利；另一方麵又要提高警惕，克服盲目樂觀的思想，作好長期鬥爭的準備。

　　這次大會正確地解決了當前革命鬥爭的重大問題，為上饒縣的革命鬥爭指明了前進方向，對上饒縣革命鬥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曆史意義。

　　三、國民黨發動第一次“清鄉”

　　1930年2月，贛東北紅軍與敵在弋陽團林一戰，一舉殲滅弋陽縣靖衛團，結束了敵人的局部進攻，信江根據地麵積迅速擴大，蘇區人口由10萬增加到40萬。接著蔣、馮、閻戰爭爆發，國民黨軍隊紛紛調往大中城市和戰略要地，暫時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贛東黨組織審時度勢，決定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向外線出擊，擴大蘇區範圍。為此，贛東北紅軍乘機集中兵力隱蔽在萬年，揚言進攻樂平秧畈，實際上卻奔襲鳴山等地方去了。

　　1930年3月底至4月初，王家店、羅橋等地秘密建立了黨的組織，革命活動有了很大發展。這時國民黨餘部企圖利用贛東北紅軍主力向北集中之機，撲滅我王家店、羅橋等地的革命烈火，以恢複其反動統治，發動了第一次“清鄉”。

　　國民黨調集了葛源靖衛團和上饒保安隊100餘人槍，從上饒城來到羅橋，駐紮在羅橋頭的民房大屋裏，他們與當地劣紳徐老八糾集的一批地痞流氓，為非作歹，欺壓群眾，為害一方。國民黨匪軍全副武裝，五人一隊，一天出動好幾次，從羅橋開始，威風凜凜地進行逐戶調查，登記人口，實行“清鄉”，凡有嫌疑的勞苦群眾，立即以“土匪頭”的罪名進行逮捕，羅橋有付細崽、汪老五等70餘人被抓走，被捕者受盡敵人酷刑。匪徒們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無惡不作，貧苦群眾受盡其害，更為慘絕人寰的是劣紳徐老八引路帶領葛源靖衛團到處抓捕革命群眾，一次在泉塘大岩，把革命群眾何奀水、何牛仔、汪善標等36人用煙活活薰死，其景慘不忍睹。深仇血恨，不共戴天！麵對敵人殘暴行徑，泉塘等地群眾並未被嚇倒，在黨的教育領導下，他們化悲痛為力量，更加堅定地與敵人展開殊死鬥爭。

　　四、第七區蘇維埃政府的成立

　　1930年4月中旬，上饒縣軍事部長王禮西等率領遊擊隊40餘人槍，攻打八都靖衛團獲勝後，白茅阪等地的革命活動迅速開展起來，接著橫山、墩底一帶農民武裝開始打土豪、抓劣紳。

　　1930年4月19日，中共上饒縣委書記吳先喜、軍事部長王禮西等同誌，在橫山召開了1000餘人的群眾大會，正式宣布建立上饒縣第七區（包括橫山，白茅阪、繆源、墩底、旺青阪、清水塘、常阜等地）蘇維埃政府。區委書記劉必名，區蘇主席何耀庭。此後，墩底、白茅阪等地實行了土地改革。為鞏固紅色政權，從赤衛軍中吸收了一批積極分子加入革命組織，壯大了黨的力量。為使蘇區進一步擴大，黨派王普福等同誌深入到大駱村、楊塢、姚家橋等地開展白區工作。

　　五、襲擊金鍾山

　　1930年4月底，毛樓、船坑、上高洲等地先後擴展為蘇區。土豪劣紳十分驚恐，為維護其反動統治，金鍾山周家的土豪周金漢、周金屏網羅了一批地痞流氓，組織大刀會、九仙會，成立地主保衛團，又到上饒城裏請來國民黨軍40多人槍，企圖“圍剿”蘇區，鎮壓革命。

　　為了擴大蘇區，鼓舞群眾的革命鬥誌，針對敵人的軍事行動，赤衛隊決定針鋒相對，攻打金鍾山周家。閩北分區派了14條槍前來助戰，通過詳細周密的準備。在4月底的一天晚上，紅軍在群眾配合下，采取“分兵合擊”的戰術，兵分二路，一路走周家屋背山，一路走正麵大路，向金鍾山周家發動襲擊，不料周金漢、周金屏早已聞風而逃。我軍進到村中，繳獲了一門用鬆樹製造的土炮和30多條花槍。攻打周家後，迅速在西山、姚家、鄭家埠等地展開革命活動，建立蘇區政權，蘇區範圍不斷向白區擴展。

　　5月初，縣赤衛隊100餘人，又在鬼子窩山上捉了地主保衛團40餘人，繳獲步槍40餘支。

　　通過這些戰鬥，不僅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且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壯大了地方武裝，為進一步鞏固紅色政權創造了組織、武裝、物資等方麵的良好條件。

　　六、中共上饒縣第二次代表大會

　　1930年3月中共上饒縣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蘇區的國民黨軍、地主豪紳和金鍾山周家的反動武裝，均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蘇區社會秩序日漸安定，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蘇區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著手進行根據地建設，掀起了春耕生產的高潮。

　　這一時期，蔣、馮、閻軍閥混戰正酣，敵人在贛東北的兵力隻是分駐城市要地，戰爭形成了前強後弱，前緊後鬆的特點。贛東北紅軍根據這一形勢，采取了避實就虛的戰略戰術，襲擊了鳴山、河口、秧畈等地。1930年5月，陸續解放了樂平、都昌、湖口、彭澤、波陽、馬當等城鎮和要塞，贛東北根據地迅速擴大。

　　這個時期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蘇區政權日趨鞏固，各區相繼建立起赤衛軍、赤少隊等群眾武裝。然而，駐守在上饒城的國民黨軍，卻經常勾結地方靖衛團、挨戶團向蘇區進行“圍剿”。

　　為鞏固紅色政權，發展蘇區，有力地打擊敵人，中共上饒縣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30年5月在湖村廿八都召開，會期兩天，參加會議的有江立山、王禮西、何水生、劉永樂、柴維生等50餘人，會議由縣委書記吳先喜主持。

　　會上，代表們聽取了縣委書記吳先喜關於《擴大蘇區，進一步發展地方武裝》的報告。他指出：“建立政權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擴大蘇區是當前革命的首要任務。發展地方武裝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它不但是紅色政權的有力保障，而且是消滅敵人，擴大蘇區的軍事基礎”。

　　代表們就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大會最後形成如下決議：（1）積極動員青年參加紅軍，做好擁軍優屬工作；（2）向王家店、薑村、白沙等地展開白區工作；（3）發展黨團員，擴大黨團組織；（4）加強赤衛軍、赤少隊的訓練工作，發展地方武裝；（5）提高警惕，防止地主豪紳的破壞活動，準備出擊敵人。

　　這次會議的決議，得到了全麵的貫徹執行，蘇區的政權組織、武裝建設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蘇區範圍得到進一步擴大。

　　七、第八區蘇維埃政府的成立

　　國民黨軍隊在第一次“清鄉”中，瘋狂地進行了一番燒殺搶掠之後，便迅速逃回上饒城。這時王家店、樟村等地的革命活動進展異常迅速。為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於1930年5月，在下阪、王家店、樟村、塘溪、月橋、羅橋等地，分別建立了鄉蘇維埃政權，創建了上饒縣第八區，餘光壽任區委書記。

　　八、樟澗人民首次舉義旗

　　1930年5月17日，贛東北紅軍500多人槍，由茗洋經薑村去攻打玉山，沿途群眾歡欣鼓舞，紛紛要求在自己家鄉建立起人民政權。當天，樟澗人民在上饒二區蘇維埃主席王財進同誌領導下，組織召開了700餘人的群眾大會。宣布成立鄉蘇維埃政府，選舉周忠林、周金星、周金柱、周善才、薑子雲等5人為代表，第二天上午，又在薑村召開了1000餘人的群眾大會，選舉薑正南、薑子正、薑預章、薑喜梅等9人為代表，成立了鄉蘇維埃政府。第三天，在車邊召開700餘人的群眾大會。正當大家高唱國際歌時，包山底（離車邊2華裏）傳來了鄭坊靖衛團的槍聲。靖衛團竄進車邊、薑村後，燒殺搶掠，四處擾民……樟澗村的預備連16人（烏槍隊），奮起迎戰，擊斃匪團丁30餘人，後因洲村靖衛團增援，預備連寡不敵眾而撤離，樟澗村逐被敵侵占。靖衛團到處抓人，當天27名革命群眾被殺害，烈士們的鮮血染紅了蘇維埃革命的旗幟。

　　九、羅橋之戰

　　1930年6月30日上午，上饒縣蘇維埃政府發出一封“雞毛信”（緊急信件，以插雞毛為號），送到第四區蘇維埃政府，決定當晚攻打駐守羅橋的匪軍--廣豐、葛源靖衛團。四區蘇立即派人到羅橋與劉永樂、餘奀泉等同誌聯係，要他們探好路線，以便將敵一網打盡。

　　劉永樂、餘奀泉接到通知後，心裏就盤算起來。吃過午飯，幾個人悄悄聚到一起商量辦法，最後決定發動群眾晚上到羅橋溪裏去毒魚，在群眾撿魚時，紅軍便混入人群，乘機包圍敵軍。計策想好了，可事情並不那麽簡單。廣豐、葛源靖衛團就駐守在羅橋頭上，照例晚上不準有人在溪邊走動，否則匪軍就會開槍射擊。劉永樂、餘奀泉兩同誌便設法找到兩個連家塘底人（白區地下工作者），由他倆去找匪首汪景星、徐老八（挨戶團團長，連家塘底人）故意討好說：“晚上村裏人要到羅橋溪裏去毒魚，明天可送幾十斤鮮魚給你們吃。請你們通知一下靖衛團的兄弟們：‘晚上要到溪裏毒魚，有人在溪邊走動，不要亂開槍’”。汪景星、徐老八一聽明天有人送魚來，心裏早就樂開了花，便滿口答應了。倆人立刻將情況告訴劉永樂、餘奀泉等人，並向區裏和縣裏報告。

　　吃過早黃昏，十幾個群眾（其中有幾個地下工作者），挑著茶籽餅，端著火把到羅橋溪裏去毒魚，許多群眾都紛紛到羅橋溪裏去撿魚。狡猾異常的靖衛團，生怕晚上人多會出意外，他們便在駐地附近，密密麻麻地設立了許多崗哨，以監視群眾的動向。

　　晚上夜深人靜，野外一片漆黑。但在羅橋溪裏，卻是人聲鼎沸，來來往往的人群手持火把，將周圍照的一片通紅。在靖衛團駐地周圍，隻有輪到站崗的匪徒在崗哨附近徘徊。

　　半夜裏，劉永樂和薑源水（白區地下工作者）引導700多名紅軍戰士，600多支步槍，三挺機槍；還有幾百名赤衛隊員，他們手持梭標、大刀，以脫開左袖為號，從駐地出發向羅橋挺進。到王家店時兵分三路：一路通過文家，繞過上饒城東門，插入敵後方，切斷敵人退路；二路繞過龍潭插入敵左側，以便截殺；三路為主力部隊，由渡頭通過羅橋，直搗匪巢。

　　一路上，戰士們個個精神抖擻，士氣高昂，進到羅橋地段，隻見羅橋溪裏火光閃閃，好似一條火龍，這就是我們的暗號。見到暗號。紅軍迅速插入敵人心髒地帶。紅軍主攻部隊派出一個尖刀連，埋伏在溪邊，其餘主力直接從渡頭向羅橋橋頭猛衝。剛到橋頭，敵哨兵就緊張地喊了一身“口令”，見我方沒人應答，敵哨兵就開槍報警。接著，橋那邊的敵人架起兩挺機槍，向我軍猛烈開火，封鎖我軍去路。紅軍無法繼續前進，立即埋伏在橋頭，待敵後紅軍打響時再衝。正在此時，圍攻部隊即時趕到，向敵營發起猛烈攻擊，無數帶著仇恨怒火的子彈一齊射向敵人。紅軍從四麵八方殺來，槍聲、喊殺聲響徹整個羅橋阪。此時敵人才知已被紅軍團團包圍，無路可逃。土匪們被打得鬼哭狼嚎，個個抱頭鼠竄。不多時，這群作惡多端的匪軍隨著紅軍槍聲漸漸消逝在夜幕中，隻有一小撮漏網之魚跌跌爬爬地從羅橋橋洞溜走，拚命向塘溪方向逃命。

　　羅橋之戰大獲全勝。敵人的屍體遍布羅橋阪，恰似溪裏翻著白肚的小魚。此戰我軍繳獲步槍100餘支，機槍兩挺，彈藥無數。此後，羅橋的革命活動就由秘密轉為公開。

　　6月底，上饒等地遊擊隊、赤衛軍配合贛東北紅軍，采取“出敵不意，攻敵無備”的遊擊戰術，攻打了駐守河口的獸團（國民黨正規部隊）和當地的保安團，繳獲步槍600餘支。

　　7月初，上饒縣遊擊隊在五區區委書記陳道興的率領下，在白沙襲擊了國民黨商船，繳獲各種布匹140餘擔，滿載而歸。

　　十、晨戰東山嶺

　　1930年6月間，羅橋一帶舉行了革命暴動。當地土豪劣紳，逃的逃了，該捉的捉了，就此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劃分了階級，分了土地。當時窮人無不熱烈擁護蘇維埃政府。同年紅軍三打上饒城，取得輝煌成果，但由於敵強我弱，反動勢力沒有得到徹底消滅，縣城仍在反動勢力的統治下。羅橋與上饒縣城是唇齒相依的，上饒縣城的反動勢力威脅著羅橋蘇區。1932年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發動了進攻，匪軍第五、第六師開到羅橋後，勞苦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中。但在敵人血腥統治下的羅橋、毛頭山、文家、連家塘底、上渡頭等地的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繼續與敵人鬥爭著，把敵人的工事破壞了，電線杆拆掉、電線剪斷、匪軍殺死……，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員林河清、張景旺、劉永樂、張裕貴（後來叛變）、張樹真等10餘人的地下革命活動。他們就這樣在黨和第四區蘇維埃政府（當時紮在王家壩等地）的直接領導下。針對敵人的弱點，抓住時機，狠狠地痛揍著敵人。有時他們扮成一個普通農民，往來於田野間探聽著敵人情況；有時拉著牛在山邊觀察敵人行動；有時扮成一個小商人與敵人打起交道來……時時刻刻憑著勇敢機智和敵人進行各種鬥爭。

　　1932年2月5日，林河清和張景旺探得白軍每天早上6點鍾左右，總有一排人從羅橋出發經由羅橋一裏半路的東山嶺，順著彎彎曲曲的大路去上饒買菜。這是消滅敵人的好機會。吃過早飯，他們兩人就匆匆地跑到區裏與區委書記張貴清同誌詳細研究了地形和行動計劃。正好這天（1932年2月5日）晚上沒有月亮，天上布著薄雲。林河清、張景旺領著區裏的遊擊隊（二、三十人）帶了11支槍，五、六顆手榴彈，五、六把大刀，在次日早上五點鍾以前埋伏在東山嶺大路邊的一條山溝裏。帶槍的在後麵，準備做掩護，帶手榴彈和大刀的就埋伏在前頭，還有一個人在前麵半裏路的地方，以放牛為名，擔任放哨，發現白軍來了牽著牛走一個圈作為暗號。隊員們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前方和放牛的人。不久，吱吱喳喳地走來了30餘個白軍，有幾個走在前麵，有幾個卻掉在最後，中間有20幾個緊湊在一起，自然地分成了三個組。此時，隊員們的心頭燃燒起仇恨的烈火，敵人剛到跟前，“轟隆”一聲，兩顆手榴彈在白軍跟前同時炸開，四、五個白軍的腦袋也隨著開了花。緊接著，我10餘個遊擊隊員像猛虎一樣衝下山，前麵幾個匪軍嚇跑了，後麵幾個慌忙逃回去，中間一夥來不及抵擋，我們遊擊隊員的大刀、槍口早就對準了他們的喉嚨和胸口，迫使匪軍乖乖地舉起手來。這次戰鬥，繳槍19支，活擒敵軍10多個。

　　戰鬥結束後，遊擊隊員押著俘虜，扛著戰利品，凱旋回到塘溪（鄉蘇所在地）。從此以後，白軍不敢每天上街買菜，改為一星期買菜一次，自然更不敢在早上出門上街了。

　　十一、國民黨發動第二次“清鄉”

　　蔣、馮、閻新軍閥中原大戰爆發後，贛東北黨組織決定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向外線出擊，擴大蘇區範圍。1930年5月，方誌敏、周建屏指揮紅軍獨立團連克秧畈、鳴山、樂平、河口、鄱陽等地，7月初又攻克了工業重鎮--景德鎮，紅軍和根據地迅速發展。根據紅軍獨立團發展壯大的情況，7月21日，中央軍委決定將紅軍獨立團擴編成紅十軍，周建屏任軍長。就在贛東北紅軍在景德鎮停留期間，唐在剛從上海帶回中央決定，將信江特委和設在景德鎮的贛東北特委合並，組成新的贛東北特委，唐在剛任書記，直屬中央領導。同時還帶來了“立三”路線的指示：要贛東北紅軍去攻打九江。

　　贛東北黨組織負責人方誌敏、邵式平、黃道等同誌對這一指示進行了強烈的抵製。方誌敏認為：在敵眾我寡、敵弱我強的形勢下去攻打中心城市是危險的，紅軍應當利用軍閥混戰的難得機會，發展地方武裝，鞏固並穩妥地發展根據地。但是，新組建的贛東北特委決定：為貫徹中央指示，紅十軍立即向湖口、九江方向出發。臨行前，方誌敏囑咐軍長周建屏率部行動時要相機行事，同時派邵式平帶上詳細的書麵報告去上海，希望中央能改變“左”的錯誤決定。

　　8月上旬，周建屏率領紅軍開赴景德鎮、鄱陽、湖口等邊界地區打遊擊，連續攻克了樂平、鄱陽等縣城，取得了重大勝利。此時，周建屏沒有忘記方誌敏的囑咐，沒有急於去攻打九江，中央就認為贛東北黨組織“尚未很好的接受中央的路線”，便派丘伴林以中央巡視員身份赴贛東北，督促紅軍執行中央決定。8月下旬，丘伴林抵達贛東北，此時邵式平也從上海回來，帶回了中央的決定和有關命令。

　　9月9日至15日，在中央巡視員丘伴林的參與下，在萬年富林召開贛東北特委擴大會議，決定將黨、團特委合並，成立贛東北行動委員會，唐在剛任書記。同時將贛東北黨、團、工會取消，將紅十軍調回擴編，繼續執行“奪取九江、切斷長江”的命令。

　　紅十軍奉命調回根據地，在樂平眾埠街進行了擴編。其主力三個團加上各地方武裝集中組建的補充師和從閩北調來的紅軍，總人數達到3萬人。擴編後的紅十軍在軍長周建屏率領下，沿都昌、湖口、鄱陽、彭澤、秋浦等地向九江進軍。

　　由於地方武裝力量的削弱和紅軍遠離根據地。敵人便乘根據地武裝力量空虛之機，集中了上饒、鉛山、廣豐、玉山、橫峰五縣靖衛團，向信江根據地進攻，發動了第二次“清鄉”。

　　1930年9月，被紅軍擊潰退守在上饒城裏的廣豐、葛源靖衛團，逃離在外的劣紳汪太清、吳剛伯、徐老八等地主武裝和陳維生的大刀會便隨國民黨軍隊卷土重來，企圖一舉消滅共產黨。他們兵分三路：第一路走八都、彭宅；第二路由橫山入清水阪；第三路從太平橋，經廟灣而入羅橋，殺氣騰騰地向贛東北根據地猛撲。地主劣紳此時則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向蘇區人民反攻倒算。他們先後在羅橋、王家店、王家壩、泉塘、左溪、太平橋等地設立了“清鄉局”。在王家壩、王家店、泉塘等蘇區抓走革命群眾八、九十人，革命群眾何家治被以“土匪頭”的罪名慘遭殺害，其餘被抓群眾，被加以“土匪”罪名，對他們施以吊打，上老虎凳等各種酷刑，強行逼供。他們有的被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有的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手折腳斷。任憑敵人如何拷打，久經考驗、寧死不屈的革命群眾也沒向敵人透露一點消息。過了幾日，狼心狗肺的匪徒們，雙手血跡未幹，又竄到王家店、塘溪等地捕捉革命群眾。土匪們竄到王家店時，警覺的群眾早就走光了，隻有幾個上了年紀的婦女留守看家，那些喪盡人性的野獸們，竟連她們也不放過而加以奸汙，並搶走了群眾的鎖籮（裝衣物的用具）、耕牛、生豬、雞鴨鵝等物無數，臨走時還燒掉了許多房子，弄得王家店、塘溪等蘇區群眾無家可歸，流離失所。

　　國民黨的第二次“清鄉”給蘇區人民帶來重大損失。我們從中吸取了血的教訓：蘇區的建設、鞏固和發展，需要強大的武裝力量作保障。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在根據地尚待建設鞏固時期，把紅軍調出根據地，削弱地方武裝力量，盲目冒險地采取打大城市的戰略，必然給蘇區帶來損失。

　　在黨的教育領導下，人民群眾深深懂得：敵人存在一天，人民就要遭殃一天，隻有消滅敵人才有好日子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