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正當中國的先進分子苦苦尋求道路時,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階段。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確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1921年至1927年,爆發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國共產黨站在反帝反封建反軍閥鬥爭的最前列,開展了工農運動,同國民黨進行了第一次合作,進行了北伐戰爭,掀起了國民革命的高潮。
這一時期,上饒人民經過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鬥爭,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人民的覺悟,為大革命時期作好了思想準備。中共江西地方執委,根據黨的“三大”決議,聯合了一切可能革命的力量,進行了國民黨縣黨部改組,黨又派黃道、邵式平、胡德蘭三位同誌,來上饒指導工作,並建立了縣總工會、農協會等群眾組織。上饒革命群眾運動一度呈現空前高漲的形勢。後來,由於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大革命轉向低潮。
第一節 衰落的上饒經濟
辛亥革命之後,國家政權全部掌握在封建軍閥手裏,北洋軍閥的武力,仍然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軍閥統治上饒時期,社會黑暗,政治腐敗,經濟蕭條,農村破產。上饒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豪紳的交相煎熬下,過著淒涼困苦的生活。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雖日趨衰落,但封建剝削製度的根基依然存在。地主豪紳對農民的剝削更加殘酷,他們是農村剝削階級的上層和代表人物,這些人豪門巨富,內部相互依靠,上與官僚軍閥勾結,下與流氓地痞有聯係,橫行鄉裏。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其表現是:
土地高度集中。占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農民,卻隻占20%多一點的土地。
沉重的地租。地主階級把土地高度集中在自己手裏,以苛刻的地租對無地、少地的窮苦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地租有兩種:一種是定租製,就是固定租金,也叫“鐵板租”,收租者旱澇保收;另一種是分租製,就是收割後,按收成收租,低租對半開,高租“四六”、“三七”開,農民得小,地主得大。除此之外,有的租田種還必須交押金,農民還須無償地為地主幫工,逢年過節,婚喪喜慶還得送禮。如此高額的地租剝削,逼得農民是“禾刀掛上壁,農民沒得吃”。有些農民因交不起租,無田可種,不得不離鄉背井,到鉛山、西安山等地幫人做紙;到福建、安徽各地去采茶、製茶。1916年前後,坑口、稠川一帶農民,光到安徽祁門去采茶、製茶的就有150多人,占全村總勞力的60%以上。茗洋金井坵全村四十多戶,有三十多戶是靠一根扁擔,兩個肩頭替人挑貨為生。更慘的是有些年青婦女為生活所迫,被賣到漳州、廈門去做妓女。
重征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錢糧稅、印花稅、人丁稅、門牌稅、灶頭稅、柱頭稅、鹽稅……總共有70餘種稅。加之貪官汙吏層層加碼,橫征暴斂,到農民頭上也不知加了多少倍,派捐到戶,落實到人,不容稍緩,官吏上門,雞飛狗跳,被逼的逃躲無門,家破人亡。
吃人的高利貸。在農村,農民因要交租、交稅等種種原因,有80%以上借了高利貸,高利貸有兩種:錢和糧。高利貸利息年利三分是輕的,重的六七分,甚至高到九分。每年年底結算一次,利息未交,就利上滾利。還有糧,春借秋還,一石穀要還一石二鬥,一石五鬥,甚至兩石。有的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借不到錢和糧,就被逼的賣青苗、賣期穀、期油來度荒。這種賣期貨隻能得到收成的三分之一或更少的。這種借高利貸的惡性循環,導致了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地租、稅收、高利貸結合在一起,成了地主豪紳剝削農民的封建網。許多農民被地主、高利貸者逼得傾家蕩產,賣兒賣女,妻離子散,致使大批農民破產流亡,荒廢了農業生產,整個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第二節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上饒縣人民的自發鬥爭
一、北洋軍閥在上饒的黑暗統治
上饒自唐代建州以來,一向是贛東北的政治經濟中心。1914年以後,府製撤銷,但北洋軍閥封建地、野蠻統治著上饒人民,他們嚴密控製人民言行,利用保甲製度加強對人民的管束和壓迫,為了防範人民的反抗,派有重兵駐守。由於交通便利,過往的部隊特別多,並在上饒縣設有“贛東鎮守處”,這鎮守處是封建軍閥專製一方,用來統治和鎮壓上饒縣人民的軍事衙門,廣大人民毫無言論的自由,更無民主權利可言。
軍閥部隊盤踞上饒期間,沿途捉船拉夫,到處搶掠殺人,人民備受兵災焚掠之苦。城裏的婦女,白天不敢出門,鄉村的農民有事不敢進城,店員、小販經常挨“揍”,而且隨時有生命危險。中山街屠戶鄭子賢,因砍豬肉一事與士兵爭吵,胸前被士兵刺了一刀;市民何德福,見一士兵搶了鄉民的一隻小豬,出來說了幾名公道話,便被士兵活活打死。軍閥的橫暴,使上饒縣人民整日提心吊膽地過日子,人民對軍閥恨之入骨。
贛東鎮守處衙門和過往部隊,還經常向人民籌糧借餉,稍有遲緩,即以“不服地方治安”相威脅。軍閥政府和商業團體,便乘機“渾水摸魚”,中飽肥私。今日派餉,明日勞軍。上饒縣人民吃盡了軍閥統治之苦,也被熬盡了脂膏。北洋軍閥統治上饒期間,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商業蕭條,民不聊生,是上饒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二、上饒人民自發的鬥爭
隨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的侵入,國內封建軍閥,土豪劣紳對人民壓迫和剝削的加劇,勞動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革命的要求日益迫切,我縣各地出現了許許多多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這些鬥爭,大部分是自發的經濟鬥爭,以造紙工人的“扳潑價”鬥爭最為劇烈。南鄉的船坑、高洲、苧圳;北鄉的葉家、望仙、高南峰等地的造紙工人,經常采取“掛操手”(罷工)與紙廠老板進行鬥爭。
1917年3月中旬,船坑大槽戶彭初林,以土紙落價為借口,宣布削減“貼頭”(工資津貼),引起全廠工人反對。當晚,在“潑頭”(工頭)領導下,全廠120多名工人全部“掛操手”,與彭初林進行“扳潑價”鬥爭。第二天船坑全村各造紙廠的工人,一致團結起來“掛操手”,罷工堅持了五天。最後,工廠隻好認輸,保證不減“貼頭”,並發給“掛操手”期間的全部工資。船坑村的造紙工人取得了鬥爭的勝利。這次“扳潑價”鬥爭,狠狠打擊了剝削階級的囂張氣焰,錘煉和教育了人民,反映了上饒縣人民的鬥爭意誌。
農民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也經常發生。1917年,南岩村的大土豪大惡霸張大溪,靠有四個兒子的強大權勢,強行鄉裏,無理霸占高老奀的屋基,並砍去樟樹六棵。高老奀貧窮老實,有冤難伸,百般無奈。6月6日,張大溪在熱熱鬧鬧吃過豎屋酒後,耀武揚威地來到新屋“巡禮”,高老奀向他要地基的錢,張大溪張牙舞爪,不但不給錢,還要打人,這時高老奀忍無可忍,操起刀把張大溪給殺了。高老奀這種勇敢正義的鬥爭,給全縣所有被壓迫者出了一口氣,樹立了敢於鬥爭的榜樣。同時給一切橫暴的統治者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就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就有鬥爭。
這些鬥爭,不管是造紙工人反剝削的罷工,還是農民反壓迫的鬥爭,都因缺乏正確領導,沒有形成堅強有力的組織,長期處於自發的鬥爭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