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百丈峰

百丈峰代代出名人

　　第一節 北宋史家“三劉”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薪火傳承文明。在農耕社會裏，抑或說在沒有煤電的漫漫歲月中，百丈峰周圍七裏八鄉的百姓，都是靠百丈峰的木柴燒火做飯，甚至照明。百丈峰北麓的水西、羅坊、姚圩、黃土崗、昌傅、新溪，南麓的峽江縣仁和、戈坪、硯溪，東麓的新幹縣界埠、荷浦、三湖等地，都是在百丈峰取薪生火。這一帶的百姓，喝百丈峰山下的袁河水、燒百丈峰山上的柴薪，靠著百丈峰養育，其中的佼佼者，是百丈峰永遠的驕傲。

　　百丈峰腳下的袁河北岸，有個遠近聞名的村莊，它就是被稱為墨莊的新喻荻斜村（1952年劃歸清江縣管轄）。這個村莊在北宋時出過三個大名鼎鼎的人物--集賢院學士劉敞、中書舍人劉攽、簽書樞密院事（副相）劉奉世。由於三人都長於史學、名噪一時，故號稱史家“三劉”。他們的祖母（曾祖母）陳氏就是百丈峰東麓的新淦縣人。由於她以丈夫劉式的藏書建墨莊，昭示子孫，教育激勵兒孫們認真讀書，後人中一脈六代出了十八個進士。人們因之稱陳氏為“墨莊夫人”。後代中最突出的當數劉敞、劉攽、劉奉世。

　　集賢院學士劉敞

　　胸中飽經史

　　劉敞（1019-1068年），字原父或原甫，私諡公是。

　　宋慶曆六年（1046年）進士。本廷試第一，為狀元，因編排官王堯臣是他的內兄，為避免嫌疑，把他排在第二，為榜眼。官至翰林侍讀學士、集賢院學士，判南京（今河南商丘縣）禦史台。

　　劉敞學問淵博，造詣深邃，“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長於《春秋》”。

　　（《宋史劉敞傳》）

　　劉敞

　　他博學多才，諳熟經史，在同輩人當中是個佼佼者，稱得上是個掛帥人物。北宋文學家梅堯臣在《答劉原甫寄糟薑》詩中說：“劉公漢家裔，才學歆向儔，胸中飽經史，辨論出九州。”南宋文學家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說：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

　　因他“胸中飽經史”，“博學多聞”，又“辨論出九州”，做學問不是浮皮潦草，而是尋根究底，精益求精，故朱熹說他做起文章來，“才思極多，湧將出來”（見《避暑錄話》）。這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才如泉湧。這個，在《宋史劉敞傳》中有個記載：劉原父“為文尤贍敏……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

　　關於歐陽修佩服劉原父的事，葉夢得的《避暑錄話》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原甫即為剖析，辭辨風生。”當時“以文章擅天下”的歐陽修推崇劉敞的“博學通經”，“每於書有疑”，則“折簡來問”。作《五代史》（現改稱《新五代史》）和與宋祁合撰《新唐書》時，亦去向原父請教，可知原父在經史方麵，確是個出類拔萃者。故《四庫全書公是先生集》的簡明書錄中對他的評價是：“敞談經，好與先儒異，然淹通古義，具有心得。故其文根柢訓典，具有本源。朱子稱其文多法古絕相似，又稱其文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雲。”（《避暑錄話》引《朱子語錄》說朱熹對原父的讚語是：“劉侍讀氣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氣。”又說：“劉原父才思極多，引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蘇公”，是指蘇東坡。

　　金石學開山人

　　劉敞對考古、金石之學亦造詣深湛，是我國金石學的開山人。這從《避暑錄話》書中記的幾個例子，便可見一斑：

　　長安觀察使李士衡家藏有一端硯，硯底刻有字曰：“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李家一向將它視為寶貝。後劉原父去長安，前往取硯後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說完，馬上取出《唐書》，一一指點驗證，毫無差誤，在座者無不驚歎佩服。從此，李觀察再不以此端硯為寶貝來向大家炫耀了。

　　長安有個人獲得一把製作極巧的古鐵刀。刀的下首有個大鐵環，“以纏龍為之”；刀首呢，有點像鳥首的模樣。這是把什麽刀？什麽時代鑄造？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劉原父到長安，獲刀人聽說原父是個考古行家，便將刀帶去請教。原父持刀，稍事摩挲琢磨，即說：這是赫連勃勃所鑄造的龍雀刀，是所謂“大夏龍雀者也”；刀把上那個類似鳥首的是雀首。問這刀是從哪裏得來的，獲刀人說，是築青澗城時從地裏挖到的。原父說：青澗城那裏正是夏代疆域所轄範圍，更可證明此刀是夏代故物。

　　長安還有個人送來一顆玉印請原父考證，上麵刻有“周惡夫印”四個字。

　　原父一見即曰：這是西漢名將周亞夫的印呀，怎麽現在還存在呢？有人懷疑他這個結論，他解釋說：古時“亞”、“惡”二字通用，如《史記》中說盧綰之孫封“亞穀”侯，可是在《漢書》的同一傳中，“亞穀”卻作“惡穀”就是例證。經他這樣一說，無不釋疑佩服。

　　《江西通誌》還有一則記載：劉原父在長安得到數十個先秦鼎彝，上麵銘識都奇奧難懂，可是原父都能按字讀出，並把它珍藏起來，用來研究夏、商、周三代禮樂等製度。他常說，我死後，子孫也要把這些東西好好保存下來，今後朝廷需要用它時，可到他家去取。

　　據說，中國金石學出現、形成於宋代，而劉敞是北宋進行古代鼎彝收集與研究的第一個人。王國維在《隨庵吉金圖序》中說：“私家藏器，莫先於宋劉仲原父。”史學家陳登原在《國史舊聞》裏轉引舊版《宋史》對劉敞的評論說：“三代鼎彝之學，為世所重，蓋敞之力為多。”因此，對中國金石學的創立，劉敞應較歐陽修、趙明誠居功更多。

　　劉敞從事文物收集、研究工作幾十年，撰有《先秦古器記》，是研究我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專著，它是《考古圖》《宣和博古圖》的體例楷模，可惜這本著作早已失傳。

　　劉敞學識上的高人一等，使他有時出現驕滿情緒，瞧不起別人，如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說：“文忠（歐陽修）論《春秋》多所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在此情況之下，原父則常說出“好個歐九，可惜不讀書”等謔語，使歐陽修“久或不能平”，心裏很不痛快。（《池北偶談》中也有類似記載）因原父這樣嘲弄歐陽修，而原父弟貢父又常嘲弄王安石新法，故他們兄弟二人死後，有人作《江西道中》詩雲：“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旁喬木日蕭疏。”（《池北偶談》）

　　對同一事物，因種種原因，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對原父的驕矜，蘇東坡就抱欣賞態度。他於元豐二年（1079年）貶官到黃州，回憶起當年有次在鳳翔幕中與劉原父喝酒時，原父借說他人之事來表白自己驕而非驕的那席話，東坡仍然很欣賞，作詩曰：“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原父、貢父兄弟都辭世了，他又作壯語曰：“何時複見此俊傑人乎？悲夫！”（《同治新餘縣誌》）原父的弱點，蘇東坡視為優點，這與他“平生我亦輕餘子”的驕氣有關；而在對待王安石的變法問題上，劉敞與東坡同是司馬光的“同盟軍”，這可能也有關係。

　　劉原父一生著述很多，計有《春秋權衡》《劉氏春秋傳》《劉氏春秋意林》《春秋傳說例》《公是七經小傳》《公是集》等一百多卷，皆收入《四庫全書》。

　　為政有賢聲

　　劉敞中進士後，先後通判蔡州（今河南汝南），知揚州、鄆州（今山東東平）、永興軍，所在有賢聲。

　　他知揚州時，有個叫雷塘的地方，原為民田，後官府將它用來儲水以通漕運，未拿他田與民對換，或對田主進行安置，使其都淪為失業。後該地儲水不成，複為田，為官田。原田主不肯，要索回。劉敞同情原田主，站在他們一邊，同意發還，可是發遠使同他唱對台戲，不同意。劉敞根據唐朝以來舊券，徹底弄清楚該地原來確屬民田的事實，據理力爭，最後還是歸還了原田主。

　　又天長縣有個姓陳的豪強富戶殺了人，捉羊抵鹿，把罪名賴在小民王甲身上。王甲是個畏豪強如虎、見官就腳發軟的膽小鬼，含冤不敢直說，被關進了班房。劉敞發現這案情有假，先委戶曹杜誘去問個明白，因杜方法不對頭，沒對症下藥，案情依舊。要將王甲論罪判刑了，劉敞說，且慢，這是“冤案”。

　　他親自去找王甲盤問，心平氣和，循循善誘，鼓勵王甲道真情，說實話。王甲見有人給他壯膽撐腰，將冤案和盤托出。王甲被無罪釋放，豪強陳某法網難逃。人們譽劉敞為神明。

　　劉敞到鄆州任上之前，因鄆州迭更官吏，政治紊亂，即使是在青天白日之下，亦搶劫偷盜橫行，以致一時良莠不分，監獄關人很多。原父到任後，下決心清理監獄，對壞人不放過，好人不冤枉。社會上，對主持正義者獎勵，助紂為虐者懲處。這樣賞罰分明，一時鄆州“境內肅然”。有個外出的人，在壽張道中掉了一個錢袋，沒有人敢撿，告訴裏長，裏長派人看守，失主轉身覓取，物還原主。又有個人一天夜裏在街上丟了一件東西，第二天早晨去找，東西仍在街道上，沒人撿去。

　　敞以識論與眾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時，永興有個叫範偉的人，藉姓大、人多、拳頭硬，為非作歹，違法亂紀，橫行鄉裏幾十年。別人都對他莫可奈何。劉原父則敢捅馬蜂窩，將他依法治罪，大快人心。

　　敞侍英宗讀書，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後聞之，亦大喜。

　　劉敞不計個人得失，在封建最高統治者麵前，敢於鬥膽直諫，這在封建官僚中是很難得的。宋仁宗嘉祐年間，有一年天災不斷，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恰逢這年是皇家三年一祭的祭祀大典。封建帝王時代有個規矩，三年或五年一次祭祀大典時，臣下以尊崇之名號進獻給皇帝，或者接班的皇帝給前一個皇帝一個尊崇名號，如太上皇、皇太後等，謂之上尊號；在尊號之上，再加上褒美之詞，稱為某某皇帝、某某皇後，則謂之上徽號，如清太祖登基，群臣對他上徽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尊號隻能上一次，徽號則可上多次，每遇慶典便可加上幾個字，因而有的皇帝或皇後的徽號好長一大串，如慈禧太後的徽號為“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等十八個字。因嘉祐那年恰逢皇家祭祀大典，一些大臣便提出要向仁宗上徽號，而宰相也正在為此撰表做文章，可是劉敞卻反對這樣做，但獨木難支，溜須拍馬的官吏們仍堅持要這樣做。劉敞認為自己的意見光明正大，便鬥膽上疏仁宗說：今年以來災害連連，人民遭殃，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理應深自抱愧，“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且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了，如今聽信群臣的意見“複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仁宗看了他的奏疏，采納了他的意見，進徽號的事情遂作罷。

　　吳充因直言不諱，得罪了朝廷一些大官，受到貶謫。馮京抱不平，站出來為吳充說話，也被調離原職。劉敞知道情況後，憤憤不平上疏皇上談論此事。

　　當皇上坦率地告訴他吳充是個“能官”，遭貶是因受到朝廷大臣們排擠的內幕後，又上疏說：“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擠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劉攽也。”因而建議皇上“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

　　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複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禦史台。

　　熙寧元年，卒，年五十。

　　中書舍人劉攽

　　劉攽與劉敞是同胞兄弟，同一年中進士，又同沉湎於經史，在學術上同樣取得較大成就。當然也有不同點，比如文風，一為鋒利，一為醇靜。《四庫全書》簡明書目中對這兩兄弟做過這樣的概括：“攽與敞齊名，敞性醇靜，攽則才鋒敏捷，詞辨雋利，著作亦各肖其為人。然沉酣典籍，文章爾雅，則一也。”

　　從實際成就看，在史學方麵，劉攽比他兄長劉敞的成就更大些，因他協助司馬光修撰了中國曆史巨著《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是供封建統治者從曆代治亂興亡中取得鑒戒的一部曆史巨著。全書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三百多萬字，曆時十九年才完成。本書的主編是司馬光。三個副主編中，有兩位是江西人，一是劉攽，一是高安縣的劉恕。

　　劉攽（1023-1089年），字貢父，其弟子私諡公非先生。宋慶曆六年（1046年）進士。為州、縣官二十五年，升國子監直講，官至中書舍人。著有《東漢刊誤》《五代春秋》《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書一百多卷。

　　敏而好學

　　“業精於勤荒於嬉”。這是至理名言。劉攽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是他敏而好學的結果。曾鞏的弟弟曾肇說劉攽“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談論起來，引經據典，“直貫旁穿，水夫矢飛”，所以“一時書林眾俊，並馳滿堂”（《新喻縣誌》卷九）。王安石有《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詩讚劉攽曰：

　　劉郎高論坐噓枯，幕府調胹用緒餘。

　　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常記五車書。

　　聞多望士登天祿，知有名臣薦子虛。

　　且複弦歌窮塞上，隻應早晚召相如。

　　《新喻縣誌》上還有一則記載也可說明劉攽的學博才敏。有次劉攽請客，蘇東坡也去了。坐間，東坡有事起身先離開，攽則隨口戲言曰：“幸（杏）早（棗）裏（李）且從容（蓯蓉）。”東坡也不示弱，接口答曰：“奈（柰）這（蔗）事（柿）須當歸。”兩人說的，前三字都是切三個果名，最後兩字都是切藥名。須臾之間，即事吐句，妙語風趣，非精敏飽學之士哪能做到。因此，蘇轍曾對劉攽的大材被小用甚感惋惜，他在《乞擢任劉攽狀》中說：“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如攽之賢，不可多得”；“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如仍“流落外官，眾所嗟歎”。

　　剛直不阿

　　剛直不阿，不避權要，不顧個人得失，這是劉攽為人處世之道。

　　蘇軾、範百祿等人說：劉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宋史劉攽傳》）。《池北偶談》中載：“劉貢父平生未嚐議人長短，有不韙必麵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見《清江縣誌》）這裏說劉攽“守道不回”，“有不韙必麵折之”，前者是說劉攽不見風使舵，隨彎轉彎，不隨便改變自己主張；後者是說劉攽能打開窗子說亮話，是則是，非則非，不台上嘻哈，台下踢腳，兩麵三刀。一言以蔽之，就是說劉攽為人剛直。這主要表現在他對王安石變法的看法。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當了宰相，要實行變法。劉攽的政治思想保守，認為王安石的青苗、農田等新法與民不便，不顧彼此之間的多年深厚友誼，公開反對，且一旦各樹旗幟，爭論起來，常口中帶刺，惡語傷人，對王安石進行戲謔、挖苦，弄得王安石哭笑不得。《同治新餘縣誌》軼事中記有一件事可作個例子：當王安石變法受挫，罷了相，要出鎮金陵（現南京）的時候，江北好些地方都有蝗蟲為害，且逐步蔓延到江東各郡縣。一天，王安石要離開開封去京陵，京裏文武百官都從他家到城外與他餞別。可是劉貢父來得晚，沒有趕上，走到王家，見王安石行榻上還有一書屏，便在上麵寫了一首詩繼續對王評譏。詩曰：

　　青苗助後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

　　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由於劉貢父堅決反對新法，嘴又尖，挖苦人太甚，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他被貶官到泰州（今江蘇泰州市）當通判。劉貢父心存不滿自不必說，就是同病相憐的蘇軾（他也反對王安石新法）也滿腹牢騷。這從他倆寫的詩中便可看出一截衷腸。

　　劉貢父詩雲：

　　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

　　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

　　蘇東坡接其意，步其韻，作詩曰：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

　　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

　　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

　　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

　　秋風昨夜入庭樹，薄絲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發，桃花開未開。

　　（注：前詩見《清江縣誌》，後詩見《同治新餘縣誌》）

　　劉攽為人剛直，不避權要，無論親疏，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是值得稱頌的，但他不分青紅皂白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改革，恥談“財利”，因循守舊，卻是不可取的。那種惡語傷人的做法，更是不對的。

　　晶瑩小石

　　劉攽還有一些如海灘貝殼，沙漬晶瑩小石一類的東西，可供鑒賞。

　　劉攽作有《續座銘》，既是“自警”，好些話也可視為“暮鼓晨鍾”以警人。其辭曰：“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以戒，欲訥者仲尼所以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大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自足者亡。為善則進，遊君子之域；為惡則退，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知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同治新餘縣誌》）

　　對民間亂子，注重寬大教育。曹州（今山東菏澤南）為“盜區”，多次采取鎮壓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劉攽聽到這種情況後，曾借古人一句話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秋後，他到曹州任事，便改變了那種高壓政策，注重寬大教育。這樣，民間那些亂子很快就緩和、平息下去了。

　　劉奉世

　　樞密院事劉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生於宋慶曆一年（1041年），嘉祐八年（1063年）中進士。卒於政和三年（1113年），享年七十三歲。父親劉敞，叔父劉攽。敞、攽、奉世都以文章、史學著稱於世，人稱“三劉”。

　　劉奉世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官宦之家，父親劉敞、叔父劉攽都是當時有名的文學家、史學家。他從小耳濡目染，受家庭的熏陶，刻苦自勵，勤奮好學，《春秋》、《左傳》、《方藥》、《山海經》、天文地理無所不學。特別是他叔父劉攽對他影響很大，從小就指導他的學習，使他很早就在文學和史學方麵展露才華。

　　《端明殿學士仲馮公本傳》中說他：“敏而好學，從學叔父，博物洽聞，無所不通。”歐陽修亦常常在他父親、叔父麵前對其稱讚不已，說：“生子如劉奉世者，真千裏駒也。”《端明殿學士仲馮公本傳》《宋史劉奉世傳》稱道他“天資簡重，有法度”。由於他在文學、史學方麵有較高的造詣，熙寧三年（1070年）初，召他到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以前，進奏院都是每五日將章奏、詔令和各種文書上報樞密院，再由樞密院進奏皇上，然後傳之全國各地。這樣傳遞文書，耽擱時間。他到吏房後，則及時上報。一般的文書則入郵置。重要的章奏、詔令則派專人遞送。“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皇帝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宋史劉奉世傳》）

　　他在刑房時，因當時相州的刑獄比較混亂，冤假錯案較多，大理寺要對相州的刑獄進行治理整頓。詳斷官竇革將此事報告奉世，他對竇革說：“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宋史劉奉世傳》）後大奸臣蔡確以這件事做文章，跑到神宗皇帝那裏告禦狀。說劉奉世擅作主張，如此重大的情況不上報，要定他的罪。他要求詳斷官竇革依法辦事，這件事本來沒錯，但還是遭到陷害，貶為蔡州糧料院。他雖遭陷害貶官，在蔡州糧料院任上，仍恪盡職守，勤勤懇懇辦事，深得上司的賞識。元豐年間，升吏部員外郎。

　　元祐初，曆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直集賢院，天章閣待製，樞密都承旨。他優於吏治，辦事勤敏。升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元祐七年（1092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位列副宰相職。

　　後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為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哲宗帝說：

　　“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為非耳。”

　　（《宋史劉奉世傳》）他據理力爭，說用內侍為押班不合祖製，要求皇上收回成命。哲宗不聽，仍用二內侍為押班。此時，正好佞臣章惇為宰相，劉奉世認為皇上蒙蔽塞聽，佞臣當國，請求免職。在皇帝即是國家的封建王朝，皇帝的話就是聖旨，不可更改，臣子隻得一味遵行。哲宗皇帝雖然認為劉奉世說得有道理，並沒有過錯。但皇帝的話是金口玉言，又不好收回成命，隻得免除他簽書樞密院事職務。

　　紹聖元年（1094年），哲宗皇帝又恢複他端明殿學士的職務，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知定州。紹聖二年（1095年），知成都府。臨行時，他想覲見哲宗皇帝，陳述朋黨之爭、朝臣相互傾軋對江山社稷的危害。所謂的朋黨之爭是這樣的：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宰相王安石，實行變法。當時支持的大臣有呂惠卿、曾布等人，這些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對變法的人為司馬光、文彥博、呂誨、程顥等人，他們都是北方人。這樣就形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神宗死後，由他八歲的兒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改年號為元祐。因哲宗年幼，由祖母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是個保守派，反對變法。起用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打擊變法派。攻擊變法是“邪法亂正道”“小人乘君子”“人臣輕國命”。以致後來發展到朝臣之間相互攻擊、排擠，引起朝野震蕩。他們利用奸臣、佞臣，陷害忠臣，使許多正直的大臣遭冤，丟官貶職。劉奉世為了國家社稷的安危，不避嫌疑，要求麵見哲宗皇帝，陳述所謂的朋黨，實際上是被小人利用造成朝野混亂，乘亂爭權。他請求哲宗不要輕信讒言，整肅朝綱。結果被佞臣曾布當麵擋駕，未能麵聖。曾布說：“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為漏網，恐不足見。”（《宋史劉奉世傳》）遂不許。紹聖三年（1096年），又受元祐黨牽連，謫貶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後知大名府，知鄆州。在鄆州任上，又遭到禦史中丞、大奸臣邢恕的陷害，說他與劉摯合夥陷害大臣，且與保守派呂大訪、蘇轍是一夥的，都是元祐同黨。因此，又被貶為隰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徙光州。建中靖國年間，複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他不顧個人的榮辱與安危，再次向宋徽宗陳述朋黨之爭對國家的危害，結果又被撤職，謫居沂、兗州，後以赦得歸。政和三年（1113年），複端明殿大學士。同年，卒於任上。

　　劉奉世在仕途上曆盡坎坷，屢遭陷害、貶官、落職，但他始終不改耿直、敢諫的品性。為了國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多次向宋哲宗、宋徽宗陳述元祐黨爭對江山社稷的危害，結果屢屢受挫。對於北宋中晚期形成的派係之爭，以他一個人的能力是很難扭轉的。在朕即國家的封建王朝，正所謂有心報國，無力回天。他一心致力於文學和史學，文辭雅贍，最精於《漢書》學。曾鞏對其評價很高，說：“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攽雖疏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宋元中葉，文學法理，鹹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他一生與叔父劉攽同注《漢書》傳於世，自著《自省集》刊於世。

　　第二節 北宋文壇“三孔”

　　離百丈峰十幾公裏的羅坊鎮有個孔家村，譜誌記載北宋文壇“三孔”--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裏籍就在此地。雖然後來有人考究，孔家以後越過百丈峰進入新淦居住，但《宋史孔文仲傳》記載得很清楚：孔文仲，臨江新喻人。文學家新喻“三孔”與史學家新喻“三劉”在北宋時雙峰突起，競秀賽美。

　　《宋史孔文仲傳》中說：“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因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其文學思想與政治主張與歐陽修、蘇軾、黃庭堅一致。詩文注重杜甫、韓愈反映現實的傳統。《宋史》有傳，《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和《中國名人大辭典》有載。“三孔”文章，後世先後付印二百八十六卷，大部分收入《四庫全書》，成為國家珍貴的文化遺產。

　　北宋文學家、書畫家黃庭堅（山穀道人）有詩讚曰：“二蘇巧聯壁，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集台省。”

　　《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在介紹《臨江三孔先生文集》說：北宋熙寧、元祐之間，“三孔”與“蘇軾、蘇轍並以詞章名一世，故黃庭堅有‘二蘇聯壁，三孔分鼎’之語。南渡後，蘇氏之文盛行，孔氏之文皆散佚……”

　　北宋新餘（喻）史學家“三劉”與文學家“三孔”，向來是新餘（喻）

　　人們的驕傲，也曾是臨江軍（府）人的驕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一切都像一江滔滔春水，後浪推前浪向東逝去，當然“三劉”“三孔”也不能例外。雖如此，新餘（喻）、臨江軍（府）人，常以為我國文化事業作出過貢獻的“三劉”“三孔”而自豪，還唱出緬懷先賢、繼往開來的讚歌。施閏章的《臨江雜詩》，就是人們這一心聲的真實寫照：

　　渚鷗沙鷺自雙雙，耆舊風流說此邦。

　　劉孔諸賢俱逝水，至今芳杜繞清江。

　　學術觀點 政治態度

　　“三孔”，北宋“臨江新喻人”（《宋史孔文仲傳》），今屬新餘市渝水區羅坊鎮北崗辦事處孔家村。習振翎評價他們的詩文說：“策論奏疏，皆忠君愛國之心，昂藏骨鯁之氣，溢於言表，其於啟表墓銘，詩賦諸什，扉不舂容大雅，意趣深長。浸浸乎上與秦漢作者頡頏，下與歐（陽修）、曾（鞏）諸人比肩。”（《諸江三孔先生文集序》）

　　“三孔”詩文，“沉雄雅健，正大衝粹”。其學術觀點，重視學問修養，主張文以載道，強調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這在孔武仲的《書儒林傳後》文中便闡明得很清楚：

　　儒者，“非特製筆墨守章句也。蓋不稽古不足以誠心，不誠心不足以治人。故稽古將以誠身，誠身將以治人，本末相權以有立於天下，此先王所以命儒者之意也。三者有不具焉，則為儒者之病，而非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故其理則六經之所明言，其事則百姓之所日用；居閨門而所學者從政，在畎畝而所誌者事君。則儒術之所加者博矣，豈獨善身而外天下國家乎……以為儒者治筆墨守章句而不知先王以此治天下也，豈不悖哉。使後世之人學古者則滅裂於世務，論今者則鹵莽於經術，至有迭為楚越忿起而相攻，而莫自知其所守，亦著書者告之不明之故也……”人才難得，在肯定學問修養，文以載道的同時，也不否定個人天賦和人才的重要性。孔武仲在《書唐憲宗紀後》說：“運萬物製天下莫於才，所以駕禦道德而馳之者也。才大則視天下之廣如狹，視萬物之眾如寡。所以愈有，而施之不窮。並舉唐太宗才大為例說：當隋之末，盜賊聯結滿天下，於是豪傑並起而分王之。太宗躬親行陣之間，四麵攻散，不數年，天下為一，而南麵稱孤矣。今日賊平，而明日興文學之士論六經矣。李勣、尉遲敬德之屬從容宿衛，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之徒任事矣。當是時，近臣亦有以刑罰機權之說於太宗者，終黜其謀，而獨用德以化民。行之未幾何時，而天下富庶，刑罰幾不用矣。其政日就於寬大，其德日趨於高明，此非發於偶然，蓋其胸中所索有也……”

　　“三孔”的文學觀點，是儒家的正統觀點，深受韓愈、歐陽修的影響。

　　《大學》有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韓愈為了反佛辟老，在《原道》中特別強調“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他是以儒家的“有為”反對佛老的“無為”。歐陽修發揮了這種“有為”思想，說要“通其用”，“施於今”（《武成文廟問進士策第一首》），“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答李詡第二書》）。這個文學觀點，大抵同當時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中說：“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乎行之，而不貴乎知之，貴乎有用，而不貴乎無用。”王安石《上人書》中說：“所謂文者，務於有補於世而已矣。”

　　但在政治上，“三孔”，包括司馬光、蘇軾等人在內，都趨於保守，“團團如磨驢，步步踏陳跡”，習慣於沿著前人的腳步走路，而王安石則敢於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政治上堅持革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三孔”與“三劉”中的劉攽一樣，都不同程度地和王安石的政見齟齬不合，以致政治道路坎坷，才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政治路線決定用人路線。政治要沿曆史發展的道路前進，而“三孔”卻埋怨前進的車輪轉得太快了，要拉向後轉，必然要靠邊站，或受到一些委屈，這也就是“三孔”的可悲之處。

　　反對改革不該 恬介直道可取

　　孔文仲，字經父，孔子四十七代裔孫。據《臨江西江孔氏族譜》載：其先祖孔績，孔氏四十世，唐末任吉州推官。因黃巢起義，任滿不複北歸，遂於文德元年（888年）擇西江為居，為西江第一世。文仲自幼好學，性剛直不苟言笑，工辭賦。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舉進士，考官呂夏卿說他“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上報主考官，取為進士第一名會元。初任餘杭尉，恬介自守，不做拉拉扯扯、苞苴奉承一類的事。當時轉運使在杭州，有次召他去商量工作，商量完了，別的官員都去轉運使宅第再登門拜謁，巴結拉扯，唯獨孔文仲，會一結束，就往回家路上跑。有人問他：為何不跟大夥一樣也去轉運使府上走走呢？他答道：我沒有任何事要麻煩轉運使了。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王安石為宰相推行“熙寧變法”，要挑選讚成變法改革的人才。翰林學士範鎮（以後證明，他是個反對變法的保守派）

　　薦舉孔文仲赴考。因為當時朝野對變法有分岐意見，當朝廷內部對此問題展開辯論時，孔文仲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寫了對策九千多字，極力抨擊“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安石大怒，啟奏神宗，禦批：“罷歸故官。”

　　仍歸台州任推官。當時與文仲同氣相求的韓維、陳薦、範鎮等人出來打圓場，一再上章進言，說文仲是個“不識忌諱”的人，說的是直話，講實話是好事，不應該罷黜，否則有損皇上聖明。神宗不聽。當時任淮南轉運使的保守派蘇頌聽了這情況，為文仲抱不平，歎曰：“正是朝廷求賢如饑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耶？言太激而取怨耶？”

　　1085年，神宗駕崩，由他八歲的兒子趙煦即位，是為宋哲宗，年號元祐。

　　因哲宗尚且年幼，便由他祖母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是個保守派，反對變法，她一朝權在手，即廢王安石新法，起用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打擊變法派。正是由於這樣，哲宗即位後，孔文仲被召回朝廷任秘書省校書郎，隨後又擢升諫議大夫。這時，他更不遺餘力地攻擊變法。他借日食（古人以為是不祥之兆）之機，攻擊變法是“邪說亂正道”“小人欺君子”“人臣輕國命”，致有日食出現；又說王安石的青苗、免役法是“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螫留蠹”。他工作也特別起勁，元祐三年（1088年），同知貢舉，他帶病工作，經常是不分天光夜黑地幹。同事見他體弱形瘵，勸他少做點，早點回去休息，或是住進單間，安靜些，排除休息中的幹擾。他婉拒道：

　　“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照常日夜匪懈，於是病日益加重。以後回到家裏，不久便去世了，年僅五十一歲。

　　孔文仲說居官則要盡官責，不能因小病在身就隨便遲到早退馬虎從事，這種思想、精神是可敬的，加上他為人廉慎直道不搞小動作，不使鬼蜮伎倆，又是知天命之年，風華尚茂便與世長辭，故他死後，好些士大夫“哭之皆失聲”。特別是對變法持反對意見的人，對文仲敢於在神宗、王安石麵前橫戈躍馬，公開為自己的觀點衝鋒陷陣的行為表示讚賞的人，其悲慟更別有一截衷腸，如蘇軾便拍著文仲的棺木哭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世風不正，如糯米團子似的人，要圓就圓，要扁就扁，沒有定型，變幻莫測，而對崢嶸有骨、勁直耿介有鋒芒的人，則白眼相加，這當然應該詬病的。但蘇軾是弦外尚有一段惋惜同路人的隱衷。

　　文仲死後，皇上詔令厚恤其家，命其弟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負責料理喪事，將其靈柩從汴京（今開封）南運南康（今星子縣）安葬。文仲著有《孔文仲集》五十卷、《唐書集注》一百三十卷。

　　春風又綠江南岸

　　“掃地可憐花更落，卷簾無奈燕歸來。”新生美好事物總會出現的，它的發展是阻止不了的。王安石自己也這樣自信，他丟了宰相，到金陵，仍吟出“春風又綠江南岸”的詩句以寄托他這種情懷。孔武仲、孔平仲二人同他倆的兄長一樣，就想不到這一點。在政治上一直逆流而動，幾經沉浮，最後還是沉淪了下去，滿腹經綸，為保守的政治思想所淹沒。

　　孔武仲（1042-1097年），字常父，文仲大弟。自幼聰慧好學。嘉祐八年（1063年）登進士甲科第六。初授穀城縣主簿。曆任江州（今江西九江）、信州（今江西上饒）軍事推官，湘潭縣知縣，齊州儒學教授，國子直講。後任國子監司業、集賢院校理時，力論王安石新科舉法取士的弊病，又詆毀王安石關於改革的學說，奏請朝廷改革科舉製度，恢複以詩賦取士，選賢舉能。元祐六年（1091年）七月，以寶文閣待製出任宣州（今安徽宣城）、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紹聖三年（1096年），因朝廷黨派鬥爭激化被免職，定居池州（今安徽貴池縣）。從此，他退居池州（今安徽貴池）閉門讀書著述，或覽勝尋幽，以文會友，詩禮往來，與歐陽修、蘇軾、蘇轍、黃庭堅等人過從甚密，詩詞唱酬，書信不絕。一生著說百餘卷，主要有《書說》十三卷、《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十卷、《金華講義》十三卷、《孔氏奏議》三卷、《芍藥園序》及《孔氏雜說》等。有《館中呈魯直》的詩曰：

　　日出鼇山三丈紅，陳編相對鬢如蓬。

　　朱門請謁無事了，且訪東鄰慢翁。

　　詩名呈魯直，即謂黃庭堅。這詩大概是在“鬢如蓬”的晚年拜訪黃庭堅以後作的。他的詩雄雅質樸，瀟灑自然。試再舉他遊廬山時作的《晚坐三峽橋》

　　詩為例：

　　雨施雷音動十方，檀那奔走到津梁。

　　泉舂石竇千秋白，風掃鬆橋六月涼。

　　潑潑小魚生處樂，濺濺餘瀨靜中忙。

　　塵襟正欲留瀟灑，坐聽清音到夕陽。

　　三峽橋即棲賢橋，位於廬山東麓的棲賢穀中。因穀中多大石，水衝擊奔流其中，聲似雷霆轟鳴，震撼山穀，氣勢可與長江三峽相比擬，故稱三峽橋。該詩描繪他晚坐三峽橋領受的自然風光，特別是泉流的韻味。第七句說“塵襟正欲留瀟灑”，是訴說想讓自己被塵世汙染的襟懷得到解脫，可能是保守思想痛定思痛後的脆弱的嫋嫋餘音。

　　孔武仲著有《詩說》《書說》《論語說》《金華講義》《孔氏雜說》等一百多卷。三孔中以他著述最富。死後葬於池州，享年五十七年。

　　孔平仲（1044-？），字毅父，文仲、武仲之弟。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進士，初授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主簿。熙寧三年（1070年）後，保守派宰相呂公著薦召為集賢校理、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曆任密州（今河南密縣）教授、秘書省校書郎、衢州軍事推官、秘書省著作郎和虔州（今贛州）騎都尉。元祐二年（1087年）戶部侍郎呂公著舉薦升太常博士。

　　宋哲宗紹聖初年（1094年），有人檢舉揭發他與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是同黨，同時又出言不遜，“譏毀先烈”王安石等人，貶謫知衡州（今湖南衡陽市）。

　　不久，提舉董必彈劾他不推行常平法（貯糧備荒），將常平倉米擅作處理，“陷失官米之值六十萬”，擬將他判刑，關進潭州（今湖南長沙市）監獄。平仲上疏申言：處理常平倉米是事實，是因米已貯倉五年，有一半黴壞而不能食了，若不在人民缺食時低價售出，將全部成為廢物。如果這樣做是做得不對，甘願坐罪。哲宗認為他做得有幾分道理，沒有給他處罰，隻是另調韶州（今廣東韻關市）。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因他上書“譏毀先朝政事”，又貶謫為惠州別駕，安置英州（今廣東英德）。神宗第十一子宋徽宗即位後，開始由向太後（神宗皇後）掌管軍國大事。因她是個保守派，孔平仲被起用為朝散大夫，戶部、金部郎中。僅一年，向太後死，徽宗掌握了大權。徽宗打著革新旗號，起用蔡京等“六賊”，定司馬光、文彥博、章惇等一百多人為“元祐奸黨”“元符黨人”。

　　孔平仲又被罷官，貶到兗州（今山東滋陽）主管景靈宮去了，並死在那裏。

　　孔平仲工文辭，又長於史學，著有《續世說》《釋稗》《珩璜新論》《詩戲》等書，合數十卷傳於世。平仲文筆典雅纖麗，茶餘酒後好遊戲賞玩之作，特別是失意之後。茲舉一首五言詩為例：

　　鄙性常山野，龍甘草舍中。

　　鉤簾陰卷柏，障壁坐化風。

　　客士依雲實，流泉架木通。

　　行當歸去矣，已逼白頭翁。

　　這首詩透露了他官場失意、有誌難酬，隻好寄情山水的隱衷，然而已是“白頭翁”了，又興起“行當歸去矣”的應落葉歸根的天涯遊子情懷。說這詩是戲玩之作，是詩中的常山、甘草、卷柏、化風（化紅、雲實、木通、當歸、白頭翁，都是中藥名），且每句中都嵌一藥名，是嵌字藥名詩。這大概是與他家臨近藥都樟樹，熟諳中藥有關。他的《題織錦璿璣圖詩》，也是屬於這一類的作品。詩曰：

　　紅窗小住低聲怨，永夕春寒鬥帳空。

　　中酒落花飛絮亂，晚鶯啼破夢匆匆。

　　這是一首回文詩。所謂回文詩，是說詩中句子，從頭到尾，從尾又到頭，按字回環往複讀去都通。據說，從三國的曹植起，就有這類遊戲之作。孔平仲的這首詩是寫春寒料峭，絮亂花飛時節，有個在窗下織錦的少婦，孤燈隻影，隱隱春思春怨。從第一句到第四句，再從第四句回複到第一句，意思都通。

　　再來賞析幾首孔平仲的詩詞：

　　千秋歲

　　春風湖外，紅杏花初褪。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

　　惆悵人誰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爹爹來密州，再歲得兩子。

　　牙兒秀且厚，鄭鄭已生齒。

　　翁翁尚未見，既見想歡喜。

　　廣孫讀書多，寫字輒兩紙。

　　三三足精神，大安能步履。

　　翁翁雖舊識，伎倆非昔比。

　　何時得團聚，盡使歲拜跪。

　　婆婆到輦下，翁翁在省裏。

　　大婆八十五，寢膳近何似？

　　爹爹與奶奶，無日不思爾。

　　每到時節佳，或對飲食美。

　　一一俱上心，歸期當屈指

　　……

　　昨日又開爐，連日北風起

　　……

　　飲闌卻蕭條，舉目數千裏

　　……

　　寄內

　　試說途中景，方知別後心

　　……

　　行人日暮少，風雪亂山深

　　……

　　霽夜

　　寂曆簾櫳深夜明，睡回清夢戍牆鈴。

　　狂風送雨已何處？淡月籠雲猶未醒。

　　早有秋聲隨墮葉，獨將涼意伴流螢。

　　明朝準擬南軒望，洗出廬山萬丈青。

　　和經父寄張繢二首

　　一

　　解縱梟鴟啄鳳凰，天心似此亦難詳。

　　但知斬馬憑孤劍，豈為摧車避太行！

　　得者折腰猶下列，失之垂翅合南翔。

　　不如長揖塵埃去，同老逍遙物外鄉。

　　二

　　半通官職萬人才，卷蓄經綸未得開。

　　鸞鳳托巢雖枳棘，神仙定籍已蓬萊。

　　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學荊山玉淚哀。

　　倚伏萬端寧有定，塞翁失馬尚歸來。

　　禾熟

　　百裏西風禾黍香，鳴泉落竇穀登場。

　　老牛粗了耕耘債，齧草坡頭臥夕陽。

　　晝眠呈夢錫

　　百忙之際一閑身，更有高眠可詫君。

　　春入四支濃似酒，風吹孤夢亂如雲。

　　諸生弦誦何妨靜？滿席圖書不廢勤。

　　向晚欠伸徐出戶，落花簾外自紛紛。

　　謝舉廉

　　“三孔”的著作到宋朝遷都臨安（今杭州）後皆散佚。南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年），王蓮知臨江，將“三孔”詩文廣為搜集，得文仲文二卷，武仲文十七卷，平仲文二十一卷，共四十一卷，合編為《臨江三孔先生文集》，後收入《四庫全書》。

　　第三節 北宋詩人謝舉廉

　　謝舉廉，字明師。北宋新喻台

　　上人。世家儒業。宋神宗元豐八年

　　（1085年）進士。曾為南康（今九江星子縣）令，有善政。善詩文，尤工於詩，著有《蘭溪集》。

　　謝舉廉與蘇東坡有文字之交。

　　有次，謝舉廉將自己寫的一些詩文

　　寄給東坡指點，並請東坡寫《慧力

　　法雨堂》字一幅（因東坡在臨江慧力寺寫過《金剛經》）。東坡在往臨江的舟中回了他的信，對他的詩文評價很高。信是這樣寫的：“…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接著，對古人行文進行了褒貶：“揚雄好為艱深之辭……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賈生（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然後說到要他寫字的事不能如願以償：“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

　　（《蘇軾與謝明師推官書》）

　　第四節 北宋應天知府何昌言

　　何昌言（1067-1127年），字忠孺，宋代清水洲（村已廢，故址即今硯溪鎮虹橋）人。祖父育，故贈紫光祿大夫。父正彥，授河南左軍巡判官，受贈朝議大夫。昌言自幼奮讀，紹聖四年（1097年）登進士一甲第一名，初授承事部鑒書，大觀四年（1110年），進給事中，充徽猷閣侍製，知應天府。昌言為政清廉，不事權貴。時蔡京專權，上下廣布戚黨，朝廷事無大小以其意獨行，百官稍有冒犯則羅織罪名加害。昌言上疏奏其不端，被逐出應天府，貶知太平州。大觀中期，三省台官屢諫蔡京罪行，趙佶皇帝亦不滿其行為，但僅令其致仕。昌言上奏：“今蔡京罷相，並無事因，依朝廷體例，應通過門下省公布，使四方明白蔡之罪狀。”遂獲依從，上下稱快。政和元年（1111年），蔡京複用，昌言時與其相忤而不獲重用。靖康元年（1126年）因蔡京致仕，昌言方被授工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食邑五百戶。不久，金兵破汴京，徽、欽二帝，太子，王孫宗室和朝廷職官被俘押金都，昌言因藏匿而幸免。建炎元年（1127年），趙構即位，詔令複職，時昌言憤國事成疾，遂呈表以辭，於四月二十七日卒，奉旨歸葬。

　　第五節 南宋知州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號靜春，是新喻荻斜劉式第四子劉立德的元孫，劉敞、劉攽的孫輩。他“甘貧力學，博極書傳”，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中進士。曆任萬安、高安縣丞，宜黃知縣，太常寺主簿，鄂州通判，衡州知州等官。他關心百姓的生產與生活，抵製官場阿諛行賄，反對民間迷信活動，博得百姓好評。他還對封建最高統治者就如何治理國家，如何辨別、使用、管理官吏提出“用人四事”的建議，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見。直到今日，仍然可以從中得到啟迪。

　　用人四條主張

　　劉清之在萬安、宜黃任上的政績，得到南宋大臣周必大、龔茂良的賞識，將他推舉到京城做官。丞相周必大和參知政事龔茂良，在當時說話都很有分量。

　　剛即位不久的宋孝宗趙慎相信他倆的薦舉，便召清之入京師麵試。那時正當奸相秦檜擅權，與金人訂立“紹興和議”，打擊嶽飛等抗戰派，鎮壓洞庭湖地區鍾何昌言劉清之相、楊幺等農民起義。正派朝臣不管事，朝廷人浮於事，政治紊亂，人民水深火熱。之後，當孝宗向清之問到如何治理國家、挽回頹局時，清之首先答曰：

　　民困民驕，大臣退讬，小人苟偷。願陛下廣覽兼聽，並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現在黎民百姓生活異常困苦，有的被逼得起來造反了，政治紊亂，是因為朝廷小人當權，正人屏息不管事的結果。要改變這種局麵，使國家“清明安定”，也是有辦法的，隻要皇上“廣覽兼聽”，善於集中大家智慧，對大政方針定出幾條，提綱挈領，付諸實施，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當然，這樣改弦易轍，做起來也是不容易的，但隻要皇上下決心（“陛下方寸之間”），便能“變而通之”，因“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

　　接著，他又說了“用人四事”，即如何遴選、使用、管理官吏的四條主張：

　　“一曰辨賢否”，就是說要注意辨別官吏的賢愚優劣，是為政的首要一條。他說：“道義之臣”，即思想、道德、品行好的官吏，上等的可以讓他們“當經綸”，籌謀劃策，掌管國家大政，次一等的可以讓他們“為儀刑”，掌管治安法紀等事宜；“功名之士”，即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上等的可以讓他們“臨政”，參與國家大事，次一等的，可以讓他們“立事”，紮紮實實做一番事業。“助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己者，下也”，就是說，專謀一己“富貴利達”的人，不論是官吏還是知識分子，都是屬於“下”等，在使用上就要格外慎重了。

　　“二曰正名實”，就是說要注意明確官吏職守，並製定出具體的考核製度，做到“名實”相符。他說：“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製旨親定，載之命書……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這句話的意思是：今日各官吏職守不明，不是人浮於事、屍位素餐，就是隨心所欲，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插手幹預。因此，皇上應命令史官考究設立各官的本意，指出各官應該負責何事，並紙筆墨載，人人知曉，然後定出具體考核製度，進行檢查。對忠於職守、事情辦得好的獎賞，相反，則予以懲罰。

　　“三曰使才能”，就是說要知人善任，量才錄用。他說：“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即是說，帶兵的必須是懂軍事的武臣，管錢糧的必須是諳熟經濟的能吏。這樣各得其所，各種英雄既有用武之地，也可避免瞎指揮。同時，他還指出：量才錄用各種人才時，不能光論才，既要注重才，也要注重德，“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辦事有才能，又是“忠信不欺之士”（忠於職守又不講假話、不搞陰謀詭計的人），才能把事情辦好。這種人與多數人共事，也不會爭權奪利，鉤心鬥角，又能取長補短，和衷共濟，“皆能效其所能”，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四曰聽換授”，就是說要注意人才調換，注意新陳代謝，選拔人才。他說：對文武官員即使是量才錄用，但也難免有用人不當的地方。對文武官員在使用上有“違其才”的，允許本人自己提出來，並按實際情況加以調整。還要作出一條規定：凡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員，根據德與才兩方麵的標準，每人每年向朝廷推舉一人以備錄用，這些被推舉的人，一旦被錄用，能勝任工作，成績優異，應給予推舉者適當獎勵。

　　以上說的就是劉清之的朝廷用人主張。這四條主張的主旨，一是要辨別賢否，防止奸宄佞幸之徒竊取大權以售其奸，禍國殃民；二是官吏要忠於職守，責任分明，不能在其位不謀其政，敷衍塞責，誤國害民；三是要人盡其才，學用一致，選拔人才，要注意德才兼備；四是要注意調整人才，選拔人才，不斷補充新鮮血液。

　　宋孝宗認為劉清之說的這些意見不錯，將清之調離宜黃，任為太常寺主簿。

　　劉清之是封建社會官僚中的一員，他提出的用人四條主張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如果撇開其階級內容，這四條主張的基本精神，對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心民瘼 抵製諂媚賄賂

　　《宋史劉清之傳》中除記述“用人四事”外，還有關心民瘼，抵製阿諛諂媚、吃喝行賄等值得一提的事。

　　劉清之為萬安縣丞時，恰值大旱。為了解災情，他徒步阡陌，深入民間調查訪問。其時，州裏打算在縣治所在地將常平倉米減價賣出，以解除災民部分痛苦。當征求清之的意見時，這個方案被他基本上否定了，理由是：這樣做，“此惠不過三十裏內耳”，隻是縣治附近三十裏以內的災民能夠得到一些實惠，而外鄉遠民不能來，必然要餓死人，特別是那些老幼患疾之人更難逃命。

　　同時，還會出現另一個問題：遠鄉百姓饑腸轆轆，而有糧的豪富之家，囤積居奇，有糧不肯糶。民以食為天，必須發生“攘奪”搶糧事件。因此，他提出修正意見：在縣治減價賣米的同時，命令各鄉富豪開倉平糶。為使“大家（富家）得錢，細民得米”，不致紊亂，又減輕百姓長途跋涉買糧之苦，將全縣各鄉分為八大塊，每塊由州縣派員前往主持平糶事宜。州裏采納了這個意見。實施結果，解決了很大問題，百姓感激頌揚，並贏得上級的讚賞。

　　以後他到高安為縣丞，同樣以一顆憫農之心，得到百姓的頌聲。其時，發運使史正誌至筠州，欲集中州、縣的畸零賦款上解。高安是筠州的首縣，清之不同意這樣做。他說：“所謂（畸零）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朝廷也有詔令禁止這樣做。現在發運使說要聚集這“贏資”，不知是否是朝廷的意見？如果這樣做，“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會產生許許多多弊端。

　　當時，有個與清之同榜中進士的人在發運使那裏當幕僚。他了解到清之與發運使意見相左後，好意暗中告訴清之說：侍郎（指發運使）說他很了解你，說你勤政愛民，有特殊功績，他將向朝廷推舉你，你的好運來了呀！言下之意，就是要清之不要與發運使唱對台戲，免得影響官運亨通。可是清之不聽，並且說：侍郎提出這個做法，說明他不了解我。如果他要堅持這樣做，我也不敢玷汙他的“知人之鑒”了。

　　通判鄂州。鄂州是大軍駐地，兵籍多弄虛作假，小民遭殃。清之取得州裏上下官員一致同意，並在通判廳以身作則帶頭清理，把這個問題糾正了。鄂俗尚鬼，有病不求藥而崇尚巫術，迷信鬼神，清之則布告勸止。

　　改知衡州。原來衡州官場的風氣很壞。他們迎合上來使者，來時，大擺筵席大吃大喝，走時，又行賄送禮。清之了解到這種情況後，深有感觸地說：

　　設官是為利民而不是害民，與其讓他們來吃喝害民，倒不如不要這些官員更好（原話是“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又說：作為下級官員迎合上級官員的這種為非作歹的旨意，也是不應該的。下級官員敬事上級的，就是忠於職守，問心無愧忠心耿耿地為黎民百姓辦事。豈能千方百計來苞苴奉承，用“酒食貨財”來滿足貪婪者的私欲呢？因而他到衡州後，抵製這種做法。

　　衡州還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的惡習，每年需要七八萬緡（緡即貫，每貫錢一千），這對百姓是一個很重的額外負擔。然而清之說，這個錢“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且壞家夥乘機渾水摸魚，大撈一把。因而建議朝廷，取消這種苛捐雜稅。

　　清之在衡州時，還針對農工商賈的不良習俗，作《諭民書》一篇，勸民“勤力務本”，“謹身節用”。又針對世風不振，親自到學校去講課，講“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的道理，並“具酒肴以宴諸生，相與輸情論學”。因之，來學者日眾，“則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

　　清之剛到衡州之時，“兵無糧，官無俸，上供奉使無可備”。因他在那裏采取了“董常賦，緩雜征”“治頑梗，扼吏奸”“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等措施，“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

　　盡管劉清之在封建官僚中是不錯的一個，但古人說，世間有“逐臭之夫”，也有“嗜痂成癖”之人，你認為做得不錯的，他認為是壞的，你認為是壞的，他又認為是頂呱呱的。因而就在衡州任上，劉清之被罷官了。什麽原因？《宋史劉清之傳》中說：“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台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台雲觀。”立傳者的立場是明確的，清之論罷，是“誣”告。為何被誣告？是因“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遂串通狼狽為奸而又大權在握的“台臣”，把他論罷了。這“部使者”是誰呢？是前麵說的發運使史正誌，還是清之在衡州時反對賄賂，不同意宴請饋贈，得罪了上頭來的某個使者？《鶴林玉露》還記有這樣一件事：

　　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者趙民則嚐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惶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襆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複呼？

　　是否這個作威作福、要以紫衫戎服臨官的“憲使者趙民則”從中作祟呢？

　　不論是誰，總之是“誣”告，是個冤案。因此，清之死後，朱熹在《祭太常寺主簿子澄》文中評價了清之一生後，憤懣地揭穿了“賢者少，不賢者多”的齷齪的封建官場，和“子澄之得譽而蒙蔽眾”的豺狼當道的現實。他說清之：

　　以樂易之資，躬純篤之行，立誌高雅，信道彌堅。處家庭則孝悌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閑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眾人之所不樂；從宦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眾人之所不憂……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

　　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汙昭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榮譽寡而蒙蔽眾，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誌投地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同治新餘縣誌》）

　　清之罷官以後，回到老家築槐蔭精舍，著書立說，接待來學的人。宋光宗趙促惇即位後，尤袤（南宋詩人，與陸遊、楊萬裏、範成大並稱“南宋四家”）、鄭僑（進士，後衛參知政事）、胡晉臣（進士，侍禦史）、羅點（進士，兵部尚書）力薦清之，起知袁州。然而清之病倒了，雖有病不能上任，他還寫信給袁州的官員談論國事。有學生去看他，仍孜孜不倦，談論經史，但談到宋王朝的政治日益腐敗等情況，則長籲歎息。病稍好些，寫信給向浯（臨江人，掛冠歸隱者）、彭龜年（清江人，進士，朱熹、張栻學生，時為秘書郎）

　　告別，賦二詩告別朱熹與楊萬裏。並告誡二子，他的喪事一切以節儉為宜。臨終前，周泌大來看望他，問他說：“子澄其澄慮？”（意思是問子澄還有不有希望他為代為澄清的心事）清之氣息奄奄，用微弱的聲音中吐出四個字：

　　“無……慮……可……澄。”說完，閉目長逝。

　　劉清之中進士後，原想再應博學宏詞科，向博學能文的方向繼續深造。但見到理學家朱熹後，改變了主意，轉攻義理之學，最後成了朱熹的高徒。南宋學者呂祖謙（字伯恭，學者稱東萊先生）、張栻（理學家，學者稱南軒先生）

　　與清之神交心契，汪應辰（南宋學者，今江西玉山人，學者稱玉山先生），李燾（南宋史學家，著有《續資治通鑒長編》）亦敬慕之。

　　劉清之一生著述很多，計有《曾子內外雜篇》《農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續說苑》《子澄集》等，有的書收入了《四庫全書》。

　　第六節 南宋皇室侍講章穎

　　章穎字茂獻，號雲山。南宋新喻萬全（今姚圩萬全）人，後徙居城東。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進士。孝宗即位，曾下詔全國征求治國安邦建議，章穎寫了一萬多字的意見書寄去。禮部審定的結果，章穎寫的名列第一。孝宗看了之後，說他的文章與陸贄的相似。陸贄，唐德宗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此人清廉正直，在朝論諫，言皆剴切。朝中大事，德宗多請他參與裁決。他的奏議為後世所宗，視為典範楷模。孝宗說章穎文章似陸贄，可能是章穎的上書寫得誠實剴切的緣故。

　　《宋史章穎傳》載：章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他言行端正直道，講究清廉節操，不管是幸運還是偃蹇倒黴，都清言喋喋，本性不移，這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