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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短暫求學，仕途無望歸故鄉
天鳳元年（14年），鄧禹、劉秀到了長安，投書國師公劉歆，順利地進了太學。太學生的履曆很簡單，要麽是當朝廷臣的子弟，要麽是由郡縣推薦來的官宦子弟。在太學裏讀幾年書，出去便可以做官。
當時，凡天下有益的經書都匯集於太學，太學不僅經典極多，而且課業也五花八門，每一門都有名師主講，什麽《詩》、《書》、《禮》、《樂》，什麽天文圖讖等，其中尤以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最受歡迎，稱為顯學。劉秀拜中大夫許子威為師，習學《尚書》；鄧禹拜博士江翁為師，習學《詩經》。在太學裏，劉秀又結識了鑽研讖諱之學的強華，鑽研《春秋左傳》的嚴光，四人同住一舍，很是投合。
在太學中，除了按時聽經師授課外，其餘的時間為業餘。太學生的業餘生活非常豐富，可以投壺、格裏、六博、蹴鞠，也可以弈棋、書畫。在這些場所裏，幾乎看不到鄧禹、劉秀的身影。他們聽課、訪師、作文，常常忙得錯過飯時。
稍有閑暇，鄧禹和劉秀喜歡在綠蔭掩映的學宮庭院中散步。庭院深深，花木錯落有致，林間錯落著象征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人的神態各異的石頭獅子。在這裏散步，思考問題，思路格外敏捷。一天午後，劉秀、鄧禹、強華、嚴光四人相伴，遍觀京都長安。
漢高祖創業，定都長安。長安經過惠、文、景、武、昭、宣、元、成等八帝的修建，規模巨大，建築宏偉。僅就長安街而言，本已十分寬闊，可以同時跑馬、跑車。王莽為了表示功勞高過漢朝諸位皇帝，依照《周禮》，改始建國年號為天鳳，重新修治長安街，使得長安街更加寬闊，中間是新朝皇帝出行的禦道，兩旁是四季常青的樹木，長得繁茂挺拔。四人走著看著，忽被執戈的衛士驅逐到一側。執金吾端坐馬上，由羽林郎簇擁著，威風凜凜地巡視著京師的社會治安。劉秀目送著漸去漸遠的執金吾儀仗，脫口道：“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陰麗華是南陽新野的一位有名的美慧女子，劉秀對她暗生豔羨之心，故有此言。鄧禹等同伴聽了劉秀之言，都哈哈直樂。從劉秀之言可以看出，他當時並沒有後來的那種宏大誌向和氣魄，也沒有反叛之心，倒希望在新莽政權中入仕為官。
王莽纂漢建立新朝以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王莽的“托古改製”違反了經濟規律，給社會經濟造成極大混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加上連年災荒，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天下大亂，仕途無望，鄧禹回到了家鄉，劉秀也自長安返歸故裏——南陽郡。
那時候，“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南陽也鬧著嚴重的旱災，人們的生活麵臨極大的威脅。在此情況下，許多豪家的賓客在外麵幹起了強盜的勾當。一次，劉秀哥哥劉縯的賓客“劫人”，受到官府的通緝。事情牽連到了劉秀，不得已，他隻好跑到新野姐夫鄧晨家躲風，史稱“避吏新野”。新野這地方劉秀經常來，可算得人地兩熟。不過總待在姐夫家裏也不是事，所以他便往來於新野和宛城之間，做點販賣糧食的生意。
曾有一次，劉秀、劉縯兄弟和鄧晨一塊兒來到宛城，同穰（今河南鄧縣）人蔡少公等宴飲閑談。“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座間有人應聲問道：“是國師公劉秀乎？”原來這裏所說的“國師公劉秀”指的是劉歆。他是西漢著名學者劉向的兒子，也是位飽學之士，雖係皇族，但卻為王莽心腹，官拜新莽國師，總攬朝廷的文化意識方麵的事務。由於圖讖裏麵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所以劉歆於建平元年（前6年）改名劉秀。發問的那人顯然知道這件事而明知故問。不料劉秀卻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反詰說：“何用知非仆邪？”意思是講，你們怎麽知道圖讖裏的劉秀不是說我呢？滿座的人都大笑起來，以為劉秀這個黃毛小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敢想當天子！但鄧晨心裏卻感到特別高興，認為自己的小舅子誌向不凡，將來必成大事。他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一次鄧晨和劉秀共同乘車外出，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沒有下車回避，使者見狀大怒，對二人惡語相加。當時劉秀自稱江夏卒吏，鄧晨則更名稱作侯家丞。使者認為他倆的身份有詐，便要帶二人到前麵不遠處的亭部驗證，打算治其不實之罪。正在緊張之際，剛巧來了新野宰潘叔，經他向使者求情，二人總算免去一場禍事。這件事給鄧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感到隻要和劉秀在一起，即或遇到天大的事，似乎也能逢凶化吉。
劉秀住在鄧家，鄧晨的心裏老惦記著那次與蔡少公等人宴語中劉秀說的那句話，希望此言能早日變為現實。可他看劉秀好像沒事的人一樣，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販穀生意。一次，鄧晨實在憋不住了，便衝著劉秀把自己的看法和盤托出：
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
其意是說，現今王莽倒行逆施，殘暴橫虐，竟然違背隻有秋冬才能行刑殺人的祖宗成規，在盛夏季節便大開殺戒，這是老天爺滅亡他的時候到了。過去我們在宛城蔡少公那裏聚會時所談的讖言劉秀當為天子，難道不該獨自應驗在你的身上嗎？
鄧晨本想借此一席慷慨陳詞，激起劉秀的熱烈反響。不料劉秀隻是對著鄧晨一笑，卻未作回答。
這並不是劉秀胸無大誌，而是他認為時機未到，在耐心地等待機會。不久，機會就來了。
王莽代漢，不管人們如何加以貶斥，其獲得了成功，總歸是事實，然而他的改製，不論人們如何為之辯解，其遭到徹底的失敗，同樣也是事實。曆史是最無情的，它不會像自然科學試驗那樣，給你以失敗了再重來的機會。就在王莽改製的陣陣失敗聲中，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新”朝，也迅速走向滅亡。而奮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軍，正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改製之苦最深重的農民大眾。
天鳳四年（17年），就在王莽“複明六莞之令”，“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莞”，試圖把他的不成功的改製繼續堅持下去之際，直接發端於農民階級的反新莽武裝鬥爭便拉開了帷幕。這之中，起事最早者為瓜田儀、呂母及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軍。
有關瓜田儀的情況，文獻記載十分簡略：“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這裏的“盜賊”是統治者對造反民眾的誣蔑之辭。西漢臨準郡，其地在今蘇北洪澤湖一帶，郡治徐縣位於今江蘇泗洪南。古代注家認為瓜田儀“姓瓜田，名儀”。從此人以“瓜田”為姓，不難推知其非上層人物。會稽郡包括今蘇南、浙江及福建一帶；據顏師古注：“長州，即枚乘所雲長州之苑。”如果把上述聯係起來，大體可以看出，瓜田儀這支農民義軍自臨淮起事後便南向發展，在會稽的長州之苑與新莽政權抗爭。
呂母的文獻記載，相對要多一些，不少地方還頗具故事情節。天鳳元年（14年），琅邪郡海曲縣（今山東日照西）有一被稱作呂母的人，她的兒子育任職縣吏，犯了小罪，結果被縣宰殺掉。呂母十分怨恨縣宰，於是秘密聚集賓客，一心謀劃要為兒子報仇。呂母家一向較富有，“貲產數百萬”她大量釀造醇酒，購買刀劍衣服。凡青壯少年來買酒的，都賒賬給他；對於那些看起來貧窮有困難的立即借給衣裳，從來也不問多少。數年之後，呂母財用稍盡，那些領受過她好處的少年紛紛還賬給她。呂母滿麵泣淚說道：“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們認為呂母的意向非常偉壯，平常又都受過她的恩惠，所以便一致許諾。其中賓客徐次子等勇士還自號“猛虎”。這樣一下子就相聚了數百人，他們與呂母一塊兒招合那些準備造反的人眾，很快隊伍便擴大至數千人。呂母自稱“將軍”，率兵還攻海曲，破城後活捉了縣宰。當時縣中諸吏，紛紛叩頭為縣宰求情。呂母拒絕道：“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於是斬殺了縣宰，並用其首級在自己兒子的墳墓上舉行了祭祀典禮。事後，呂母帶著她的人馬，又回到了海中。
如果說以上的兩支武裝力量的農民起義性質，或多或少還需要加以分辨的話，那麽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軍，其農民起義的色彩則是不需任何分辨即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後漢書·劉玄傳》載，王莽末年，南方鬧饑荒，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跑到野澤中，采掘野生植物充饑，人多性雜，不免發生衝突。在此過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東北）人王匡、王鳳為大家評理爭訟，享有很高的威信，遂被推舉為首領，拉起了一支數百人的起義隊伍。於是原本準備造反的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來加盟，他們共同攻打四周的鄉聚，平時藏身於綠林山中，數月之間，便發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年），荊州牧調集大軍2萬人進剿義軍。王匡等率眾迎戰於雲杜（今湖北京山），結果大破官兵，殺敵數千人，盡獲其輜重，並進而攻克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接著義軍轉擊雲杜、安陸（今湖北雲夢），多所收獲，然後還入綠林山中。這時義軍增至5萬餘眾，新莽地方政權對其已經無可奈何。
與王匡等同時起義的還有南郡（江陵，今屬湖北）的張霸、江夏（西陵，今湖北新洲西）的羊牧等，他們各擁眾萬人左右。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義軍（統治者認為是所謂“盜賊”），使者回來報告說：“盜賊解輒複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固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王莽聞言大怒，立即把這位匯報者免官。使者中的一些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人，則順著王莽的心思大講“民驕黠當誅”，或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王莽聽了便非常高興，立刻就給這些人升了官。
從上述可知，綠林軍起義是地地道道的一群饑民造反。他們棲身的綠林山，位於今湖北宜城東南。其被稱為綠林軍，係以山為名。
史載，就在前述呂母起義後不久，接著又發生了赤眉軍起義。其首領樊崇，字細君，也是琅邪郡人，最初起兵於家鄉莒縣（今屬山東），有眾百餘人，後轉入太山，自號三老。當時青州、徐州一帶大鬧饑荒，老百姓被迫鋌而走險，紛紛起來造反。大夥兒認為樊崇勇猛善戰，都歸附於他，一年的工夫，義軍就發展到萬餘人。樊崇同郡東莞（今山東沂水）人逢安（字少子），東海郡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徐宣（字驕稚）、謝祿（字子奇），以及同郡的楊音，亦各自起兵，合計總兵力達數萬人，他們也都歸從了樊崇。義軍進攻莒縣，沒有攻下，轉而北至姑幕（今山東安丘南），同王莽的探湯侯田況進行了一場惡戰，大獲全勝，殺敵萬餘人。這樣，義軍便北入轉戰青州地區。其後義軍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起初，樊崇等因為困窮而造反，並沒有什麽攻城略地的計劃。當隊伍發展壯大後，才製定了“殺人者死，傷人者賞創”的規矩。他們“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泛相稱曰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前往鎮壓。樊崇等積極迎戰，為了防止自己弟兄與王莽兵混淆，義軍“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雙方交戰的結果，赤眉軍殺敵萬餘，大獲全勝，直追擊至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廉丹戰死，王匡逃走。樊崇又率義軍十餘萬，回師包圍了莒縣，達數月之久。有人勸說樊崇道：“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於是義軍解圍而去，這時呂母病死，其部眾分別並入赤眉、青犢、銅馬義軍之中。此後赤眉軍轉戰東海郡一帶，在同王莽沂平大尹的戰鬥中失利，死亡數千人。義軍隻好退去，經楚、沛、汝南、潁川等地，還入陳留郡，接著攻克魯城（今山東曲阜），複轉至濮陽（今河南濮陽南）。
赤眉軍的領袖樊崇與呂母同為琅琊郡人。漢代琅琊在今山東東南沿海一帶，郡治東武即令諸城。這裏民眾的反抗鬥爭，由於呂母已開其端，故而具有一定的基礎。從赤眉軍的組織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支軍隊依舊保持著農民樸素的本色。出於鬥爭的需要，他們製定了雖然簡單原始但卻相當實用的紀律，而他們“皆朱其眉”以與敵人相區別的做法，應該說是農民階級的一項創造。
新莽末年，不堪忍受王莽折磨的廣大農民群眾，普遍自發起來進行反抗鬥爭。這之中，綠林軍與赤眉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希望的兩支武裝力量。
其實，在農民階級起來反抗新莽政權之前，以反對王莽篡漢相號召的武裝反莽鬥爭幾乎就沒有間斷過。
王莽居攝元年（6年），安眾侯劉崇與其相張紹謀劃，認為：“安漢公專製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於是率眾百餘人進攻宛城（今河南南陽），盡管很快就失敗了，但卻打響了武裝反莽的第一槍。
翌年，東郡太守翟義利用都試兵馬的機會，發動了反王莽的武裝起義。翟義擁立嚴多侯劉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傳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的醜惡嘴臉，號召“共行天罰誅莽”。很快，反莽軍擁眾十餘萬人，聲勢頗為浩大。如果說劉崇率百餘人攻宛，雖令王莽大吃一驚卻有驚無險的話，那麽這次翟義的起事著實讓王莽深感危機的嚴重性。他“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一方麵急調大軍予以鎮壓，另一方麵則仿照《尚書·大誥》作了一道策文頒行天下，“諭以攝位當反（返）政孺子之意”。
三輔地岡聽說翟義起事，槐裏（今陝西興平東南）男子趙明、霍鴻立即響應。一時間，東起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西至汧縣（今陝西隴縣），共有23個縣的人幾乎是同時並起。趙、霍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聚眾達十餘萬人。他們乘長安空虛直逼京師，“火見未央宮前殿”。當時，長安城中風聲鶴唳，一片混亂。
是年冬末，翟義軍失敗。轉年春天，趙明與霍鴻也戰敗身亡。王莽眼看著渡過了危機，頗為得意。除了對叛逆首領施行掘祖墳、誅種嗣、滅三族的嚴懲之外，又下令把所有參與起事的三輔吏民的屍體，分別堆放在濮陽（今河南濮陽南）、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圉（今河南杞縣南）、槐裏（今陝西周至東）等五地的通衙大道旁，以威嚇天下。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朝中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試圖密謀劫持王莽、擁立楚王劉行為帝的事件。此事雖因計劃不周，被扼殺於未萌之中，但卻表明人們並未被王莽的高壓政策所嚇倒。
王莽即位之後，武力反莽的鬥爭依然沒有停止。就在新朝建立當年的初夏，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從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劉快率眾進攻即墨（今山東平度東），還很有些聲勢。這年冬天，真定的劉都等又密謀舉兵反莽未遂。由於接二連三發生此類反叛的事件，結果搞得新莽政治上極不穩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借題發揮。如當時長安城裏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於大道之中，呼喊什麽“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之類。始建國二年（10年）十一月，新莽立國將軍孫建奏言中所陳述的兩件事，更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形，其一是轉呈西域將但欽上報的一則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上，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其二為孫建本人的親身經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複，趣空宮！’收係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講的一起邊防軍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師人冒充漢帝兒子的詐騙案，充分說明當時反莽的情緒十分高漲，反莽的活動已經蔓延得相當廣泛。盡管它和以後的綠林、赤眉這類農民起義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但在反對新莽這一點上還是有其共同目標的。
這裏應當看到的是，上述頻繁的武裝反莽鬥爭基本都是由劉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層人物發動的。像首舉武裝反莽義旗的劉崇，乃長沙定王的後裔，與劉秀是同宗。再如反莽聲勢、影響最大的翟義，係成帝朝名相翟方進的兒子。他們反莽主要出於一種政治目的。特別是劉氏皇族，由於王莽代漢對他們的打擊最為沉重，故而他們也就必然成為反莽的急先鋒。當然，問題也不是那麽絕對。劉氏宗族中亦不乏擁護王莽的，有人甚至還充當了王莽陣營中的核心人物。像前麵所講的改名為劉秀的劉歆便是一個例子。還有兄弟倆一個為漢一個為莽的。前述之徐鄉侯劉快，係膠東恭王子，其兄劉殷為漢膠東王，新朝稱扶崇公。將要起兵反莽之時，便向殷所在的膠東國都即墨城進攻。殷則站在新莽的立場上，緊閉城門堅決抵抗，並“自係獄”以表白忠心。王莽對劉殷的做法，大加讚賞，誇他“知天命”，不僅沒有加罪，相反倒給予重賞：“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裏。”這類的實例雖屬個別，但也足以說明社會現象的複雜性。
在上述社會大背景下生活著的具有劉漢皇族血統的劉秀，對於劉、王兩姓的政治消長，先天地便具有特殊的興趣；對於時局的發展變化，也必然地要給予一種特別的關注。劉秀自長安返鄉後，即避吏新野，並經常來往於新野與宛城之間，做販賣糧食的生意。表麵看起來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甚至當姐夫鄧晨用話激他促其表態時也隻是笑而不答。實際上，他心裏什麽都明白，不過沒有外露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還需要繼續尋找一種合適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然而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李通的人以圖讖前來遊說劉秀。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家裏世代經營工商業致富，為當地的大姓。其父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即使在家裏也和在官府一樣。他起初跟隨劉歆，喜好天文曆法讖記，後官拜新莽宗卿師。因為父親這層關係，李通也做了五威將軍從事，不久又外放為巫縣（今重慶巫山北）縣丞，以能幹而有名。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紛紛造反，李通經常聽父親講圖讖所說的“劉氏複興，李氏為輔”這句話，便把它牢牢記在心裏，希望有朝一日變為現實。由於家境富裕，雄踞地方之首，所以他對於做那麽一個小小的縣丞並不感興趣，於是就自求免職回到家鄉。
當時，由綠林農民軍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正向四周擴展，南陽亦屢有騷動。麵對這樣的局勢，李通的從弟、“素好事”的李軼提議說：“令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伯升是劉縯的字）兄弟可與謀大事。”李通聽後，笑著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說，這也正是我的想法。剛好這時劉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帶，李通得知此訊後，立即讓李軼去請劉秀。
劉秀也早就耳聞李通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君子，十分傾慕。照理說雙方相見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由於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幹擾，卻使劉秀處於既想相見又不願相見的尷尬境地。原來李通有個同母弟申徒臣，會醫術，也有點小名氣。一次，劉秀的哥哥劉去請他，不料他卻百般刁難。劉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然將對方殺了。劉秀心裏總惦記著這件事，擔心李通伺機報複，所以便把前來相請的李軼拒之門外。誰知李軼這人還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請。無奈之下，劉秀隻得勉強與之相見。李向劉轉達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劉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會李通並相互交結的意願。這樣一來，雙方算是有了初步的溝通。不過劉秀的心裏總感到不太踏實，於是便買了把刀藏在懷裏作為防備措施。
劉秀應邀如期來到李通家，李非常高興，連忙迎上去緊緊握住劉的手，不想藏在懷裏的刀卻露了出來。李見狀即對劉說：“一何武也！”意謂多麽好武呀！劉秀很不好意思地搪塞道：“蒼卒時以備不虞耳！”“蒼卒”即“倉猝”之意，也就是說遇到突發事件以備不測。如此一個開場，反而把雙方原有的距離大大縮短了。彼此交談之後，二人都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共語移日，握手極歡”。李通乘勢把“劉氏複興，李氏為輔”的讖文講了出來。言下之意是說，複興的劉氏就應驗在你劉秀身上，而為輔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初聽之後，劉秀顯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樣子，不敢以自己去比附讖文裏的劉氏。當時李通的父親李守在長安，劉秀遂用試探的口氣問李通道：“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也就是問對於宗卿師應該怎麽辦。李通回答說：“已自有度矣。”這裏的“度”是“計度”的意思。緊接著李通把他的打算與安排向劉秀作了詳細的介紹。
劉秀既然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圖，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約結，定謀議”。他們計劃仿效當年翟義利用都試起兵反莽的做法，約定在立秋都試騎士那天，劫持前隊大夫（即南陽太守）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發動反莽的武裝起義。根據這一計劃，劉秀與李軼立即動身回舂陵，在那裏組織人馬，“舉兵以相應”；同時，李通派遣“從兄子”李季趕赴長安，將此計劃向父親李守匯報。就這樣，又一場武裝反莽的鬥爭，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以往劉秀對於反莽之事始終不露聲色，甚至姐夫鄧晨逼問他時也隻是笑而不答，為什麽與李通僅僅相見一麵，便相互約結了起兵反莽這等冒殺頭風險的大事？這裏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讖文所起重要作用，卻最不容忽視。
所謂的“讖”，即預言。古人喜歡作預言，也最肯信預言。據說有一種預言，是上帝傳給人們的便稱作“讖”。《史記·趙世家》記載，一次趙簡子患病，五日不省人事，名醫扁鵲診視後說：“過去秦穆公也曾如此，不省人事七日才醒過來。”蘇醒之後，穆公告訴公孫支和子輿說：“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有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把這些話記下藏起來，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秦讖”。日後晉獻公之亂，晉文公之霸，以及晉襄公敗秦師於崤，歸國後放縱淫樂，便應驗了穆公所聽到的這些話。現在主君的病與當年秦穆公的病完全相同，不出三日病必定會好，那時他也必定會有話要講。扁鵲說罷這話後兩天半，趙簡子果然醒了過來，他說：“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範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餘思虞舜之動，適餘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臣下把這些話記錄藏起來，當然就成為所謂的“趙讖”了。後來趙簡子滅晉世卿範氏和中行氏，應驗了夢中射死一熊一羆之事；他的兒子襄子滅代國，則應驗了賜翟犬的夢兆。上述“帝”告訴給秦穆公和趙簡子的變相隱語，就是讖。此外，還有一種和讖的含義差不多，但較晚出的“緯”。原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大盛，許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圖附會儒家經典，從而產生了許多解經的著作，便叫作緯。此類緯書和讖一樣，都是變相的隱語，可由人做出各式各樣的解釋。人們一般把讖與緯連稱作“讖緯”。由於讖緯一類書籍，有圖有書有讖有緯，故其名稱多種多樣，或曰“圖書”，或曰“圖讖”，或曰“讖記”，或曰“緯書”；又由於《尚書緯》中有數十種名為《中候》，故又稱作“緯候”。
據前引《趙世家》，秦讖最早出現於秦穆公時。及秦代，讖一類的預言已經很常見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燕方士盧生入海求神仙，盧生歸來後，“以鬼神事，因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進圖書便是讖。公元前211年，有使者從關東來，晚上經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把此事奏上，經查考，那塊璧竟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時沉在江裏的。此處的“今年祖龍死”，同樣也是讖言。後來，人們把“亡秦者胡也”的“胡”，同二世胡亥聯係起來，把“祖龍死”同秦始皇病死沙丘（今河北平鄉）相聯係，以證明讖言的應驗。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自然是不足為信的，那些披著神秘外衣出現的讖言，實際上正是各種反秦力量所搞的反抗活動的反映。不過，時人普遍相信這種東西，所以它也就成為當時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像陳勝、吳廣發動農民起義，也需要在魚腹中塞進書有“陳勝王”的帛書，顯示讖言效應，以樹立陳勝在起義群眾中的領導地位。
西漢初，讖仍然流行。賈誼雲“發書占之，讖言其度”，便是其例證。武帝時，董仲舒把儒學陰陽五行化，構成係統的理論，為讖緯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觀條件。武帝之後，隨著西漢各種社會矛盾的加劇，讖緯較前又有了更為顯著的發展。昭帝時，泰山下的一塊臥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亦忽然重生，眭弘就說這意味著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成帝時，齊人甘忠可稱上帝派赤精子下凡，傳給他一部《包元太平經》，供給漢室再受命之用。這部書，時人即稱為“讖書”。特別是西漢末年，王莽出於篡漢奪權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讖緯製造輿論，遂使讖緯大肆泛濫。
生活在如此大環境下的劉秀，自然不能不受時代的影響，篤信讖緯，而且還是真心實意的。前麵說到劉秀等同蔡少公宴飲閑談，少公講“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言而有人認為是指國師公劉秀（劉歆）後，劉秀當即反詰“何用知非仆邪”的細節。這表明蔡少公所講的讖言確實已經使劉秀動了心，不過兩個劉秀並存的現實卻使他不能不繼續尋求精神力量，來支持自己走上新的征程。而李通所講的讖文，正符合了劉秀的這一要求，所以二者方能一拍即合。
就這樣，劉秀走上了從太學生到起兵反叛者的道路。而此時，鄧禹則還在南陽的家中，苦苦等待著時機。
當時，凡天下有益的經書都匯集於太學，太學不僅經典極多，而且課業也五花八門，每一門都有名師主講，什麽《詩》、《書》、《禮》、《樂》，什麽天文圖讖等，其中尤以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最受歡迎，稱為顯學。劉秀拜中大夫許子威為師，習學《尚書》；鄧禹拜博士江翁為師，習學《詩經》。在太學裏，劉秀又結識了鑽研讖諱之學的強華，鑽研《春秋左傳》的嚴光，四人同住一舍，很是投合。
在太學中，除了按時聽經師授課外，其餘的時間為業餘。太學生的業餘生活非常豐富，可以投壺、格裏、六博、蹴鞠，也可以弈棋、書畫。在這些場所裏，幾乎看不到鄧禹、劉秀的身影。他們聽課、訪師、作文，常常忙得錯過飯時。
稍有閑暇，鄧禹和劉秀喜歡在綠蔭掩映的學宮庭院中散步。庭院深深，花木錯落有致，林間錯落著象征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人的神態各異的石頭獅子。在這裏散步，思考問題，思路格外敏捷。一天午後，劉秀、鄧禹、強華、嚴光四人相伴，遍觀京都長安。
漢高祖創業，定都長安。長安經過惠、文、景、武、昭、宣、元、成等八帝的修建，規模巨大，建築宏偉。僅就長安街而言，本已十分寬闊，可以同時跑馬、跑車。王莽為了表示功勞高過漢朝諸位皇帝，依照《周禮》，改始建國年號為天鳳，重新修治長安街，使得長安街更加寬闊，中間是新朝皇帝出行的禦道，兩旁是四季常青的樹木，長得繁茂挺拔。四人走著看著，忽被執戈的衛士驅逐到一側。執金吾端坐馬上，由羽林郎簇擁著，威風凜凜地巡視著京師的社會治安。劉秀目送著漸去漸遠的執金吾儀仗，脫口道：“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陰麗華是南陽新野的一位有名的美慧女子，劉秀對她暗生豔羨之心，故有此言。鄧禹等同伴聽了劉秀之言，都哈哈直樂。從劉秀之言可以看出，他當時並沒有後來的那種宏大誌向和氣魄，也沒有反叛之心，倒希望在新莽政權中入仕為官。
王莽纂漢建立新朝以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王莽的“托古改製”違反了經濟規律，給社會經濟造成極大混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加上連年災荒，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天下大亂，仕途無望，鄧禹回到了家鄉，劉秀也自長安返歸故裏——南陽郡。
那時候，“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南陽也鬧著嚴重的旱災，人們的生活麵臨極大的威脅。在此情況下，許多豪家的賓客在外麵幹起了強盜的勾當。一次，劉秀哥哥劉縯的賓客“劫人”，受到官府的通緝。事情牽連到了劉秀，不得已，他隻好跑到新野姐夫鄧晨家躲風，史稱“避吏新野”。新野這地方劉秀經常來，可算得人地兩熟。不過總待在姐夫家裏也不是事，所以他便往來於新野和宛城之間，做點販賣糧食的生意。
曾有一次，劉秀、劉縯兄弟和鄧晨一塊兒來到宛城，同穰（今河南鄧縣）人蔡少公等宴飲閑談。“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座間有人應聲問道：“是國師公劉秀乎？”原來這裏所說的“國師公劉秀”指的是劉歆。他是西漢著名學者劉向的兒子，也是位飽學之士，雖係皇族，但卻為王莽心腹，官拜新莽國師，總攬朝廷的文化意識方麵的事務。由於圖讖裏麵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所以劉歆於建平元年（前6年）改名劉秀。發問的那人顯然知道這件事而明知故問。不料劉秀卻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反詰說：“何用知非仆邪？”意思是講，你們怎麽知道圖讖裏的劉秀不是說我呢？滿座的人都大笑起來，以為劉秀這個黃毛小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敢想當天子！但鄧晨心裏卻感到特別高興，認為自己的小舅子誌向不凡，將來必成大事。他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一次鄧晨和劉秀共同乘車外出，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沒有下車回避，使者見狀大怒，對二人惡語相加。當時劉秀自稱江夏卒吏，鄧晨則更名稱作侯家丞。使者認為他倆的身份有詐，便要帶二人到前麵不遠處的亭部驗證，打算治其不實之罪。正在緊張之際，剛巧來了新野宰潘叔，經他向使者求情，二人總算免去一場禍事。這件事給鄧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感到隻要和劉秀在一起，即或遇到天大的事，似乎也能逢凶化吉。
劉秀住在鄧家，鄧晨的心裏老惦記著那次與蔡少公等人宴語中劉秀說的那句話，希望此言能早日變為現實。可他看劉秀好像沒事的人一樣，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販穀生意。一次，鄧晨實在憋不住了，便衝著劉秀把自己的看法和盤托出：
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
其意是說，現今王莽倒行逆施，殘暴橫虐，竟然違背隻有秋冬才能行刑殺人的祖宗成規，在盛夏季節便大開殺戒，這是老天爺滅亡他的時候到了。過去我們在宛城蔡少公那裏聚會時所談的讖言劉秀當為天子，難道不該獨自應驗在你的身上嗎？
鄧晨本想借此一席慷慨陳詞，激起劉秀的熱烈反響。不料劉秀隻是對著鄧晨一笑，卻未作回答。
這並不是劉秀胸無大誌，而是他認為時機未到，在耐心地等待機會。不久，機會就來了。
王莽代漢，不管人們如何加以貶斥，其獲得了成功，總歸是事實，然而他的改製，不論人們如何為之辯解，其遭到徹底的失敗，同樣也是事實。曆史是最無情的，它不會像自然科學試驗那樣，給你以失敗了再重來的機會。就在王莽改製的陣陣失敗聲中，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新”朝，也迅速走向滅亡。而奮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軍，正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改製之苦最深重的農民大眾。
天鳳四年（17年），就在王莽“複明六莞之令”，“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莞”，試圖把他的不成功的改製繼續堅持下去之際，直接發端於農民階級的反新莽武裝鬥爭便拉開了帷幕。這之中，起事最早者為瓜田儀、呂母及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軍。
有關瓜田儀的情況，文獻記載十分簡略：“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這裏的“盜賊”是統治者對造反民眾的誣蔑之辭。西漢臨準郡，其地在今蘇北洪澤湖一帶，郡治徐縣位於今江蘇泗洪南。古代注家認為瓜田儀“姓瓜田，名儀”。從此人以“瓜田”為姓，不難推知其非上層人物。會稽郡包括今蘇南、浙江及福建一帶；據顏師古注：“長州，即枚乘所雲長州之苑。”如果把上述聯係起來，大體可以看出，瓜田儀這支農民義軍自臨淮起事後便南向發展，在會稽的長州之苑與新莽政權抗爭。
呂母的文獻記載，相對要多一些，不少地方還頗具故事情節。天鳳元年（14年），琅邪郡海曲縣（今山東日照西）有一被稱作呂母的人，她的兒子育任職縣吏，犯了小罪，結果被縣宰殺掉。呂母十分怨恨縣宰，於是秘密聚集賓客，一心謀劃要為兒子報仇。呂母家一向較富有，“貲產數百萬”她大量釀造醇酒，購買刀劍衣服。凡青壯少年來買酒的，都賒賬給他；對於那些看起來貧窮有困難的立即借給衣裳，從來也不問多少。數年之後，呂母財用稍盡，那些領受過她好處的少年紛紛還賬給她。呂母滿麵泣淚說道：“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們認為呂母的意向非常偉壯，平常又都受過她的恩惠，所以便一致許諾。其中賓客徐次子等勇士還自號“猛虎”。這樣一下子就相聚了數百人，他們與呂母一塊兒招合那些準備造反的人眾，很快隊伍便擴大至數千人。呂母自稱“將軍”，率兵還攻海曲，破城後活捉了縣宰。當時縣中諸吏，紛紛叩頭為縣宰求情。呂母拒絕道：“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於是斬殺了縣宰，並用其首級在自己兒子的墳墓上舉行了祭祀典禮。事後，呂母帶著她的人馬，又回到了海中。
如果說以上的兩支武裝力量的農民起義性質，或多或少還需要加以分辨的話，那麽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軍，其農民起義的色彩則是不需任何分辨即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後漢書·劉玄傳》載，王莽末年，南方鬧饑荒，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跑到野澤中，采掘野生植物充饑，人多性雜，不免發生衝突。在此過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東北）人王匡、王鳳為大家評理爭訟，享有很高的威信，遂被推舉為首領，拉起了一支數百人的起義隊伍。於是原本準備造反的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來加盟，他們共同攻打四周的鄉聚，平時藏身於綠林山中，數月之間，便發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年），荊州牧調集大軍2萬人進剿義軍。王匡等率眾迎戰於雲杜（今湖北京山），結果大破官兵，殺敵數千人，盡獲其輜重，並進而攻克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接著義軍轉擊雲杜、安陸（今湖北雲夢），多所收獲，然後還入綠林山中。這時義軍增至5萬餘眾，新莽地方政權對其已經無可奈何。
與王匡等同時起義的還有南郡（江陵，今屬湖北）的張霸、江夏（西陵，今湖北新洲西）的羊牧等，他們各擁眾萬人左右。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義軍（統治者認為是所謂“盜賊”），使者回來報告說：“盜賊解輒複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固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王莽聞言大怒，立即把這位匯報者免官。使者中的一些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人，則順著王莽的心思大講“民驕黠當誅”，或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王莽聽了便非常高興，立刻就給這些人升了官。
從上述可知，綠林軍起義是地地道道的一群饑民造反。他們棲身的綠林山，位於今湖北宜城東南。其被稱為綠林軍，係以山為名。
史載，就在前述呂母起義後不久，接著又發生了赤眉軍起義。其首領樊崇，字細君，也是琅邪郡人，最初起兵於家鄉莒縣（今屬山東），有眾百餘人，後轉入太山，自號三老。當時青州、徐州一帶大鬧饑荒，老百姓被迫鋌而走險，紛紛起來造反。大夥兒認為樊崇勇猛善戰，都歸附於他，一年的工夫，義軍就發展到萬餘人。樊崇同郡東莞（今山東沂水）人逢安（字少子），東海郡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徐宣（字驕稚）、謝祿（字子奇），以及同郡的楊音，亦各自起兵，合計總兵力達數萬人，他們也都歸從了樊崇。義軍進攻莒縣，沒有攻下，轉而北至姑幕（今山東安丘南），同王莽的探湯侯田況進行了一場惡戰，大獲全勝，殺敵萬餘人。這樣，義軍便北入轉戰青州地區。其後義軍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起初，樊崇等因為困窮而造反，並沒有什麽攻城略地的計劃。當隊伍發展壯大後，才製定了“殺人者死，傷人者賞創”的規矩。他們“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泛相稱曰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前往鎮壓。樊崇等積極迎戰，為了防止自己弟兄與王莽兵混淆，義軍“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雙方交戰的結果，赤眉軍殺敵萬餘，大獲全勝，直追擊至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廉丹戰死，王匡逃走。樊崇又率義軍十餘萬，回師包圍了莒縣，達數月之久。有人勸說樊崇道：“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於是義軍解圍而去，這時呂母病死，其部眾分別並入赤眉、青犢、銅馬義軍之中。此後赤眉軍轉戰東海郡一帶，在同王莽沂平大尹的戰鬥中失利，死亡數千人。義軍隻好退去，經楚、沛、汝南、潁川等地，還入陳留郡，接著攻克魯城（今山東曲阜），複轉至濮陽（今河南濮陽南）。
赤眉軍的領袖樊崇與呂母同為琅琊郡人。漢代琅琊在今山東東南沿海一帶，郡治東武即令諸城。這裏民眾的反抗鬥爭，由於呂母已開其端，故而具有一定的基礎。從赤眉軍的組織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支軍隊依舊保持著農民樸素的本色。出於鬥爭的需要，他們製定了雖然簡單原始但卻相當實用的紀律，而他們“皆朱其眉”以與敵人相區別的做法，應該說是農民階級的一項創造。
新莽末年，不堪忍受王莽折磨的廣大農民群眾，普遍自發起來進行反抗鬥爭。這之中，綠林軍與赤眉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希望的兩支武裝力量。
其實，在農民階級起來反抗新莽政權之前，以反對王莽篡漢相號召的武裝反莽鬥爭幾乎就沒有間斷過。
王莽居攝元年（6年），安眾侯劉崇與其相張紹謀劃，認為：“安漢公專製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於是率眾百餘人進攻宛城（今河南南陽），盡管很快就失敗了，但卻打響了武裝反莽的第一槍。
翌年，東郡太守翟義利用都試兵馬的機會，發動了反王莽的武裝起義。翟義擁立嚴多侯劉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傳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的醜惡嘴臉，號召“共行天罰誅莽”。很快，反莽軍擁眾十餘萬人，聲勢頗為浩大。如果說劉崇率百餘人攻宛，雖令王莽大吃一驚卻有驚無險的話，那麽這次翟義的起事著實讓王莽深感危機的嚴重性。他“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一方麵急調大軍予以鎮壓，另一方麵則仿照《尚書·大誥》作了一道策文頒行天下，“諭以攝位當反（返）政孺子之意”。
三輔地岡聽說翟義起事，槐裏（今陝西興平東南）男子趙明、霍鴻立即響應。一時間，東起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西至汧縣（今陝西隴縣），共有23個縣的人幾乎是同時並起。趙、霍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聚眾達十餘萬人。他們乘長安空虛直逼京師，“火見未央宮前殿”。當時，長安城中風聲鶴唳，一片混亂。
是年冬末，翟義軍失敗。轉年春天，趙明與霍鴻也戰敗身亡。王莽眼看著渡過了危機，頗為得意。除了對叛逆首領施行掘祖墳、誅種嗣、滅三族的嚴懲之外，又下令把所有參與起事的三輔吏民的屍體，分別堆放在濮陽（今河南濮陽南）、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圉（今河南杞縣南）、槐裏（今陝西周至東）等五地的通衙大道旁，以威嚇天下。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朝中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試圖密謀劫持王莽、擁立楚王劉行為帝的事件。此事雖因計劃不周，被扼殺於未萌之中，但卻表明人們並未被王莽的高壓政策所嚇倒。
王莽即位之後，武力反莽的鬥爭依然沒有停止。就在新朝建立當年的初夏，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從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劉快率眾進攻即墨（今山東平度東），還很有些聲勢。這年冬天，真定的劉都等又密謀舉兵反莽未遂。由於接二連三發生此類反叛的事件，結果搞得新莽政治上極不穩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借題發揮。如當時長安城裏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於大道之中，呼喊什麽“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之類。始建國二年（10年）十一月，新莽立國將軍孫建奏言中所陳述的兩件事，更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形，其一是轉呈西域將但欽上報的一則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上，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其二為孫建本人的親身經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複，趣空宮！’收係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講的一起邊防軍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師人冒充漢帝兒子的詐騙案，充分說明當時反莽的情緒十分高漲，反莽的活動已經蔓延得相當廣泛。盡管它和以後的綠林、赤眉這類農民起義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但在反對新莽這一點上還是有其共同目標的。
這裏應當看到的是，上述頻繁的武裝反莽鬥爭基本都是由劉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層人物發動的。像首舉武裝反莽義旗的劉崇，乃長沙定王的後裔，與劉秀是同宗。再如反莽聲勢、影響最大的翟義，係成帝朝名相翟方進的兒子。他們反莽主要出於一種政治目的。特別是劉氏皇族，由於王莽代漢對他們的打擊最為沉重，故而他們也就必然成為反莽的急先鋒。當然，問題也不是那麽絕對。劉氏宗族中亦不乏擁護王莽的，有人甚至還充當了王莽陣營中的核心人物。像前麵所講的改名為劉秀的劉歆便是一個例子。還有兄弟倆一個為漢一個為莽的。前述之徐鄉侯劉快，係膠東恭王子，其兄劉殷為漢膠東王，新朝稱扶崇公。將要起兵反莽之時，便向殷所在的膠東國都即墨城進攻。殷則站在新莽的立場上，緊閉城門堅決抵抗，並“自係獄”以表白忠心。王莽對劉殷的做法，大加讚賞，誇他“知天命”，不僅沒有加罪，相反倒給予重賞：“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裏。”這類的實例雖屬個別，但也足以說明社會現象的複雜性。
在上述社會大背景下生活著的具有劉漢皇族血統的劉秀，對於劉、王兩姓的政治消長，先天地便具有特殊的興趣；對於時局的發展變化，也必然地要給予一種特別的關注。劉秀自長安返鄉後，即避吏新野，並經常來往於新野與宛城之間，做販賣糧食的生意。表麵看起來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甚至當姐夫鄧晨用話激他促其表態時也隻是笑而不答。實際上，他心裏什麽都明白，不過沒有外露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還需要繼續尋找一種合適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然而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李通的人以圖讖前來遊說劉秀。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家裏世代經營工商業致富，為當地的大姓。其父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即使在家裏也和在官府一樣。他起初跟隨劉歆，喜好天文曆法讖記，後官拜新莽宗卿師。因為父親這層關係，李通也做了五威將軍從事，不久又外放為巫縣（今重慶巫山北）縣丞，以能幹而有名。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紛紛造反，李通經常聽父親講圖讖所說的“劉氏複興，李氏為輔”這句話，便把它牢牢記在心裏，希望有朝一日變為現實。由於家境富裕，雄踞地方之首，所以他對於做那麽一個小小的縣丞並不感興趣，於是就自求免職回到家鄉。
當時，由綠林農民軍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正向四周擴展，南陽亦屢有騷動。麵對這樣的局勢，李通的從弟、“素好事”的李軼提議說：“令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伯升是劉縯的字）兄弟可與謀大事。”李通聽後，笑著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說，這也正是我的想法。剛好這時劉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帶，李通得知此訊後，立即讓李軼去請劉秀。
劉秀也早就耳聞李通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君子，十分傾慕。照理說雙方相見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由於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幹擾，卻使劉秀處於既想相見又不願相見的尷尬境地。原來李通有個同母弟申徒臣，會醫術，也有點小名氣。一次，劉秀的哥哥劉去請他，不料他卻百般刁難。劉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然將對方殺了。劉秀心裏總惦記著這件事，擔心李通伺機報複，所以便把前來相請的李軼拒之門外。誰知李軼這人還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請。無奈之下，劉秀隻得勉強與之相見。李向劉轉達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劉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會李通並相互交結的意願。這樣一來，雙方算是有了初步的溝通。不過劉秀的心裏總感到不太踏實，於是便買了把刀藏在懷裏作為防備措施。
劉秀應邀如期來到李通家，李非常高興，連忙迎上去緊緊握住劉的手，不想藏在懷裏的刀卻露了出來。李見狀即對劉說：“一何武也！”意謂多麽好武呀！劉秀很不好意思地搪塞道：“蒼卒時以備不虞耳！”“蒼卒”即“倉猝”之意，也就是說遇到突發事件以備不測。如此一個開場，反而把雙方原有的距離大大縮短了。彼此交談之後，二人都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共語移日，握手極歡”。李通乘勢把“劉氏複興，李氏為輔”的讖文講了出來。言下之意是說，複興的劉氏就應驗在你劉秀身上，而為輔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初聽之後，劉秀顯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樣子，不敢以自己去比附讖文裏的劉氏。當時李通的父親李守在長安，劉秀遂用試探的口氣問李通道：“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也就是問對於宗卿師應該怎麽辦。李通回答說：“已自有度矣。”這裏的“度”是“計度”的意思。緊接著李通把他的打算與安排向劉秀作了詳細的介紹。
劉秀既然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圖，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約結，定謀議”。他們計劃仿效當年翟義利用都試起兵反莽的做法，約定在立秋都試騎士那天，劫持前隊大夫（即南陽太守）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發動反莽的武裝起義。根據這一計劃，劉秀與李軼立即動身回舂陵，在那裏組織人馬，“舉兵以相應”；同時，李通派遣“從兄子”李季趕赴長安，將此計劃向父親李守匯報。就這樣，又一場武裝反莽的鬥爭，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以往劉秀對於反莽之事始終不露聲色，甚至姐夫鄧晨逼問他時也隻是笑而不答，為什麽與李通僅僅相見一麵，便相互約結了起兵反莽這等冒殺頭風險的大事？這裏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讖文所起重要作用，卻最不容忽視。
所謂的“讖”，即預言。古人喜歡作預言，也最肯信預言。據說有一種預言，是上帝傳給人們的便稱作“讖”。《史記·趙世家》記載，一次趙簡子患病，五日不省人事，名醫扁鵲診視後說：“過去秦穆公也曾如此，不省人事七日才醒過來。”蘇醒之後，穆公告訴公孫支和子輿說：“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有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把這些話記下藏起來，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秦讖”。日後晉獻公之亂，晉文公之霸，以及晉襄公敗秦師於崤，歸國後放縱淫樂，便應驗了穆公所聽到的這些話。現在主君的病與當年秦穆公的病完全相同，不出三日病必定會好，那時他也必定會有話要講。扁鵲說罷這話後兩天半，趙簡子果然醒了過來，他說：“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範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餘思虞舜之動，適餘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臣下把這些話記錄藏起來，當然就成為所謂的“趙讖”了。後來趙簡子滅晉世卿範氏和中行氏，應驗了夢中射死一熊一羆之事；他的兒子襄子滅代國，則應驗了賜翟犬的夢兆。上述“帝”告訴給秦穆公和趙簡子的變相隱語，就是讖。此外，還有一種和讖的含義差不多，但較晚出的“緯”。原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大盛，許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圖附會儒家經典，從而產生了許多解經的著作，便叫作緯。此類緯書和讖一樣，都是變相的隱語，可由人做出各式各樣的解釋。人們一般把讖與緯連稱作“讖緯”。由於讖緯一類書籍，有圖有書有讖有緯，故其名稱多種多樣，或曰“圖書”，或曰“圖讖”，或曰“讖記”，或曰“緯書”；又由於《尚書緯》中有數十種名為《中候》，故又稱作“緯候”。
據前引《趙世家》，秦讖最早出現於秦穆公時。及秦代，讖一類的預言已經很常見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燕方士盧生入海求神仙，盧生歸來後，“以鬼神事，因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進圖書便是讖。公元前211年，有使者從關東來，晚上經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把此事奏上，經查考，那塊璧竟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時沉在江裏的。此處的“今年祖龍死”，同樣也是讖言。後來，人們把“亡秦者胡也”的“胡”，同二世胡亥聯係起來，把“祖龍死”同秦始皇病死沙丘（今河北平鄉）相聯係，以證明讖言的應驗。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自然是不足為信的，那些披著神秘外衣出現的讖言，實際上正是各種反秦力量所搞的反抗活動的反映。不過，時人普遍相信這種東西，所以它也就成為當時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像陳勝、吳廣發動農民起義，也需要在魚腹中塞進書有“陳勝王”的帛書，顯示讖言效應，以樹立陳勝在起義群眾中的領導地位。
西漢初，讖仍然流行。賈誼雲“發書占之，讖言其度”，便是其例證。武帝時，董仲舒把儒學陰陽五行化，構成係統的理論，為讖緯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觀條件。武帝之後，隨著西漢各種社會矛盾的加劇，讖緯較前又有了更為顯著的發展。昭帝時，泰山下的一塊臥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亦忽然重生，眭弘就說這意味著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成帝時，齊人甘忠可稱上帝派赤精子下凡，傳給他一部《包元太平經》，供給漢室再受命之用。這部書，時人即稱為“讖書”。特別是西漢末年，王莽出於篡漢奪權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讖緯製造輿論，遂使讖緯大肆泛濫。
生活在如此大環境下的劉秀，自然不能不受時代的影響，篤信讖緯，而且還是真心實意的。前麵說到劉秀等同蔡少公宴飲閑談，少公講“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言而有人認為是指國師公劉秀（劉歆）後，劉秀當即反詰“何用知非仆邪”的細節。這表明蔡少公所講的讖言確實已經使劉秀動了心，不過兩個劉秀並存的現實卻使他不能不繼續尋求精神力量，來支持自己走上新的征程。而李通所講的讖文，正符合了劉秀的這一要求，所以二者方能一拍即合。
就這樣，劉秀走上了從太學生到起兵反叛者的道路。而此時，鄧禹則還在南陽的家中，苦苦等待著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