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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世事紛亂中的聰慧少年
鄧禹（2-58年），字仲華，生於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荊州南陽郡新野縣（今屬河南）人。王莽元鳳二年（15年），年方13歲的鄧禹在熟讀詩書，頗通經義之後，為了求學深造，不遠千裏來到了京都長安。在長安遊學的數年間，他結識了比他年長8歲的同鄉學友劉秀，就是後來的漢光武帝。後來他竟成為光武帝建立帝業中最親信最得力的功臣，被稱為“元功之首”。
鄧禹是東漢初年的軍事家，幫助劉秀光武中興的雲台二十八將之首。關於鄧禹的生平，曆史典籍上記載的非常簡略，但在民間，關於鄧禹結識劉秀的傳說卻有很多。其中一則是這樣說的：
鄧禹小時候因父親病故，家無田地，便隨母親逃荒要飯，四處流浪，最後定居在南陽城北十裏地的鄧天窪村。鄧禹年少有誌，家中雖然貧寒，他卻從不忘讀書習武，待長大成人後，已是文韜武略集於一身了。然而，他依舊時運不濟，去給地主扛長工，地主說他不是做莊稼的料，就把他辭了。接著，他去給一家生意人當保鏢，生意人說他不聽話，又把他攆了。此後，他又到衙門裏去當師爺，誰知縣令又嫌他心懷異誌，難以駕馭，就毫不客氣地又把他開銷了。鄧禹沒想到自己如此倒黴，回到家後氣得倒頭便睡，不想，一進入夢鄉便遇見了一位白胡子老頭。那老頭告訴他，要想時來運轉，速到駝峰島去。那裏有一塊巨石，隻要繞著巨石左轉三圈兒，就會時來運轉，右轉三圈兒，日後必有大富大貴。夢醒後，鄧禹仔細品味白胡子老頭之言，總覺得有點玄虛，有點好笑，令人難以置信，因此也就沒有在意。
有一日，鄧禹在地裏割穀子，母親前來送飯。鄧禹遠遠看見，正要迎上前去，誰知突然狂風大作。就在這時，伴隨著一陣虎嘯之聲，但見從密林中竄出一隻斑斕猛虎，張著血盆大口，竟噙上老太太飛奔而去了。鄧禹是位孝子，見母親被猛虎銜去，心中急得心焦火燎，立即飛步疾追。他逢溝跳溝，遇崖跳崖，始終尾隨著猛虎緊追不舍。誰知事情也怪，當他攀懸崖，登絕壁，穿荊棘，鑽密林，氣喘噓噓一口氣追到紫山正北的駝峰島，來到一塊巨石之前時，那隻猛虎卻倏然不見了，而其母則端坐於石下竟安然無恙。鄧禹正驚愕地暗自稱奇，其母卻提醒他道：“孩子，猛虎把我噙到這個地方，競沒有害我之意，想必其中必有緣故。前幾天你曾說，有個白胡子老頭給你托過一夢，莫不是白胡子老頭與猛虎有關？這塊巨石莫不就是白胡子老頭所說的轉運石？你不妨就照他所說，繞著石頭左轉三圈兒右轉三圈兒。反正咱正走著背運，說不定這一轉就把運氣轉過來了。”
鄧禹一想：也對。猛虎將我引到此處，想來必有用意。既然來到了這塊巨石麵前，轉它幾圈兒又有何妨。於是他便遵從母命，依白胡子老頭所言，繞著石頭向左轉了三圈兒，爾後又向右轉了三圈兒。待他轉完最後一圈兒時，忽聽轟隆一聲巨響，那巨石居然裂出一道縫隙，縫隙中現出一本書來。鄧禹忙將那書取出，原來是一本天書。那天書內既有提兵調將之法，又有布陣列戰之術，既有運籌取勝妙計，又有治國安邦策略，更有天演地算，周易八卦，天文地理，奇門遁甲。鄧禹翻到最後一頁，忽然掉下一幅錦帛，但見上書：
王莽篡漢失人心，
光武中興靠新君。
來日劉秀去訪將，
一飛衝天作皇親。
鄧禹看罷，方知是神人在點化於他。劉秀這個人，他已久聞大名。村裏人紛紛傳說，龍王溝深潭中出現一窩青蛇，內中有一真龍，將要繼承大統。王莽聽說後派人前去斬殺，競僥幸脫逃了一條，那條大難不死的小蛇便是真龍劉秀。劉秀逃到紫山正南百裏的白水村，在一劉姓人家脫生不久，就真的造反了。王莽當然不肯放過這個心腹大患，便親自帶兵又將劉秀攆到了紫山和龍王溝一帶。既然神人已經點化，這劉秀日後必能龍飛九重。鄧禹想罷，便決定回家等候劉秀的到來，誰知臨走時，他又將那巨石看了一眼，未承想那裂開的巨石卻早已合成了一體。於是，母子二人連忙又伏身跪地，向著那塊神奇的轉運石又磕了三個響頭。
說來也巧，那鄧禹回到家剛剛坐定，就見一位白盔白甲的將軍，牽著一匹白馬從遠處向院中走來了。鄧禹一看便知來者是何人，但又怕劉秀心不誠，便故意在房中躲起來，先讓母親對劉秀進行試探。於是，鄧母便迎上去問道：“這位將軍，請問你找誰？”
“我找鄧禹先生。”那人向老太太深深施了一禮：“敢問老人家，莫非就是鄧禹之母”？
鄧母不冷不熱地說：“不錯，我正是鄧禹的母親，請問你是何人？”
“本人就是劉秀。”那人嗬嗬一笑，反問：“難道鄧禹先生不願見一見我這個敗軍之將嗎？”
鄧母說：“他上山打柴去了，你願意等他，就等一會兒；不願等他，改日再來好了。”
劉秀忙道：“等，我一定要等他回來。”
鄧母也不客氣，便拿來一把斧頭扔在劉秀麵前說：“如其幹等，還不如替我幹點活吧！”
劉秀笑了笑：“行，行，隻要能等上鄧禹先生，你讓我幹什麽都行。說吧，老人家，幹什麽？”
老太太用手一指：“那是鄧禹剛從山上挖回的大樹根，你幫我劈開劈碎，當柴燒。”
劉秀二話沒說，拿起斧頭便開始劈柴。他揮汗如雨，劈呀，劈呀，一口氣幹了兩個時辰，劈碎了三個榆木大樹根，但依然未見鄧禹歸來，於是便問：“老奶奶，鄧兄是不是在故意躲我？”
鄧母淡淡一笑，端了一碗白開水送給了劉秀：“小將軍是皇親貴胄，鄧禹是個平民百姓，你找他何幹？”
劉秀擦了擦汗邊喝開水邊說：“王莽篡漢，百姓怨聲載道，我想請鄧先生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匡正河山，成就大業。鄧先生能文能武，才德超群，本應早成大器。怎奈他沒於荒野，無人賞識才落得虎落平陽，報國無門。劉秀今日親自登門拜請，深信鄧先生定能助我共圖大業。”
這時，躲在房中的鄧禹被劉秀的真誠和真情所深深感動。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遇到了如此了解和器重自己的明君，此時不跟更待何時！鄧禹想到這裏，連忙喊了一聲：“有勞厚愛，鄧禹失禮了！”便急忙走出房子就要下拜，卻被劉秀攔住了。
“鄧先生，不瞞你說，幸虧神人點化，我才專程而來的。”二人入房內坐定之後，劉秀這才講起了前來尋訪鄧禹的緣由。
原來，他昨晚為躲避王莽追兵，在紫山懸崖上一塊平展的青石上睡了一夜，也做了一夢。夢中同樣有位白胡子老頭告訴他山下駝峰島有塊轉運石，你隻要左右各轉三圈後，就能很快擺脫厄運，從此便可鵬程萬裏，大展宏圖。劉秀等到天明，下山在駝峰島上找到那塊巨石，左右各轉了三圈後，竟從那石中也取到了一塊錦帛，上寫：“如欲得江山，先得二十八員將，”爾後，便是一串長長的名單，而那各單之首，便是鄧禹。劉秀講罷，便站起身來衝著鄧禹拱了拱手：“先生如若不棄，肯隨我榮辱與共，我願和你結拜為生死兄弟。”於是二人便當庭跪下，立即結為金蘭之好。從此，兩位倒黴的難兄難弟，攜手同心，率領百萬將士奮力拚殺，終於時來運轉，成就了東漢大業。劉秀登上龍位後，鄧禹不僅成了皇弟，而且還被封了個“高密侯”。
當然，上麵的這則傳說隻是民間故事而已。鄧禹其實出生於一個富商家庭。他自幼聰慧，喜好讀書，智識過人，性格穩健寬厚，被家人看成全家未來的希望。其父常教他寫寫算算，識別商品的好壞，希望他將來能光大家業，後來見他沉於書本，恢然大度，誌趣高遠，無意經商，乃改變主意，將他送入京師長安求學，以便日後有機會步入仕途，光耀門庭。
在鄧禹出生及成長的少年時代，王莽奪取了西漢政權，又托古改製，造成了社會紛亂，人心思變。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自稱是黃帝的後代。他的親姑姑是漢元帝的皇後，漢成帝的生母，因此他家也算是正宗的外戚。不過，他的父親死得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對孤貧一些。這樣的客觀環境使他養成了一種既折節恭儉又自我奮鬥的性格，同時還練就了一套善於察言觀色、曲意迎奉、伺機鑽營的本領。他曾拜沛郡（治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陳參為師，學習《禮經》，“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對外廣交“英俊”；在族內悉心“事諸父，曲有禮意”。成帝陽朔年間，他的伯父，權傾當朝的大將軍王鳳患病。他覺得這是一個能夠改變自己現狀從而飛黃騰達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下大力氣精心護理生病的伯父。“莽侍疾，親嚐藥，亂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不想這一手還真靈驗，王鳳終於被感動，臨死前把他推薦給太後和皇帝。
那太後王政君，就是王鳳的親妹妹；而皇帝（漢成帝），則是王鳳的親外甥。他們對王鳳舉薦的人，豈能不用！於是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黃門郎，不久即遷官射聲校尉。
永始元年（前16年），30歲的王莽繼嗣了補授給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並擔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的官職。隨著官爵的升遷，他更加以謙謹的方式來“匿情求名”。“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
果然，又有一個機會被他抓住了。原來太後姊子淳於長，與王莽一樣也是個極善於鑽營的人物。由於他為立趙飛燕為皇後之事賣過力氣，固而得到漢成帝的賞識，不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此人顯貴之後，“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對他一直看不慣，尤其是嫉妒他的官升得比自己快，地位比自己高。於是王莽便“陰求其罪過”，亦即秘密搜集淳於長的過錯乃至隱私，通過大司馬曲陽侯王根向太後告密，並最終置他於死地。這樣一來，王莽不僅鏟除了競爭對手，而且獲得了“有忠直節”的更大名聲，真可謂一舉兩得。
綏和元年（前8年），王根上書告老“乞骸骨”，並推薦由王莽接替他所擔任的大司馬職務，被漢成帝批準。如此王莽終於爬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高峰，時年38歲。
一個不到40歲的年輕人，便口含天憲，手握大權，應該說是人生的極大成功。不過王莽此時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知道前麵的路還很長，需要繼續付出代價。“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蓋。見之者以為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就這樣，王莽小心翼翼地輔政一年多，沒有出現什麽大問題。不想成帝這時卻撒手人寰。繼立的哀帝似乎對王莽不感興趣，出於外戚間的複雜鬥爭，他被罷官回封國杜門自守。
此時，他更加小心謹慎。一次，他兒子王獲殺了一個奴隸，他便毫不客氣地責令其自殺。這件事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加之多年來王莽恭儉、克己給人們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國的3年之中，“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前2年），剛巧發生日食，參加對策的一些賢良也乘機頌莽功德。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還京師。歲餘哀帝駕崩，無子，而王莽的主要政敵傅太後、丁太後等皆先期死去，這樣漢廷的大權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後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台，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誅滅了哀帝的寵臣董賢，接著迎立年僅9歲的漢平帝即位作為傀儡，自己則以輔政大司馬的身份掌握著實權。“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把自己的親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門，層層加強控製。當然，王莽畢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色。“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後，下以示信於眾庶”。顯然，王莽的政治手法較其他人要更為隱蔽狠毒，他的權術手段較其他人也要更加陰險狡猾。
當一切安排妥當之後，王莽便向著一個更高的目標挺進了！這樣，在西漢末年的曆史舞台上遂出演了王莽代漢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晉位安漢公，宰衡，加九錫。
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稱越裳氏，重譯到漢廷獻白雉。那麽，為何要搞這種名堂呢？
原來《尚書大傳》裏講，交趾的南麵有一個越裳國，當周公攝政六年，製禮作樂，天下太平之後，他們騎著大象，帶著幾重的翻譯，到中國來獻白雉，以歌頌中國出了聖人。這就是所謂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現，那王莽就是活脫脫的周公了。
周公托號於“周”，王莽也當托號於“漢”，於是擁莽的群臣強烈要求太後給有定國安議大功的王莽賜號“安漢公”，以順天心。王莽假惺惺地克讓了一番之後，便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安漢公的桂冠。
居位安漢公後，王莽的權力欲並未到此為止。元始四年（5年），他又變著花樣讓自己的女兒做了皇後，以強化其權勢。
這時，太保王舜等向太後奏言，稱讚王莽是至德大賢之人，生當有大賞，死當為宗臣（配享太廟），應該像殷的伊尹稱阿衡，周的周公稱太宰那樣，有更高的尊號才對。民眾中附和者8000多人，也紛紛上書強烈要求這麽做。太後迫於輿論的壓力，隻好從“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賜王莽以“宰衡”的稱號，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時，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
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稱號，卻推辭了增加的封地。不料這麽一來，又讓他扮演了周文王卻虞、芮之訟的角色。
原來傳說周文王多行善事，諸侯之間有了不能解決的事情就請他評判。一次，虞國和芮國的人發生了官司糾紛，便來找周文王決平。誰知他們一進周的國界，隻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盡管還沒有見著文王，自己就先慚愧起來，彼此說道：“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隻取辱耳！”如此這糾紛也就解決了。
王莽辭封地之後，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銷訴訟自稱慚怍而退的事情發生。王舜等又趕緊上奏，著實把王莽大加吹捧一番。
那時候，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先後給朝廷上書訴不平的“吏民”多達幾十萬人，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也都叩頭進言，紛紛要求加大對安漢公賞賜的力度。而王莽卻是一個勁兒地苦苦辭謝。
太後一看這架勢，隻好來了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一方麵暫且聽從王莽“不受賞”的意見，另一方麵讓群臣議“九錫”的典禮，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把這種相傳的古代最高賞賜授給他。很快，以張純為首的902位大臣便根據《周官》、《禮記》的有關記載議定了“九錫”之禮，王莽也就順順當當地接受了這項特殊的恩寵。
第二部曲，居攝，稱假皇帝。
元始五年（6年），漢平帝已經14歲，隨著平帝年齡的增加，王莽心裏越來越不是滋味。盡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犧牲自己的親兒子王宇為代價，鏟除了平帝生母衛姬的家族勢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劃歸政衛氏的企圖，但是眼看著一天天長大的平帝，他似乎總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於是決定加快代漢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了病，王莽認為除掉這顆眼中釘的機會到了。他一麵故作姿態，以周公為榜樣，依樣畫葫蘆地請命於泰疇，聲言願代平帝而死，並將策文藏於前殿，有意命令大臣們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一方麵竟利用臘月“上椒酒”祝壽的機會，“置藥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後，他宣布全國實行大赦，命令凡600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喪3年。
當時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斷絕，而宣帝的曾孫封王並健在的有5人，封為列侯的尚有48人。王莽見他們均已成人，難以駕馭，於是打出“兄弟不得相為後”的旗號，將他們統統排斥在一邊，卻從玄孫輩中挑選了年僅2歲的廣戚侯孺子嬰為平帝的繼承人，借口是這個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這時，前輝光郡（當時京師轄地分為前輝光、後承烈二郡）郡守謝囂上書，說武功（今屬陝西）縣長孟通挖浚水井時，挖出了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上麵有一行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莽讓大臣們趕快把此事上報給太後。不料太後聽罷立刻表態說：“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見勢不妙，連忙勸諫道：“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正；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後一聽這話，也意識到自己侄兒的羽翼已豐，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隻好“聽許”。
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後降詔：“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為了自圓其說，又特別把武功“白石”上的“為皇帝”解釋作“攝行皇帝之事也”。這樣，王莽便名正言順代表漢天子臨朝聽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則稱之“攝皇帝”，並改年號為“居攝”，而把子嬰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後，總感到這個“假”字別扭，一心想要盡快當“真”皇帝。西漢後期盛行圖讖、符命，王莽在當假皇帝前搞的武功丹書白石，使他嚐到了玩弄這類把戲的甜頭，於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居攝三年（8年），又出現了幾宗符瑞。一是廣饒侯劉京所言齊郡新井。原來齊郡臨淄縣有個名叫辛當的昌興亭長，一夜裏幾次做夢，夢見一個人向他說：“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第二天亭長起來，果然發現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報告的巴郡發現的石牛。三是太保屬臧洪奏報的扶風雍地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長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時，忽然狂風大作，對麵不見人，待風停，石前竟有一幅銅符帛畫，上麵寫著：“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立即將此事奏上太後，大講所謂漢的三七之厄，天命不可不畏。從此，這位攝皇帝便去掉了一個“攝”字，並改“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
當王莽進一步為如何再去掉頭上的“假”字煞費苦心的時候，正在長安遊學的廣漢郡梓潼（今屬四川）人哀章，見有機可乘，便精心偽造了一個銅櫃，內放兩份書簡：其一寫著“天帝行璽金匱圖”，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寫著“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這裏的“某”指漢高帝的名字，書謂高皇帝劉邦授意應該把帝位讓給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後應該順如天命轉移國祚。圖書上還寫明八個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興、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為新的真命天子的輔佐。
這位哀章盡管品行差勁又好吹牛皮，但卻極善於揣測王莽的心理。他聽到“齊井、石牛事下”，遂於當天黃昏時候，身穿黃色衣服來至高廟，把所帶的銅櫃交給了那裏的負責人。王莽聞訊如獲至寶，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親臨高廟拜受這上天賜予的金匱策書。他以應天承命為名，逼使太後交出了傳國玉璽，終於登上了真皇帝的寶座。其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年號為始建國。然而，直到這時王莽仍不失其一貫的風度，他親切地拉著被廢的孺子嬰的手，滿麵流淚地說道：“昔周公攝位，終得複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場的“百僚”“莫不感動”。
至此，王莽總算借投機家哀帝一手所炮製的上天符命，結束了他代漢的三部曲。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寶座後，麵對長期以來積累而成的天下洶洶、民怨鼎沸的社會現狀，為顯示新朝政權是承天受命、順應民心的合法政權，他本人是能解民於倒懸的真命天子，遂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托古改製活動。
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王莽從當時社會最為關注但又最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問題著手，宣布實行所謂的“王田”、“私屬”製。這是新莽改製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1.全國田地均歸國家所有，不得買賣，稱作“王田”。
2.凡一家有8個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畝。
3.原有田地超過規定畝數，即一家男丁不夠8人而田超過900畝者，將超過部分分給宗族或鄉鄰無田而應受田者。
4.無田之家，應按有關規定從政府受田。
5.奴婢不得買賣，改稱為“私屬”。
6.凡攻擊井田製度，煽動他人破壞法令者流放至邊境。
大凡對漢代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漢後期土地兼並嚴重，大批農民淪為奴隸，民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馬師丹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個“限田限奴”的建議，以緩和社會矛盾，卻未能實行。王莽的“王田”“私屬”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或可視為當年師丹建議的延伸和擴展。
據著名秦漢史專家陳直教授考證，王莽的王田製曾部分實行過。然而，由於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聯合抵製，此製無法進一步推廣，並引起“自諸卿大夫至於庶民”的廣泛反對。這是因為：首先，以土地買賣為杠杆的土地私有製，自戰國後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經濟運動的主旋律，至秦漢時期已經深入人心而不可動搖，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基本適應，絕不是任何個人的一紙空文能夠取消得了的。其次，農民既是土地私有製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並的受害者；他們受土地買賣天公地道時代觀念的束縛，從來也沒有正式向土地私有製發出挑戰；農民對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對土地的擁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製。再次，王莽的土地改革關鍵在於保證政府土地稅的征收，以維係帝國龐大的財政開支，從來也沒有真正顧及農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僅無法扭轉曆史，空自招來地主們的不滿與反抗，而且希望落空的農民的怨懟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兩麵夾攻的絕境。始建國四年（12年），當中郎區博進諫痛陳利害後，王莽不得不無可奈何地宣布：“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這樣，王莽改製的重頭戲“王田”“私屬”製正式宣告破產。
除土地、奴婢方麵的改革外，幣製改革是王莽托古改製的另一重要領域。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為打擊貨幣持有者，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便曾搞過幣製改革。居攝二年（7年），他以“周錢有子母相權”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錯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錢”三種錢，讓與西漢原有的五銖錢一塊兒在市場上流通。
由於新發行的貨幣質量低劣，遠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這種劣質錢兌取百姓手中的五銖錢，從中漁利，結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亂，而且造成了民眾對新貨幣的不信任。人們拒絕使用新貨幣，王莽就用嚴刑酷法強製推行，以致出現令“民人涕泣於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後，在以往貨幣改革所造成的嚴峻事實麵前，王莽不但絲毫沒有醒悟，反而突發奇想，硬是要給經濟現象賦予一種想當然的政治內涵，企圖通過改變幣製，抹去漢朝劉氏天下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記。
“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構成，這與貨幣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裏，卻具有了特殊的意義。他認為，金、刀就是當時流通的五銖錢、大錢、契刀、錯刀等貨幣的代稱，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們，不就等於抹去了人們頭腦中漢朝劉家的印記了嗎？於是在始建國元年（9年）、二年（10年），王莽又兩次改革幣製，頒行“寶貨五品”，把貨幣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銀、銅、龜、貝五種不同的幣材；六名是六類貨幣的名稱，即黃金、銀貨、龜幣、貝幣、布、泉；二十八品為28種貨幣的交換比值。如此混亂的幣製，同時在市場上運作，連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該怎麽折算。因此，時過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龜、貝、布之類的貨幣，隻準流行“小錢直（值）一”和“大泉五十”兩種。
天鳳元年（14年），王莽又進行第四次貨幣改革，重申金、銀、龜、貝幣可用（價值有所增減），廢除大小錢，以重五銖值錢的貨泉和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錢的貨幣兩種並行。王莽多次的幣製改革，使社會經濟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農商失業，食貨俱廢”。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屬於經濟方麵的改革措施還有“五均賒貸”和“六莞”。王莽為了控製國家的經濟運行秩序，采納國師公劉歆的建議，於始建國二年（10年）下詔，聲稱根據《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的記載，以及《周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的原則，特推行這一改革措施。
五均為平抑物價，其內容主要是：
1.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設五均官。
具體做法是，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2.長安“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備用東南西北為稱，皆置交易丞5人，錢府丞1人”。
3.工商各業，按其經營向市中申報，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即按時向他們征稅。
4.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個月，評定出各種貨物的標準價格，稱作“市平”。物價高於“市平”，政府就把所控製的物資平價出售，以平抑物價；物價低於“市平”，則聽任自由交易。人們如有賣不出的五穀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價收買之。
賒貸即向民眾貸款。其規定貧民遇有喪葬、祭祀或欲經營工商業而無資金者，可向錢府丞借貸。祭祀貸款限10天歸還，喪葬限3個月歸還，均不收利息。工商貸款，收取1/10的年息或3%的月息。
“六莞”指由國家管理的六種經營事業，具體是：國家專賣鹽、鐵、酒，政府鑄錢，官家管理山澤，再加五均賒貸。
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期曾經實行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用以強化國家對經濟運行秩序的控製。王莽推行的五均賒貸及六莞，和當年漢武帝的舉措頗有某種相類似的地方。這種看起來確實是造福於民眾的措施，由於本身的空想性與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失當——特別是用人不當，反而使其變為大商人、富豪掠奪財富的新手段，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人民大眾。所以，當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22年），便不得不下令廢除了這些政策。
王莽在進行上述經濟改革的同時，還進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這之中，最重要的是其官爵製度的變更。
王莽是學禮出身，所以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他總企圖給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於是煞費苦心地以《周禮》為藍本，來改革典章製度。他在西漢典製的基礎之上，根據“五德”、符命和杜撰出來的古史係統，采用一改變二增減的辦法，即改變原西漢的大批官名和秩祿之號，同時增減許多官職，從而建立起新莽的官爵體係。
王莽初即位時，曾依照哀章所偽造的符命，封拜輔臣11人，即“四輔”、“三公”、“四將”，合稱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後又發展為所謂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項、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後為公、侯。還根據《王製》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祿之號：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則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計10種。始建國四年（12年），王莽在長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製對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可事實上，他連分封的圖冊都沒有準備好，根本無法實授國邑。於是被封的2000多人隻得暫住京城，每月每人給幾千錢花銷。在物價飛漲的長安，幾千錢根本不敷用度，害得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變易漢官製分兩種情況：其一是增加新官職，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設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訓命等官；地方則設州牧副、部監副等。其二是改易漢官名，如將中央官大司農先改為羲和再改為納言，把大理（即廷尉）改為作士，改中尉為軍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稱大尹，又名卒正或連卒，縣令、長則改叫宰等。
王莽還對州郡縣名稱和區劃，首都、宮殿以及城門名稱，均作了較大的變動，如改長安為常安，長樂宮為常樂宮等。不僅如此，他對匈奴及西南少數民族首領的名稱和官號、璽印也進行更變，如把匈奴單於改稱“降奴服於”之類。這一輕率的帶有侮辱性的舉動招致雙方兵戎相見。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製，可以說沒有一項是成功的。他煞費苦心設計的改革措施，換來的卻是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麵的紛亂如麻。
鄧禹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個紛亂的社會狀態下度過的，百姓的苦難也使他從小就具有了濟世救民的思想。結識之後的光武帝劉秀，可以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契機。
鄧禹是東漢初年的軍事家，幫助劉秀光武中興的雲台二十八將之首。關於鄧禹的生平，曆史典籍上記載的非常簡略，但在民間，關於鄧禹結識劉秀的傳說卻有很多。其中一則是這樣說的：
鄧禹小時候因父親病故，家無田地，便隨母親逃荒要飯，四處流浪，最後定居在南陽城北十裏地的鄧天窪村。鄧禹年少有誌，家中雖然貧寒，他卻從不忘讀書習武，待長大成人後，已是文韜武略集於一身了。然而，他依舊時運不濟，去給地主扛長工，地主說他不是做莊稼的料，就把他辭了。接著，他去給一家生意人當保鏢，生意人說他不聽話，又把他攆了。此後，他又到衙門裏去當師爺，誰知縣令又嫌他心懷異誌，難以駕馭，就毫不客氣地又把他開銷了。鄧禹沒想到自己如此倒黴，回到家後氣得倒頭便睡，不想，一進入夢鄉便遇見了一位白胡子老頭。那老頭告訴他，要想時來運轉，速到駝峰島去。那裏有一塊巨石，隻要繞著巨石左轉三圈兒，就會時來運轉，右轉三圈兒，日後必有大富大貴。夢醒後，鄧禹仔細品味白胡子老頭之言，總覺得有點玄虛，有點好笑，令人難以置信，因此也就沒有在意。
有一日，鄧禹在地裏割穀子，母親前來送飯。鄧禹遠遠看見，正要迎上前去，誰知突然狂風大作。就在這時，伴隨著一陣虎嘯之聲，但見從密林中竄出一隻斑斕猛虎，張著血盆大口，竟噙上老太太飛奔而去了。鄧禹是位孝子，見母親被猛虎銜去，心中急得心焦火燎，立即飛步疾追。他逢溝跳溝，遇崖跳崖，始終尾隨著猛虎緊追不舍。誰知事情也怪，當他攀懸崖，登絕壁，穿荊棘，鑽密林，氣喘噓噓一口氣追到紫山正北的駝峰島，來到一塊巨石之前時，那隻猛虎卻倏然不見了，而其母則端坐於石下竟安然無恙。鄧禹正驚愕地暗自稱奇，其母卻提醒他道：“孩子，猛虎把我噙到這個地方，競沒有害我之意，想必其中必有緣故。前幾天你曾說，有個白胡子老頭給你托過一夢，莫不是白胡子老頭與猛虎有關？這塊巨石莫不就是白胡子老頭所說的轉運石？你不妨就照他所說，繞著石頭左轉三圈兒右轉三圈兒。反正咱正走著背運，說不定這一轉就把運氣轉過來了。”
鄧禹一想：也對。猛虎將我引到此處，想來必有用意。既然來到了這塊巨石麵前，轉它幾圈兒又有何妨。於是他便遵從母命，依白胡子老頭所言，繞著石頭向左轉了三圈兒，爾後又向右轉了三圈兒。待他轉完最後一圈兒時，忽聽轟隆一聲巨響，那巨石居然裂出一道縫隙，縫隙中現出一本書來。鄧禹忙將那書取出，原來是一本天書。那天書內既有提兵調將之法，又有布陣列戰之術，既有運籌取勝妙計，又有治國安邦策略，更有天演地算，周易八卦，天文地理，奇門遁甲。鄧禹翻到最後一頁，忽然掉下一幅錦帛，但見上書：
王莽篡漢失人心，
光武中興靠新君。
來日劉秀去訪將，
一飛衝天作皇親。
鄧禹看罷，方知是神人在點化於他。劉秀這個人，他已久聞大名。村裏人紛紛傳說，龍王溝深潭中出現一窩青蛇，內中有一真龍，將要繼承大統。王莽聽說後派人前去斬殺，競僥幸脫逃了一條，那條大難不死的小蛇便是真龍劉秀。劉秀逃到紫山正南百裏的白水村，在一劉姓人家脫生不久，就真的造反了。王莽當然不肯放過這個心腹大患，便親自帶兵又將劉秀攆到了紫山和龍王溝一帶。既然神人已經點化，這劉秀日後必能龍飛九重。鄧禹想罷，便決定回家等候劉秀的到來，誰知臨走時，他又將那巨石看了一眼，未承想那裂開的巨石卻早已合成了一體。於是，母子二人連忙又伏身跪地，向著那塊神奇的轉運石又磕了三個響頭。
說來也巧，那鄧禹回到家剛剛坐定，就見一位白盔白甲的將軍，牽著一匹白馬從遠處向院中走來了。鄧禹一看便知來者是何人，但又怕劉秀心不誠，便故意在房中躲起來，先讓母親對劉秀進行試探。於是，鄧母便迎上去問道：“這位將軍，請問你找誰？”
“我找鄧禹先生。”那人向老太太深深施了一禮：“敢問老人家，莫非就是鄧禹之母”？
鄧母不冷不熱地說：“不錯，我正是鄧禹的母親，請問你是何人？”
“本人就是劉秀。”那人嗬嗬一笑，反問：“難道鄧禹先生不願見一見我這個敗軍之將嗎？”
鄧母說：“他上山打柴去了，你願意等他，就等一會兒；不願等他，改日再來好了。”
劉秀忙道：“等，我一定要等他回來。”
鄧母也不客氣，便拿來一把斧頭扔在劉秀麵前說：“如其幹等，還不如替我幹點活吧！”
劉秀笑了笑：“行，行，隻要能等上鄧禹先生，你讓我幹什麽都行。說吧，老人家，幹什麽？”
老太太用手一指：“那是鄧禹剛從山上挖回的大樹根，你幫我劈開劈碎，當柴燒。”
劉秀二話沒說，拿起斧頭便開始劈柴。他揮汗如雨，劈呀，劈呀，一口氣幹了兩個時辰，劈碎了三個榆木大樹根，但依然未見鄧禹歸來，於是便問：“老奶奶，鄧兄是不是在故意躲我？”
鄧母淡淡一笑，端了一碗白開水送給了劉秀：“小將軍是皇親貴胄，鄧禹是個平民百姓，你找他何幹？”
劉秀擦了擦汗邊喝開水邊說：“王莽篡漢，百姓怨聲載道，我想請鄧先生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匡正河山，成就大業。鄧先生能文能武，才德超群，本應早成大器。怎奈他沒於荒野，無人賞識才落得虎落平陽，報國無門。劉秀今日親自登門拜請，深信鄧先生定能助我共圖大業。”
這時，躲在房中的鄧禹被劉秀的真誠和真情所深深感動。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遇到了如此了解和器重自己的明君，此時不跟更待何時！鄧禹想到這裏，連忙喊了一聲：“有勞厚愛，鄧禹失禮了！”便急忙走出房子就要下拜，卻被劉秀攔住了。
“鄧先生，不瞞你說，幸虧神人點化，我才專程而來的。”二人入房內坐定之後，劉秀這才講起了前來尋訪鄧禹的緣由。
原來，他昨晚為躲避王莽追兵，在紫山懸崖上一塊平展的青石上睡了一夜，也做了一夢。夢中同樣有位白胡子老頭告訴他山下駝峰島有塊轉運石，你隻要左右各轉三圈後，就能很快擺脫厄運，從此便可鵬程萬裏，大展宏圖。劉秀等到天明，下山在駝峰島上找到那塊巨石，左右各轉了三圈後，竟從那石中也取到了一塊錦帛，上寫：“如欲得江山，先得二十八員將，”爾後，便是一串長長的名單，而那各單之首，便是鄧禹。劉秀講罷，便站起身來衝著鄧禹拱了拱手：“先生如若不棄，肯隨我榮辱與共，我願和你結拜為生死兄弟。”於是二人便當庭跪下，立即結為金蘭之好。從此，兩位倒黴的難兄難弟，攜手同心，率領百萬將士奮力拚殺，終於時來運轉，成就了東漢大業。劉秀登上龍位後，鄧禹不僅成了皇弟，而且還被封了個“高密侯”。
當然，上麵的這則傳說隻是民間故事而已。鄧禹其實出生於一個富商家庭。他自幼聰慧，喜好讀書，智識過人，性格穩健寬厚，被家人看成全家未來的希望。其父常教他寫寫算算，識別商品的好壞，希望他將來能光大家業，後來見他沉於書本，恢然大度，誌趣高遠，無意經商，乃改變主意，將他送入京師長安求學，以便日後有機會步入仕途，光耀門庭。
在鄧禹出生及成長的少年時代，王莽奪取了西漢政權，又托古改製，造成了社會紛亂，人心思變。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自稱是黃帝的後代。他的親姑姑是漢元帝的皇後，漢成帝的生母，因此他家也算是正宗的外戚。不過，他的父親死得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對孤貧一些。這樣的客觀環境使他養成了一種既折節恭儉又自我奮鬥的性格，同時還練就了一套善於察言觀色、曲意迎奉、伺機鑽營的本領。他曾拜沛郡（治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陳參為師，學習《禮經》，“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對外廣交“英俊”；在族內悉心“事諸父，曲有禮意”。成帝陽朔年間，他的伯父，權傾當朝的大將軍王鳳患病。他覺得這是一個能夠改變自己現狀從而飛黃騰達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下大力氣精心護理生病的伯父。“莽侍疾，親嚐藥，亂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不想這一手還真靈驗，王鳳終於被感動，臨死前把他推薦給太後和皇帝。
那太後王政君，就是王鳳的親妹妹；而皇帝（漢成帝），則是王鳳的親外甥。他們對王鳳舉薦的人，豈能不用！於是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黃門郎，不久即遷官射聲校尉。
永始元年（前16年），30歲的王莽繼嗣了補授給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並擔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的官職。隨著官爵的升遷，他更加以謙謹的方式來“匿情求名”。“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
果然，又有一個機會被他抓住了。原來太後姊子淳於長，與王莽一樣也是個極善於鑽營的人物。由於他為立趙飛燕為皇後之事賣過力氣，固而得到漢成帝的賞識，不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此人顯貴之後，“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對他一直看不慣，尤其是嫉妒他的官升得比自己快，地位比自己高。於是王莽便“陰求其罪過”，亦即秘密搜集淳於長的過錯乃至隱私，通過大司馬曲陽侯王根向太後告密，並最終置他於死地。這樣一來，王莽不僅鏟除了競爭對手，而且獲得了“有忠直節”的更大名聲，真可謂一舉兩得。
綏和元年（前8年），王根上書告老“乞骸骨”，並推薦由王莽接替他所擔任的大司馬職務，被漢成帝批準。如此王莽終於爬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高峰，時年38歲。
一個不到40歲的年輕人，便口含天憲，手握大權，應該說是人生的極大成功。不過王莽此時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知道前麵的路還很長，需要繼續付出代價。“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蓋。見之者以為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就這樣，王莽小心翼翼地輔政一年多，沒有出現什麽大問題。不想成帝這時卻撒手人寰。繼立的哀帝似乎對王莽不感興趣，出於外戚間的複雜鬥爭，他被罷官回封國杜門自守。
此時，他更加小心謹慎。一次，他兒子王獲殺了一個奴隸，他便毫不客氣地責令其自殺。這件事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加之多年來王莽恭儉、克己給人們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國的3年之中，“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前2年），剛巧發生日食，參加對策的一些賢良也乘機頌莽功德。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還京師。歲餘哀帝駕崩，無子，而王莽的主要政敵傅太後、丁太後等皆先期死去，這樣漢廷的大權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後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台，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誅滅了哀帝的寵臣董賢，接著迎立年僅9歲的漢平帝即位作為傀儡，自己則以輔政大司馬的身份掌握著實權。“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把自己的親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門，層層加強控製。當然，王莽畢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色。“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後，下以示信於眾庶”。顯然，王莽的政治手法較其他人要更為隱蔽狠毒，他的權術手段較其他人也要更加陰險狡猾。
當一切安排妥當之後，王莽便向著一個更高的目標挺進了！這樣，在西漢末年的曆史舞台上遂出演了王莽代漢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晉位安漢公，宰衡，加九錫。
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稱越裳氏，重譯到漢廷獻白雉。那麽，為何要搞這種名堂呢？
原來《尚書大傳》裏講，交趾的南麵有一個越裳國，當周公攝政六年，製禮作樂，天下太平之後，他們騎著大象，帶著幾重的翻譯，到中國來獻白雉，以歌頌中國出了聖人。這就是所謂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現，那王莽就是活脫脫的周公了。
周公托號於“周”，王莽也當托號於“漢”，於是擁莽的群臣強烈要求太後給有定國安議大功的王莽賜號“安漢公”，以順天心。王莽假惺惺地克讓了一番之後，便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安漢公的桂冠。
居位安漢公後，王莽的權力欲並未到此為止。元始四年（5年），他又變著花樣讓自己的女兒做了皇後，以強化其權勢。
這時，太保王舜等向太後奏言，稱讚王莽是至德大賢之人，生當有大賞，死當為宗臣（配享太廟），應該像殷的伊尹稱阿衡，周的周公稱太宰那樣，有更高的尊號才對。民眾中附和者8000多人，也紛紛上書強烈要求這麽做。太後迫於輿論的壓力，隻好從“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賜王莽以“宰衡”的稱號，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時，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
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稱號，卻推辭了增加的封地。不料這麽一來，又讓他扮演了周文王卻虞、芮之訟的角色。
原來傳說周文王多行善事，諸侯之間有了不能解決的事情就請他評判。一次，虞國和芮國的人發生了官司糾紛，便來找周文王決平。誰知他們一進周的國界，隻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盡管還沒有見著文王，自己就先慚愧起來，彼此說道：“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隻取辱耳！”如此這糾紛也就解決了。
王莽辭封地之後，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銷訴訟自稱慚怍而退的事情發生。王舜等又趕緊上奏，著實把王莽大加吹捧一番。
那時候，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先後給朝廷上書訴不平的“吏民”多達幾十萬人，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也都叩頭進言，紛紛要求加大對安漢公賞賜的力度。而王莽卻是一個勁兒地苦苦辭謝。
太後一看這架勢，隻好來了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一方麵暫且聽從王莽“不受賞”的意見，另一方麵讓群臣議“九錫”的典禮，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把這種相傳的古代最高賞賜授給他。很快，以張純為首的902位大臣便根據《周官》、《禮記》的有關記載議定了“九錫”之禮，王莽也就順順當當地接受了這項特殊的恩寵。
第二部曲，居攝，稱假皇帝。
元始五年（6年），漢平帝已經14歲，隨著平帝年齡的增加，王莽心裏越來越不是滋味。盡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犧牲自己的親兒子王宇為代價，鏟除了平帝生母衛姬的家族勢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劃歸政衛氏的企圖，但是眼看著一天天長大的平帝，他似乎總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於是決定加快代漢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了病，王莽認為除掉這顆眼中釘的機會到了。他一麵故作姿態，以周公為榜樣，依樣畫葫蘆地請命於泰疇，聲言願代平帝而死，並將策文藏於前殿，有意命令大臣們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一方麵竟利用臘月“上椒酒”祝壽的機會，“置藥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後，他宣布全國實行大赦，命令凡600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喪3年。
當時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斷絕，而宣帝的曾孫封王並健在的有5人，封為列侯的尚有48人。王莽見他們均已成人，難以駕馭，於是打出“兄弟不得相為後”的旗號，將他們統統排斥在一邊，卻從玄孫輩中挑選了年僅2歲的廣戚侯孺子嬰為平帝的繼承人，借口是這個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這時，前輝光郡（當時京師轄地分為前輝光、後承烈二郡）郡守謝囂上書，說武功（今屬陝西）縣長孟通挖浚水井時，挖出了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上麵有一行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莽讓大臣們趕快把此事上報給太後。不料太後聽罷立刻表態說：“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見勢不妙，連忙勸諫道：“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正；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後一聽這話，也意識到自己侄兒的羽翼已豐，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隻好“聽許”。
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後降詔：“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為了自圓其說，又特別把武功“白石”上的“為皇帝”解釋作“攝行皇帝之事也”。這樣，王莽便名正言順代表漢天子臨朝聽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則稱之“攝皇帝”，並改年號為“居攝”，而把子嬰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後，總感到這個“假”字別扭，一心想要盡快當“真”皇帝。西漢後期盛行圖讖、符命，王莽在當假皇帝前搞的武功丹書白石，使他嚐到了玩弄這類把戲的甜頭，於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居攝三年（8年），又出現了幾宗符瑞。一是廣饒侯劉京所言齊郡新井。原來齊郡臨淄縣有個名叫辛當的昌興亭長，一夜裏幾次做夢，夢見一個人向他說：“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第二天亭長起來，果然發現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報告的巴郡發現的石牛。三是太保屬臧洪奏報的扶風雍地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長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時，忽然狂風大作，對麵不見人，待風停，石前竟有一幅銅符帛畫，上麵寫著：“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立即將此事奏上太後，大講所謂漢的三七之厄，天命不可不畏。從此，這位攝皇帝便去掉了一個“攝”字，並改“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
當王莽進一步為如何再去掉頭上的“假”字煞費苦心的時候，正在長安遊學的廣漢郡梓潼（今屬四川）人哀章，見有機可乘，便精心偽造了一個銅櫃，內放兩份書簡：其一寫著“天帝行璽金匱圖”，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寫著“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這裏的“某”指漢高帝的名字，書謂高皇帝劉邦授意應該把帝位讓給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後應該順如天命轉移國祚。圖書上還寫明八個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興、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為新的真命天子的輔佐。
這位哀章盡管品行差勁又好吹牛皮，但卻極善於揣測王莽的心理。他聽到“齊井、石牛事下”，遂於當天黃昏時候，身穿黃色衣服來至高廟，把所帶的銅櫃交給了那裏的負責人。王莽聞訊如獲至寶，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親臨高廟拜受這上天賜予的金匱策書。他以應天承命為名，逼使太後交出了傳國玉璽，終於登上了真皇帝的寶座。其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年號為始建國。然而，直到這時王莽仍不失其一貫的風度，他親切地拉著被廢的孺子嬰的手，滿麵流淚地說道：“昔周公攝位，終得複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場的“百僚”“莫不感動”。
至此，王莽總算借投機家哀帝一手所炮製的上天符命，結束了他代漢的三部曲。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寶座後，麵對長期以來積累而成的天下洶洶、民怨鼎沸的社會現狀，為顯示新朝政權是承天受命、順應民心的合法政權，他本人是能解民於倒懸的真命天子，遂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托古改製活動。
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王莽從當時社會最為關注但又最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問題著手，宣布實行所謂的“王田”、“私屬”製。這是新莽改製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1.全國田地均歸國家所有，不得買賣，稱作“王田”。
2.凡一家有8個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畝。
3.原有田地超過規定畝數，即一家男丁不夠8人而田超過900畝者，將超過部分分給宗族或鄉鄰無田而應受田者。
4.無田之家，應按有關規定從政府受田。
5.奴婢不得買賣，改稱為“私屬”。
6.凡攻擊井田製度，煽動他人破壞法令者流放至邊境。
大凡對漢代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漢後期土地兼並嚴重，大批農民淪為奴隸，民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馬師丹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個“限田限奴”的建議，以緩和社會矛盾，卻未能實行。王莽的“王田”“私屬”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或可視為當年師丹建議的延伸和擴展。
據著名秦漢史專家陳直教授考證，王莽的王田製曾部分實行過。然而，由於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聯合抵製，此製無法進一步推廣，並引起“自諸卿大夫至於庶民”的廣泛反對。這是因為：首先，以土地買賣為杠杆的土地私有製，自戰國後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經濟運動的主旋律，至秦漢時期已經深入人心而不可動搖，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基本適應，絕不是任何個人的一紙空文能夠取消得了的。其次，農民既是土地私有製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並的受害者；他們受土地買賣天公地道時代觀念的束縛，從來也沒有正式向土地私有製發出挑戰；農民對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對土地的擁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製。再次，王莽的土地改革關鍵在於保證政府土地稅的征收，以維係帝國龐大的財政開支，從來也沒有真正顧及農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僅無法扭轉曆史，空自招來地主們的不滿與反抗，而且希望落空的農民的怨懟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兩麵夾攻的絕境。始建國四年（12年），當中郎區博進諫痛陳利害後，王莽不得不無可奈何地宣布：“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這樣，王莽改製的重頭戲“王田”“私屬”製正式宣告破產。
除土地、奴婢方麵的改革外，幣製改革是王莽托古改製的另一重要領域。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為打擊貨幣持有者，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便曾搞過幣製改革。居攝二年（7年），他以“周錢有子母相權”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錯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錢”三種錢，讓與西漢原有的五銖錢一塊兒在市場上流通。
由於新發行的貨幣質量低劣，遠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這種劣質錢兌取百姓手中的五銖錢，從中漁利，結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亂，而且造成了民眾對新貨幣的不信任。人們拒絕使用新貨幣，王莽就用嚴刑酷法強製推行，以致出現令“民人涕泣於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後，在以往貨幣改革所造成的嚴峻事實麵前，王莽不但絲毫沒有醒悟，反而突發奇想，硬是要給經濟現象賦予一種想當然的政治內涵，企圖通過改變幣製，抹去漢朝劉氏天下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記。
“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構成，這與貨幣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裏，卻具有了特殊的意義。他認為，金、刀就是當時流通的五銖錢、大錢、契刀、錯刀等貨幣的代稱，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們，不就等於抹去了人們頭腦中漢朝劉家的印記了嗎？於是在始建國元年（9年）、二年（10年），王莽又兩次改革幣製，頒行“寶貨五品”，把貨幣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銀、銅、龜、貝五種不同的幣材；六名是六類貨幣的名稱，即黃金、銀貨、龜幣、貝幣、布、泉；二十八品為28種貨幣的交換比值。如此混亂的幣製，同時在市場上運作，連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該怎麽折算。因此，時過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龜、貝、布之類的貨幣，隻準流行“小錢直（值）一”和“大泉五十”兩種。
天鳳元年（14年），王莽又進行第四次貨幣改革，重申金、銀、龜、貝幣可用（價值有所增減），廢除大小錢，以重五銖值錢的貨泉和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錢的貨幣兩種並行。王莽多次的幣製改革，使社會經濟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農商失業，食貨俱廢”。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屬於經濟方麵的改革措施還有“五均賒貸”和“六莞”。王莽為了控製國家的經濟運行秩序，采納國師公劉歆的建議，於始建國二年（10年）下詔，聲稱根據《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的記載，以及《周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的原則，特推行這一改革措施。
五均為平抑物價，其內容主要是：
1.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設五均官。
具體做法是，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2.長安“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備用東南西北為稱，皆置交易丞5人，錢府丞1人”。
3.工商各業，按其經營向市中申報，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即按時向他們征稅。
4.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個月，評定出各種貨物的標準價格，稱作“市平”。物價高於“市平”，政府就把所控製的物資平價出售，以平抑物價；物價低於“市平”，則聽任自由交易。人們如有賣不出的五穀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價收買之。
賒貸即向民眾貸款。其規定貧民遇有喪葬、祭祀或欲經營工商業而無資金者，可向錢府丞借貸。祭祀貸款限10天歸還，喪葬限3個月歸還，均不收利息。工商貸款，收取1/10的年息或3%的月息。
“六莞”指由國家管理的六種經營事業，具體是：國家專賣鹽、鐵、酒，政府鑄錢，官家管理山澤，再加五均賒貸。
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期曾經實行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用以強化國家對經濟運行秩序的控製。王莽推行的五均賒貸及六莞，和當年漢武帝的舉措頗有某種相類似的地方。這種看起來確實是造福於民眾的措施，由於本身的空想性與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失當——特別是用人不當，反而使其變為大商人、富豪掠奪財富的新手段，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人民大眾。所以，當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22年），便不得不下令廢除了這些政策。
王莽在進行上述經濟改革的同時，還進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這之中，最重要的是其官爵製度的變更。
王莽是學禮出身，所以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他總企圖給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於是煞費苦心地以《周禮》為藍本，來改革典章製度。他在西漢典製的基礎之上，根據“五德”、符命和杜撰出來的古史係統，采用一改變二增減的辦法，即改變原西漢的大批官名和秩祿之號，同時增減許多官職，從而建立起新莽的官爵體係。
王莽初即位時，曾依照哀章所偽造的符命，封拜輔臣11人，即“四輔”、“三公”、“四將”，合稱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後又發展為所謂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項、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後為公、侯。還根據《王製》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祿之號：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則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計10種。始建國四年（12年），王莽在長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製對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可事實上，他連分封的圖冊都沒有準備好，根本無法實授國邑。於是被封的2000多人隻得暫住京城，每月每人給幾千錢花銷。在物價飛漲的長安，幾千錢根本不敷用度，害得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變易漢官製分兩種情況：其一是增加新官職，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設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訓命等官；地方則設州牧副、部監副等。其二是改易漢官名，如將中央官大司農先改為羲和再改為納言，把大理（即廷尉）改為作士，改中尉為軍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稱大尹，又名卒正或連卒，縣令、長則改叫宰等。
王莽還對州郡縣名稱和區劃，首都、宮殿以及城門名稱，均作了較大的變動，如改長安為常安，長樂宮為常樂宮等。不僅如此，他對匈奴及西南少數民族首領的名稱和官號、璽印也進行更變，如把匈奴單於改稱“降奴服於”之類。這一輕率的帶有侮辱性的舉動招致雙方兵戎相見。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製，可以說沒有一項是成功的。他煞費苦心設計的改革措施，換來的卻是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麵的紛亂如麻。
鄧禹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個紛亂的社會狀態下度過的，百姓的苦難也使他從小就具有了濟世救民的思想。結識之後的光武帝劉秀，可以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