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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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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曲
1.非常歲月
饒彰風、鄧文釗二人由於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為著共同的革命事業而走到了一起，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然而，英雄人物的命運往往是跌宕起伏的。新中國建立後，饒彰風和鄧文釗又都經曆了一段非常歲月。
鄧文釗是一個傳奇的人物，是時代的弄潮兒，是革命精神的化身。
新中國剛剛成立後，鄧文釗的生活一直不穩定，時常要接受這個“批判”或那個“鬥爭”。
當年有關部門的人既不聽鄧文釗所言，也不顧鄧文釗所行——數十年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中，不惜毀家紓難——卻一度要將鄧文釗劃為右派分子。幸虧饒彰風出麵說話，才使得鄧文釗免於此難。據《回憶饒彰風》一書的記錄，當時饒彰風指出：
鄧文釗是香港知名的愛國人士、我黨的朋友，早在1938年就把自己在香港的住房讓給廖承誌作為八路軍辦事處用房。1941年，廖承誌通過他，由他哥哥出麵向港方當局登記創辦《華商報》。1946年複辦《華商報》時，又由他任督印人。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我黨在團結工商界方麵做了大量工作。建國初期，他任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在搶運物資、吸引外資、平定物價和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麵，都起了積極作用。鄧文釗擔任廣東省工商聯主任，工作是積極的，對團結改造工商界、建設祖國，同樣起了很大作用。1956年，他還兩次向統戰部要求派黨員幹部到工商聯加強領導，怎能說他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呢？
其實，當時鄧文釗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處境，他心中所關心的是對陳祖沛批判的事情。但是，不論鄧文釗怎麽努力，也不論饒彰風如何為他們解釋說明，最終陳祖沛還是被定為需要接受批判的對象。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陳祖沛選擇了一個最極端最直接也是最傻的方式——自殺，來作出最後的抵抗。陳祖沛墜樓昏迷時，鄧文釗正好趕到現場，隻見陳祖沛血淋淋地躺在地上，身下一攤鮮血逐漸向四周擴散。
鄧文釗突然感到雙眼發黑，雙腿發軟，整個人差點昏倒過去。自1927年在香港家中目睹祖母曾灶嬌慘死的景象之後，鄧文釗一直承受著精神上的折磨；如今，陳祖沛的慘死又一次使得他精神大受刺激，使其神經極不穩定。鄧文釗回到家後便長期失眠，慢慢地發展成為精神分裂症，成天神誌不清、胡言亂語，胡說自己活不了多久，常常叫嚷著要立遺囑等，他的吵鬧叫嚷使整個家不得安寧。那時，鄧文釗的家人對此也束手無策。
鄧文釗生病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廖承誌那裏。由於當時廖承誌本人不能馬上抽空看望鄧文釗，於是在1957年秋天鄧文釗發病時，便寫信開導他，信的全文如下：
文釗：
聽說你病了，甚念。你的信已收到了。
你應該首先努力恢複健康，以便以後為黨、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回反右鬥爭中，人人都受到教育，你也受到了教育，這是好的，應該的，對你今後是很好的事。你不應該因此就萌消極之念。你來信中說你沒有；但我聽來北京的朋友們告訴我，你在“準備後事”，“考慮遺產”，“準備遺囑”，說你自己“好不了啦”，如何如何，這是萬分要不得的消極念頭。你被黨培養教育了將近20年，怎有這樣的想法？因此，這種想法便是你的病根。你必須把這種病根鏟掉，你精神上健康起來，你的身體才能健康起來。
我們胖子總是有些毛病的。毛病之為物，你想它很重，它就真的重起來；你置之不理，視若無物（自然自己也要適當注意），它就沒有什麽，你又何必過分緊張？你的失眠，恐怕是與心理有關，心理和思想有關。你還是自己攻心為上，克服所有不健康的消極念頭，解除一切包袱，你就會好的。
廣東的同誌也都是理解你的，不會忘掉你的過去和我們在一起的貢獻。但是你有錯誤的地方也就必須檢討。這是大家都要做的。你要在黨領導下，更加進步，再堅強一些，這才對。祝你康複！
承誌
九月七日
鄧文釗一病就是八個月，一直在中山大學附屬醫院高幹病房裏治療休養。在鄧文釗住院期間，廖承誌還曾親自來到中山醫院探望鄧文釗。
“文釗，你要好好養病，身體好了，才能更好地為國家為人民服務啊！千萬不要放棄！國家、黨和人民都還需要你。”
之後，廖承誌還曾提議將鄧文釗接到北京治療，可是當時鄧文釗的妻子何捷書反對，並要挾說要是鄧文釗去北京了，她就回香港。廖承誌沒有辦法，隻得想方設法將鄧文釗的兒子從北京調回廣州，照顧鄧文釗。
鄧文釗在生病期間還要一直寫檢討。由於鄧文釗的中文很差，所以生病住院這一期間的檢討都是由他的兒子按照饒彰風的指點代寫的，而以前所寫的文稿幾乎都是他口述，然後秘書代寫。反右時期是饒彰風幫助他寫的，可是這個時候饒彰風本人也自身難保，據鄧文釗的兒子回憶，當時他受父命前去探望饒彰風時，看見曾生在其家中正安慰他。
由於受到饒彰風的保護，鄧文釗在反右運動中相比其他香港愛國人士所受的磨難不是很嚴重。反右之後，鄧文釗被撤去了廣東省副省長和廣東省工商聯主任的職務。而且他的撤職是工商聯以下一屆不選他的方式進行的，看起來比較“體麵”；副省長之職是陶鑄以鄧文釗有病為理由要求人大不要再選他，不過還是讓他保留省政協副主席的職務。相比其他香港愛國人士，鄧文釗的遭遇好多了。
經過在醫院的療養，鄧文釗病情穩定後便出院了。廖承誌知道消息後，為了讓鄧文釗可以在一個較好的環境裏繼續養身體，便安排鄧文釗跟自己一起去北戴河住了一個月。這期間，還是由鄧文釗的兒子負責代寫檢討。而何香凝、廖承誌則對鄧文釗給予無限的溫暖，使他感到很安慰。回到北京後，廖承誌還安排鄧文釗與一些在京的其他老朋友見麵，之後還安排鄧文釗父子去東北參觀，這一路上當地的群眾都十分熱心地招待鄧文釗，讓鄧文釗感到非常溫暖。在參觀中，鄧文釗感到自己仍受黨的信任，他十分開心，也增強了他的自信心。後來他還加入了一個赴蘇聯東歐參觀訪問的華僑工商界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華沙（波蘭）、索非亞（保加利亞）、布達佩斯（匈牙利）等城市，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很好的招待。
這次參觀訪問共用了兩個月，整個旅程中鄧文釗表現得十分灑脫、活躍，雖然旅途有點勞累，但是回國之後鄧文釗整個人精神煥發，一掃之前在反右運動中的那種頹喪勁兒。
1961年，鄧文釗恢複了副省長一職。這一時期是他一生最積極、活動也最多的時期。他接觸了許多香港朋友，大講愛國、團結。困難時期，中共邀請各界愛國人士舉行“神仙會”，請大家敞開思想，對各種問題各抒己見。這時，經過反右鬥爭，許多人都有了前車之鑒，這次都學乖了，不敢講心裏話，大都有一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感觸。但鄧文釗卻不理會，仍坦誠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對一係列問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認為拆鋼窗、鐵閘去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在機械化程度不夠、物資條件尚未成熟時實行公社化，為時過早；自由市場不失為解決物資困難的一個辦法；認為總路線“多快好省”的提法有矛盾，“多快”與“好省”很難並存；等等。那時，鄧文釗還大力支援大躍進，曾經讓他的兒子在香港買汽車運回廣州。據鄧文釗當時的秘書藍堅回憶，鄧文釗派他去和廣州市負責人聯係，表示想捐一批貨車給市政府，但進口新車有困難，故隻能買二手車。後來又與海關等有關部門聯係，辦理有關手續。三個月後，分兩批從香港運到大中型二手汽車共十七八輛，捐給廣州市。由於這是第一次國內以這種形式捐贈，且具有很大的意義，因而受到中央的肯定。此外，鄧文釗還十分關心家鄉的建設。據藍堅回憶，1965年，五華縣召開縣人民代表大會，鄧文釗以省政府領導人身份出席。作為鄧氏家族他這一代人中第一個回鄉的，他十分興奮——多年來想回家鄉看看的夙願終於實現了。他將在香港購買的兩輛載重汽車和一些化肥送給家鄉，支援家鄉建設。
擺脫了反右鬥爭的夢魘後，鄧文釗原本以為可以靜靜地期待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到來，可是誰曾想卻迎來了另一個非常歲月的磨難——“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開始，鄧文釗以為這隻是文化界的事，可是隨著這場運動如火如荼地發展，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鄧文釗很快成為被鬥爭的重點對象之一。
那時，隻要與資產階級有點關係的人都不能逃脫被鬥爭的命運。當時的中國社會一片混亂，路上的行人光是聽到“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那些口號聲都不舒服。鄧文釗遭到過幾次抄家。所謂抄家，就是闖進被掛以資產階級頭銜人士的家中，將他們家中所收藏的字畫、古董等等屬於“四舊”的東西一一搜出來沒收。第一次是廣州華南師範學院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一日清晨，鄧文釗如往常一樣坐在客廳看報，突然聽見房外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接著便是吆喝聲：“開門！開門！開門！”鄧文釗感到詫異，不知是誰一大清早前來。他打開門，一群戴紅袖章的華南師範學院的高幹子弟便湧進屋內，不打一聲招呼，將鄧文釗的家搜查個底朝天。鄧文釗還沒弄明白怎麽回事，隻聽其中一名紅衛兵說：“你知道嗎？現在全國上下實行‘文化大革命’，對資產階級嫌疑分子抄家檢查。你最好配合我們的工作。”鄧文釗一聽頓時傻眼了，自己竟然成了“資產階級”，他隻覺得胸口一陣酸痛。紅衛兵將整個房子從裏到外搜查了好幾遍，一無所獲。但是紅衛兵並沒有就此罷休，抄家之後，紅衛兵不準鄧文釗睡在原來的臥室，要求他睡在閣樓，並且每天傍晚都會有紅衛兵前來監督，讓他把客廳的大小沙發搬到閣樓，第二天早晨再將沙發搬回客廳。另外，紅衛兵還命令他打掃自家院子，以紅衛兵的口吻來說，這是讓鄧文釗進行“勞動改造”。鄧文釗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看著他那顫抖的身軀，住在隔壁的一位香港的退休律師，曾因鄧文釗勞動改造時的悲慘狀而痛哭。第二次抄家是北京來的“聯動”，他們抄家的對象本來是紅線女家，隻可惜當時鄧文釗住在隔壁，抄家隊就順帶一起將鄧文釗的家也抄了，鄧家的小汽車被開跑了。
不過那時華僑新村鄰裏之間關係十分要好，麵對突來的抄家，華僑新村的居民們也十分有默契地想好了應對政策。大家組織起聯防，一旦發現有紅衛兵來了，便敲鑼報信，鄰居之間相互幫忙，這樣日子也便好過一點；有時華僑新村的學生還自發與前來抄家的紅衛兵理論。當時住在鄧文釗家對麵、臨時由澳門調回來“學習”的香港人李承俊回憶這段曆史時說道：
當時，“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鄧文釗原是廣東省副省長，主管僑務和海外工作，在劫難逃，被軟禁在家裏。他天天在客廳接受監督“學習”，傍晚在紅衛兵的督促下，一個人將客廳的幾張大小沙發搬到樓上，翌日早晨，又將這幾張沙發搬回樓下客廳。
朋友善意勸我回避與鄧文釗接近，以免增加他的麻煩。但鄧文釗卻主動同我打招呼。他對港澳朋友的近況關懷備至，並十分注意“文革”對港澳的影響。
我對他說，“文革”主要是整頓中共黨政幹部，沒有理由牽連民主人士。鄧文釗說，他跟隨黨工作數十年，即使不“洗澡”，也應“洗臉”。
我以“陶侃難偷一日閑”來比喻鄧文釗的搬沙發。曆史上晉代大將軍陶侃曾駐節廣州，日夕運瓦，愛惜光陰。鄧文釗苦笑答道：“我同陶侃將軍相差十萬八千裏呢！”我又引述《孟子》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鄧文釗對我說，這個運動是個很大的運動，人人都要參與的。他不過是躬逢其“盛”而已，算不上是什麽苦和勞。他還說自己雖然血壓高，輕微勞動仍可勝任。他叮囑我轉告港澳朋友放心。
事後我才知道，鄧文釗當時不僅血壓高，而且心髒有毛病，不宜過度勞累。但他語氣輕鬆，雖在逆境仍處之泰然，一切都以大局為重。
之後，鄧文釗按照工宣隊的要求到工商聯辦“學習班”，“清理階級隊伍”。來到這裏的人士都要求交代問題，互相揭發。鄧文釗進來之後，頓時感到沉悶，度日如年的生活開始了。起初有人揭發鄧文釗愛收聽國外廣播，“是英國BBC特務”，有人揭發他講過“江青拍的電影低級趣味”。在“學習班”裏，鄧文釗感到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衝擊，思想受到強烈的批判。他自己也狠狠地批評自己，絞盡腦汁將自己這麽多年來所做的一切事情批得一文不值，仿佛隻有這麽做才能減輕他身上的精神壓力。
精神上的摧殘已經讓鄧文釗招架不住了，盡管他比很多回大陸定居的民主人士都要幸運，沒有挨鬥，可是，“文化大革命”給他帶來的精神上的創傷卻在他的心頭留下深深的傷痕，難以治愈。
在學習改造期間，鄧文釗還被要求寫檢討，這一時期他所寫的檢討比反右時更為離譜，他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學習班的日子不僅給鄧文釗的精神上帶來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他的身體受到沉重的衝擊。在進入學習班之前，他的體重是144斤，從學習班出來後，他的體重就隻剩下120斤了。然而，本以為回到家中可以輕鬆一下，調養下身心，可誰知道，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另一個“精神炸彈”——廖承誌被隔離審查了。鄧文釗隻能四處想辦法打聽廖承誌的情況，並托朋友馬萬祺一家給廖承誌送了很多藥品。
1969年秋，鄧文釗被“解放”了，同年他還被邀請參加國慶活動。這對於鄧文釗來說是件非常榮幸的事情，並且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那是最為幸福不過的了。人一開心，胃口也好，鄧文釗在這段時期飲食大增，因而他的體重也急速猛增，而體重這樣增增減減，加劇了他的冠心病、血壓高和風濕病。
1970年，鄧文釗的兒子出差路過廣州與鄧文釗相聚。父子重逢，感慨萬分，異常開心，又加之鄧文釗知道自己可以再次為何香凝工作，就更為高興了。當晚，全家吃“龍虎鬥”，這是一道十全大補菜式，可當時鄧文釗的身體已十分虛弱，經受不住這麽猛烈的大補。第二天，他在家中中風，從此昏迷不醒。
鄧文釗的一生都在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他始終堅信黨，直到死的那一刻，他依然相信共產黨是關心他的，對他還是很好的。他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遺憾的是沒能親眼目睹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繁榮。
1971年1月4日，鄧文釗離開了人世，伴隨著他的夫人何捷書的一句承諾，他安心地去了。
看著丈夫天天承受著病魔的折磨，何捷書心中不忍，她雖然對丈夫的事業沒有太多的認識，但是她理解丈夫，她支持丈夫，她明白丈夫心中最放不下的是什麽，她不希望丈夫再這樣艱難地耗下去。1971年1月4日，她來到丈夫身邊，大聲對他說：“你所期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必定實現。安息吧，釗！”
鄧文釗迷迷糊糊地聽到她妻子的話語，仿佛一個聽話的孩子，安靜地睡去了。
多麽感人，多麽溫馨的場景。
鄧文釗去世後，很多人都感到悲傷和惋惜，可是當時極左思潮泛濫，不可能為他舉辦追悼會。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決定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的人士平反，其中就包括鄧文釗。當年廖承誌去美國做心髒搭橋手術路過香港時，親自去探望何捷書，告訴她中央已經決定為鄧文釗平反，並舉行追悼會。
1980年7月10日，在廣州舉行了鄧文釗追悼會，上千人前來參加。葉劍英、宋慶齡、趙紫陽、廖承誌、胡厥文、胡子昂、楊尚昆等中央領導同誌及中共廣東省委、省人大、省政協、省人民政府、廣州部隊、省軍區等都送去花圈。前來追悼的人表情都十分肅穆，但是又夾雜著喜悅。他們不僅是悼念故者，更是告知故者中國的新風貌。
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副省長楊尚昆主持追悼會，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尹林平致悼詞。悼詞中肯定了鄧文釗參加革命工作幾十年來的重要事跡，肯定了他為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的有益貢獻。悼詞中稱呼鄧文釗為“鄧文釗同誌”，由此可見已經把他視為自己的一分子了。蒼天有靈，逝者聽到親友們對他的悼念，會感到欣慰、滿足。
追悼會不遠之處，一群白鴿展翅飛向廣袤的藍空，它們是正義、和平的使者，它們將現世的福音帶給已去的故人。
2.人心自有豐碑在
1966“文化大革命”爆發，饒彰風經受了慘痛的批判。
1969年，林彪的“一號通令”下達，所有“牛鬼蛇神”都連夜一個不剩地被秘密押送走了。
饒彰風就此失蹤。
實際上彰風已被秘密地抓捕關押起來，並且遭到殘忍的毒打，直至死去。
吳有恒，一位過來人，饒彰風被關押時他也剛好同被關在一處。對於當時的過程他有著清晰的印象，他曾對人提到饒彰風不是在獄中病死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
1970年9月14日，粵北樂昌七裏營勞改農場，整日陰霾不開，陰風慘慘，一陣陣的哀號與呻吟不時傳出。鐵門被“轟”地拉開了，一個“犯人”也就是吳有恒，被提了出來。
“該你打掃衛生了。”獄吏冷冷地說。
那個“犯人”默默地拿過掃帚，沿著號子的長廊打掃過去，沒有灰塵，沒有紙屑，隻有一陣陣嗆人的來蘇藥水氣，夾雜著這些日子裏已熟悉了的血腥味一起撲來。
突然，他看到常常被喚為“三號”的囚室的門敞開了——他知道，那裏是一個特殊的“犯人”，特殊到一個人被關在一個單間，可見“級別”之高。
這個神秘的囚徒是誰呢？
趁看守不注意，他一閃身進了三號囚室，立刻，那濃濃的氣味衝了過來，讓他幾乎要窒息了，藥水氣與血腥味竟是從這間囚室散發出去的！
他的心一沉……
屋角的陰影裏仿佛有什麽在閃爍——在這已被看守細細清理過的囚室，莫非還能遺留下什麽嗎？他下意識地走了過去，先用腳把那個發光體踩住，回過頭見沒什麽動靜，這才一彎腰從鞋底處把那東西捏住，也來不及看，趕緊把那東西塞進了口袋。而後，又若無其事地回到過道，在空空如也的長廊中打掃著汙漬、血漬……
這一天顯得特別長。口袋裏那小小的硬合金標誌，究竟是什麽東西？萬一讓看守發現，搜了出來，說不定同樣會有殺身之禍，一時間，他覺得口袋裏好像爬進了一團火。
終於，這個“犯人”完成了“任務”，又被押送回了號子。等牢門“轟”地關上，他的手才插進了口袋。
那閃爍著微光的東西已在手心。一打開，竟是一枚校徽，上麵“廣州外國語學院”七個字曆曆在目。
這就是“三號”的遺物嗎？
“犯人”的腦子一陣嗡響——沒錯，這隻能是他，饒彰風！校徽正是他的，他臨終扔下它，是想最後告訴來人自己是誰！
同號子的“囚犯”們，立即回想起三天前的一個深夜，即9月11日那天，夜氣如磐，秋寒若刺，人們以為是看守們動了惻隱之心，竟用報紙把前後的窗戶糊得嚴嚴實實，徐風不透。誰知，他們半夜仍被一陣陣拍桌聲與喝罵聲所驚醒。
傳來聲音的地方，正是“三號”。
窗糊上了，審訊的內容無法聽到，盡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
“呀……”終於傳來了一聲淒楚的慘叫，再伴隨一陣隱約的痛苦的呻吟。
但很快，一切又歸於了寂靜。
“享受”單間待遇的吳有恒，在第二天一早攀到鐵門邊上，被看守猛喝一聲：“不準向外看！”
他低下頭，無意中見到了一雙露出的腳——那是一個躺在擔架上的人的腳，而這個人的頭已用被單蓋住了。
他當然認得這雙腳，就在一同被押解往這個勞改場時見到過這雙腳！
饒彰風的腳！
他差點叫出聲來：是饒彰風！彰風死了！
死前那個晚上，人們都聽見饒彰風的牢房裏傳出打人者的凶狠喝罵聲、拍桌子聲，直至饒彰風最後一聲厲聲慘叫。
正是第二天，獄方命吳有恒和李嘉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中山大學校長）進入饒彰風的牢房撒白石灰，這是一種消毒的土辦法。此時，大家心裏明白：饒彰風遇難了。
就在饒彰風不明不白死去的前夕，有天要他寫一份證明一位同誌是“叛徒”的材料，他答應了。誰知材料一交上去，“左派們”勃然大怒！材料竟是證明那位同誌是個好同誌，革命意誌堅定，經受住了嚴酷的考驗。
彰風從牢房中被拖了出來——
“你難道不明白我們要你寫什麽嗎？”看守厲聲問道。
彰風微微抬起頭，蔑視地望了一眼，憤憤地說：
“我隻能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去寫！”
“你還頑固堅持反動立場！”
“我堅持黨性原則。”
“好吧，我看你能堅持多久！”
早已不耐煩的看守一把將渾身是傷的彰風揪起，拉著他朝外走去。審判室外，早已準備好了一個活埋坑。饒彰風被一把推了進去。
“你說還是不說？”
土埋到了腰間。
“他是不是叛徒？”
土埋到了胸口，呼吸已經很困難了。
“說，他是叛徒！”
土埋到了脖子上，饒彰風終於昏過去了，他一直沒有妥協。
當然，這時還不能讓他死，還得留活口，看守又將他扒了出來——人隻剩下了一口氣。但沒幾天，他卻不明不白地死了。
半年以後，在離樂昌百公裏之遙的連平縣外語學院幹校，有兩人找到了饒彰風的妻子何秋明。他們把旁邊的人，包括幹校的頭也都攆走了，進行了極為秘密的談話。
“我們同你談的話，不準告訴別人，對你的兒女也不要講，如果泄漏出去，後果自負！”
“到底是什麽事？”
“你要同饒彰風劃清界限，不要同情他！他已經死了！”
“他……什麽時候死的？是怎麽樣死的？”
“他死了六個月了，葬在粵北，你要同他劃清界限，要以黨員的組織原則保證不準對人講這件事！”
他們一再警告，不準何秋明哭，不準何秋明告訴任何人，不準何秋明有任何悲痛露出，必須照常勞動，必須照常排隊吃飯，如果膽敢把饒彰風的死訊傳出去，將嚴厲處置她！
何秋明心如刀絞，隻能緊咬牙關，淚水往肚裏咽。
沒幾年，滿腔悲憤的她相隨去了，她對兒女也沒敢說。其實兒女早知道了，一直想瞞住母親。這是怎樣一種割心的隱懷與親情呀！
“左派們”為了掩蓋其草菅人命的罪行，捏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謊言：
心髒病複發搶救無效！
已宣布解放他了，在盛飯時突然栽倒。
全身各處並無銳器損傷痕跡。
……
幾年後，在打倒“四人幫”的前夕，他的子女來到樂昌，在郊外公路旁廟子嶺的山坳裏為他遷遺骨回廣州火化時，棺材打開了，所有的人驚住了：
右鎖骨被打斷，左鎖骨更嚇人，肋骨碎了，一片淩亂。尤其是頭顱骨上，有一個半邊帶有齒印、半邊稍光滑點的小洞。這小小的身軀是經受了多麽痛苦的折磨與摧殘啊！但也隻能這麽火化了。
這裏地處粵北，已近湘粵邊界，武水從崇山峻嶺間流過，中國最大的運輸動脈京廣線也從這裏穿過，倏忽消失在莽莽大山之間。
每天，拉響了長笛的列車南來北往；歲歲，武水翻騰著浪花直下北江。
筆者到過這個地方，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大浩劫中，我是被通緝的“黑筆杆子”，乘月黑風高的寒夜越窗而逃，流亡到了老家，又同小姨惠茜一道，來到這森冷灰暗的樂昌城外，去探望正在受審查的舅公——誰都不知道我是個逃亡者，不然我也算自投羅網。
舅公當然知道我與文學的緣分，悄聲地告訴我：“這裏也有不少老作家，可惜不能見到，像吳有恒，寫《山鄉風雲錄》的；還有我們過去的頭，當過報紙老總的饒彰風……”
早經受過隔離、關押之累的我，自然深知其間森嚴的監規，不覺問上一句“你怎麽知道的？”
“怎麽不知道，嗅都嗅得出，多少年的同事了。”舅公不勝唏噓。
多年後，我讀到吳有恒的《記饒彰風》一文，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中記敘了這麽一件往事：
當吳有恒被押到樂昌時，一個“犯人”先他下車。押解吳有恒的人該是為保密緣故，喝令他低下頭，不準看這人的臉，讓那“犯人”從他身邊經過。
事後，押解的人審問吳有恒：“剛才那人，你看見了嗎？”
吳有恒答曰：“我低著頭，見其行過。未見其人，但見其腳。”
對方又問：“你知道他是誰？”
答曰：“知道，饒彰風。”
審訊者大罵：“胡扯！你未見其人，隻見其腳，怎就知道他是誰？”
吳有恒愴然道：“我同他幾十年的朋友，隻見其腳，也認得是他。”
審問者啞口無言了。
這些“左派們”自然不懂得人與人的患難交情是什麽。然而，經磨曆劫的這幾代人，那種相濡以沫的生死與共，那種在崇高的獻身精神輝映下的情同手足，卻是可以錄入一個世紀最悲壯的史劇當中以昭示後人的。
舅公與吳有恒作答的簡單一句話，在我卻有千鈞分量——我這麽譬喻也太輕了，因為這句話本身所凝結的一切並非任何東西所能計量的。
後來，卻也算是緣分了。我被下放到與粵北山區緊緊相連的湘東山區，就在一個著名的勞改農場近側，20世紀30年代中央第一任文委書記、前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就在那兒度過了最後的歲月。因為一麵之緣，80年代初，我完成了沒人敢寫的《潘漢年傳》，在寫到潘漢年三四十年代出生入死、往返於滬港之間時，我又一次接觸到了饒彰風的名字。我知道他轉戰粵北與粵東，又曾被派往東南亞，知道他同潘漢年、夏衍等一道，在敵特眼皮子底下將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柳亞子等數百名知名人士護送出港，赴北平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可是，就是這麽一位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一生的優秀黨員，一個耗盡畢生精力於革命的戰士，最後卻得到一個悲劇的結局。
他1970年9月含冤而死，終年57歲。
年逾古稀一直抱病在床的胡希明老人、饒彰風當年的生死之交，竟沒了老人的平和心態，拍案而起，提筆直書如下氣衝鬥牛的詩篇：
廿年多少心凝血，
黑獄長埋壯士魂。
猛憶風波亭畔事，
寶刀縱利未誅秦。
1982年9月，廣東省委統戰部為饒彰風舉行了逝世十二周年紀念會，省委書記、省長劉田夫在會上作了《忠誠的戰士，優秀的黨員》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激動地說：“人心自有豐碑在！”
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送來了挽聯：
已明是非善惡
毋忘赤膽忠肝
九泉之下的彰風，當是無憾了！
而在那“左”的年代，鄧文釗當然是“資產階級”了，哪怕冠以“紅色資本家”，也仍是資產階級，以致土改之際，小小的鄉村幹部都可來到已是副省長的鄧文釗辦公室，要他交付“退賠款”5000元。可他無償支持革命，又何止這個數的千百倍呢？但這個數字背後，分明揭示的是：你永遠擺脫不了資產階級的大尾巴，再“紅”也沒用！於是，這也便預示了自此以後十多年的厄運：“兩企”被查，省長被捋，“文革”失去自由，最後終死於非命——那一杯悲情之酒，當攪起他多少愁緒、多少慘烈的回憶？
在彌留之際，兩人可否還記得太平洋事變之際，香港那永標史冊的“搶救文化人”的國際大事件，可否想到轉移到韶關有可能的邂逅——關於這一點，後人也無法得知了。
當然，抗戰勝利後，為複辦《華商報》兩人相濡以沫，同舟共濟，尤其是又一次“大營救”——從香港轉移數以百計的社會名人北上參加新政協、策應資源委員會等一係列起義……而今，這些人的命運又如何呢？先是有一批成了“右派”而後又成了“右傾”，接著是“文革”——更早的還有“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方方書記、林平政委全進去了；連抗戰時期的省委書記李大林，也因有“此人不可重用”一語，被派到內蒙古一所師範學校任個副職，後來也算平了反，但仍不允許再回廣東，直到90歲才總算放行，回來沒幾天他就與世長辭了。
還有“兩企”中出資的實業家們——有幾個能安安穩穩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呢？
在那極“左”橫行的年代，正義何在？公理何在？
蒼天在叩問，曆史在叩問，人民在叩問！
曆史發展的規律是不可逆轉的，好在曆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曆經磨難之後，祖國終於迎來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春天！鄧文釗與饒彰風以及許多蒙冤的人，可以瞑目了。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魂兮歸來哀江南
這是饒彰風摯友喬冠華的挽聯，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呼號：魂兮歸來！
饒彰風、鄧文釗二人由於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為著共同的革命事業而走到了一起，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然而，英雄人物的命運往往是跌宕起伏的。新中國建立後，饒彰風和鄧文釗又都經曆了一段非常歲月。
鄧文釗是一個傳奇的人物，是時代的弄潮兒，是革命精神的化身。
新中國剛剛成立後，鄧文釗的生活一直不穩定，時常要接受這個“批判”或那個“鬥爭”。
當年有關部門的人既不聽鄧文釗所言，也不顧鄧文釗所行——數十年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中，不惜毀家紓難——卻一度要將鄧文釗劃為右派分子。幸虧饒彰風出麵說話，才使得鄧文釗免於此難。據《回憶饒彰風》一書的記錄，當時饒彰風指出：
鄧文釗是香港知名的愛國人士、我黨的朋友，早在1938年就把自己在香港的住房讓給廖承誌作為八路軍辦事處用房。1941年，廖承誌通過他，由他哥哥出麵向港方當局登記創辦《華商報》。1946年複辦《華商報》時，又由他任督印人。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我黨在團結工商界方麵做了大量工作。建國初期，他任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在搶運物資、吸引外資、平定物價和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麵，都起了積極作用。鄧文釗擔任廣東省工商聯主任，工作是積極的，對團結改造工商界、建設祖國，同樣起了很大作用。1956年，他還兩次向統戰部要求派黨員幹部到工商聯加強領導，怎能說他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呢？
其實，當時鄧文釗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處境，他心中所關心的是對陳祖沛批判的事情。但是，不論鄧文釗怎麽努力，也不論饒彰風如何為他們解釋說明，最終陳祖沛還是被定為需要接受批判的對象。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陳祖沛選擇了一個最極端最直接也是最傻的方式——自殺，來作出最後的抵抗。陳祖沛墜樓昏迷時，鄧文釗正好趕到現場，隻見陳祖沛血淋淋地躺在地上，身下一攤鮮血逐漸向四周擴散。
鄧文釗突然感到雙眼發黑，雙腿發軟，整個人差點昏倒過去。自1927年在香港家中目睹祖母曾灶嬌慘死的景象之後，鄧文釗一直承受著精神上的折磨；如今，陳祖沛的慘死又一次使得他精神大受刺激，使其神經極不穩定。鄧文釗回到家後便長期失眠，慢慢地發展成為精神分裂症，成天神誌不清、胡言亂語，胡說自己活不了多久，常常叫嚷著要立遺囑等，他的吵鬧叫嚷使整個家不得安寧。那時，鄧文釗的家人對此也束手無策。
鄧文釗生病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廖承誌那裏。由於當時廖承誌本人不能馬上抽空看望鄧文釗，於是在1957年秋天鄧文釗發病時，便寫信開導他，信的全文如下：
文釗：
聽說你病了，甚念。你的信已收到了。
你應該首先努力恢複健康，以便以後為黨、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回反右鬥爭中，人人都受到教育，你也受到了教育，這是好的，應該的，對你今後是很好的事。你不應該因此就萌消極之念。你來信中說你沒有；但我聽來北京的朋友們告訴我，你在“準備後事”，“考慮遺產”，“準備遺囑”，說你自己“好不了啦”，如何如何，這是萬分要不得的消極念頭。你被黨培養教育了將近20年，怎有這樣的想法？因此，這種想法便是你的病根。你必須把這種病根鏟掉，你精神上健康起來，你的身體才能健康起來。
我們胖子總是有些毛病的。毛病之為物，你想它很重，它就真的重起來；你置之不理，視若無物（自然自己也要適當注意），它就沒有什麽，你又何必過分緊張？你的失眠，恐怕是與心理有關，心理和思想有關。你還是自己攻心為上，克服所有不健康的消極念頭，解除一切包袱，你就會好的。
廣東的同誌也都是理解你的，不會忘掉你的過去和我們在一起的貢獻。但是你有錯誤的地方也就必須檢討。這是大家都要做的。你要在黨領導下，更加進步，再堅強一些，這才對。祝你康複！
承誌
九月七日
鄧文釗一病就是八個月，一直在中山大學附屬醫院高幹病房裏治療休養。在鄧文釗住院期間，廖承誌還曾親自來到中山醫院探望鄧文釗。
“文釗，你要好好養病，身體好了，才能更好地為國家為人民服務啊！千萬不要放棄！國家、黨和人民都還需要你。”
之後，廖承誌還曾提議將鄧文釗接到北京治療，可是當時鄧文釗的妻子何捷書反對，並要挾說要是鄧文釗去北京了，她就回香港。廖承誌沒有辦法，隻得想方設法將鄧文釗的兒子從北京調回廣州，照顧鄧文釗。
鄧文釗在生病期間還要一直寫檢討。由於鄧文釗的中文很差，所以生病住院這一期間的檢討都是由他的兒子按照饒彰風的指點代寫的，而以前所寫的文稿幾乎都是他口述，然後秘書代寫。反右時期是饒彰風幫助他寫的，可是這個時候饒彰風本人也自身難保，據鄧文釗的兒子回憶，當時他受父命前去探望饒彰風時，看見曾生在其家中正安慰他。
由於受到饒彰風的保護，鄧文釗在反右運動中相比其他香港愛國人士所受的磨難不是很嚴重。反右之後，鄧文釗被撤去了廣東省副省長和廣東省工商聯主任的職務。而且他的撤職是工商聯以下一屆不選他的方式進行的，看起來比較“體麵”；副省長之職是陶鑄以鄧文釗有病為理由要求人大不要再選他，不過還是讓他保留省政協副主席的職務。相比其他香港愛國人士，鄧文釗的遭遇好多了。
經過在醫院的療養，鄧文釗病情穩定後便出院了。廖承誌知道消息後，為了讓鄧文釗可以在一個較好的環境裏繼續養身體，便安排鄧文釗跟自己一起去北戴河住了一個月。這期間，還是由鄧文釗的兒子負責代寫檢討。而何香凝、廖承誌則對鄧文釗給予無限的溫暖，使他感到很安慰。回到北京後，廖承誌還安排鄧文釗與一些在京的其他老朋友見麵，之後還安排鄧文釗父子去東北參觀，這一路上當地的群眾都十分熱心地招待鄧文釗，讓鄧文釗感到非常溫暖。在參觀中，鄧文釗感到自己仍受黨的信任，他十分開心，也增強了他的自信心。後來他還加入了一個赴蘇聯東歐參觀訪問的華僑工商界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華沙（波蘭）、索非亞（保加利亞）、布達佩斯（匈牙利）等城市，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很好的招待。
這次參觀訪問共用了兩個月，整個旅程中鄧文釗表現得十分灑脫、活躍，雖然旅途有點勞累，但是回國之後鄧文釗整個人精神煥發，一掃之前在反右運動中的那種頹喪勁兒。
1961年，鄧文釗恢複了副省長一職。這一時期是他一生最積極、活動也最多的時期。他接觸了許多香港朋友，大講愛國、團結。困難時期，中共邀請各界愛國人士舉行“神仙會”，請大家敞開思想，對各種問題各抒己見。這時，經過反右鬥爭，許多人都有了前車之鑒，這次都學乖了，不敢講心裏話，大都有一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感觸。但鄧文釗卻不理會，仍坦誠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對一係列問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認為拆鋼窗、鐵閘去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在機械化程度不夠、物資條件尚未成熟時實行公社化，為時過早；自由市場不失為解決物資困難的一個辦法；認為總路線“多快好省”的提法有矛盾，“多快”與“好省”很難並存；等等。那時，鄧文釗還大力支援大躍進，曾經讓他的兒子在香港買汽車運回廣州。據鄧文釗當時的秘書藍堅回憶，鄧文釗派他去和廣州市負責人聯係，表示想捐一批貨車給市政府，但進口新車有困難，故隻能買二手車。後來又與海關等有關部門聯係，辦理有關手續。三個月後，分兩批從香港運到大中型二手汽車共十七八輛，捐給廣州市。由於這是第一次國內以這種形式捐贈，且具有很大的意義，因而受到中央的肯定。此外，鄧文釗還十分關心家鄉的建設。據藍堅回憶，1965年，五華縣召開縣人民代表大會，鄧文釗以省政府領導人身份出席。作為鄧氏家族他這一代人中第一個回鄉的，他十分興奮——多年來想回家鄉看看的夙願終於實現了。他將在香港購買的兩輛載重汽車和一些化肥送給家鄉，支援家鄉建設。
擺脫了反右鬥爭的夢魘後，鄧文釗原本以為可以靜靜地期待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到來，可是誰曾想卻迎來了另一個非常歲月的磨難——“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開始，鄧文釗以為這隻是文化界的事，可是隨著這場運動如火如荼地發展，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鄧文釗很快成為被鬥爭的重點對象之一。
那時，隻要與資產階級有點關係的人都不能逃脫被鬥爭的命運。當時的中國社會一片混亂，路上的行人光是聽到“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那些口號聲都不舒服。鄧文釗遭到過幾次抄家。所謂抄家，就是闖進被掛以資產階級頭銜人士的家中，將他們家中所收藏的字畫、古董等等屬於“四舊”的東西一一搜出來沒收。第一次是廣州華南師範學院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一日清晨，鄧文釗如往常一樣坐在客廳看報，突然聽見房外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接著便是吆喝聲：“開門！開門！開門！”鄧文釗感到詫異，不知是誰一大清早前來。他打開門，一群戴紅袖章的華南師範學院的高幹子弟便湧進屋內，不打一聲招呼，將鄧文釗的家搜查個底朝天。鄧文釗還沒弄明白怎麽回事，隻聽其中一名紅衛兵說：“你知道嗎？現在全國上下實行‘文化大革命’，對資產階級嫌疑分子抄家檢查。你最好配合我們的工作。”鄧文釗一聽頓時傻眼了，自己竟然成了“資產階級”，他隻覺得胸口一陣酸痛。紅衛兵將整個房子從裏到外搜查了好幾遍，一無所獲。但是紅衛兵並沒有就此罷休，抄家之後，紅衛兵不準鄧文釗睡在原來的臥室，要求他睡在閣樓，並且每天傍晚都會有紅衛兵前來監督，讓他把客廳的大小沙發搬到閣樓，第二天早晨再將沙發搬回客廳。另外，紅衛兵還命令他打掃自家院子，以紅衛兵的口吻來說，這是讓鄧文釗進行“勞動改造”。鄧文釗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看著他那顫抖的身軀，住在隔壁的一位香港的退休律師，曾因鄧文釗勞動改造時的悲慘狀而痛哭。第二次抄家是北京來的“聯動”，他們抄家的對象本來是紅線女家，隻可惜當時鄧文釗住在隔壁，抄家隊就順帶一起將鄧文釗的家也抄了，鄧家的小汽車被開跑了。
不過那時華僑新村鄰裏之間關係十分要好，麵對突來的抄家，華僑新村的居民們也十分有默契地想好了應對政策。大家組織起聯防，一旦發現有紅衛兵來了，便敲鑼報信，鄰居之間相互幫忙，這樣日子也便好過一點；有時華僑新村的學生還自發與前來抄家的紅衛兵理論。當時住在鄧文釗家對麵、臨時由澳門調回來“學習”的香港人李承俊回憶這段曆史時說道：
當時，“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鄧文釗原是廣東省副省長，主管僑務和海外工作，在劫難逃，被軟禁在家裏。他天天在客廳接受監督“學習”，傍晚在紅衛兵的督促下，一個人將客廳的幾張大小沙發搬到樓上，翌日早晨，又將這幾張沙發搬回樓下客廳。
朋友善意勸我回避與鄧文釗接近，以免增加他的麻煩。但鄧文釗卻主動同我打招呼。他對港澳朋友的近況關懷備至，並十分注意“文革”對港澳的影響。
我對他說，“文革”主要是整頓中共黨政幹部，沒有理由牽連民主人士。鄧文釗說，他跟隨黨工作數十年，即使不“洗澡”，也應“洗臉”。
我以“陶侃難偷一日閑”來比喻鄧文釗的搬沙發。曆史上晉代大將軍陶侃曾駐節廣州，日夕運瓦，愛惜光陰。鄧文釗苦笑答道：“我同陶侃將軍相差十萬八千裏呢！”我又引述《孟子》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鄧文釗對我說，這個運動是個很大的運動，人人都要參與的。他不過是躬逢其“盛”而已，算不上是什麽苦和勞。他還說自己雖然血壓高，輕微勞動仍可勝任。他叮囑我轉告港澳朋友放心。
事後我才知道，鄧文釗當時不僅血壓高，而且心髒有毛病，不宜過度勞累。但他語氣輕鬆，雖在逆境仍處之泰然，一切都以大局為重。
之後，鄧文釗按照工宣隊的要求到工商聯辦“學習班”，“清理階級隊伍”。來到這裏的人士都要求交代問題，互相揭發。鄧文釗進來之後，頓時感到沉悶，度日如年的生活開始了。起初有人揭發鄧文釗愛收聽國外廣播，“是英國BBC特務”，有人揭發他講過“江青拍的電影低級趣味”。在“學習班”裏，鄧文釗感到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衝擊，思想受到強烈的批判。他自己也狠狠地批評自己，絞盡腦汁將自己這麽多年來所做的一切事情批得一文不值，仿佛隻有這麽做才能減輕他身上的精神壓力。
精神上的摧殘已經讓鄧文釗招架不住了，盡管他比很多回大陸定居的民主人士都要幸運，沒有挨鬥，可是，“文化大革命”給他帶來的精神上的創傷卻在他的心頭留下深深的傷痕，難以治愈。
在學習改造期間，鄧文釗還被要求寫檢討，這一時期他所寫的檢討比反右時更為離譜，他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學習班的日子不僅給鄧文釗的精神上帶來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他的身體受到沉重的衝擊。在進入學習班之前，他的體重是144斤，從學習班出來後，他的體重就隻剩下120斤了。然而，本以為回到家中可以輕鬆一下，調養下身心，可誰知道，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另一個“精神炸彈”——廖承誌被隔離審查了。鄧文釗隻能四處想辦法打聽廖承誌的情況，並托朋友馬萬祺一家給廖承誌送了很多藥品。
1969年秋，鄧文釗被“解放”了，同年他還被邀請參加國慶活動。這對於鄧文釗來說是件非常榮幸的事情，並且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那是最為幸福不過的了。人一開心，胃口也好，鄧文釗在這段時期飲食大增，因而他的體重也急速猛增，而體重這樣增增減減，加劇了他的冠心病、血壓高和風濕病。
1970年，鄧文釗的兒子出差路過廣州與鄧文釗相聚。父子重逢，感慨萬分，異常開心，又加之鄧文釗知道自己可以再次為何香凝工作，就更為高興了。當晚，全家吃“龍虎鬥”，這是一道十全大補菜式，可當時鄧文釗的身體已十分虛弱，經受不住這麽猛烈的大補。第二天，他在家中中風，從此昏迷不醒。
鄧文釗的一生都在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他始終堅信黨，直到死的那一刻，他依然相信共產黨是關心他的，對他還是很好的。他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遺憾的是沒能親眼目睹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繁榮。
1971年1月4日，鄧文釗離開了人世，伴隨著他的夫人何捷書的一句承諾，他安心地去了。
看著丈夫天天承受著病魔的折磨，何捷書心中不忍，她雖然對丈夫的事業沒有太多的認識，但是她理解丈夫，她支持丈夫，她明白丈夫心中最放不下的是什麽，她不希望丈夫再這樣艱難地耗下去。1971年1月4日，她來到丈夫身邊，大聲對他說：“你所期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必定實現。安息吧，釗！”
鄧文釗迷迷糊糊地聽到她妻子的話語，仿佛一個聽話的孩子，安靜地睡去了。
多麽感人，多麽溫馨的場景。
鄧文釗去世後，很多人都感到悲傷和惋惜，可是當時極左思潮泛濫，不可能為他舉辦追悼會。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決定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的人士平反，其中就包括鄧文釗。當年廖承誌去美國做心髒搭橋手術路過香港時，親自去探望何捷書，告訴她中央已經決定為鄧文釗平反，並舉行追悼會。
1980年7月10日，在廣州舉行了鄧文釗追悼會，上千人前來參加。葉劍英、宋慶齡、趙紫陽、廖承誌、胡厥文、胡子昂、楊尚昆等中央領導同誌及中共廣東省委、省人大、省政協、省人民政府、廣州部隊、省軍區等都送去花圈。前來追悼的人表情都十分肅穆，但是又夾雜著喜悅。他們不僅是悼念故者，更是告知故者中國的新風貌。
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副省長楊尚昆主持追悼會，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尹林平致悼詞。悼詞中肯定了鄧文釗參加革命工作幾十年來的重要事跡，肯定了他為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的有益貢獻。悼詞中稱呼鄧文釗為“鄧文釗同誌”，由此可見已經把他視為自己的一分子了。蒼天有靈，逝者聽到親友們對他的悼念，會感到欣慰、滿足。
追悼會不遠之處，一群白鴿展翅飛向廣袤的藍空，它們是正義、和平的使者，它們將現世的福音帶給已去的故人。
2.人心自有豐碑在
1966“文化大革命”爆發，饒彰風經受了慘痛的批判。
1969年，林彪的“一號通令”下達，所有“牛鬼蛇神”都連夜一個不剩地被秘密押送走了。
饒彰風就此失蹤。
實際上彰風已被秘密地抓捕關押起來，並且遭到殘忍的毒打，直至死去。
吳有恒，一位過來人，饒彰風被關押時他也剛好同被關在一處。對於當時的過程他有著清晰的印象，他曾對人提到饒彰風不是在獄中病死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
1970年9月14日，粵北樂昌七裏營勞改農場，整日陰霾不開，陰風慘慘，一陣陣的哀號與呻吟不時傳出。鐵門被“轟”地拉開了，一個“犯人”也就是吳有恒，被提了出來。
“該你打掃衛生了。”獄吏冷冷地說。
那個“犯人”默默地拿過掃帚，沿著號子的長廊打掃過去，沒有灰塵，沒有紙屑，隻有一陣陣嗆人的來蘇藥水氣，夾雜著這些日子裏已熟悉了的血腥味一起撲來。
突然，他看到常常被喚為“三號”的囚室的門敞開了——他知道，那裏是一個特殊的“犯人”，特殊到一個人被關在一個單間，可見“級別”之高。
這個神秘的囚徒是誰呢？
趁看守不注意，他一閃身進了三號囚室，立刻，那濃濃的氣味衝了過來，讓他幾乎要窒息了，藥水氣與血腥味竟是從這間囚室散發出去的！
他的心一沉……
屋角的陰影裏仿佛有什麽在閃爍——在這已被看守細細清理過的囚室，莫非還能遺留下什麽嗎？他下意識地走了過去，先用腳把那個發光體踩住，回過頭見沒什麽動靜，這才一彎腰從鞋底處把那東西捏住，也來不及看，趕緊把那東西塞進了口袋。而後，又若無其事地回到過道，在空空如也的長廊中打掃著汙漬、血漬……
這一天顯得特別長。口袋裏那小小的硬合金標誌，究竟是什麽東西？萬一讓看守發現，搜了出來，說不定同樣會有殺身之禍，一時間，他覺得口袋裏好像爬進了一團火。
終於，這個“犯人”完成了“任務”，又被押送回了號子。等牢門“轟”地關上，他的手才插進了口袋。
那閃爍著微光的東西已在手心。一打開，竟是一枚校徽，上麵“廣州外國語學院”七個字曆曆在目。
這就是“三號”的遺物嗎？
“犯人”的腦子一陣嗡響——沒錯，這隻能是他，饒彰風！校徽正是他的，他臨終扔下它，是想最後告訴來人自己是誰！
同號子的“囚犯”們，立即回想起三天前的一個深夜，即9月11日那天，夜氣如磐，秋寒若刺，人們以為是看守們動了惻隱之心，竟用報紙把前後的窗戶糊得嚴嚴實實，徐風不透。誰知，他們半夜仍被一陣陣拍桌聲與喝罵聲所驚醒。
傳來聲音的地方，正是“三號”。
窗糊上了，審訊的內容無法聽到，盡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
“呀……”終於傳來了一聲淒楚的慘叫，再伴隨一陣隱約的痛苦的呻吟。
但很快，一切又歸於了寂靜。
“享受”單間待遇的吳有恒，在第二天一早攀到鐵門邊上，被看守猛喝一聲：“不準向外看！”
他低下頭，無意中見到了一雙露出的腳——那是一個躺在擔架上的人的腳，而這個人的頭已用被單蓋住了。
他當然認得這雙腳，就在一同被押解往這個勞改場時見到過這雙腳！
饒彰風的腳！
他差點叫出聲來：是饒彰風！彰風死了！
死前那個晚上，人們都聽見饒彰風的牢房裏傳出打人者的凶狠喝罵聲、拍桌子聲，直至饒彰風最後一聲厲聲慘叫。
正是第二天，獄方命吳有恒和李嘉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中山大學校長）進入饒彰風的牢房撒白石灰，這是一種消毒的土辦法。此時，大家心裏明白：饒彰風遇難了。
就在饒彰風不明不白死去的前夕，有天要他寫一份證明一位同誌是“叛徒”的材料，他答應了。誰知材料一交上去，“左派們”勃然大怒！材料竟是證明那位同誌是個好同誌，革命意誌堅定，經受住了嚴酷的考驗。
彰風從牢房中被拖了出來——
“你難道不明白我們要你寫什麽嗎？”看守厲聲問道。
彰風微微抬起頭，蔑視地望了一眼，憤憤地說：
“我隻能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去寫！”
“你還頑固堅持反動立場！”
“我堅持黨性原則。”
“好吧，我看你能堅持多久！”
早已不耐煩的看守一把將渾身是傷的彰風揪起，拉著他朝外走去。審判室外，早已準備好了一個活埋坑。饒彰風被一把推了進去。
“你說還是不說？”
土埋到了腰間。
“他是不是叛徒？”
土埋到了胸口，呼吸已經很困難了。
“說，他是叛徒！”
土埋到了脖子上，饒彰風終於昏過去了，他一直沒有妥協。
當然，這時還不能讓他死，還得留活口，看守又將他扒了出來——人隻剩下了一口氣。但沒幾天，他卻不明不白地死了。
半年以後，在離樂昌百公裏之遙的連平縣外語學院幹校，有兩人找到了饒彰風的妻子何秋明。他們把旁邊的人，包括幹校的頭也都攆走了，進行了極為秘密的談話。
“我們同你談的話，不準告訴別人，對你的兒女也不要講，如果泄漏出去，後果自負！”
“到底是什麽事？”
“你要同饒彰風劃清界限，不要同情他！他已經死了！”
“他……什麽時候死的？是怎麽樣死的？”
“他死了六個月了，葬在粵北，你要同他劃清界限，要以黨員的組織原則保證不準對人講這件事！”
他們一再警告，不準何秋明哭，不準何秋明告訴任何人，不準何秋明有任何悲痛露出，必須照常勞動，必須照常排隊吃飯，如果膽敢把饒彰風的死訊傳出去，將嚴厲處置她！
何秋明心如刀絞，隻能緊咬牙關，淚水往肚裏咽。
沒幾年，滿腔悲憤的她相隨去了，她對兒女也沒敢說。其實兒女早知道了，一直想瞞住母親。這是怎樣一種割心的隱懷與親情呀！
“左派們”為了掩蓋其草菅人命的罪行，捏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謊言：
心髒病複發搶救無效！
已宣布解放他了，在盛飯時突然栽倒。
全身各處並無銳器損傷痕跡。
……
幾年後，在打倒“四人幫”的前夕，他的子女來到樂昌，在郊外公路旁廟子嶺的山坳裏為他遷遺骨回廣州火化時，棺材打開了，所有的人驚住了：
右鎖骨被打斷，左鎖骨更嚇人，肋骨碎了，一片淩亂。尤其是頭顱骨上，有一個半邊帶有齒印、半邊稍光滑點的小洞。這小小的身軀是經受了多麽痛苦的折磨與摧殘啊！但也隻能這麽火化了。
這裏地處粵北，已近湘粵邊界，武水從崇山峻嶺間流過，中國最大的運輸動脈京廣線也從這裏穿過，倏忽消失在莽莽大山之間。
每天，拉響了長笛的列車南來北往；歲歲，武水翻騰著浪花直下北江。
筆者到過這個地方，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大浩劫中，我是被通緝的“黑筆杆子”，乘月黑風高的寒夜越窗而逃，流亡到了老家，又同小姨惠茜一道，來到這森冷灰暗的樂昌城外，去探望正在受審查的舅公——誰都不知道我是個逃亡者，不然我也算自投羅網。
舅公當然知道我與文學的緣分，悄聲地告訴我：“這裏也有不少老作家，可惜不能見到，像吳有恒，寫《山鄉風雲錄》的；還有我們過去的頭，當過報紙老總的饒彰風……”
早經受過隔離、關押之累的我，自然深知其間森嚴的監規，不覺問上一句“你怎麽知道的？”
“怎麽不知道，嗅都嗅得出，多少年的同事了。”舅公不勝唏噓。
多年後，我讀到吳有恒的《記饒彰風》一文，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中記敘了這麽一件往事：
當吳有恒被押到樂昌時，一個“犯人”先他下車。押解吳有恒的人該是為保密緣故，喝令他低下頭，不準看這人的臉，讓那“犯人”從他身邊經過。
事後，押解的人審問吳有恒：“剛才那人，你看見了嗎？”
吳有恒答曰：“我低著頭，見其行過。未見其人，但見其腳。”
對方又問：“你知道他是誰？”
答曰：“知道，饒彰風。”
審訊者大罵：“胡扯！你未見其人，隻見其腳，怎就知道他是誰？”
吳有恒愴然道：“我同他幾十年的朋友，隻見其腳，也認得是他。”
審問者啞口無言了。
這些“左派們”自然不懂得人與人的患難交情是什麽。然而，經磨曆劫的這幾代人，那種相濡以沫的生死與共，那種在崇高的獻身精神輝映下的情同手足，卻是可以錄入一個世紀最悲壯的史劇當中以昭示後人的。
舅公與吳有恒作答的簡單一句話，在我卻有千鈞分量——我這麽譬喻也太輕了，因為這句話本身所凝結的一切並非任何東西所能計量的。
後來，卻也算是緣分了。我被下放到與粵北山區緊緊相連的湘東山區，就在一個著名的勞改農場近側，20世紀30年代中央第一任文委書記、前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就在那兒度過了最後的歲月。因為一麵之緣，80年代初，我完成了沒人敢寫的《潘漢年傳》，在寫到潘漢年三四十年代出生入死、往返於滬港之間時，我又一次接觸到了饒彰風的名字。我知道他轉戰粵北與粵東，又曾被派往東南亞，知道他同潘漢年、夏衍等一道，在敵特眼皮子底下將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柳亞子等數百名知名人士護送出港，赴北平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可是，就是這麽一位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一生的優秀黨員，一個耗盡畢生精力於革命的戰士，最後卻得到一個悲劇的結局。
他1970年9月含冤而死，終年57歲。
年逾古稀一直抱病在床的胡希明老人、饒彰風當年的生死之交，竟沒了老人的平和心態，拍案而起，提筆直書如下氣衝鬥牛的詩篇：
廿年多少心凝血，
黑獄長埋壯士魂。
猛憶風波亭畔事，
寶刀縱利未誅秦。
1982年9月，廣東省委統戰部為饒彰風舉行了逝世十二周年紀念會，省委書記、省長劉田夫在會上作了《忠誠的戰士，優秀的黨員》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激動地說：“人心自有豐碑在！”
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送來了挽聯：
已明是非善惡
毋忘赤膽忠肝
九泉之下的彰風，當是無憾了！
而在那“左”的年代，鄧文釗當然是“資產階級”了，哪怕冠以“紅色資本家”，也仍是資產階級，以致土改之際，小小的鄉村幹部都可來到已是副省長的鄧文釗辦公室，要他交付“退賠款”5000元。可他無償支持革命，又何止這個數的千百倍呢？但這個數字背後，分明揭示的是：你永遠擺脫不了資產階級的大尾巴，再“紅”也沒用！於是，這也便預示了自此以後十多年的厄運：“兩企”被查，省長被捋，“文革”失去自由，最後終死於非命——那一杯悲情之酒，當攪起他多少愁緒、多少慘烈的回憶？
在彌留之際，兩人可否還記得太平洋事變之際，香港那永標史冊的“搶救文化人”的國際大事件，可否想到轉移到韶關有可能的邂逅——關於這一點，後人也無法得知了。
當然，抗戰勝利後，為複辦《華商報》兩人相濡以沫，同舟共濟，尤其是又一次“大營救”——從香港轉移數以百計的社會名人北上參加新政協、策應資源委員會等一係列起義……而今，這些人的命運又如何呢？先是有一批成了“右派”而後又成了“右傾”，接著是“文革”——更早的還有“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方方書記、林平政委全進去了；連抗戰時期的省委書記李大林，也因有“此人不可重用”一語，被派到內蒙古一所師範學校任個副職，後來也算平了反，但仍不允許再回廣東，直到90歲才總算放行，回來沒幾天他就與世長辭了。
還有“兩企”中出資的實業家們——有幾個能安安穩穩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呢？
在那極“左”橫行的年代，正義何在？公理何在？
蒼天在叩問，曆史在叩問，人民在叩問！
曆史發展的規律是不可逆轉的，好在曆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曆經磨難之後，祖國終於迎來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春天！鄧文釗與饒彰風以及許多蒙冤的人，可以瞑目了。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魂兮歸來哀江南
這是饒彰風摯友喬冠華的挽聯，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呼號：魂兮歸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