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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親友們
6.親友們
其實，有不少人認為鄧文釗香港之行是不會再回來了。
同樣，在香港，也有不少人勸他不要回內地了。是呀，“華企”奇冤，反右驚魂，多少摯友遭難，自己也九死一生，檢討來檢討去，以致精神失常，連副省長也一度被撤了。
可是，他還是回來了。
也許，不為別的，隻為那些相濡以沫的親人、至交。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述已經道出了人的本質特征，因此，人無法離開社會而獨自存在，人總是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這無形中強調了一種集體精神力量，而這也正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所遵行的一條準則，這也是為何中央一直強調要堅持統一戰線，不論是革命進行中，還是革命勝利後，或新中國建設中，都一直沒有動搖這一準則。
饒彰風與鄧文釗二人是統戰中的典型人物，且兩人在中國革命及新中國建設中的曆史功績是顯而易見的，這必然少不了他們的親人朋友的支持。
無論是鄧文釗還是饒彰風，他們都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在許多誌同道合的親友們的相伴中，共同作戰。
鄧文釗生性喜歡廣交朋友，而他一生中也的確深交了很多朋友。在他的朋友中既有國內的朋友也有國際友人，且各行各業都有，他對自己的朋友們全部真誠相待。問及鄧文釗的朋友對他的評價，沒有人不說他是個好人的。
第一位當是廖承誌——他的姻親，也一直是饒彰風的直接上級。
廖承誌：鄧文釗的姻親、饒彰風的上級由於與何家之女何捷書結為夫妻，鄧文釗便時常接觸廖氏姐弟，慢慢地相互之間便結下很好的友情。廖承誌可以說是鄧文釗一生中最重要的友人之一，他既是鄧文釗革命道路的引導者，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好友。廖承誌與鄧文釗之間的情誼一直持續到老。廖承誌曾這樣評價鄧文釗說：“人生在世，總難免酒、色、財、氣四個字。酒、色、財三字，文釗還好，還算清白，算是難得的。”可見評價之高。因為對於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鄧文釗，能做到不嫖、不賭、不飲、不吹，這在香港是很少見的。更甚者，鄧文釗幾乎沒有私家車，平常的娛樂也僅僅限於打橋牌、騎自行車等運動而已，就連跳交際舞他也不如其妻。
廖氏一家對於鄧文釗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在他革命的道路上，更是給予他無限的幫助與鼓勵。青年時期，年紀小小的廖氏姐弟已經跟隨母親何香凝走南闖北地四處革命，他們的視野要比其他同齡人更開闊，看問題也要更深遠。正是有了這份不一樣的經曆，當鄧文釗認識了廖氏姐弟後，完全被他們的革命激情和經曆所吸引了。從青年時代起鄧文釗也想象著什麽時候自己也和廖氏姐弟一樣意氣風發。之後在去英國留學的過程中，何香凝又給予鄧文釗精神上的支持與關心。何香凝掃除鄧文釗心中的擔憂，積極鼓勵他出國學習，在倫敦學習期間又親自前去看望鄧文釗夫婦，進一步對鄧文釗的思想進行教育，加深其對革命事業的向往及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也正因有了這前期的接觸與交往，鄧文釗在後來的革命工作中一直表現得十分出色。
鄧文釗喜歡廣結朋友，他的朋友中有共產黨、國民黨、中國人和外國人。由於常年負責統戰工作和海外聯絡工作，他所認識的朋友形形色色，涵蓋當時的左、中、右派。然而，正是由於他認識了這麽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鄧文釗在工作中能夠較好地解決各種問題。如果認識的人麵兒不寬的話，在當時那種複雜的社會環境下，很多事都很難解決。
鄧文釗交朋友不看對方的出身背景，而是強調投緣。他對人誠懇熱情，一視同仁，所以，他的朋友都願意在他危險時刻或遇到問題之時出麵幫助解決。
對朋友，鄧文釗是沒得說的，好得很；而對家人，他也同樣十分關心、愛護。在生活上，鄧文釗忠於他的妻子何捷書。婚後，鄧文釗十分關心何家的人，有時更勝過關心鄧家的人。
當年，鄧何兩家門當戶對，喜結連理。鄧文釗從此對婚姻家庭忠心不二。
何捷書雖然是何家的千金，但是沒有受過什麽教育，在學識上與鄧文釗是有很大差距的，可是她是一位持家的好手。由於深深受到姑媽何香凝的思想影響，她一直以來扮演著鄧文釗身後強大的後盾，“後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因為這樣，鄧文釗在外工作才沒有後顧之憂。
何捷書十分支持鄧文釗的工作，也很理解他工作的艱辛；而鄧文釗在生活上也總是順從何捷書。就這樣，男主外、女主內的典型傳統家庭，達到一個和睦的境界。
鄧文釗自從娶了何捷書後，一直很關注何家人的事情，常常幫助何家親人，為他們做事。可以說，他在何家人眼中是一個好丈夫、好女婿。
人們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要想了解一個人，可以從他身邊的朋友入手。當時那個年代和鄧文釗、饒彰風所接觸的人，都是如廖公一樣為著祖國、人民，為著正義、民主而不斷努力奮鬥的戰士，是時代讓他們成為當時的勇者。也正是因為有了這麽一群勇往直前、不懼艱險的群體，中國革命必將走向勝利，新中國的建設也必將蒸蒸日上。
讓我們追溯一下曆史。
廖承誌（1908—1983年），曾用名何柳華。廣東惠陽縣（現惠城區）陳江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身為國民黨元老之子，卻毅然加入了共產黨，最終成長為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他經曆了七次牢獄之災，卻更加樂觀豁達。他為世界和平事業，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對海外僑胞感情深厚，贏得了他們的尊敬和愛戴。他為港澳回歸殫精竭慮，他魂係寶島，情動兩岸。
廖承誌出身於一個革命家庭，其父母親便是有名的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嶽父是經亨頤，姐姐是廖夢醒，妹妹是廖光鳳。而他的長子廖暉，曾任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屆中央委員，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1908年9月25日，廖承誌生於日本東京大久保。出生時，父母親希望其長大後繼承革命先輩的誌向，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因而給他起名“承誌”。青少年時代，跟隨父母為革命奔走廣州、上海和日本。少年時期其父廖仲愷為革命事業而犧牲，於是年少的廖承誌與姐妹一同隨母親何香凝奔走於各地。就是在這一路的奔波中，年紀輕輕的廖承誌受到革命啟蒙，從小便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意識及革命意識。而這小時候的革命熏陶和經曆，也為他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做好了鋪墊。
廖承誌把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事業。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實現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大一統的任務還未完成。1982年7月廖承誌發表致蔣經國先生的信，殷切期望台灣當局捐棄前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廖承誌學識淵博，通曉五國語言，擅長詩詞、書畫、戲劇，才華橫溢。1983年6月6日，在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正當黨和人民將對其委以重任時，他卻不幸於198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與世長辭。
對於鄧文釗而言，廖承誌是他的革命啟蒙導師，從廖承誌那裏鄧文釗知道了彈丸之地香港之外更為廣闊的天地，知道了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疾苦、國家的危難，知道了革命；長大成年後，在很多時候鄧文釗更是受到廖承誌的幫助與引導。而對於饒彰風而言，廖承誌無疑是其很好的革命夥伴、革命同誌，自他入黨後廖承誌一直是他的直接領導。
陳祖沛：商界摯友，患難之交
除了擁有廖承誌這種類似革命精神導師的朋友，鄧文釗還有很多商界或其他領域的知名人士朋友。因為鄧文釗的專業是經濟學，所以他同樣認識香港工商界的很多上層人物。正因為這樣，在革命過程中，很多時候都是靠鄧文釗請各位香港友人出手幫忙。陳祖沛便是其中之一。然而陳祖沛在反右鬥爭中跳樓自殺、死而複生的慘烈遭遇，讓他精神失常了八個月。
陳祖沛，1916年農曆六月初八生，廣東新會人。其祖父曾任清朝末年的直隸知州，父親陳韻樓曾考取秀才，後來到廣州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讀書，考取半公費留學生，東渡日本修讀中學課程，畢業回國後，在廣東農學院當助教，幾年後攜眷再次東渡日本，留學於著名的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當時孫中山、陳少白在日本向旅日華僑宣傳革命，陳韻樓等四人在孫中山的教育影響下，一起加入了同盟會。陳韻樓對政治不感興趣，他本著“實業救國”的思想和抱負，銳意經商。也許是遺傳了祖上的經商基因，陳祖沛少時就表現出出眾的商業天賦。他長期在香港、廣州、天津、上海、青島、漢口、長沙、重慶等地經商，任香港大成行總經理。雖然是個地道的商人，但是心中卻充溢著滿滿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曾組織物資支援華北解放區，資助香港《華商報》。1949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後參與創辦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曆任全國工商聯常委，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廣東省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廣東省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陳祖沛與眾多愛國民主人士一樣，也有著一顆愛國之心。1947年，國民黨大軍進攻解放區時，陳祖沛在長沙工作，一日突然接到香港《華商報》總編輯劉思慕的來信，信上說報刊經濟告急，陳祖沛二話沒說，立馬就電匯20000港元。那時《華商報》已經成功複刊，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其複刊經費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一負責籌集，但仍然存在很大困難。陳祖沛不僅自己積極捐款，還發動身旁的愛國民主人士共同籌款。後來《華商報》在報載鳴謝中說陳宅捐款是當時救報運動中個人捐款較大的一筆。可正因為這樣，反而招來國民黨當局對陳祖沛的注意和忌恨。國民黨當局派人搜查陳祖沛在漢口的大成行分行，追查他的去向，並且在長沙搗毀陳家的大成米機，打傷車間主任，掠走全部穀米。之後，陳祖沛便不再到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內活動。他回到香港後，收到劉思慕的通知，相約去《華商報》報社座談。就在參與座談會那天，陳祖沛第一次見到了鄧文釗，雖然他們二人從未見過麵，但是劉思慕在之前就已經向陳祖沛介紹過《華商報》的督印人是鄧文釗，並將鄧文釗的經曆簡單介紹給了陳祖沛，說鄧文釗是一個富家子弟，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回港，是比利時華比銀行的華人經理，為黨的事業出了很多力。因此，盡管陳祖沛與鄧文釗素未謀麵，但是當陳祖沛第一眼見到鄧文釗時，就感覺特別親切，大家是一見如故。以前對於鄧文釗的認識隻是聽聞，但經過親身接觸後，陳祖沛發現傳言果真不假。鄧文釗完全沒有一點富家子弟的傲慢，反而為人坦率、豪放、仗義。後來成立了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陳祖沛成為其中的骨幹分子，而鄧文釗也常常出席俱樂部晚餐會，二人之間的來往便多了起來，時常一起暢談，在很多問題上兩人常常會形成共識。就這樣，二人慢慢成為至交，陳祖沛跟其他人一樣很親切地稱呼鄧文釗為“釗哥”，情同手足。
1950年5月，以黃長水為團長，陳君冷、莫應溎、馬萬祺為副團長，陳祖沛為總務主任的港澳工商界赴東北觀光團到東北各地參觀，聆聽了朱德、陳雲同誌的教誨，愛國主義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觀光團在參觀後返回北京時，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務院陳雲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們熱情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好形勢及經濟建設構想，對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寄予厚望，一再強調歡迎港澳實業家回大陸投資辦工業。新中國的誕生，黨的召喚，使陳祖沛的愛國之心早已飛回大陸了。返港後，他立即召集總行和分行經理開會，統一思想，通過兩項重大決定：一是三年內隻發股息，不分紅利，集中力量辦工業；二是總行由香港遷至天津。這些決定充分體現了他對新中國的熱愛之情，當即受到黨政領導讚揚。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響應，努力開展支援前線的活動。此時陳祖沛在香港，由於他早在解放戰爭時期就經常受到中共在港的工商統戰工作負責人許滌新和饒彰風，以及中共在港出版的《華商報》總編輯劉思慕的影響，因此政治覺悟高，自然十分支持與配合中央的一切活動。
解放戰爭捷報頻傳，使得進步人士十分高興，沈鈞儒準備複辦《新生周刊》，以報道解放的大好形勢。陳祖沛二話不說應允捐助開辦費10000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港元。陳祖沛還支持進步文化事業和福利事業，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一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解放大軍等。
陳祖沛曾說：“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隻要好好地跟著共產黨幹，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就憑這份堅持與信任，1946年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革命事業的款項達十多萬港元。抗美援朝時期他毅然作出了捐獻三架戰鬥機支援誌願軍的決定。陳祖沛以大成行總經理的身份親自起草了一封信，主要內容如下：“中國以往長期受外國欺淩與奴役，幸得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鬥爭才得到翻身，並且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權。現美帝通過侵略朝鮮，企圖扼殺新中國於搖籃，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此，我提議大成行捐獻三架戰鬥機，共計人民幣45億元。其中企業（含總行、各分行及工廠）兩架，另一架從職員（總經理至見習生均含在內，但工廠生產工人不在內）1951年的獎金中提取半數，如仍不足，則由總經理本人補足。如同意，請在信中簽名。”信發出後不久，得到來自天津、廣州、青島、上海、重慶、長沙、漢口以及香港各行正副經理和廣大職員的簽名響應。一位姓阮的職員曾背後煽動大家抗交款項，認為捐獻屬資方之事，與職員無關。初時有些職員動搖，但多數職員反對，結果款項如期如數入庫。捐獻數以天津總行最多，為15億，廣州分行次之，為5億。
事後有人請陳祖沛談一下大成行捐獻三架戰鬥機的情況。他分析說，戰鬥機是由蘇聯提供的，每架作價人民幣15億元，企業承擔兩架共30億元，這是能夠完成的。1951年，大成行包括當年先後創辦的天津大成五金機械廠、廣州皮革廠、青島榨油廠、上海針織廠、重慶涪陵食品廠，以及恢複和發展了的長沙米機在內，資產總數為港幣1700萬元，全部轉回大陸折合人民幣為630億元，捐款僅為企業資產總數的5%左右，是不成問題的。支援抗美援朝，應當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盡公民的一份責任。至於經理及職員個人，由於大成行當時業務興旺，企業為了保障員工的生活，免受通貨膨脹之苦，按折實單位計算薪金，而折實單位的數值是按生活的必需品價格計算的。中上層職員的月薪可買粗米10—18擔（或絲苗米7—13擔），比大學教授的月薪約8—13擔還高。在他們獲得的企業年度獎金（大學教授沒有企業年度獎金）中拿出一半捐獻出來買戰鬥機，以支援誌願軍，亦是有足夠能力的，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樂於解囊。
1952年“五反”運動開展，在未經查核賬目的情況下，大成行要交付“補稅款”200億元（舊人民幣），即使傾其國內各個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一個多月，隻好命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補稅款”。後來總結評定天津大成總行為守法戶，依政策，包括各分行在內都不用補稅款和罰款。陳祖沛於漢口的大成分行在“五反”運動中也成為當地的重點打擊對象。“五反”運動中某些過“左”的做法，讓陳祖沛受到第一次嚴重打擊。即使如此，自從接受公私合營之後，陳祖沛仍有信心活躍市場經濟，在國際貿易上大顯身手。不料到1957年，陳祖沛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他以死明誌，跳樓自殺，雖被搶救過來，卻給饒彰風、尤其是鄧文釗極大的刺激。
陳祖沛自被劃為右派分子後，隨即被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職務，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和恢複職務。當祖國改革開放的春風乍起時，陳祖沛盡釋前嫌，為打開國門，不惜以殘病之軀為動員更多朋友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奔走呼號，直至去世。而這些，無論是鄧文釗還是饒彰風都不可能知道了。
愛潑斯坦——鄧文釗和饒彰風共同的國際友人在與鄧文釗和饒彰風交往的友人當中，除了眾多商界好友和同胞，還有很多國際友人，愛潑斯坦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於波蘭，自幼隨父母定居中國。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報》做新聞工作。1937年任美國聯合社記者。1939年在香港參加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負責宣傳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他努力向世界人民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解放區和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日本投降後，他在美國積極參加反對幹涉中國內政的鬥爭。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來中國參與《中國建設》雜誌創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愛潑斯坦本身是猶太人，猶太人是與中國客家人一樣在世界古代史上有著悠久遷徙史的族群。也許正因為身上流淌著這非比尋常的族群的血液，內心深處印刻著一段特殊的祖輩經曆故事，所以愛潑斯坦有一種更為廣闊、寬容的姿態。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大利租界馬可·波羅路，搬來了一戶姓愛潑斯坦的猶太人，一對年輕夫婦，一個獨生子。父親拉沙爾在一家公司做會計，母親鬆亞是位助產士，自生了兒子小愛潑斯坦之後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裏料理家務。這一家人遷徙之路充滿艱難困苦。他們原來生活在波蘭華沙，因為參加猶太人勞動聯盟，反抗沙皇的殘酷統治，拉沙爾坐過沙皇的監獄，鬆亞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拉沙爾被公司派往日本開展太平洋方麵的業務。德軍逼近華沙，鬆亞抱著繈褓之中的小伊斯雷爾萬裏尋夫，通過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乘船跨海到達日本。兩年以後，一家人遷居中國的哈爾濱。
到了哈爾濱，他們仍然沒能逃脫沙俄反猶太主義的魔掌。那時，沙皇的白俄軍隊被新生的蘇維埃打敗，大批逃往哈爾濱，排猶的恐怖活動波及到哈爾濱。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猶太青年記者在哈爾濱街頭被白俄軍官追趕射殺；法國猶太族鋼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綁架，凶手將他的耳朵割下來送到他有錢的父親那裏勒索贖金。愛潑斯坦一家隻得南下，離開哈爾濱來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時隔72年之後，愛潑斯坦出席了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討會，這位在中國生活了近80年並已加入中國國籍的猶太人對世界說：“在猶太人的經曆中，像中國這樣沒有土生土長的反猶主義以及猶太問題的國家，是不多見的。”這便道出其為何會在中國大地上生活那麽長時間，甚至成為中國公民。
伊斯雷爾從小就接受了父母關於民族平等的教育。父親拉沙爾對中國民眾充滿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學術界的朋友告訴愛潑斯坦，當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密銷的文件中有一份報告，說拉沙爾·愛潑斯坦在當地猶太人中進行募捐活動，以援助西北地區饑餓的中國人，這項活動受到了一些人的敵視。那時，許多在中國的西方人普遍認為“猶太人等於布爾什維克”。父母經常告誡小伊斯雷爾：“我們猶太人是受歧視的，我們決不能再歧視任何人。”十歲時，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幾個外國小孩在毆打一個中國孩子，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幫助那個受欺負的中國孩子。
愛潑斯坦雖然不是中國人，但是作為一個和平正義的人士，他從一開始就十分支持和肯定孫中山夫婦的革命事業，作為一名國際代表為中國革命事業出一份力。鄧文釗與愛潑斯坦是在宋慶齡創辦中國保盟會的時候認識的，兩人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往來。愛潑斯坦對鄧文釗的評價是：“雖然在香港出生，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一間外國銀行當經理，但他是一個十足的愛國者，對祖國和中國人民的事業堅貞不移。”鄧文釗一直與愛潑斯坦保持著聯係，即使後來愛潑斯坦回美國後，他們之間也保持著通信聯係。鄧文釗是一個嗜書如命的人，他最喜歡閱讀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方麵的新書。在抗戰勝利後，他便積極與美國好友愛潑斯坦恢複聯係，請求愛潑斯坦從美國“多寄一些全世界的好書”給他。如他的幾封信中都寫道：“盼望你能寄些書籍給我，因為我渴望讀到英文書。”喜歡讀書也是鄧文釗留給愛潑斯坦的一個深刻印象，而這種書友的關係，成為他們精神交流的紐帶，也使得他們之間的友誼日益深厚。
1937年，中國爆發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隨戰局變化，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的駐華記者，先後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采訪。特別是1938年4月，他奔赴前線采訪著名的台兒莊戰役。1939年，他在倫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戰》，向國外真實報道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前兩年的戰績。
愛潑斯坦還與斯諾一起投身於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幫助愛國者和革命者離開敵占區到根據地去。斯諾有時到天津來找愛潑斯坦，讓他協助尋找安全的住處以轉移革命者。1937年5月，鄧穎超從根據地經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療肺結核。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鄧穎超以李太太的身份進城，住在地下黨員張小梅家裏。不久，斯諾親自護送她來到已經淪陷了的天津，找到愛潑斯坦，協助她返回西安。愛潑斯坦安排她住進猶太人常住的泰來飯店，然後買了到煙台的船票，走海路從煙台上岸，安全抵達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鄧穎超與愛潑斯坦笑談那次天津之行，時隔44年，鄧大姐對初見愛潑斯坦的情景記憶猶新。
1938年9月，愛潑斯坦在廣州愛國遊行隊伍中，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不久，應宋慶齡之邀參加了她在香港創建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這是宋慶齡邀請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國際性統一戰線組織，主要從事戰時的醫療救濟工作和國際傳播。愛潑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員會負責編輯出版英文半月刊《新聞通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特別是向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以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了解與援助。
1944年，中國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這是十分艱難又顯露勝利曙光的時刻。這年5月，中外記者團突破國民黨的多年封鎖訪問陝北。愛潑斯坦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的記者參加了記者團，深入延安及晉西北采訪。他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許許多多為抗戰而奮鬥的軍民，寫了十幾篇通訊，在國外重要報刊上發表，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
1945年至1951年初，愛潑斯坦在美國擔任《聯合勞動新聞》總編輯，妻子邱茉莉主辦進步月刊《聚焦遠東》。他們夫婦不顧美國反動勢力的迫害，積極投入反對美國幹涉中國內政、增進美中兩國人民友誼的進步活動中。
新中國成立不久，1951年他們應宋慶齡之邀回到中國，參與創辦了對外英文刊物《中國建設》雜誌（今更名為《今日中國》），任執行編輯，後於1979年被任命為雜誌社的總編輯，至今還是刊物的名譽總編輯。幾十年來，《今日中國》已發展成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語種的綜合性月刊，他為這本雜誌的不斷改進與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動亂期間也蒙受過冤屈，被囚禁獄中五年，但他沒有動搖過對中國革命的堅定信念。1973年年初，獲平反回到工作崗位後，他依然滿腔熱情地投入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作為記者，他仍然追蹤與記錄新中國和世界的變遷。
蟻美厚：危難見真情
在鄧文釗和饒彰風共同為革命工作期間，自然少不了眾多好友們的幫助，其中既包括海外民主愛國人士，也有堅貞的中共黨員。蟻美厚便是其中有突出貢獻的一位。
蟻美厚先生於1909年11月23日出生於廣東省澄海縣南畔洲一個貧農家庭。父親是蟻仲居，母親是陳乖。蟻美厚先生原名美揚，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於貧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臘月裏年幼的美揚依然打著赤腳。
舊社會農村封建勢力猖獗，美揚家不但受地主惡霸、土豪劣紳壓榨，而且常遭鄉間大姓、村裏強房欺淩。有一次，美揚去田頭送番薯湯給父親解渴充饑，剛走到村前就被綽號“半流氓”的強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揚長而去。母親得悉美揚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淚下。她看著美揚孱弱的身體，伸出顫抖的雙手撫摸著他那紅一塊、青一塊的鱗傷，悲切地說：“兒啊！你今後出門可要留神，若見到那個‘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趕快避開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為娘心疼嗬！”此後，母親把家中雞蛋儲存起來，每周給小美揚煮兩次雞蛋粥吃，算是窮人家的上等補品了。
過去南畔洲以產菜頭（蘿卜）和菜籽聞名海內外，但由於南畔洲是個小村落，在舊社會南畔洲地裏的菜頭常被周圍大鄉的惡人拔走，農民不僅白流汗水，還倒貼了菜種和肥料，隻得眼睜睜地蹲在菜園邊痛哭，故俗雲：“南畔洲菜頭——痛窟！”
至於土豪劣紳與貪官汙吏橫行霸道，魚肉鄉民，在舊社會是司空見慣的。童年時代的窮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揚的心靈上產生陣陣衝擊，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強食”的惡勢力，逐步形成勤奮、耿直和富於正義感的品格。
1922年冬，旅泰著名華僑領袖蟻光炎回故鄉南畔洲省親及辦公益事業。在巡視私塾時，他要塾師介紹一個忠厚老實的學童給他的亡兄蟻允照做義子（蟻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風災中都被淹死）。塾師指著美揚說：“這個孩子老實、厚道。”老華僑蟻光炎走到這個衣著樸素的窮孩子跟前，對他仔細端詳，見其純樸、憨直，心裏已有幾分喜歡；老華僑又通過各方麵了解，證實美揚確實是個老實、厚道和聰穎的窮孩子，遂認為“孺子可教也”。經過同族長商量並向其家長征求意見，老華僑蟻光炎終於認領美揚為義侄，並對他說：“好，從今天起，我就認你做義侄，給你起一個名字，就叫美厚吧。你在家鄉努力再讀幾年書，課餘勞動，多吃點苦，等你長大，再帶你去泰國做牛（牛馬精神、艱苦奮鬥之意）。”
小小的美揚，睜著大大的眼睛，用勁地點頭。
1925年春，年滿16歲的美厚被接到泰國曼穀。叔父蟻光炎要義侄從學徒、勤雜做起，接受老華僑艱苦創業的傳統教育和實際鍛煉，白天工作是掃地、倒痰盂、跑腿、抄賬和幹粗活，晚上學泰文。當時，給美厚每月隻發工資五銖，對此，美厚很不理解，覺得很奇怪，每天都幹這麽多活，為什麽得到的報酬還這麽低呢？可是叔父卻對他笑著說：“我初來暹羅當苦力，每月的工資隻有兩銖，你現在每月的工資比我初來暹羅還高出350保升呢，年輕人要多吃苦、多磨煉，日後才會有出息嘛！”蟻美厚這才明白當初叔父所說的“做牛”的全部含義。往後，蟻美厚跟著叔父慢慢學會經商辦事，並參加中泰各種社交活動。
1936年，蟻光炎先生當選為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還兼任許多社團的重要職位，如泰華最高慈善機構——報德善堂董事長，曼穀華僑醫院董事長，泰國潮州會館常委兼財政，曼穀中華中學、新民學校、中聲學校、樹人學校、俊才夜校校董會主席等，公私事務十分繁忙。此時蟻美厚也開始成為叔父蟻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讓他掌管光興利船務公司的財政，之後又讓他擔任光興利船務公司經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傳到曼穀僑社，椰風哀號，湄水翻泣。由泰華進步文教團體發起的悼念魯迅先生大會，得到蟻美厚的叔父、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響應。悼念大會就在中華總商會的大禮堂光華堂召開，並且免收租金。大會主席團的成員有蟻光炎，還有泰華進步文教團體的代表許宜陶、許煜、許俠等。蟻美厚先生對召開悼念魯迅先生大會也很關心，曾親臨會場協助檢查準備工作。大會召開的當天，曼穀很多華僑社團都有負責人和代表前來參加，光華堂裏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肅立的人群。大會的氣氛既悲痛又熱烈。當時會場有這樣的挽聯：“大地有阿Q！何時滅狂人？”這充分表達了具有愛國正義感的泰國僑胞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不抵抗政策的憤懣和抨擊。
抗日戰爭爆發後，蟻美厚先生即參加旅泰華僑各界抗日聯合總會，積極向僑眾和僑社上層分子宣傳團結對敵、一致抗日的救國道理，協助蟻光炎主席在僑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並將其叔父募得的捐款和抗戰物資設法送到在香港的廖承誌的辦事處。當時僑社中的抗日進步力量，也是通過蟻美厚先生同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聯係的。
對於國內來泰宣傳抗日和募捐的人員，蟻美厚先生總是協助蟻光炎給予熱情的接待，並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國民黨元老黃興的夫人徐宗漢到泰國看望華僑和宣傳抗戰，就是由蟻光炎主席等親自接到蚊宅居住，並派人陪她到各處同僑胞們開座談會。蟻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與黃興夫人交談，從而獲得很多教益。
1938年春夏間，廣東省軍政長官餘漢謀、吳鐵城派丁培倫、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華僑傳達廣東的抗日情況，鼓勵僑胞捐款購買飛機，也得到蟻光炎主席的響應和支持。丁培倫、丁培慈兄弟和隨行記者梁若麈離開泰國時，蟻光炎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希望祖國各方麵團結抗戰，不能對敵妥協投降。”
不知不覺中，蟻美厚先生在其叔父身邊已工作很多年了，也正因為這樣，蟻美厚受到了愛國主義的熏陶，為他日後繼承叔父的愛國遺誌打下思想基礎。秉承著愛國精神，蟻美厚先生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暹京時報》（簡稱《時報》）於1937年11月1日創刊（1938年12月26日改為《暹京新時報》），李一新任社長，楊偉新任總編輯，朱夢熊任督印人，資金由李一新負責籌措。《時報》配合中國七七抗戰，每天刊載抗日電訊，報紙銷量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從1938年3月7日起，《時報》改用黃興夫人徐宗漢所書《暹京時報》報頭，同日起每天在報紙頭版左角刊出以中國抗戰及國際時事為題材的漫畫一幅，頗具特色。《時報》或《新時報》的經費發生困難時，屢次都能得到蟻美厚先生的資助。當時找蟻美厚先生幫忙的就是該報社長李一新，可說“有求必應”。通過這一事例，足見蟻美厚先生當年對宣傳抗日救國之熱心。
1938年秋，泰國愛國華僑領袖陳景川、廖公圃、鄭子彬、蟻光炎、餘子亮等人為宣傳中泰文化、促進中泰親善、團結華僑和宣傳抗日，計劃創辦報館。這時曾在祖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認為要在遠離祖國和錯綜複雜的環境中發動華僑抗日救國，非宣傳不能成功。於是他就向陳景川、廖公圃、鄭子彬、蟻光炎、餘子亮五位愛國華僑領袖建議，並獲得全力支持，在1938年10月1日創辦《中國報》（它的姊妹報是《中原報》）於泰京曼穀演說街。而上述五位華僑領袖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國報》的五位股東，陳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陳恒奎，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鄭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鄭午樓，蟻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蟻美厚，餘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餘卓桑。《中國報》就是以陳恒奎、李其雄、鄭午樓、蟻美厚、餘卓桑五位代表人為股東，由法律顧問陳繹如向泰國政府登記注冊備案的。
《中國報》編輯部擁有一批名記者和資深的編輯人員，堪稱陣容強大。社長初時是陳恒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擔任，李其雄還兼任《中國報》的總編輯和督印人，他是《中國報》的實際負責人。
《中國報》每日出版報紙四大張，分為午版三大張，早版一大張，如遇重要戰訊，則隨時刊出號外。此外，每逢星期日，還出版16開本《中國周刊》。《中國報》出版後不久，增刊《中原報》一大張，以代替《中國報》早報，這種姐妹報是為適應泰華報紙的實際需要，以防萬一發生意外，即可以另一報名頂替，繼續出版。《中國報》在為正義呼籲，提醒僑胞警醒，宣傳抗日救國等方麵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僑胞的讚揚。1939年8月，《中國報》和其他八家華文報皆被當地政府查封，僅有《中國報》的姐妹報《中原報》獲準繼續出版，這是當時碩果僅存的唯一一份華文報，同時也是泰國政府對華僑傳達政令的唯一一份報紙。此報一直堅持到日軍在曼穀登陸，才被迫停刊。
1939年11月21日晚11時，蟻美厚先生像往常一樣，在曼穀素裏翁路蟻宅等待叔父回家，準備向他匯報當天的業務和社團工作。突然從中央醫院打來加急電話，說“蟻光炎主席遇刺身亡！”這一猶如晴天霹靂的噩耗，使蟻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絕。當蟻美厚得悉叔父蟻光炎是被日偽指使的凶手暗殺之後，默默地站在蟻光炎的遺像麵前立誓：“阿厚堅決繼承叔父的愛國遺誌，踏著您老人家的血跡前進，繼續從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項事業，以慰叔父在天之靈！”
蟻光炎遇刺後，蟻美厚先生被選為泰國中華總商會常委，並兼任其他社團的職位（如泰華報德善堂董事、曼穀華僑醫院董事、泰國潮州會館執行委員、泰國澄海同鄉會理事等）。蟻美厚先生一方麵繼續與僑社中的抗日進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聯係，從經濟上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另一方麵，努力協助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張蘭臣促進中泰友好、做好團結華僑工商業者的工作，並繼續在僑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泰華建救總會成立後，與國內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香港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新加坡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取得聯係，共同做“建救”工作。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等人都先後擔任過泰華建救總會的名譽會長。
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主席宋慶齡曾於1946年9月18日致函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原文如下：
徑啟者，抗利以來，抗戰中所受創傷未愈，而天災人禍，接踵而來，饑饉遍地，災民盈野，敝會為籌募救濟基金，曾在上海發起募捐運動，以所得全部捐款，在各災區舉辦施糧、醫療及設立人民生產合作社之用，以期在實際施賑之外，更可防災荒所致之疾病與死亡，並企圖防止災荒之再臨。現合作社內，擬辦種籽銀行、肥料製造廠及農具製造廠等。現先在災情最重之湖南及粵北創辦，然後繼續在其他災區施行。然敝會所募究屬有限，常有“杯水車薪”之歎！各地災情，有增無減，雖在收割期中，災荒依然如故；而今年收獲，大約隻足五個月糧食，五個月後，更不堪設想矣！素仰先生領導僑胞，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尚希為祖國災民呼籲，群策群力，共勤善舉，而收宏效，無任企盼感激之至！
此致
蟻美厚先生
宋慶齡
1946年9月18日
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積極響應宋慶齡主席的號召，在僑界發動救國救鄉義捐和福利基金義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錢物，通過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華南救濟協會轉到國內，為救濟祖國難民和支援祖國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
在泰華建救總會成立的第一個年頭中，救國救鄉和福利基金義捐共得泰幣100萬銖，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大的數目。其中大約70%寄交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此外，還委托馮爾和先生轉交南京蔣夫人宋美齡，捐助孤兒保育院國幣500萬元，捐助汕頭存心善堂國幣1000萬元，匯給香港培僑學校港幣1萬元以救濟失學兒童……在往後的幾年中，泰華建救總會除將義捐所得繼續匯寄各有關團體外，一部分捐款還用於泰國的社會福利事業。
泰華建救總會成立一周年前夕，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到泰國中華總商會大吵大嚷，說什麽“建救、建救，所建何國？所救何鄉？”又說“建蘇聯的國，救延安的鄉，建救匯款給蘇聯”。但當他們打開“建救”成立一年來的收支簿和各種單據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來“建救”不僅匯款給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以救濟國內外難民，還托馮爾和先生帶款轉交宋美齡創辦的戰時孤兒保育院。此外，還捐助汕頭存心善堂辦慈善事業、匯款香港培僑學校救濟失學兒童等等。經過這次吵吵嚷嚷的公開查賬，反而更加提高了泰華建救總會在僑社的威信，使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啞口無言。很清楚，泰華建救總會的目的在於團結僑社，促進中泰親善，共同救濟宗邦難民，並幫助建設新中國。
1949年11月底，蟻美厚奉命南下廣州工作。當時廣州解放伊始，糧食和各種日用品緊缺，群眾生活困苦，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又來轟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為了盡快穩定社會秩序，解決群眾生活，中共華南分局負責同誌葉劍英、方方等親自找蟻美厚和鄧文釗、朱竟之、伍治之商量，希望他們設法從國外組運七萬噸大米和大批日用品來穗。幾個月來，蟻美厚和鄧文釗、魏孟昌等人為此奔波於港穗間，有幾次險遭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炸死。後來，蟻美厚終於通過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董事長盧瓞川、總經理陳振敬、副總經理蘇永奎購運幾批泰國米，投入廣州市場，供應民食。
在這期間蟻美厚和鄧文釗等還為解放大軍進軍海南島籌備了一些軍需品。1950年4月，海南剛解放，青黃不接，糧食匱乏，米價上漲，人心浮動，蟻美厚在葉劍英的授意下，立刻與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聯係，及時把大批泰國米運往海南島應急。由此可見，解放初期蟻美厚在協助中共華南分局穩定廣州和海南局勢方麵，是有所建樹和貢獻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南亞某些國家有排華活動，許多難僑回國，亟待安置，這時蟻美厚擔任全國救濟總會委員兼廣東救濟分會副會長，積極配合中僑委進行接僑和安置工作。在新中國海運業尚未開展和受當時國際外交條件限製的情況下，蟻美厚再次通過盧瓞川、陳振敬、蘇永奎租用五福輪接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難僑，他們的船隻成了解放後第一批駛進汕頭港和海口的客輪。
1951年年初，廣東省商業廳組織華僑投資成立一家義益行，由蟻美厚擔任總經理，副總經理是魏孟昌，董事長是蘇永奎。義益行在“華企”的指導和扶掖下，迅速開展各項業務活動。
為了配合國家恢複國民經濟，並抵製反禁運、反封鎖的行動，“華企”和義益行在其成立初期，專做進出口生意，實際上是以僑商、港商的名義從國外購買和運進被美帝封鎖的禁運物資，也搶運新中國所急需的工業物資和軍用物資，並在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方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先後由“華企”和義益行組運出口外銷的土特產創匯幾千萬港元。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缺乏外匯的情況下，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錢。
為了國家經濟建設，蟻美厚投其畢生精力，無怨無悔，從來不覺得自己所做算得了什麽，反而時時感到自己應該做得更多，這份為國為民服務的“激情”該怎樣形容呢！
可以提及的親友還有很多，很多……
正是為了這一份真情，這一份摯愛，鄧文釗還是從香港回來了。
他沒有猶豫，也沒有後悔，義無反顧。
其實，有不少人認為鄧文釗香港之行是不會再回來了。
同樣，在香港，也有不少人勸他不要回內地了。是呀，“華企”奇冤，反右驚魂，多少摯友遭難，自己也九死一生，檢討來檢討去，以致精神失常，連副省長也一度被撤了。
可是，他還是回來了。
也許，不為別的，隻為那些相濡以沫的親人、至交。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述已經道出了人的本質特征，因此，人無法離開社會而獨自存在，人總是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這無形中強調了一種集體精神力量，而這也正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所遵行的一條準則，這也是為何中央一直強調要堅持統一戰線，不論是革命進行中，還是革命勝利後，或新中國建設中，都一直沒有動搖這一準則。
饒彰風與鄧文釗二人是統戰中的典型人物，且兩人在中國革命及新中國建設中的曆史功績是顯而易見的，這必然少不了他們的親人朋友的支持。
無論是鄧文釗還是饒彰風，他們都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在許多誌同道合的親友們的相伴中，共同作戰。
鄧文釗生性喜歡廣交朋友，而他一生中也的確深交了很多朋友。在他的朋友中既有國內的朋友也有國際友人，且各行各業都有，他對自己的朋友們全部真誠相待。問及鄧文釗的朋友對他的評價，沒有人不說他是個好人的。
第一位當是廖承誌——他的姻親，也一直是饒彰風的直接上級。
廖承誌：鄧文釗的姻親、饒彰風的上級由於與何家之女何捷書結為夫妻，鄧文釗便時常接觸廖氏姐弟，慢慢地相互之間便結下很好的友情。廖承誌可以說是鄧文釗一生中最重要的友人之一，他既是鄧文釗革命道路的引導者，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好友。廖承誌與鄧文釗之間的情誼一直持續到老。廖承誌曾這樣評價鄧文釗說：“人生在世，總難免酒、色、財、氣四個字。酒、色、財三字，文釗還好，還算清白，算是難得的。”可見評價之高。因為對於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鄧文釗，能做到不嫖、不賭、不飲、不吹，這在香港是很少見的。更甚者，鄧文釗幾乎沒有私家車，平常的娛樂也僅僅限於打橋牌、騎自行車等運動而已，就連跳交際舞他也不如其妻。
廖氏一家對於鄧文釗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在他革命的道路上，更是給予他無限的幫助與鼓勵。青年時期，年紀小小的廖氏姐弟已經跟隨母親何香凝走南闖北地四處革命，他們的視野要比其他同齡人更開闊，看問題也要更深遠。正是有了這份不一樣的經曆，當鄧文釗認識了廖氏姐弟後，完全被他們的革命激情和經曆所吸引了。從青年時代起鄧文釗也想象著什麽時候自己也和廖氏姐弟一樣意氣風發。之後在去英國留學的過程中，何香凝又給予鄧文釗精神上的支持與關心。何香凝掃除鄧文釗心中的擔憂，積極鼓勵他出國學習，在倫敦學習期間又親自前去看望鄧文釗夫婦，進一步對鄧文釗的思想進行教育，加深其對革命事業的向往及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也正因有了這前期的接觸與交往，鄧文釗在後來的革命工作中一直表現得十分出色。
鄧文釗喜歡廣結朋友，他的朋友中有共產黨、國民黨、中國人和外國人。由於常年負責統戰工作和海外聯絡工作，他所認識的朋友形形色色，涵蓋當時的左、中、右派。然而，正是由於他認識了這麽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鄧文釗在工作中能夠較好地解決各種問題。如果認識的人麵兒不寬的話，在當時那種複雜的社會環境下，很多事都很難解決。
鄧文釗交朋友不看對方的出身背景，而是強調投緣。他對人誠懇熱情，一視同仁，所以，他的朋友都願意在他危險時刻或遇到問題之時出麵幫助解決。
對朋友，鄧文釗是沒得說的，好得很；而對家人，他也同樣十分關心、愛護。在生活上，鄧文釗忠於他的妻子何捷書。婚後，鄧文釗十分關心何家的人，有時更勝過關心鄧家的人。
當年，鄧何兩家門當戶對，喜結連理。鄧文釗從此對婚姻家庭忠心不二。
何捷書雖然是何家的千金，但是沒有受過什麽教育，在學識上與鄧文釗是有很大差距的，可是她是一位持家的好手。由於深深受到姑媽何香凝的思想影響，她一直以來扮演著鄧文釗身後強大的後盾，“後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因為這樣，鄧文釗在外工作才沒有後顧之憂。
何捷書十分支持鄧文釗的工作，也很理解他工作的艱辛；而鄧文釗在生活上也總是順從何捷書。就這樣，男主外、女主內的典型傳統家庭，達到一個和睦的境界。
鄧文釗自從娶了何捷書後，一直很關注何家人的事情，常常幫助何家親人，為他們做事。可以說，他在何家人眼中是一個好丈夫、好女婿。
人們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要想了解一個人，可以從他身邊的朋友入手。當時那個年代和鄧文釗、饒彰風所接觸的人，都是如廖公一樣為著祖國、人民，為著正義、民主而不斷努力奮鬥的戰士，是時代讓他們成為當時的勇者。也正是因為有了這麽一群勇往直前、不懼艱險的群體，中國革命必將走向勝利，新中國的建設也必將蒸蒸日上。
讓我們追溯一下曆史。
廖承誌（1908—1983年），曾用名何柳華。廣東惠陽縣（現惠城區）陳江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身為國民黨元老之子，卻毅然加入了共產黨，最終成長為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他經曆了七次牢獄之災，卻更加樂觀豁達。他為世界和平事業，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對海外僑胞感情深厚，贏得了他們的尊敬和愛戴。他為港澳回歸殫精竭慮，他魂係寶島，情動兩岸。
廖承誌出身於一個革命家庭，其父母親便是有名的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嶽父是經亨頤，姐姐是廖夢醒，妹妹是廖光鳳。而他的長子廖暉，曾任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屆中央委員，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1908年9月25日，廖承誌生於日本東京大久保。出生時，父母親希望其長大後繼承革命先輩的誌向，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因而給他起名“承誌”。青少年時代，跟隨父母為革命奔走廣州、上海和日本。少年時期其父廖仲愷為革命事業而犧牲，於是年少的廖承誌與姐妹一同隨母親何香凝奔走於各地。就是在這一路的奔波中，年紀輕輕的廖承誌受到革命啟蒙，從小便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意識及革命意識。而這小時候的革命熏陶和經曆，也為他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做好了鋪墊。
廖承誌把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事業。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實現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大一統的任務還未完成。1982年7月廖承誌發表致蔣經國先生的信，殷切期望台灣當局捐棄前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廖承誌學識淵博，通曉五國語言，擅長詩詞、書畫、戲劇，才華橫溢。1983年6月6日，在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正當黨和人民將對其委以重任時，他卻不幸於198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與世長辭。
對於鄧文釗而言，廖承誌是他的革命啟蒙導師，從廖承誌那裏鄧文釗知道了彈丸之地香港之外更為廣闊的天地，知道了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疾苦、國家的危難，知道了革命；長大成年後，在很多時候鄧文釗更是受到廖承誌的幫助與引導。而對於饒彰風而言，廖承誌無疑是其很好的革命夥伴、革命同誌，自他入黨後廖承誌一直是他的直接領導。
陳祖沛：商界摯友，患難之交
除了擁有廖承誌這種類似革命精神導師的朋友，鄧文釗還有很多商界或其他領域的知名人士朋友。因為鄧文釗的專業是經濟學，所以他同樣認識香港工商界的很多上層人物。正因為這樣，在革命過程中，很多時候都是靠鄧文釗請各位香港友人出手幫忙。陳祖沛便是其中之一。然而陳祖沛在反右鬥爭中跳樓自殺、死而複生的慘烈遭遇，讓他精神失常了八個月。
陳祖沛，1916年農曆六月初八生，廣東新會人。其祖父曾任清朝末年的直隸知州，父親陳韻樓曾考取秀才，後來到廣州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讀書，考取半公費留學生，東渡日本修讀中學課程，畢業回國後，在廣東農學院當助教，幾年後攜眷再次東渡日本，留學於著名的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當時孫中山、陳少白在日本向旅日華僑宣傳革命，陳韻樓等四人在孫中山的教育影響下，一起加入了同盟會。陳韻樓對政治不感興趣，他本著“實業救國”的思想和抱負，銳意經商。也許是遺傳了祖上的經商基因，陳祖沛少時就表現出出眾的商業天賦。他長期在香港、廣州、天津、上海、青島、漢口、長沙、重慶等地經商，任香港大成行總經理。雖然是個地道的商人，但是心中卻充溢著滿滿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曾組織物資支援華北解放區，資助香港《華商報》。1949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後參與創辦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曆任全國工商聯常委，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廣東省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廣東省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陳祖沛與眾多愛國民主人士一樣，也有著一顆愛國之心。1947年，國民黨大軍進攻解放區時，陳祖沛在長沙工作，一日突然接到香港《華商報》總編輯劉思慕的來信，信上說報刊經濟告急，陳祖沛二話沒說，立馬就電匯20000港元。那時《華商報》已經成功複刊，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其複刊經費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一負責籌集，但仍然存在很大困難。陳祖沛不僅自己積極捐款，還發動身旁的愛國民主人士共同籌款。後來《華商報》在報載鳴謝中說陳宅捐款是當時救報運動中個人捐款較大的一筆。可正因為這樣，反而招來國民黨當局對陳祖沛的注意和忌恨。國民黨當局派人搜查陳祖沛在漢口的大成行分行，追查他的去向，並且在長沙搗毀陳家的大成米機，打傷車間主任，掠走全部穀米。之後，陳祖沛便不再到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內活動。他回到香港後，收到劉思慕的通知，相約去《華商報》報社座談。就在參與座談會那天，陳祖沛第一次見到了鄧文釗，雖然他們二人從未見過麵，但是劉思慕在之前就已經向陳祖沛介紹過《華商報》的督印人是鄧文釗，並將鄧文釗的經曆簡單介紹給了陳祖沛，說鄧文釗是一個富家子弟，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回港，是比利時華比銀行的華人經理，為黨的事業出了很多力。因此，盡管陳祖沛與鄧文釗素未謀麵，但是當陳祖沛第一眼見到鄧文釗時，就感覺特別親切，大家是一見如故。以前對於鄧文釗的認識隻是聽聞，但經過親身接觸後，陳祖沛發現傳言果真不假。鄧文釗完全沒有一點富家子弟的傲慢，反而為人坦率、豪放、仗義。後來成立了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陳祖沛成為其中的骨幹分子，而鄧文釗也常常出席俱樂部晚餐會，二人之間的來往便多了起來，時常一起暢談，在很多問題上兩人常常會形成共識。就這樣，二人慢慢成為至交，陳祖沛跟其他人一樣很親切地稱呼鄧文釗為“釗哥”，情同手足。
1950年5月，以黃長水為團長，陳君冷、莫應溎、馬萬祺為副團長，陳祖沛為總務主任的港澳工商界赴東北觀光團到東北各地參觀，聆聽了朱德、陳雲同誌的教誨，愛國主義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觀光團在參觀後返回北京時，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務院陳雲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們熱情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好形勢及經濟建設構想，對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寄予厚望，一再強調歡迎港澳實業家回大陸投資辦工業。新中國的誕生，黨的召喚，使陳祖沛的愛國之心早已飛回大陸了。返港後，他立即召集總行和分行經理開會，統一思想，通過兩項重大決定：一是三年內隻發股息，不分紅利，集中力量辦工業；二是總行由香港遷至天津。這些決定充分體現了他對新中國的熱愛之情，當即受到黨政領導讚揚。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響應，努力開展支援前線的活動。此時陳祖沛在香港，由於他早在解放戰爭時期就經常受到中共在港的工商統戰工作負責人許滌新和饒彰風，以及中共在港出版的《華商報》總編輯劉思慕的影響，因此政治覺悟高，自然十分支持與配合中央的一切活動。
解放戰爭捷報頻傳，使得進步人士十分高興，沈鈞儒準備複辦《新生周刊》，以報道解放的大好形勢。陳祖沛二話不說應允捐助開辦費10000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港元。陳祖沛還支持進步文化事業和福利事業，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一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解放大軍等。
陳祖沛曾說：“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隻要好好地跟著共產黨幹，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就憑這份堅持與信任，1946年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革命事業的款項達十多萬港元。抗美援朝時期他毅然作出了捐獻三架戰鬥機支援誌願軍的決定。陳祖沛以大成行總經理的身份親自起草了一封信，主要內容如下：“中國以往長期受外國欺淩與奴役，幸得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鬥爭才得到翻身，並且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權。現美帝通過侵略朝鮮，企圖扼殺新中國於搖籃，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此，我提議大成行捐獻三架戰鬥機，共計人民幣45億元。其中企業（含總行、各分行及工廠）兩架，另一架從職員（總經理至見習生均含在內，但工廠生產工人不在內）1951年的獎金中提取半數，如仍不足，則由總經理本人補足。如同意，請在信中簽名。”信發出後不久，得到來自天津、廣州、青島、上海、重慶、長沙、漢口以及香港各行正副經理和廣大職員的簽名響應。一位姓阮的職員曾背後煽動大家抗交款項，認為捐獻屬資方之事，與職員無關。初時有些職員動搖，但多數職員反對，結果款項如期如數入庫。捐獻數以天津總行最多，為15億，廣州分行次之，為5億。
事後有人請陳祖沛談一下大成行捐獻三架戰鬥機的情況。他分析說，戰鬥機是由蘇聯提供的，每架作價人民幣15億元，企業承擔兩架共30億元，這是能夠完成的。1951年，大成行包括當年先後創辦的天津大成五金機械廠、廣州皮革廠、青島榨油廠、上海針織廠、重慶涪陵食品廠，以及恢複和發展了的長沙米機在內，資產總數為港幣1700萬元，全部轉回大陸折合人民幣為630億元，捐款僅為企業資產總數的5%左右，是不成問題的。支援抗美援朝，應當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盡公民的一份責任。至於經理及職員個人，由於大成行當時業務興旺，企業為了保障員工的生活，免受通貨膨脹之苦，按折實單位計算薪金，而折實單位的數值是按生活的必需品價格計算的。中上層職員的月薪可買粗米10—18擔（或絲苗米7—13擔），比大學教授的月薪約8—13擔還高。在他們獲得的企業年度獎金（大學教授沒有企業年度獎金）中拿出一半捐獻出來買戰鬥機，以支援誌願軍，亦是有足夠能力的，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樂於解囊。
1952年“五反”運動開展，在未經查核賬目的情況下，大成行要交付“補稅款”200億元（舊人民幣），即使傾其國內各個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一個多月，隻好命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補稅款”。後來總結評定天津大成總行為守法戶，依政策，包括各分行在內都不用補稅款和罰款。陳祖沛於漢口的大成分行在“五反”運動中也成為當地的重點打擊對象。“五反”運動中某些過“左”的做法，讓陳祖沛受到第一次嚴重打擊。即使如此，自從接受公私合營之後，陳祖沛仍有信心活躍市場經濟，在國際貿易上大顯身手。不料到1957年，陳祖沛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他以死明誌，跳樓自殺，雖被搶救過來，卻給饒彰風、尤其是鄧文釗極大的刺激。
陳祖沛自被劃為右派分子後，隨即被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職務，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和恢複職務。當祖國改革開放的春風乍起時，陳祖沛盡釋前嫌，為打開國門，不惜以殘病之軀為動員更多朋友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奔走呼號，直至去世。而這些，無論是鄧文釗還是饒彰風都不可能知道了。
愛潑斯坦——鄧文釗和饒彰風共同的國際友人在與鄧文釗和饒彰風交往的友人當中，除了眾多商界好友和同胞，還有很多國際友人，愛潑斯坦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於波蘭，自幼隨父母定居中國。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報》做新聞工作。1937年任美國聯合社記者。1939年在香港參加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負責宣傳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他努力向世界人民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解放區和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日本投降後，他在美國積極參加反對幹涉中國內政的鬥爭。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來中國參與《中國建設》雜誌創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愛潑斯坦本身是猶太人，猶太人是與中國客家人一樣在世界古代史上有著悠久遷徙史的族群。也許正因為身上流淌著這非比尋常的族群的血液，內心深處印刻著一段特殊的祖輩經曆故事，所以愛潑斯坦有一種更為廣闊、寬容的姿態。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大利租界馬可·波羅路，搬來了一戶姓愛潑斯坦的猶太人，一對年輕夫婦，一個獨生子。父親拉沙爾在一家公司做會計，母親鬆亞是位助產士，自生了兒子小愛潑斯坦之後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裏料理家務。這一家人遷徙之路充滿艱難困苦。他們原來生活在波蘭華沙，因為參加猶太人勞動聯盟，反抗沙皇的殘酷統治，拉沙爾坐過沙皇的監獄，鬆亞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拉沙爾被公司派往日本開展太平洋方麵的業務。德軍逼近華沙，鬆亞抱著繈褓之中的小伊斯雷爾萬裏尋夫，通過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乘船跨海到達日本。兩年以後，一家人遷居中國的哈爾濱。
到了哈爾濱，他們仍然沒能逃脫沙俄反猶太主義的魔掌。那時，沙皇的白俄軍隊被新生的蘇維埃打敗，大批逃往哈爾濱，排猶的恐怖活動波及到哈爾濱。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猶太青年記者在哈爾濱街頭被白俄軍官追趕射殺；法國猶太族鋼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綁架，凶手將他的耳朵割下來送到他有錢的父親那裏勒索贖金。愛潑斯坦一家隻得南下，離開哈爾濱來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時隔72年之後，愛潑斯坦出席了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討會，這位在中國生活了近80年並已加入中國國籍的猶太人對世界說：“在猶太人的經曆中，像中國這樣沒有土生土長的反猶主義以及猶太問題的國家，是不多見的。”這便道出其為何會在中國大地上生活那麽長時間，甚至成為中國公民。
伊斯雷爾從小就接受了父母關於民族平等的教育。父親拉沙爾對中國民眾充滿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學術界的朋友告訴愛潑斯坦，當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密銷的文件中有一份報告，說拉沙爾·愛潑斯坦在當地猶太人中進行募捐活動，以援助西北地區饑餓的中國人，這項活動受到了一些人的敵視。那時，許多在中國的西方人普遍認為“猶太人等於布爾什維克”。父母經常告誡小伊斯雷爾：“我們猶太人是受歧視的，我們決不能再歧視任何人。”十歲時，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幾個外國小孩在毆打一個中國孩子，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幫助那個受欺負的中國孩子。
愛潑斯坦雖然不是中國人，但是作為一個和平正義的人士，他從一開始就十分支持和肯定孫中山夫婦的革命事業，作為一名國際代表為中國革命事業出一份力。鄧文釗與愛潑斯坦是在宋慶齡創辦中國保盟會的時候認識的，兩人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往來。愛潑斯坦對鄧文釗的評價是：“雖然在香港出生，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一間外國銀行當經理，但他是一個十足的愛國者，對祖國和中國人民的事業堅貞不移。”鄧文釗一直與愛潑斯坦保持著聯係，即使後來愛潑斯坦回美國後，他們之間也保持著通信聯係。鄧文釗是一個嗜書如命的人，他最喜歡閱讀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方麵的新書。在抗戰勝利後，他便積極與美國好友愛潑斯坦恢複聯係，請求愛潑斯坦從美國“多寄一些全世界的好書”給他。如他的幾封信中都寫道：“盼望你能寄些書籍給我，因為我渴望讀到英文書。”喜歡讀書也是鄧文釗留給愛潑斯坦的一個深刻印象，而這種書友的關係，成為他們精神交流的紐帶，也使得他們之間的友誼日益深厚。
1937年，中國爆發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隨戰局變化，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的駐華記者，先後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采訪。特別是1938年4月，他奔赴前線采訪著名的台兒莊戰役。1939年，他在倫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戰》，向國外真實報道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前兩年的戰績。
愛潑斯坦還與斯諾一起投身於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幫助愛國者和革命者離開敵占區到根據地去。斯諾有時到天津來找愛潑斯坦，讓他協助尋找安全的住處以轉移革命者。1937年5月，鄧穎超從根據地經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療肺結核。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鄧穎超以李太太的身份進城，住在地下黨員張小梅家裏。不久，斯諾親自護送她來到已經淪陷了的天津，找到愛潑斯坦，協助她返回西安。愛潑斯坦安排她住進猶太人常住的泰來飯店，然後買了到煙台的船票，走海路從煙台上岸，安全抵達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鄧穎超與愛潑斯坦笑談那次天津之行，時隔44年，鄧大姐對初見愛潑斯坦的情景記憶猶新。
1938年9月，愛潑斯坦在廣州愛國遊行隊伍中，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不久，應宋慶齡之邀參加了她在香港創建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這是宋慶齡邀請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國際性統一戰線組織，主要從事戰時的醫療救濟工作和國際傳播。愛潑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員會負責編輯出版英文半月刊《新聞通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特別是向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以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了解與援助。
1944年，中國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這是十分艱難又顯露勝利曙光的時刻。這年5月，中外記者團突破國民黨的多年封鎖訪問陝北。愛潑斯坦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的記者參加了記者團，深入延安及晉西北采訪。他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許許多多為抗戰而奮鬥的軍民，寫了十幾篇通訊，在國外重要報刊上發表，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
1945年至1951年初，愛潑斯坦在美國擔任《聯合勞動新聞》總編輯，妻子邱茉莉主辦進步月刊《聚焦遠東》。他們夫婦不顧美國反動勢力的迫害，積極投入反對美國幹涉中國內政、增進美中兩國人民友誼的進步活動中。
新中國成立不久，1951年他們應宋慶齡之邀回到中國，參與創辦了對外英文刊物《中國建設》雜誌（今更名為《今日中國》），任執行編輯，後於1979年被任命為雜誌社的總編輯，至今還是刊物的名譽總編輯。幾十年來，《今日中國》已發展成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語種的綜合性月刊，他為這本雜誌的不斷改進與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動亂期間也蒙受過冤屈，被囚禁獄中五年，但他沒有動搖過對中國革命的堅定信念。1973年年初，獲平反回到工作崗位後，他依然滿腔熱情地投入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作為記者，他仍然追蹤與記錄新中國和世界的變遷。
蟻美厚：危難見真情
在鄧文釗和饒彰風共同為革命工作期間，自然少不了眾多好友們的幫助，其中既包括海外民主愛國人士，也有堅貞的中共黨員。蟻美厚便是其中有突出貢獻的一位。
蟻美厚先生於1909年11月23日出生於廣東省澄海縣南畔洲一個貧農家庭。父親是蟻仲居，母親是陳乖。蟻美厚先生原名美揚，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於貧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臘月裏年幼的美揚依然打著赤腳。
舊社會農村封建勢力猖獗，美揚家不但受地主惡霸、土豪劣紳壓榨，而且常遭鄉間大姓、村裏強房欺淩。有一次，美揚去田頭送番薯湯給父親解渴充饑，剛走到村前就被綽號“半流氓”的強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揚長而去。母親得悉美揚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淚下。她看著美揚孱弱的身體，伸出顫抖的雙手撫摸著他那紅一塊、青一塊的鱗傷，悲切地說：“兒啊！你今後出門可要留神，若見到那個‘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趕快避開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為娘心疼嗬！”此後，母親把家中雞蛋儲存起來，每周給小美揚煮兩次雞蛋粥吃，算是窮人家的上等補品了。
過去南畔洲以產菜頭（蘿卜）和菜籽聞名海內外，但由於南畔洲是個小村落，在舊社會南畔洲地裏的菜頭常被周圍大鄉的惡人拔走，農民不僅白流汗水，還倒貼了菜種和肥料，隻得眼睜睜地蹲在菜園邊痛哭，故俗雲：“南畔洲菜頭——痛窟！”
至於土豪劣紳與貪官汙吏橫行霸道，魚肉鄉民，在舊社會是司空見慣的。童年時代的窮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揚的心靈上產生陣陣衝擊，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強食”的惡勢力，逐步形成勤奮、耿直和富於正義感的品格。
1922年冬，旅泰著名華僑領袖蟻光炎回故鄉南畔洲省親及辦公益事業。在巡視私塾時，他要塾師介紹一個忠厚老實的學童給他的亡兄蟻允照做義子（蟻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風災中都被淹死）。塾師指著美揚說：“這個孩子老實、厚道。”老華僑蟻光炎走到這個衣著樸素的窮孩子跟前，對他仔細端詳，見其純樸、憨直，心裏已有幾分喜歡；老華僑又通過各方麵了解，證實美揚確實是個老實、厚道和聰穎的窮孩子，遂認為“孺子可教也”。經過同族長商量並向其家長征求意見，老華僑蟻光炎終於認領美揚為義侄，並對他說：“好，從今天起，我就認你做義侄，給你起一個名字，就叫美厚吧。你在家鄉努力再讀幾年書，課餘勞動，多吃點苦，等你長大，再帶你去泰國做牛（牛馬精神、艱苦奮鬥之意）。”
小小的美揚，睜著大大的眼睛，用勁地點頭。
1925年春，年滿16歲的美厚被接到泰國曼穀。叔父蟻光炎要義侄從學徒、勤雜做起，接受老華僑艱苦創業的傳統教育和實際鍛煉，白天工作是掃地、倒痰盂、跑腿、抄賬和幹粗活，晚上學泰文。當時，給美厚每月隻發工資五銖，對此，美厚很不理解，覺得很奇怪，每天都幹這麽多活，為什麽得到的報酬還這麽低呢？可是叔父卻對他笑著說：“我初來暹羅當苦力，每月的工資隻有兩銖，你現在每月的工資比我初來暹羅還高出350保升呢，年輕人要多吃苦、多磨煉，日後才會有出息嘛！”蟻美厚這才明白當初叔父所說的“做牛”的全部含義。往後，蟻美厚跟著叔父慢慢學會經商辦事，並參加中泰各種社交活動。
1936年，蟻光炎先生當選為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還兼任許多社團的重要職位，如泰華最高慈善機構——報德善堂董事長，曼穀華僑醫院董事長，泰國潮州會館常委兼財政，曼穀中華中學、新民學校、中聲學校、樹人學校、俊才夜校校董會主席等，公私事務十分繁忙。此時蟻美厚也開始成為叔父蟻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讓他掌管光興利船務公司的財政，之後又讓他擔任光興利船務公司經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傳到曼穀僑社，椰風哀號，湄水翻泣。由泰華進步文教團體發起的悼念魯迅先生大會，得到蟻美厚的叔父、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響應。悼念大會就在中華總商會的大禮堂光華堂召開，並且免收租金。大會主席團的成員有蟻光炎，還有泰華進步文教團體的代表許宜陶、許煜、許俠等。蟻美厚先生對召開悼念魯迅先生大會也很關心，曾親臨會場協助檢查準備工作。大會召開的當天，曼穀很多華僑社團都有負責人和代表前來參加，光華堂裏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肅立的人群。大會的氣氛既悲痛又熱烈。當時會場有這樣的挽聯：“大地有阿Q！何時滅狂人？”這充分表達了具有愛國正義感的泰國僑胞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不抵抗政策的憤懣和抨擊。
抗日戰爭爆發後，蟻美厚先生即參加旅泰華僑各界抗日聯合總會，積極向僑眾和僑社上層分子宣傳團結對敵、一致抗日的救國道理，協助蟻光炎主席在僑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並將其叔父募得的捐款和抗戰物資設法送到在香港的廖承誌的辦事處。當時僑社中的抗日進步力量，也是通過蟻美厚先生同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聯係的。
對於國內來泰宣傳抗日和募捐的人員，蟻美厚先生總是協助蟻光炎給予熱情的接待，並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國民黨元老黃興的夫人徐宗漢到泰國看望華僑和宣傳抗戰，就是由蟻光炎主席等親自接到蚊宅居住，並派人陪她到各處同僑胞們開座談會。蟻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與黃興夫人交談，從而獲得很多教益。
1938年春夏間，廣東省軍政長官餘漢謀、吳鐵城派丁培倫、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華僑傳達廣東的抗日情況，鼓勵僑胞捐款購買飛機，也得到蟻光炎主席的響應和支持。丁培倫、丁培慈兄弟和隨行記者梁若麈離開泰國時，蟻光炎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希望祖國各方麵團結抗戰，不能對敵妥協投降。”
不知不覺中，蟻美厚先生在其叔父身邊已工作很多年了，也正因為這樣，蟻美厚受到了愛國主義的熏陶，為他日後繼承叔父的愛國遺誌打下思想基礎。秉承著愛國精神，蟻美厚先生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暹京時報》（簡稱《時報》）於1937年11月1日創刊（1938年12月26日改為《暹京新時報》），李一新任社長，楊偉新任總編輯，朱夢熊任督印人，資金由李一新負責籌措。《時報》配合中國七七抗戰，每天刊載抗日電訊，報紙銷量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從1938年3月7日起，《時報》改用黃興夫人徐宗漢所書《暹京時報》報頭，同日起每天在報紙頭版左角刊出以中國抗戰及國際時事為題材的漫畫一幅，頗具特色。《時報》或《新時報》的經費發生困難時，屢次都能得到蟻美厚先生的資助。當時找蟻美厚先生幫忙的就是該報社長李一新，可說“有求必應”。通過這一事例，足見蟻美厚先生當年對宣傳抗日救國之熱心。
1938年秋，泰國愛國華僑領袖陳景川、廖公圃、鄭子彬、蟻光炎、餘子亮等人為宣傳中泰文化、促進中泰親善、團結華僑和宣傳抗日，計劃創辦報館。這時曾在祖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認為要在遠離祖國和錯綜複雜的環境中發動華僑抗日救國，非宣傳不能成功。於是他就向陳景川、廖公圃、鄭子彬、蟻光炎、餘子亮五位愛國華僑領袖建議，並獲得全力支持，在1938年10月1日創辦《中國報》（它的姊妹報是《中原報》）於泰京曼穀演說街。而上述五位華僑領袖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國報》的五位股東，陳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陳恒奎，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鄭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鄭午樓，蟻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蟻美厚，餘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餘卓桑。《中國報》就是以陳恒奎、李其雄、鄭午樓、蟻美厚、餘卓桑五位代表人為股東，由法律顧問陳繹如向泰國政府登記注冊備案的。
《中國報》編輯部擁有一批名記者和資深的編輯人員，堪稱陣容強大。社長初時是陳恒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擔任，李其雄還兼任《中國報》的總編輯和督印人，他是《中國報》的實際負責人。
《中國報》每日出版報紙四大張，分為午版三大張，早版一大張，如遇重要戰訊，則隨時刊出號外。此外，每逢星期日，還出版16開本《中國周刊》。《中國報》出版後不久，增刊《中原報》一大張，以代替《中國報》早報，這種姐妹報是為適應泰華報紙的實際需要，以防萬一發生意外，即可以另一報名頂替，繼續出版。《中國報》在為正義呼籲，提醒僑胞警醒，宣傳抗日救國等方麵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僑胞的讚揚。1939年8月，《中國報》和其他八家華文報皆被當地政府查封，僅有《中國報》的姐妹報《中原報》獲準繼續出版，這是當時碩果僅存的唯一一份華文報，同時也是泰國政府對華僑傳達政令的唯一一份報紙。此報一直堅持到日軍在曼穀登陸，才被迫停刊。
1939年11月21日晚11時，蟻美厚先生像往常一樣，在曼穀素裏翁路蟻宅等待叔父回家，準備向他匯報當天的業務和社團工作。突然從中央醫院打來加急電話，說“蟻光炎主席遇刺身亡！”這一猶如晴天霹靂的噩耗，使蟻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絕。當蟻美厚得悉叔父蟻光炎是被日偽指使的凶手暗殺之後，默默地站在蟻光炎的遺像麵前立誓：“阿厚堅決繼承叔父的愛國遺誌，踏著您老人家的血跡前進，繼續從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項事業，以慰叔父在天之靈！”
蟻光炎遇刺後，蟻美厚先生被選為泰國中華總商會常委，並兼任其他社團的職位（如泰華報德善堂董事、曼穀華僑醫院董事、泰國潮州會館執行委員、泰國澄海同鄉會理事等）。蟻美厚先生一方麵繼續與僑社中的抗日進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聯係，從經濟上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另一方麵，努力協助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張蘭臣促進中泰友好、做好團結華僑工商業者的工作，並繼續在僑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泰華建救總會成立後，與國內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香港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新加坡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取得聯係，共同做“建救”工作。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等人都先後擔任過泰華建救總會的名譽會長。
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主席宋慶齡曾於1946年9月18日致函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原文如下：
徑啟者，抗利以來，抗戰中所受創傷未愈，而天災人禍，接踵而來，饑饉遍地，災民盈野，敝會為籌募救濟基金，曾在上海發起募捐運動，以所得全部捐款，在各災區舉辦施糧、醫療及設立人民生產合作社之用，以期在實際施賑之外，更可防災荒所致之疾病與死亡，並企圖防止災荒之再臨。現合作社內，擬辦種籽銀行、肥料製造廠及農具製造廠等。現先在災情最重之湖南及粵北創辦，然後繼續在其他災區施行。然敝會所募究屬有限，常有“杯水車薪”之歎！各地災情，有增無減，雖在收割期中，災荒依然如故；而今年收獲，大約隻足五個月糧食，五個月後，更不堪設想矣！素仰先生領導僑胞，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尚希為祖國災民呼籲，群策群力，共勤善舉，而收宏效，無任企盼感激之至！
此致
蟻美厚先生
宋慶齡
1946年9月18日
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積極響應宋慶齡主席的號召，在僑界發動救國救鄉義捐和福利基金義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錢物，通過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華南救濟協會轉到國內，為救濟祖國難民和支援祖國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
在泰華建救總會成立的第一個年頭中，救國救鄉和福利基金義捐共得泰幣100萬銖，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大的數目。其中大約70%寄交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此外，還委托馮爾和先生轉交南京蔣夫人宋美齡，捐助孤兒保育院國幣500萬元，捐助汕頭存心善堂國幣1000萬元，匯給香港培僑學校港幣1萬元以救濟失學兒童……在往後的幾年中，泰華建救總會除將義捐所得繼續匯寄各有關團體外，一部分捐款還用於泰國的社會福利事業。
泰華建救總會成立一周年前夕，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到泰國中華總商會大吵大嚷，說什麽“建救、建救，所建何國？所救何鄉？”又說“建蘇聯的國，救延安的鄉，建救匯款給蘇聯”。但當他們打開“建救”成立一年來的收支簿和各種單據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來“建救”不僅匯款給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以救濟國內外難民，還托馮爾和先生帶款轉交宋美齡創辦的戰時孤兒保育院。此外，還捐助汕頭存心善堂辦慈善事業、匯款香港培僑學校救濟失學兒童等等。經過這次吵吵嚷嚷的公開查賬，反而更加提高了泰華建救總會在僑社的威信，使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啞口無言。很清楚，泰華建救總會的目的在於團結僑社，促進中泰親善，共同救濟宗邦難民，並幫助建設新中國。
1949年11月底，蟻美厚奉命南下廣州工作。當時廣州解放伊始，糧食和各種日用品緊缺，群眾生活困苦，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又來轟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為了盡快穩定社會秩序，解決群眾生活，中共華南分局負責同誌葉劍英、方方等親自找蟻美厚和鄧文釗、朱竟之、伍治之商量，希望他們設法從國外組運七萬噸大米和大批日用品來穗。幾個月來，蟻美厚和鄧文釗、魏孟昌等人為此奔波於港穗間，有幾次險遭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炸死。後來，蟻美厚終於通過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董事長盧瓞川、總經理陳振敬、副總經理蘇永奎購運幾批泰國米，投入廣州市場，供應民食。
在這期間蟻美厚和鄧文釗等還為解放大軍進軍海南島籌備了一些軍需品。1950年4月，海南剛解放，青黃不接，糧食匱乏，米價上漲，人心浮動，蟻美厚在葉劍英的授意下，立刻與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聯係，及時把大批泰國米運往海南島應急。由此可見，解放初期蟻美厚在協助中共華南分局穩定廣州和海南局勢方麵，是有所建樹和貢獻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南亞某些國家有排華活動，許多難僑回國，亟待安置，這時蟻美厚擔任全國救濟總會委員兼廣東救濟分會副會長，積極配合中僑委進行接僑和安置工作。在新中國海運業尚未開展和受當時國際外交條件限製的情況下，蟻美厚再次通過盧瓞川、陳振敬、蘇永奎租用五福輪接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難僑，他們的船隻成了解放後第一批駛進汕頭港和海口的客輪。
1951年年初，廣東省商業廳組織華僑投資成立一家義益行，由蟻美厚擔任總經理，副總經理是魏孟昌，董事長是蘇永奎。義益行在“華企”的指導和扶掖下，迅速開展各項業務活動。
為了配合國家恢複國民經濟，並抵製反禁運、反封鎖的行動，“華企”和義益行在其成立初期，專做進出口生意，實際上是以僑商、港商的名義從國外購買和運進被美帝封鎖的禁運物資，也搶運新中國所急需的工業物資和軍用物資，並在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方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先後由“華企”和義益行組運出口外銷的土特產創匯幾千萬港元。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缺乏外匯的情況下，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錢。
為了國家經濟建設，蟻美厚投其畢生精力，無怨無悔，從來不覺得自己所做算得了什麽，反而時時感到自己應該做得更多，這份為國為民服務的“激情”該怎樣形容呢！
可以提及的親友還有很多，很多……
正是為了這一份真情，這一份摯愛，鄧文釗還是從香港回來了。
他沒有猶豫，也沒有後悔，義無反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