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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行
5.香港行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考慮到鄧文釗在香港的安全問題，便將其全家遷往廣州安居，之後鄧文釗便沒有主動回過香港。盡管期間他的妻子曾多次提出要搬回香港生活，可是他都沒有這麽做。60年代，要不是因為需要處理鄧家財產事宜，他也許還不會主動向中央申請回香港。
時過境遷，當年興旺繁榮的許多香港大家族都一一中落。它們舊式的管理經營方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很自然地一個接一個走向下坡路，自然鄧家也不例外。
其實，鄧家家產是鄧文釗祖母曾灶嬌遺留下來的。曾灶嬌去世後，鄧家產業分別由鄧文釗、鄧文田及他們的寡嫂鄧胡氏繼承，但是他們三人並沒有分家，三個人同是遺產的“承辦人”。在鄧文釗留英學習期間，他的“承辦人”地位由其舅父周熙年暫代，後來鄧文釗回國後，其“承辦人”地位又轉由族兄代替。這種遺產“承辦”的方式非常不利於產業的發展，因為無論哪方想動用部分資產都會受到其他方麵的限製。鄧文釗此次回香港，就是希望打破這種局麵。抵達香港後他立馬與兄、嫂商量，首先將他們“承辦人”的身份取消，取而代之，恢複三人遺產“受益人”的法律地位。鄧文釗的律師、好友餘平仲為此幫了很大的忙。可是，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雖然他們三人已爭回自身受益人的合法地位，但三人依舊沒有分家。他們就如同股東一樣，鄧家的每棟房屋三人各擁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權。按照當時英國的法律，每棟房屋的處理都要三家一致同意了才能行動。這樣一來，相互牽製，造成許多困難。
對此鄧文釗深有體會。他回到香港處理鄧家產業事宜，一是希望能把遺產的問題順利解決，二則希望將自己所有的份額投入到內地，幫助內地的經濟建設發展。在他與兄、嫂還未分家時，他曾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兄、嫂，可是得到的卻是反對意見。
鄧文釗回到香港家中，看著這個曾經生他養他的地方，百感交集。就是在這裏他目睹了祖母的慘死，在這裏他認識了廖氏兄妹，在這裏，他與妻子何捷書共結連理，也是在這裏，他作出留洋求學的決定。好好地懷舊一番之後，鄧文釗找到鄧文田及胡氏，在大廳裏將自己對鄧家資產的一些想法告訴他們：
“二哥、大嫂，現在香港的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能死守著資產，如果不發展的話，遲早會衰退的。現在新中國剛剛成立，內地正進行著大建設，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好的機會，我們可以把一部分資產投入到內地市場上，說不定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收獲。”
“文釗，你也說了現在形勢變化了，內地的局勢也不穩定，而且新中國剛剛建立，基礎薄弱，我們這樣投入進去說不準立馬就會虧本。這不等於是自找死路嗎？我是不會答應你的做法的。”
“二哥，從目前及長遠的形勢來看，內地的確是一個有著相當發展前景的市場啊，我們不能因為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視了今後的大發展啊。”
鄧文田沒有作聲，隻是默默地低著頭喝著茶。鄧文釗見這樣子，心中明白鄧文田是萬萬不會支持自己的，於是他也便不再說了。
鄧文釗十分了解鄧文田的性格，他是一個吃不得一點小虧的人，況且他現在拿著資產酗酒玩樂，活得逍遙自在，自然是不會讚同投資內地市場；而且對於一個沒有明確保障的風險投資，鄧文田是萬萬不會做的。而嫂子胡氏自己沒有什麽主見，自然很多時候也看鄧文田做事，既然鄧文田不答應，她也便跟著反對。為了可以放開手腳去進行投資，支援祖國的建設事業，鄧文釗意識到這種家族式的經營方式必須停止，否則最後的結果隻會導致大家死在同一條繩上。鄧文釗仔細想了想，這樣去求他們投資是行不通了，於是隻好爭取三家分開，利用自己手頭上的一部分資產投資內地市場。在鄧文釗看來，雖然內地市場現在還沒有起色，但是機會是大大存在的。隻要有機會就要去發展，哪怕吃點小虧也無所謂。
在鄧文釗回港之前，原本顯赫一時的鄧家在鄧文田的揮霍下已經隻剩下少得可憐的產業。鄧文釗回來之後，還設法保住了一些資產。可是他所想保留的“紅屋”由於當時沒有條件衝破阻礙，最終賣掉了。
雖然鄧家產業最終還是衰落了，被其他新起的家族所取代，但是鄧文釗並沒有耿耿於懷，他對剩下的一點產業心滿意足。人生在世變數太多，很難說清楚將來是什麽樣，懂得滿足才是最好的選擇。不論怎樣，鄧文釗此次回港最終還是解決了鄧家長期存在的遺產問題。
此次鄧文釗香港行，除了解決自己家族產業問題，他身上還背負著另一項重要的任務——統戰工作。
一直以來，鄧文釗都是作為統戰工作的對象投身於革命及建設事業中。在與饒彰風等人的交往中，鄧文釗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央黨組織的真心實意，明白了黨的精神。黨組織也變得愈來愈信任他，對其委以重任。
回港前，1962年，鄧文釗在其兒子的陪同下，來到北京找到廖承誌，商量去香港的事情。廖承誌對此十分理解，同意他返回香港，同時還提出回到香港後，讓鄧文釗在處理家產事宜的同時，可以用副省長的身份做一些統戰工作，多多聯係他在香港的那些老朋友，多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團結他們，發動他們多為祖國做點事。將這項任務指派給來自香港的鄧文釗，自然是再合適不過了，畢竟鄧家在香港是一個老望族，且鄧文釗本人在香港也有很好的人脈關係。
廖承誌還十分誠懇地對鄧文釗說，對於香港朋友，如果能讓他們百分之百地都為祖國做事那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做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十，都是可以的。隻要能爭取到一個、團結到一個，就發展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這麽一點火苗，熊熊大火遲早是會燃燒起來的。
新中國剛剛成立，各方麵還很薄弱，急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共同發展。因此，當時黨中央對統戰工作是十分重視的。要團結他們，就必須從裏到外地讓他們了解實情，消除各種誤解，清楚祖國的現狀。鄧文釗是這一工作的最佳負責人。其實，當鄧文釗接到廖承誌給他的任務時，心中十分愉快，黨交給他任務，說明他還是受到黨的重視和關注的。
廖承誌在北京時已經將香港之行的任務說得十分清楚了。鄧文釗到了香港後，一麵辦理家族產業的事情，一麵四處積極與他的好友們聯係。他以廣東省副省長的身份接觸了很多平日裏不願與內地發生關係的人士，並且與老朋友重溫故舊。遇到香港知名人士，鄧文釗並沒有以命令式的口吻傳達中央指示，而是從社會曆史發展現狀、從經濟效益等方麵一一分析，而後再委婉地向對方說出中央的政策：“國家現在十分重視發展國民經濟，十分歡迎咱們港澳及海外同胞回內地投資，也下達了十分寬鬆的政策。隻要英國人不做對中國不利的事，不讓國民黨進行顛覆活動，香港維持現狀是有可能的。我知道你們大家還是心有疑慮，但是這可是十分難得的發展機會，從長遠來看還是十分有利的。”經過鄧文釗的解說，很多香港知名人士都積極投入到國民經濟建設中。
此次長達兩個月的香港行，鄧文釗表現得非常活躍，他積極接觸了不少上層人士，大大地促進了對港澳同胞、愛國華僑的統戰工作。
香港對於鄧文釗來說不僅僅是個地名，更是承載他童年、少年時光的幸福家園，但是，他更明白中國是萬家之家，隻有“大家”發展起來了，才能幸福千萬家。可惜，他卻未能等到香港回歸之日，在上世紀70年代撒手人寰。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考慮到鄧文釗在香港的安全問題，便將其全家遷往廣州安居，之後鄧文釗便沒有主動回過香港。盡管期間他的妻子曾多次提出要搬回香港生活，可是他都沒有這麽做。60年代，要不是因為需要處理鄧家財產事宜，他也許還不會主動向中央申請回香港。
時過境遷，當年興旺繁榮的許多香港大家族都一一中落。它們舊式的管理經營方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很自然地一個接一個走向下坡路，自然鄧家也不例外。
其實，鄧家家產是鄧文釗祖母曾灶嬌遺留下來的。曾灶嬌去世後，鄧家產業分別由鄧文釗、鄧文田及他們的寡嫂鄧胡氏繼承，但是他們三人並沒有分家，三個人同是遺產的“承辦人”。在鄧文釗留英學習期間，他的“承辦人”地位由其舅父周熙年暫代，後來鄧文釗回國後，其“承辦人”地位又轉由族兄代替。這種遺產“承辦”的方式非常不利於產業的發展，因為無論哪方想動用部分資產都會受到其他方麵的限製。鄧文釗此次回香港，就是希望打破這種局麵。抵達香港後他立馬與兄、嫂商量，首先將他們“承辦人”的身份取消，取而代之，恢複三人遺產“受益人”的法律地位。鄧文釗的律師、好友餘平仲為此幫了很大的忙。可是，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雖然他們三人已爭回自身受益人的合法地位，但三人依舊沒有分家。他們就如同股東一樣，鄧家的每棟房屋三人各擁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權。按照當時英國的法律，每棟房屋的處理都要三家一致同意了才能行動。這樣一來，相互牽製，造成許多困難。
對此鄧文釗深有體會。他回到香港處理鄧家產業事宜，一是希望能把遺產的問題順利解決，二則希望將自己所有的份額投入到內地，幫助內地的經濟建設發展。在他與兄、嫂還未分家時，他曾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兄、嫂，可是得到的卻是反對意見。
鄧文釗回到香港家中，看著這個曾經生他養他的地方，百感交集。就是在這裏他目睹了祖母的慘死，在這裏他認識了廖氏兄妹，在這裏，他與妻子何捷書共結連理，也是在這裏，他作出留洋求學的決定。好好地懷舊一番之後，鄧文釗找到鄧文田及胡氏，在大廳裏將自己對鄧家資產的一些想法告訴他們：
“二哥、大嫂，現在香港的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能死守著資產，如果不發展的話，遲早會衰退的。現在新中國剛剛成立，內地正進行著大建設，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好的機會，我們可以把一部分資產投入到內地市場上，說不定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收獲。”
“文釗，你也說了現在形勢變化了，內地的局勢也不穩定，而且新中國剛剛建立，基礎薄弱，我們這樣投入進去說不準立馬就會虧本。這不等於是自找死路嗎？我是不會答應你的做法的。”
“二哥，從目前及長遠的形勢來看，內地的確是一個有著相當發展前景的市場啊，我們不能因為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視了今後的大發展啊。”
鄧文田沒有作聲，隻是默默地低著頭喝著茶。鄧文釗見這樣子，心中明白鄧文田是萬萬不會支持自己的，於是他也便不再說了。
鄧文釗十分了解鄧文田的性格，他是一個吃不得一點小虧的人，況且他現在拿著資產酗酒玩樂，活得逍遙自在，自然是不會讚同投資內地市場；而且對於一個沒有明確保障的風險投資，鄧文田是萬萬不會做的。而嫂子胡氏自己沒有什麽主見，自然很多時候也看鄧文田做事，既然鄧文田不答應，她也便跟著反對。為了可以放開手腳去進行投資，支援祖國的建設事業，鄧文釗意識到這種家族式的經營方式必須停止，否則最後的結果隻會導致大家死在同一條繩上。鄧文釗仔細想了想，這樣去求他們投資是行不通了，於是隻好爭取三家分開，利用自己手頭上的一部分資產投資內地市場。在鄧文釗看來，雖然內地市場現在還沒有起色，但是機會是大大存在的。隻要有機會就要去發展，哪怕吃點小虧也無所謂。
在鄧文釗回港之前，原本顯赫一時的鄧家在鄧文田的揮霍下已經隻剩下少得可憐的產業。鄧文釗回來之後，還設法保住了一些資產。可是他所想保留的“紅屋”由於當時沒有條件衝破阻礙，最終賣掉了。
雖然鄧家產業最終還是衰落了，被其他新起的家族所取代，但是鄧文釗並沒有耿耿於懷，他對剩下的一點產業心滿意足。人生在世變數太多，很難說清楚將來是什麽樣，懂得滿足才是最好的選擇。不論怎樣，鄧文釗此次回港最終還是解決了鄧家長期存在的遺產問題。
此次鄧文釗香港行，除了解決自己家族產業問題，他身上還背負著另一項重要的任務——統戰工作。
一直以來，鄧文釗都是作為統戰工作的對象投身於革命及建設事業中。在與饒彰風等人的交往中，鄧文釗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央黨組織的真心實意，明白了黨的精神。黨組織也變得愈來愈信任他，對其委以重任。
回港前，1962年，鄧文釗在其兒子的陪同下，來到北京找到廖承誌，商量去香港的事情。廖承誌對此十分理解，同意他返回香港，同時還提出回到香港後，讓鄧文釗在處理家產事宜的同時，可以用副省長的身份做一些統戰工作，多多聯係他在香港的那些老朋友，多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團結他們，發動他們多為祖國做點事。將這項任務指派給來自香港的鄧文釗，自然是再合適不過了，畢竟鄧家在香港是一個老望族，且鄧文釗本人在香港也有很好的人脈關係。
廖承誌還十分誠懇地對鄧文釗說，對於香港朋友，如果能讓他們百分之百地都為祖國做事那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做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十，都是可以的。隻要能爭取到一個、團結到一個，就發展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這麽一點火苗，熊熊大火遲早是會燃燒起來的。
新中國剛剛成立，各方麵還很薄弱，急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共同發展。因此，當時黨中央對統戰工作是十分重視的。要團結他們，就必須從裏到外地讓他們了解實情，消除各種誤解，清楚祖國的現狀。鄧文釗是這一工作的最佳負責人。其實，當鄧文釗接到廖承誌給他的任務時，心中十分愉快，黨交給他任務，說明他還是受到黨的重視和關注的。
廖承誌在北京時已經將香港之行的任務說得十分清楚了。鄧文釗到了香港後，一麵辦理家族產業的事情，一麵四處積極與他的好友們聯係。他以廣東省副省長的身份接觸了很多平日裏不願與內地發生關係的人士，並且與老朋友重溫故舊。遇到香港知名人士，鄧文釗並沒有以命令式的口吻傳達中央指示，而是從社會曆史發展現狀、從經濟效益等方麵一一分析，而後再委婉地向對方說出中央的政策：“國家現在十分重視發展國民經濟，十分歡迎咱們港澳及海外同胞回內地投資，也下達了十分寬鬆的政策。隻要英國人不做對中國不利的事，不讓國民黨進行顛覆活動，香港維持現狀是有可能的。我知道你們大家還是心有疑慮，但是這可是十分難得的發展機會，從長遠來看還是十分有利的。”經過鄧文釗的解說，很多香港知名人士都積極投入到國民經濟建設中。
此次長達兩個月的香港行，鄧文釗表現得非常活躍，他積極接觸了不少上層人士，大大地促進了對港澳同胞、愛國華僑的統戰工作。
香港對於鄧文釗來說不僅僅是個地名，更是承載他童年、少年時光的幸福家園，但是，他更明白中國是萬家之家，隻有“大家”發展起來了，才能幸福千萬家。可惜，他卻未能等到香港回歸之日，在上世紀70年代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