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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饒彰風：仗義執言
4.饒彰風：仗義執言
在長期的統戰工作中，饒彰風信任這些民主人士，就如同民主人士信任他一般。俗話說“患難見真情”，正是在一個個災難中，形成了他與民主人士之間肝膽相照的真摯情誼，他與鄧文釗之間的友誼就是一個縮影。
新中國成立了，中華大地從此開啟新的篇章，充滿新希望，然而，新中國還麵臨著很多挑戰。
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地風風火火地開展整風運動，1957年開始進行反右派運動。
反右派鬥爭中，當時部分同誌提議把愛國人士鄧文釗等五人劃為右派，原因自然很簡單，鄧文釗是資本家，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因此政治背景不純。正當鄧文釗成為批判的對象時，出現了一個不同的聲音。饒彰風不顧個人的得失，以革命利益為重，堅持真理，堅持黨的政策，挺身而出為他們五人辯護。他認真地介紹了鄧文釗等五人過去對革命的貢獻。饒彰風特別指出，鄧文釗是香港知名的愛國人士、我們黨的好朋友。抗日戰爭時期，鄧文釗曾將自己的房子讓出來作為八路軍辦事處，幫助我黨創辦《華商報》，且鄧家“紅屋”是同誌間見麵進行溝通的場地。解放戰爭時期，他曾協助我黨做了大量的團結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建國初期，他擔任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對團結工商界起到很好的作用。
“鄧文釗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怎麽能這麽草率地將其劃入右派呢？況且自古以來就有‘英雄不論出處’的說法，我們現在僅僅憑著一個家庭背景就倉促劃定對方為右派分子？這樣的判斷是不是太沒說服力，也太過於主觀化了吧？”彰風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積極維護鄧文釗等愛國民主人士。
彰風還反複與省委統戰部整風辦公室主任溝通，他認為對於鄧文釗等人的問題要認真深入地核實研究，如果他們有錯，批評教育即可，劃入右派就有點嚴重了。
“主任，我知道現在咱們剛剛成立新中國，一切都還沒有穩定下來，在精神上的確需要增強階級意識。但是，咱們也不能不根據客觀事實說話吧，這不就跟我們的初衷相違背了。”
省委統戰部整風辦主任沒有出聲，微微抬起頭看了看饒彰風，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鄧文釗等五位民主人士，之前工作上和我有過密切合作，且私下我們也有往來，對於他們我還是了解的。他們的出身的確是資本家，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時候思想上表現得也不是很端正，但是比起他們在革命時期為國家、為人民所作出的貢獻，那就真的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了，沒有必要把他們劃入右派中吧！”
饒彰風一口氣說了一大通，他明白現在再不將事情說清楚，那就沒時間了，因為社會的輿論是非常可怕的。饒彰風秉持著“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辦事態度，堅持著“團結—批評—團結”的中央對於統一戰線中各個聯盟之間處理矛盾的辦事原則，而這一原則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便是“團結”。
主任看著饒彰風說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實在也找不出什麽地方可以反駁。於是，他笑了一下，說道：“彰風同誌，你也別急，我們現在不是也還沒給鄧文釗等人最終定案嘛。謝謝你這一番話，讓我們對問題有了更進一步認識，放心吧，我們知道怎麽做了。”
“‘沒有最終定案’，要是已經定案那不就早沒戲了？”饒彰風心想著，“‘我們知道怎麽做了’這又是什麽意思呢？”但是，他相信，事實勝於雄辯，鄧文釗等人的貢獻是有曆史證明的，有目共睹的。
後來在彰風的極力辯護下，鄧文釗等人最終沒有被劃為右派分子。可是，事情卻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又為另一件風波埋下了隱患。饒彰風是憑著良心去反映情況的，可是他畢竟“違背”了其他人的意願，無形中已經與他人結下了梁子。也許饒彰風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覺得現在已經是新社會了，敵人已經打退回巢，還會有什麽危險呢？可是危險往往無處不在，就如同平靜海麵下的洶湧波濤，不是沒有而是沒有到爆發的時候。
彰風的正義之舉讓鄧文釗等人感到一陣陣溫暖，盡管麵臨著嚴峻的形勢，但是他們心中依然堅信黨，一如既往支持黨的政策。
“華企”驚濤之後，鄧文釗雖然對於黨中央最終對“華企”的判決不滿，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對黨中央的信仰。他依然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思想覺悟意識。
回顧抗戰時期到新中國成立，鄧文釗像一名黨員一樣發揮著先鋒作用，他以自己為例，同時以客觀事實為例，讓更多的工商界人士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好處，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同時，他還積極地進行自我反省，曾給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思想匯報類的信，字字句句都充滿著真誠，明顯表現出他極高的思想境界。
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大會上，鄧文釗曾十分坦誠地對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剖析。他說：
我出生於一個買辦資產階級家庭，因向往英國的民主政治而前往英國留學深造，希望能增長學問知識，從而能夠尋找到祖國為何貧弱及中國人命運為何這樣悲慘的原因。但是幾年中，我所得到的隻是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思想上更加彷徨苦惱。但我也有一些收獲，就是從社會生活實踐中，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麵貌和它的實質。盡管英國是以民主自稱的國家，以上下議院作為民主形式，但議員裏沒有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代表，議員所擁有的、所代表的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上貧富懸殊，工人受著殘酷剝削，所謂在朝在野的兩黨製，也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我留學回國後，目睹國民黨反動派政府腐敗無能，思想日益苦悶，後來經何香凝主任和廖承誌同誌的幫助，才認識到隻有實行抗日，貫徹“民主、團結、進步”的口號，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國。這使我提高了覺悟，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並積極支持和參加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雖然是這樣，但由於自己是一個長期受資本主義教育的知識分子，加以自己的階級本質關係，在日軍占領香港時思想又動搖起來，又感覺到中國人的前途仍是黯淡的。後來在黨的幫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經過抗日遊擊根據地，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真誠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艱苦抗日的事實，以及黨對知識分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當時在遊擊區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還時常不斷地得到豬肉和香煙的供給，而黨員是沒有的，甚至有的還要吃樹皮。這使我非常感動。相信在座有不少代表曾在此時與黨同曆艱苦，這些事實是不會忘懷的。經過這一次革命的鍛煉後，我對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得中國共產黨的確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黨，更增強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但我的決心是否堅定不移呢？廣州解放後，我仍在香港，領導上勸我回廣州參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猶豫顧慮。後來我負責華南企業公司時，仍時常暴露出資本主義的經營思想。得到黨的幫助後，思想認識才有了提高。20年來，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我在猶豫不定的心情中走過崎嶇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曆次痛苦的思想鬥爭，正說明了“脫胎換骨”的過程，也說明了資產階級兩麵性的存在。這些事實也說明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巨複雜性。
在會上，鄧文釗強烈地表達了自己願意繼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更好地走革命的道路的決心，然而，就在此時，轟動一時的反右運動越來越猛烈，而他也被卷入其中。
與饒彰風一樣，同為客家人的鄧文釗也是一個身具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情懷的人，在他眼中隻有社會、民族、國家，考慮一切都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因此，在一切環境下，必定是有一說一，從來不含糊也不裝腔。這種品質本難能可貴，本應當提倡，可是，很多時候真話、真情反而會讓一個人陷於危險之中。饒彰風如此，鄧文釗也是如此。
20世紀50年代發生的席卷整個中國的反右運動已經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記。當時隨著反右運動的興起，社會上也掀起一種“四大”的說法，那便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幾個詞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出現的新詞，是政治運動的產物，反右派鬥爭之後開始在社會上流行起來。“四大”當中的“大鳴大放”意思便是鼓勵幹部群眾敢於說話，說真話，各抒己見。全國各地都進行著各種“大鳴大放”活動。在廣州，廣東省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開座談會，請大家發表意見。深知當下全國上下都在進行“大鳴大放”活動，鄧文釗便積極響應，並應邀參與會議。在會上他中肯地、客觀地提出了兩點：一是提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建議政府抓經濟，注意企業利潤；二是提出經濟領域要有內行領導。這兩點對於鄧文釗來說是他的肺腑之言，可是他這兩條意見卻被其他人認為是與黨唱對台戲，仍然帶有較強的資產階級意識。而與鄧文釗一同參加會議的另一位從香港回內地參加建設的省工商聯副主委陳祖沛所發表的言論遭到統戰部領導小組更激烈的反對。陳祖沛是鄧文釗在香港的好友，同樣也是一位工商界的愛國民主人士，鄧文釗在創建“華企”為國家經濟建設籌集資金時曾得到陳祖沛的大力支持。陳祖沛此次作為香港的代表參加會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是統戰部領導小組的人卻認為陳的言論有反黨嫌疑，決定批判他。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饒彰風就持不同意見，反對對曾經為國家建設出過力的愛國民主人士作不客觀的批判。於是統戰部中便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支持批判陳祖沛的統戰部領導為了實施這一想法，首先找到鄧文釗等其他相關民主人士進行談話，希望說服他們，得到他們的支持。可是，對於批判陳祖沛這件事，鄧文釗是支持饒彰風的。鄧文釗在與統戰部相關領導人員的談話中列舉了很多陳祖沛在國家進行抗日戰爭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作的貢獻。鄧文釗提到：“陳沛祖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一直都積極地配合黨中央的各項工作，比如說前段時期興建的‘華企’，他就十分支持，大力入股‘華企’，為國家經濟的資金籌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鄧文釗沒有顧及個人的處境已是十分危險，卻依然為陳祖沛辯護，就如饒彰風全心全力為他仗義執言。
可是過去的這些功績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仿佛都失去了功效，再加上當時那種社會氛圍，隻要政治出身帶有資產階級色彩，便很容易被盯上。這也導致饒彰風在為鄧文釗等辯護後，先是受到了黨內通報批評，後來又逐步升級，1958年被定性為：犯有嚴重右傾投降主義、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嚴重的反黨活動性質的錯誤。
饒彰風被撤職、降級，下放到連平。對於組織上的處罰，彰風並不害怕，他心中坦蕩蕩。
連平，是個偏僻的山區，來到這裏，置身於鄉親父老之中，穿梭於峰巒溝壑之間，彰風的胸襟反而更為開闊。自己這麽多年來一直在為國家的革命事業、建設事業奔波忙碌，如今倒是可以好好放鬆一下緊張的神經，感受自然的氣息。每每走在連平山區，彰風就想：革命的道路不正如這連平山區的山路坎坷曲折嘛，然而，不管路多麽崎嶇難行，他總歸是向前進的，總歸會走到山頂，總歸會看到那明媚的陽光。
撤職、降級、下放，對於常人來說，這是多大的委屈與打擊，可是被降為縣委書記的饒彰風，對個人的得失榮辱不以為意，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改變貧困、戰勝災荒的戰鬥中。
山區自然風景能陶冶性情，因此彰風閑時樂於漫步山間。山區群眾那拚搏的精神感染了彰風。新中國成立後，連平山區也如火如荼大幹起來，在這一片朝氣蓬勃的氛圍中，彰風內心中如火的熱情再次燃燒起來。
發生災情，彰風帶頭節省口糧，支援災區人民；親自去生產隊，種地插秧，與群眾一同為提高農作物產量而努力；彰風發動連平山區人民因地製宜，大量種植白菜、大蒜、冬菇、鬆香；開辦小型工廠；建立各種福利事業……連平山區煥然一新！
而後，他又曆任省科委副主任，省文教辦副主任、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等職務，投身於科技文教事業當中。
不管身處何方，彰風都會積極利用一切機會為社會、為人民、為國家服務。
在反右鬥爭中，鄧文釗遭遇不公，由於仗義執言，饒彰風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們卻依然沒有放棄自己心中的信念。
在長期的統戰工作中，饒彰風信任這些民主人士，就如同民主人士信任他一般。俗話說“患難見真情”，正是在一個個災難中，形成了他與民主人士之間肝膽相照的真摯情誼，他與鄧文釗之間的友誼就是一個縮影。
新中國成立了，中華大地從此開啟新的篇章，充滿新希望，然而，新中國還麵臨著很多挑戰。
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地風風火火地開展整風運動，1957年開始進行反右派運動。
反右派鬥爭中，當時部分同誌提議把愛國人士鄧文釗等五人劃為右派，原因自然很簡單，鄧文釗是資本家，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因此政治背景不純。正當鄧文釗成為批判的對象時，出現了一個不同的聲音。饒彰風不顧個人的得失，以革命利益為重，堅持真理，堅持黨的政策，挺身而出為他們五人辯護。他認真地介紹了鄧文釗等五人過去對革命的貢獻。饒彰風特別指出，鄧文釗是香港知名的愛國人士、我們黨的好朋友。抗日戰爭時期，鄧文釗曾將自己的房子讓出來作為八路軍辦事處，幫助我黨創辦《華商報》，且鄧家“紅屋”是同誌間見麵進行溝通的場地。解放戰爭時期，他曾協助我黨做了大量的團結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建國初期，他擔任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對團結工商界起到很好的作用。
“鄧文釗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怎麽能這麽草率地將其劃入右派呢？況且自古以來就有‘英雄不論出處’的說法，我們現在僅僅憑著一個家庭背景就倉促劃定對方為右派分子？這樣的判斷是不是太沒說服力，也太過於主觀化了吧？”彰風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積極維護鄧文釗等愛國民主人士。
彰風還反複與省委統戰部整風辦公室主任溝通，他認為對於鄧文釗等人的問題要認真深入地核實研究，如果他們有錯，批評教育即可，劃入右派就有點嚴重了。
“主任，我知道現在咱們剛剛成立新中國，一切都還沒有穩定下來，在精神上的確需要增強階級意識。但是，咱們也不能不根據客觀事實說話吧，這不就跟我們的初衷相違背了。”
省委統戰部整風辦主任沒有出聲，微微抬起頭看了看饒彰風，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鄧文釗等五位民主人士，之前工作上和我有過密切合作，且私下我們也有往來，對於他們我還是了解的。他們的出身的確是資本家，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時候思想上表現得也不是很端正，但是比起他們在革命時期為國家、為人民所作出的貢獻，那就真的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了，沒有必要把他們劃入右派中吧！”
饒彰風一口氣說了一大通，他明白現在再不將事情說清楚，那就沒時間了，因為社會的輿論是非常可怕的。饒彰風秉持著“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辦事態度，堅持著“團結—批評—團結”的中央對於統一戰線中各個聯盟之間處理矛盾的辦事原則，而這一原則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便是“團結”。
主任看著饒彰風說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實在也找不出什麽地方可以反駁。於是，他笑了一下，說道：“彰風同誌，你也別急，我們現在不是也還沒給鄧文釗等人最終定案嘛。謝謝你這一番話，讓我們對問題有了更進一步認識，放心吧，我們知道怎麽做了。”
“‘沒有最終定案’，要是已經定案那不就早沒戲了？”饒彰風心想著，“‘我們知道怎麽做了’這又是什麽意思呢？”但是，他相信，事實勝於雄辯，鄧文釗等人的貢獻是有曆史證明的，有目共睹的。
後來在彰風的極力辯護下，鄧文釗等人最終沒有被劃為右派分子。可是，事情卻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又為另一件風波埋下了隱患。饒彰風是憑著良心去反映情況的，可是他畢竟“違背”了其他人的意願，無形中已經與他人結下了梁子。也許饒彰風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覺得現在已經是新社會了，敵人已經打退回巢，還會有什麽危險呢？可是危險往往無處不在，就如同平靜海麵下的洶湧波濤，不是沒有而是沒有到爆發的時候。
彰風的正義之舉讓鄧文釗等人感到一陣陣溫暖，盡管麵臨著嚴峻的形勢，但是他們心中依然堅信黨，一如既往支持黨的政策。
“華企”驚濤之後，鄧文釗雖然對於黨中央最終對“華企”的判決不滿，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對黨中央的信仰。他依然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思想覺悟意識。
回顧抗戰時期到新中國成立，鄧文釗像一名黨員一樣發揮著先鋒作用，他以自己為例，同時以客觀事實為例，讓更多的工商界人士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好處，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同時，他還積極地進行自我反省，曾給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思想匯報類的信，字字句句都充滿著真誠，明顯表現出他極高的思想境界。
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大會上，鄧文釗曾十分坦誠地對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剖析。他說：
我出生於一個買辦資產階級家庭，因向往英國的民主政治而前往英國留學深造，希望能增長學問知識，從而能夠尋找到祖國為何貧弱及中國人命運為何這樣悲慘的原因。但是幾年中，我所得到的隻是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思想上更加彷徨苦惱。但我也有一些收獲，就是從社會生活實踐中，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麵貌和它的實質。盡管英國是以民主自稱的國家，以上下議院作為民主形式，但議員裏沒有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代表，議員所擁有的、所代表的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上貧富懸殊，工人受著殘酷剝削，所謂在朝在野的兩黨製，也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我留學回國後，目睹國民黨反動派政府腐敗無能，思想日益苦悶，後來經何香凝主任和廖承誌同誌的幫助，才認識到隻有實行抗日，貫徹“民主、團結、進步”的口號，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國。這使我提高了覺悟，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並積極支持和參加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雖然是這樣，但由於自己是一個長期受資本主義教育的知識分子，加以自己的階級本質關係，在日軍占領香港時思想又動搖起來，又感覺到中國人的前途仍是黯淡的。後來在黨的幫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經過抗日遊擊根據地，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真誠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艱苦抗日的事實，以及黨對知識分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當時在遊擊區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還時常不斷地得到豬肉和香煙的供給，而黨員是沒有的，甚至有的還要吃樹皮。這使我非常感動。相信在座有不少代表曾在此時與黨同曆艱苦，這些事實是不會忘懷的。經過這一次革命的鍛煉後，我對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得中國共產黨的確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黨，更增強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但我的決心是否堅定不移呢？廣州解放後，我仍在香港，領導上勸我回廣州參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猶豫顧慮。後來我負責華南企業公司時，仍時常暴露出資本主義的經營思想。得到黨的幫助後，思想認識才有了提高。20年來，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我在猶豫不定的心情中走過崎嶇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曆次痛苦的思想鬥爭，正說明了“脫胎換骨”的過程，也說明了資產階級兩麵性的存在。這些事實也說明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巨複雜性。
在會上，鄧文釗強烈地表達了自己願意繼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更好地走革命的道路的決心，然而，就在此時，轟動一時的反右運動越來越猛烈，而他也被卷入其中。
與饒彰風一樣，同為客家人的鄧文釗也是一個身具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情懷的人，在他眼中隻有社會、民族、國家，考慮一切都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因此，在一切環境下，必定是有一說一，從來不含糊也不裝腔。這種品質本難能可貴，本應當提倡，可是，很多時候真話、真情反而會讓一個人陷於危險之中。饒彰風如此，鄧文釗也是如此。
20世紀50年代發生的席卷整個中國的反右運動已經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記。當時隨著反右運動的興起，社會上也掀起一種“四大”的說法，那便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幾個詞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出現的新詞，是政治運動的產物，反右派鬥爭之後開始在社會上流行起來。“四大”當中的“大鳴大放”意思便是鼓勵幹部群眾敢於說話，說真話，各抒己見。全國各地都進行著各種“大鳴大放”活動。在廣州，廣東省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開座談會，請大家發表意見。深知當下全國上下都在進行“大鳴大放”活動，鄧文釗便積極響應，並應邀參與會議。在會上他中肯地、客觀地提出了兩點：一是提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建議政府抓經濟，注意企業利潤；二是提出經濟領域要有內行領導。這兩點對於鄧文釗來說是他的肺腑之言，可是他這兩條意見卻被其他人認為是與黨唱對台戲，仍然帶有較強的資產階級意識。而與鄧文釗一同參加會議的另一位從香港回內地參加建設的省工商聯副主委陳祖沛所發表的言論遭到統戰部領導小組更激烈的反對。陳祖沛是鄧文釗在香港的好友，同樣也是一位工商界的愛國民主人士，鄧文釗在創建“華企”為國家經濟建設籌集資金時曾得到陳祖沛的大力支持。陳祖沛此次作為香港的代表參加會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是統戰部領導小組的人卻認為陳的言論有反黨嫌疑，決定批判他。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饒彰風就持不同意見，反對對曾經為國家建設出過力的愛國民主人士作不客觀的批判。於是統戰部中便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支持批判陳祖沛的統戰部領導為了實施這一想法，首先找到鄧文釗等其他相關民主人士進行談話，希望說服他們，得到他們的支持。可是，對於批判陳祖沛這件事，鄧文釗是支持饒彰風的。鄧文釗在與統戰部相關領導人員的談話中列舉了很多陳祖沛在國家進行抗日戰爭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作的貢獻。鄧文釗提到：“陳沛祖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一直都積極地配合黨中央的各項工作，比如說前段時期興建的‘華企’，他就十分支持，大力入股‘華企’，為國家經濟的資金籌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鄧文釗沒有顧及個人的處境已是十分危險，卻依然為陳祖沛辯護，就如饒彰風全心全力為他仗義執言。
可是過去的這些功績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仿佛都失去了功效，再加上當時那種社會氛圍，隻要政治出身帶有資產階級色彩，便很容易被盯上。這也導致饒彰風在為鄧文釗等辯護後，先是受到了黨內通報批評，後來又逐步升級，1958年被定性為：犯有嚴重右傾投降主義、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嚴重的反黨活動性質的錯誤。
饒彰風被撤職、降級，下放到連平。對於組織上的處罰，彰風並不害怕，他心中坦蕩蕩。
連平，是個偏僻的山區，來到這裏，置身於鄉親父老之中，穿梭於峰巒溝壑之間，彰風的胸襟反而更為開闊。自己這麽多年來一直在為國家的革命事業、建設事業奔波忙碌，如今倒是可以好好放鬆一下緊張的神經，感受自然的氣息。每每走在連平山區，彰風就想：革命的道路不正如這連平山區的山路坎坷曲折嘛，然而，不管路多麽崎嶇難行，他總歸是向前進的，總歸會走到山頂，總歸會看到那明媚的陽光。
撤職、降級、下放，對於常人來說，這是多大的委屈與打擊，可是被降為縣委書記的饒彰風，對個人的得失榮辱不以為意，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改變貧困、戰勝災荒的戰鬥中。
山區自然風景能陶冶性情，因此彰風閑時樂於漫步山間。山區群眾那拚搏的精神感染了彰風。新中國成立後，連平山區也如火如荼大幹起來，在這一片朝氣蓬勃的氛圍中，彰風內心中如火的熱情再次燃燒起來。
發生災情，彰風帶頭節省口糧，支援災區人民；親自去生產隊，種地插秧，與群眾一同為提高農作物產量而努力；彰風發動連平山區人民因地製宜，大量種植白菜、大蒜、冬菇、鬆香；開辦小型工廠；建立各種福利事業……連平山區煥然一新！
而後，他又曆任省科委副主任，省文教辦副主任、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等職務，投身於科技文教事業當中。
不管身處何方，彰風都會積極利用一切機會為社會、為人民、為國家服務。
在反右鬥爭中，鄧文釗遭遇不公，由於仗義執言，饒彰風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們卻依然沒有放棄自己心中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