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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鄧饒：風雲變幻
3.鄧饒：風雲變幻
“華企”用事實說話，積極發揮了它的作用，為中國經濟的恢複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而“華企”的成功運營也少不了饒彰風等中共黨員的幫助與支持。
“華企”按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優待僑資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門兩地愛國同胞為主要對象，動員他們歸國投資，興辦實業，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從其成立之初就一直秉持著“商業為主，工業為輔，以商養工，逐步轉向工業”的方針，這是無數個“華企”管理者憑著自身的商業素養及社會責任感而得出的結論。“華企”創辦的工廠逐漸誕生在南粵大地上：廣州南方針織廠、廣寧華南鬆香廠、東莞生粉廠……
然而，在“華企”的經營中，由於是公私合營，裏麵的員工既有共產黨員又有民主黨派人士，更有無黨派愛國人士，這樣多元混雜的組合自然會導致矛盾的產生，因而，解決內部各種矛盾成為“華企”經營中的一個附帶任務。畢竟“華企”發揮其積極作用的一個前提條件便是“華企”上下員工齊心協力，團結一致，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有凝聚力、向心力。為此，鄧文釗與饒彰風做了很多工作。
在民主黨派的安排上，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內外一些人對民主黨派的定位存在著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為此，彰風指出：“民主黨派在中國都是新型的政黨，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隻是代表某一階層的政黨，也不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僚政客的集團……在共同綱領之下，各民主黨派和中共都是一家人。”
饒彰風還明確指出：“共產黨員中有許多人對民主黨派的認識不清楚，有人說民主黨派是可有可無的，於是有些民主黨派人員參加政權工作是有職、有權、無責，有些是有職、無權、有責，這是不適當的。各民主黨派參加到政府的工作部門，也應是有職、有權、有責才對。”
在40年後的今天聽來，這番話仍不失為真知灼見，可見當時彰風的遠見。彰風一方麵不斷地糾正黨員們對民主黨派人士的陳舊觀念和偏見。另一方麵，彰風也積極與各民主黨派人士交流談話，了解他們的意願，根據每人的情況及工作的需求逐個安排。
那時，在廣州民主黨派、進步人士約有四五百人。彰風夜以繼日，找他們談話，了解他們的意願，征詢他們的想法，力爭做到知人善任，一一安排好他們的工作。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胡愈之，在80年代初回憶道：“彰風能與華僑中的工商界、文化界聯絡得很好，使他們幫我們共產黨的忙……他做統戰部長幾年，廣東華僑，包括工商界、文化界，有很多人回來。有的還把子女送回來上大學。”
在與民主人士、華僑和港澳同胞的接觸中，彰風從來不擺官架子，說話也從不帶官腔，而且真誠待人，尊重對方，很自然地彰風成為廣大統戰對象的“知心朋友”，廣大民主人士、華僑和港澳同胞都願意將自己的看法與彰風進行交流，同時也願意聆聽彰風的建議。印尼的進步華僑、巨港橡膠廠經理薛雨清談到饒彰風給他的印象時曾說道：“他平易近人，沒有官氣，對人充滿著很純正的感情。”這不是誇張抑或奉承，彰風的確在華僑的心中有著很高的地位。薛雨清自己的親身經曆就足以證明他不是亂說的。在修建華僑大廈的過程中，薛雨清突然感染風寒，當時身體十分虛弱，同伴們都勸他在家中安靜休養，可為了能與彰風一起工作——因為在饒彰風的領導下，大家工作得十分愉快，很起勁——因此即使生了病，薛雨清也不願一人呆在床上，而是天天堅守在工作現場，就算不能親自參加，他也要感受那種愉快的工作氛圍。
彰風已經同廣大民主人士和愛國華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對於那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黨外人士，他總是給予保護。彰風經常啟發和教育統戰部的幹部，讓他們要深入了解民主人士和愛國人士的曆史特點，要肯定他們對革命的貢獻，要客觀全麵地看待，而不能僅僅憑著主觀喜好判斷。
在執行政策上，饒彰風也敢於挑擔子。一位原國民黨軍官，曾幫助過中國共產黨，土改時地方上要把他揪回去，卻被彰風給頂了回去。有位工商界人士被懷疑貪汙，也是彰風出來說了話：“有什麽根據說人家貪汙？他把自己的錢都拿出來支援國家建設，生活很節儉。不要運動一來就這也懷疑那也懷疑。”
1953年至1956年，全國上下一度掀起了幹部審查運動，由於廣東省解放前與國民黨政權有著特殊的關係，加上海外關係也比較多，因此自然成為這次幹部審查的重點。
幹部審查，簡稱審幹，是純潔和淨化黨組織的一種方式，常以整黨、整風等運動形式出現，在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曾使用過。而1953年底開始的審幹工作與其他曆次審幹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沒有采取運動方式突擊進行。
在全國解放後，幹部隊伍迅速擴大，幹部成分較過去任何時期都複雜。雖然經過清理中層、內層，三反、整黨和各種社會民主改革運動，我黨已對大部分新幹部有了初步的了解，並處理了幹部中最突出的問題，但建國初期的工作任務十分緊迫，幹部調動頻繁，各級領導機關還沒有來得及對全部幹部逐個進行細致的審查，因此黨對大部分新幹部的真實情況還未能全麵掌握。“一五”計劃開始後，我黨認為在新幹部中曆史不清、來曆不明的分子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數量，甚至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隱藏在黨內；在老幹部中也還有少數未經過審查，或雖經過審查但有些問題尚未弄清，或當時認為沒有問題而後又發現了某些問題，有些領導幹部還存在著麻痹思想，對於幹部的使用隻注重其業務能力，忽視了政治上的考察。基於這些情況，黨中央決定，從1953年底開始，要在兩三年內對全國進行一次細致的審查，以便進一步了解黨的幹部隊伍，清除混入黨政機關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墮落分子，以保持幹部隊伍的純潔，同時又要多方麵了解和熟悉幹部的思想品質、工作才能，以便有計劃地培養幹部，正確地使用幹部，保證國家建設任務的順利進行。為此，1953年11月24日，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此後幹部審查工作在全國逐步展開。
廣東省的幹部審查工作，從1953年底開始，到1956年底結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工作重點，各階段環環相扣，前一階段是後一階段的鋪墊，整個過程呈現出由點到麵逐步擴大的特點。由於這次幹部審查工作不同於過去的任何運動，它是較長時間的、又是結合“一五”各項建設任務的有計劃、分級分類地重點審查，主要靠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分析，為此，按照中央精神，廣東省特意挑選了一定數量的政治上完全可靠、作風正派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幹部來做審幹工作，其中也包括饒彰風。
在審幹之風下，整個新中國彌漫著緊張的氣氛，或多或少對於當時在華進行公私合營的“華企”的經營帶來一定影響。鄧文釗所領導的“華企”，真正做到了中央領導一開始所要求的那樣：“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由於經營管理得當，資金運轉快，經濟效益高，1952年年終結算時，股東紅利達到27%，這是非常不錯的成績，職工也都分到了獎金，大大提高了職工的積極性。同時，也向廣大海外僑胞證明了，投資國內實業並非壞事。之後，更多的海外工商界人士回國投資，一時間呈現出一片興旺景象。鄧文釗看到此種情景，滿心喜悅，並且風趣地稱那些聯係投資的信函為“飛來鳳”。中央有關方麵也稱讚“華企”，說它是“公私合營的樣板”。然而，正當鄧文釗等人還在為“華企”取得的業績高興、為將來進一步的發展計劃設想之際，一個好端端的“華企”轉眼之間卻成了“千夫所指”的“批判對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切都還很不穩定，這也體現在中央的思想上。50年代初期，“左”傾思想不斷幹擾，使得中央的政策發生變化。1953年8月，已經營兩年的“華企”突然莫名地被人扣上“經營方向有問題”的大帽子，遭受審查。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華企”所有員工以及與之有關的人士都被嚇了一跳。一年檢查之後，得出的結果更是讓人義憤填膺，“華企”被認定為“公私合營的黑典型”，並作為“反麵教材”通報全中南區。這個當年曾被中央稱為“樣板”的華企突然間卻成了“黑典型”，這是怎樣一個360度的大轉彎啊？不僅如此，“華企”員工也都受到相應的處分，為“華企”出過力的職工挨整，甚至被降職，曾支持過“華企”的統戰部和商業廳負責人也受了處分。“華企”則被並入了華僑投資公司，這就相當於對它宣判死刑，“華企”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明明是獲得15年經營權的“華企”，卻在短短幾年內就“夭折”了，原本期待有著更多更好發展前景的“華企”，頃刻間蕩然無存——事情的發展充滿了戲劇色彩。
經過檢查後，“華企”已經變得慘不忍睹，在“華企”任職的員工也紛紛遭到程度不一的懲處。雖然鄧文釗在此次事件中保留了副董事長的頭銜，但是失去了經營管理的實權，隻不過是一個名存實亡的名號而已。對此，鄧文釗很長時間都想不通，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華企”的事業，為那些團結一致的職工。他就是弄不明白這麽好的一個企業，這麽一個為國家建設作出過突出貢獻的企業，這麽一批愛國的員工，怎麽到後來卻落得如此慘痛的下場。他曾坦率地向有關領導申訴、辯護，表示反對檢查結果，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用。在“左”的思潮下，任何人都無能為力，再加上鄧文釗當時本身勢單力薄，反抗隻不過是徒勞之舉。
“華企”事件的結論鄧文釗是一直不認可的，但直至他死的那一刻也沒有實現對“華企”事件的申訴。盡管心中充滿不滿與困惑，鄧文釗依然相信黨，相信政府，因此，他還是嚴格地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並且盡全力使自己的思想適應黨的要求。
時間流逝，很多東西都會慢慢地淡去，被人忘記，然而，“華企”事件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時代的發展而被人所遺忘。雖然鄧文釗在世時未能為“華企”討回“公道”，但是1980年，在他辭世九年之後，黨中央清理冤假錯案，“華企”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平反時的結論是：“‘華企’的功績是顯著的。該公司在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麵，都作出了很多貢獻。同時，在宣傳公私合營企業的優越性，爭取華僑和港澳同胞回來投資，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擴大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方麵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報告還提出了對“華企”有關人員所受的錯誤處理進行改正、平反、恢複名譽的意見。後經省委及中央紀檢委批準同意，通報執行，並於1981年6月19日在《南方日報》作了公開報道。
附錄
黨的“十五大”肯定了股份製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使人們想起，約50年前廖承誌同誌支持創辦的“華企”。黨的“十五大”指出：“股份製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製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目前城鄉大量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製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早在廣東解放初期，廣東一些同誌和從海外歸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一批熱心的企業家、工商界人士在股份製方麵作出了勇敢有益的嚐試。他們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勢，主動吸引僑商的海外資金，結合國內公私資金而創辦了我國首家華僑股份合作企業——廣州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企”）。它得到時任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負責人廖承誌同誌的支持，經周恩來總理認可，獲批準在政務院注冊立案後開始經營，為恢複經濟、發展經濟起了開拓性的曆史作用。實踐證明，它姓社不姓資。由於曆史的原因，1955年“華企”被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中途停業，成了曆史的亡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平反冤假錯案，“華企”問題得到平反。“十五大”肯定了股份製的經濟形式。應該說這就從實際上為“華企”徹底恢複了名譽。由此反思，當年“華企”成功的經驗是什麽？它對我們今天學習“十五大”精神又有哪些有益的啟示？
帶著這些問題，一位記者在廣州麓湖旁的一座公寓裏拜訪了原“華企”創辦人之一、董事梁明先生。我們覺得頗有價值，特引錄於下：
梁明先生今年80歲。從他滿頭的白發，可看出他經曆了歲月的滄桑。果然，在交談中得悉，他早年投身革命，參加了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他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至今，對革命事業仍一往情深。談起“華企”，梁老聲音洪亮，神采奕奕。
記者（下稱問）：梁老，請您談談“華企”情況。好嗎？
梁明（下稱答）：好。50年代初，廣州解放不久，我在黨組織安排下（尚未公開黨員身份），於廣州六二三路開設了嘉華貿易商行，從事進出口業務。隨後，協助鄧文釗先生，在饒彰風（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指導下，創辦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主動吸引僑商的海外資金，並與廣東省商業廳屬下的八大專業貿易公司聯營，組成法人持股、獨立自主經營的股份有限公司。由於它擁有充足的自備自由外匯，又有國企的人民幣配套資金注入，財雄勢大，有直接從外洋接大訂單、做大生意的能力，因此客似雲來，貨如輪轉，生意做得火紅，羨煞同行，群起效尤，帶動了他們積極投入經營，搞活經濟，“華企”起了開拓曆史前進道路的作用，一時傳為佳話。
問：鄧文釗先生是海內外著名愛國人士，共產黨的摯友，請談談有關他的情況。
答：“華企”的董事長為鄧文釗先生（以下簡稱鄧老），廣東五華縣人（五華縣誌中有鄧老及其長兄鄧文田先生的合傳）。鄧老是我國早期的英國留學生，畢業於著名的劍橋大學，學成後回到香港，受聘於英商大英銀行，後又出任華比銀行的華人經理，是金融界的老前輩，其父為知名的建築商，以經營地產業發家致富，父子兩代人為香港華人社會的殷商，為世所重。鄧老思想開明，有強烈的愛國心。當侵華日軍占領東三省後，發動“七七”事變，又大舉進兵華北，其後華中數省相繼淪於敵手，上海、南京亦告失守。蔣介石政權退守武漢，在敵人誘降之下，國民黨中的親日派暗中策劃和談，中華民族已到了存亡關頭。當時香港已成為孤懸海外的危城，成為日軍南進計劃攻占的戰略目標，香港社會中的上層華人，爭前恐後逃亡海外，托庇洋人，以求苟全。但鄧老鄙視此種懦夫行為，他堅信中國共產黨人抗日到底的主張，他堅持留在香港，決心與全國抗戰軍民共克國難。在中國共產黨人廖承誌的直接領導下，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實踐活動中去。1938年，宋慶齡女士在香港組織起“保衛中國同盟”這一國際抗日團體，參加者有外國作家記者，如愛潑斯坦、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諾曼·法朗士等，此外有宋慶齡、何香凝、廖承誌、廖夢醒等人。鄧老是該盟的中央委員，兼任司庫的實際職務，該盟的聯絡處就設在鄧老家中，鄧老出錢又出力，主持收集國際友人捐助八路軍的藥品物資，並自備汽車，直送延安，交到八路軍手裏。鄧老忘我工作，自願無償勞動，樂此不倦，直至日軍攻占九龍，維多利亞港已兵臨城下，鄧老才在炮火聲中在東江遊擊隊搶救下撤離香港，經東江遊擊區，投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繼續從事抗日活動，直至日軍投降。後來，鄧老重返香港，更加堅定地跟隨共產黨。由於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陰謀獨吞抗日勝利成果，策動內戰，共產黨人為打破其對民主聲音的封鎖，決定在香港複辦《華商報》，鄧老得悉後慨然一力承擔，使《華商報》得以複辦。該報高舉愛國和平民主的旗幟，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受到海內外歡迎。鄧老還在許滌新、饒彰風等共產黨人帶領下，利用其良好的社會關係，在香港工商界中展開愛國統一戰線工作，把他們團結在香港工商俱樂部這一愛國團體裏。當華北解放區連成一片，天津港對外開放，歡迎海內外商人到解放區做生意時，很多人不明白共產黨的政策，都持觀望態度。香港工商俱樂部的民建會成員陳祖沛先生自告奮勇，帶頭自行包船，親自押運，滿載一些解放區緊缺物資，冒險通過台灣海峽，直航天津港，支援解放區的經濟建設，又換購回香港緊缺的土特產，一往一回，兩蒙其利。由此可見鄧老的群眾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當葉劍英參謀長帶著南下大軍解放華南時，曾通知廖承誌同誌早日設法籌集軍糧，此任務緊急而重大，交由鄧老承辦。鄧老聯合了在香港的泰國華僑領袖蟻美厚先生，派出鄧重行同誌（《華商報》的督印人）秘密到泰國訂購了大批出口米，自行租船，自雇船主（領航人）分批運回香港，轉口廣州。此外，當海南島戰役打響之後，解放軍剛解放海口市6天，就有一海輪從泰國直航海口，將大米供應給解放軍。黨每次交下的任何任務，鄧老總是能出色地完成。
問：鄧老確實值得我們崇敬。那麽，鄧老是怎樣回內地創辦“華企”的呢？
答：1949年廣州解放，鄧老即應廣東省人民政府的邀請，從香港回穗定居，擔任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的職務，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饒彰風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大力開展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爭取海外僑胞歸心祖國，參加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剛解放的廣東百廢待興，為了迅速恢複和發展經濟，在廣東省商業廳朱竟之、李健行二位廳長的安排下，由鄧老帶頭聯合了民建會的領導人物黃長水、陳祖沛、陳君冷、王寬城，農工民主黨領導成員鍾毓梅，致公黨領導人陳其尤，歸國華僑領袖蟻美厚、劉森慶、劉家棋，澳門商界領袖何賢、馬萬棋，無黨派愛國人士何善衡、莊承宗、陳國泉、李毓林（即李成）、李昆山等人共同發起，以社會集資、公開招股的辦法，組建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負責人廖承誌的讚成和幫助下，並請示周恩來總理，獲得批準，於政務院注冊立案，取得獨立經濟法人資格。
問：“華企”作為一家華僑股份合作企業，有哪些主要合作成員？在經營上有什麽特點，在發展經濟方麵起了什麽作用呢？
答：“華企”按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優待僑資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門兩地愛國同胞為主要對象，動員他們歸國投資，興辦實業，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華企”成立後，鄧文釗出任董事長，蟻美厚、黃長水、陳君冷為副董事長，董事會成員有陳祖沛、王寬成、鍾沃梅、劉森慶、劉家祺、李成（李毓林）、李昆生（以上是香港商人）、何賢、馬萬棋（以上是澳門商人）。股東計有何善衡、許廉甫、陳國泉、莊承宗、吳懷庭（後來退股），我（梁明）以嘉華貿易商行全權代表的資格，將嘉華商行的全部產權折價五萬元（新人民幣）投入，取得相應股權，成為“華企”的創立股東之一，於首屆股東大會中被選為董事……
問：“華企”在分配方麵體現了什麽原則呢？
答：“華企”在利潤分配上，也體現了其社會主義性質的特點，“華企”的稅後純利潤的分配如下：55%作為股東分紅總額按年度發放。因“華企”是集資企業，如沒有相當的分紅是難以吸收資本的。20%作為董監事及總經理、高職稱專業人士的特別酬勞金。此項用以吸收能人為我所用，重獎之下才能創重大成績。20%作為職工福利及獎勵金。解決職工後顧之憂，才能使職工有歸屬感，穩定職工隊伍。5%作為公益金。取之於社會，自應反饋給社會做公益事業，體現社會主義企業的屬性。以上分配原則體現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是“華企”的首創精神。
談到這裏，梁老的神情變得凝重起來，他在沉思中緩緩地說：從“華企”的創立宗旨和目的及其經營上的所作所為來看，它姓社，不姓資，但由於曆史的種種誤會，1955年“華企”在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被誤解為走資本主義的黑樣板，被點名批評。帽子一扣上，它隻能自認晦氣，終於中途停業，機體被肢解，資財被瓜分，成了曆史的亡靈。幸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借中央有錯必糾的政策，經複查後終於宣告平反，名譽得以恢複，使我們這些幸存者在精神上得到一大解脫。但由於政策未能落實，至今仍未能發還其享有的經營權利，時至今日，黨的“十五大”已經召開了，江澤民主席在“十五大”的講話中明確指示，股份製可以應用於國企改革中去，是公有製的一種實現形式。“華企”的成功經驗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我今天談這些，並非發思古之幽情，隻是想提醒人們注意，再不要受困於姓社姓資的形而上學的爭論，早日從“以左為正”的思想誤區中走出來。我相信“華企”人於50年代能做出成績來，90年代的明白人自當做出大成績（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馬克思曾說過，曆史事件常常會出現兩次，如果第一次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那它第二次出現時就會以喜劇的形式出現，它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規律的（合理必然存在，存在必然合理）。
接著，梁老把他紛繁的思緒歸納後，指出：引進僑資，結合國內公私資金而組成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承誌同誌親自請求，經周恩來總理認可，獲得特別批準，於國務院注冊立案，取得法人資格，並獲得15年的經營權利，它依法受到保護，投資安全有保證，所以特別容易於海外招集資金，有國際信譽。如起用“華企”公司的招牌，重新注入資金，重整機構，恢複營業，則省時又不用太費勁，就可成事了。可以說，得來全不費工夫。現在香港回歸祖國已一年多，澳門回歸指日可待，及時恢複“華企”的合法經營權，馬上到港澳地區構築穗港澳合作新格局，將大有可為。這既有經濟效益，政治上也有積極影響，此舉符合時代需求，符合國策，符合人心要求。資金、物資、人事條件（當年“華企”董事會領導成員陳祖沛、馬萬棋先生尚健在）均具備，又有業務基礎，因此提出恢複“華企”經營權是有合理性的。
最後，記者對梁老提供這一段寶貴的曆史資料表示感謝。
“華企”用事實說話，積極發揮了它的作用，為中國經濟的恢複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而“華企”的成功運營也少不了饒彰風等中共黨員的幫助與支持。
“華企”按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優待僑資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門兩地愛國同胞為主要對象，動員他們歸國投資，興辦實業，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從其成立之初就一直秉持著“商業為主，工業為輔，以商養工，逐步轉向工業”的方針，這是無數個“華企”管理者憑著自身的商業素養及社會責任感而得出的結論。“華企”創辦的工廠逐漸誕生在南粵大地上：廣州南方針織廠、廣寧華南鬆香廠、東莞生粉廠……
然而，在“華企”的經營中，由於是公私合營，裏麵的員工既有共產黨員又有民主黨派人士，更有無黨派愛國人士，這樣多元混雜的組合自然會導致矛盾的產生，因而，解決內部各種矛盾成為“華企”經營中的一個附帶任務。畢竟“華企”發揮其積極作用的一個前提條件便是“華企”上下員工齊心協力，團結一致，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有凝聚力、向心力。為此，鄧文釗與饒彰風做了很多工作。
在民主黨派的安排上，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內外一些人對民主黨派的定位存在著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為此，彰風指出：“民主黨派在中國都是新型的政黨，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隻是代表某一階層的政黨，也不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僚政客的集團……在共同綱領之下，各民主黨派和中共都是一家人。”
饒彰風還明確指出：“共產黨員中有許多人對民主黨派的認識不清楚，有人說民主黨派是可有可無的，於是有些民主黨派人員參加政權工作是有職、有權、無責，有些是有職、無權、有責，這是不適當的。各民主黨派參加到政府的工作部門，也應是有職、有權、有責才對。”
在40年後的今天聽來，這番話仍不失為真知灼見，可見當時彰風的遠見。彰風一方麵不斷地糾正黨員們對民主黨派人士的陳舊觀念和偏見。另一方麵，彰風也積極與各民主黨派人士交流談話，了解他們的意願，根據每人的情況及工作的需求逐個安排。
那時，在廣州民主黨派、進步人士約有四五百人。彰風夜以繼日，找他們談話，了解他們的意願，征詢他們的想法，力爭做到知人善任，一一安排好他們的工作。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胡愈之，在80年代初回憶道：“彰風能與華僑中的工商界、文化界聯絡得很好，使他們幫我們共產黨的忙……他做統戰部長幾年，廣東華僑，包括工商界、文化界，有很多人回來。有的還把子女送回來上大學。”
在與民主人士、華僑和港澳同胞的接觸中，彰風從來不擺官架子，說話也從不帶官腔，而且真誠待人，尊重對方，很自然地彰風成為廣大統戰對象的“知心朋友”，廣大民主人士、華僑和港澳同胞都願意將自己的看法與彰風進行交流，同時也願意聆聽彰風的建議。印尼的進步華僑、巨港橡膠廠經理薛雨清談到饒彰風給他的印象時曾說道：“他平易近人，沒有官氣，對人充滿著很純正的感情。”這不是誇張抑或奉承，彰風的確在華僑的心中有著很高的地位。薛雨清自己的親身經曆就足以證明他不是亂說的。在修建華僑大廈的過程中，薛雨清突然感染風寒，當時身體十分虛弱，同伴們都勸他在家中安靜休養，可為了能與彰風一起工作——因為在饒彰風的領導下，大家工作得十分愉快，很起勁——因此即使生了病，薛雨清也不願一人呆在床上，而是天天堅守在工作現場，就算不能親自參加，他也要感受那種愉快的工作氛圍。
彰風已經同廣大民主人士和愛國華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對於那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黨外人士，他總是給予保護。彰風經常啟發和教育統戰部的幹部，讓他們要深入了解民主人士和愛國人士的曆史特點，要肯定他們對革命的貢獻，要客觀全麵地看待，而不能僅僅憑著主觀喜好判斷。
在執行政策上，饒彰風也敢於挑擔子。一位原國民黨軍官，曾幫助過中國共產黨，土改時地方上要把他揪回去，卻被彰風給頂了回去。有位工商界人士被懷疑貪汙，也是彰風出來說了話：“有什麽根據說人家貪汙？他把自己的錢都拿出來支援國家建設，生活很節儉。不要運動一來就這也懷疑那也懷疑。”
1953年至1956年，全國上下一度掀起了幹部審查運動，由於廣東省解放前與國民黨政權有著特殊的關係，加上海外關係也比較多，因此自然成為這次幹部審查的重點。
幹部審查，簡稱審幹，是純潔和淨化黨組織的一種方式，常以整黨、整風等運動形式出現，在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曾使用過。而1953年底開始的審幹工作與其他曆次審幹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沒有采取運動方式突擊進行。
在全國解放後，幹部隊伍迅速擴大，幹部成分較過去任何時期都複雜。雖然經過清理中層、內層，三反、整黨和各種社會民主改革運動，我黨已對大部分新幹部有了初步的了解，並處理了幹部中最突出的問題，但建國初期的工作任務十分緊迫，幹部調動頻繁，各級領導機關還沒有來得及對全部幹部逐個進行細致的審查，因此黨對大部分新幹部的真實情況還未能全麵掌握。“一五”計劃開始後，我黨認為在新幹部中曆史不清、來曆不明的分子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數量，甚至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隱藏在黨內；在老幹部中也還有少數未經過審查，或雖經過審查但有些問題尚未弄清，或當時認為沒有問題而後又發現了某些問題，有些領導幹部還存在著麻痹思想，對於幹部的使用隻注重其業務能力，忽視了政治上的考察。基於這些情況，黨中央決定，從1953年底開始，要在兩三年內對全國進行一次細致的審查，以便進一步了解黨的幹部隊伍，清除混入黨政機關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墮落分子，以保持幹部隊伍的純潔，同時又要多方麵了解和熟悉幹部的思想品質、工作才能，以便有計劃地培養幹部，正確地使用幹部，保證國家建設任務的順利進行。為此，1953年11月24日，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此後幹部審查工作在全國逐步展開。
廣東省的幹部審查工作，從1953年底開始，到1956年底結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工作重點，各階段環環相扣，前一階段是後一階段的鋪墊，整個過程呈現出由點到麵逐步擴大的特點。由於這次幹部審查工作不同於過去的任何運動，它是較長時間的、又是結合“一五”各項建設任務的有計劃、分級分類地重點審查，主要靠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分析，為此，按照中央精神，廣東省特意挑選了一定數量的政治上完全可靠、作風正派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幹部來做審幹工作，其中也包括饒彰風。
在審幹之風下，整個新中國彌漫著緊張的氣氛，或多或少對於當時在華進行公私合營的“華企”的經營帶來一定影響。鄧文釗所領導的“華企”，真正做到了中央領導一開始所要求的那樣：“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由於經營管理得當，資金運轉快，經濟效益高，1952年年終結算時，股東紅利達到27%，這是非常不錯的成績，職工也都分到了獎金，大大提高了職工的積極性。同時，也向廣大海外僑胞證明了，投資國內實業並非壞事。之後，更多的海外工商界人士回國投資，一時間呈現出一片興旺景象。鄧文釗看到此種情景，滿心喜悅，並且風趣地稱那些聯係投資的信函為“飛來鳳”。中央有關方麵也稱讚“華企”，說它是“公私合營的樣板”。然而，正當鄧文釗等人還在為“華企”取得的業績高興、為將來進一步的發展計劃設想之際，一個好端端的“華企”轉眼之間卻成了“千夫所指”的“批判對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切都還很不穩定，這也體現在中央的思想上。50年代初期，“左”傾思想不斷幹擾，使得中央的政策發生變化。1953年8月，已經營兩年的“華企”突然莫名地被人扣上“經營方向有問題”的大帽子，遭受審查。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華企”所有員工以及與之有關的人士都被嚇了一跳。一年檢查之後，得出的結果更是讓人義憤填膺，“華企”被認定為“公私合營的黑典型”，並作為“反麵教材”通報全中南區。這個當年曾被中央稱為“樣板”的華企突然間卻成了“黑典型”，這是怎樣一個360度的大轉彎啊？不僅如此，“華企”員工也都受到相應的處分，為“華企”出過力的職工挨整，甚至被降職，曾支持過“華企”的統戰部和商業廳負責人也受了處分。“華企”則被並入了華僑投資公司，這就相當於對它宣判死刑，“華企”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明明是獲得15年經營權的“華企”，卻在短短幾年內就“夭折”了，原本期待有著更多更好發展前景的“華企”，頃刻間蕩然無存——事情的發展充滿了戲劇色彩。
經過檢查後，“華企”已經變得慘不忍睹，在“華企”任職的員工也紛紛遭到程度不一的懲處。雖然鄧文釗在此次事件中保留了副董事長的頭銜，但是失去了經營管理的實權，隻不過是一個名存實亡的名號而已。對此，鄧文釗很長時間都想不通，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華企”的事業，為那些團結一致的職工。他就是弄不明白這麽好的一個企業，這麽一個為國家建設作出過突出貢獻的企業，這麽一批愛國的員工，怎麽到後來卻落得如此慘痛的下場。他曾坦率地向有關領導申訴、辯護，表示反對檢查結果，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用。在“左”的思潮下，任何人都無能為力，再加上鄧文釗當時本身勢單力薄，反抗隻不過是徒勞之舉。
“華企”事件的結論鄧文釗是一直不認可的，但直至他死的那一刻也沒有實現對“華企”事件的申訴。盡管心中充滿不滿與困惑，鄧文釗依然相信黨，相信政府，因此，他還是嚴格地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並且盡全力使自己的思想適應黨的要求。
時間流逝，很多東西都會慢慢地淡去，被人忘記，然而，“華企”事件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時代的發展而被人所遺忘。雖然鄧文釗在世時未能為“華企”討回“公道”，但是1980年，在他辭世九年之後，黨中央清理冤假錯案，“華企”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平反時的結論是：“‘華企’的功績是顯著的。該公司在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麵，都作出了很多貢獻。同時，在宣傳公私合營企業的優越性，爭取華僑和港澳同胞回來投資，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擴大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方麵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報告還提出了對“華企”有關人員所受的錯誤處理進行改正、平反、恢複名譽的意見。後經省委及中央紀檢委批準同意，通報執行，並於1981年6月19日在《南方日報》作了公開報道。
附錄
黨的“十五大”肯定了股份製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使人們想起，約50年前廖承誌同誌支持創辦的“華企”。黨的“十五大”指出：“股份製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製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目前城鄉大量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製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早在廣東解放初期，廣東一些同誌和從海外歸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一批熱心的企業家、工商界人士在股份製方麵作出了勇敢有益的嚐試。他們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勢，主動吸引僑商的海外資金，結合國內公私資金而創辦了我國首家華僑股份合作企業——廣州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企”）。它得到時任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負責人廖承誌同誌的支持，經周恩來總理認可，獲批準在政務院注冊立案後開始經營，為恢複經濟、發展經濟起了開拓性的曆史作用。實踐證明，它姓社不姓資。由於曆史的原因，1955年“華企”被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中途停業，成了曆史的亡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平反冤假錯案，“華企”問題得到平反。“十五大”肯定了股份製的經濟形式。應該說這就從實際上為“華企”徹底恢複了名譽。由此反思，當年“華企”成功的經驗是什麽？它對我們今天學習“十五大”精神又有哪些有益的啟示？
帶著這些問題，一位記者在廣州麓湖旁的一座公寓裏拜訪了原“華企”創辦人之一、董事梁明先生。我們覺得頗有價值，特引錄於下：
梁明先生今年80歲。從他滿頭的白發，可看出他經曆了歲月的滄桑。果然，在交談中得悉，他早年投身革命，參加了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他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至今，對革命事業仍一往情深。談起“華企”，梁老聲音洪亮，神采奕奕。
記者（下稱問）：梁老，請您談談“華企”情況。好嗎？
梁明（下稱答）：好。50年代初，廣州解放不久，我在黨組織安排下（尚未公開黨員身份），於廣州六二三路開設了嘉華貿易商行，從事進出口業務。隨後，協助鄧文釗先生，在饒彰風（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指導下，創辦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主動吸引僑商的海外資金，並與廣東省商業廳屬下的八大專業貿易公司聯營，組成法人持股、獨立自主經營的股份有限公司。由於它擁有充足的自備自由外匯，又有國企的人民幣配套資金注入，財雄勢大，有直接從外洋接大訂單、做大生意的能力，因此客似雲來，貨如輪轉，生意做得火紅，羨煞同行，群起效尤，帶動了他們積極投入經營，搞活經濟，“華企”起了開拓曆史前進道路的作用，一時傳為佳話。
問：鄧文釗先生是海內外著名愛國人士，共產黨的摯友，請談談有關他的情況。
答：“華企”的董事長為鄧文釗先生（以下簡稱鄧老），廣東五華縣人（五華縣誌中有鄧老及其長兄鄧文田先生的合傳）。鄧老是我國早期的英國留學生，畢業於著名的劍橋大學，學成後回到香港，受聘於英商大英銀行，後又出任華比銀行的華人經理，是金融界的老前輩，其父為知名的建築商，以經營地產業發家致富，父子兩代人為香港華人社會的殷商，為世所重。鄧老思想開明，有強烈的愛國心。當侵華日軍占領東三省後，發動“七七”事變，又大舉進兵華北，其後華中數省相繼淪於敵手，上海、南京亦告失守。蔣介石政權退守武漢，在敵人誘降之下，國民黨中的親日派暗中策劃和談，中華民族已到了存亡關頭。當時香港已成為孤懸海外的危城，成為日軍南進計劃攻占的戰略目標，香港社會中的上層華人，爭前恐後逃亡海外，托庇洋人，以求苟全。但鄧老鄙視此種懦夫行為，他堅信中國共產黨人抗日到底的主張，他堅持留在香港，決心與全國抗戰軍民共克國難。在中國共產黨人廖承誌的直接領導下，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實踐活動中去。1938年，宋慶齡女士在香港組織起“保衛中國同盟”這一國際抗日團體，參加者有外國作家記者，如愛潑斯坦、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諾曼·法朗士等，此外有宋慶齡、何香凝、廖承誌、廖夢醒等人。鄧老是該盟的中央委員，兼任司庫的實際職務，該盟的聯絡處就設在鄧老家中，鄧老出錢又出力，主持收集國際友人捐助八路軍的藥品物資，並自備汽車，直送延安，交到八路軍手裏。鄧老忘我工作，自願無償勞動，樂此不倦，直至日軍攻占九龍，維多利亞港已兵臨城下，鄧老才在炮火聲中在東江遊擊隊搶救下撤離香港，經東江遊擊區，投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繼續從事抗日活動，直至日軍投降。後來，鄧老重返香港，更加堅定地跟隨共產黨。由於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陰謀獨吞抗日勝利成果，策動內戰，共產黨人為打破其對民主聲音的封鎖，決定在香港複辦《華商報》，鄧老得悉後慨然一力承擔，使《華商報》得以複辦。該報高舉愛國和平民主的旗幟，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受到海內外歡迎。鄧老還在許滌新、饒彰風等共產黨人帶領下，利用其良好的社會關係，在香港工商界中展開愛國統一戰線工作，把他們團結在香港工商俱樂部這一愛國團體裏。當華北解放區連成一片，天津港對外開放，歡迎海內外商人到解放區做生意時，很多人不明白共產黨的政策，都持觀望態度。香港工商俱樂部的民建會成員陳祖沛先生自告奮勇，帶頭自行包船，親自押運，滿載一些解放區緊缺物資，冒險通過台灣海峽，直航天津港，支援解放區的經濟建設，又換購回香港緊缺的土特產，一往一回，兩蒙其利。由此可見鄧老的群眾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當葉劍英參謀長帶著南下大軍解放華南時，曾通知廖承誌同誌早日設法籌集軍糧，此任務緊急而重大，交由鄧老承辦。鄧老聯合了在香港的泰國華僑領袖蟻美厚先生，派出鄧重行同誌（《華商報》的督印人）秘密到泰國訂購了大批出口米，自行租船，自雇船主（領航人）分批運回香港，轉口廣州。此外，當海南島戰役打響之後，解放軍剛解放海口市6天，就有一海輪從泰國直航海口，將大米供應給解放軍。黨每次交下的任何任務，鄧老總是能出色地完成。
問：鄧老確實值得我們崇敬。那麽，鄧老是怎樣回內地創辦“華企”的呢？
答：1949年廣州解放，鄧老即應廣東省人民政府的邀請，從香港回穗定居，擔任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的職務，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饒彰風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大力開展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爭取海外僑胞歸心祖國，參加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剛解放的廣東百廢待興，為了迅速恢複和發展經濟，在廣東省商業廳朱竟之、李健行二位廳長的安排下，由鄧老帶頭聯合了民建會的領導人物黃長水、陳祖沛、陳君冷、王寬城，農工民主黨領導成員鍾毓梅，致公黨領導人陳其尤，歸國華僑領袖蟻美厚、劉森慶、劉家棋，澳門商界領袖何賢、馬萬棋，無黨派愛國人士何善衡、莊承宗、陳國泉、李毓林（即李成）、李昆山等人共同發起，以社會集資、公開招股的辦法，組建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負責人廖承誌的讚成和幫助下，並請示周恩來總理，獲得批準，於政務院注冊立案，取得獨立經濟法人資格。
問：“華企”作為一家華僑股份合作企業，有哪些主要合作成員？在經營上有什麽特點，在發展經濟方麵起了什麽作用呢？
答：“華企”按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優待僑資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門兩地愛國同胞為主要對象，動員他們歸國投資，興辦實業，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華企”成立後，鄧文釗出任董事長，蟻美厚、黃長水、陳君冷為副董事長，董事會成員有陳祖沛、王寬成、鍾沃梅、劉森慶、劉家祺、李成（李毓林）、李昆生（以上是香港商人）、何賢、馬萬棋（以上是澳門商人）。股東計有何善衡、許廉甫、陳國泉、莊承宗、吳懷庭（後來退股），我（梁明）以嘉華貿易商行全權代表的資格，將嘉華商行的全部產權折價五萬元（新人民幣）投入，取得相應股權，成為“華企”的創立股東之一，於首屆股東大會中被選為董事……
問：“華企”在分配方麵體現了什麽原則呢？
答：“華企”在利潤分配上，也體現了其社會主義性質的特點，“華企”的稅後純利潤的分配如下：55%作為股東分紅總額按年度發放。因“華企”是集資企業，如沒有相當的分紅是難以吸收資本的。20%作為董監事及總經理、高職稱專業人士的特別酬勞金。此項用以吸收能人為我所用，重獎之下才能創重大成績。20%作為職工福利及獎勵金。解決職工後顧之憂，才能使職工有歸屬感，穩定職工隊伍。5%作為公益金。取之於社會，自應反饋給社會做公益事業，體現社會主義企業的屬性。以上分配原則體現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是“華企”的首創精神。
談到這裏，梁老的神情變得凝重起來，他在沉思中緩緩地說：從“華企”的創立宗旨和目的及其經營上的所作所為來看，它姓社，不姓資，但由於曆史的種種誤會，1955年“華企”在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被誤解為走資本主義的黑樣板，被點名批評。帽子一扣上，它隻能自認晦氣，終於中途停業，機體被肢解，資財被瓜分，成了曆史的亡靈。幸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借中央有錯必糾的政策，經複查後終於宣告平反，名譽得以恢複，使我們這些幸存者在精神上得到一大解脫。但由於政策未能落實，至今仍未能發還其享有的經營權利，時至今日，黨的“十五大”已經召開了，江澤民主席在“十五大”的講話中明確指示，股份製可以應用於國企改革中去，是公有製的一種實現形式。“華企”的成功經驗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我今天談這些，並非發思古之幽情，隻是想提醒人們注意，再不要受困於姓社姓資的形而上學的爭論，早日從“以左為正”的思想誤區中走出來。我相信“華企”人於50年代能做出成績來，90年代的明白人自當做出大成績（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馬克思曾說過，曆史事件常常會出現兩次，如果第一次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那它第二次出現時就會以喜劇的形式出現，它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規律的（合理必然存在，存在必然合理）。
接著，梁老把他紛繁的思緒歸納後，指出：引進僑資，結合國內公私資金而組成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承誌同誌親自請求，經周恩來總理認可，獲得特別批準，於國務院注冊立案，取得法人資格，並獲得15年的經營權利，它依法受到保護，投資安全有保證，所以特別容易於海外招集資金，有國際信譽。如起用“華企”公司的招牌，重新注入資金，重整機構，恢複營業，則省時又不用太費勁，就可成事了。可以說，得來全不費工夫。現在香港回歸祖國已一年多，澳門回歸指日可待，及時恢複“華企”的合法經營權，馬上到港澳地區構築穗港澳合作新格局，將大有可為。這既有經濟效益，政治上也有積極影響，此舉符合時代需求，符合國策，符合人心要求。資金、物資、人事條件（當年“華企”董事會領導成員陳祖沛、馬萬棋先生尚健在）均具備，又有業務基礎，因此提出恢複“華企”經營權是有合理性的。
最後，記者對梁老提供這一段寶貴的曆史資料表示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