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肝膽相照——鄧文釗與饒彰風合傳
> 第二章 “華企”驚濤
第二章 “華企”驚濤
2.“華企”驚濤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建設逐漸受到重視，成為全國的工作重心，對此“華企”民族資產階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全國解放後，黨中央擔心鄧文釗在香港的處境危險，於是令他回廣州居住，並且令他出任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一職，當時擔任廳長的是朱竟之。
1950年，新中國誕生不久，美國為了遏製中國發展，在經濟上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然而這時中國正大力進行經濟建設，急需大量的資金物資，美國的這種禁止政策無疑大大地阻礙了中國經濟建設的進展。由於中國內地經受了長期的戰爭，更加重了經濟建設的難度，中共中央仔細地分析局勢，經過商議後，決定將這一緊迫的任務交由華南地區負責。
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地理位置靠海，廣州自古以來就是國家對外經貿的窗口，這裏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口，曾經是享譽全球的富商十三行的所在地，曾經是皇帝欽點的唯一的通商口岸，有著悠久的國內外經濟貿易基礎，且這一帶的商人、華人較多，與港澳及海外華僑有著密切的聯係。
華南地區相關部門接到上級的通知後，大家都提著十二分的精神，希望能將上級組織交代的任務盡快較好地完成。當時華南分局統戰部和廣東省商業廳商議，想成立一家公司專門用來吸引華僑和港澳同胞投資。對於這一提議，當時身為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的鄧文釗大力支持。
關於成立這個公司，當時在商業廳工作的梁尚任回憶道，一天晚上，廳長朱竟之找到他，讓他去鄧文釗家，來到之後發現鄧文釗家裏已經聚集了好幾個重要人物，原來朱竟之廳長是要他到鄧文釗的家中商量成立“華企”的事情。那晚大家各抒己見，全麵且客觀地分析了國家的經濟形勢。尤其是鄧文釗同誌，他以前是學經濟學的，再加上家族有經商的經驗，因此他對於這次的討論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後來，經過長時間的商討之後，與會人員一致同意由朱竟之動員商業廳下屬八大專業公司以出資入股方式作為該公司（“華企”）的公方，而鄧文釗由於熟悉港澳及海外的商界人士且具有良好的聲譽，決定由他動員港澳地區工商界愛國人士及華僑以外匯入股作為私方，成立一家公私合營的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商討中還確定了“華企”的宗旨，即吸引海外資金回國辦實業，同時以投資者能獲利的實例，增強海外愛國人士參加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信心，從而進一步鞏固愛國統一戰線。新中國剛剛建立，經濟基礎底子薄，單靠中國內地本土力量難以恢複中國經濟發展，因此急需各方支持與幫助。堅持統一戰線精神，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促進國家經濟建設，是新中國初期的首要任務。
“華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中外合資、公私合營的企業，是全新的嚐試。為了盡快地將華企創辦起來，華南地區派鄧文釗去北京將他們的這一想法告訴中央。鄧文釗欣然接受了任務，親自跑到北京去找廖承誌。到達北京，鄧文釗不顧一路奔波勞累，一到站便急忙前往廖承誌家。
“文釗，哈哈，你來了，一路辛苦了。你要不要先回住處洗洗，休息一下啊？”
“承誌兄，不用那麽客氣，我來就是為了給你匯報工作的，還是先把工作的事情完成吧，不急於休息，嗬嗬！”
“哈哈，文釗你還是老樣子啊，好，你說吧！”
“我們華南分局統戰部和廣東省商業廳建立一個公私合營的企業，由廣東省商業廳廳長朱竟之同誌代表公方號召國內的公司入股，而我則負責港澳和海外的商界人士入股，共同創辦一個公司，為國家經濟發展籌集資金。我們在會上已經討論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及人員配置安排，這是我們的具體情況。”說罷，鄧文釗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裏拿出一份他來京之前花幾個晚上認真準備的有關成立華企的詳細規劃書。廖承誌接過規劃書，仔細地閱讀起來。
“好啊，這個想法很好啊，也很可行。你代我同華南地區的其他同誌說，你們的這個公私合營企業的想法非常好啊。謝謝大家啊！隻是這個工作實施起來有很多的困難，尤其是你所負責的港澳及海外華僑的部分，還是件不容易的事吧。”
“承誌兄，這你算是說對了一半，的確，要說服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們入股國內的企業，在國內進行商業貿易不是件易事，不過，我有信心可以說服他們。”
“嗯，好，要的就是你這句話和這份自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承誌兄，‘華企’創辦的具體事情就交給我們華南地區的同誌們去辦吧，請你代我們向中央反映，希望可以得到中央的許可，這樣我們也才好放開拳腳去做事啊！”
“好的，這件事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了。”
沒過多久，鄧文釗就從廖承誌那兒得到中央許可創辦“華企”的通知，並且獲得15年的經營權。聽到這個好消息，鄧文釗心中樂開了花，事不宜遲，他立馬帶著這個好消息及中央領導們對他們的寄望坐車回廣州。
回到廣州後，鄧文釗等人馬上開始進行緊張有序的工作。
朱竟之等人作為公方號召屬下的八家公司入股建立“華企”並不很難，稍微溝通一下，就可以馬上處理好。可是私方這邊鄧文釗的任務相對而言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搞定的了。對於“華企”，大部分的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人士都存在著質疑，對這個公私合營的企業不抱有希望，憑著多年的海外經商經驗，他們覺得在國內是做不起來的。可是鄧文釗卻堅信華企的創辦一定可以實現一種共贏的局麵，他相信“華企”既可以為國家經濟發展籌集到資金，同時也可以為入股的各個商界人士賺取到利益。就因為這個信念，鄧文釗沒有放棄，他積極聯係以前香港工商界的好友，以自己的人格為擔保，同時向各位港澳同胞及華僑人士客觀分析“華企”的美好前景，一點一點地打消他們心中的疑慮，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他將創辦“華企”的想法及產公司的經營模式及宗旨詳細地介紹給香港工商俱樂部的積極分子，陳祖沛、黃長水、王寬城、陳君冷等人都很支持鄧文釗的工作。後來，鄧文釗憑著他的執著精神，還得到澳門好友何賢、馬萬祺，泰國的蟻美厚，美洲的司徒美堂的支持。
在鄧文釗及“華企”全體員工的努力下，第一期募集到的股金就達到人民幣100億元（舊幣），其中華僑和港澳同胞的投資超過港幣100萬元。在第一屆股東大會上，鄧文釗眾望所歸地被選為董事長，蟻美厚、黃長水、陳君冷、陳鳴為副董事長，陳祖沛為執行董事兼工業部經理。
“華企”為鄧文釗提供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廣闊舞台。他本身是學經濟學的，但由於以前一直忙於幫助廖承誌、宋慶齡等安排的政治工作，而很少發揮其特長，因而在經濟方麵少有所為。但是，他絲毫沒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因為從一開始他就一直受到中央的重視，而中央也一直關注他並給予他革命工作上的重任。如今新中國成立了，國家當前所麵臨的重要問題是經濟發展的問題，這就為鄧文釗發揮他的專長提供了機會，真正能實現他在學生時代所希望的將所學用於發展國家事業的初衷。現在時候到了，加上又受到領導的重視，“隻許成功，不許失敗”。他相信憑著自己在國外所學的經濟學知識及實踐，自己可以將“華企”經營得有聲有色。“華企”開業不久就取得了良好成績，不僅為中國內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而且使港澳及海外投資的商界人士獲得一定的收益。
其實，一個企業組織是否成功不僅僅取決於外在的條件，更重要的在於其內在的運作機製和精神支持力量，而這種精神上的凝聚力可以說是核心。鄧文釗在一定程度上是“華企”的精神領袖，在他的帶領下“華企”上下同心協力。鄧文釗為人一直誠懇熱情，他身為“華企”董事長，有氣量，善於用人，深得企業上下的支持。正所謂團結就是力量，正是有了如此具有凝聚力的集體，“華企”才能取得驕人的成績。
“華企”在早期從事進出口業務，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資。尤其在抗美援朝時期，給軍隊提供了急需的戰略物質，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打破了美英對中國實施的禁運政策。當時“華企”通過與香港工商界愛國人士的友好合作，從香港搶運了大量物資回內地，支援祖國建設。1951年搶運交通器材，僅輪胎一項就進口5000套；1952年搶運西藥和供誌願軍用的手表。據當時“華企”秘書長蔡演雄回憶：
當時“華企”進口的物資，多數是港英嚴禁出口的，而我們是為了抗美援朝前線冒著很大風險偷運進口的。港英當局配合美國實行禁運，如果被他們抓到，一是物資全部沒收，二是罰款，三是入獄，所以當時都是通過相熟的商人朋友進行。這一點國營公司是無法辦到的。貿易部的工作由鄧文釗分管。他每天必到公司貿易部指揮大小進口事宜。尤其是1952年朝鮮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前線非常需要醫藥，香港的存貨都被收購精光。鄧文釗心急如焚，總是親自打電話給香港的朋友幫忙想辦法。
麵對當時的難題，在鄧文釗及“華企”上下員工的共同努力之下，“華企”僅一年之內就進口了30萬支油劑盤尼西林和60萬支肺針，這不僅有力地支援了前線，而且幫助政府打擊了趁藥物短缺囤積居奇的國內奸商。
此外，鄧文釗作為“華企”的領頭人，憑著其敏銳的商業眼光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積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他和其他股東都認為僅僅靠進出口業務還不能完全解決國家發展經濟的資金問題，於是他們積極發展其他業務，提出“華企”“以商為主，以工為副，以商帶工”的方針。“華企”以商業貿易為主，同時還在華南地區投資了十餘家工廠，包括針織廠、糖廠、鬆香廠、木薯加工廠等等。這些工廠特別是那些農產品加工廠，直接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受益，不僅給當地的農民帶來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也帶動了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並且促進了城鄉交流，有利於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時出口的土特產為國家創匯約2000萬元，這個數目在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
此外，“華企”還投資一些大型基建項目，如北京的新僑飯店、廣州的南方大廈等。新中國剛成立時，北京的高級飯店極為缺乏，這非常不便於港澳同胞來京觀光。為了滿足港澳同胞的需求，同時也為了提升北京自身的形象，更好地招待外賓，1951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新僑飯店建業籌備機構，鄧文釗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雖然這次出資主要是由副主任委員王寬城負責，但是，由於鄧文釗本人對華僑比較熟悉，且建造新僑飯店的初衷也是為了方便歸國華僑來京有個符合他們習慣的地方入住，因此鄧文釗很自然地成為其中的負責人之一。
其實，此項工程的建設並非一帆風順。其間碰到三反運動，工程曾一度陷於停頓，但是三反之後又立馬恢複了工程建設，最終曆時三年才將新僑飯店修建好，可謂好事多磨。
僅1951年，他們進口的交通器材，就占了全國進口額的70%多。1952年，更是為國家搶運了數目相當可觀的大小五金、橡膠、西藥、科學儀器等物資。此外，“華企”還代辦出口，為國家爭取外匯，緩解內需；賒銷原材料，幫助國營公司穩定物價。“華企”帶動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華企”注冊資本中有70%是僑胞以外匯投入，資金全部到位，獲得15年的經營權利，還獲得種種優待，如它可以跨國（地區）跨行業多元化經營，它還可以自主進出口貿易，以進引出，以出養進，外匯自行平衡，以較低的外匯成本為國家創匯，為企業獲得高收益。體製上它比國企更易於與市場經濟接軌，填補了國企的空白。不足五年，從零開始，由小而大，它成為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國際化大型公司。“華企”的所有經營活動，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都符合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建設逐漸受到重視，成為全國的工作重心，對此“華企”民族資產階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全國解放後，黨中央擔心鄧文釗在香港的處境危險，於是令他回廣州居住，並且令他出任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一職，當時擔任廳長的是朱竟之。
1950年，新中國誕生不久，美國為了遏製中國發展，在經濟上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然而這時中國正大力進行經濟建設，急需大量的資金物資，美國的這種禁止政策無疑大大地阻礙了中國經濟建設的進展。由於中國內地經受了長期的戰爭，更加重了經濟建設的難度，中共中央仔細地分析局勢，經過商議後，決定將這一緊迫的任務交由華南地區負責。
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地理位置靠海，廣州自古以來就是國家對外經貿的窗口，這裏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口，曾經是享譽全球的富商十三行的所在地，曾經是皇帝欽點的唯一的通商口岸，有著悠久的國內外經濟貿易基礎，且這一帶的商人、華人較多，與港澳及海外華僑有著密切的聯係。
華南地區相關部門接到上級的通知後，大家都提著十二分的精神，希望能將上級組織交代的任務盡快較好地完成。當時華南分局統戰部和廣東省商業廳商議，想成立一家公司專門用來吸引華僑和港澳同胞投資。對於這一提議，當時身為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的鄧文釗大力支持。
關於成立這個公司，當時在商業廳工作的梁尚任回憶道，一天晚上，廳長朱竟之找到他，讓他去鄧文釗家，來到之後發現鄧文釗家裏已經聚集了好幾個重要人物，原來朱竟之廳長是要他到鄧文釗的家中商量成立“華企”的事情。那晚大家各抒己見，全麵且客觀地分析了國家的經濟形勢。尤其是鄧文釗同誌，他以前是學經濟學的，再加上家族有經商的經驗，因此他對於這次的討論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後來，經過長時間的商討之後，與會人員一致同意由朱竟之動員商業廳下屬八大專業公司以出資入股方式作為該公司（“華企”）的公方，而鄧文釗由於熟悉港澳及海外的商界人士且具有良好的聲譽，決定由他動員港澳地區工商界愛國人士及華僑以外匯入股作為私方，成立一家公私合營的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商討中還確定了“華企”的宗旨，即吸引海外資金回國辦實業，同時以投資者能獲利的實例，增強海外愛國人士參加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信心，從而進一步鞏固愛國統一戰線。新中國剛剛建立，經濟基礎底子薄，單靠中國內地本土力量難以恢複中國經濟發展，因此急需各方支持與幫助。堅持統一戰線精神，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促進國家經濟建設，是新中國初期的首要任務。
“華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中外合資、公私合營的企業，是全新的嚐試。為了盡快地將華企創辦起來，華南地區派鄧文釗去北京將他們的這一想法告訴中央。鄧文釗欣然接受了任務，親自跑到北京去找廖承誌。到達北京，鄧文釗不顧一路奔波勞累，一到站便急忙前往廖承誌家。
“文釗，哈哈，你來了，一路辛苦了。你要不要先回住處洗洗，休息一下啊？”
“承誌兄，不用那麽客氣，我來就是為了給你匯報工作的，還是先把工作的事情完成吧，不急於休息，嗬嗬！”
“哈哈，文釗你還是老樣子啊，好，你說吧！”
“我們華南分局統戰部和廣東省商業廳建立一個公私合營的企業，由廣東省商業廳廳長朱竟之同誌代表公方號召國內的公司入股，而我則負責港澳和海外的商界人士入股，共同創辦一個公司，為國家經濟發展籌集資金。我們在會上已經討論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及人員配置安排，這是我們的具體情況。”說罷，鄧文釗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裏拿出一份他來京之前花幾個晚上認真準備的有關成立華企的詳細規劃書。廖承誌接過規劃書，仔細地閱讀起來。
“好啊，這個想法很好啊，也很可行。你代我同華南地區的其他同誌說，你們的這個公私合營企業的想法非常好啊。謝謝大家啊！隻是這個工作實施起來有很多的困難，尤其是你所負責的港澳及海外華僑的部分，還是件不容易的事吧。”
“承誌兄，這你算是說對了一半，的確，要說服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們入股國內的企業，在國內進行商業貿易不是件易事，不過，我有信心可以說服他們。”
“嗯，好，要的就是你這句話和這份自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承誌兄，‘華企’創辦的具體事情就交給我們華南地區的同誌們去辦吧，請你代我們向中央反映，希望可以得到中央的許可，這樣我們也才好放開拳腳去做事啊！”
“好的，這件事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了。”
沒過多久，鄧文釗就從廖承誌那兒得到中央許可創辦“華企”的通知，並且獲得15年的經營權。聽到這個好消息，鄧文釗心中樂開了花，事不宜遲，他立馬帶著這個好消息及中央領導們對他們的寄望坐車回廣州。
回到廣州後，鄧文釗等人馬上開始進行緊張有序的工作。
朱竟之等人作為公方號召屬下的八家公司入股建立“華企”並不很難，稍微溝通一下，就可以馬上處理好。可是私方這邊鄧文釗的任務相對而言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搞定的了。對於“華企”，大部分的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人士都存在著質疑，對這個公私合營的企業不抱有希望，憑著多年的海外經商經驗，他們覺得在國內是做不起來的。可是鄧文釗卻堅信華企的創辦一定可以實現一種共贏的局麵，他相信“華企”既可以為國家經濟發展籌集到資金，同時也可以為入股的各個商界人士賺取到利益。就因為這個信念，鄧文釗沒有放棄，他積極聯係以前香港工商界的好友，以自己的人格為擔保，同時向各位港澳同胞及華僑人士客觀分析“華企”的美好前景，一點一點地打消他們心中的疑慮，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他將創辦“華企”的想法及產公司的經營模式及宗旨詳細地介紹給香港工商俱樂部的積極分子，陳祖沛、黃長水、王寬城、陳君冷等人都很支持鄧文釗的工作。後來，鄧文釗憑著他的執著精神，還得到澳門好友何賢、馬萬祺，泰國的蟻美厚，美洲的司徒美堂的支持。
在鄧文釗及“華企”全體員工的努力下，第一期募集到的股金就達到人民幣100億元（舊幣），其中華僑和港澳同胞的投資超過港幣100萬元。在第一屆股東大會上，鄧文釗眾望所歸地被選為董事長，蟻美厚、黃長水、陳君冷、陳鳴為副董事長，陳祖沛為執行董事兼工業部經理。
“華企”為鄧文釗提供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廣闊舞台。他本身是學經濟學的，但由於以前一直忙於幫助廖承誌、宋慶齡等安排的政治工作，而很少發揮其特長，因而在經濟方麵少有所為。但是，他絲毫沒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因為從一開始他就一直受到中央的重視，而中央也一直關注他並給予他革命工作上的重任。如今新中國成立了，國家當前所麵臨的重要問題是經濟發展的問題，這就為鄧文釗發揮他的專長提供了機會，真正能實現他在學生時代所希望的將所學用於發展國家事業的初衷。現在時候到了，加上又受到領導的重視，“隻許成功，不許失敗”。他相信憑著自己在國外所學的經濟學知識及實踐，自己可以將“華企”經營得有聲有色。“華企”開業不久就取得了良好成績，不僅為中國內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而且使港澳及海外投資的商界人士獲得一定的收益。
其實，一個企業組織是否成功不僅僅取決於外在的條件，更重要的在於其內在的運作機製和精神支持力量，而這種精神上的凝聚力可以說是核心。鄧文釗在一定程度上是“華企”的精神領袖，在他的帶領下“華企”上下同心協力。鄧文釗為人一直誠懇熱情，他身為“華企”董事長，有氣量，善於用人，深得企業上下的支持。正所謂團結就是力量，正是有了如此具有凝聚力的集體，“華企”才能取得驕人的成績。
“華企”在早期從事進出口業務，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資。尤其在抗美援朝時期，給軍隊提供了急需的戰略物質，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打破了美英對中國實施的禁運政策。當時“華企”通過與香港工商界愛國人士的友好合作，從香港搶運了大量物資回內地，支援祖國建設。1951年搶運交通器材，僅輪胎一項就進口5000套；1952年搶運西藥和供誌願軍用的手表。據當時“華企”秘書長蔡演雄回憶：
當時“華企”進口的物資，多數是港英嚴禁出口的，而我們是為了抗美援朝前線冒著很大風險偷運進口的。港英當局配合美國實行禁運，如果被他們抓到，一是物資全部沒收，二是罰款，三是入獄，所以當時都是通過相熟的商人朋友進行。這一點國營公司是無法辦到的。貿易部的工作由鄧文釗分管。他每天必到公司貿易部指揮大小進口事宜。尤其是1952年朝鮮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前線非常需要醫藥，香港的存貨都被收購精光。鄧文釗心急如焚，總是親自打電話給香港的朋友幫忙想辦法。
麵對當時的難題，在鄧文釗及“華企”上下員工的共同努力之下，“華企”僅一年之內就進口了30萬支油劑盤尼西林和60萬支肺針，這不僅有力地支援了前線，而且幫助政府打擊了趁藥物短缺囤積居奇的國內奸商。
此外，鄧文釗作為“華企”的領頭人，憑著其敏銳的商業眼光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積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他和其他股東都認為僅僅靠進出口業務還不能完全解決國家發展經濟的資金問題，於是他們積極發展其他業務，提出“華企”“以商為主，以工為副，以商帶工”的方針。“華企”以商業貿易為主，同時還在華南地區投資了十餘家工廠，包括針織廠、糖廠、鬆香廠、木薯加工廠等等。這些工廠特別是那些農產品加工廠，直接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受益，不僅給當地的農民帶來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也帶動了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並且促進了城鄉交流，有利於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時出口的土特產為國家創匯約2000萬元，這個數目在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
此外，“華企”還投資一些大型基建項目，如北京的新僑飯店、廣州的南方大廈等。新中國剛成立時，北京的高級飯店極為缺乏，這非常不便於港澳同胞來京觀光。為了滿足港澳同胞的需求，同時也為了提升北京自身的形象，更好地招待外賓，1951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新僑飯店建業籌備機構，鄧文釗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雖然這次出資主要是由副主任委員王寬城負責，但是，由於鄧文釗本人對華僑比較熟悉，且建造新僑飯店的初衷也是為了方便歸國華僑來京有個符合他們習慣的地方入住，因此鄧文釗很自然地成為其中的負責人之一。
其實，此項工程的建設並非一帆風順。其間碰到三反運動，工程曾一度陷於停頓，但是三反之後又立馬恢複了工程建設，最終曆時三年才將新僑飯店修建好，可謂好事多磨。
僅1951年，他們進口的交通器材，就占了全國進口額的70%多。1952年，更是為國家搶運了數目相當可觀的大小五金、橡膠、西藥、科學儀器等物資。此外，“華企”還代辦出口，為國家爭取外匯，緩解內需；賒銷原材料，幫助國營公司穩定物價。“華企”帶動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華企”注冊資本中有70%是僑胞以外匯投入，資金全部到位，獲得15年的經營權利，還獲得種種優待，如它可以跨國（地區）跨行業多元化經營，它還可以自主進出口貿易，以進引出，以出養進，外匯自行平衡，以較低的外匯成本為國家創匯，為企業獲得高收益。體製上它比國企更易於與市場經濟接軌，填補了國企的空白。不足五年，從零開始，由小而大，它成為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國際化大型公司。“華企”的所有經營活動，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都符合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