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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統戰部長非他莫屬
解放戰爭已經發展到最後的關頭，捷報頻頻傳來，戰爭節節勝利，解放軍已經從東北、華北直逼江南、華南。麵對眼前勝利在望的局勢，喬冠華曾以筆名於懷在《華商報》發表言論，預言解放軍不出數月就會渡江南下，解放華南。這種迅猛的解放浪潮對於國人來說是好事，可是香港政府卻驚慌起來，擔心香港會成為解放軍南下的目標，破壞他們的統治。於是香港政府開始一改以往不限製民主運動的做法，而是積極采取一係列的防範措施以保護自身統治，如增加警察數目，加強管製人口等，使得香港陷於恐怖氛圍之中。
香港政府初次對香港居民實施身份證製度，同時還頒布了一係列針對左派的方針政策，將一切他們視為“不良分子”的人驅逐出境，不管青紅皂白，寧可錯抓萬人，也不漏網一人。這一時期的香港完全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雖然香港政府、國民黨人妄想阻止解放戰爭的勝利局勢，但是曆史前進的車輪不會因此而受到阻礙，因為這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大勢所趨。
1949年年底，解放軍進兵西南，由於長途跋涉再加上長期作戰，物資損耗巨大，軍隊此時極缺汽油，需要大量的供給，否則會影響整個戰爭形勢的發展。葉劍英從贛州急電華南，望華南地區設法迅速解決物資缺乏問題。在香港的鄧文釗一收到消息便馬上千方百計地利用自己各方麵的關係，搶運大量汽油至廣州，支持解放大西南的戰役。當時鄧文釗是冒著極大的風險的，正如剛才說到的，香港政府這時已經對全港嚴加防範警戒，禁止一切有利於解放戰爭的事情發生。然而鄧文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自己可以動用的一切資源解決物資短缺問題，支持內地的解放戰爭。他的行為已經使香港政府產生了敵對防範心理，他也逐漸變成不再受香港政府歡迎的人士。
盡管如此，鄧文釗沒有後悔，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戰爭。事實上，40年代末，香港已成為迎接新中國誕生的民主運動基地。
1949年10月1日，北京正舉行著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儀式，毛澤東主席在慶典上莊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震耳欲聾的掌聲驚天而起。中國的北方大地沉浸於一片歡天喜地的慶賀之中，而在南方的香港愛國民主人士們雖然不能親身前往北平參與這一盛事，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香港進行著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活動。就在10月1日當天，香港進步的工商俱樂部號召工商界懸掛五星紅旗，以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慶賀，可是國民黨則下令他們掛青天白日旗，雙方之間鬥爭十分尖銳，掀起了香港著名的“掛旗”事件。鄧文釗自然是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作為當時香港工商界的翹楚，在他的影響下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大力支持懸掛五星紅旗，都激動地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雀躍。解放軍在香港進步愛國民主人士的幫助下，最終順利地完成了解放全國的任務，這其中自然少不了鄧文釗的一份力。他卻越來越遭到香港政府當局的不滿，他在香港的處境逐漸危險起來。周恩來等人擔心鄧文釗在香港會有危險，於是便安排他回內地廣州。
1.統戰部長非他莫屬
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中國革命的曲折發展過程中，毛澤東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經驗，提出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主要法寶”、“基本武器”，是“革命的根本政策”，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是“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毛澤東重視統一戰線，是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頁。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無產階級雖然是先進的階級，但由於數量較少，必須團結廣大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爭取他們的擁護和支持，結成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才能贏得革命的勝利。
要很好地實現統戰思想，做好統戰工作，卻並非一件易事，這需要相關工作人員具備優良的素質，不僅要十分忠誠於黨中央，同時又要對廣大非黨愛國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華僑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知己知彼。饒彰風正是統戰事業中不可多得的一位“統戰能手”。
南下大軍，席卷千裏，解放的曙光，照亮了南粵大地。
葉劍英同誌南下後，立即詢問在廣東工作的同誌：“廣東的統戰工作讓誰來搞？”
廣東僑鄉，一個聚集了廣大“中間力量”的地區，統戰工作舉足輕重。當時，連貫同誌便毫不遲疑地作出了回答：
“饒彰風可以。”
於是，饒彰風先後出任了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
統一戰線在革命取得勝利、新中國成立上功不可沒。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依然需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誌曾說：搞革命，需要統一戰線；搞建設，同樣也需要統一戰線。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後，毛澤東反複強調要鞏固和發展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中，他又提出：“必須認真地團結各界民主人士，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克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傾向和遷就主義傾向。”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頁。
解放初期，國內一片蕭條，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在經濟上對我國實行嚴密的封鎖，妄圖把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此際，恢複國民經濟已成為當時的首要任務。
仔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和黨的中心任務後，饒彰風解放思想，從實際出發，動員華僑和港澳愛國的工商界人士回來投資，興辦企業，幫助國家走出經濟建設困境。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二年的一天，一輛輛小車開到了太平南路的白宮酒樓下，眾多關心新中國建設的港澳乃至東南亞的實業界人士登上了六樓。來者當中自然有在香港及海外享有一定聲譽的鄧文釗，而與饒彰風成為莫逆之交的澳門的馬萬祺也趕到了會場上。饒彰風在會議上開門見山地說：“請你們回來，就是共商恢複國民經濟的大事，各位重任在肩。”
會上，群策群力，出了不少好主意，當然，更拿出來不少急需的資金。饒彰風還特地對馬萬祺及同來的李民欣、馮祝萬三人叮囑，回澳門後，要與何鱗一起動員澳門同胞協力支援國家，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
在經濟建設的旗幟下，廣東華僑工業建設有限公司很快成立了。緊接著，公私合營的華南企業股份公司（簡稱“華企”）也掛牌了。這個我國第一家由華僑和港澳工商界人士參與投資建立的公私合營的企業，在恢複國民經濟建設中大放光彩。在大家的推選下，由在港澳工商界和華僑中有較大影響的鄧文釗擔任董事長。在彰風及其他同誌的領導下，“華企”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它與港澳的關係，積極參加了為國家搶運物資的工作。
還在十餘年前，筆者在《千年國門》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節“坐失良機：50年代香港‘水浸銀行’”。
香港開埠後，它一直是在緊追廣州的。但是，在開始的100年中，卻不曾有這樣的機會。
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沒有機會。
這裏，應當插入一段往事。
這段往事，不僅對於這本書起到一個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且對於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僅僅是意義。
因為，那也是一個曆史的機緣。
可這個機緣，卻讓中國失去了。
那是1956年，在寫有“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殺……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的《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我們的曆史偉人毛澤東，卻說了另一段話：“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也許，這時，在他的大腦中，正有那麽一個偉大的經濟戰略思想一閃而過。
幾個月之後，他來到了廣州，在水流量僅次於長江的珠江口上，搏擊風浪，翔泳不已。
就在珠江口邊上的小島賓館裏，他聽取了陶鑄及當時廣東省委領導人的一個匯報。
熟悉南洋情況的饒彰風，給他講到了當時香港“水浸銀行”的現象。
何謂“水浸銀行”？
資金大量流入，使銀行“盛不下了”。當時，亞太地區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華裔資本家緊張萬分，紛紛將資本轉入“飛地”香港以避風險。一時間，流人香港的資金達數百億美元（如按今日算，則是數千億元了），資金如此沉積，迫使金融資本家不得不以極低的利息貸出。
這對於年輕的、百廢待舉的，尤其是剛剛經曆了朝鮮戰爭的中國，自然是一個絕好的機緣。
饒彰風提出：“我們可以向香港銀行貸款，然後在國內尋找合適的地方建廠，發展我們自己的工業。”
他是這麽說的，事實上也這麽做了，在廣東，他已與有關部門領導組建了一個“公私合營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又幫助歸僑建立了“廣東華僑工業建設有限公司”，兩公司分別被簡稱為“華企”與“華建”。
聽完饒彰風的意見後，毛澤東緩緩地點起了一支煙，吸了一口，良久沒有作聲。顯然，他是在思考……
後來，他對陶鑄等人表了態，首肯了這一意見：“你們的想法不錯，寫個報告，我把這意見帶回北京去商量。”
後來……
報告是送上去了，而且很快。
最高層是商討過了，卻沒有下文。
廣東省委沒有得到回答。
而“潘揚案”中，潘漢年被指控為“內奸”前，就已被批評為“右傾”——針對他對港滬資本家所采取的統戰政策。
也許，更為了“放眼世界”，讓那裏的勞動人民打倒資本家——管他是不是華裔的，萬萬不可讓中國成了資本家及其資本的避難所，有損中國要“解放全人類”的光輝形象。
後來……
其實答複是有了。
1957年的反右鬥爭。
“華企”也成了“黑樣板”。
饒彰風在黨內的通報中被指責為：
——帶著濃厚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感情去領導華南企業公司工作，在和資產階級鬥爭中解除了思想武裝。
而後進一步升級，定性為：
——犯有嚴重右傾投降主義、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嚴重的反黨活動性質的錯誤。
於是連降幾級，下放到了偏遠的縣。
那時，卓炯、孫孺等好友沒少去看望他。而他們的厄運，也已經開始。
難以想象，彰風為何死得那麽慘！這位謙和、溫厚、寬容的老實人，卻不可見容於嚴酷的“階級鬥爭”。
1970年9月13日，囚禁饒彰風的號子裏傳出幾聲慘叫，人便不知所終了。透過昏暗的鐵窗，看雲影山蹤，聽林濤風聲，更似死囚的呼號……南嶺山脈，似億萬年如斯地籠罩在這愁雲慘霧之中——我永遠忘不了在那裏僅僅幾天的印象。
就在饒彰風死去不久，他女兒饒海珠突然收到一位陌生人送來的紙條，上麵正是她父親的手跡：“審查我的問題，總理都了解，每年交易會總理可能會來廣州，你設法找到總理……”
這插入的一段故事無論如何該結束了。其實，在50年代的廣東，仍有不少黨的基層幹部對華僑企業、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等正統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持不同意見。這批幹部也似饒彰風一樣，在反右傾、“反黨”問題上被打下來了。例如吳有恒同誌，他從高位上被攆下來，隻得放棄他從事的經濟理論與實踐，改行成了作家。從此，中國少了一名經濟學家而多了一名著名作家。無論於他還是於國家，是不幸還是幸運，恐怕三言兩語也道不盡、說不完。
如今，由於全球性的經濟蕭條，8000億的遊資又來到太平洋沿岸叩擊門楣，我們還會像上次那樣置之不理嗎？
這樣一段文字，未免太簡約，太粗線條了。
就拿“水浸銀行”一詞來說，內地人恐怕很難理解。當然，如今他們也知道南方“以水為財”，“水”代表了財富。殊不知，南方人的“水”卻有著多重含義，如“薪水”指的是工資，“磅水”，如今已通俗化為結算的意思，這固然與金錢一個意義。可“含心水”則是合心意，“醒水”即是警覺，“睇水”卻是把風、放哨，“威水”竟是威風八麵……可見，“水”字在粵語中何等多姿多彩。那麽，“水浸銀行”呢？其實英文的bank於我們而言有雙重意義，一是堤岸，蓄住洪水的；二是銀行，蓄住獎金的。因此，“水浸銀行”是一語雙關，很是生動、形象。
改革開放後，一直在大力引進外資，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了。可當時是如何把這些“外資”視為洪水猛獸的，今人就很難理解了。可這卻是曆史，一部千真萬確的曆史！
用今天的眼光看，建國之初與華僑合作的“華企”、“華建”，無疑是建國之後最早的引進外資（事實上，80年代的外資同樣大部分為華資），所建立的“合資企業”，也就是說饒彰風、鄧文釗等人，是新中國最早的合資企業的創立者，也是新中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
饒彰風的罪名，當然不止上麵提出的“投降”。做統戰的，“右傾”、“投降”的指責是家常便飯。當年使他幾乎一貶到底的，除了這“兩企”外，還有另一個罪名，那便是“地方主義”。這“地方主義”總頭目算是葉帥了，他被迫調離廣東，留下一句“將帥無能，累及三軍”，很是無奈。而後，陶鑄來了，方方、林平，甚至“紅旗20年不倒”堅守瓊崖的馮伯駒將軍也沒逃得了，都成了“地方主義”的頭子，有的直到90年代才平反，比劉少奇、潘漢年還晚。
香港政府初次對香港居民實施身份證製度，同時還頒布了一係列針對左派的方針政策，將一切他們視為“不良分子”的人驅逐出境，不管青紅皂白，寧可錯抓萬人，也不漏網一人。這一時期的香港完全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雖然香港政府、國民黨人妄想阻止解放戰爭的勝利局勢，但是曆史前進的車輪不會因此而受到阻礙，因為這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大勢所趨。
1949年年底，解放軍進兵西南，由於長途跋涉再加上長期作戰，物資損耗巨大，軍隊此時極缺汽油，需要大量的供給，否則會影響整個戰爭形勢的發展。葉劍英從贛州急電華南，望華南地區設法迅速解決物資缺乏問題。在香港的鄧文釗一收到消息便馬上千方百計地利用自己各方麵的關係，搶運大量汽油至廣州，支持解放大西南的戰役。當時鄧文釗是冒著極大的風險的，正如剛才說到的，香港政府這時已經對全港嚴加防範警戒，禁止一切有利於解放戰爭的事情發生。然而鄧文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自己可以動用的一切資源解決物資短缺問題，支持內地的解放戰爭。他的行為已經使香港政府產生了敵對防範心理，他也逐漸變成不再受香港政府歡迎的人士。
盡管如此，鄧文釗沒有後悔，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戰爭。事實上，40年代末，香港已成為迎接新中國誕生的民主運動基地。
1949年10月1日，北京正舉行著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儀式，毛澤東主席在慶典上莊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震耳欲聾的掌聲驚天而起。中國的北方大地沉浸於一片歡天喜地的慶賀之中，而在南方的香港愛國民主人士們雖然不能親身前往北平參與這一盛事，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香港進行著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活動。就在10月1日當天，香港進步的工商俱樂部號召工商界懸掛五星紅旗，以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慶賀，可是國民黨則下令他們掛青天白日旗，雙方之間鬥爭十分尖銳，掀起了香港著名的“掛旗”事件。鄧文釗自然是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作為當時香港工商界的翹楚，在他的影響下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大力支持懸掛五星紅旗，都激動地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雀躍。解放軍在香港進步愛國民主人士的幫助下，最終順利地完成了解放全國的任務，這其中自然少不了鄧文釗的一份力。他卻越來越遭到香港政府當局的不滿，他在香港的處境逐漸危險起來。周恩來等人擔心鄧文釗在香港會有危險，於是便安排他回內地廣州。
1.統戰部長非他莫屬
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中國革命的曲折發展過程中，毛澤東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經驗，提出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主要法寶”、“基本武器”，是“革命的根本政策”，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是“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毛澤東重視統一戰線，是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頁。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無產階級雖然是先進的階級，但由於數量較少，必須團結廣大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爭取他們的擁護和支持，結成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才能贏得革命的勝利。
要很好地實現統戰思想，做好統戰工作，卻並非一件易事，這需要相關工作人員具備優良的素質，不僅要十分忠誠於黨中央，同時又要對廣大非黨愛國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華僑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知己知彼。饒彰風正是統戰事業中不可多得的一位“統戰能手”。
南下大軍，席卷千裏，解放的曙光，照亮了南粵大地。
葉劍英同誌南下後，立即詢問在廣東工作的同誌：“廣東的統戰工作讓誰來搞？”
廣東僑鄉，一個聚集了廣大“中間力量”的地區，統戰工作舉足輕重。當時，連貫同誌便毫不遲疑地作出了回答：
“饒彰風可以。”
於是，饒彰風先後出任了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
統一戰線在革命取得勝利、新中國成立上功不可沒。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依然需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誌曾說：搞革命，需要統一戰線；搞建設，同樣也需要統一戰線。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後，毛澤東反複強調要鞏固和發展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中，他又提出：“必須認真地團結各界民主人士，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克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傾向和遷就主義傾向。”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頁。
解放初期，國內一片蕭條，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在經濟上對我國實行嚴密的封鎖，妄圖把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此際，恢複國民經濟已成為當時的首要任務。
仔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和黨的中心任務後，饒彰風解放思想，從實際出發，動員華僑和港澳愛國的工商界人士回來投資，興辦企業，幫助國家走出經濟建設困境。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二年的一天，一輛輛小車開到了太平南路的白宮酒樓下，眾多關心新中國建設的港澳乃至東南亞的實業界人士登上了六樓。來者當中自然有在香港及海外享有一定聲譽的鄧文釗，而與饒彰風成為莫逆之交的澳門的馬萬祺也趕到了會場上。饒彰風在會議上開門見山地說：“請你們回來，就是共商恢複國民經濟的大事，各位重任在肩。”
會上，群策群力，出了不少好主意，當然，更拿出來不少急需的資金。饒彰風還特地對馬萬祺及同來的李民欣、馮祝萬三人叮囑，回澳門後，要與何鱗一起動員澳門同胞協力支援國家，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
在經濟建設的旗幟下，廣東華僑工業建設有限公司很快成立了。緊接著，公私合營的華南企業股份公司（簡稱“華企”）也掛牌了。這個我國第一家由華僑和港澳工商界人士參與投資建立的公私合營的企業，在恢複國民經濟建設中大放光彩。在大家的推選下，由在港澳工商界和華僑中有較大影響的鄧文釗擔任董事長。在彰風及其他同誌的領導下，“華企”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它與港澳的關係，積極參加了為國家搶運物資的工作。
還在十餘年前，筆者在《千年國門》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節“坐失良機：50年代香港‘水浸銀行’”。
香港開埠後，它一直是在緊追廣州的。但是，在開始的100年中，卻不曾有這樣的機會。
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沒有機會。
這裏，應當插入一段往事。
這段往事，不僅對於這本書起到一個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且對於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僅僅是意義。
因為，那也是一個曆史的機緣。
可這個機緣，卻讓中國失去了。
那是1956年，在寫有“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殺……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的《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我們的曆史偉人毛澤東，卻說了另一段話：“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也許，這時，在他的大腦中，正有那麽一個偉大的經濟戰略思想一閃而過。
幾個月之後，他來到了廣州，在水流量僅次於長江的珠江口上，搏擊風浪，翔泳不已。
就在珠江口邊上的小島賓館裏，他聽取了陶鑄及當時廣東省委領導人的一個匯報。
熟悉南洋情況的饒彰風，給他講到了當時香港“水浸銀行”的現象。
何謂“水浸銀行”？
資金大量流入，使銀行“盛不下了”。當時，亞太地區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華裔資本家緊張萬分，紛紛將資本轉入“飛地”香港以避風險。一時間，流人香港的資金達數百億美元（如按今日算，則是數千億元了），資金如此沉積，迫使金融資本家不得不以極低的利息貸出。
這對於年輕的、百廢待舉的，尤其是剛剛經曆了朝鮮戰爭的中國，自然是一個絕好的機緣。
饒彰風提出：“我們可以向香港銀行貸款，然後在國內尋找合適的地方建廠，發展我們自己的工業。”
他是這麽說的，事實上也這麽做了，在廣東，他已與有關部門領導組建了一個“公私合營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又幫助歸僑建立了“廣東華僑工業建設有限公司”，兩公司分別被簡稱為“華企”與“華建”。
聽完饒彰風的意見後，毛澤東緩緩地點起了一支煙，吸了一口，良久沒有作聲。顯然，他是在思考……
後來，他對陶鑄等人表了態，首肯了這一意見：“你們的想法不錯，寫個報告，我把這意見帶回北京去商量。”
後來……
報告是送上去了，而且很快。
最高層是商討過了，卻沒有下文。
廣東省委沒有得到回答。
而“潘揚案”中，潘漢年被指控為“內奸”前，就已被批評為“右傾”——針對他對港滬資本家所采取的統戰政策。
也許，更為了“放眼世界”，讓那裏的勞動人民打倒資本家——管他是不是華裔的，萬萬不可讓中國成了資本家及其資本的避難所，有損中國要“解放全人類”的光輝形象。
後來……
其實答複是有了。
1957年的反右鬥爭。
“華企”也成了“黑樣板”。
饒彰風在黨內的通報中被指責為：
——帶著濃厚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感情去領導華南企業公司工作，在和資產階級鬥爭中解除了思想武裝。
而後進一步升級，定性為：
——犯有嚴重右傾投降主義、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嚴重的反黨活動性質的錯誤。
於是連降幾級，下放到了偏遠的縣。
那時，卓炯、孫孺等好友沒少去看望他。而他們的厄運，也已經開始。
難以想象，彰風為何死得那麽慘！這位謙和、溫厚、寬容的老實人，卻不可見容於嚴酷的“階級鬥爭”。
1970年9月13日，囚禁饒彰風的號子裏傳出幾聲慘叫，人便不知所終了。透過昏暗的鐵窗，看雲影山蹤，聽林濤風聲，更似死囚的呼號……南嶺山脈，似億萬年如斯地籠罩在這愁雲慘霧之中——我永遠忘不了在那裏僅僅幾天的印象。
就在饒彰風死去不久，他女兒饒海珠突然收到一位陌生人送來的紙條，上麵正是她父親的手跡：“審查我的問題，總理都了解，每年交易會總理可能會來廣州，你設法找到總理……”
這插入的一段故事無論如何該結束了。其實，在50年代的廣東，仍有不少黨的基層幹部對華僑企業、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等正統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持不同意見。這批幹部也似饒彰風一樣，在反右傾、“反黨”問題上被打下來了。例如吳有恒同誌，他從高位上被攆下來，隻得放棄他從事的經濟理論與實踐，改行成了作家。從此，中國少了一名經濟學家而多了一名著名作家。無論於他還是於國家，是不幸還是幸運，恐怕三言兩語也道不盡、說不完。
如今，由於全球性的經濟蕭條，8000億的遊資又來到太平洋沿岸叩擊門楣，我們還會像上次那樣置之不理嗎？
這樣一段文字，未免太簡約，太粗線條了。
就拿“水浸銀行”一詞來說，內地人恐怕很難理解。當然，如今他們也知道南方“以水為財”，“水”代表了財富。殊不知，南方人的“水”卻有著多重含義，如“薪水”指的是工資，“磅水”，如今已通俗化為結算的意思，這固然與金錢一個意義。可“含心水”則是合心意，“醒水”即是警覺，“睇水”卻是把風、放哨，“威水”竟是威風八麵……可見，“水”字在粵語中何等多姿多彩。那麽，“水浸銀行”呢？其實英文的bank於我們而言有雙重意義，一是堤岸，蓄住洪水的；二是銀行，蓄住獎金的。因此，“水浸銀行”是一語雙關，很是生動、形象。
改革開放後，一直在大力引進外資，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了。可當時是如何把這些“外資”視為洪水猛獸的，今人就很難理解了。可這卻是曆史，一部千真萬確的曆史！
用今天的眼光看，建國之初與華僑合作的“華企”、“華建”，無疑是建國之後最早的引進外資（事實上，80年代的外資同樣大部分為華資），所建立的“合資企業”，也就是說饒彰風、鄧文釗等人，是新中國最早的合資企業的創立者，也是新中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
饒彰風的罪名，當然不止上麵提出的“投降”。做統戰的，“右傾”、“投降”的指責是家常便飯。當年使他幾乎一貶到底的，除了這“兩企”外，還有另一個罪名，那便是“地方主義”。這“地方主義”總頭目算是葉帥了，他被迫調離廣東，留下一句“將帥無能，累及三軍”，很是無奈。而後，陶鑄來了，方方、林平，甚至“紅旗20年不倒”堅守瓊崖的馮伯駒將軍也沒逃得了，都成了“地方主義”的頭子，有的直到90年代才平反，比劉少奇、潘漢年還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