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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送行酒
當時營救工作的主要據點是《華商報》，鄧文釗的“紅屋”更成了中轉站。
夜幕降臨，白日喧囂的香港街道又恢複寧靜。人們大都準備休息了，可是在一個小小的五六平米的小房子裏，卻依舊充滿著白天忙碌的氣息。
房屋裏幾個人一會兒翻閱著各種資料，一會兒相互交談，一會兒在紙上寫著什麽，一會兒又在圖紙上畫著什麽，那是饒彰風、連貫等人正在為護送愛國民主人士北上而徹夜忙碌著。
“我看咱們可以從這條路線走，這邊地方當局的監督勢力較鬆，而且咱們晚上出行，再喬裝打扮，應該不容易被敵人發現。”饒彰風說完便將之前翻閱的圖紙遞給身旁的連貫，將沿路經過的街道一一指給他看。
連貫仔細看了這些街道，又查閱了這些街道的情況，與其他同誌分析討論後，終於把護送路線確定下來。彰風等人看著製定好的路線，露出滿意的笑容。
“籲——”眾人不約而同地大吐了一口氣。
“終於弄好了！”
“是啊，太好了。”
大家都伸伸胳膊，扭扭頭，將“僵硬”的身軀舒展舒展。
這時，東方已見魚肚白。
辦法是黨中央過問了的，從東北或朝鮮租用外籍的貨船，裝上大豆、人參、藥材、土產等運到香港，在港澳市場賣出，再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並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登船北上。
為了減少外界的注意，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上船，並且民主人士出發前都要進行喬裝打扮，有的化裝成商人，有的化裝成記者、醫生或其他人員，然後由具體護送的同誌陪同，從各人的住地出發；而有的則是先轉移到別的地方，然後再出發上船。
在如此精密的安排下，各民主黨派人士有序離開香港順利北上。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和他的秘書林一元等人，人數不多。這是由於租來的蘇聯波爾塔瓦號貨船不大，客房極少。當時，即1948年9月4日，潘漢年、連貫到李濟深家開會落實名單時，有些人說手上有些工作尚待處理，來不及第一批離港，還有個別人擔心經過台灣海峽是否安全，隻有沈鈞儒、蔡廷鍇等毫不猶豫，說走就能走。這一船北上時，由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章漢夫陪同，錢之光派祝華、徐德明隨船照顧。
為了安全起見，民主人士的行李由連貫派羅培元先行運走，自己離家時隻帶一個小提包。大家先到連貫家，吃過晚飯，還化了裝。沈鈞儒、譚平山胡須甚長，隻能當做老大爺；章伯鈞打扮成大老板，身穿長袍，頭戴瓜皮帽；蔡廷鍇則穿著褐色薯莨綢，足登舊布鞋，儼然一個商業運貨員。他們隨著羅培元步行，大約10分鍾就走到銅鑼灣海邊，隨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著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波爾塔瓦號貨船開去。當大家扶著搖搖晃晃的吊橋走上貨船後，緊張的心情才放鬆下來。
1948年9月12日上午，這艘負有特殊使命的貨船順利駛離香港，向北航行。9月16日在澎湖列島遇上強勁台風，波爾塔瓦號被狂風惡浪衝進一個荒島，眼看將要觸礁了，船長下令救船。蔡廷鍇奮起參加，和船員一起拿著工具合力頂住岩石，終於使貨船得以脫險。
經過16天的海上航行，波爾塔瓦號終於在9月27日早上抵達朝鮮的羅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來委托，提前到了羅津港迎接。上岸休息後，乘車向著朝中邊境進發，當晚在圖門市歇息。9月28日下午繼續北行，29日到達哈爾濱市。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陳雲、林楓、蔡暢、高崇文等負責人在火車站熱烈歡迎。晚上，東北行政委員會設宴招待。
1948年10月3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給沈鈞儒一行發來電報，對他們到解放區籌備召開新政協表示歡迎。隨後，周恩來又將他親筆起草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經由高崗、李富春轉送，請他們提意見。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馬敘倫、郭沫若、丘哲、許廣平母子、陳其尤、翦伯讚、馮裕芳、曹孟君、韓練成等人。由中共香港工委書記連貫陪同，宦鄉隨行，錢之光派王華生隨船照料生活。
本來按照計劃，這批民主人士應於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由於從大連租用的阿爾丹號貨船到港時與另一艘船相撞，要入塢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貨船華中號載客，遲至1948年11月23日深夜才從香港開赴大連。
每一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都高度保密。在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較忙，從這一年的8月25日開始，他在《華商報》副刊《茶亭》上撰寫《抗日戰爭回憶錄》，每日一篇。為了掩飾自己已離開香港北上，不使連載中斷，郭沫若在離港的前三天趕寫了七八篇文稿，預先交給報社，直至12月5日才連載完畢。文末有一個《後記》，日期寫的是“1948年11月21日於香港”，其實文章登出時郭老已經離開香港十多天了。
前兩次北上行動並沒有引起港英當局及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可在這之後，他們嗅到了風聲，警戒愈加森嚴起來了。尤其是不知從哪兒來的一份小報向外界透露了國民黨元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消息，這使得整個形勢一下子緊張了起來，空氣凝重。
碼頭，一艘掛著荷蘭國旗的商船就要起航了。一夥“生意人”，撐竿的、管賬的、當股東的，頭戴禮帽、身著長衫，通過了港英當局的海關檢查處。突然，海關人員要檢查一位“生意人”的手提皮箱。
“站住，箱子裏裝的是什麽？打開來，檢查！”
這位“生意人”站住，沒有作聲。
“快點，打開，爺要檢查！”海關人員又吆喝道。
旁邊一位見勢不妙，立即跑過來一邊道歉一邊順手塞過去一張50元的港幣……
“官爺，嗬嗬，我們生意人沒什麽東西好拿的，就是一些日用衣物，嗬嗬，不麻煩您辛苦檢查啦，嗬嗬！”
那位海關人員手握著票子，斜眼看了看這“生意人”，再打量了一下身旁這位，原本緊繃的臉突然露出一絲令人作嘔的微笑，說道：“好啦，好啦，爺也沒閑情去看了，你們快過去吧，以後辦事注意點！”
“是，是，您說的是。謝謝，謝謝！”
有驚無險，總算過去了。荷蘭商船載著這批生意人駛向浩瀚的東海……
這幾位“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還有馬寅初先生，他們分別到青島、大沽、大連，再到平山縣集合，籌備“新政協”。李濟深先生也在這條船上，他在上船之前還經曆了一番周折。
小報走漏了消息，特務硬是把他盯住了。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聯係密切，港英當局和美國領事館也與其接觸頻繁。可見李濟深先生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係勢力還徘徊不定，因此，他們都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在香港，便可以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籌碼。
其實，中央早就想把李先生安排在第一批護送人員中，一來是為了團結各黨派一起召開新政協，二來也是為了李濟深本人的安全。但是，李先生說他自己時間太匆促，來不及走。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濟深雖然表示想盡早離港，但又說家屬人多，往後的生活還未安頓好。為此，方方專誠上門拜訪。懇談之中，李濟深透露尚差2萬元現鈔安家，方方當即表示幫助，這才使他全無後顧之憂，確定在第三批北上。
雖然李濟深已經同意北上，可是怎麽才能擺脫盯梢，則著實讓饒彰風等絞盡了腦汁。他和潘漢年、夏衍、許滌新等冥思苦想，終於商定了一個最保險的方案。
李濟深的寓所在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馬路對麵租了一層樓，派了幾個特工人員住在那裏，名為保護，實則監視。中共的五人小組經過研究，擬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決定在聖誕節次日的夜間上船，12月27日淩晨駛離香港。
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中。香港的聖誕節非常熱鬧，李濟深的寓所也是熱鬧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樣，主人熱情款待，賓主頻頻舉杯，談笑甚歡。這一切，對門那幾個持望遠鏡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家宴進行到一半、喝至半酣時，李濟深借“方便”之由離開宴席：“各位盡管盡情地吃喝，今天過節，大家玩得開心盡興，嗬嗬……鄙人暫時離開一會兒去方便一下，各位自便，不用拘謹。”說罷，舉起一杯酒一幹而盡。放下空酒杯，李濟深突然一個趔趄，差點摔倒，旁人連忙說：“快來兩個人哪，快扶著李先生，想必先生今天喝多了，快點，扶著先生去，以防跌倒。”兩名早已等候在旁的夥計從兩旁將李濟深扶著，慢慢朝後院走去。
“嗬嗬，放心，我沒醉，大家繼續，不要客氣，我去去便來，嗬嗬——”李濟深邊說邊示意大家繼續，而自己則歪歪倒倒地從眾人中離開。
走到後院後，李濟深用眼探了探四方，確定沒有危險時，立馬一改當初醉態，變得清醒起來，而身旁的兩位夥計則馬上為李濟深在前帶路。這兩人是早前就已經安排好的中共黨員，是專門負責接李濟深出家門坐船的。
在距離寓所20多米遠的地方，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之後直奔鄧文釗的“紅屋”。
“李先生，您可出來了，我還以為其中發生了什麽變化，怕您不能脫身呢！”車上一夥計帶著一絲擔憂說道。
“哈哈，這金蟬脫殼之計怎會失效呢？這可是設計得相當之精密的計策啊！嗬嗬……好了，咱們快走吧，免得文釗、彰風等同誌在‘紅屋’等久了。”
車開走了，就這樣，在特務的眼皮底下李濟深逃走了。
十幾分鍾後，車子開到了“紅屋”門前。門口鄧文釗早已在守候。
“李先生，您總算到了。大家都在裏麵等著您呢，快進去吧。”
鄧文釗領著李濟深走進室內，來到客廳，這裏方方、連貫、饒彰風早已等候多時，看到李濟深走了進來，大家連忙上前迎接，表示歡迎。“李先生，一路過來讓您受驚嚇了，等我們把您護送上船出了香港之後就會安全了，還請先生您再多堅持一下。”
“大家言重了，鄙人知道這次護送任務的艱難，我定會配合好工作的。”
鄧文釗這時則盡顯主人之誼，拿出好茶及點心熱情地招待這些客人。同時他還在等候楊奇的電話。楊奇當時也是《華商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了《南方日報》的社長及編輯，後來還創建了《羊城晚報》。
原來，為了方便李濟深從家宴中脫身，不引起懷疑，一開始就計劃讓他不帶任何行李物品隻身一人離開，而李濟深的行李以及其他離港人士的行李則委托楊奇於幾天前集中到灣仔六國飯店，再於聖誕節當晚送至一艘小汽船上。此時，楊奇也順利地完成了他的護送行李的任務，他將物品送達後仔細觀察岸邊，看看沒有什麽動靜，這才打電話給鄧文釗：“文釗，我看今晚月色清晰。”
這是楊奇與鄧文釗事先商量好的溝通暗語，以防被國民黨特務竊聽到消息。
“哦，是嗎？那好啊，看來還是個不錯的夜晚啊。”
與楊奇通完電話，鄧文釗將楊奇那邊的情況告訴饒彰風、李濟深等在場人士：“楊奇已將各位先生的行李運送至小汽船上了，現在那邊一切正常，各位先生可以動身了。”
一行人這才離開“紅屋”，此時鄧文釗早已在門口為他們準備好了便車，李濟深等人出門後便乘車到不遠的灣仔海滂。前來送行的有何香凝、郭沫若、沈鈞儒等人。臨走前李濟深等人萬分感謝鄧文釗、饒彰風等人為他們北上所做的這一切：“感謝諸君，後會有期，保重！”
由於“紅屋”到灣仔海滂很近，李濟深等人坐了十幾分鍾的車就到了。他們到達後，楊奇等人馬上接應，帶著他們一行人登上事先準備好的小汽船，接著開往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許多外輪中的一艘蘇聯貨輪。自然這也是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的。
這一晚，與李濟深一同離港的還有朱蘊山、梅龔彬、吳茂蓀、李民欣等民革的頭麵人物，他們各自從九龍或香港的寓所到“紅屋”集合，而後一同坐船離開香港。
就這樣，李濟深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香港。三天之後，《華商報》才發表消息：“李濟深北上參加新政協。”國民黨特務一臉詫異與茫然，弄不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
這時，船已過了台灣海峽。
香港反動當局看著報紙上的新聞，氣不打一處來，好端端的李濟深他怎麽就可以從眼皮底下溜走了呢？
“啪！”報紙被當局頭子狠狠地摔在桌麵上！
“飯桶，飯桶，監視一個人都做不好！”
當局頭子氣急敗壞地在辦公室裏一頓亂罵。
十多天之後，南京政府掌權的桂係白崇禧才派出大員，手持其親筆信趕到香港，敦請李濟深先生到武漢“主持大計”，發現早已人去樓空。望著空蕩蕩的樓房，來者無奈地搖頭：“大勢已去，大勢已去啊！”
1948年8月下旬到1949年初，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知名人士，全部都安全離港到達解放區，轉赴北平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饒彰風和同誌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重大任務，受到了黨中央的表揚。
之後，彰風還順利地完成了輸送大批黨的幹部去解放區的任務，大大滿足了解放區的擴大需要。
緊接著，華南分局又遷往了內地，連貫、夏衍等同誌紛紛應黨中央的要求轉去內地工作，彰風則作為分局特派員留在了香港，而此時他身上的擔子也愈來愈重。
這段時間他參與了策動粵東起義、粵北始興起義、閩西起義、兩航起義等活動。
1945年5月，他安排在香港的一些藝社及其他文藝青年分批進入粵東地區。
彰風還一直堅持黨的宣傳陣地工作。《群眾》周刊一直出版到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商報》則是在刊登廣州解放的喜訊後，於1949年10月15日宣告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在《華商報》一直堅持工作的鄧文釗這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他的崗位，但是這並不代表他的革命工作已經結束，事實上他將開始一段新的革命曆程。
1949年10月17日，在香港戰鬥了多年的饒彰風同愛國人士李章達等人一道，終於起程回到了內地。
創業難，守業更難。在他回到華南首府廣州後，更沉重的曆史重擔又壓在了他36歲年輕的肩膀上！
§§下篇
夜幕降臨，白日喧囂的香港街道又恢複寧靜。人們大都準備休息了，可是在一個小小的五六平米的小房子裏，卻依舊充滿著白天忙碌的氣息。
房屋裏幾個人一會兒翻閱著各種資料，一會兒相互交談，一會兒在紙上寫著什麽，一會兒又在圖紙上畫著什麽，那是饒彰風、連貫等人正在為護送愛國民主人士北上而徹夜忙碌著。
“我看咱們可以從這條路線走，這邊地方當局的監督勢力較鬆，而且咱們晚上出行，再喬裝打扮，應該不容易被敵人發現。”饒彰風說完便將之前翻閱的圖紙遞給身旁的連貫，將沿路經過的街道一一指給他看。
連貫仔細看了這些街道，又查閱了這些街道的情況，與其他同誌分析討論後，終於把護送路線確定下來。彰風等人看著製定好的路線，露出滿意的笑容。
“籲——”眾人不約而同地大吐了一口氣。
“終於弄好了！”
“是啊，太好了。”
大家都伸伸胳膊，扭扭頭，將“僵硬”的身軀舒展舒展。
這時，東方已見魚肚白。
辦法是黨中央過問了的，從東北或朝鮮租用外籍的貨船，裝上大豆、人參、藥材、土產等運到香港，在港澳市場賣出，再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並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登船北上。
為了減少外界的注意，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上船，並且民主人士出發前都要進行喬裝打扮，有的化裝成商人，有的化裝成記者、醫生或其他人員，然後由具體護送的同誌陪同，從各人的住地出發；而有的則是先轉移到別的地方，然後再出發上船。
在如此精密的安排下，各民主黨派人士有序離開香港順利北上。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和他的秘書林一元等人，人數不多。這是由於租來的蘇聯波爾塔瓦號貨船不大，客房極少。當時，即1948年9月4日，潘漢年、連貫到李濟深家開會落實名單時，有些人說手上有些工作尚待處理，來不及第一批離港，還有個別人擔心經過台灣海峽是否安全，隻有沈鈞儒、蔡廷鍇等毫不猶豫，說走就能走。這一船北上時，由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章漢夫陪同，錢之光派祝華、徐德明隨船照顧。
為了安全起見，民主人士的行李由連貫派羅培元先行運走，自己離家時隻帶一個小提包。大家先到連貫家，吃過晚飯，還化了裝。沈鈞儒、譚平山胡須甚長，隻能當做老大爺；章伯鈞打扮成大老板，身穿長袍，頭戴瓜皮帽；蔡廷鍇則穿著褐色薯莨綢，足登舊布鞋，儼然一個商業運貨員。他們隨著羅培元步行，大約10分鍾就走到銅鑼灣海邊，隨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著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波爾塔瓦號貨船開去。當大家扶著搖搖晃晃的吊橋走上貨船後，緊張的心情才放鬆下來。
1948年9月12日上午，這艘負有特殊使命的貨船順利駛離香港，向北航行。9月16日在澎湖列島遇上強勁台風，波爾塔瓦號被狂風惡浪衝進一個荒島，眼看將要觸礁了，船長下令救船。蔡廷鍇奮起參加，和船員一起拿著工具合力頂住岩石，終於使貨船得以脫險。
經過16天的海上航行，波爾塔瓦號終於在9月27日早上抵達朝鮮的羅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來委托，提前到了羅津港迎接。上岸休息後，乘車向著朝中邊境進發，當晚在圖門市歇息。9月28日下午繼續北行，29日到達哈爾濱市。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陳雲、林楓、蔡暢、高崇文等負責人在火車站熱烈歡迎。晚上，東北行政委員會設宴招待。
1948年10月3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給沈鈞儒一行發來電報，對他們到解放區籌備召開新政協表示歡迎。隨後，周恩來又將他親筆起草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經由高崗、李富春轉送，請他們提意見。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馬敘倫、郭沫若、丘哲、許廣平母子、陳其尤、翦伯讚、馮裕芳、曹孟君、韓練成等人。由中共香港工委書記連貫陪同，宦鄉隨行，錢之光派王華生隨船照料生活。
本來按照計劃，這批民主人士應於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由於從大連租用的阿爾丹號貨船到港時與另一艘船相撞，要入塢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貨船華中號載客，遲至1948年11月23日深夜才從香港開赴大連。
每一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都高度保密。在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較忙，從這一年的8月25日開始，他在《華商報》副刊《茶亭》上撰寫《抗日戰爭回憶錄》，每日一篇。為了掩飾自己已離開香港北上，不使連載中斷，郭沫若在離港的前三天趕寫了七八篇文稿，預先交給報社，直至12月5日才連載完畢。文末有一個《後記》，日期寫的是“1948年11月21日於香港”，其實文章登出時郭老已經離開香港十多天了。
前兩次北上行動並沒有引起港英當局及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可在這之後，他們嗅到了風聲，警戒愈加森嚴起來了。尤其是不知從哪兒來的一份小報向外界透露了國民黨元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消息，這使得整個形勢一下子緊張了起來，空氣凝重。
碼頭，一艘掛著荷蘭國旗的商船就要起航了。一夥“生意人”，撐竿的、管賬的、當股東的，頭戴禮帽、身著長衫，通過了港英當局的海關檢查處。突然，海關人員要檢查一位“生意人”的手提皮箱。
“站住，箱子裏裝的是什麽？打開來，檢查！”
這位“生意人”站住，沒有作聲。
“快點，打開，爺要檢查！”海關人員又吆喝道。
旁邊一位見勢不妙，立即跑過來一邊道歉一邊順手塞過去一張50元的港幣……
“官爺，嗬嗬，我們生意人沒什麽東西好拿的，就是一些日用衣物，嗬嗬，不麻煩您辛苦檢查啦，嗬嗬！”
那位海關人員手握著票子，斜眼看了看這“生意人”，再打量了一下身旁這位，原本緊繃的臉突然露出一絲令人作嘔的微笑，說道：“好啦，好啦，爺也沒閑情去看了，你們快過去吧，以後辦事注意點！”
“是，是，您說的是。謝謝，謝謝！”
有驚無險，總算過去了。荷蘭商船載著這批生意人駛向浩瀚的東海……
這幾位“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還有馬寅初先生，他們分別到青島、大沽、大連，再到平山縣集合，籌備“新政協”。李濟深先生也在這條船上，他在上船之前還經曆了一番周折。
小報走漏了消息，特務硬是把他盯住了。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聯係密切，港英當局和美國領事館也與其接觸頻繁。可見李濟深先生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係勢力還徘徊不定，因此，他們都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在香港，便可以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籌碼。
其實，中央早就想把李先生安排在第一批護送人員中，一來是為了團結各黨派一起召開新政協，二來也是為了李濟深本人的安全。但是，李先生說他自己時間太匆促，來不及走。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濟深雖然表示想盡早離港，但又說家屬人多，往後的生活還未安頓好。為此，方方專誠上門拜訪。懇談之中，李濟深透露尚差2萬元現鈔安家，方方當即表示幫助，這才使他全無後顧之憂，確定在第三批北上。
雖然李濟深已經同意北上，可是怎麽才能擺脫盯梢，則著實讓饒彰風等絞盡了腦汁。他和潘漢年、夏衍、許滌新等冥思苦想，終於商定了一個最保險的方案。
李濟深的寓所在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馬路對麵租了一層樓，派了幾個特工人員住在那裏，名為保護，實則監視。中共的五人小組經過研究，擬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決定在聖誕節次日的夜間上船，12月27日淩晨駛離香港。
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中。香港的聖誕節非常熱鬧，李濟深的寓所也是熱鬧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樣，主人熱情款待，賓主頻頻舉杯，談笑甚歡。這一切，對門那幾個持望遠鏡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家宴進行到一半、喝至半酣時，李濟深借“方便”之由離開宴席：“各位盡管盡情地吃喝，今天過節，大家玩得開心盡興，嗬嗬……鄙人暫時離開一會兒去方便一下，各位自便，不用拘謹。”說罷，舉起一杯酒一幹而盡。放下空酒杯，李濟深突然一個趔趄，差點摔倒，旁人連忙說：“快來兩個人哪，快扶著李先生，想必先生今天喝多了，快點，扶著先生去，以防跌倒。”兩名早已等候在旁的夥計從兩旁將李濟深扶著，慢慢朝後院走去。
“嗬嗬，放心，我沒醉，大家繼續，不要客氣，我去去便來，嗬嗬——”李濟深邊說邊示意大家繼續，而自己則歪歪倒倒地從眾人中離開。
走到後院後，李濟深用眼探了探四方，確定沒有危險時，立馬一改當初醉態，變得清醒起來，而身旁的兩位夥計則馬上為李濟深在前帶路。這兩人是早前就已經安排好的中共黨員，是專門負責接李濟深出家門坐船的。
在距離寓所20多米遠的地方，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之後直奔鄧文釗的“紅屋”。
“李先生，您可出來了，我還以為其中發生了什麽變化，怕您不能脫身呢！”車上一夥計帶著一絲擔憂說道。
“哈哈，這金蟬脫殼之計怎會失效呢？這可是設計得相當之精密的計策啊！嗬嗬……好了，咱們快走吧，免得文釗、彰風等同誌在‘紅屋’等久了。”
車開走了，就這樣，在特務的眼皮底下李濟深逃走了。
十幾分鍾後，車子開到了“紅屋”門前。門口鄧文釗早已在守候。
“李先生，您總算到了。大家都在裏麵等著您呢，快進去吧。”
鄧文釗領著李濟深走進室內，來到客廳，這裏方方、連貫、饒彰風早已等候多時，看到李濟深走了進來，大家連忙上前迎接，表示歡迎。“李先生，一路過來讓您受驚嚇了，等我們把您護送上船出了香港之後就會安全了，還請先生您再多堅持一下。”
“大家言重了，鄙人知道這次護送任務的艱難，我定會配合好工作的。”
鄧文釗這時則盡顯主人之誼，拿出好茶及點心熱情地招待這些客人。同時他還在等候楊奇的電話。楊奇當時也是《華商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了《南方日報》的社長及編輯，後來還創建了《羊城晚報》。
原來，為了方便李濟深從家宴中脫身，不引起懷疑，一開始就計劃讓他不帶任何行李物品隻身一人離開，而李濟深的行李以及其他離港人士的行李則委托楊奇於幾天前集中到灣仔六國飯店，再於聖誕節當晚送至一艘小汽船上。此時，楊奇也順利地完成了他的護送行李的任務，他將物品送達後仔細觀察岸邊，看看沒有什麽動靜，這才打電話給鄧文釗：“文釗，我看今晚月色清晰。”
這是楊奇與鄧文釗事先商量好的溝通暗語，以防被國民黨特務竊聽到消息。
“哦，是嗎？那好啊，看來還是個不錯的夜晚啊。”
與楊奇通完電話，鄧文釗將楊奇那邊的情況告訴饒彰風、李濟深等在場人士：“楊奇已將各位先生的行李運送至小汽船上了，現在那邊一切正常，各位先生可以動身了。”
一行人這才離開“紅屋”，此時鄧文釗早已在門口為他們準備好了便車，李濟深等人出門後便乘車到不遠的灣仔海滂。前來送行的有何香凝、郭沫若、沈鈞儒等人。臨走前李濟深等人萬分感謝鄧文釗、饒彰風等人為他們北上所做的這一切：“感謝諸君，後會有期，保重！”
由於“紅屋”到灣仔海滂很近，李濟深等人坐了十幾分鍾的車就到了。他們到達後，楊奇等人馬上接應，帶著他們一行人登上事先準備好的小汽船，接著開往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許多外輪中的一艘蘇聯貨輪。自然這也是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的。
這一晚，與李濟深一同離港的還有朱蘊山、梅龔彬、吳茂蓀、李民欣等民革的頭麵人物，他們各自從九龍或香港的寓所到“紅屋”集合，而後一同坐船離開香港。
就這樣，李濟深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香港。三天之後，《華商報》才發表消息：“李濟深北上參加新政協。”國民黨特務一臉詫異與茫然，弄不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
這時，船已過了台灣海峽。
香港反動當局看著報紙上的新聞，氣不打一處來，好端端的李濟深他怎麽就可以從眼皮底下溜走了呢？
“啪！”報紙被當局頭子狠狠地摔在桌麵上！
“飯桶，飯桶，監視一個人都做不好！”
當局頭子氣急敗壞地在辦公室裏一頓亂罵。
十多天之後，南京政府掌權的桂係白崇禧才派出大員，手持其親筆信趕到香港，敦請李濟深先生到武漢“主持大計”，發現早已人去樓空。望著空蕩蕩的樓房，來者無奈地搖頭：“大勢已去，大勢已去啊！”
1948年8月下旬到1949年初，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知名人士，全部都安全離港到達解放區，轉赴北平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饒彰風和同誌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重大任務，受到了黨中央的表揚。
之後，彰風還順利地完成了輸送大批黨的幹部去解放區的任務，大大滿足了解放區的擴大需要。
緊接著，華南分局又遷往了內地，連貫、夏衍等同誌紛紛應黨中央的要求轉去內地工作，彰風則作為分局特派員留在了香港，而此時他身上的擔子也愈來愈重。
這段時間他參與了策動粵東起義、粵北始興起義、閩西起義、兩航起義等活動。
1945年5月，他安排在香港的一些藝社及其他文藝青年分批進入粵東地區。
彰風還一直堅持黨的宣傳陣地工作。《群眾》周刊一直出版到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商報》則是在刊登廣州解放的喜訊後，於1949年10月15日宣告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在《華商報》一直堅持工作的鄧文釗這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他的崗位，但是這並不代表他的革命工作已經結束，事實上他將開始一段新的革命曆程。
1949年10月17日，在香港戰鬥了多年的饒彰風同愛國人士李章達等人一道，終於起程回到了內地。
創業難，守業更難。在他回到華南首府廣州後，更沉重的曆史重擔又壓在了他36歲年輕的肩膀上！
§§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