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膽相照——鄧文釗與饒彰風合傳

第六章 第二次“大營救”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麵臨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大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了新一輪的較量。早有謀劃的共產黨人適時召開了黨的“七大”，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率先提出政治主張：“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他為實現民主聯合政府設計了兩個步驟：一是“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商，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二是“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在全中國老百姓迫切企盼和平、企盼民主的潮流中，共產黨的這一主張無疑深得人心。此時，既不願還政於民又不願放棄“滅共”的國民黨，雖然處心積慮準備挑起內戰，寄希望於一舉“武力”統一全國，無奈時間倉促，準備尚不充分；加之當時除中國民主同盟外，一大批新的政黨和團體紛紛組建，一時間，召開黨派會議，推動民主政治，成為輿論主流。國民黨不得不作出姿態，順應潮流，一方麵“盛邀”共產黨來渝談判，一方麵臨陣磨槍，籌備於1946年1月間召開一個由各黨派參加的會議。既然是開會總得有個名目，開始叫做“政治會議”，似乎有些不知所雲，國民黨代表提出加上“協商”二字，於是，中國的政治詞典裏開始有了“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條件尚不具備，那麽，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各界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就勢在必行了。

　　然而，蔣介石政府卻自以為實力強大，中共根本不是對手，竟悍然重啟戰端。為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全麵進攻，遵照中央軍委“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黃河，直趨大別山”的戰略方針，劉鄧大軍於1947年6月底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一舉突破國民黨的黃河防線，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並於8月底勝利到達大別山區，完成了千裏躍進的壯舉。1948年1月，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在香港召開會議，決定重建“民盟”（在這之前，民盟迫於蔣介石的壓力已在國統區渙散），恢複活動。就在同一月，李濟深等國民黨的民主派也在港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主張。

　　中央十分重視政協的召開，毛澤東曾指出：“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毛澤東：《政協的性質和任務》，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頁。

　　號稱800萬大軍的國民黨軍由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最後則節節敗退，在三大戰役中丟盔棄甲，喪失了大部分主力，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

　　中央派人前往香港，爭取在戰爭中流落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而國民黨希望得到這些民主人士的支持。當時國民黨仍然對“皇帝夢”抱著一絲希望，重新來個南北朝統治，希望和中共劃江而治。可是這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各民主黨派人士也都持不同意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黨的號召迅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5月1日，毛澤東同誌致電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愛國人士共同到解放區，一同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問題。以香港為基地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及無黨派代表人物郭沫若等，於5月5日通電國內外，響應召開新政協的號召，並開展了“新政協”運動。

　　可是這些民主黨派的頭麵人物幾乎全在香港，因而一時間香港成為國共兩黨共同關注的聚焦點。因為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無論對哪一方來說都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但是中共中央離香港太遠了，因而把這些民主人士從香港送往解放區成了一項重要且艱巨的任務。

　　於是，地下黨麵臨著極為繁重的工作任務：與各民主黨派共商國是；為國內培訓工會幹部；解決東北解放區要求在港澳及海外聘請內外科醫生的問題。

　　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這是個極為艱巨的政治任務，既要得到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又要保證他們在離港時以及旅途上的安全。

　　香港當時的情況十分複雜，密探、特務、黑幫三教九流無處不在，美蔣特務活動亦十分猖狂，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的任務十分危險。

　　戰爭正在進行，香港與解放區的陸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斷。當初，周恩來曾經試圖開辟香港—英國—蘇聯—哈爾濱的專門路線，但是得到的回應卻是港督一味地搪塞敷衍，因此，後來周恩來放棄了這一設想，而采用從香港坐船到大連或營口進入解放區的海上通道。

　　1948年7月底至8月上旬，周恩來一再致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盡力“邀請與歡迎港澳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他還具體要求潘漢年、夏衍、連貫負責這項工作，把民主人士的名單電告中央。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接到這份電報時，深知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政治任務，既光榮又艱巨，他隨手寫了一句話“興奮與擔心交並”，表達出當時複雜的心情。接著，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便決定成立一個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組，由潘漢年掌管全麵，夏衍、連貫負責與各民主黨派的頭麵人物聯絡，許滌新負責籌措經費，饒彰風負責接送的具體工作。

　　為此，饒彰風還從《華商報》等單位抽調人手，組成一個秘密工作的班子，有專職的，也有兼職的，先後參加這個班子的有：羅理實、羅培元、杜宣、陳紫秋、周而複、楊奇、趙渢、吳荻舟、陳夏蘇等人。他們分別同準備北上的民主人士聯絡，租賃輪船、購買船票、搬運行李、護送上船……這些人員分頭活動，並分別向饒彰風和夏衍匯報。

　　這一次“大營救”，比抗日戰爭搶救文化人那次規模更大，經曆更險。其間，楊傑被刺，馮玉祥在船艙裏死於奇怪的火災——至今，仍未能找到元凶。

　　為此，《華商報》記者王修平還專文記錄了這次大營救中最為慘痛的一頁。

　　楊傑是雲南省大理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經曆辛亥革命、護國運動和北伐戰爭，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執委、中央軍委常委。抗日戰爭時還任過駐蘇聯軍事代表團團長。解放戰爭中，楊傑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他應邀從雲南轉道香港到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

　　楊傑到香港後，參加了一些民主人士為他舉行的招待會，引起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注意。我和楊傑將軍接觸過幾次，彰風囑我轉告他要注意安全。這一天，我約好楊傑將軍去采訪，準備把這個信息告訴他，並且告訴他，已征得雲南著名愛國將領龍雲將軍同意，接他到山頂龍的公館住下來。這天上午，我到楊將軍灣仔的住所時，警察已經包圍附近地區戒嚴，記者也進不去。恰巧我認識在場的一位警方幫辦，在他的幫助下進到現場，楊傑將軍已於兩三個小時前被一名殺手槍殺了，子彈從背後射中後腦。現場發現一張香港《××晚報》記者的名片，是警方抓到的唯一線索。我離開現場，就連忙找雲南在香港的知名人士，龍雲將軍也幫我介紹一位國民黨中統局駐香港頭目，讓他向我透露軍統特務刺殺楊傑的情況。這個殺手正是那位名片上的記者。我根據初步掌握的情況，奔走了十多個小時，終於弄到確實材料，第二天就把這場卑鄙的暗殺事件刊在《華商報》上。在寫新聞時，既要把這個案件的凶手的活動端出來，又要注意掌握香港法律對於未宣判的案件、疑犯在報道上的限製，是費了不少心思的。報道一時引起社會極大的震動。這個《××晚報》記者確實是國民黨軍統局的行動人員，在報紙輿論的指斥下，第三天就乘飛機溜往台灣。我們也把這一消息放在報上，促使港英當局認真對待緝拿凶手一事。

　　當然，龍雲更是暗殺的主要目標，楊傑的死迫使他加強了戒備，才沒能使特務的陰謀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