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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傳奇故事與曆史遺產
關於《華商報》，關於鄧文釗、饒彰風，有不少傳奇故事，著名作家、也是《華商報》成員的杜埃，在《那一夜》一文中就回憶道：
一天下午二時多，我回到《華商報》上班，編輯部主任高天告訴我一個緊急消息，說有情報，說歹徒今晚要對我報行動——爆炸和搗亂。接著章漢夫、饒彰風、薩空了、劉思慕等負責同誌開了個會，我記得報社的督印人鄧文釗先生也來參加。得知消息的來源和根據後，大家議論開了，著重討論對策，分幾方麵進行。會議動員報社編輯部、經理部、有利印務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員作好各種準備工作。《華商報》地址在幹諾道中，是連在一起的兩棟五層樓，兩棟樓各層打通，樓下為新民主出版社門市部，內進是有利印務公司印刷機器間，二樓是排字房、裝訂部，三樓是編輯部，另一邊是黨刊《群眾》周刊編輯部和新民主出版社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五樓是宿舍，樓頂是天台（兩幢樓連成一片）。編輯部預先做好發稿工作，留下一些版位給戰訊和本地社會新聞，記者盡量提早寫好當日采訪的新聞，並增加當晚值夜人員。工作量最多的是經理部，包括有利印務公司經理部。饒彰風、楊奇、陳景文等分別布置提早排字、保衛機器和整個保衛工作，包括布置人力在五樓頂上的天台防守。此外便是重點做好首當其衝的樓下的新民主出版社門市部的防衛工作了。我們編輯部、兩個經理部和宿舍人員都必須經過樓下門市部出入，平日樓梯安放在門市部側旁，這個要害通道必須由各部門共同負責，包括調派精壯人員準備打鬥，備上木棍、石塊等硬武器和細沙等防火物品和藥物。另一重要的防備工作則是各部門與外界保持電話聯係，特別是附近的工會和警察署。章漢夫、饒彰風負責向香港政治部和警察署聯係，要求派人巡邏、監視和采取措施維持治安，協助防止破壞《華商報》。章、饒、楊等人還與港九工聯會主席取得聯係，各工會尤其是在香港的工會，動員工人參加保衛。工會是強大的保衛力量，是《華商報》的堅強後盾。
入夜後，做好自身工作的人員先行回家，留下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應變人員，特別是樓下門市部，戒備森嚴，九時即已關上鐵門，裏麵集中了待命的保衛力量。那一晚，章漢夫、薩空了、饒彰風、思慕等人到十一時，不見有動靜，楊奇、陳景文、高天和我便勸他們回家休息，有事隨時與他們家裏電話聯係。他們幾位負責人便先離開報社，我和楊奇、景文（似乎還有高天、趙元浩、麥君素）則留守值夜。我是編輯部長期值夜班的，平時約淩晨四時看完清樣簽了字，待出了第一張報才下班等電車開行回七姐妹住宅去的（當時隻一人看清樣，沒人輪班）。我發完新華社發來的解放戰爭的最後戰訊，便與在編輯和校對室的顧明、王家禎、汪學勤一起（他們作了最後校對），一邊等第一張報出版，一邊與他們閑聊並注意四周動靜，時不時打電話到樓下問值班人員有無發生什麽跡象。已回家去的章漢夫、饒彰風也來了詢問情況的電話。
終於，戒備森嚴的這一夜過去了。第二夜、第三夜也平靜無事地過去，最後也不見發生事件。
這一次爆炸破壞事件未發生，事後研究，主要是三個方麵的因素：一、當時解放戰爭迅猛發展，香港當局也看到了發展前途，他們對民主勢力當然一隻眼開一隻眼閉，采取了不偏不倚而實際對我方有利的態度。爆炸一事是影響香港社會治安的大壞事，不是對一個報館的問題，而是大的社會治安問題，香港當局不能不承擔責任，可能他們在這方麵采取了預防和抑製措施；二、民主陣營方麵有廣泛的社會力量支持，又有強大的港九工聯會屬下各行業工會的實力支援，這個力量在精神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三、這與我們報社和印務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員鬥誌昂揚，信心很足，做了內內外外的準備也是分不開的。所以這次歹徒爆炸事件終於胎死腹中，成了未遂的陰謀。
麥君素也記下一件“義舉”：
趁著香港陸續恢複與各國港口的通航，港九不少商辦的旅行社隨之成立，或代僑屬辦理出國會親，或代僑屬接待回國親人。每當輪船靠岸或班機抵達，這類旅行社就領著一批批僑屬，拿著被接待人的名牌在碼頭或機坪迎候。這些旅行社絕大多數都是正當商人經營的，且帶有服務桑梓的性質（他們的接待對象多帶有地域性）。但也有一些為非作歹之徒，乘僑胞人地生疏之機而施展種種不法手段坑害僑胞。因此，像《洋輪碼頭發現騙匪出沒，美洲歸僑大批行李失蹤》（1946年8月1日），《爆倉老鼠猖獗，組織詭秘嚴密》（1946年8月5日）等揭露性新聞報道，便連續在《華商報》的版麵出現，以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和僑胞的警惕。對於僑情方麵的采訪，王修平花了大力氣溝通各方麵關係，獲得不少準確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拯救歸僑謝老伯於絕望中一事。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美國老華僑謝××，於1947年秋帶著一生在美的積蓄——折合當時港幣約五萬元——乘航輪回國，到香港後便遇到騙子，把他帶到開設在幹諾道某號三樓的一間“辦莊”，並把他接待起來，每天酒肉美食相待。十餘天後，騙子就說服他把帶回的四萬餘元港幣加股到“辦莊”裏，以後又誘他到賭場去賭博。開始謝老伯還可以贏得一點錢，過不了幾天便輸得一敗塗地，把投在“辦莊”的那四萬餘元股本也貼上了。在謝老伯痛悔之餘，騙子便惺惺作態，拿出三千元港幣給他，勸他回鄉蓋間房子安度晚年。謝老伯無可奈何，回到原籍中山縣，本想就此認命算了，後來越想心越不甘，便折回香港想找騙子算賬，但騙子有很完備的法律手續，使謝老伯無從反悔。正當老伯麵臨絕路痛不欲生時，王修平了解了事情的經過，激於義憤把事實在報上揭露了，又直闖“辦莊”找到騙子的頭頭們論理（此舉是冒生命危險的）。經過幾天的爭辯和討價還價，騙子們終於願意退回所騙金額的70%。事情的結果是：謝老伯高高興興地拿回近三萬元港幣回鄉定居；王修平為僑胞辦了好事；騙子們卻自認倒黴。我問騙子的頭頭怎會忍得下這口氣？他歎息說：“你們的來頭大，我們則要顧全‘後路’，否則又有什麽辦法？”
一份辦了又停，停了又辦，反反複複累計起來也不過隻有幾年時間的報紙，何以在一部中華民族的解放史，乃至經濟史、文化史上留下如此輝煌的一頁？這恐怕是與兩位身份迥異，各自代表不同階層、黨派的人物精誠合作、肝膽相照分不開的。
香港作為自由港，在“二戰”後經濟恢複的過程中，《華商報》無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故的《華商報》記者麥君素，對此有過深情的回憶：
1945年9月港九地區光複後，廣大居民麵臨的問題是戰後百業待興，而各業的恢複都要麵對勞動報酬的合理性問題。從1945年年底至1948年間，勞資雙方協商合理改善各業工人的生活待遇，有些演變成糾紛，從三大船塢、五電一煤等大工業到紡織、成衣等輕工業，從茶室、酒樓等服務行業到漁農船政行政管理部門，此起彼落。在此期間，我們的報道方針是詳細反映勞工的困難生活和他們要求的合理性，支持港英當局有關部門的合法合理調解，鼓勵資方按互利原則盡量與勞工協商，避免造成對抗性的後果。根據這樣的方針，當時負責采訪工運（工人運動）的記者司徒堅、林堃深入各方麵采訪，作了多方麵翔實而客觀的報道，在消息詳盡、準確和客觀方麵居於各報的首位，不少同業記者在工運的關鍵時刻要靠我們的記者來核實一些他們無法采訪到的消息。1948年秋，在某工運領袖的一次家宴席上，港英政府勞工司蘇文對我說：“這幾年，《華商報》的工運報道幫了政府很大的忙，使政府洞察到工人的深層生活，調解起勞資糾紛來容易有的放矢。”
對於香港的工商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恢複，還麵臨一個改造的問題。香港自開埠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要服從宗主國對殖民地利益的掠奪，是按轉口商埠的藍圖建設起來的，因而領導香港社會經濟的是香港的英資銀行和四大洋行集團及其附屬的買辦資產階級。由於抗日戰爭使內地資本有不少向港轉移，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新的科技成就促使世界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香港的工商業社會經濟結構要擺脫戰前的轉口經濟，建立起適應戰後香港工商業相對獨立發展的經濟體製。1946年至1947年間，香港對外的交通運輸基本恢複，新科技產品輸入香港市場，如新藥、鍾表、塑料用品、文具等等，促進香港的商業結構改變。許多戰前必須依賴洋行進口的商品，現在大部分都擺脫買辦資產階級的控製而直接經營。同樣，這也促進香港固有的輕工業如紡織、成衣製造等迅速恢複，新興工業如搪瓷器皿、塑料用品和裝飾品製造等紛紛建立。這些輕工業產品除滿足港九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也供出口參加國際經濟競爭。這樣一種工商業經營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它原來的經濟架構，加強了對內地市場、原料和資金的依賴性。種種因素促使在發展中的工商業主反思，過去掌握在小業主和小手工業主手中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為買辦資產階級控製了數十年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是否還能在今後的發展中起作用。於是，到了1947年秋冬之際，兩團體所屬的各業會社紛紛醞釀從下而上的社團改組，進而改組這兩大團體。這一進步的願望和行動要求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版麵上給予充分的支持和正確的輿論誘導。王修平、司徒堅兩人費了大力氣去接觸這兩方麵的有關人士，作了巨細無遺的出色報道。在兩團體競選的關鍵時刻，經濟版趙元浩、孫孺兩位也支持了我們的版麵。由於這一時期我們接觸了香港工商界的很多頭麵人物，以及我們對他們所進行事業盡力支持，改變了大部分人對報紙的政治成見。有些人還從此注意和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使得一些人於全國解放後將資金轉回內地投資，對共產黨的領導極度依賴。
這段回憶，專門提到經濟版的孫孺，而30多年後，孫孺與從《華商報》出去的卓炯等人，均在改革開放中被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拓者”，筆者更曾濃墨重彩地寫到他們，視他們的理論為《華商報》的重要曆史遺產：
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考驗，尤其是在廣東民族抗日先鋒隊的出色表現，卓炯於1939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黨安排為《新建設》等刊物的編輯。抗戰勝利後，因支持與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被特務告密，隻得離開內地，取道香港，由饒彰風及《華商報》安排出了國，後出任華僑的中學校長。
我們又回到了係有卓炯、孫孺等經濟理論家的《華商報》這根長藤上了。兩年後，卓炯與該中學30名教師被當局逮捕，被判“自由出境”，回到了雲南，而後參加武裝鬥爭，迎接解放。共和國成立後，他在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在這段時間內，他已專注於中國經濟理論的研究。
50年代，中國經濟“大撤退”，從沿海撤往了內地。156項重點工業廣東沒有一項，而且從廣東抽調走了數十萬科技人員“支援內地工業”——筆者的父親、舅舅及他們學工程的同學們，也全是這個時候調往北方的，廣東在科技上被抽空了。緊接著“華企”事件等發生了，加上戰略決策的又一次失誤，廣州“棄商從工”——可“工”又幹不好，因為中央幾乎沒有投入，於是，廣州作為一個商業城市地位日益下降，作為工業城市又升不起來，日益暴露出了不可回避的局限與負效應。廣東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排行於全國第十位左右了。
不能審時度勢，而隻從大一統的倫理觀出發，經濟也就隻能從商品經濟向自然經濟倒退。於是，小農思想也貼上了社會主義的標簽。雄踞於東南亞經濟圈之上的廣州，也就隻能讓位於香港這一被割占地了。
曆史又一次錯位了。
卓炯從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的審視中，看到了這一曆史的錯失——他以獨特的曆史眼光，穿透了當時全國上下正在學習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敏銳地意識到，當日奉為正宗的經濟理論，已經篡改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統治全中國的經濟理論，仍是勞動價值論，而社會主義也應有自己的商品經濟理論。
然而，在50年代，他的呼聲又何等的微弱，而他的好友饒彰風等人後來在“反地方主義”中的遭遇，更令他痛心疾首。
終於，他按捺不住了。
1958年，“三麵紅旗”呼啦啦地卷起了神州大地上烏托邦主義的狂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神話在全國、在廣東出現了：
一夜之間“共產主義”得到了實現，“共產風”刮遍了工礦、商業、交通、農林水利，乃至政法、文教等部門，一切都“共產”了，不分你我，平、調、收、統、借、援、投、獻、派，名目繁多，花樣翻新，單位刮光了，個人也刮光了，“共產主義”卻不知在何處。經濟政策搞亂了，價值法則卻在懲罰人！由於“放衛星”、“反瞞產”，虛報高指標，農村連口糧都所剩無幾，而“公共食堂”又宣稱“吃飯不要錢”，廣東更是“三餐幹飯不要錢”……八年“大躍進”，1959年“繼續躍進”，1960年則是“更大躍進”……而下到農村去看，竟是餓殍千裏、民不聊生……
真不願意追述那段可怕的歲月，門前的斜坡上，幾乎每天都有幾個乞丐爬不過去，滾下來，倒斃在坡底下。自己也水腫了，腳上，還有臉上，按下去一個個深凹的坑……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可是，那位被視為中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陳伯達，卻在這個時候拚命鼓吹要取消商品生產，取消商品交換，產品調撥，非現金結算，進而妄想在中國消滅貨幣——即“取消人民幣”……
康生則跳出來指責不讚同他們觀點的人隻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
張春橋更不失時機地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大塊文章，鼓吹“供給製”。當然，他們趁的正是“大躍進”之機，因為這時毛澤東恰巧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說：空想社會主義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了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就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空想的“烏托邦”，適得其反，恰巧是冷酷的現實中的“反烏托邦”。目睹著中國經濟遭受的巨大破壞，哀民生之多艱，卓炯當時為廣東省黨校教授，憑他作為湖南人的血氣與廣東人的敏銳，不顧那些“大人物”的巨大壓力，針對“大躍進”、“共產風”取消商品的錯誤思潮，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商品萬歲！”並提出了他的“商品萬歲論”。一直到1990年，這一理論仍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理論領域中的表現”的帽子，不過，這是後話了。
提出這一理論的時間請曆史學家們不要忘記：這是中國的1959年。這一年，他跟隨省委黨校的工作隊，下到了肇慶地區，他親眼目睹了關閉市場、取消商品對現階段生產力可怕的破壞力。他在同他的同行曾牧野談起所見所聞時，真可謂痛心疾首、涕泗橫流……
他尖銳地指出：
社會分工決定了商品產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經濟將長期存在，價值規律是普遍存在並不可逾越的，哪怕到共產主義也會有商品經濟。
1961年，他終於在“縫隙”之中找到了機會，於沿海的《廈門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再論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正式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論文針對幾年的慘重教訓提出：
現在的事實很明顯，在公有製下，不管全民所有製的產品也好，集體所有製的產品也好，隻要有社會分工存在，產品就要進入交換過程，就要成為商品……這種商品經濟的特點，就是計劃商品經濟。
到23年之後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才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然而，在這20多年裏，卓炯為了他的這一理論，又遭到了多少批判、鬥爭以致九死一生！這些，已非筆墨所能訴諸的了。
1962年，在提出“商品萬歲論”遭到非難後，卓炯更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價值規律萬歲論”，在一係列的學術會議上，以湖南人的強勁，極為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
於是，又一重大打擊降臨了。
一年的7至8月間，上級有關部門要求廣東編寫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卓炯擔任了該書編寫組的副組長。編寫的背景很清楚，這時我們已同蘇聯“老大哥”“拜拜”了，斯大林那根本稱不上理論的經濟觀點再也不能寫進我們的教科書裏了。
沒料想卓炯又一次犯強了，他堅持在此書的《導言》中研究物質利益問題——這婁子可捅大了，因為書是上級下任務寫的，《導言》上的觀點豈可“離經叛道”？！把卓炯的觀點寫上，作為教科書使用，更是“謬種流傳”了。
他的這一意見被領導部門知道後，便非同小可了——這意味著什麽可想而知：非組織行為、反黨活動……於是，也用不著你我申辯，便下令撤掉了他的副組長職務。
別看是一個編書的副組長職務，這一撤卻引起了連鎖反應。因為這意味著他成為了“異端分子”。
於是，他所在的工作單位——廣東省委黨校，便就此提出：像這樣思想有問題的人，還適合於在黨校工作嗎？這要把我們黨的幹部引向何處？
決定便據此作出了，將卓炯調離省委黨校。
現在，我們來介紹老“三家村”中的第二個人物孫孺同誌。
當時，他正是那本書的編寫組組長，因為他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即社科院的前身）主要負責人之一。作為編寫組組長，他認為卓炯的觀點完全可以加以討論，並極力為卓炯申辯，但上級卻根本不理會他的意見。當撤銷副組長並由此造成卓炯被攆出省委黨校之後，他深感不安，站了出來聲明：
搞科學研究應該允許不同的學術觀點存在，讓人家共同討論，百家爭鳴，決不能以觀點選人，埋沒了人才。
於是，他斷然決定：別人不要，我要！
就這樣，卓炯調到了哲社所。
也許孫孺早已預感到了，卻照樣義無反顧——從此，便是風風雨雨的20年，甚至是血火刀光的20年。
兩人的命運就此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不曾分開。
如果有人問什麽叫做相濡以沫，什麽叫生死與共，那麽就看看這兩位長者吧，看看他們作為南國的“雙子星座”共同隕落的悲壯行程吧！
他們不曾同生，這是不可強求的，可他們卻可以做到同死！他們也果然這麽做到了！
中國古代有伯牙摔琴這個悲壯而又美麗的傳說，英國也有過蘭姆姊弟散文家哀婉而又動人的故事，更有世界熟知的馬克思、恩格斯誠摯的情誼。而今天，卓炯與孫孺既有古典的情義相融又有當代的風雨同舟，不僅在經濟學界，也在整個文化界傳為千古佳話。
孫孺雖是領導，可比卓炯還小六歲，入黨也遲了幾年。他在1914年出生於新加坡，祖上已僑居馬來西亞了，父母是那裏的手工業工人。他同饒彰風等人一樣也是客家人。他的祖籍是梅縣地區的興寧縣，在新加坡度過童年時代爛漫天真的歲月並讀完小學後，重“讀耕傳家”的客家人家庭，便將他送回梅縣首府進一步深造。
梅縣是人文氣氛濃厚之地，近代有丁日昌、黃遵憲、丘逢甲一代文人。所以，孫孺一下子便迷上了文學，結下了一生之緣——臨終，他仍是廣東歸僑作家聯誼會的理事長。中學畢業後，他從梅縣又重返了新加坡，並在那兒發表了他的處女作詩歌《生命的旌飄揚》，憑標題就可以聽出他內心反抗封建的人身束縛、爭取自由個性的呐喊。他在新加坡文學史中留下了不朽的一頁，是馬華新文學的重要作家之一，1979年出版的《馬華文學六十年叢書》就有他的一本《流水作品選》。
1933年回國後，成為左聯成員，1935年他“半路出家”，上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班專攻政治經濟學，不久又回到了東南亞。1940年，他回國投身於抗日戰爭，是東江縱隊成員，曆任股長、科長等職，並在這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戰勝利後，黨派他到了香港，任《正報》的編輯及發行主任，後來他又被派往饒彰風直接主持下的《華商報》工作。正如開篇所說，該為《華商報》在中國經濟學史上記下重要的一筆。
在《華商報》，由於形勢的迅速變化及需要，孫孺又與趙元浩等同誌一起，在當時黨的財經委領導下創辦了《經濟導報》。就這樣，憑著當年在日本攻讀經濟學研究班的功底，他從文學轉入了經濟學研究，尤其是偏重於國際貿易上的研究，並且由此形成了他在經濟學上的思想理論，發表了數十萬字的文章。
緊接著，他又直接從事了經濟方麵的領導工作，他們於1949年奉命從香港回廣州，負責組建華南外貿管理機構和製定對外貿易管理條例。人民共和國初建，朝氣蓬勃，希望在外貿上有新的建樹。
也可以說是“天不助人”，由於50年代國際政治的格局，朝鮮戰爭、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聯合國對中國“禁運”，並由此導致中國的經濟建設內遷，他在外貿戰線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慘淡經營了八年之久，頂多隻能在兼課時講講經濟理論，終於，他外貿局副局長不當了，到了省哲科所當副所長。
1959年，他同卓炯同誌一道，在商品經濟上作出了可貴的超前探索，在《理論與實踐》上發表了《論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重要論文，提出要“發揮商品生產的積極作用為社會主義的建設服務”。
幾年後，在卓炯處境艱難之際，他又把卓炯調來自己的部門——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料到，四年之後“文革”爆發了，他這一重才、用才的舉動，竟成了“招降納叛”的罪名。而他與卓炯一道，更被汙蔑為省社科界的“三家村”，而他自然便是“三家村”的主帥了。
尤其是卓炯調入後，孫孺曾表示：卓炯可以一心一意搞學問，而行政管理事務主要由他來承擔——這豈不是為卓炯推行他的“修正主義理論”大開綠燈嗎？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
一天天加碼、無限上綱的罪名。
遊街、批鬥、戴高帽子。
牛棚、五七幹校、逼供訊。
肉體上的摧殘與精神上的折磨與淩辱……
這一切，對孫孺與卓炯來說，都成了家常便飯——而今天，作為一位在“文革”中同樣九死一生的筆者，亦很難下筆描寫一幕幕悲劇……
不是害怕重複，因為任何不幸都有各自的不同，而是不願自己的心靈再受一次重創——對不幸的回憶同樣也是一種不幸，但願我們不需要再作這樣的回憶了。
當然，對他們的不幸更有雙重意義。
答辯的權利，沒有了，剝奪了。
著作的出版計劃被取消了，不僅如此，還成了批判的“罪證”。
尤其是對經濟學的研究，也無法進行——這可是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慶幸的是，他們挨過了非常歲月，以古稀之年迎來了第二次再生！
可以說，孫孺與卓炯，亦堪比饒彰風與鄧文釗，同樣做到了肝膽相照。
可惜，兩人都在最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夕過世了。
但他們，難道不同樣是《華商報》的榮耀嗎？
一天下午二時多，我回到《華商報》上班，編輯部主任高天告訴我一個緊急消息，說有情報，說歹徒今晚要對我報行動——爆炸和搗亂。接著章漢夫、饒彰風、薩空了、劉思慕等負責同誌開了個會，我記得報社的督印人鄧文釗先生也來參加。得知消息的來源和根據後，大家議論開了，著重討論對策，分幾方麵進行。會議動員報社編輯部、經理部、有利印務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員作好各種準備工作。《華商報》地址在幹諾道中，是連在一起的兩棟五層樓，兩棟樓各層打通，樓下為新民主出版社門市部，內進是有利印務公司印刷機器間，二樓是排字房、裝訂部，三樓是編輯部，另一邊是黨刊《群眾》周刊編輯部和新民主出版社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五樓是宿舍，樓頂是天台（兩幢樓連成一片）。編輯部預先做好發稿工作，留下一些版位給戰訊和本地社會新聞，記者盡量提早寫好當日采訪的新聞，並增加當晚值夜人員。工作量最多的是經理部，包括有利印務公司經理部。饒彰風、楊奇、陳景文等分別布置提早排字、保衛機器和整個保衛工作，包括布置人力在五樓頂上的天台防守。此外便是重點做好首當其衝的樓下的新民主出版社門市部的防衛工作了。我們編輯部、兩個經理部和宿舍人員都必須經過樓下門市部出入，平日樓梯安放在門市部側旁，這個要害通道必須由各部門共同負責，包括調派精壯人員準備打鬥，備上木棍、石塊等硬武器和細沙等防火物品和藥物。另一重要的防備工作則是各部門與外界保持電話聯係，特別是附近的工會和警察署。章漢夫、饒彰風負責向香港政治部和警察署聯係，要求派人巡邏、監視和采取措施維持治安，協助防止破壞《華商報》。章、饒、楊等人還與港九工聯會主席取得聯係，各工會尤其是在香港的工會，動員工人參加保衛。工會是強大的保衛力量，是《華商報》的堅強後盾。
入夜後，做好自身工作的人員先行回家，留下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應變人員，特別是樓下門市部，戒備森嚴，九時即已關上鐵門，裏麵集中了待命的保衛力量。那一晚，章漢夫、薩空了、饒彰風、思慕等人到十一時，不見有動靜，楊奇、陳景文、高天和我便勸他們回家休息，有事隨時與他們家裏電話聯係。他們幾位負責人便先離開報社，我和楊奇、景文（似乎還有高天、趙元浩、麥君素）則留守值夜。我是編輯部長期值夜班的，平時約淩晨四時看完清樣簽了字，待出了第一張報才下班等電車開行回七姐妹住宅去的（當時隻一人看清樣，沒人輪班）。我發完新華社發來的解放戰爭的最後戰訊，便與在編輯和校對室的顧明、王家禎、汪學勤一起（他們作了最後校對），一邊等第一張報出版，一邊與他們閑聊並注意四周動靜，時不時打電話到樓下問值班人員有無發生什麽跡象。已回家去的章漢夫、饒彰風也來了詢問情況的電話。
終於，戒備森嚴的這一夜過去了。第二夜、第三夜也平靜無事地過去，最後也不見發生事件。
這一次爆炸破壞事件未發生，事後研究，主要是三個方麵的因素：一、當時解放戰爭迅猛發展，香港當局也看到了發展前途，他們對民主勢力當然一隻眼開一隻眼閉，采取了不偏不倚而實際對我方有利的態度。爆炸一事是影響香港社會治安的大壞事，不是對一個報館的問題，而是大的社會治安問題，香港當局不能不承擔責任，可能他們在這方麵采取了預防和抑製措施；二、民主陣營方麵有廣泛的社會力量支持，又有強大的港九工聯會屬下各行業工會的實力支援，這個力量在精神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三、這與我們報社和印務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員鬥誌昂揚，信心很足，做了內內外外的準備也是分不開的。所以這次歹徒爆炸事件終於胎死腹中，成了未遂的陰謀。
麥君素也記下一件“義舉”：
趁著香港陸續恢複與各國港口的通航，港九不少商辦的旅行社隨之成立，或代僑屬辦理出國會親，或代僑屬接待回國親人。每當輪船靠岸或班機抵達，這類旅行社就領著一批批僑屬，拿著被接待人的名牌在碼頭或機坪迎候。這些旅行社絕大多數都是正當商人經營的，且帶有服務桑梓的性質（他們的接待對象多帶有地域性）。但也有一些為非作歹之徒，乘僑胞人地生疏之機而施展種種不法手段坑害僑胞。因此，像《洋輪碼頭發現騙匪出沒，美洲歸僑大批行李失蹤》（1946年8月1日），《爆倉老鼠猖獗，組織詭秘嚴密》（1946年8月5日）等揭露性新聞報道，便連續在《華商報》的版麵出現，以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和僑胞的警惕。對於僑情方麵的采訪，王修平花了大力氣溝通各方麵關係，獲得不少準確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拯救歸僑謝老伯於絕望中一事。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美國老華僑謝××，於1947年秋帶著一生在美的積蓄——折合當時港幣約五萬元——乘航輪回國，到香港後便遇到騙子，把他帶到開設在幹諾道某號三樓的一間“辦莊”，並把他接待起來，每天酒肉美食相待。十餘天後，騙子就說服他把帶回的四萬餘元港幣加股到“辦莊”裏，以後又誘他到賭場去賭博。開始謝老伯還可以贏得一點錢，過不了幾天便輸得一敗塗地，把投在“辦莊”的那四萬餘元股本也貼上了。在謝老伯痛悔之餘，騙子便惺惺作態，拿出三千元港幣給他，勸他回鄉蓋間房子安度晚年。謝老伯無可奈何，回到原籍中山縣，本想就此認命算了，後來越想心越不甘，便折回香港想找騙子算賬，但騙子有很完備的法律手續，使謝老伯無從反悔。正當老伯麵臨絕路痛不欲生時，王修平了解了事情的經過，激於義憤把事實在報上揭露了，又直闖“辦莊”找到騙子的頭頭們論理（此舉是冒生命危險的）。經過幾天的爭辯和討價還價，騙子們終於願意退回所騙金額的70%。事情的結果是：謝老伯高高興興地拿回近三萬元港幣回鄉定居；王修平為僑胞辦了好事；騙子們卻自認倒黴。我問騙子的頭頭怎會忍得下這口氣？他歎息說：“你們的來頭大，我們則要顧全‘後路’，否則又有什麽辦法？”
一份辦了又停，停了又辦，反反複複累計起來也不過隻有幾年時間的報紙，何以在一部中華民族的解放史，乃至經濟史、文化史上留下如此輝煌的一頁？這恐怕是與兩位身份迥異，各自代表不同階層、黨派的人物精誠合作、肝膽相照分不開的。
香港作為自由港，在“二戰”後經濟恢複的過程中，《華商報》無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故的《華商報》記者麥君素，對此有過深情的回憶：
1945年9月港九地區光複後，廣大居民麵臨的問題是戰後百業待興，而各業的恢複都要麵對勞動報酬的合理性問題。從1945年年底至1948年間，勞資雙方協商合理改善各業工人的生活待遇，有些演變成糾紛，從三大船塢、五電一煤等大工業到紡織、成衣等輕工業，從茶室、酒樓等服務行業到漁農船政行政管理部門，此起彼落。在此期間，我們的報道方針是詳細反映勞工的困難生活和他們要求的合理性，支持港英當局有關部門的合法合理調解，鼓勵資方按互利原則盡量與勞工協商，避免造成對抗性的後果。根據這樣的方針，當時負責采訪工運（工人運動）的記者司徒堅、林堃深入各方麵采訪，作了多方麵翔實而客觀的報道，在消息詳盡、準確和客觀方麵居於各報的首位，不少同業記者在工運的關鍵時刻要靠我們的記者來核實一些他們無法采訪到的消息。1948年秋，在某工運領袖的一次家宴席上，港英政府勞工司蘇文對我說：“這幾年，《華商報》的工運報道幫了政府很大的忙，使政府洞察到工人的深層生活，調解起勞資糾紛來容易有的放矢。”
對於香港的工商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恢複，還麵臨一個改造的問題。香港自開埠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要服從宗主國對殖民地利益的掠奪，是按轉口商埠的藍圖建設起來的，因而領導香港社會經濟的是香港的英資銀行和四大洋行集團及其附屬的買辦資產階級。由於抗日戰爭使內地資本有不少向港轉移，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新的科技成就促使世界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香港的工商業社會經濟結構要擺脫戰前的轉口經濟，建立起適應戰後香港工商業相對獨立發展的經濟體製。1946年至1947年間，香港對外的交通運輸基本恢複，新科技產品輸入香港市場，如新藥、鍾表、塑料用品、文具等等，促進香港的商業結構改變。許多戰前必須依賴洋行進口的商品，現在大部分都擺脫買辦資產階級的控製而直接經營。同樣，這也促進香港固有的輕工業如紡織、成衣製造等迅速恢複，新興工業如搪瓷器皿、塑料用品和裝飾品製造等紛紛建立。這些輕工業產品除滿足港九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也供出口參加國際經濟競爭。這樣一種工商業經營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它原來的經濟架構，加強了對內地市場、原料和資金的依賴性。種種因素促使在發展中的工商業主反思，過去掌握在小業主和小手工業主手中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為買辦資產階級控製了數十年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是否還能在今後的發展中起作用。於是，到了1947年秋冬之際，兩團體所屬的各業會社紛紛醞釀從下而上的社團改組，進而改組這兩大團體。這一進步的願望和行動要求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版麵上給予充分的支持和正確的輿論誘導。王修平、司徒堅兩人費了大力氣去接觸這兩方麵的有關人士，作了巨細無遺的出色報道。在兩團體競選的關鍵時刻，經濟版趙元浩、孫孺兩位也支持了我們的版麵。由於這一時期我們接觸了香港工商界的很多頭麵人物，以及我們對他們所進行事業盡力支持，改變了大部分人對報紙的政治成見。有些人還從此注意和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使得一些人於全國解放後將資金轉回內地投資，對共產黨的領導極度依賴。
這段回憶，專門提到經濟版的孫孺，而30多年後，孫孺與從《華商報》出去的卓炯等人，均在改革開放中被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拓者”，筆者更曾濃墨重彩地寫到他們，視他們的理論為《華商報》的重要曆史遺產：
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考驗，尤其是在廣東民族抗日先鋒隊的出色表現，卓炯於1939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黨安排為《新建設》等刊物的編輯。抗戰勝利後，因支持與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被特務告密，隻得離開內地，取道香港，由饒彰風及《華商報》安排出了國，後出任華僑的中學校長。
我們又回到了係有卓炯、孫孺等經濟理論家的《華商報》這根長藤上了。兩年後，卓炯與該中學30名教師被當局逮捕，被判“自由出境”，回到了雲南，而後參加武裝鬥爭，迎接解放。共和國成立後，他在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在這段時間內，他已專注於中國經濟理論的研究。
50年代，中國經濟“大撤退”，從沿海撤往了內地。156項重點工業廣東沒有一項，而且從廣東抽調走了數十萬科技人員“支援內地工業”——筆者的父親、舅舅及他們學工程的同學們，也全是這個時候調往北方的，廣東在科技上被抽空了。緊接著“華企”事件等發生了，加上戰略決策的又一次失誤，廣州“棄商從工”——可“工”又幹不好，因為中央幾乎沒有投入，於是，廣州作為一個商業城市地位日益下降，作為工業城市又升不起來，日益暴露出了不可回避的局限與負效應。廣東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排行於全國第十位左右了。
不能審時度勢，而隻從大一統的倫理觀出發，經濟也就隻能從商品經濟向自然經濟倒退。於是，小農思想也貼上了社會主義的標簽。雄踞於東南亞經濟圈之上的廣州，也就隻能讓位於香港這一被割占地了。
曆史又一次錯位了。
卓炯從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的審視中，看到了這一曆史的錯失——他以獨特的曆史眼光，穿透了當時全國上下正在學習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敏銳地意識到，當日奉為正宗的經濟理論，已經篡改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統治全中國的經濟理論，仍是勞動價值論，而社會主義也應有自己的商品經濟理論。
然而，在50年代，他的呼聲又何等的微弱，而他的好友饒彰風等人後來在“反地方主義”中的遭遇，更令他痛心疾首。
終於，他按捺不住了。
1958年，“三麵紅旗”呼啦啦地卷起了神州大地上烏托邦主義的狂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神話在全國、在廣東出現了：
一夜之間“共產主義”得到了實現，“共產風”刮遍了工礦、商業、交通、農林水利，乃至政法、文教等部門，一切都“共產”了，不分你我，平、調、收、統、借、援、投、獻、派，名目繁多，花樣翻新，單位刮光了，個人也刮光了，“共產主義”卻不知在何處。經濟政策搞亂了，價值法則卻在懲罰人！由於“放衛星”、“反瞞產”，虛報高指標，農村連口糧都所剩無幾，而“公共食堂”又宣稱“吃飯不要錢”，廣東更是“三餐幹飯不要錢”……八年“大躍進”，1959年“繼續躍進”，1960年則是“更大躍進”……而下到農村去看，竟是餓殍千裏、民不聊生……
真不願意追述那段可怕的歲月，門前的斜坡上，幾乎每天都有幾個乞丐爬不過去，滾下來，倒斃在坡底下。自己也水腫了，腳上，還有臉上，按下去一個個深凹的坑……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可是，那位被視為中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陳伯達，卻在這個時候拚命鼓吹要取消商品生產，取消商品交換，產品調撥，非現金結算，進而妄想在中國消滅貨幣——即“取消人民幣”……
康生則跳出來指責不讚同他們觀點的人隻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
張春橋更不失時機地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大塊文章，鼓吹“供給製”。當然，他們趁的正是“大躍進”之機，因為這時毛澤東恰巧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說：空想社會主義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了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就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空想的“烏托邦”，適得其反，恰巧是冷酷的現實中的“反烏托邦”。目睹著中國經濟遭受的巨大破壞，哀民生之多艱，卓炯當時為廣東省黨校教授，憑他作為湖南人的血氣與廣東人的敏銳，不顧那些“大人物”的巨大壓力，針對“大躍進”、“共產風”取消商品的錯誤思潮，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商品萬歲！”並提出了他的“商品萬歲論”。一直到1990年，這一理論仍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理論領域中的表現”的帽子，不過，這是後話了。
提出這一理論的時間請曆史學家們不要忘記：這是中國的1959年。這一年，他跟隨省委黨校的工作隊，下到了肇慶地區，他親眼目睹了關閉市場、取消商品對現階段生產力可怕的破壞力。他在同他的同行曾牧野談起所見所聞時，真可謂痛心疾首、涕泗橫流……
他尖銳地指出：
社會分工決定了商品產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經濟將長期存在，價值規律是普遍存在並不可逾越的，哪怕到共產主義也會有商品經濟。
1961年，他終於在“縫隙”之中找到了機會，於沿海的《廈門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再論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正式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論文針對幾年的慘重教訓提出：
現在的事實很明顯，在公有製下，不管全民所有製的產品也好，集體所有製的產品也好，隻要有社會分工存在，產品就要進入交換過程，就要成為商品……這種商品經濟的特點，就是計劃商品經濟。
到23年之後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才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然而，在這20多年裏，卓炯為了他的這一理論，又遭到了多少批判、鬥爭以致九死一生！這些，已非筆墨所能訴諸的了。
1962年，在提出“商品萬歲論”遭到非難後，卓炯更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價值規律萬歲論”，在一係列的學術會議上，以湖南人的強勁，極為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
於是，又一重大打擊降臨了。
一年的7至8月間，上級有關部門要求廣東編寫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卓炯擔任了該書編寫組的副組長。編寫的背景很清楚，這時我們已同蘇聯“老大哥”“拜拜”了，斯大林那根本稱不上理論的經濟觀點再也不能寫進我們的教科書裏了。
沒料想卓炯又一次犯強了，他堅持在此書的《導言》中研究物質利益問題——這婁子可捅大了，因為書是上級下任務寫的，《導言》上的觀點豈可“離經叛道”？！把卓炯的觀點寫上，作為教科書使用，更是“謬種流傳”了。
他的這一意見被領導部門知道後，便非同小可了——這意味著什麽可想而知：非組織行為、反黨活動……於是，也用不著你我申辯，便下令撤掉了他的副組長職務。
別看是一個編書的副組長職務，這一撤卻引起了連鎖反應。因為這意味著他成為了“異端分子”。
於是，他所在的工作單位——廣東省委黨校，便就此提出：像這樣思想有問題的人，還適合於在黨校工作嗎？這要把我們黨的幹部引向何處？
決定便據此作出了，將卓炯調離省委黨校。
現在，我們來介紹老“三家村”中的第二個人物孫孺同誌。
當時，他正是那本書的編寫組組長，因為他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即社科院的前身）主要負責人之一。作為編寫組組長，他認為卓炯的觀點完全可以加以討論，並極力為卓炯申辯，但上級卻根本不理會他的意見。當撤銷副組長並由此造成卓炯被攆出省委黨校之後，他深感不安，站了出來聲明：
搞科學研究應該允許不同的學術觀點存在，讓人家共同討論，百家爭鳴，決不能以觀點選人，埋沒了人才。
於是，他斷然決定：別人不要，我要！
就這樣，卓炯調到了哲社所。
也許孫孺早已預感到了，卻照樣義無反顧——從此，便是風風雨雨的20年，甚至是血火刀光的20年。
兩人的命運就此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不曾分開。
如果有人問什麽叫做相濡以沫，什麽叫生死與共，那麽就看看這兩位長者吧，看看他們作為南國的“雙子星座”共同隕落的悲壯行程吧！
他們不曾同生，這是不可強求的，可他們卻可以做到同死！他們也果然這麽做到了！
中國古代有伯牙摔琴這個悲壯而又美麗的傳說，英國也有過蘭姆姊弟散文家哀婉而又動人的故事，更有世界熟知的馬克思、恩格斯誠摯的情誼。而今天，卓炯與孫孺既有古典的情義相融又有當代的風雨同舟，不僅在經濟學界，也在整個文化界傳為千古佳話。
孫孺雖是領導，可比卓炯還小六歲，入黨也遲了幾年。他在1914年出生於新加坡，祖上已僑居馬來西亞了，父母是那裏的手工業工人。他同饒彰風等人一樣也是客家人。他的祖籍是梅縣地區的興寧縣，在新加坡度過童年時代爛漫天真的歲月並讀完小學後，重“讀耕傳家”的客家人家庭，便將他送回梅縣首府進一步深造。
梅縣是人文氣氛濃厚之地，近代有丁日昌、黃遵憲、丘逢甲一代文人。所以，孫孺一下子便迷上了文學，結下了一生之緣——臨終，他仍是廣東歸僑作家聯誼會的理事長。中學畢業後，他從梅縣又重返了新加坡，並在那兒發表了他的處女作詩歌《生命的旌飄揚》，憑標題就可以聽出他內心反抗封建的人身束縛、爭取自由個性的呐喊。他在新加坡文學史中留下了不朽的一頁，是馬華新文學的重要作家之一，1979年出版的《馬華文學六十年叢書》就有他的一本《流水作品選》。
1933年回國後，成為左聯成員，1935年他“半路出家”，上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班專攻政治經濟學，不久又回到了東南亞。1940年，他回國投身於抗日戰爭，是東江縱隊成員，曆任股長、科長等職，並在這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戰勝利後，黨派他到了香港，任《正報》的編輯及發行主任，後來他又被派往饒彰風直接主持下的《華商報》工作。正如開篇所說，該為《華商報》在中國經濟學史上記下重要的一筆。
在《華商報》，由於形勢的迅速變化及需要，孫孺又與趙元浩等同誌一起，在當時黨的財經委領導下創辦了《經濟導報》。就這樣，憑著當年在日本攻讀經濟學研究班的功底，他從文學轉入了經濟學研究，尤其是偏重於國際貿易上的研究，並且由此形成了他在經濟學上的思想理論，發表了數十萬字的文章。
緊接著，他又直接從事了經濟方麵的領導工作，他們於1949年奉命從香港回廣州，負責組建華南外貿管理機構和製定對外貿易管理條例。人民共和國初建，朝氣蓬勃，希望在外貿上有新的建樹。
也可以說是“天不助人”，由於50年代國際政治的格局，朝鮮戰爭、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聯合國對中國“禁運”，並由此導致中國的經濟建設內遷，他在外貿戰線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慘淡經營了八年之久，頂多隻能在兼課時講講經濟理論，終於，他外貿局副局長不當了，到了省哲科所當副所長。
1959年，他同卓炯同誌一道，在商品經濟上作出了可貴的超前探索，在《理論與實踐》上發表了《論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重要論文，提出要“發揮商品生產的積極作用為社會主義的建設服務”。
幾年後，在卓炯處境艱難之際，他又把卓炯調來自己的部門——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料到，四年之後“文革”爆發了，他這一重才、用才的舉動，竟成了“招降納叛”的罪名。而他與卓炯一道，更被汙蔑為省社科界的“三家村”，而他自然便是“三家村”的主帥了。
尤其是卓炯調入後，孫孺曾表示：卓炯可以一心一意搞學問，而行政管理事務主要由他來承擔——這豈不是為卓炯推行他的“修正主義理論”大開綠燈嗎？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
一天天加碼、無限上綱的罪名。
遊街、批鬥、戴高帽子。
牛棚、五七幹校、逼供訊。
肉體上的摧殘與精神上的折磨與淩辱……
這一切，對孫孺與卓炯來說，都成了家常便飯——而今天，作為一位在“文革”中同樣九死一生的筆者，亦很難下筆描寫一幕幕悲劇……
不是害怕重複，因為任何不幸都有各自的不同，而是不願自己的心靈再受一次重創——對不幸的回憶同樣也是一種不幸，但願我們不需要再作這樣的回憶了。
當然，對他們的不幸更有雙重意義。
答辯的權利，沒有了，剝奪了。
著作的出版計劃被取消了，不僅如此，還成了批判的“罪證”。
尤其是對經濟學的研究，也無法進行——這可是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慶幸的是，他們挨過了非常歲月，以古稀之年迎來了第二次再生！
可以說，孫孺與卓炯，亦堪比饒彰風與鄧文釗，同樣做到了肝膽相照。
可惜，兩人都在最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夕過世了。
但他們，難道不同樣是《華商報》的榮耀嗎？
